十二、关于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

（一）关于反经验主义

1974 年 12 月 26 日，毛主席在长沙同周总理单独长谈，在谈到理论问题时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他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的这个谈话，引导人们把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是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在现阶段，批判和限制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制度，是十分有害的，必然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1975 年 2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社论，公布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中的一段话。1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要求将毛主席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22 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 33 条语录。由此，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然而，“四人帮”又利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反对周总理 1972 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反对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他们提出“反经验主义”，煽动“打土围子”。

1975 年 3 月 1 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借用

毛主席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关于“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一语，说：

“据我看，主席的活现在仍然有效”，大讲反对经验主义。1975 年 4 月 1 日，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在《红旗》杂志发表。该文提出：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江青、王洪文还分别找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同志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江青 4 月 4 日在接见工人代表讲话时称：“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4 月 5 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人员讲话时又提出：“党现在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他们把周总理 1972 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借以攻击周总理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后来又重新分配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提出“打土围子”，是要把那些反对“文化大革命”极左行为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比作民主革命时期在“土围子”中的敌人，要对这些人进行所谓全面专政。此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经验主义”。4 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并要求中央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抵制。4 月 18

日，邓小平同志借陪毛主席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主席汇报了自 3 月以来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主席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的意见。

1975 年 4 月 23 日，毛主席对姚文元所送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马列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又提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并告“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1975 年 4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贯彻毛主席 4 月 23 日指示精神。会上，叶剑英、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严辞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并对江青 1973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四人帮”宗派活动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江青被迫作检讨。会后，王洪文以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为名，致信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叶剑英、邓小平同志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1975 年 5 月 3 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对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等“四人帮”的宗派活动问题，提出尖锐批评。毛主席提出：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佯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会上，毛主席还当面批评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5 月 4 日、5 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结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内容，谈了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认为，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在一定时期有针对性加以宣传”，“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说清楚”。对犯一般经验主义的人，“要慢慢来教育改造”。又指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有些报告、报刊社论、文章、新闻报道、内部清样中，只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济主义包袱的”。同意“由中央发一个从理论到政策的文件”。对于毛主席指出的江青等人的“这次错误”，表示“拥护主席意见”，“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关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手续问题，强调“政治局工作，必须遵守九大、十大方针路线，‘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团结为好”。“凡要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谈一谈。各单位拟好文件的，除外事、国防事急需立即传阅送批外，其它总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阅待议。政治局同志

有意见（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讨论的，请先向主持人在两三天前提出。个人除自己管辖的单位外，其它需下达的事，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个人交换意见，不能以个人或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气来信和通电。”周总理的这些意见，都是针对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和江青的胡作非为的。

5 月 21 日，周总理为了使中央政治局成员了解“四人帮”发动“反经验

主义”的情况，开好讨论贯彻毛主席指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 5 月 4 日、8

日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传达毛主席 4 月 23 日的批示和 5 月 3 日讲话事，致信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介绍常委会议所商意见后，着重对“四人帮”发动“反经验主义”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指出：姚文元的文章中提了， “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之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引用的。而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指 3 月 1 日张春桥在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阅后在此处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现在政治局即开正式会议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特补写如上说明。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

这封信传到张春桥时，张春桥批道：“总理的信，有些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随后，周总理致信张春桥，回驳张所谓“不确切”的说法。在重述张于批林整风中就表明应批判经验主义的思想后，指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 3 月 1 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能看出。”“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在周总理的严肃质问下，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写道：“不再改了。”

5 月 27 日、6 月 3 日，根据毛主席 5 月 3 日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连续

召开会议，集中批评江青等人。毛主席 5 月 3 日讲话之后，周恩来同志因病不能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但王拖延不开。后毛主席与周恩来同志商定，改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 5 月 27 日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了中心发言，首先谈了对毛主席

5 月 3 日讲话的理解，提出“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然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件事，要江青等人讲清楚：“一是前年 12 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在 6 月 3 日会议上，叶剑英同志就邓小平同志 5 月 27 日发言中提出的“三件事”，再作长篇发言，继续批评、质问江青等人。在中央政治局成员集中对批评“四人帮”的形势下，王洪文、江青在会上被迫作了检讨。邓小平同志

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至此， “四人帮”借学习理论大反经验主义的阴谋诡计，遭到破产。

（二）关于评《水浒》

1975 年 8 月 14 日，毛主席对陪读人员就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看法。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又称：书中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屏晁盖于 108 人之外”， “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当天，姚文元得知后致信毛主席，称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姚建议将毛主席的评论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和有关宣传、出版部门，以“组织或转载讨论文章”。毛主席在姚信上阅批：“同意”。之后，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

“四人帮”又抓住这个机会对周总理等人进行恶毒攻击。8 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8 月 28 日和 9 月

4 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社论，提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1975 年 9 月 7 日，周总理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再三劝阻，会见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为首的罗党政代表团。在回答客人提问并介绍自己病情时，但然说到：“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又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75 年 9 月 15 日，周总理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1975 年 9 月 15 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不仅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艺政策等。江青在会议期间大讲评论《水浒》的所谓“现实意义”，提出评《水浒》“是有所指的”， “要联系实际”，“《水浒》里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事后，毛主席严厉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文不对题”，指示： “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江青一伙借评《水浒》诬蔑攻击周总理的阴谋又失败了，只好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