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政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财富，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尽管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对于从中央到基层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状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并导致严重后果，但是，毛主席并不主张打倒一切，对于有错误可以改正的干部，他还是要用的。林彪、江青一伙则不同，他们为了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党政军干部，煽动造反派强加给他们“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叛徒”、“特务”等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各级领导干部被罢官、夺权，大批干部“靠边站”，有的被“专政”，有的被投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造成乌云遮天的黑暗局面。大批党外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对于林彪、江青一伙这种倒行逆施，周总理表示坚决反对。他在多次接见北京和各地红卫兵以及各地区、各部门造反派代表时反复讲：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主要的；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犯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按敌我矛盾对待；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一棍子打死，等等。不仅如此，周总理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遭受迫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保护和解放了大批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

红卫兵运动开始后，许多年幼无知的学生，在中央文革一伙人的煽动下， 到处横冲直撞，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查“地富反坏右”，很快搞得人人自危，不得安宁。

1966 年 8 月 30 日，章士钊先生写信给毛主席，反映 8 月 29 日夜被红卫兵抄家的情况。毛主席阅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总理接到批示后，马上找来肇事的造反派，进行了严肃批评，责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部队保护章宅。有了毛主席的批示，周总理就有了保护干部的依据。于是他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要求对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知名人士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常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均给予保护。名单开出后，嘱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把这份名单转交给统战部，要统战部照名单划定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列出来。9 月 1 日，又命 301 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知名人士入院，告以这些人年老多病，政府应负责保护。

在“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因派工作组到学校协助领导“文革”运动，被毛主席指责为“镇压学生运动”，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而导致在全国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风潮。从中央到地方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受到批判。在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受到迫害和冲击的时候，周总理尽力予以保护。

1966 年 9 月，周总理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参加红卫兵大会并发表讲话， 突然会场上许多人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总理立即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才继续讲话。他说：即使犯了路线错

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1966 年 10 月 20 日凌晨，周总理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告诫他们不要到天安门贴刘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指出：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的要求。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元首，即使要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去发动群众。你们做事要慎重些。

1966 年 12 月 31 日，周总理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人谈话，当有人提出：“刘少奇属于敌我矛盾”时，周总理说：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我。周总理还告诫蒯大富等人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贴到天安门去。

1966 年 10 月 9 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要求王光美同志到该校去作检查。周总理接见他们的代表时说：王光美不能到清华去当场作检查，（批判）可以背靠背。12 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又以发“请帖”名义，要求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周总理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967 年 1 月 6 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将王光美同志骗出中南海，然后挟持到清华大学批斗。周总理知道后，立即派童小鹏把王光美要回来。

1967 年 1 月 7 日晚，周总理接见七机部两派代表，告诫他们：不要揪人， 不仅谭震林、李富春副总理不能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不能揪，陶铸同志也不能揪。刘邓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还要保。同日，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到中南海西门要求“揪刘少奇”，周总理接见他们的代表时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你们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1967 年 1 月 8 日凌晨，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个门口，要求揪斗“刘、邓、陶”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周总理把造反派代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去，指出：冲击中南海的行为是错误的。党中央不同意揪斗刘邓陶。你们要揪斗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也不能揪斗。同日， 周总理接见石油系统造反派代表，批评大庆油田造反派煽动工人离开油田、放弃生产的行为。当造反派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时，周总理立即背过身去，以示抗议。然后说：他们两位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办法。

1967 年 1 月 6 日凌晨，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的策动下，北京的造反派聚集中南海两个西门外，要求揪斗陶铸同志。周总理对着堵在西北门口的人群说：你们说陶铸同志是“叛徒”，我不知道，中央没有讨论过，我要向毛主席请示，现在不能回答你们。天快亮了，大家先回去休息。你们可推出代表，告诉国务院秘书厅吴庆彤同志，改日我接见。总理回办公室后，我与造反派商定了一个代表名单。1 月 7 日周总理接见时指出：你们不要无根据地给陶铸同志乱扣帽子。陶铸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们举行“批陶大会” 不合适。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1 月 23 日，周总理在接见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时，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陶铸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1967 年 6 月中旬至 8 月 5 日，中央文革一伙人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动上千个群众组织，一万余人，在中南海两个西门外安营扎寨，几十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日夜狂吼，企图冲进中南海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同志。

当时我住在办公室，晚上休息必须服烈性安眠药才能入睡。高音喇叭对周总理的干扰可想而知。开始几天，高音喇叭播音从早晨七八点钟开始，午夜一两点钟结束。为了减轻对周总理的干扰，使周总理有一定休息时间，警卫部队曾奉命与围困中南海的组织者商谈：每晚零时至次日上午 12 时停止播音。那些造反派不但不接受意见，反而变本加厉，昼夜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地吼叫起来。他们的目的就是向周总理施加压力，逼迫周总理撤出中南海。可是， 周总理为了保护刘、邓、陶和住在中南海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造反派围困中南海五十多天，他巍然不动。造反派始终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在中南海的许多中央领导人。后来，毛主席对此进行批评，造反派才散去。事后，周总理在国务院业务组的一次会议上说：戚本禹曾给我打电话，建议我搬到钓鱼台去住，我拒绝了。如果我离开中南海，造反派就会冲进来抓人，那全国还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冲击？如果刘、邓、陶被揪走，那全国还有什么人不可以揪？如果国家首脑机关被造反派占领，那我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如果撒手不管，那就是对党、对国家不负责任，就是犯罪！

1968 年 10 月 31 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关于《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当时，党内政治生活十分不正常，极左思潮和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极点。对刘少奇同志的审查结论和组织处理，既没有经过核实，也没有进行认真地讨论，更没有听取刘少奇同志的申辩。刘少奇同志受尽折磨，于 1969 年 11 月 12 日在开封含冤逝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复查证明，这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有关决议是完全错误的，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冤案。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总理遇到极大困难：或者赞成，或者反对，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为了避免与毛主席发生矛盾和冲突，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通过决议时，他和其他中委一样表示赞成。当时表示反对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陈少敏同志。这件事对周总理来说是不得已的。如果他表示反对，就会立即被打倒。与他关系密切的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也会受到株连。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一伙的天下，林彪一伙的天下。这对党和人民是十分不利的。周总理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非常痛苦的。

在贺龙同志受迫害时，周总理将贺龙同志和夫人接到自己的住地——西花厅暂住，以后又送到西山保护起来。之后，造反派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同志。2 月 18 日、19 日，周总理两次嘱秘书告诉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后来，林彪派人将贺龙同志抓走，总理未能继续保护下去。1967 年 4 月 28 日，周总理和康生等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在谈到所谓“二月兵变”（这是康生等人给贺龙同志妄加的罪名）时指出：据我知道没有这件事。“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命令嘛。

1966 年年底，周总理获悉彭德怀同志被北京的红卫兵从成都市抓走，即将押送北京。他立即要秘书给成都军区司令员、政委打电话：（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 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车站等候，指定卫戍区司

令员傅崇碧亲自去接，由卫戍区安排食宿，不许任何一派红卫兵插手。在火车抵达北京，傅崇碧同志去接时，北京各路造反派已云集车站，准备抢人。周总理亲自到车站做造反派的工作，最后同意他们派人与卫戍区共同管理， 并约法三章：对彭德怀不许游斗，不准武斗，不准搞逼供信。这样，彭总暂时被“监护”起来，从 1966 年底到 1967 年 7 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1972 年 1 月，有关部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 将彭德怀同志及其他被监护者，都转移到北京木樨地附近的一个单位，彭总等人的居住、饮食等都有所改善，并配备了医护人员。

1967 年 1 月 3 日、4 日，周总理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谈话，

说服他们取消将于 1 月 5 日召开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把叶、陈当作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终于说服造反派答应延期召开这个会议。

彭真同志被撤职后，周总理通知卫戍区照样派警卫部队在他的住地保护。1966 年 12 月 4 日，江青、戚本禹指使红卫兵将彭真同志抓走，不知去向。周总理立即下令寻找，查到下落后，派部队把彭真同志要回，保护起来。同日，被绑架的还有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力群等同志。周总理指示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立即把他们找回来，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 不能随便抓人。”

从 1967 年 1 月开始，在毛主席支持下，中央文革一伙在全国发动了“全面夺权”。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党政领导权被造反派强夺，大批老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以下简称三老四帅），先后于 1 月中、下旬和 2 月 11 日、16 日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就“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不应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同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展开面对面的抗争，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围攻批判，并定罪为“二月逆流”。周总理看到这样对抗下去十分不利，于是说服三老四帅主动向毛主席做检查，保护他们过关。三老四帅在得到毛主席谅解后，周总理又趁热打铁，提出“五一”节联欢晚会让三老四帅出席的名单，毛主席十分爽快地签了“同意”二字。周总理以他超群的斗争策略，巧妙地化解了矛盾，保护这批共和国元勋度过了险关，也打破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借毛主席的手铲除三老四帅的阴谋。

1967 年 5 月 5 日，周总理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李富春同志，提醒他们注意，不要因“五一团结”（指“五一”天安门烟火晚会）而造成错觉，否则，“那就要来一个新的反复。”

三老四帅取得毛主席谅解后，林彪、江青一伙仍不死心，他们策动造反派继续纠缠不休，妄图打倒这些老革命家。周总理坚决进行保护，同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激烈地斗争。

在江青、康生等人的策划下，外事口和外交部的造反派执意要“打倒陈毅”同志。

1967 年 5 月 11 日，周总理接见外事口造反派代表，劝说他们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同志。指出：揪斗陈毅，中央不能同意。会上，造反派围攻周总理，并企图把“陈毅是三反分子”的说法强加于周总理。周总理愤然指出：

我没有讲“陈毅是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

1967 年 5 月 15 日凌晨，周总理接见外国语学院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他们为揪陈毅而冲击外交部，说：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就倒了？没有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能去，谁去扣留谁。

周总理为了保护陈老总，曾先后四次参加陈毅作自我批评和接受批判的大会。例如，1967 年 8 月 11 日，外事口“批陈联络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陈”大会。事先，周总理曾向造反派头头重申：不许呼喊“打倒陈毅” 的口号，不许挂“打倒陈毅”的标语，不许有侮辱人格的举动。他们表示遵守。然而造反派头头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在会议中间，突然从大礼堂二楼吊下许多“打倒陈毅”的大标语，还有几个造反派要上台对陈老总搞武斗， 当即遭到警卫人员的拦阻。周总理严肃地批评造反派不讲信用，并指示有关人员保护好陈毅同志。然后愤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外事口另一派定于 8

月 27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陈大会”，周总理准备参加。但是，外事口“批陈联络站”头头们提出无理要求，进行阻挠。当日凌晨，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周总理接见“批陈联络站”的头头们，试图说服他们不要阻挠。但是，他们不但不听，而且威胁说：“要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周总理愤怒地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 26 日下午两点到现在，

我已连续工作 18 个小时，我的身体不能支持了。周总理感到心脏不适，服药后仍未好转。但造反派继续纠缠，置之不理，致使周总理心脏病发作。在场的保健医生搀扶周总理离开会场。造反派仍不罢休，他们叫喊：“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冲击会场”。走到会议厅门口的周总理转身怒斥： “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这次，周总理因病一天半不能工作。周总理委托李富春同志参加了当天晚上的“批陈”大会。

在 1967 年 8、9 两个月的 40 多天里，陈老总共接受大小会批判八次，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和保护下，陈毅同志虽也曾遇到被“揪”之险，但人身安全得到保障。

1967 年 1 月上旬，周总理得知造反派抄陈云同志家的消息后，立即派童小鹏前去制止。又指示杨德中把陈云同志从新六所住地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1967 年 3 月 21 日，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和各部党组成员时，针对造反派提出要批判陈云同志和把批判李先念同志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明确指出：我不能回答。中央常委内部问题，由中央决定。中央常委没有决定批判陈云同志。李先念是副总理，中央还信任他嘛。我是不主张大字报上街的。

1967 年 5 月 4 日，周总理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联络站”。在谈到对“二月逆流”的看法时说：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先念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的整个历史。

1967 年 6 月 16 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严厉批评他们不听劝阻，在 13 日执意召开“打倒李先念”大会，说：“打倒李先念”，我不赞成。你们不调查，不核实，随便把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说成是“叛徒头子”，这谁高兴？ 敌人高兴。

1967 年 6 月 11 日、13 日，周总理接见农林口造反派，针对造反派提出

要揪出谭震林，说：你们写的谭震林同志的材料，我看过了，还要核实，结论不能作这么早。

1967 年 6 月 3 日晚 10 时至次日凌晨 4 时，周总理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代表，指出：七 机部“9·16”在国防部门口用大喇叭“炮轰聂荣臻”，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你们要承认错误。

1966 年 11 月 17 日，周总理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卫兵代表，批评他们冲击国防科委，指出：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成绩是主要的，原子弹、导弹都上了天，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是毛泽东思想。

1967 年 7 月 31 日，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出席纪念“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周总理请示在外地的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周总理亲自通知徐向前同志，并指示有关部门选好从徐帅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以防意外。

1967 年 10 月，在江青唆使下，北京“天派”学生准备前往北京西山搜查老帅们的住所。周总理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派两个团去警卫、劝阻。周总理在深夜亲自带领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到老帅们的住所视察警卫工作，作具体指示。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认识到以所谓“二月逆流”，整三老四帅，搞错了。他说：“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诬陷薄一波等同志。周总理得知红卫兵因这件事揪斗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时，于 1966 年 11 月

24 日，就刘澜涛等同志出狱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北局的电报指出：“刘澜涛同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在将电报稿送毛主席审批时，又附信说明：此事“七大”、“八大”均已以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主席当天批示：“照办”。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分别给西北局和吉林省委发去电报。

薄一波同志在这个重大冤案中横遭迫害，周总理积极设法保护。先是借薄一波同志身体不好，要他去广州休养六个月，实际上是让他避开红卫兵的揪斗。康生知道薄一波同志去广州后，策动国家经委造反派到广州去抓。周总理立即指示：“应由广州军区派部队按接送彭德怀的三条，送薄回北京”。薄一波同志到京后，又被康生一伙投入北京的一个监狱，倍受折磨。在周总理多次关照下，薄一波同志被安排住进医院治疗。

1967 年，周总理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对罗瑞卿同志“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周总理得知罗瑞卿同志手术后伤口未愈，造反派惨无人道，仍要他参加批斗会。指示：“伤口未愈，不能批斗。”

1966 年 9 月 1 日，周总理出席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在讲话中要求红卫兵执行党的政策。他强调指出：应当尊重宋庆龄，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她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这是不对的，我们无

论如何要劝阻。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于安全受到威胁的宋庆龄、郭沫若等著名人士，在他们的住地，派卫戍区部队加以保护。有的送解放军总医院加以保护。对不愿离家的，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戴红袖章， 到被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沙千里等同志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使他们较为安全地度过红卫兵运动的高潮。

在西藏的阿沛·阿旺晋美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周总理决定派专机把他们接来北京，加以保护。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陈伯达妄加“反革命嫌疑”罪名，逮捕入狱。专案组审查几年无结论。1973 年周总理过问，公安部查明是一起错案。周总理得到公安部的报告后，立即报送中央批准予以释放，并给予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 名字见报后恢复了名誉。

1967 年上半年，在国务院一些部长、副部长遭到轮番揪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先后把他们接到中南海休息，少则几天，一般两三个星期，个别的住一两年。据不完全统计，到中南海“避难” 的有：王震、陈正人、廖承志、方毅、姚依林、康世恩、刘宁一、周荣鑫、段君毅、吕东、王诤、刘澜波、钱之光、邱创成、江一真、王磊、孙正、钱信忠、钱正英、周子健、萧望东、林乎加、萧鹏、刘建章、王子纲、徐今强、李人俊、江学斌、饶兴、刘秉彦等。余秋里、谷牧协助周总理抓经济工作， 常住中南海，不能回家，有时白天挨批斗，晚上回中南海工作。

1967 年 1 月 22 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矿业学院时死亡。周总理得知后悲愤地说：“这个同志死的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当即要公安部负责查明死亡原因。之后，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多次谈到张霖之的死，说：我很难过，对于部不能这样斗，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老干部，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由于调查工作迟迟没有结果， 1970 年周总理责成煤炭部军代表继续追查。7 月 31 日周总理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审查煤炭部军代表给国务院的两次报告，以及住矿业学院工、军宣队的报告。会议作出结论，主要内容是：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1967 年 1 月，张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矿业学院时，由于戚本禹的威胁和煽动，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兹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张霖之同志的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1967 年 2 月 2 日，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同志在连遭批斗后死亡。周总理得知后，立即要有关部门查明死亡原因，并要看尸体解剖化验结果。2 月 6 日，参加了赵尔陆同志的追悼会。196S 年 4 月 20 日，周总理在接见国防科委等部门群众组织代表时说：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一直在后勤工作，勤勤恳恳。活人要保，死的也要保。

在一些大区中央局、省市自治区领导人被夺权，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处境十分困难时，周总理在报请毛主席同意后，分别把他们接到北京。有的安置在京西宾馆，有的安置在中直招待所等地方，保护起来，并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受到这种保护的有：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欧

阳钦、黄火青、黄欧东、曾希圣、廖志高、霍土廉、王鹤寿、杨超、高克林等同志。

1967 年 8 月，周总理得知住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被造反派抓走，并进行游斗，立即指示傅崇碧同志派部队保护他们。还指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 20 多位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转移到卫戍区部队一个安全住所，并嘱要严格保密。江青等连续两天在中央的会议上，当着周总理的面，向傅崇碧追问这些人的下落。后来，毛主席表示赞同周总理的措施，江青才停止追查。

1967 年 8 月 25 日，江青反对周总理要宋任穷同志回辽宁工作，指使造反派夜间闯入京西宾馆，绑架宋任穷、陈锡联等同志。周总理得知后，命傅崇碧同志带人将宋、陈从造反派手中救出。次日凌晨，周总理在接见辽宁造反派代表时，对此提出严肃批评：这种办法，不是无产阶级政治，说坏一点， 是国民党特务作风！

1967 年夏，中共东北局书记欧阳钦同志因病住进北京空军总院治疗。东北三省几个大学的造反派，到空军总院要揪欧阳钦同志去沈阳批斗。周总理得到报告后指示：欧阳钦同志有病，不能回东北接受批判，待病愈后再回去。我奉命去空军医院向造反派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并说服他们按总理指示办。

后来，周总理将在京保护的部分大区、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分散安排到毛主席亲自抓的“点”，也就是北京的六个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实际上是保护起来。这六个工厂是毛主席抓的点，造反派不敢到那里去抓人，实际上是“安全岛”。

1967 年 1 月 29 日，周总理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时说：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为什么不能唱？人家有一点错误，就连他作词的歌子也不能唱了？要唱，我还要唱呢。萧华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过去是“红小鬼”。1967 年 3 月 3 日，周总理出席萧华同志的检查会并讲话说：萧华同志犯错误是不自觉的，缺乏经验。他是个“红小鬼”，从他整个历史看是光荣的。不要用放大镜看一个人眼前的错误，要看他的整个历史。还说：抄萧华同志的家是股“妖风”。

1967 年 1 月，周总理与叶剑英同志商定，以治病为名，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接来北京保护。

1967 年 7 月 24 日，周总理安排抵京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

汉华等 12 人住在京西宾馆。周总理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怂恿造反派包围、冲击京西宾馆，欲将陈再道揪出批斗后，要傅崇碧同志立即赶往现场，并交代说： 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之后， 周总理又责令戚本禹前去处理，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毛主席做出交代”。戚本禹被迫到现场，叫造反派退出。

1968 年 3 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安全受到威胁时，毛主席、周总理把许世友同志接来北京，安置在中南海休息了一两个月。

1968 年 12 月 26 日，毛主席指示：“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是坏人。”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成为周总理在干部问题上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有力武器，成为解放干部的重要依据。

1970 年，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在驻石家庄地区某部被“软禁”时将

腿摔断。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派飞机将他接回北京，送 301 医院治疗。

1970 年 4 月初，周总理在《张学思病情恶化的报告》上批示：“要告诉

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 301 或其它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据此，张所在医院提出救治方案，但遭到林彪一伙阻挠。5 月下旬，张学思同志病危，临终前表示：“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时对林彪等人强加于他的罪名——批驳，说：“问题迟早总会弄清楚”。5 月 29 日，张学思同志在医院病逝。

1970 年 3 月 4 日，周总理就数学家华罗庚来信反映其数学手稿被盗事， 批示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和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首先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1971 年 8 月 9 日，周总理陪缅甸总理奈温到广州，得悉粤剧名演员红线女从五七干校回来，仍不让她演出，在剧团干杂务。周总理提出让红线女在欢迎奈温的文艺晚会上演出节目。从此，恢复了红线女的演出权利。

1972 年 10 月，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多次过问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贺绿汀的问题，催促尽快结案。1973 年 1 月，在毛主席过问、周总理多次催促下，贺绿汀被解除监禁。

1971 年，周总理得悉著名彝族女演员杨丽坤在“文革”中受迫害造成的病情，打电话给云南省革委会，要求有关部门负责杨的治疗。

周总理不仅保护了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 还保护劳动模范，如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同志，北京市的掏粪工人石传祥同志等。

1970 年 2 月，周总理对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军代表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如果民主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背靠背地进行审查。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如有现行反革命，另当别论。之后，又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五七干校抽调回来。

1972 年 4 月原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和原内务部部长曾山相继因心脏病去世。周总理在不到十天的时间，连续参加两位老部长的追悼会，既悲痛又震惊！周总理与国务院其它领导同志商定，通知在“五七”干校和疏散在各地的国务院各部委副部级以上干部回京，普遍检查一次身体，并改善他们的保健和医疗条件。同时，周总理还指示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对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对存在的困难及时加以解决。国务院办公室和政工小组向国务院各部门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请卫生部安排医院承担这一任务。卫生部安排了十家医院负责为这些同志检查身体。

1973 年 3 月，教育部部长何伟又因心脏病突然病逝，周总理严肃批评了未落实好医疗保健工作，提出卫生部对党内老干部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中的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一次全面身体检查，具体工作由北京医院负责。“文革”中一度废止的高级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制度得以恢复。

1972 年 3 月，周总理看了在押的原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逝世的报告，提出：全面检查一下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病的治病， 病重的住院，身体不好的加点营养，不要等病危再去医院治疗。周总理关心这些人的健康和治疗问题，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对强加于这些人的罪名是不相信的。可是，在江青一伙还在台上的时候，立即释放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只能设法减少他们的痛苦，减少疾病和死亡。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期间失去自由的老干部，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的死党外，都是好同志，是冤假错案。

1972 年 12 月 18 日，毛主席将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妻子刘淑清反映监狱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送给周总理，毛主席批示：“应一律废除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当日，周总理批告李震、杨杰、吴庆彤办三件事：（一） 将刘建章保外就医，并通知其家属、子女前去看望。（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他在国务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对在押人员的待遇问题，在年内再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在押人员都要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如有违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当时，我约李震、杨杰和中央专案组负责人到国务院会议厅，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并商定分别办理周总理提出的各项任务。此后，对在押受审人员的残酷迫害，有所改变。

1973 年 1 月 8 日，周总理审阅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监管工作重要指示的报告》时批示：同意将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辖，要求在一个月内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允许各省来开监管工作会议的人参观、批评和学习。同时建议卫生部再拨出两个医院的部分病床，接收在押人员住院治疗。秦城监狱经过整顿，在押人员的居住、饮食、医疗卫生条件均有所改善。

1973 年年初，周总理约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同志谈话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方面的工作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老同志出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老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到 1973 年 7 月，中组部、国务院业务组、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正副职、中直各部门正副职、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和军队正军职以上待解放的名单，共约三百多人。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这个名单。在讨论中，江青、张春桥等人屡屡作梗，百般阻挠。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同志作《过桥》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表示愤慨。由于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据理力争，最终还是解放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当时国务院业务组提到会议上 151 人，我奉命向中央政治

局会议汇报情况，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解放 97 人。所谓解放，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阅读党内文件，按原级别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或安置休养。

1973 年 5 月 20—23 日，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宣布，经毛主席批准、谭震林、乌兰夫等十三人予以解放，分配工作。

1975 年 2 月底 3 月初，周总理连续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同志谈关于中央所管专案审查对象的处理意见，指示应尽快结束专案审查。3 月 7 日， 周总理审阅修改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 3 月 6 日写给中央的《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根据毛主席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 670 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 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做出结论的，应做出结论；一时还不能做出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销。《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具体处理的意见。周总理在“人民内部矛盾”一类中，加上“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作人民内部矛盾

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公布”。

周总理为了加快解放干部的进度，指示在京的中央党政军、统战、文教、科学等系统和北京市，利用国庆节、五一节等重大节日，让应当解放而尚未解放的高级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文化、教育、科学各条战线的知名人士参加招待会等活动，会后将名单登报。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党、政、军有关部门每年国庆、五一部提出一个大名单，送周总理审阅。他不仅同意，常常还增加一些人。例如，1974 年国庆节招待会名单，周总理在医院审阅后，提出增加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还有齐燕铭同志。这样就起到了解放干部、恢复名誉的作用。

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利用其它机会解放干部。例如 1975 年 2 月 4 日，辽宁海城地震后，立即组成以副总理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前赴灾区慰问。那时周总理正在住医院。慰问团出发后，将名单报送周总理。他阅后指示：吕正操同志是海城人，中央慰问团应增加吕正操同志，并任副团长，让他与灾区群众见见面，并发表讲话，然后作新闻报导，以恢复名誉。之后， 立即派专机送吕正操同志去辽宁灾区，参加中央慰问团的活动。

由于周总理的努力，保护和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保护了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仍然有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还有许多老干部没有解放。

周总理在保护老干部中，最大的贡献是用各种办法保护邓小平同志，在时机到来时，及时向毛主席提出建议，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第二代领导核心，为彻底纠正“文革”的错误，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先决条件。

1969 年初，因“战备疏散”，邓小平同志一家被安排去江西省，周总理接连给江西省负责人打电话，对邓小平同志一家的安排做出具体指示。他否定了在赣州安置的方案，提出在南昌市郊选一个地方。后来邓小平同志一家被安置在驻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某步兵学校校长的一套住宅，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总理的要求。邓小平同志的“劳动”点拖拉机修配厂，离其住处不远。

1972 年春，王震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建议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王震同志要我我一位字写得工整的人抄清，并说：“此事请示过周总理，总理说可以给毛主席写信”。

1972 年 8 月 3 日，邓小平同志写信给毛主席，在批判林彪的同时，希望做点工作。8 月 14 日，毛主席阅后批给周总理，对邓小平同志的历史作了四条评价（即：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 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周总理立即把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信印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 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同时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立即解除对邓小平同志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当年 12 月，周总理与纪登奎、汪东兴同志共同研究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问题。之后，纪登奎、汪东兴同志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邓小平同志仍任副总理。周总理看了以后， 又取得毛主席的同意，终于在 1973 年 3 月 10 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以后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更加信任，让他担任党政军重要职务。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重新

委以重任，与周总理不失时机地向毛主席进言有着密切关系。

在“文革”期间，周总理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和国家领导人，保护和解放老干部，保护爱国民主人士的事例太多了，不可能全部列举。可以说，在“文革”中幸存的或逝世的省、部、大军区以上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批老干部， 以及高层的爱国民主人士，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周总理的关怀和保护。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为保护党和国家领导人，保护革命老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作出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