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和古巴息息相通的脉络

早在 1959 年的 5、6 月间，那是在古巴革命刚刚夺取政权仅仅几个月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派遣切·格瓦拉出国作重要的国事访问。那一次，切·格瓦拉首途访问的国家，便是埃及共和国。

从那一次访问开始，切·格瓦拉就已成为了纳赛尔总统的，感情非常赤诚深挚的朋友。从那一次访问开始，他们就有了一种由衷真挚的，兄弟般的私人感情，从那一次访问开始，他们成了非常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知己和至交。

开始的时候，早已名噪于世的二十世纪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英雄人物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便是后起的古巴革命英雄们非常尊敬和崇拜的一个伟大的偶象。

早在 1952 年，当埃及军队拥有中校军衔的的纳赛尔，和另一名拥有埃及军队少校军衔的阿密尔，两个人各持一把左轮手枪、虎彪彪地进入埃及军队总参谋大楼，把枪口对准着埃及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首先夺取埃及武装部队的军事指挥权，进而开始有条不絮地调动由埃及军队早已产生的秘密组织，在军官俱乐部的活动场地上组织起来的，自由军官组织的年轻的校官们指挥的军队，包括一支装甲兵部队，迅速地开进开罗，迅速占领所有的中枢和要害的部门和地域，然后，封锁一切公路和通道，占领国家电台和所有媒体组织，占领国家通迅枢纽中心，掐断和控制一切电报、电话，进而占领国家政府大厦，包围王室宫庭宫邸，接着派出早已训练有素的包括一些情报军官在内的专员，分赴包括美国英国大使馆在内的各国驻牙罗使馆，在国家电台宣布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军事政变成功，已经完全掌握国家政权和控制国家局势的消息的同时，专员们向各国大使馆进行通报；同时宣布保护各国在埃及的利益，警告任何国家不得干预埃及的国家内政。

最初，加麦尔·阿卜勒拉·纳赛尔，就是如此，领导埃及自由军官团的年轻的校官们，近乎是轻而易举地，差不多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埃及根深蒂固的庞大的法鲁克王朝和这个王朝的五脏俱全的国家机器所拥有的统治国家的权力。

接着，随着昏庸而荒淫无耻极为肮脏的法鲁克国王被逼迫退位和被“体面”地放逐，而后，统治埃及历史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寿终正寝，古老的埃及正式宣布成为共和国，一颗灿烂的明垦耀眼地出现在新埃及的上空，纳赛尔在 1954 年的岁尾，不仅仅再只是以 1952 年 7 月开始的军事政变以来，实际上掌握着埃及命运的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人亦即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身份，领导和掌握着埃及革命发展事宜，而且现在完全以埃及的国家最高的领导人的正式身份，掌握和领导了埃及在二十世纪历史海洋中航行的舵盘。

早从这个时候开始，加麦尔，阿卜社勒·纳赛尔，就完全成为了一个已经震动世界的世界知名人物。他的英名和创造世界奇迹的壮举，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并且，在地球的另一面，在拉丁美洲，他已经特别地成为了拉丁美洲未来在革命斗争中成名也将震动世界的诸多未来的英雄们的心扉，这其间特别包括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这样的当时的拉丁美洲勃勃雄心炽烈燃烧着的青年革命者，无疑，从那时候，或者从那时候前后开始，纳赛尔对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这样的拉丁美洲的青年革命者，开始产生着无可置疑的影响，产生着巨大的鼓舞。

1952 年，7 月 19 日，纳赛尔和他的亲密战友阿密尔，各持一把左轮手枪进入埃及的最高参谋本部夺取军事指挥权，拉开了埃及革命的序幕。在纳赛尔的指挥下，1952 年 7 月 26 日，纳赛尔另一个亲密的战友毛希丁少校，指挥军队攻打和占领开罗的蒙塔扎和拉斯赛两座王宫，法鲁克国和他的首相阿里·马海尔阁下宣布屈服，同意无条件交出国家政权，这样，1952 年的 7 月26 日，也就成了纳赛尔领导的埃及革命胜利的日子。

一年以后，也就是到了 1953 年的 7 月 26 日。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也在这一天发主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震动世界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在古巴哈瓦那大学法学系学习获法学博士头衔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与他同在该所大学学习的亲兄弟劳尔·卡斯特罗，一起领导和带领一班古巴各大学的大学生，为了谋图冲击和打垮美帝国主义强加在古巴人民头上的屠夫政权，为了推翻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反动的已蒂斯塔政权，策划了一场攻打蒙卡达兵营，以图夺取武器，掌握武装，实现推翻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目标的行动。

那一年，卡斯特罗是二十六岁，他的弟弟劳尔只有二十一岁。由于他们年纪很轻，完全缺乏武装斗争和战斗的经验，这一次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武装斗争，是以失败的结果告终的。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许多大学生英勇牺牲和被杀害了。卡斯特罗和劳尔，是在蒙卡达兵营攻打失败后，古巴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人民声讨巴蒂斯塔屠夫政权残酷杀害造反学生的声浪中，被巴蒂斯塔军警在追捕中捕获的，由于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巴蒂斯塔政权不便秘密杀害卡斯特罗和劳尔，于是就决定对卡斯特罗和劳尔，以及其他一些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参加者们，进行公开的司法审判。

结果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毫不畏惧这样的审判，在 1953 年 10 月 16 日，在古巴圣地亚哥的法庭上，菲德尔·卡斯特罗，以法学博士自我辩护的权利，面对法庭，面对旁听席上众多的旁听者和诸多新闻媒体记者，慷慨陈辞，进行了后来作为世界的世纪性文献，冠以《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为题的长篇辩护。

这一篇辩护词，成了慷慨激昂地声讨反动的巴蒂斯塔政权的檄文，旁听席上的听众，不顾主审法官的禁止，不时地激起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有的参审法官，完全被辩护词深深打动，完全站到了被审判者的立场上来，审判卡斯特罗的法庭，完全变成了对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审判，众多的古巴和包括美国记者在内的一些记者，把法庭辩护的录音和辩护词，数万字的长篇文章，从这里的法庭带出去，发表在了许多重要报纸和刊物的版面上。

巴蒂斯塔反动政权，对此又恨又怕，赶忙下令草草结束对卡斯特罗以及其他攻打蒙卡达兵营起义者的审判，并且粗暴凶狠地宣布判处卡斯特罗十五年徒刑，判处劳尔十三年徒刑，把他们关进了松树岛监狱。

但是，接下来，为此而声讨巴蒂斯塔政权的呼声，和声援被难中的卡斯特罗以及其他被难者的呼声，始终不断，从来也没有稍停过，于是，在两年后，在 1955 年，巴蒂斯塔政权为捞取一点“民主”的好名声，特赦释放了卡斯特罗、劳尔和他们同案的其他二十六名同伴。

然而，被释放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他的许多追随者，与反动的血腥屠杀镇压人民的巴蒂斯塔政权，是完全势不两立的。获得释放，走出牢狱以后，卡斯特罗与劳尔，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马上离开古巴，潜入到墨西哥去，开始筹组薪的革命组织。为了纪念 1953 年 7 月 26 日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壮举，

他们新组建的革命组织，就起了个名称叫“7·26 运动”。

从那时开始，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墨西哥开始了伟大的古巴新的革命的紧张的准备工作，筹备着开始新的武装斗争事宜。

也就在这个期间，菲德尔·卡斯特罗与格瓦拉实现了今他们永难忘怀的历史性会见，并且从第一次会见和相识开始，他们就成为了相互之间永世不违的同志，朋友和兄弟。

当时，格瓦拉是先于卡斯特罗和劳尔来到墨西哥的。

格瓦拉比卡斯特罗小两岁，比劳尔长两岁，卡斯特罗生于 1926 年，格瓦

拉生于 1928 年。劳尔生于 1930 年，他们成长的经历有所不同，但他们家庭生活的环境他们曾经共同所处的拉丁美洲的时代背景，却不无有着许多的相似和共同之处。而且，特别有趣的是，这三个后来完全为了拉丁美洲人民，明确指向主要是为了拉丁美洲的穷苦人民，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献身的伟大革命者，他们各自家庭的种族史上，竟都有过欧洲贵族的血统，都是属于西班牙或爱尔兰贵族移民的后裔，而且，在进入二十世纪他们各自出生的年代里，他们各自的家庭分别在古巴和阿根廷，都是十分富足显赫的大庄园主，是家资十分优裕丰厚的人家。

大约不能排除他们高贵的血统对于他们的这几个分别出生在古巴和阿根廷的年轻人的满腔热血所产生的激情和他们的极度聪明的头脑和个性有着明显的影响。他们对受苦受难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深刻同情，他们对美帝国主义以及它的走狗们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残酷的压榨、剥削和统治的愤怒激情、仇视和反抗意识，并不是墨西哥城他们相聚，相识见面才碰撞激发！夹集合起来的。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

1953 年 7 月 26 日以前，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热心学习和研究法律，以及他后来在其他一些高等学府研究各种各样学问的时候，一开初，他并没有谋图充当一名叛逆的革命者，但是，后来，反动统治者巴蒂斯塔对古巴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屠杀，把他激发成了一个完全彻底的革命者。他的弟弟劳尔，和他的情况经历大体相同，以前甚至是哈瓦那耶稣教会学校的学生，他被激发成为一个革命者，完全是与他哥哥同样的原因。

和菲德尔、劳尔同时期的大学生格瓦拉，1953 年夏天，在阿很廷的名牌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他取得了可以行医的资格和文凭。在最初的时候，他满怀热情地想成为一个可以解危扶困的外科医生，他和他的一个朋友，一位名叫阿尔维托·桔拉纳多斯的治疗麻风病的外科专家，曾经深入到多数避居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深山老林里的麻风病院去，热心地进行麻风病的研究和义务巡回医疗。正是在这样的巡回医疗活动过程中，格瓦拉来到了拉丁美洲北端的危地马拉国家的危地马拉城。

当然，在此以前，格瓦拉在中学、大学读书的时候，由于他酷爱阅读的习性，在自然的阅读状态中，他理所当然也阅读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著作，对他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早已经非常深刻的激发他产生了革命的思想、意志和热烈的向往。

来到危地马拉后，其时是 1953 年的岁尾。在这里被朋友最初介绍认识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活动家，是一位名字叫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的女士。她是秘鲁人，是秘鲁共产党员。

这位秘鲁的女共产党员，热心的帮助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城找到了住处，联系了可以维系经济生活需要的工作，并且他们很快地成为了挚友，产生了热烈的爱情。而就在这个时候，在进入 1954 年的危地马拉，酝酿着一场意义重大的革命，同时开始出现了严重危机的势头。

其时，危地马拉在 1950 年的总统选举中，一名很有教养的军人，是危地马拉政府军中的一名很有民主思想意识，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上校，名字叫哈科博·阿本斯。他以很高的得票率，当选了危地马拉总统。

哈科博·阿本斯本人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他在他当选总统的过程中，得到过危地马拉共产党的很有力量的帮忙。

当时，危地马拉共产党创始成立不久，党员人数不多，但是，这个党一成立，在它的创始人霍赛·曼纽尔的组织下，展开活跃而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创办了一张党报，报名为《人民报》，热情地宣传劳工联合和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所以在广大危地马拉群众中，这个党和它的党报很快具有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这个党和它的党报，对阿本斯的正直和善良以及他的民主意识、进步倾向的热情宣传，使危地马拉广大的人民群众，认识了阿本斯，同时也成了这位阿本斯总统的拥护者。

而阿本斯本人，在他当选总统以后，很自然的也开始接受共产党人的影响和鼓励，他开始制定和执行危地马拉不完全依附美国的政策，竟然也敢于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远在欧洲的共产党国家发生起联系，主要是发展起贸易关系来，而后，接着在国内，他也开始制定和实施近乎共产党国家的劳工政策，竟然也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土地改革，用赎买的办法，征收属于外国人所有的，本来也大量荒芜闲置着的土地，然后分配给危地马拉的农民。

一个距离美国很近的小国，搞起了这样的模仿共产党国家作法的动作，虽然明显是一种进步的举措，连美国的知识界、报刊媒体，也给以相当的评价和赞扬，但是作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们来说，他们开始对危地马拉的变化和举措，提起了密切的重视和注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开始大量地渗透到危地马拉来，在危地马拉的邻国，也组织起了针对危地马拉的特务网。

事实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们，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儿远见的。他们的警惕，很快被证明不是没有根据和没有必要的。

阿本斯政府在顺利地推行各项进步政策，有了相当的成效以后，他们开始要进一步地进行维护本国利益，限制外国公司在危地马拉贪得无厌的剥削和榨取了。而在危地马拉的所有外国公司，加在一起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统称呢？那就是，加在一起，可以统称为美国公司。危地马拉当时的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美国公司的手里，是由美国佬独霸着的。而在所有这些美国公司中，最庞大的大鲨鱼，是号称“联合果品公司”的美国公司。

危地马拉这个小国，有一个甜蜜的昵称，名号叫“香蕉国”。它以盛产香蕉出名。它的香蕉，在美国市场上是最受欢迎的。联合果品公司，完全垄断着危地马拉以香蕉为主的果品经营，实际上也统治着危地马拉的经济。美国在危地马拉的联合果品公司，在二十世纪初期已经进入危地马拉，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完全殖民地的经济机构，队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的掌权者们投资和参股经营的利益特别稳固的经济构架，在进人五十年代美国政府的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的年代，美国政府中许多重要当权人物，比如国务卿杜勒

斯，中央情报局长小杜勒斯，美国驻联全国大使洛奇，都从危地马拉联合果品公司定时地获取十分丰厚的利益。由此可见，美国在危地马拉的联合果品公司，实在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不仅具有经济势力，也同时也具有政治势力，直接说是具有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公司。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帝国主义背景和实力的大鲨鱼，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总统，也要在它头上动土，敢于要给它带上笼头，敢于对它进行限制，敢于要对它征税甚至要将它的一部分，收征为危地马拉国家所有，人民所有了。

这还了得吗？

美帝国主义怎么能容得这样一个小小的香蕉国在它的面前显示力量呢？从危地马拉仅仅还在搞土地改革的年代，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开始着

手在危地马拉的邻国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组织反对危地马拉的反动势力，他们在那时候，就已经经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由美国中央情报长艾伦·社勒斯，制定了一个所谓的“帕比隆克赛斯”的行动方案，这个方案制定了美国策划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各种手段的实施和各种计划的投入。

当阿本斯政府终于要在美国在危地马拉最主要的利益所在，即在联合果品公司的头上有所动作时，美国把这种动作，不仅看作是阿本斯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挑战，而且也是一种在政治方面显示不驯服的挑战。在美帝国主义看来，这就叫做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于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迅速地更为加大力度地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是挖空心思地物色和招募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劣迹斑斑的，本来对阿本斯政府心怀不满的退役上校，此人名叫卡斯蒂洛·阿马斯。

美国中央情报局拿出大宗票子来，这个阿马斯上校立即被招募成功，他马上见钱眼开，乐不可支借用洪都拉斯的丛林，从拉美各国招募雇佣军，开始了目的在于入侵危地马拉推翻阿本斯政权的军事训练。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的局长比德尔·史密斯的直接领导下，由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福伊为组长，组员包括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惠廷·戚劳尔，以及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罗伯特·希尔和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托马斯·惠兰，还包括一大批直属中央情报局的联络员和专家，组成了支持雇佣军头目阿马斯推翻阿本斯合法政府的组织领导小组。

但是，卡斯蒂洛·阿马斯臭名昭著，同时也是个无能之辈，他花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量资金，重金收买雇来了一百五十名雇佣军，结果，不过是一些散兵游勇，乌合之众，一人危地马拉，阿本斯动员人民和军队进行抵抗，立刻把阿马斯又赶出危地马拉，赶回到了洪都拉斯。

美国佬不甘心让阿马斯失败，开始直接插手，越俎代庖，他们一手包办，以阿马斯武装集团的名义，建立起了高频率的广播电台，对危地马拉人民展开心理战，同时，中央情报局大量编写和印制传单，并且雇用飞行员，驾驶一些“赛斯纳”之类的小型飞机，入侵危地马拉上空，超低空飞行，有的时候扔下一两枚炸弹，有的时候扔下来绑着炸药块的集束手榴弹，轰炸危地马拉城的平民百姓，有的时候，这样的入侵飞机，还扔燃烧弹，引起港口的轮船爆炸，更多时候，这样的飞机大量投下来造谣攻奸的传单，攻击诬蔑阿本斯是共产党分子，已经把危地马拉出卖给了苏联。或者进行恶毒的蛊惑。

为了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它的走狗们的武装人侵和挑衅，甚嚣尘上的捣乱和破坏，危地马拉合法政府的总统阿本斯，在危地马拉人民的拥戴下，一开

始的时候，坚决地领导危地马拉人民进行了绝不屈服的斗争。

危地马拉广大工人，农民、爱国学生和士兵，以及广大的各界进步人士，都积极坚决地支持阿本斯政权，都行动了起来。

危地马拉共产党，在这一场斗争中，更显示了它的活跃力量，它的劳动党成员都响应号召，拿起了武器，投入了保卫危地马拉祖国和阿本斯政府的战斗行动。

当时，拉丁美州的许多进步青年，革命人士，也云集到危地马拉来准备投入支持阿本斯政府，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

当时已经在危地马拉生活和工作的后来成为格瓦拉妻子的秘鲁共产党员伊达尔·加德亚，直接参加了阿本斯政府机构的工作。

其时投奔伊达尔而来到危地马拉的格瓦拉，简直是“遭遇”上了为正义事业而投人献身的机遇。他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参与了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他报名加入了狙击入侵飞机的防空战斗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投入了狙击敌人入侵飞机的战斗。其间，属于阿马斯雇佣军的，同时也是属于中央情报局的两架入侵的轻型飞机被击落在危地马拉城的城防阵地上，这战绩中也许也包含着格瓦拉投入危地马拉斗争中的贡献和功劳。

危地马拉一个小小的“香蕉国”，和庞然大物巨兽一般的美帝国主义斗争，自然绝不是势均力敌。最后，美帝国主义终于通过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行动，推翻了危地马拉的阿本斯合法政权，终于把中央情报局招募的那一位雇佣军上校阿马斯扶上了危地马拉总统的宝座。

于是，接下来，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开始开黑名单，指令阿马斯这个驯服的走狗，迅速逮捕革命者。格瓦拉及时地躲身进入阿根廷大使馆，受到本国大使馆的保护，最后又设法逃出危地马拉，在逃生中来到了墨西哥。

1954 年 9 月 21 日，格瓦拉抵达墨西哥城以后，他像所有从危地马拉逃出的革命者一样，受到了墨西哥渴望民主政治同情进步人士的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领导的支援危地马拉革命的组织的帮助。

一开始，他被帮助有一个安身之处住下，得到了一些急迫的生活资助。但是，靠着这样的安排和资助，格瓦拉是无法在墨西哥城生活居住下去的。好在这时候的格瓦拉，已经二十六岁，他已经是一个饱经生活磨练，很

有生活能力的思想成熟的年轻人了。

格瓦拉自幼出身南美阿根廷的比较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林奇先生，曾经是很大的马黛茶庄园的庄园主，他的母亲塞利娅，有过大宗的遗产，格瓦拉在幼年的时候，曾经过着极有保障的非常优裕的生活，他从四岁起，便开始读书识字，上中学的时候，都是母亲亲自驾车来去送他上学下学，后来他考入著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医，家庭在他的经济主活方面，也从来是给予着十分充足的，优裕的保障。

但是，天性奇特的格瓦拉，从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对优越的充裕的物质主活相当不予重视，他倒是越来越强烈地倾向重视自身的精神生活，这大约是与他从很小开始，就受到了大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不无关系。母亲的指导，他天性的聪颖，使他从很年幼、粗通文字、初具阅读能力的时开始，就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当然是往往首先从大量的阅读文艺作品开始，在最初的时候，结合着法文法语的学习训练，大量地阅读了法国作家诸多的作品，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的作品，他都爱不释手。后来他的阅读面越来越拓宽，他开始阅读了塞万堤斯的《唐·吉柯德》，他阅读到了杰

克·伦敦的小说，更为向往和振奋。他开始崇拜那些心地善良，同情劳苦群众，对所有不义和邪恶的剥削和压迫都嫉恶如仇的，或者是拔刀相助弱者，即使在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也绝不气馁，绝不屈服，绝不示弱的大义凛然伸张正义的英雄，以及在任何艰难曲折，劳顿困苦，甚至流血流汗，甚至在战斗中牺牲一切，献出生命都绝不反悔，绝不自艾，绝不退缩的百折不挠的追求真理的英雄。还有那些在任何的黑暗和一切险恶的环境中，即使忍受着包括难以忍受的贫穷和苦难，在漫长日月的煎熬中，都坚信着崇高理念、崇高意志、崇高品德的崇高的英雄。

无疑，格瓦拉在他最初的成长过程中，在他大量阅读文学书刊的过程中，他备受过这样的文学的崇高禀赋和崇高的人性和崇高情怀的熏陶。

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决不甘心于沉迷在优越的可以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中。他渴望着到暴风雨中去磨洗，到艰苦的主活中去锻炼，渴望着靠自己的双脚和双手去独立行走和开拓创造。为此，父母兄弟姊妹的亲情，家庭生活的温暖，甚至初恋的情人热烈的爱情和缠绵的温柔都不能成为他行动的束缚和羁绊。

1951 年岁尾，在圣诞节刚过的第五天，1952 年的元旦将要来临的时候，二十二周岁的格瓦拉，已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这时候，适逢大学里的寒假来到，大学里不再授课和学习。有一位年纪比格瓦拉年长六岁的医生，名字是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此人后来是格瓦拉终身不渝的朋友。当时，这一位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已经拥有医学博士头衔，因此，他想在医疗研究方面大有作为，他把他的研究选题，对准了当时在拉丁美洲各国都几乎普遍流行的一种可怕而讨厌的疾病：麻疯病。有志于研究治疗克服这疾病的格拉纳多斯，大胆地提出一个想法和作出一个决定，这就是，他准备骑上一辆摩托车，准备一点可以周转的盘缠钱，然后就由南至北，到拉丁美州的各同去旅行，到处去巡访麻风病院，如果有可能的话，在这样的巡访医疗中，筹集一点儿资金以便投入支持他的研究。但是如果他要如此行动起来的话，他单枪匹马，纵横南北，独来独往，恐怕难以克服所有的困难，所以，他就向当时还是医学院大学三年级学生的格瓦拉，提出了结伴同行的想法和愿望。

格拉纳多斯是格瓦拉多年朋友。格瓦拉本来是格拉纳多斯弟弟托马斯的中学同班同学，他们已经相识多年，格拉纳多斯很了解格瓦拉的人品、志向和抱负，所以，当他要实行一个大胆的行动的时候，他希望格瓦拉来结伴，同时，他也估计到格瓦拉很有可能接受他的邀请而不会拒绝他。这样，他就向格瓦拉展示了他的愿望。

完全不出他的所料，他要采取的这个行动步骤，对格瓦拉来说，实在是一个最具吸引力，非常有刺激性的行动计划.格瓦拉几乎是完全求之不得的，他早已经渴望着有这样的勇敢深求和冒险锻炼的经历了。

格瓦拉几乎毫不犹豫，马上就答应了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非常振奋地毅然表示，决定和他同行地去远征。

格瓦拉的父母，非常热爱他们的小名叫“泰泰”的儿子格瓦拉，但是，他们都是有“骑士风骨”的大家后裔，他们有一种非常开放的传统，他们有大家风度，因此，他们从来不想把儿子像小鸟一样关在小笼子里作为玩物，他们没有那样的琐鄙的感情，他门并不阻拦儿子去探求和冒险锻炼的选择，只提出一个请求就是希望儿子在该返回大学攻读拿到毕业文凭时，能够回

来，不要延误了这件事情。

格瓦拉答应了父母的请求。

接下来，格瓦拉来见其时他已经与之热恋了许久的情人奇奇娜。格瓦拉热情地送给奇奇娜一件他十分珍爱的礼物，是一只名字叫“坎·贝克”的非常可爱的小狗，这是格瓦拉亲自饲养长大的，几乎与他总是形影不离的宠物。

格瓦拉郑重地把他的心爱的礼品送给奇奇娜以后，激发起了奇奇娜由衷的欢乐和喜爱的感情，奇奇娜实在高兴极了，惬意极了。

而在这时候，格瓦拉才又向她说出了他准备远行的决定。

奇奇娜一听格瓦拉的这样的决定，她简直不可思议的惊叫出“啊”的一声来，几乎差一点儿晕倒在地。

奇奇娜是阿根廷最著名的牛场主、最富裕的“名门望族”门第的千金小姐，形象十分漂亮，简直宛若天仙，她当时虽然也还极年轻，但在她的名头卜，已经有很大一宗巨资，她的父母已经慷慨明确地赠予了她，作为是给她的第一部分遗产。

这一个奇奇娜，非常喜爱格瓦拉的聪明的头脑和英俊的面孔，他们是同学伙伴，还在他们开始热恋之后不久，奇奇娜就已经非常热情而且不无骄傲地把格瓦拉引进她家庭的晚会上，把格瓦拉作为她的未婚夫选择展示在她的家庭的面前。

而且，从那以后开始，奇奇娜已经在热心而积极地筹措着她与格瓦拉的结婚事宜。他们当时都已经年过二十岁，他们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然而，奇奇娜的热望，现在不能实现了，因为格瓦拉已经决定要远行。而且，奇奇娜能明白，格瓦拉的决定，从来是不容易改变，是很难改变的。

于是，奇奇娜对格瓦拉，只能情怀依依，垂泪而别。

1951 年 12 月 29 日这一天，格瓦拉和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一行，踏上了他们远征的征途，他们骑着一辆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破旧的摩托车，驶离了布宜诺斯艾里斯，他们的摩托车上，也拖载着他们的医疗器械和简单的行李，以及少量的给养和水。同时，由于格瓦拉多年以来爱好摄影，他们还带着一架不大的照相机。

当繁荣美丽灯火辉煌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他们身后迅速地飞逝的时候，他们所驾驭的快马，沿着安第斯山脉，开始进入森林和蛮荒的地方，他们开始无休止的晓行夜宿，有的时候，能够借宿庄园农家，但也有许多时候，不得不裹着单薄的毯子，露宿在静穆的森林中和怪石嶙峋的山砬子上。给养很快吃完了，盘缠很快花完了，他们开始了经常忍饥挨俄的困难生活，有的时候，找到了访问麻疯病院可以工作的机会，或者在别的场合，比如给缺医少药的农民治病，他们可以再获得一些开展活动必须花销的经费。但是，如果一时难得找到这样的机会，他们就只好有什么活计就干什么活计了。后来，他们的摩托车不堪负重和长途跋涉，完全坏了，怎么修也不能再修好，他们两个难兄难弟，就丢弃了破摩托，开始扛着行李，背着药箱漫游。

为了吃饭和解决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两位入医，有的时候不得不去当兽医，给牛、马、猪看病，或者干脆到饭店里去打杂，洗盘子洗碗，或者去当搬运工、装卸工，或者设摊照相，修理收音机，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件极好的差事，到一艘油槽船上当了水手，他们吃饭居处有了保障，而且也解决了继续漫游代步的问题。

这其间，艰难困苦的生活始终为他们挥之不去，但他们仍然坚持着他们

的崇高的奋斗目标，他们仍然在拉丁美洲各国，在许多与世隔绝的地方，寻访着麻疯病院、麻疯病人，进行着医疗和研究活动，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担任着主治医，格瓦拉充当着医助和技师的角色。

1952 年 2 月 18 日，这两位自动肩负征服麻疯病造福人类的崇高使者，艰难跋涉来到了智利的特木科城，那里的地方报纸《南方日报》，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报道。这是格瓦拉在他早期的活动中，第一次在公开正式的媒体刊物上留下了他的足迹的文字记录。

从智利离开以后，他们又游历了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后来到达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

在迈阿密，格瓦拉一度山穷水尽，简直困难到了极点，巧的是天助英才，叫他偶然巧遇一名流落美国多年发了一点小财的远房亲戚。这位亲戚给他头了一飞机票，让他返回到布宜诺斯艾里斯，完成了医科大学最后一年的学业课程，使他获得了外科医师的行医证书。

1953 年，他医科大学毕业后，作为外科医生，仍然想接着进行麻疯病的医疗和研究，他不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一个可以平静舒适地工作和生活的市区医院住院医生的工作岗位，他竟再一次踏上征途，去巡访各国各地的麻风病院，去为那里被苦难不幸命运拆磨的人们服务。

于是，格瓦拉又游历了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最后，奋起独立自主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榨的香蕉危国危地马拉发出了战斗的召唤，格瓦拉满腔热血，满怀激情地飞奔到危地马拉。

大约从危地马拉开始，格瓦拉开始成了一名成熟的自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成为了一名真正觉悟的革命的战士。

但是，危地马拉的革命和解放斗争失败了。

格瓦拉作为危地马拉新上台的反动统治集团黑名单上的通缉犯，潜逃来到了墨西哥。进入到了里西哥城，并且受到了这里的进步人士的同情和关照，格瓦拉一时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最初，和他一起从危地马拉潜逃出来，来到墨西哥城的，还有一位危地马拉的劳动党员，名字叫帕托霍。危地马拉劳动党，确实就是危地马拉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共产党的性质，但是名称不叫共产党，只是美帝国主义中央情报局宁肯在大多数时候把危地马拉劳动党直呼为是危地马拉共产党。

这个帕托霍，从危地马拉城打击美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的入侵飞机的空防组织开始。他和格瓦拉结下深交，他们当时，都曾经是打击入侵飞机高射机枪的机枪手。

后来，理所当然，帕托霍也上了美国主义走狗的黑名单，成为通辑镇压的对象，他不得不也逃离了他的祖国，和格瓦拉一起，来到了墨西哥城。

随托霍和格瓦拉在墨西哥，被这里的支援者安排住进了同一间铁皮小房里，在支援者们开始给过他们一些生活资助以后，接下来的生活出路，只能靠他们自己来想办法了。

帕托霍从危地马拉逃跑出来的时候，他连一分可以流通的货币都没有带在身上，他是两手空空，一贫如洗的。

格瓦拉似乎还好一些，他一直在身上珍藏着几个比索，准备在最困难的时候买饭的。现在，这几个比索开始浓上用场了，格瓦拉曾经在他的漫游经

历中，干过靠照相挣钱的事，于是，他就用仅有的几个比索，买来了一架半新不旧的照相机，在墨西哥城的公园里，招揽给人照相，千方百计挣几个小钱，来维持生活。

帕托霍也四出去找一些出卖力气的零活干，什么零活都干，脏的、累的、恶的、臭的，一律在所不辞。就这样，格瓦拉和帕霍彼此照应着，度过了来到墨西哥城以后最初的难关。

后来，渐渐的，他们闯开了新的局面，帕托霍被招聘到一家小报去当了记者。格瓦拉在墨西哥有进步和革命倾向的卡德纳斯前总统的直接关注下，根据他的医生资格，被安排在了墨西哥城的市立医院工作，并且在市医学院的心脏病研究所，还兼做了一份动物实验室实验员的工作，这样他就开始有了两份工资。

他和帕托霍分别租到了房子来住。

他们的生活都有了改善。接着，危地马拉革命失败后，一直在东躲西藏中隐匿的阿本斯革命政府的支持者和参加者，年轻的秘鲁女共产党员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也从危地马拉逃奔出来，来到了墨西哥城。

格瓦拉在初到危地马拉时，他被朋友介绍投靠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伊尔达十分负责的热心地照应了他。而且，当时，格瓦拉初到危地马拉时，他的哮喘病严重发作，一度病得十分严重，时时不能没有人照顾，于是，伊尔达就对格瓦拉还进行了特殊的照顾，就是在这样的照顾中，格瓦拉对伊尔达产生了感情，伊尔达也爱上了格瓦拉。他们两个在危地马拉的那些战斗的日子里，同时热恋起来。现在，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这个有印第安人血统的漂亮健美的秘鲁女共产党员，来到墨西哥城，和格瓦拉又会聚了在一起，他们马上举行了充满热烈情谊的幸福的婚礼。而且，他们的蜜月，以及接下来的爱情和婚姻生活，曾经是极甜蜜，极幸福的。伊尔达·加德亚很快就怀上了格瓦拉的孩子。1956 年的 2 月 15 日，他们共同的甜蜜的爱情和幸福婚姻的结晶出生了。伊尔达生下来的，是一个胖胖的，十分漂亮的女孩儿。格瓦拉十分惊喜。伊尔达幸福地笑着，他问丈夫：“当家的，该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格瓦拉高兴而且激动地说：“我要感谢你，亲爱的老婆子！感谢你给我生下这么漂亮的女儿，为了感谢你的功劳，为了让咱们的女儿，长大了像你一样聪明、漂亮、勇敢而坚强，为了像你一样如阳光灿烂如明月一般的温柔，我给她起个名字叫小伊尔达吧，你看怎么样？”伊尔达·加德亚当然十分高兴，她兴奋地对格瓦拉说：“好，那就让咱们俩的宝贝和结晶，叫小伊尔达吧！”

1956 年 2 月 15 日，这是重要的一个日子，对于格瓦拉和加德亚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他们第一个孩子、爱女出生的日子，因此也是他们最难忘，最愉快兴奋的一个日子。

伊尔达·加德亚是幸福愉快的。格瓦拉同样是最幸福，最愉快的。

不过，对于格瓦拉来说，这一天还有几乎不可比量的另一桩最重要，最愉快的事情，这就是，就这一天，他必须离开墨西哥城，马上去到距离墨西哥城三十五公里外的一个名叫“圣罗莎”的大牧场去，因为在那里，这一天将正式拉开古巴革命起义军的最必要的战斗训练的序幕，在这个古巴革命起义军的秘密训练基地上，格瓦拉已经被古巴革命起义军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式地任命为了主管起义军干部组织工作的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