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倒新国会

罗斯福 1933 年就任总统后，推行“新政”，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他通过民主党控制新国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方面推行了一项联邦机构，特别是行政部门的大规模集中和调整；全国复兴法，5 亿美元的失业救济法，失业补助法，铁路管理法，成立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以支持行将破产的私营银行公共动力法，国内企业主贷款法以及啤酒法。

杜邦家族对罗斯福的新政，开始持慎重的态度，以后随着新政的实施，触动了杜邦家族的利益；杜邦家族便与民主党的新国会，由开始的不信任而发展到分道扬镳了。拉蒙激烈抨击罗斯福新政，认为走得太远了。伊雷内抨击罗斯福“掏别人的腰包来发救济金”，说联邦政府“显然认为它能向富人征税而给穷人用，但这一法案显然是违反宪法的”等等。他们还成立了“美国自由同盟”（简称自由团）对付新的国会。这个自由团成立于 1934 年，是相当激进的右翼团体。在这个团体中，还有一些资本雄厚的实业家。“自由团”自我标榜的是宪法和个人权利的捍卫者，但实质上是反罗斯福反“新政” 的组织，有些人还认为它有法西斯主义言论嫌疑。杜邦家族曾支持这个团体，伊雷内不仅支持而且是其中一员。

伊雷内既是自由团中的活跃分子，又是杜邦公司和杜邦家族的发言人，他以他的如簧巧舌到处发表演说。1935 年，当政府出动 4 万名国民警卫队员在 19 个州内镇压罢工时，伊雷内大骂罗斯福的失业救济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他指责罗斯福政府不是实行论功行赏的政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无功受禄的政策。它贯彻了社会主义揭示的准则，“拼死拼活地干，这样寄生虫就可以从你的劳动中得到利益”。

杜邦家族对新国会的肆无忌惮的攻击，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极大愤慨。在一次国会联席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给予了杜邦猛烈反击，他指控说：“他们盗用了伟大的民族思想的外衣，为可耻的特殊利益服务。这些工商业界的少数人，从事着在人民中散布恐惧与不和的广泛宣传。他们会结成帮派，反

对人民的自由。”针对自由团的反劳工政策，罗斯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谋求恢复为他们图私利的权力。他们提出要带领我们重绕同一个旧拐角，走回到同一个阴沉沉的旧街道。”

罗斯福对杜邦家族的抨击，使在座的少数共和党议员十分吃惊和尴尬，当着这些共和党议员的面，他毫不留情地对自由团进行抨击，说他们试图“怯懦地用含糊不清的言语来掩盖他们的反对意见”。

“我们显赫的经济寡头不希望退回到他们所唠叨的那种个人主义中去，即使在那种制度下好处属于残忍者和强有力者。

“他们认识到，我们在 34 个月内，已建立了新的民众权力机构。在一个人民的政府手中，这个权力是有益而正当的；但是在经济寡头的政治傀儡手中，这种权利就可能为人民的自由制造镣铐。

“让他们为所欲为吧。他们一定会走每一个过去寡头的道路，权力归自己，奴役给民众，他们的武器就是恐惧的武器。”

罗斯福在国会的这番讲话及其对杜邦家族和自由团的鲜明态度和强硬的抨击，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民主党人欢呼，共和党人愤恨。杜邦家族的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自由团，或者对罗斯福冷嘲热讽，说他是在为重新当选制造舆论，或者对他进行谴责，骂他煽动阶级仇恨。

不管共和党和自由团如何制造反对舆论和活动，他对那些破坏罢工的有钱人的挑战坚决给予反击，并继续实行他认为美国资本主义要持续下去所必须的改革纲领——他的新政权。

杜邦家族与罗斯福政府的矛盾越来越深了。在罗斯福宣布向美国主要的军火制造商杜邦家族开火的影响下，杜邦家族几乎成了众矢之的。

1934 年 2 月，参议员杰拉尔德·奈在参议会上又对军火制造商杜邦家族进行攻击，说他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根。杰拉尔德·奈在《幸福》月刊上写了一篇有确凿证据的材料为论据的文章，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随后奈又出版了一本揭露杜邦之流军火制造商的名为《死亡贩子》的书，这本书十分畅销。在这些文字材料的鼓舞下，参议院决定由奈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对杜邦公司进行调查。

杜邦家族毫不示弱，继续与罗斯福政府进行斗争。他们积极进行院外活动，阻挠参议院进行调查。同时，他们进行了一些非法的阴谋活动。

1934 年，杜邦财团突然买进专门制造小型武器的雷明顿军火公司 56％的股票。这项投资不仅为杜邦公司获得了火药市场，同时也给它带来了雷明顿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钢刀制造商的附带财产。不久，杜邦公司又吞并了全国最大的猎枪制造厂查尔斯·帕克公司，还有彼得斯子弹公司以及俄亥俄州金氏火药公司。杜邦这种异常举动是有其目的的。

这年夏天，杜邦家族进行非法活动的盖子终于揭开了。雷明顿军火公司，美国自由团司库以及杜邦这个家族，都卷入了美国历史上一件异乎寻常的阴谋：要以强力推翻罗斯福政权，从而推翻美国政府，这是一场胎死腹中的未遂政变。

这样，就引出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激烈的参议院军火听证会，杜邦家族成员皮埃尔、伊雷内、拉蒙、弗利克斯被送上了军火听证会。

杜邦家族的这些头面人物在接到通知后，并未感到多大惊恐，显得似乎很冷静。他们确信，这次事件完全是由于杜邦家族反对罗斯福而在政治上遭到的一次刁难。

听证会对杜邦家族进行最严厉的攻击，着重指出：杜邦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超额利润，同时从 1918 至 1920 年末，杜邦公司实际缴纳的

140 万美元所得税，都是属于 1918 年的。1919 和 1920 年，杜邦公司因工厂报废而申报净亏。但杜邦公司曾经得到过协约国支付的工厂建造费用和美国政府支付的工厂拆除费用。

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用确凿的证据，将杜邦公司与当时正在武装希特勒的德国军火公司签订的战前和战后卡特尔协定，杜邦公司拥有大宗德国军火公司的股票，弗利克斯亲自签订的吉拉合同被一一揭露出来。还有事实表明杜邦公司早在 1924 年就了解德国已开始重新武装。

坐在证人席上的皮埃尔、伊雷内、拉蒙和弗利克斯都显出一副漫不经心、若无其事的样子，竭力装出贵族老爷的镇静姿态。

皮埃尔这时已经快 70 岁了，穿着一套颜色不深不浅的衣服，他矮胖、秃顶，像一位老祖父，和善的蓝眼睛透过架在鼻上的眼镜腼腆地注视着周围。腼腆是皮埃尔的性格特点之一，也是他们家族的遗传。弗利克斯穿的是非常时兴的淡色衣服，这集中体现出他优越的社会地位；拉蒙和伊雷内却各穿一套漂亮的传统的黑色衣服，他们俩心平气和地一一否认对他们的指控，一面若无其事地从烟斗里喷出一口一口的烟雾。

在听证会上，杜邦家族否认他们参加外国卡特尔，否认对通用汽车公司有任何控制权，否认利润是他们的惟一动机，而自称是爱国的，否认有过任何贿赂行为。当调查委员会拿出一个个证据时，有时伊雷内承认有那么回事，有时皮埃尔表示突然回想起那件事，而拉蒙拒绝承认任何事情。拉蒙曾阻拦德国科隆·罗特魏勒公司为阿根廷政府兴建火药厂，在听证会上参议员劳申布什提出这个问题。拉蒙漫不经心地从嘴里抽出曲柄烟斗，摇了一下，以示不同意。这时，劳申布什火了，气愤地说：“你怎么能对我们提供的所有证据采取这种态度呢！”

这时，弗利克斯插话：“我们宁愿卖炸药而不愿建炸药厂。”他的很不恰当地辩解，传到阿根廷政府官员耳中，据说阿根廷政府大骂杜邦公司见利忘义。

伊雷内作为杜邦家族的一位有才能的演说家，在听证会适当的时机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他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美国一参战，杜邦家族的纳税额就超过从卖给美国的火药炸药中获得的利润。另外，政府所需的这批火药炸药是用于战争的，而且只有杜邦公司才能提供。伊雷内在谈到政府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准备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认为“谁都不想把所犯的错误归于自己。谁都不愿主动承担责任。”他争辩说，靠战争发财的远非杜邦公司一家，但不知何故却偏要针对杜邦公司一家。当然，这原因伊雷内心里是很清楚的。

也许是伊雷内的辩驳发言起了作用，或是罗斯福认为应适可而止，时过不久，听证会上的调子急转直下，整个情势对杜邦家族有利。人们认为，杜邦家族不是魔王，他们不是谋求战争的人，无非是善于经营的商人，杜邦公司与德国各公司签订的军火协定，只是一种商业活动，他们与一般商人不同之处只是在商品种类上，而不是在商业道德上。更何况同希特勒德国做生意的并非只杜邦一家，美国其他大公司也同德国大做其生意。如：联合航空公司、柯蒂斯·赖特公司、道格拉斯航空公司和斯佩里陀螺仪公司，都给德国供应容易改装成战时使用的设备。此外，和纳粹德国签订专利协定的还有通

用电气公司、美国铝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这样，杜邦家族侥幸地逃脱了联邦的起诉。

其实罗斯福总统及其政府搞这一场军火调查，旨在打击杜邦家族反对和攻击新政的嚣张气焰，杀一杀他们的威风而已，并没有打算对他们实行法律制裁。要知道，华盛顿所有的人包括白宫当权人物和杜邦公司的新老老板们，在道德标准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共同的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的共同命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杜邦家族虽然免遭联邦起诉，但他们的损失却是相当巨大的。杜邦的名声本来就不好，通过这次听证会更是一落千丈。不过此后，他们抨击新政和罗斯福的言行有所收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