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关于“九·一三事件”

党的“九大”之后，林彪集团掌握了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权力。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入了党章。但野心家林彪并不满足，他们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机会，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些野心家根本不讲原则，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争夺各自宗派集团的权力。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显赫地位的陈伯达，这时与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锐，转而投入林彪集团。在审定宪法修改草案时，这两个集团之间积累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 1970 年 8 月 13 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 8 月 14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中表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廉生、张春桥则发言反对。他们之间为此发生激烈争论。从表面上看，这只是文字之争，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是一场大的斗争的前奏。

1970 年 3 月，中央开始筹备四届人大会议和讨论修改宪法。4 月，林彪不顾毛主席多次说过的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担任国家主席的主张，再次建议宪法要规定设国家主席和请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毛主席认为林彪此议“不妥”，但林彪并未善罢甘休。表面上林彪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实际上，叶群 1970 年 7 月在私下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8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林彪在开幕会上，突然发表长篇讲话，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他大讲“天才”问题，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随后，林彪的党羽立即倾巢而出。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小组发言，他们吹捧林彪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并且强烈要求宪法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副主席。并且在各小组宣讲陈伯达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他们还在发言中不指名地煽动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贬低毛泽东思想”、“不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陈伯达指使华北组抢先发出第二号简报。参加会议的绝大部分同志不明真相，表示愤慨，要求把这种人“揪出来”，在党中央全会上制造了一场罕见的大混乱。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林彪的阴谋，决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并责令陈伯达检讨。周总理也连续找吴、李、邱谈话，责令他们向党中央做检查。8 月 31 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的文章，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当时对林彪还是采取了保护态度，没点他的名，但揭发批判陈伯达这件事本身，就沉重打击了林彪集团，宣告他们利用和平方式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

庐山会议的较量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失败告终。但林彪并不甘心失败。他在庐山对吴法宪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他们转向以暴力方式抢班夺权，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

1971 年 2 月，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苏州的一所别墅，开始秘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3 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他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当时，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他利用职权

和特殊身份很快在空军里纠集了一群死党，组成反革命别动队，代号为“联合舰队”。经过一阵密谋，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五七一工程纪要》。

《纪要》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者制造“割据局面”。强调“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把毛主席杀害。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主席让周总理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中央还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1971 年 4 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并责令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在会上作检讨。党中央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限于被动境地。

月 14

日毛主席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开始了对南方的巡视。途中与一些省、市、大军区的负责人谈了话。对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活动，做了更尖锐的批评。毛主席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并明确指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主席还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
月 5

日，李作鹏陪外宾到武汉，从武汉空军政委刘丰那里得知了毛主席讲话内容后十分紧张，他火速赶回北京，告诉了黄永胜，并报告了在北戴河的叶群。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得知毛主席的讲话后十分恐慌，他们在北戴河连夜进行紧张的密谋后，悍然决定对南巡途中的毛主席下毒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9 月 7 日林立果对他的特务武装“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8 日林彪下达了反革命政变的手令。他们准备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动手，炸毁毛主席乘坐的火车。

南巡途中的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反映和一些反常迹象，对林彪的阴谋活动有所察觉，改变了行动规律。9 月 10 日，专列抵达上海，未按惯例长住，昼夜兼程，回到北京。使林彪一伙苦心策划的阴谋化为泡影。林彪、叶群眼看杀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决定带着黄、吴、李、邱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形成武装割据，以图日后东山再起。

9 月 12 日晚 10 点 30 分，周总理接到中央警卫局的报告，得知林彪驻地活动异常，并调动一架三叉戟飞机时，当即给吴法宪、李作鹏打电话查问有关情况。林彪、叶群得知周总理查问飞机的事，顿时乱了方寸，为了掩盖南逃阴谋，叶群故意于当晚 11 点 20 分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周总理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叶群答：“空中动”。周总理又问：“你那里是否有飞机？”叶群撤谎说：“还没有调飞机来”。当时，周总理已经知道林彪的 256 号专机已调到山海关机场，他从叶群的撤谎电活判明林彪心怀鬼胎，可能要跑。周总理立即给李作鹏打电话：“停在山海关机场的 256 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是，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下达的命令却将周总理的指示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由于周总理高度警惕，并且采取了紧急措施，使林彪意识到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于是改南逃为北叛，立即乘飞机前往苏联伊尔库茨克，投苏叛国。

9 月 13 日零时左右，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乘车逃往山海关机

场，并开枪打伤了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零时 32 分，林彪乘坐的飞机从山海关强行起飞。此时周总理已得到毛主席批准，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当飞机进

入内蒙上空，吴法宪电话请示是否拦截林彪的座机？周总理答：“此事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去吧。”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雷达的荧屏上消失的时候，已是凌晨 1 时 50 分。当时周总理尚未掌握林彪一伙的全部阴谋活动，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以防万一，接毛主席到人民大会堂暂住。随后，周总理召集政治局委员紧急会议，通报了主席回京和林彪叛逃的情况，并做了紧急战略和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部署。

周总理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值班人员多次劝他休息一下，他始终不肯。9 月 13 日一整天，周总理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布置任务，要求各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并对各部门应付意外情况，做出部署。一直忙到 9 月

14 日上午，连续工作两个昼夜，在大家的劝阻下，他才躺了下来。下午两点，周总理又被秘书叫起来接电话，当他听到林彪所乘的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坠落，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地连声说：“摔死了，摔死了。” 并立即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

从已经掌握的情况看，黄、吴、李、邱与林、叶关系非同一般。对此，毛主席告诉周总理：“看他们十天，教他们但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9 月 23 日，毛主席过问此事，周总理汇报说：黄永胜等人正在拼命烧材料。毛主席、周总理决定，立即处理黄永胜等人。9 月 24 日周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吴、李、邱实行隔离反省。随即召集军队高层领导人开会，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时宣布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实行集体领导。

在处理林彪叛逃过程中，周总理处于整个指挥的中心。他明察秋毫，当机立断，及时做出周密布置，挫败了林彪集团南逃另立中央的图谋，避免了内战的危险，并以最微小的代价，彻底斩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九·一三事件”中，周总理为国家和人民立了大功。他本人也更加受到毛主席的信任，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

周总理同林彪集团的斗争并非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周总理很早就不赞成林彪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指示。1966 年 7 月26 日周总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是“最高指示”、“最高最活”等类言辞，我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认为“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对林彪宣扬“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等政治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表示反对。周总理强调“政治要与业务相结合，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上”，“反对空头政治”。

周总理对林彪把党的领导视为“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对林彪取消“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由院校党委领导的决定”，表示反对。周总理强调，不能把党的领导同大民主对立起来。反对“踢开党委闹革命”。对于林彪借“文化大革命”不择手段地整老同志表示反对。如林彪打击迫害贺龙同志，周总理用保护的方式进行抵制。对于林彪在 1969 年底—1970 年初战备期间的瞎指挥，周总理也进行了抵制。如林彪曾下令放掉密云、官厅两个水库的水，周总理知道后，在一次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对列席会议的黄永胜说：密云、官厅水库的水不能放，现在情况没有那么紧急，把水库的水放掉，北京几百

万人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怎么办？要黄永胜立即报告林彪。 “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对周总理更加信任和倚重。毛主席决定

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73 年 8 月党的“十大”上，周恩来重新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本来周总理是党的“八大”选出的中央副主席，1966 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几位党中央副主席不再提及，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党的“九大”后，林彪便成为唯一的副主席，周恩来只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周总理党内职务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把周恩来视为可以信赖的助手，他信任和依靠的是林彪等人。“九·一·三事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厉害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毛主席；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竟然叛国出逃；新提升的六名政治局委员竟然一同从事反革命活动，等等。

所有这些不能不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它所造成的灾难究竟有什么价值？继续下去有什么意义？它促使人们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主席也由此产生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不得不对自己的错误政策作局部调整。但是，毛主席依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依然信任和支持江青集团。因此，周总理同毛主席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周总理的工作依然困难重重。

我记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先念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总理问我：“你看中央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说：“没有解决，中央文革一伙还在嘛！”总理说：“问题远没有解决，难啊！”说着说着，总理眼眶里充满了忧国忧民的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