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所谓“二月逆流”

党政机关的领导权被造反派篡夺后，国家迅速陷入一片混乱。林彪、江青等人还想搞乱军队。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种状况表示强烈不满。一批身居高位的老革命家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同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抗争。这场抗争，实际上从 1967 年 1

月 19 日开始，到 2 月 19 日为止，就军队要不要稳定，“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该不该统统打倒等问题逐步展开的。

1967 年 1 月 19 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提出：军队也要发动群众搞“四大”。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老帅们尖锐地指出：党政机关都已经搞乱了，不能再把军队搞乱。军队搞乱了，要天下大乱的！老帅们还当面责问陈伯达、康生、江青：“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

1967 年 1 月 20 日，林彪在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提出：军队要全面搞“四大”。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四位副主席坚决不同意，并且责问林彪：“军队搞乱了，全国大乱了，你国防部长靠什么？”叶剑英同志用拳头敲着桌子说：“谁要搞乱军队，绝没有好下场！”徐向前同志也愤怒地站起来推倒茶几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

1967 年 1 月 28 日凌晨，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会议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四大”，军队院校可以搞，但不准串连。1 月 28 日，毛主席批准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命令》明确规定，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命令》还规定，今后一律不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1967 年 1 月 31 日，周总理接见军队院校、文艺等单位的代表，阐述和解释《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强调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冲击和进驻军事领导机关，更不能随便揪人、抓人。

1967 年 2 月 10 日，周总理主持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规定》指出：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分期分批进行“四大”；陆、海、空的军以下单位及北京卫戍区、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到这些单位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地夺权，不允许冲击；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要分清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当权派不能一概打倒；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会后，将《规定》送毛主席、林彪阅批。次日，毛主席批：送总理照发。

中央军委先后发出的《命令》和《规定》，有力地挫败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要搞乱军队的反革命阴谋。

1967 年 2 月 11 日，周总理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乱党乱军的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叶剑英同志质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同志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行吗？”

2 月 16 日周总理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以下简称三老四帅）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义正严辞地对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了激烈抨击。谭震林同志质问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同志要退出会场，周总理叫他回来。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当李先念同志说到：“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从《红旗》13 期社论开始，“老干部通通打倒了”。周总理接过李先念同志的话，对陈伯达等说：《红旗》13 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怀仁堂会议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江青密谋，当晚整理“记录” 向毛主席告状。告状时，张春桥提到，周总理对《红旗》杂志 13 期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毛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中央常委会讨论。叫张春桥与周总理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中央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

2 月 19 日凌晨，毛主席召开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

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他面带怒容，严厉地指责 2 月 16 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同志。他说：“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到会的周总理心情十分沉重，他已经看出，毛主席发这么大的火，一定是听了江青一伙的诬告。他内心支持“三老四帅”的观点，又不能对毛主席“火上浇油”。毛主席已经明确支持林彪、江青，而“三老四帅” 毫不退让。这样继续下去正中林彪、江青的下怀，不能走这步凶多吉少的险棋。保存实力，保护“三老四帅”过关的良策，就是要先顺从毛主席，检讨过关。于是他巧妙地出来打圆场，对毛主席说：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做了检讨。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毛主席采取了对周总理宽容的态度，但对“三老四帅” 毫不让步，他依旧生气地说：“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事要认真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起身退场。

会后，周总理立即与“三老四帅”商量对策及过关的办法，提出三条建

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岗位绝不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要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三老四帅”被他一片良苦用心深深感动，同意他的意见，主动要求找毛主席做检查。在得到毛主席谅解后，周总理又趁热打铁，拿出“五一”节联欢晚会让“三老四帅”出席的名单，毛主席十分爽快地签了“同意”二字。

周总理以他超群的斗争策略，巧妙地化解了矛盾，保护这批共和国元勋度过了险关，也打破了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借毛主席之手铲除“三老四帅” 的阴谋，为后来粉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凭团保留了骨干力量。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压下去之后，江青一伙将二月抗争污蔑为“二月逆流”，向社会上散布，煽动群众掀起所谓“反击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由此出现更大规模的揪斗、打击、迫害党政领导干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的狂潮。

1971 年 11 月，周总理、叶剑英同志等陪同毛主席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领导干部时，毛主席在批判林彪的谈话中提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1972 年 1 月 6 日，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前往毛主席处商谈工作，谈完后，毛主席说：“二月逆流” 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叶剑英同志前往医院向重病中的陈毅同志作了传达。1972 年 1 月 6 日，陈毅同志不幸逝世。l 月 10 日，毛主席参加了追悼大会，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而且表示，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门这些人都搞掉。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而不是例行公事。陈毅同志的丧事安排是毛主席审定的。他在审批时并没有讲要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主席穿着睡衣到八宝山礼堂。周总理在追悼会（下午三点）前不到一小时才知道毛主席要参加。显然，毛主席这一行动是经反复考虑后决定的。这既是为功勋卓著的老部下恢复名誉的一种表示，也是承认自己在所谓“二月逆流”问题上整错了“三老四帅”。

陈毅同志逝世后，我参加了治丧工作。原定的治丧规格比较低。周总理得知毛主席参加追悼会后，提前赶到八宝山公墓礼堂，见到我立即指示：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的负责人要增加，追悼会推迟半小时。周总理一口气说了二、三十个名字，大体上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我立即电话告诉国务院值班室马上通知。

陈老总是文武兼备的开国元勋，一身正气，刚直不阿，深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敬仰。尽管江青一伙唆使造反派制造谣言，诽谤他、丑化他、打倒他，但是，陈老总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形象是打不倒、抹不掉的。陈老总的逝世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很大悲痛，人们怀念他，为他鸣不平，许多干部和群众想参加追悼会而没有机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建人同志因为没有得到参加追悼会的通知，给周总理写信表示不满。周总理批给我，要我给周老写一信，检讨几句，让他消消气。我遵照总理指示给周老写了一封信，承担责任，向他检讨和道歉。

在党和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三老四帅”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的会议上，对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的倒行逆施，提出批评，是符合党章的，是正常的。但是，由于党内生活不正常，“三老四帅” 的正义抗争，不仅被压制下去，而且被江青一伙污蔑为“二月逆流”。这完全是是非颠倒。七位老革命家的凛然正气，一心为党为民的崇高品质，是十分可贵和令人敬佩的。当时，周总理在政治上与“三老四帅”是完全一致的。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更重要的是周总理认识到同毛主席对抗必将失败，因而采取保存力量，保持阵地，施加影响，减少损失的策略。如果他不采取这样的策略，而采取正面对抗的方针，无非是两种前途：一是他和“三老四帅” 像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一样，都被打倒，把政权让给林彪、江青一伙；二是与毛主席分道扬镳，党、军队、国家分裂，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历史证明，周总理的选择是正确的。

“二月抗争”遭到毛主席压制后，国务院除林彪、谢富治外，其它所有的副总理都被整得无法工作。这对处境已经很困难的周总理，真是雪上加霜。这时，周总理一面努力帮助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余秋里同志检讨过关，争取继续工作；一面经毛主席、中央政治局批准，组建国务院业务组，协助总理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那时各地区、各部门关于政府被夺权、领导干部被扣押、交通运输中断，武斗、停工停产等报告像雪片一样飞来，各种各样的难题都堆到周总理那里，他日日夜夜为党、为国操劳。可是林彪、江青一伙还不断的搞阴谋诡计进行破坏，我们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也为周总理的命运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