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为党、国家和人民做出的重大贡献、在他逝世的时候，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党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做出正确评价。只有在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后，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

1981 年 6 月 27 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决议》实事求是地指出，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 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负责。同时又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决议》对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的功绩，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决议》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决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1970 年至 1971 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 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 1967 年 2 月前后许多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

《决议》对周恩来同志做出这样的评价，足以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们党的健康力量同“左”倾严重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 周恩来同志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是有功的。这是党的评价，历史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二十余年，现在谈论它的是非功过，不仅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党、国家和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 更重要的是为了继承周总理和已故的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防止再发生类似严重错误。毛主席在他的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不尊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 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搞个人专断；他不尊重宪法、法律、党章，不受它的限制和约束，为所欲为；他听不得不同意见，顺我者重用，逆我者遭殃，

致使动乱延续十年之久，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害，只有在他逝世后才能纠正。这暴露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很不健全，尤其是对党的领袖，而且是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必须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地正确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国家，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个《决议》十分重要，它是党和国家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我相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逐步落实《决议》提出的各项民主政治建设任务，一走能够切实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完善，以保障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够顺利进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在稳步前进；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所有这一切，可以告慰敬爱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