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靠肯尼迪总统

1945 年 4 月 12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关键性阶段。希特勒的西线已经崩溃，艾森豪威尔已经渡过了莱茵河，并长驱直入德国和中欧，东线的苏联红军已经逼近柏林 35 英里的地方。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军队的崩溃就在眼前了。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当一切都达到高潮的时候，曾经为这种时刻的到来怀着极大希望和信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罗斯福总统却永远闭上了双眼，告别了战争，告别了他的盟友、将军、士兵和人民，告别了喜爱的事业。罗斯福是得脑溢血而死的，4 月 9 日他在佐治亚温泉休养时，他的年轻的女友露西·抗瑟弗德夫人带着著名的女画家肖马托来为他画像，4 月12 日，当罗斯福坐在皮椅上，画家正在紧张工作时，罗斯福突然对露西说， 他头痛得很厉害，说完就再没说出第二句话，他的头已垂到胸前了。

罗斯福去世后，当时的副总统肯尼迪接任他的总统职位。这位在美国历史上连续三次当选的美国总统的去世，结束了美国民主政治，也结束了他与杜邦家族多年的恩恩怨怨。对于总统之死，杜邦家族的人并不怎么悲痛，虽然两家曾是儿女亲家，但那种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就结束了。罗斯福纵然给了他们不少好处，但杜邦家族看重的是他的权，而没有多少真挚情谊，不过他们心里还是有些怅然的，往后将去依靠和利用谁的权势来保护和发展杜邦家族的利益。杜邦家族历来的生财之道，就这么两条，一是适时抓住机会，二是巧妙地利用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中最大的权力当然是政府和总统了。

美国前驻德大使詹姆斯·W.杰勒德曾写过一本专论权势影响力的书，其中列举了 59 名统治美国的人物，在这 59 位人物中，除政界军界人物外竟列

举了 6 位杜邦家族成员：皮埃尔·杜邦、伊雷内·杜邦、拉蒙·杜邦、亨利·F.杜邦、小尤金·杜邦和尤金·E.杜邦。他解释说：国家的实质是“王位后面的权势”。那些没有时间担任政治职务的工业和金融巨头，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却有着永久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一个官员具有的那种暂时的影响。回顾一下杜邦家族的发展史就可以获得有力的证明。伊雷内·I.杜邦在

布兰迪瓦河畔初建火药厂以来，政府的权力就是这家公司发展的基石，杜邦首次销售的买主就是美国政府。1812 年美英战争、墨西哥战争和南北战争都给杜邦提供了扩展火药生产销售的良机。亨利·杜邦火药托拉斯组织需要组

织一个新型大公司，为了获得政府的特许权，亨利的继承人尤金·杜邦甚至用阴谋手段修改了特拉华州的宪法，使之在法律上便利杜邦公司建立，对各大公司来说，特拉华可算是国家最宽容的一个州，征收商业税的比例在美国最低，公司合并费用低廉，举行州外股东和生产会议以及可按照公司的需要来确定多少股票等级，可以预料到，美国最大的公司都是在特拉华州进行合并的。对于愿意住在特拉华州的有钱人，州政府有特殊的住房规定：私人财产全部免税。杜邦家族利用政治权力的活动已扩展和渗透到了政府各部门， 乃至最高权力机关及首脑。

1910 年，杜邦公司因违反反托拉斯法而遭到起诉，由于在竞选中，杜邦家族的头面人物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科里帮了塔夫脱的大忙，因而得到了塔夫脱总统的宽恕、渡过了难关，未伤一根毫毛。而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杜邦家族和罗斯福联姻，它使杜邦公司不仅在减免税赋上大受其惠，而且成为罗斯福政府订购军火的首选厂家，被授权以 2500 万美元建立和管理一家产量达

到全国总产量 3 倍的火药工厂，随后又授权兴建制造原子弹的“汉德福”工厂，前面说过杜邦公司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不少麻烦，吃官司，被送上参议院听证会或法庭。如 30 与 40 年代反托拉斯诉讼案、军火听证会，以及

自 1948 年开始，在通用汽车公司投资问题上，被政府提出起诉，前前后后大概有十多起，杜邦公司忙得不可开交。然而他们有通天之力，谁也奈何不了。

这些都是杜邦家族过去如何巧妙地利用权势的有力见证。而眼下杜邦家族和杜邦公司面临一场更大的官司，且看格林沃尔特将如何动作。1950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修正案，其中规定：“允诺扩大生产和销售， 但不允许一个财团垄断。”而这个修正案的原案就得到华盛顿当权的大公司人士所赞助，同时还受到罗斯福和洛克菲勒财团的鼓励。1952 年政府对 186 名杜邦家族成员提出集体起诉，罪名是利用他们未成年子女起控股公司作用。这次起诉于 1954 年 12 月做出裁决，否定了他们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垄断

企图，然而事隔一年，即 1955 年，杜邦家族又在通用汽车公司增加投资 7500 万美元。杜邦公司竟然公开反对克莱顿反托拉斯修正案和最高法院的裁决。如此胆大妄为，立即引起了众怒，政府、企业界、金融界领袖不得不表示， 必须用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因此，杜邦——通用汽车诉讼案就成了一个比以往更重大的案件。这样，杜邦家族又被送上了法庭。这样一来，杜邦家族和杜邦公司搞得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起来，不过他们并没有坐听命运的摆布。格林沃尔特和杜邦公司其他领导人，公共关系部又加紧进行活动。格林沃尔特对杜邦公司历史上十多起诉讼案的胜诉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从历史的经验中，他认为这次诉讼，来头不小，对手不凡，只有动用最高权力方可回天。于是他和公共关系部主任布雷曼研究，找人穿针引线，请求肯尼迪出面解难。

格林沃尔特在布雷曼的陪同下，找到华盛顿的大说客克拉克·克利福特， 首先送上 100 万美元的厚礼，然后向他讲述了购买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以及遭受起诉他的原因，一起分析了这个案子的难度。并请求他向肯尼迪转达杜邦公司和杜邦家族在总统竞选中反对他当总统候选人的歉意，并邀请肯尼迪以老朋友的身份到杜邦家作客，克拉克·克利福特表示愿意尽力效劳。他凭着如簧巧舌，使肯尼迪转变了对杜邦家族的态度。1961 年 5 月的一天，肯尼迪来到了尤金·杜邦家拜访尤金，俩人进行了友好热情的交谈。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和猜测。

时过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特别法案，命令杜邦公司放弃在通用汽车公

司的约 1800 万股票的财产，同时按购置时的原价免税，这项决定，使杜邦公

司的股东们节省了总额达 5.3 亿美元的税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