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二赴莫斯科

1962 年 8 月初，业已正式被任命为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正式来到古巴上任，他郑重地向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递交了国书。

但是，他做的实际比递交国书还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在他风尘扑扑重返古巴，重归哈瓦那以后的当天，即也就是他正式递交国书的头一天，他首先拜会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时候进行的。他拜会菲德尔·卡斯特罗所进行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呈交关于苏古导弹的协定的正式换文。苏联方面交来的正文换文，有着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和部长会议主席的签字。

然而，当即，菲德尔·卡斯特罗却严然宛拒了接受这样的换文文本。菲德尔·卡斯特罗明确告诉阿列克谢耶夫大使说： “大使同志，这样的换文文本，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忙于进行。不过，你

可以放心我们并不对已经部分运到古巴的导弹设场安装会持有异议。对此，我们是不会持有异议的。但是，有一些明显的问题我们还是必须进行明确的讨论，比如，协议中，有些涉及古巴主权的款项，我们最高领导核心，经过深入研究，认为至为必要进行恰当的修改，有些条文，是必须修改的。所以，我们已经确定‘切’拿着我们领导核心讨论的修改意见，即日可以飞赴莫斯科，以便和苏联最权威的领导同志作最后的文本修定，我们已经作出全权的授权，切·格瓦拉同志拥有全权，和苏联最高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和互换最后经过修改的文本。”

对于卡斯特罗这样的回答，阿列克谢耶夫的心，禁不住就砰砰地跳了起来。他马上已经预感到了，事情将要出现麻烦。

阿列克谢耶夫可以认为，切·格瓦拉也是他的朋友。特别是，阿列克谢耶夫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前，他有很长时间是在阿根廷工作，在那里充当塔斯社的驻南美记者，而阿根廷是格瓦拉的老家，他们之间，多有一份关于阿根廷的话题可以交流，因此，事实上，阿列克谢耶夫和切·格瓦拉的亲切谈话、交流，来往也是很多的。不过，在阿列克谢耶夫的印象中，切·格瓦拉喜欢沉默寡言，懒与人共，他有的时候似乎不很合群，不很随和，特别不喜欢过分的亲昵和热闹，性喜沉静，总是专注认真的样子，有的时候显得过分严肃，所以，阿列克谢耶夫觉得，切·格瓦拉远不如劳尔·卡斯特罗更容易亲近，更容易建立私人间的友谊关系。在这一方面，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劳尔·卡斯特罗有不同，切·格瓦拉似乎有更大的不同。很明显，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思想更深邃，意志坚强，行为坚定，因此也更严谨，更老练和更成熟。阿列克谢耶夫已经很透彻地知道，切·格瓦拉，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是不会被感情通融的。在这一点上，有的时候，他甚至能够令人生畏。所以，法国伟大而杰出的现代作家萨特，在访问古巴，和切·格瓦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和接触后，曾经给过切·格瓦拉两“人”字的评价，第一个人字的评价是说：切·格瓦拉是最完整的人；第二个人的评价是：切·是不可腐蚀的人。

事实上，阿列克谢耶夫谈到萨特这样评价切·格瓦拉的文字时，他是极为共鸣的。他对切·格瓦拉也是充满了由衷的敬重。正像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起义军中，在古巴人民中的人的形象和他的影响；虽然他不善于像菲德尔那样容易接触普通战士、普通群众，他更富一些知识分子的习气，但是，

他由衷的平等待人的坦诚和绝对的真挚和诚恳，还是被人们所热烈的喜欢、信任，甚至也像菲德尔一样，也在战斗和人群中，备受赞叹和爱戴。虽然他是个阿根廷人，在 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在那一年的 2 月 9 日郑重地宣布了切·格瓦拉已经拥有了古巴国籍，其实，不谈国籍不国籍的问题，但从人这个字眼上来说，切·格瓦拉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有组织的人群中，都会成为一个最被人们所喜爱的人。

新任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阿列克谢耶夫，事实上也真诚的敬重和喜欢切·格瓦拉。但他听卡斯特罗说将要派切·格瓦拉就导弹协议问题赴莫斯科进一步打交道时，他不由的还是感到有些紧张。他感到了问题似将很严峻。

他在告辞卡斯特罗，回到哈瓦那的苏联大使馆后，他立刻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文，马上向莫斯科报告了切·格瓦拉将要奉命前往莫斯科进行进一步谈判的情况。

月 27 日。切·格瓦拉飞到了莫斯科。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1960 年 11 月间，切·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过莫斯科，参加过那一年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的隆重庆典，在那一次的访问中，他也曾受到过苏联党和政府的高规格的接待。不过，在那一次的访问中，有一些不微妙的情况存在。当时，在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四十四周年庆典时，以这次纪念活动为契机，赫鲁晓夫试图加强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控制，进一步确立苏联“老大哥”的地位，其间在莫斯科举行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当时，古巴革命的领导组织号称“七·二六运动”，还没有标明自己是共产党的性质，因此，古巴的“七·二六运动”，没有受到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邀请，受到邀请的，当时只是古巴人民社会党，而当时，在古巴，虽然古巴革命阵线容纳着古巴人民社会党，但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还没有正式产生瓜葛。因此，古巴革命组织，和人民社会党，还是单独行事当时，人民社会党无疑已经是苏联完全可以控制的古巴党，而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组织还完全不是。因此，在苏联支持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时候，总还不忘突出强调和尽可能显示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正统地位。所以，在切·格瓦拉那次访问苏联时，虽然也可以说是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接待，但是，在许多规格微妙的场合，并不把切·格瓦拉的接待，超过对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的规格。而布拉斯·罗加，作为总书记领导的古巴人民社会党，完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在苏联“老大哥”的眼里是没有什么高规格的地位的，因此，为了不使古巴人民社会党的表面过份地显得失衡，对切·格瓦拉的高规格的接待，也控制在一个一定的程序范围里。那一次出现在莫斯科的切·格瓦拉，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都没有成为苏联党和政府，特别是当时的最高领导有赫鲁晓夫的主要接待对像。

但是，1962 年 8 月 27 日，这一次，从远距莫斯科一万三千公里之外的遥遥岛国古巴来的切·格瓦拉，虽然他的访问当时也是不事张扬的秘密访问，但是，他在莫斯科还是受到了远比第一次访问时规格更为高的高得简直不可思议的隆重接待，为了严加保密，在不举行任何欢迎仪式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努伏沃政府首脑专用的二号机场上，切·格瓦拉走下飞机舷梯时，他还是受到了苏联共产党资格最老的主席团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

阿·伊·米高扬，以及主席团另外两个级别突出的委员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还包括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苏共中央负责对外联络的书记安德罗波夫，以及拉希多夫，比留佐夫元帅等等好大一批苏联党政军的当权人物，一一热情拥抱和热烈欢迎。

切·格瓦拉由阿·伊·米高扬陪同，坐上一辆苏联党政最高官员乘坐的特别专车，长长的流体型“海鸥”牌轿车，飞驰进入了莫斯科，一路红灯紧闭，线路上显然进行了最严格的戒严，以保证一队长长的高级骄车车队，风驰电掣地驰入克里姆林宫。

海鸥牌轿车在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大厦的办公楼前停下来。前面的轿车略迟延几分钟，等着后面的几辆主要的人乘坐的轿车，也驰过来，平稳地停好以后，车门才由专门迎上来的礼宾官员轻轻打开，不久，他们请车上的官员们下车。

阿·伊·米高扬亲切地挽着切·格瓦拉的手，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紧紧跟在其后，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葛罗米柯夫们，更拉开一些距离，跟在后面的台阶上。

从部长会议大厦的第一层宽敞的大厅穿过，就可以进入到门庭宏伟豪华的部长会议主席的会见厅了。

门被打开了。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已经在门首里有一段距离的那边站着。他虽然身材矮小粗胖，但是，厚敦敦的，不失魁伟。

他的穿着显然十分考究，今天似乎穿扎的尤其气派，锃亮的皮鞋，一身十分合身的黑色西装，雪白的衬衫，扎着一条相当鲜艳的褐色的领带。他在左胸前的衣禁前上，别着三枚红星勋章。斯大林在生前，他在二战后穿大元帅便服时胸前也曾别着一枚秀美夺目的红星勋章，因此，他的这一排星章，显然更为耀眼，何况，他在右面的胸前，也另外别着一枚什么星章，显然，他是一个喜欢装饰和打扮的人。

不过，仅仅这一条，在赫鲁晓夫和切·格瓦拉在此刻的第一眼照面的过程中，不是马上把距离缩短了起来，恰恰相反，却是拉大了距离。

与年纪已近七十古稀穿扎打扮考究的赫鲁晓夫比较起来，年纪刚过三十多岁的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切·格瓦拉，他的穿着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会涌起寒酸之感，相反，他的穿着显然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和振奋。革命胜利已经四年，作为国家领导成员出入古巴到各国来去访问，率领党政、军事、和经济代表团参加所有重要国际性活动和会议，切·格瓦拉从来不穿第二套服装，他始终只是这一套服装，这一套橄榄绿的戎装，基本上是橄榄绿的军便装。而且，尽管古巴革命胜利后，给马埃斯特腊山区参加革命战争的老战士，给古巴革命和解放战争的全部参加者，以及在反击美帝国主义雇佣军猪湾战役中的英雄们，都颁发了相当数量，种类品级繁多的奖章和勋章，菲德尔·卡斯特罗和革命的最高领导核心，颁发奖授给切·格瓦拉的奖章和勋章少说也不下数十枚，但是，他从来不喜欢炫耀他的功勋，在国内，他从来不戴这些勋章、奖章，到国外访问的时候，他也从来不戴这样的装饰品。

切·格瓦拉有着对自身价值的绝对的自信，所以，他从来不喜欢借助装饰来标榜自己。

不过，接下来，切·格瓦拉和尼·谢·赫鲁晓夫一照面所立刻拉大加长了距离，尼基塔·谢尔益耶奇却还是有办法迅速缩短、缩小的。

尼基塔·赫鲁晓夫忽然从洞开的门边口外看到了像火一样热情洋溢的切·格瓦拉少校。

没有迟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仿佛马上完全变成了一个生性活泼的年青人，他几乎是手舞足蹈地立刻放声地呼喊了起来：

“唔！切·格瓦拉少校！亲爱的，最亲爱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古巴革命真正的伟大的英雄，您不能知道，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直是在怎样的地渴望地想着欢迎你这个古巴革命领导中心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亲爱的，从真正的政治意义上来看，你才是古巴革命运动真正的正统和核心。所以，我们一直在准备着，准备着最热烈的欢迎您。”

切·格瓦拉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他从容地听着主人的欢迎词，但马上也冷静而语调徐缓，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致词说：“我们古巴的革命运动，从一开始的时候起，就经历着独特的创造形式。这个创造形式的最主要的设计者，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因此，他才是我们革命的最主要的核心和灵魂。我只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全部热情，真正全心全意地投入参加了他领导的革命的、正义的事业。不过，作为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员，我的心，自然的，多少年来，是向着列宁的故乡，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最主导的力量，战胜了法西斯、拯救人类免于灾难的伟大的苏联的。因此，我踏上伟大苏联的土地，来到了世界瞩目的莫斯科，见到在苏联的各个历史时期为建设和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劳动和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老共产党员，我理所当然，满怀着赤诚的尊敬和敬意，不仅我的心情是这样的，我还带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古巴其他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同志，以及其他苏联同志和人民最尊敬的敬意和最亲切地问候。

切·格瓦拉朗声地说着，他的语言亲切、朴素，却同时充满了几乎是诗一般的意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文化不高，他受教育的历程，不过是在苏联的革命过程中，在对工农干部培训的过程中，使他拥有了工农速成中学到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他在 1932 年从莫斯科大林工业学院肆业开始再次走上工作岗位时，其时已经是一个年近四十岁的壮年人了，而且，那时候，他也已经是一个拥有四个儿女的父亲，所以，他也就不再可能得到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了。因此，他的文化素养，文化水平，始终是很低的。

但是文化素养、文化水平的低下，并不就等于是一个智力水平的绝对低下。其实，赫鲁晓夫虽然家庭出身清贫，他是出生在沙皇帝国时代南俄顿河地区一个完全名不见经传的贫穷的农奴村庄一户乡村铁匠的家庭，他最初开始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比一贫如洗还要贫穷。然而。使赫鲁晓夫有幸的是，他的这样的家庭，并没有影响他早期的，非常及时重要的智力开发。这是因为他摊上了一个非常杰出而聪明的母亲，他的母亲名字叫阿卡西尼娅，曾经是嗓子很好，嗓子十分高吭的南俄地区著名的民间歌手，能够演唱许许多多非常忧郁而又非常抒情，也有激情和欢快的南俄民歌。这些大量的民歌，使赫鲁晓夫在很小的时候，受到了深刻的熏陶，因此，后来不仅造就了他热情奔放的性格，也扩大了他的思维能力，特别训练了他的表演能力，和掌握词语音韵的表达能力，再加上后来的乡村工矿低层的生活磨练，使他特别的具有了非常狡黠的头脑和思维方式，因此，他后来在所有的行为处事方面，他都显得特别特别的机警和聪明，以至世界上最可堪称伟大的英雄和伟大的聪明人之一的斯大林，无疑也被他所蒙骗，被他所耍了。他是在斯大林进行内

部肃反严重扩大化最灼热的年代里，蹿进了苏联最高的领导层，而且，他当时，蹿入苏联最高领导层之前，也不过是个小小的煤矿的副矿长，而且是个后来的工农兵大学生，但是，他就凭借着他极善逢圆的狡黠和机智，他极善于抓住和把握一闪而没的机会，然后一步登天，平步青云。

当然，这也是需要非凡的器量和胆识的。

因此，无论怎么说，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如果在这个世纪里确实出现过一些天才人物的话，不管怎么评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都可以毫不逊色地算一个。

而所以，在赫鲁晓夫往往显得缺乏文化教养，显出一派完全粗俗的习性时，有的时候，他却也能并非附庸风雅的谈论一些有关文化艺术的话题。而且，他曾经说过：“在艺术问题上，我是个斯大林主义者。”确实，斯大林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聪敏好学，后来接受过神学院的高等教育。他读过许许多多哲学的、社会学的、文学的、艺术的经典作品，他尤其喜欢文学，非常专长音乐，特别喜欢戏剧和绘画艺术，因此，他实在不能说是一个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外行，在他生前，他也总是十分关注和重视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所有现象和活动，斯大林在日理万机工作量十分浩繁巨大的情况下，他每天规定在晚间的阅读量，还一定要达到阅读四至五百页书，因此，他在大量阅读各种文件、各种电报和呈文的同时，他不仅几乎阅读遍了俄罗斯的所有的古典文学著作，而且，他甚至也阅读遍了产生在他所在世的苏联时期的差不多全部的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和诗歌作品，苏联时期最伟大的作家和诗人，都曾受过他的关注和关心，他一向对文学艺术领域的工作和指导，都是相当热心的。因此，这也使总是逢迎斯大林左右的赫鲁晓夫耳濡目染，他从中也聪明地学到了许多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也在后来，经常热衷于和作家、诗人们打交道，交朋友，他经常也会绝非附庸风雅，而是作为一种学习的手段和渠道。应该肯定地说，赫鲁晓夫是十分善于学习的，有的时候，他为了学习，为了打开眼界，深受启发，他也愿意和作家、法人、艺术家们，不仅是苏联的，还包括一些国外来访的，进行尽可能多的聚会和交流。

有许多苏联和外国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也是十分喜欢赫鲁晓夫，愿意和他见面和交流的。当然。这不包括全部的被视为是革命者的作家，有些这样的作家甚至看不起他，他们有的人甚至指责赫鲁晓夫只反斯大林而不反他自己，骂他是犹太，骂他是偷天换日的骗子，因而也不愿意理采他，拒绝接受他邀请会见的请柬。

不过，有一个世界上很有影响，非常有名的诗人，是来自智利的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这是一个智利共产党的老党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世界上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中间，他受到了至为真诚的广泛的尊敬。他曾经是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世界评委。这样的评委当初不仅包括苏联的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还包括中国的郭沫若和法国的阿拉以及其他一些人。1956 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掀起反斯大林的风暴以后，斯大林的形象一时间在苏联被打翻在地，后来甚至被扒坟掘墓，极尽侮辱，当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金，也取消了他的名字，而改成了列宁的名字，更名叫成了列宁文学奖金，评委有一些变化，有一些人拒绝了再当评委的聘书，但有一些人仍然还愿意干这样的评委，巴勃罗·聂鲁这就是这些愿意继续干评委中的一个。巴勃罗·聂鲁达直到后来许多年，他仍然坚持说，如果有什么斯大林分子的话，他宁肯也是一个这样的分子，

因为正是斯大林，在法西斯行将灭绝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苏联人民作为抗击法西斯的中流砥柱，战胜了法西斯，拯救了世界，拯救了人类文明，所以，当一个有这样功德的斯大林分子没有什么不好。正因为巴勃罗·聂鲁达一直这样坚持认识宣称自己，所以，他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明显的言过其实，甚至无中生有的蜚短流长以至恶毒攻讦，都十分反感，但是作为苏联的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有的方面，聂鲁达还能够保持着适当的尊敬。而赫鲁晓夫的了不起之处，也在这里。他是知道聂鲁达对斯大林的尊敬和信仰十分死硬，明知道聂鲁达对他本人颇有看法，但是尽管如此，聂鲁达每次来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只要有机会，总还有可能会在他的宽大排场的别墅式的住宅里，让人们安排他与聂鲁达的见面。前不久，聂鲁达又一次来到莫斯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就又一次安排了这样的会见，又一次见到了聂鲁达。

当赫鲁晓夫问聂鲁达： “您从哪里来？”

聂鲁达说：

“我从哈瓦那来。我刚刚访问过革命的古巴。” “见到了谁？”

“见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见到了劳尔，见到了切·格瓦拉，见到了多尔蒂科斯，见到了罗亚。”

“你对谁的印象最深？” “对每一个人。古巴现在是一个充满真正革命英雄群像的列岛。那里现

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真正的自由的人，真正站起来的人。” 赫鲁晓夫坚持问： “我是说，在古巴领导人中，你对哪几个人的印象最深？” 聂鲁达说：

“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菲德尔、劳尔和切·格瓦拉。”

赫鲁晓夫似乎很内行的给大诗人聂鲁达出了个题目。赫鲁晓夫突然对聂鲁达说：“亲爱的朋友，作为伟大的诗人，您能不能用诗人的笔调，来给我用诗的语言描绘一下，那位菲德尔，那位劳尔，切·格瓦拉，他们各自有什么像诗一般的特点？”

聂鲁达很高兴赫鲁晓夫能出如此智慧的题目。但他同时几乎是不假思索，马上回答赫鲁晓夫说：

“尼基塔！你提的这三个人，他们的特点，确实是像最亮丽的诗句一样，菲德尔最亮丽的特点和色彩看出，无疑是他天才领袖的特征；劳尔最亮丽的特点和色彩，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个如钢铁般沉静的战士，而切·格瓦拉呢，我觉得他完全可以让我们全世界的伟大诗人感到骄敖，因为切·格瓦拉，也是一个感情最丰富，感情最为迤丽的诗人。萨特、伏波瓦两人，一见切·格瓦拉，就完全迷上了他，据我们说，他们所以被切·格瓦拉的魅力所吸引就是格瓦拉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诗人的激情。此外，我们伟大的朋友，我们智利的伟大的希望之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最初见到切·格瓦拉的时候，就认定切·格瓦拉是感情最为圣洁、崇高的诗人。以至，这位诗人魅力会强烈到这样的程度，在美国佬的雇佣军人入侵古巴，在猪湾的战斗前线，切·格瓦拉在起义军战士和民兵们中间，正在指挥作战，却被一名来到战地采访的法国女记者撞上了。女记者看到切·格瓦拉严肃的，苍白而疲惫但又全神贯

注的脸，她看到切·格瓦拉在那里从容指挥战斗，从容不迫，平静而了无恶怒地审问着年轻的黑人战俘，忽然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使那位女记者，突然就抱着头高叫起来：“天哪！切·格瓦拉！你多么像是一首诗啊！不仅整个拉丁美洲的少女会倾倒你，整个的法国少女也会倾倒你的，你真是上帝造出来的最美妙的诗行！⋯⋯”

聂鲁达绘声绘色地给赫鲁晓夫说着，他差不多是在给赫鲁晓夫讲着一堂诗学或美学的课。

赫鲁晓夫静静地听着，此一刻，他好像又变成了一个很好的规规矩矩的小学生，聂鲁达关于切·格瓦拉的话，竟然把他说得两眼泪浸浸的，眼眶里转动着泪水。

而此刻，当切·格瓦拉出现在尼·谢·赫鲁晓夫身边，他果真是在像诗人一样般、包含诗蕴，充满着诗人的激情，这样生动而动人的像诗人一样朗声说话，侃侃道来最为严谨而得体的话语言同时，赫鲁晓夫忽然猛想起了巴勃罗·聂鲁达那位智利老党员，世界著名老诗人给他讲过的，关于他对切·格瓦拉的评语。

赫鲁晓夫热情奔放地热烈拥抱切·格瓦拉，最亲切地热吻切·格瓦拉的双颊，出于难以抑制的激动，也可能确实还包含着难以抑制的挚爱，他不仅热情地挎起了切·格瓦拉的胳膊，还热情地攥着，紧紧地攥着切·格瓦拉的手背，他几乎是用力拖拽着格瓦拉，赶快进到部长会议主席的会见厅里，直奔有糖果和茶点，可以使用饮品的，中间没有红木茶几的，围在其外的一圈宽大的真皮沙发上坐了下来。

赫鲁晓夫马上询问切·格瓦拉： “你想喝点什么？葛瓦斯？矿泉水？还是热咖啡？” 格瓦拉一笑说：

“喝热咖啡吧。” 赫鲁晓夫说：

“好，喝热咖啡吧，我们可以慷慨地请您多放些糖。因为，这是我们从你们那里买来的，世界上最好的糖，也是三美分一磅的，最便宜的糖，最甜美的糖。”

赫鲁晓夫说得很亲切，很俏皮。

只是，切·格瓦拉还没有喝到这赫鲁晓夫准备慷慨地多加些包含着友谊情感的最甜的糖时，他似乎忽然感到了嘴里有些发苦，他情不自禁地就朝着现在也在附近一只真皮沙发上坐下来的阿·伊·米高杨那边看了一眼。切·格瓦拉想到了自己作为古巴经济代表团的团长和进行贸易谈判的首席代表，在古巴建国后，第一桩的外贸谈判中，由于自己缺乏经验，而同时又逢临碰上了像阿·伊·米高杨这样的老资格的苏联对外贸易部长，谈判和作买卖的老手，结果，第一次的谈判下来，第一桩的苏古贸易，苏联就拼命地提高他们易货贸易的物价，而比美国佬几乎还狠心地压低古巴的糖价，结果使古巴奉献着甜蜜，收获着苦果，吃了好大的亏。

切·格瓦拉想到了和苏联作食糖生意的买卖时所定的糖价，赫鲁晓夫也很清楚明白。米高杨在古巴占了便宜回来，一定也在赫鲁晓夫面前卖过乖，显示过，不然赫鲁晓夫未必一定会过问和知道苏联只用 3 美分就买来古巴的一磅糖，他肯定也许还知道，当时世界市场的食糖价格是 4、5 美分一磅，他甚至也一定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部，明知亚洲食糖市场价格低

于世界市场食糖价格，却宁肯出 4、7 美分一磅的价格，大量进口古巴生产的全部产量中的五分之一，一百万吨的古巴食糖，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不富，自己的困难很多，但他们却宁肯自己吃亏，绝不让朋友感到心里发苦。真正伟大，真正的好朋友还是难说存真心的好朋友，是完全能够看出来的。

坐下来，切·格瓦拉忽然间就又想到了这样的许多事情。忍不住把目光投向了米高杨。

这时候，赫鲁晓夫一边招呼服务人员给切·格瓦拉端来了咖啡，一边把一只肥肥胖胖，厚厚敦敦的手，放在了切·格瓦拉放在沙发扶手的胳膊腕上。

“切·格瓦拉同志，包含着苏古两国革命情感的古巴糖，确实是更甜吧。多放点儿，多放点儿。应该说，我们能吃到这么甜的糖，有你切·格瓦拉同志的功劳，因为，这是你主持卖给苏联的。”

赫鲁晓夫现在不知切·格瓦拉的心思表里，他还接着往下借题发挥地唠话。

格瓦拉说： “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我们的经济封琐，他们断了我们在美国国

内的传统食糖市场，过去，美国人包销古巴食糖的五分之四，大约是四百万吨，现在，他们想切断这样的市场来扼杀古巴的经济。”

赫鲁晓夫说： “但是，我们是可以为朋友解难的。美国佬封琐你们，切断了你们的市

场，但是苏联却把市场向你们打开了，我们在你们困难的时候，总是拔刀相助。不过，我听说，尽管如此，您精明的切·格瓦拉同志，好像还很有意见，很有看法，因而也还很有一些说法，当然，我们的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杨同志，首先还是很称赞你的，米高杨同志，您是怎样称赞切·格瓦拉同志来着？”

赫鲁晓夫说着，转过脸去，抬起头来向坐在格瓦拉下手一边的阿·伊·米高杨发问。

米高杨一笑，欣然说： “尼基塔，我不是称赞，我只是如实地说过，这个古巴的小小的少校，

一个年轻的娃娃，被菲德尔派出来管古巴的钱财，管古巴的经济命脉，他好像天上掉下来的魔术师似的，立刻便由一个外科医生，一个革命起义军的少校，变成了一个可以与世界上第一流经济学家比拟的真正经济学家，很会算账，很会作买卖，很会尽最大可能争取和维护古巴的最大利益，同时又善于掌握买卖成交，即使没有大利可图然而可以达到成功贸易目标的机会，这确实就是太天才，太难得的，真正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了。确实是这样的，切·格瓦拉同志，我是曾经这样向赫鲁晓夫同志提起过您，介绍过您的。而且，我还说过，我们苏联，如果发现有你这样的人才，我们也抓他来当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或者当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或者当对外贸易部长，不过，我们的尼基塔也还说，甚至也还可以请他来当我们的苏联的，主管经济事务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您是这样说过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

米高杨善于词令，同时他也知道不能抢了赫鲁晓夫的话筒，于是，他又把与格瓦拉对话的话头，很快给赫鲁晓夫传了回来。

赫鲁晓夫很高兴米高杨及时把话筒又给他传了回来。他依然不减与切·格瓦拉叙话的热情，马上接着米高杨的话头说：“不过，切·格瓦拉同志，你

不要光听米高杨同志的甜言蜜语，他有的时候，也会说您的坏话的，我刚才说的苏古贸易成交有了买卖好做，你卖糖，我买糖，各取所需，但是据说你还有微词，有看法，曾经和米高杨同志也红过脸，也争吵过，甚至还吵得很凶，因此，他曾经告诉过你说你在古巴可以引以为荣，引为骄傲的绰号‘切’，在苏联的亚美尼亚语中，就是‘不’。因此，米高杨同志对你说过，你的名字干脆也就叫‘不’好了。当然，他实质上，对您这样说，并不是人身攻击，并无恶意，甚至，当然也还是深含爱意的。不过，这个‘切’，如果在苏联人面前变成了‘不’，那可是太不应该了，我们是不能欢迎，也不能允许的。”

赫鲁晓夫笑着说，他的这一串话，也还含着玩笑和幽默的意味，但是似乎也不无骨子里流露出来的一些别的意味。

于是，机敏的切·格瓦拉几乎是不欠时机，却不动声色的说话，对着赫鲁晓夫满含笑意地说：

“可是赫鲁晓夫同志，您知道我这个名字，我这个在古巴革命生活中产生的‘切’的名字，在中国同志们那里，会被认为是什么意思吗？他和苏联亚美尼亚语中的‘切’就是‘不’的含义有完全相反的含意，中国的一些同志告诉过我说，在中国的汉语中‘切’只含亲切，热切，美好的意思，也还能含着‘是’、‘好’、‘对’的深意。”

切·格瓦拉徐缓不急，清楚明白地说出了这样一串话来。

切·格瓦拉在说出这些话时，在内心深处，确实不乏对中国思念一些机带双敲的深切含意，只是，他以为是近乎微妙，是深藏不露的，他以为，苏联人甚至不会听出任何弦外之音，弦外之意来。

但是，完全出乎切·格瓦拉的意外，赫鲁晓夫的不知那一个穴位，忽然好像被针扎了一下，他的脸蛋子突然嘟噜了下来，他忽然冲着切·格瓦拉，不是再说话，而是好像喷发喀秋莎火箭炮似的喷射起话来，他甚至立刻“腾” 地一下站了起来，扬了一下手，仿佛是深痛恶绝地，差不多是喊了一句：

“不要提中国人！亲爱的切·格瓦拉同志，他们完全是一些忘恩负义的人，苏联无私的援助，帮助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他们最喜欢的政权；苏联无私的援助，在美国侵略朝鲜的时候，让他们安然无恙，苏联拿出了多少钱，帮助他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过去他们的长江天险，南北中国人都不得来往，只因为苏联帮他们造了一座长江大桥，南北两个中国才联系成了一个中国，可是，可是，这些黄祸的后代，他们完全忘恩负义！”

赫鲁晓夫说着这样的语言，十分地气咻咻起来。

切·格瓦拉这人确实从来不随和，确实几乎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不喜欢看人眼色说话，绝不顺情说好话，或者违心附和迎合别人胡说八道的习惯，他听着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的不正确评价，他马上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无知是一种恶魔般的力量。然而，切·格瓦拉从来不准备让这样的力量具有压倒的优势。于是，他就冲着赫鲁晓夫，说出了语调平静，词语仍然徐缓，却不无辩论意味的话来。他说：

“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所知，您对中国同志的评价，已经离开了客观的真实。首先，我们不认为中国同志是什么忘恩负义的人，他们在与蒋介石作战的时候，斯大林宁肯援助蒋介石，并不十分热心援助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当然，有的时候，自然也会有些援助的，然而，据我们所知，有许多我们是亲自听到看到的，中国同志，在他们的革命取得胜利后，几乎总是口口声声表示苏

联支持了中国革命，口口声声感谢斯大林给过的所有援助，但是他们几乎从来不提，或从来不公开地提到斯大林和苏联对他们的敌人蒋介石的大力支持和大量援助。还有关于朝鲜战争，是中国人民援助了朝鲜人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挡住了美帝国主义可能对苏联进行的战争挑衅试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保卫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但是，在赫鲁晓夫同志刚才的话中，却是后方保卫了前方，这是违背事实，也是违背逻辑的。此外还有一条，我到过中国，在中国的长江上行过船，确实，我在中国的湖北省的省会武汉市，也参观游览过武汉长江大桥，可以向您报告的是，中国人是很乐于告诉参观者，在这坐大桥的建筑过程中，确实得到过苏联的无私援助，他们经常提到苏联专家的功劳。但是，也只仅此而已，他们并没有说过因为苏联帮他们造成了一座大桥，才把南北两个中国联系了起来，中国从来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长江作为国家的内河，是与陆地可以浑然为一体的，就像苏联的伏尔加河一样，从来也不可能把一个苏联分割成两个苏联。有桥没桥，都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能言过其辞，不能言过其实。总之，您在向我评述中国同志是忘恩负义者的时候，我必须向您表明，我们是不能认同您的这样的观点的。”

切·格瓦拉似乎是本能地非常严肃和郑重起来。确实，他对于任何胡说八道，绝没有苟同的习惯。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或什么人物面前，他对说明真相，辩明是非，澄清事实，都有表明看法，参加讨论，甚至进行辩论的激情。他从来热爱追求真理。

实在的，切·格瓦拉也是一个最认真的，喜欢辩论的人，是喜欢追求真理的人。

不过，今天，他可是来到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面前，赫鲁晓夫的脾气和个性，从来并不是喜欢任何的辩论，他对是非，从来并不太过认真，他的倾向性太强，有的时候他会为真理而斗争，有的时候，他也会为错误，明明知道的错误而拼命，拼命地进行斗争和维护。他对是非的要求从来并不十分严格，在这一方面，他的辩证法学得最好，是耶，非耶，完全可以不在话下，只要我取我要，就是好的，就是宝贝。他对追求真理，从来也不傻得可以，执着得痴迷。

然而，他也喜欢吵吵嚷嚷，大喊大叫，大嚷大闹，也许这不能叫喜欢辩论，而是可以叫作喜欢打嘴仗。

一个喜欢辨论的人，遇到了一个喜欢打嘴仗的人，他们很有可能在有的时候，也会产生文不对题的语言冲突，辨论和吵嚷，有的时候就会参杂起来，状态相当恣肆的进行。

切·格瓦拉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任何人面前，都不怯场进行辩论和争论。

尼·谢·赫鲁晓夫，在何种时候，何种场合，何人面前，不敢恣意地进行大吵大嚷呢？在他成为苏联党政一把手以后，那样的时间、地点、人物，几乎已经完全没有了。

所以，现在，他当然也不可能骇怕与一个小小的，来自古巴的少校部长，展开一番大吵大嚷和吼叫。

他忽然好像也严肃了起来，郑重了起来。他完全站了起来。他伸出了一只手上的圆圆滚滚的手指头来。他忽然直端端地指向了切·格瓦拉。他说： “切·格瓦拉同志，我应该向您发出警告，我应该向您年轻的少校同志

提个醒了，亲爱的同志，你看今天都有谁在场？我们的苏斯洛夫同志也来了。”赫鲁晓夫说着，转过身来，手指指着苏斯洛夫。

戴眼镜的、瘦高挑有些水蛇腰的苏斯洛夫，此刻正好坐在切·格瓦拉的斜对面。他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最显要的委员之一，是被称为克里姆林宫红衣主教的最权威的理论家，一向主管苏联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赫鲁晓夫现在指着他，对切·格瓦拉说： “你知道我们的米·安·苏斯洛夫同志吧？切·格瓦拉同志！他是我们

的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我们党的最高意识形态专家，据我们所知，你切·格瓦拉少校，你在古巴最高领导核心里，你也是分管意识形态的。我们的苏斯洛夫同志，曾读过你切·格瓦拉同志发表在古巴《绿橄榄树》军内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叫什么题目来着？”

赫鲁晓夫转身回头又问苏斯洛夫。苏斯洛夫回答说：

“叫做《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形态的笔记》。”

赫鲁晓夫又转过身来，依然还是用胖手大指头指住切·格瓦拉说：“对啦，是这样的题目。苏斯洛夫同志把俄文翻译件拿来，也给我看过，你这篇文章写得真妙，对苏联共产党创造性的伟大的新思想，新观念，‘二十大’、‘二十二’的伟大理论和指导思想的贡献，你几乎一句话也不肯提及，相反的，你倒在这篇文章中，竟然列出了这样一个名单，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排在了一起。而且，如此这般还不算数，更有甚者，你还把毛泽东排在了斯大林其后，接下来还有谁呢？接下来就没有人了，好像当今的世界上，在当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一个毛泽东可以成为领袖，好像别人都不行，都不在你们古巴人的眼里，都不在你切·格瓦拉同志的眼里了。对不对？是不是？”

赫鲁晓夫开始质问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依然沉静，他回答赫鲁晓夫的质问的话语，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还有什么？赫鲁晓夫同志，请您把您的话讲完，把您的论点讲透。”

格瓦拉话说的从容不迫，不急不怒。

赫鲁晓夫激动地转了一个圈圈，他环视了一圈在场的人，大家都相当沉默而严肃紧张地坐着。

这里坐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以及米高杨、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多名苏共中央的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多名元帅、部长和将军。

古巴方面，只有切·格瓦拉少校一人。一方面，古巴领导人轻车简从业已成为习惯。另一方面切·格瓦拉此次出行所负使命事关绝对机密，而且，事前约定和苏联方面只进行最高层会谈，所以，他没有率领一个代表团，而仅仅是他一个人，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最高领导核心委派的唯一的全权代表。为了高度的保密，切·格瓦拉的此行，甚至连古巴驻苏联大使，事先也没有招呼和通告，暂时越过任何渠道，直通到了苏联的最高层。

赫鲁晓夫现在环视一圈以后，他又开始面对着切·格瓦拉。他接着说：

“我们知道您，切·格瓦拉同志，你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著作家，你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理论家，你确实写了许多文章，你有许多文章，我们是写不来的。甚至，连我们的苏斯洛夫同志，也不一定能写得来。”

苏斯洛夫插话说：

“切·格瓦拉同志，确实才气横溢，他现在确实是古巴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权威之一，他确实已经写出了许多能使人产生兴趣的文章，他什么文章都写，研究土地改革的，研究农业生产的，他提出了在古巴不能仅有甘蔗——糖生产的单一经济，他提出了要多种经营，甚至也要大养其猪，大养北京鸭，这一方面，他有许多新鲜的思想，他还写了许多关于论述金融财政方面的文章，非常难得，看来他确实很有经济头脑，他提出的建立外贸专业银行的思想，对我们苏联的国家银行管理，也是有启发的，还有，他还写出了大量的研究国家工业化，发展什么小水电，什么两条腿走路搞工业企业的论文，他不仅就工业、农业、金融财贸等等建设问题，写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在意识形态的著作方面，他还写出了一部《古巴革命史》，他还写出了一部

《古巴：是历史上的例外，还是反殖斗争的先锋？》而在他全部著作中，他写的研究和记录古巴革命战争，特别是论述古巴革命战争的性质、方法和战略战术艺术的文章，他写得是更富文采和激情的。比如他写的《游击战：一种手段》以及发表在古巴军内刊物《绿橄榄树》《波希米亚》上的系列文章：

《革命战争随笔》，他的这些研究战争的文章，似乎也有所谓积小胜为大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倾向，包含着一些几乎与毛泽东论述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似乎相同相近的观点。”

苏斯洛夫说着。显然，他思想清晰，确实是研究意识形态的专家，他一定掌握和了解大量的情况，包括一些苏联国外的情况，因此，他在谈到格瓦拉的理论思想时，好像也是一个研究切·格瓦拉的专家，他几乎能够说出好些条 1、2、3、4 来。

不过，他说起话来，不免略显繁琐、冗长。所以，赫鲁晓夫等他把话说到要害点子上，已经有些急不可耐，等着他刚刚说到格瓦拉的思想倾向，有的方面带有与毛泽东思想观点有相同相近之处时，赫鲁晓夫终于忍不住了，他打断了苏斯洛夫的讲话说：

“苏斯洛夫同志，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向切·格瓦拉同志指出，指出他，告诉他，他毕竟是一个年轻的革命家，应该向他指出和告诉他，就说他已经走近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我们不要再绕圈子了。为什么不能直接向切·格瓦拉同志敲警钟，告诉他，应该让他知道，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人在议论：切·格瓦拉可能是古巴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可能是古巴的毛分子。切·格瓦拉同志，你能自己回答您是不是古巴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是不是古巴的毛分子吗？我看你那么喜欢研究游击战，也想研究什么想入非非的农村包围城市，还有，你们在建设方面，也接过了许多中国人的口号，也要搞什么‘大养其猪’也要搞什么呱呱叫的北京鸭。你切·格瓦拉同志难道就真愿意是一个毛的信徒吗？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不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吗？他总是喜欢说一些古怪话的，比如什么东风压倒西风，还有什么纸老虎，他完完全全，是一只好斗的公鸡，阴天打鸣儿，都是胡说八道！”赫鲁晓夫说着，嗓门越提越高，简直有些激动不已起来。

赫鲁晓夫这样说着。

忽然，也许他想到了应该控制自己，或者，也许因为他的脑动脉硬化，血流输氧有些周转不继，思维忽然阻断，他语塞了起来，他抬起来的胖手，禁不住哆索了一下，不知接下去该怎么说，说什么才好了，他眼盯盯地盯住切·格瓦拉，他终于还是又喷出一句话来：

“你说说吧，切同志！你说说你到底是否有倾向要真的当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当一个毛分子吧！”

赫鲁晓夫坐了下来。

切·格瓦拉请求在坐的同志能够允许他抽烟。他得到了大多数同志宽容的手势许可以后，他没有取用搁在茶几桌面上的苏联烟草，而是从自己的旅行提包里，拽出了一根又粗又长的雪茄烟来。

切·格瓦拉点燃了雪茄烟，他饮着咖啡，他终于开始了沉着、冷静的答辩。

末曾说话，他先笑了一下。他满脸蓬松的卷曲胡子，笑起来的时候，十分生动，更显得他十分年轻。

切·格瓦拉开始说话，他徐声慢语，完全不使自己说话的声音达到刚才赫鲁晓夫说话和吵嚷的那种高度。

切·格瓦拉首先还是“吓”的一声笑了。他几乎是俏皮地亮着眼睛，看着赫鲁晓夫说：

“尊敬的赫鲁晓夫同志，实在不敢当，如果有人说我是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话，那是他们的事，我在您的面前，我是不敢当的，如果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话，我看赫鲁晓夫同志是最有资格的，我从许多文字记录材料上看到过，你最少有一万次，宣布过自己是斯大林的最忠诚的学生。我想，您也确实是斯大林培养、塑造和树立起来的，许多时候，你不也坦然承认这一点吗？所以，如果说我是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话，即使我愿意是，恐怕也还没有这样的资格，而您赫鲁晓夫同志，是完全有资格的。这种资格你不必否认，因为事实上，您是否定不了的。”

格瓦拉从容地说着。他接着说： “至于你问我是不是甘当毛分子，我不能理解您的指属。如果说你说的

是毛泽东同志革命精神胆略所在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论断，对古巴革命是有启发，有鼓舞作用的，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关于毛泽东同志对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我们确实很欣赏，对我们确实也很鼓舞。如果我们确实只知道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而不知道帝国主义同时还是纸老虎的话，我们很难有勇气，有信心，坚决地和帝国主义展开无畏的战斗。当然，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时候，也曾论述到了帝国主义是真老虎，是铁老虎，是吃人的老虎的一面，但是，毛泽东同志主要强调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一面，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教育和鼓舞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被帝国主义和任何强大的敌人以及他们的走狗所吓倒；不要不敢反抗，不敢革命，不敢斗争，不敢胜利，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和他的阐明的思想，是极为正确的，也是极为宝贵的，我们没有理由不从其中受到启发和教益。”

切·格瓦拉从容地说话，他从容地抽着他的雪茄烟，从容地喝着咖啡茶。他接着说： “至于说到关于游击战的研究和论述，你们，包括苏斯洛夫同志，你们

可能不无误会。我们古巴革命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我们所进行的游击战，和毛泽东同志所论述，在中国实行过的革命的游击战，是几乎完全不同的，如果有不无相同的地方，也是完全出于巧合。只是，我们后来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在展开古巴的革命战争以前，展开古巴的革命的游击战争之前，我们当时虽然也学习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比如菲德尔、劳尔与我，我

们在大学的时候，大约就读过了《共产党宣言》，啃《资本论》，一直是我们的一种强烈的渴望，我们知道《资本论》的重要，但是，《资本论》不好啃，菲德尔说，在他当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啃过《资本论》，但是读到第三百七十页，他就搁下了，他说他当时没有读进去，情况我也一样，在古巴革命开始前，我读过了第一卷，但也觉得难懂，后来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府分配我分管经济，再不读《资本论》不行了，我补习自学了高等数学，掌握了高等数学知识，这才帮助我能够理解读懂《资本论》，终于通读了三卷本，而且通读了两遍，受益自然匪浅，如果细叙，是可以写成一部大书的。”

格瓦拉从容不迫，有板有眼地说着。

赫鲁晓夫听着，他不感厌烦。他这个人有这样的好处，有时候会十分专注。他很希望从格瓦拉的谈话中，找到一些他可以用来驳洁他的谈话对象的机会。

至于别的人，对切·格瓦拉的谈吐也很注意听，他们往往被切·格瓦拉谈吐的睿智和深刻所吸引。特别是米·安·苏斯洛夫，听到格瓦拉谈到古巴革命领导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刻苦学习和精研，心中深感惊异，由衷地暗暗佩服，所以，他听着格瓦拉的话，有的时候禁不住就似乎是引以共鸣般地深深地、缓缓地点着头、意味着表示赞同。

也许只有两三个人，对赫鲁晓夫和格瓦拉的谈话，特别是对格瓦拉的谈话，听起来有些心不在焉。其中第一位是科兹洛夫，此人心脏状况不好，体态、面部都虚胖臃肿，他平白坐着，有的时候也会喘息起来，他显然是受着冠状动脉硬化的压迫，因而不时地引起窒闷。他是苏共中央现在几乎是仅次于赫鲁晓夫的第二把手，可以说是除了赫鲁晓夫以外，他是级别最高的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1957 年，在一场特别的非常会议上，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为领袖的反赫鲁晓夫集团，在一次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投票表决中，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的七票，对米高杨，苏斯洛夫和基里钦科的三票，罢免了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第一书记的官职。就在这个赫鲁晓夫岌岌可危的时候，早已被赫鲁晓夫提拔重用安排在列宁格勒的当州委书记的科兹洛夫，闻讯立刻组合一帮被赫鲁晓夫安排为中央委员的亲信，啸聚到莫斯科来，他们争取到了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和克格勃头目谢罗夫的支持，从而，事实上是通过了一场政变，保住了赫鲁晓夫，而把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们统统打成了反党集团，完全反被成了罢官免职的对象。

就是在那次相当惊心动魄的夺权政变斗争中，科兹洛夫显示了中心骨干的组织领导才能，同时也充分地表现出了对赫鲁晓夫的绝对忠诚，而且立卜堪称头功的汗马功劳，所以，在那次政变后，科兹洛夫就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主管组织和干部工作。只是，此人除了对赫鲁晓夫的绝对忠信之外，脑满肠肥，沉迷酒色，经常酒气酗酗，酒精中毒病相毕露，目光呆滞，脸上的肌肉几乎总是僵硬的，脸相上往往还拥着一种仿佛正在呕逆欲吐的气色。

对切·格瓦拉谈话了无兴趣的，自然首推此人，因此，虽然他由于官职地位显赫，在坐下来的时候，被安排在了显赫的坐位上，是紧挨着赫鲁晓夫一侧的，可是，就在这样的位置上，格瓦拉和赫鲁晓夫相当热烈地进行谈话的过程中，他先是开始打盹儿，后来干脆就睡着了。

因此，此人似乎成了第一个赫鲁晓夫、格瓦拉谈话场合里的局外人。

第二人是哪一位呢？大约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这一个曾经是农民出身的沙俄士兵，在斯大林时代经过战争的锻炼和培养，成长为了元帅。但他的文化水平也还不高，所以，当他听到格瓦拉提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读过《法兰西内战》、《拿破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两部书时，他以为那是提到两本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马利诺夫斯基一向很喜欢坦克大炮之类的重型武器，他喜欢战场上的炮火硝烟和整个战争机器的机声轰响。他不像有一些苏联元帅一样，也喜欢文艺作品，在他眼里，他很看不起那些玩弄笔杆子的作家。小说和诗他从来一本也没有读过，他甚至觉得，作为一个国防部长和苏联元帅，读那种劳什子胡说八道的东西，简直掉价。

因此，在切·格瓦拉和赫鲁晓夫的谈话圈子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显然也是一个不断把目光投向天棚上挂着的水晶吊灯的风从耳边吹过的局外人。

然而，格瓦拉的谈话，仍然还在继续中。

他向赫鲁晓夫、苏斯洛夫、阿·伊·米高杨提到古巴一些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精研精读的情况。

阿·伊·米高杨，是在列宁时期就进入苏共领导层的元老。列宁在世时，在苏其最高领导层中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著作家和理论家，很罕见有人会不是高级知识分子，比如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在进入最高领导层时，都已经堪谓是大理论家了。

后来，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开始主政。斯大林开始大量吸收工农兵革命骨干进入苏共的领导层，其中赫鲁晓夫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但是，就是在斯大林主政时期，斯大林也很注意理论工作，很注意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学习，很强调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阿·伊·米高杨，可以说是难得罕见的聪明人，因此，在斯大林时期，他也非常刻苦认真地阅读学习过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所以，当切·格瓦拉提到这样一些话题时他并不觉得太陌生，并不觉得格瓦拉是在谈论他差不多完全不懂的解析几何和高等代数，因此，他似也还能听得进去，并且似也还能有一些兴味，他甚至也在暗暗地想：这些年轻的古巴领导人，年龄不大，但是学问根深，颇有造旨，思想确实成熟，因此确实不能等闲视之。

阿·伊·米高杨甚至暗想，真的如果是切·格瓦拉在理论问题上，在哲学问题亦或是在世界战略的分析认识上，如果真的和尼·谢·赫鲁晓夫展开对阵对垒的辩论，如果他们针锋相对起来，恐怕善于吼叫吵嚷的赫鲁晓夫，绝不会一定站在优势的方面，他甚至简直可能完全不是切·格瓦拉的对手。

米高杨是很了解尼·谢·赫鲁晓夫的水平的。

所以，现在，米高杨能够欣赏到切·格瓦拉对赫鲁晓夫的驳诘，简直也还可以说是一种今人舒服愉快的享受。

赫鲁晓夫在苏联当政已经数年，党政大权一总抓在他的手里，他已经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霸道，越来横行无忌，胡说八道和恣意妄为，在国外，当然不乏有人总是在无情地攻他，驳难他，但是在苏联国内，在苏共党内，大约除了莫洛托夫在坚持战斗之外，似乎就再也不会有什么人会有那样的胆量了。

所以，现在在克里姆林宫这个地方，驳诘赫鲁晓夫的言谈，简直可比是令人开心的怒放的奇花异草在这里的花坛草坪上出现。

因此，阿·伊·米高杨听着格瓦拉的谈话，也还真的悄悄开心。他不会

像科兹洛夫一样打盹儿大睡其觉，也不会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同志一样乏味得发慌。

切·格瓦拉相当详尽地向他的主要谈话对象们，讲述了一番他本人，以及古巴其他主要革命领导人学习和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情况，接着他又谈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古巴革命发主联系和进入结合的历史。

切·格瓦拉谈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最初寻求革命道路的过程。 “我们当然也走过非常幼稚的阶段。”切·格瓦拉说，“比如，我们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当然，他是天主的革命家。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最初，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他开始在自己的祖国古巴生活时，他绝对不能对无法无天的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巴蒂斯塔政权对古巴人民的残酷剥削压榨和血腥的屠杀镇压熟视无睹，于是，他就采取革命行动的步骤。他最初的革命步骤是什么呢？这就是以他法学博士的博学，向当时古巴巴蒂斯塔政权下的古巴哈瓦那法院，提起了状告巴蒂斯塔政权的起诉书，他希望哈瓦那法院，能够受理他的起诉书。这样一个杰出的人，但是他也曾经是这样天真烂漫，以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确实是有保障了。可是，当巴蒂斯塔政权控制下的哈瓦那法院，退回了他的起诉书，拒不授理他的起诉后，他开始想到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暴力革命的论述。于是在 1952 年发生卡

斯特罗又在古巴的圣地亚哥，组织了有 162 名大学生参加的攻打有 1500 名政府军守备的蒙卡达兵营的行动，结果遭到了巴蒂斯塔政权最为令人发指的残酷血腥镇压，使一场在城市展开的武装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卡斯特罗和劳尔，几乎是都遭到了被敌人推上断头台的危险。经过这样一文一武的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教训，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又把革命力量集合起来，这才决定了在古巴农村、山区，展开游击战争的步骤。以后来，古巴革命确实的也是走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且赢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只是在古巴革命胜利后，我们才发现，在一定意义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古巴的革命，是走了一条与中国革命相似相近的道路，从游击战争起家，进而实行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点上，确实，是大有相似之处的。有过，不管中国同志会不会强调他们对这种革命方式，赢得胜利的方式，拥有绝对的专利权，也许他们有权利可以拥有这样的专利权，因为他们利用这种方式，经过了二十二年漫长的时间和历史，才赢得了胜利，无疑，他们是这种方式的伟大发明家和伟大实践家。他们拥有这种方式的专利权，也会是被我们的古巴革命所尊重和所承认的，因为，古巴革命确实发生在他们赢得胜利之后，而且，运用和实践的时间，也只短短不到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是完全可以尊重和承认中国同志的专利权的。但是，我们说的这种尊重和承认，却并不是等于说，我们古巴革命是抄袭了中国革命的样板。完全不是这样的。”

格瓦拉这样说着。

赫鲁晓夫听着，他一会儿皱眉，一会儿舒眉。听到格瓦拉强调说古巴革命不是抄袭中国革命的样式时，他以为格瓦拉准备向他表明古巴和中国的距离了。所以，他马上高兴地舒展开了眉头。

从 1960 年赫鲁晓夫采取和中国共产党公开决裂的行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层，特别是它的领袖毛泽东；在赫鲁晓关心中，已经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敌手，他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领导人几乎已经是满怀着铭心刻骨的仇恨了。

所以，他一听格瓦拉强调古巴革命不是抄袭中国革命而来，他就显然高兴起来，并且，马上插上一句话来说：

“你完全是对的，切·格瓦拉同志，你们应该记住，古巴革命，确实与中国没有联系，中国是一个大国不错，但是那是一个人民喝大锅清水汤，穷得连裤子也穿不上的国家，他们怎么会援助古巴，他们怎么会与古巴革命有联系呢？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上，古巴革命与中国革命，是不存在任何联系的。”

赫鲁晓夫说得很绝对，似乎也很有感情色彩。

格瓦拉还是从容不迫接着说话，但是，他似乎刻意要给赫鲁晓夫上课。他接着又说：

“不错，赫鲁晓夫同志，您的这话，在一定意义上，部分是对的。我们所说的古巴革命与中国革命不存在联系，是说在形式上不存在联系。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的创造，古巴革命，也是我们古巴人的一种创造，是经过巨大的牺牲和流血探索实践摸索出来的一种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抄袭中国革命的图形，完全搬用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我们不是那样进行革命和开展古巴革命，并且赢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的。但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当我们回首革命的往事，开始总结古巴革命走过历程和我们的经验时，我们忽然发现，古巴的革命，与中国革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联系，在内在的，深刻的方面，却有着几乎是完全相近相同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总结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失感到遗憾，这就是，在古巴革命的过程中，我们虽然也曾把中国革命引为榜样，但是我们并没有更直接、更自觉地展开这面榜样的旗帜，然而，这面榜样的旗帜，如果在我们的面前展开，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有着更宽阔的通向战斗胜利和革命胜利的道路，是可供我们选择的。”

切·格瓦拉说到了这里。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他忽然有些耐不住性子，有些实在听不下去了。他“嚯”地一闪身，马上又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这一次，他站起来的冲力似乎更大，他几乎冲到了一圈沙发围着的会见厅的中心，他激动地打着转转，在大厅里转了个大圈儿。然而，他还是又回到切·格瓦拉坐着的沙发前来，他居高临下，他站在了切·格瓦拉的面前，又一次挥起胖手，指着格瓦拉近乎是质问一般地发问：

“亲爱的切·格瓦拉同志，你的话，我实在听不懂，也实柱听不进去。我实在不能相信，中国的旗帜，能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可供选择的好道路呢？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道路。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道路！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格瓦拉说：

马克思主义只能承认辩证唯物主义是真理。永远不能认为唯心主义的绝对化会是真理。刚才，有的同志以非常不屑的语调，提到了我们向中国同志学习‘大养其猪’，养殖北京鸭的经验。其实，我们这样的学习，有什么不好呢？按照中国同志的说法，这叫做多种经营。中国人有一个著名的伟大战略思想，叫做‘自力更生’，这个思想，这个口号，对我们的启发和教益，就是极为深刻的。我们要学‘大养其猪’，我们要养殖鸭，都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同志的‘自力更生’思想的启发。我们从这个思想里，得到启发就是必须打破古巴传统的种植甘蔗和制糖的单一经济。我们必须麻雀虽小五脏具全

地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绝不能在单一经济的钢丝上只走钢丝的来回。我们必须在一切方面学会两条腿走路，创造立足‘自力更生’的条件，我们不仅要养猪、养鸭，我们还要学会种水稻，学会种玉米，学会种棉花，这样，不仅我们可以真正创造出‘自力更生’的基础和条件，打破太脆弱的单一经济，事实上我们还能加速我们农业生产的周转速度。你们知道我们种植甘蔗的生产周期的‘死季’吗？什么是种植甘蔗的周期‘死季’呢？就是，所有的甘蔗农工，在每年的一二三，三个月份，砍甘蔗收获的同时又耕植，然后一年余下来的其他九个月，甘蔗农工就都形同无业游民了。

“这是生产力的最大浪费。为此，我们也要打破甘蔗、制糖这单一经济模式，我的要发展多种经营，我们要立足于创造这样的‘自力更生’条件。假如有一天，美帝国主义用他们的飞机、大炮、中远程导弹和海军窒息古巴，扼杀古巴的经济生命线的话，完全封锁我们的话，我们仍然能够不仅有甘蔗、不仅有糖吃，我们可以引进埃及的长丝绒棉花，我们也可以自己纺纱织布，我们还可以不仅大养其猪，而且大养其牛，我们要让古巴十二万农户每户养上一头奶牛，这样，古巴全岛的所有小孩和老人，就不再只靠购买外国进口的炼乳来补充营养了。

“我们创造这样的自力更生条件，有什么不好呢？相反，形势迫使着我们，正好恰恰相反，我们这样下决心立足自力更生，是至为必要的。而这个伟大的自力更生的思想，应该说，也可以说，正是中国革命的旗帜启示我们的。”

格瓦拉说着。

赫鲁晓夫一听说格瓦拉讲中国人的好话，简直好像孙猴子听到了唐僧大念紧箍咒，使他实在头疼得很，于是，他就实在忍耐不住，再一次跳起来，而且，在这一次他跳起来的时候，他抓起了一只摆在前边茶几上的装矿泉水的玻璃瓶。

赫鲁晓夫在 1960 年的联合国的会议厅内大喊大叫，脱下皮鞋来大敲讲话台，其实不是一时激动，不是偶然发生的情况，斯大林去世以后，没有人再约束他了，他官升脾气长，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邪，他有的时候，一要发急发火的时候，经常还会发歪，冲着任何人挥拳头，那是常事几，更有甚者，他还有的时候会冲着令他愤怒，令他气恼的人挥东西，比如摔烟灰缸，摔水杯，甚至还吐唾沫，喊“滚”！喊“让谢列平给他发放签证，让他滚到外国去！”等等。

谢列平曾经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上台后提拔他当了克格勃主席，所以，出国签证在总体上，是由他来管的。

今天，赫鲁晓夫在格瓦拉面前，听着一些令他头疼、气恼的话，他操着玻璃瓶子跳起来，会不会在格瓦拉面前，冲着格瓦拉也摔玻璃瓶子呢？他当时确实又是很激动，很冲动了。

所以，阿·米高扬还是提醒了他一句： “尼基塔，控制住自己，冷静点儿。”

赫鲁晓夫瞪大了眼睛，他盯着切·格瓦拉。在米高扬插话时，他也瞪了米高扬一眼，一种观念，一种提醒，可能起了作用，告诉他，无论如何，在外国客人面前不能太放肆地肆无忌惮地摔瓶子，这种观念一定在他脑海里转了个弯儿，所以，他的玻璃瓶子没有摔下来，只是成了他似乎想在手中把玩的角色表演的导具。

经过米高扬的提醒，赫鲁晓夫确实冷静下来一点儿，他本来想激动地喊着说话了，但是，现在，忽然又平缓了语调和口气，他一时差不多是温和了起来，他冲着米高扬，当然也还冲着格瓦拉说：

“切·格瓦拉同志，实在还是太年轻了。在理论问题上，作为同是共产党员，我们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还是可以给年轻的共产党员上课的。切·格瓦拉同志，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我本人，是 1918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而你

切·格瓦拉同志是出生在 1928 年，赫鲁晓夫同志的党龄，比较切·格瓦拉的年龄还长十岁，所以，我以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也是可以给你上课的，你刚才讲的那一套什么中国的‘自力更生’主义，完全是一套糊涂的东西，你完全是上了中国人的大当，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伎俩，使你蒙上了眼睛。中国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不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一帮子农民和从山沟里打游击走出来的游击队员，是些大兵，他们没有文化，甚至连 2＋2 等于 4 也算不出来，他们还能有什么思想，他们还能有什么眼界，他们完全看不到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阵营可以进行国际分工，可以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特别还可以受到强大的苏联的无私援助，因此，本来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分工中，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和发挥各自的优点。这样的结构，其实在苏联内部，也是这样进行的，比如我们的乌克兰，就是苏联的大粮仑，主要以发展农业为主，我们在中亚的乌兹别克，那里气候温热，和埃及差不多。我们就在那里专门大种棉花，而在另外一个地方，你知道的，我要说的是阿塞拜疆，那里盛产天然气和石油，我们就把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建设成一个石油天然气的加盟共和国。等等。在苏联国内，我们有这样非常协调的分工，在苏联国外，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经互会范围内，我们事实上也在成功地进行着这样的分工的尝试，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发明专利权，这就是国际分工的尝试，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他们那里玻璃生产工艺好，我们就强调要他们多多生产玻璃器皿，什么高脚杯啦，酒杯啦，玻璃装饰品啦，这是各国人民主活中必需的物品，很宝贵，捷克斯洛伐克的玻璃器皿，确实是最上乘的，你看，你眼面前的烟灰罐，也就是。”

赫鲁晓夫也善演说，演说起来也会滔滔不绝，往往也能说得头头是道。他接着说话。由于他顺畅地说出了一大段话，他又注意到切·格瓦拉也

还确实在专注地听着他说话，所以，赫鲁晓夫现在一边说话，一边掩去了刚才开始说话时红头涨脸的神色，开始又变得笑容可掬，和谒可亲起来。

他说着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玻璃烟灰缸的质量很好，形态秀美，简直是艺术品，他说着，还放下了玻璃瓶，抓起一只烟灰缸来，递到格瓦拉手上，请格瓦拉欣赏。切·格瓦拉确实也欣赏一番，左看右看了一番这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玻璃烟灰缸，他脸上不无赞许的神色。

赫鲁晓夫看着切·格瓦拉的表情，有些不无得意起来，他接着说话，现在他把两只胖手抱在了胸前，显然更有兴味要娓娓道来一些有思想，有意味的话：

“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玻璃器皿很有特色，可以大量生产之外，在保加利亚，哦，在保加利亚，特别是在保加利亚，有更美妙的东西，顺便说一句，亲爱的切·格瓦拉同志，我可以告诉您的一件事是，正是我在保加利亚访问的时候，我突发奇想，想到了要把苏联的导弹，运送安装到古巴的岛上去，把古巴彻底武装起来，强化起来，完全变成一个反对和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强

大基地。正是在保加利亚，我在那里访问的时候，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是在今年的三四月间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正在保加利亚的玫瑰谷里欣赏那里如火如茶的玫瑰花。唉，亲爱的切·格瓦拉同志，保加利亚真是个美丽的好地方，可惜你还没去过，你已经去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你还去过了南斯拉夫，你将来也该去保加利亚，最好是在玫瑰花盛开的季节，实在的，保加利亚，真可以就说是一个玫瑰国，保加利亚的玫瑰花，简直又肥又大，因此，那样大量的玫瑰花，就可以大量地收获，来制香料、香精、玫瑰酱。保加利亚的玫瑰酱简直好极了，因此，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互会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分工专门请保加利亚这样的兄弟之帮，来专门生产玫瑰酱做玫瑰酱王国呢？这有什么不好呢？”

赫鲁晓夫越说，似乎越能言之成理。接下来，他又说到了蒙古。 “那里有广阔的草原和戈壁，他们能生产什么？那是个地广人稀的社会

主义国家，人民喜欢过游牧生活，这样，我们就要求蒙古国，专门以生产牛、羊、奶品、肉食和皮毛为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不正好是发辉着他们的优势和特长吗？而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布匹，生产机械和生活用品，又是在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调济，可以得到充分的供应和保障的，特别是伟大的苏联，最无私的援助，总是可以是他们最可靠的后盾和保障的。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蒙古的蒙古人们，还要闹什么‘自力更生’，他们有这种必要吗？不完全是胡闹吗？”

赫鲁晓夫说着，他好像已经把道理说得很圆，说得很透了。他甚至相信，他几乎已经可以说动切·格瓦拉，说服这个切·格瓦拉了。

所以，赫鲁晓夫想停下话来，歇息一下，喘上一口气了。于是，他重又坐了下来。然而，切·格瓦拉似乎不让赫鲁晓夫喘息似的，他等赫鲁晓夫刚刚重又坐好，就又冲着赫鲁晓夫发问了一句。

格瓦拉向着赫着晓夫发问： “赫鲁晓夫同志，你刚才说的，是一种情况，假如说突然有另一种情况

来临时，比如在蒙古，假如说忽然有一天，一切外来援助和交换都停止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他们光是生产牛羊，届时，难道他们就永远只能以奶品和肉类为食？他们就不再需要面包、蔬菜和水果了吗？他们将穿戴什么？难道就只能是穿戴兽皮，而不再穿戴任何衣料和绸缎了吗？据我所知，蒙古人民，还是个特别喜欢穿绸缎衣服的民族呢！”

赫鲁晓夫听着格瓦拉的这一发问，惊讶起来，瞪大了眼睛，他好像忽然奇怪起来，这个切·格瓦拉，怎么这么榆木脑袋，不可开化，他苦口婆心这么耐心地一番说教，怎么竟硬是说不通他呢？

赫鲁晓夫圆睁着眼睛，忍不住心里又开始发火，他终于又有了一种准备向切·格瓦拉喊的冲动。

但是，一开始，赫鲁晓夫还是只又冷静地反问了一句切·格瓦拉： “怎么？格瓦拉同志，尼·谢·赫鲁晓夫同志这么耐心，细致地给你讲

道理，讲述伟大的共产主义真理，怎么还是说服不了你，你是不是还要死抱着中国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自力更生’的思想不放呀？”

格瓦拉说： “老实说，坦诚地说，我们只能这样说话，赫鲁晓夫同志，你说的那些

道理，我看不足以成为共产主义的真理，因为，它与生活中的实际，是有很大距离的，比如说，您强调的苏联无私援助，有的时候是否无私，是可以表

示怀疑的，因此，有的时候的援助，也就自然不能说绝对有把握可以靠的住。” “什么，你说什么？格瓦拉同志，你说什么？你说苏联的无私援助的无

私，有的时候是可以被怀疑的，因此援助有时候也是没有把握靠不住的吗？你是不是这样说了？”

“我是这样说的，确实是这样说的。” “这就是你的恶毒攻击了！” “可是，我说出的是事实。” “你传染上了中国人的忘恩负义的病！”

“我们古巴人从来不会忘恩负义。我同样认为，中国的同志们，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相反，我倒认为，中国的同志们，是真正喜欢义气行事的，比如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侵略军将要消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是刚刚建国仅仅只有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兄弟打败了美国侵略者，这是世界上最为行侠仗义的行为。这种情况，在我们古巴，同样也是有例可寻的，我们古巴革命，从来绝不遗忘任何一个为古巴革命作出贡献，作出牺牲的人，而且，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是古巴人，还是外国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一个资产阶级的法宫，在卡斯特罗领导革命者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在圣地亚哥的法庭上被审判的时候，这个法官主持了正义，提出反对定卡斯特罗有罪，他这样的恩德和正义行动，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对他的报答，就是卡斯特罗请他来当古巴革命后第一任国家总统。当然，后来因为此人反对古已的革命政策而解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这足可以说明，古巴的革命者，确实不会是忘恩负义的人，正像中国人不会背信弃义一样，古巴人也不会背信弃义。我们决不会像有的人那样，在自以为是聪明起来的时候，会去恶毒地咒骂他们的过去的恩师是什么白痴，是什么胆小鬼和昏庸无能的家伙。”

切·格瓦拉义正严词地说着，他的话语虽然也含委婉，但是也还是太直了。

他的话，马上又刺到了赫鲁晓夫的痛处。

赫鲁晓夫能听出来，切·格瓦拉所说的后来聪明的学生咒骂他先前的恩师是白痴，明显是指责他在“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攻击的。在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最少有四五次在提到斯大林的时候，咒骂过斯大林是白痴，是胆小鬼，是恶棍。

切·格瓦拉现在话语中，如此直接地刺到了赫晓夫的痛处，这可就要使赫鲁晓夫着实地恼怒起来了，他忽然把胖乎乎的大手猛然间攥成了拳头， “嘭”地一声咂在真皮沙发宽厚的扶手上，他终于又一次激动得跳了起来： “切·格瓦拉同志，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不是派遣你来侮辱苏联领

导人，不是派遣你来进行攻击和挑畔行为的。可是，你却处处攻击，处处挑衅，甚至竟敢放肆侮辱苏联领导人，你是太放肆了，而且，因为你死抱着中国人的自力更生的臭观点不放，我们有可能也学你们的样子，宣布你切·格瓦拉同志为不受欢迎的人，请你回古巴去吧！请你死抱着你的自力更生观点去自力更生吧，我们可能就不准备再向古巴提供导弹了，看你们古巴人在美帝国主义的老虎嘴巴下会不会发抖，看你们在美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侵略威胁面前，你们将怎样生存？是的，我警告你切·格瓦拉同志，由于你的恶劣态度，我们将准备再提起研究，和重新作出决定，将可能作出从古巴撤回导弹的决定，那时候，我看你切·格瓦拉同志回古巴后，将会怎样向菲

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复命和交差，我想看到你会捅下多大的漏子惹出多大的麻烦，看你还能不能再来当古巴的最高全权代表！您听见我的这些警告了吗？切·格瓦拉同志！”

赫鲁晓夫猛的又是一阵这样的狂喊怒吼。切·格瓦拉接着说：

“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您的话，是不是严肃的，郑重的，是负责任的？”

切·格瓦拉接着说： “不过，赫鲁晓夫同志，请您不要混淆这样的事实：关于在古巴安置苏

联导弹，配置伊尔—28 飞机和“蚊型”鱼雷快艇的提议，并不是首先由古巴提出请求的，而是，首先是由苏联方面提出来的。是在苏联方面提出这样的意向以后，我们才派遣劳尔·卡斯特罗同志，来到莫斯科和你们会谈谈判，草签了关于在古巴设置苏联导弹、飞机和快艇事宜的军事合作协定。而且，这样的协定，是在古苏两国各自作为主权国家，是在权力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是在共同的意向下达成的，我们决不把这一协定看成是仅仅是苏联方面加在古巴方面头上的决定。所以，既然作为是草签的协定，理所当然还需经过双方最高领导层和有关当局的最后批准程序，为了正确地履行这种程序，我是受命作为古巴方面的最高全权代表，来到莫斯科，进行和修改最终签署这一协议的使命的，所以，我不是作为一般的外交代表，苏联方面可以恣意地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如果办联方面作出这样的宣布，我们唯一的认识是，这即意味着古苏两国军事合作协定已为被苏联方面的撕毁，我们已经不再具有谈判的余地。如果退一步讲，苏联方面仅仅是认为古巴领导人抱有自力更生的思想观念，苏联方面也要撤回导弹、飞机和鱼雷快艇的话，那就请你们尽管这样决定，这样办好了，古巴革命过去没有导弹、飞机和鱼雷快艇我们也进行了自己的革命动作，今后，没有这些，我们也还会发展和挺立，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我们的战斗信念是坚定的，我们的信心也是坚定的，美帝国主义吓不倒我们，美帝国主义也压不倒我们，真正站起来的人民，是完全不会屈服的，再说，全世界，包括苏联、中国、埃及、亚非拉各国人民，都不会让古巴革命永远处在孤立的地位，这样的信心，我们也是有的。所以，如果苏联方面，赫鲁晓夫同志，认为我们古巴领导人同意和持有自力更生的观念和思想，因为这完全不合你们的口味，而要单方面撕毁古苏两国军事合作协议的话，我们也只好说：悉听尊便。因为，事实上，我这次到莫斯科来的最根本的使命，是来争古巴的主权的。在已经草签的协议上，有这样一条，即：在古巴列岛各导弹基地、伊尔—28 轰炸机场和“蚊型”鱼雷快艇舶位的军港，其操纵、使用和指挥权，全部由苏联军事指挥人员管辖和统制。经过我们古巴最高领导核心的研究，我们建议务必撤底修改这一条，古苏军事合作协议，只能表明是古巴方面向苏联方面提供军事基地，而不是苏联方面向古巴提供防卫支持和援助，这是事关古巴国家主权性质不能含糊混淆的原则问题、重大问题，所以，是绝不能含糊和马虎不清的。古巴要求的最低纲领是古苏军事协定在古巴方面执行的时候，必须由古巴方面肩负主导的节制责任。苏联运进并设置在古巴列岛上的支持古巴防卫任务的全部导弹基地、轰炸机地、鱼雷快艇军港，在苏联军事指挥技术人员的援助下，在可以建立联合司令部负责作战指挥的同时，必须在古巴革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统帅范围里，接受古巴革命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的节制和指挥。

这是绝对必要的。我来到莫斯科，修改和最后负责全权签署古苏这一军事合作协定，最主要、最重要，也是要使这一条得以确立。我们必须拥有这样确立的权利。如果苏联方面和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拒绝我们这样的权力要求的话，我们将同时否决已经草签的古苏军事合作协议的存在。”

切·格瓦拉侃侃而言，有的时候是提出雄辨的论证，有的时候是操用着逻辑严密、掷地有声的外交词令，他简直是一阵一阵的排炮，把刚才妄图一意恐吓和恣意施压胡说八道的赫鲁晓夫的嘴巴完全打哑了。

赫鲁晓夫目瞪口呆，一时他完全说不上任何别的什么话来了。

但是，堂堂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论军衔也还是个中将，怎么能如此这般就败倒在一个小小古巴的少校部长面前呢？

赫鲁晓夫终于大发威了，他抡着两条胳膊同时高举，同时猛抡了一个很大的动作，终于完全是吼喊起来，他冲着切·格瓦拉吼喊：

“好吧！切·格瓦拉少校，请你走吧，苏古之间，关于军事合作，关于导弹问题，完全吹了！吹的责任完全就在你切·格瓦拉身上！你走吧！”

赫鲁晓夫把手一样，作出了一个请格瓦拉开步姿态。

切·格瓦拉不慌不忙。他弯下腰，拎起了他的公文包。他说： “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全部话题，全是正式的谈判话题，那么，现在赫

鲁晓夫同志正式宣布，古苏两国军事合作，导弹设置的草签协定已经告吹的话，我们的谈判任务，自然也就全部结束了。这样的谈判结果，自然，我是敢于对之负责的，因为我拥有古巴最高领导核心的授权，但是，说吹的责任全在我的方面，我想赫鲁晓夫同志不是开玩笑吧！好吧，再见了，亲爱的同志们！”

切·格瓦拉说着，迈开他少校特有的矫捷的步伐，就要从这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接见大厅里走出去了。

阿·伊·米高扬这时候急忙站起来，拉住了切·格瓦拉的一条胳膊，说： “别忙，切·格瓦拉同志，我们还可以再谈一谈。”

格瓦拉说： “会议已经结束，协议已经完全撕毁、完全破裂了，还谈什么？我们还

有谈闲话的时间吗？没有了吧！”

米高扬回过头来要招呼赫鲁晓夫，想劝说赫鲁晓夫留住的客人，留住从古巴迎来的贵宾。

然而，尼基塔·赫鲁晓夫用得着米高扬多此一举吗？他早已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早就拽着格瓦拉，紧紧不放。

赫鲁晓夫，这才叫地道的，真正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呢，他最善于表演，最善于逢场作戏。

他此刻，哪里象是刚才和切·格瓦拉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辨论过，打过嘴架，好像从来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他紧拉着切·格瓦拉的手，忽然语调又亲切和完全平和起来说：

“少校，亲爱的少校，你忙什么？我们的正式谈判还没有开始呢！刚才进行的，只是同志间，非正式谈话，不过，我们也不能再干谈下去了，我们也都有些累了吧？我们也该休息一阵了。你看看，亲爱的少校，你看一看我们这位可爱的尊贵的主席团委员，我们的科兹洛夫同志，他是个多么可怜的人啊，他有心脏病，完全累坏了，看看，他睡得多香，他还正在打酣呢。”赫鲁晓夫说着，他一手拽着切·格瓦拉的手背，另一只胖手开始扯住了

正在沙发上确实仍然在喷发着酣声的科兹洛夫的一只肥厚的大耳朵。 “唔，唔，醒来吧，可怜的伊万，可怜的人儿，我们还要招待亲爱的，

尊贵的客人，我们的尊贵的，亲爱的切·格瓦拉少校，要好好喝一场呢，快起来吧，科斯佳，该是您露威风的时候到了，多少酌满伏特卡美酒的高脚杯，已经在向您招手了呢！”

接下来，气氛完全扭转了，缓和了。在赫鲁晓夫开玩笑，闹鳄鱼般的幽默中，在大厅中的人们都轰然笑了起来，包括马利诺夫斯基都绽开铁青的大脸笑了起来，苏斯洛夫更是前仰后合，其乐不止。

这时候，安德罗波夫提示赫鲁晓夫说，欢迎接切·格瓦拉同志宴会已经安排好了，大家还是人席以后，边吃，边喝，边说一些轻松的话题吧。

赫鲁晓夫大声称赞这样的安排，说：“好！”但他同时又好像郑重地对切·格瓦拉说：“咱们就此打住任何不轻松的话题，把所有不轻松的话题，还是推到明天开始的正式会谈的谈判桌子去说吧，今天我们可是再也不谈了，可以谈酒，谈醉鬼，甚至也还可以谈姑娘们，今天福尔采娃同志不在这里，谈谈姑娘们，是不会有人吃醋的，对不对，科兹洛夫同志。”

科兹洛夫现在有了精神，他接着赫鲁晓夫的话头说： “当然，赫鲁晓夫同志总是对的。”

于是，切·格瓦拉被赫鲁晓夫牵着手，被米高扬、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人簇拥着，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会见大厅又穿过楼道，走进了后边一侧的宴会大厅，这里果然已经铺陈设置好了几桌佳肴丰盛，杯盘琳琅的酒席，同时，几乎举目遍地站着一些穿着洁白衬衫的苏联服务员姑娘，她们一个个几乎都是可以令人眼花僚乱，真正金发碧眼的美女。

宴会上响起了“正当梨花开遏的季节”的“喀秋莎”的乐曲。祝酒致词，马上就热烈地展开了。但是，切·格瓦拉好像打不起很大的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这热情洋溢的欢宴气氛中。他的思绪，忽然开始了对伟大苏联大地的漫游，对伟大苏联的历史的漫游。

宴会终于结束了。

宴会结束后，切·格瓦拉在主客分手散去的时候，他忽然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苏联同志能允许他，就在今晚，就在这静静的明亮的夏夜里，让他到克里姆林宫的宫墙外的红场上去，让他在那里徜徉一番，散一会儿步。

当然，切·格瓦拉的这个请求，被完全地满足了。

切·格瓦拉在苏共中央负责对外联络的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同志和克里姆林宫卫队司令的陪同卜，驱车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场上。

他们的小小车队来到红场的中心。

他们的小小的车队，在红场的列宁墓前停下来。他们依次下了车。他们一行人，向列宁墓走来。

这里即使在夜间，也像白昼一样，被辉煌的灯火照映得十分明亮。

列宁墓前，苏维埃国家几乎人所共知的光荣的一号哨位，英雄的苏联红军战士，在肃穆而机警地，警惕百倍，同时又无比骄傲地守卫着伟大列宁安睡的地方。

1960 年，切·格瓦拉代表英雄的革命的古巴，第一次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的时候，他曾经拜谒过列宁的陵墓，那时候，苏联的“二十大”开过了，但“二十二大”还没有召开，因此，当时的斯大林，还没有被实行扒坟掘墓的处置，因此，那时候的列宁墓，还被

称为列宁——斯大林陵墓。在陵墓里，伟大列宁栩栩如生，躺在这里；穿着大元帅服的斯大林，也安祥地躺在这里。这两位伟大苏联的缔造者，在为苏联的伟大事业辛勤工作战斗奉献，把胜利的基业留给他们的伟大国家和人民以后，安静地睡了，他们好像都得到了安息的权利。

在那一次的拜谒中，切·格瓦拉以古巴革命政府代表团和他本人的名义向列宁，也向斯大林敬献了花圈。

切·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都在列宁、斯大林的水晶棺前，怀着崇敬的心情，默立了很久，他们当时，感到能看到两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忠骸，是一非常神圣的、重要的事情，是一种产生伟大的鼓舞力量的宝贵的机遇，是一种难得的机遇。

然而，又几年，仅仅几年过去以后，切·格瓦拉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物换星移，这里已经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苏联“二十二大”以后，赫鲁晓夫以及他的一些忠实的迫随者，一阵鼓噪，他们扒坟掘墓，把斯大林的忠骸从这里搬出去了。这是为什么呢？皆因为，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过一个秘密报告，大肆底毁一番斯大林后。一开始很令许多人兴奋、激动甚至高兴。斯大林作为一个国家统治力量的象征，他毕竟曾经高踞在亿万人民之上·不管他为这亿万人民作过多少好事，赢来过多大的胜利。但他毕竟也严格地管理过这个国家，甚至不惜用铁的手腕保护这个国家的利益和维持这个国家的秩序，何况，他毕竟也是人而不是能够绝对明察秋毫的上帝和神灵，所以，他肯定也有过大量的失察和危急关头和紧迫的情况下处置失当的错误。在他活着的时候，人们生活在大体上比较康乐的生活条件下，在战胜法西斯以后又长时间地生活在胜利的欢乐的气氛中，人民感念斯大林的领导，感念他的丰功伟绩，衷心地热爱他，敬仰他，爱戴他，从内心深处呼喊他“乌拉”！

可是，他死了。

而就在他死后，他的人民和国家，由于忽然失去了胆略震惊世界的伟大形象的支撑，这样的国家和人民甚至出现了一时间的张惶和绝望情绪，一时几乎找不着了他们的梦魂可依之处。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忽然有一位自命非凡的神仙，他利用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抓到的话筒，在苏联各地，在上上下下的人民中间，到处提拔他所青睐的干部，到处给老百姓开具着空头支票，作出提供更好的房子住、更漂亮的衣服穿，更多的猪油和面包给大家吃的许诺，在一个四面受敌，被帝国主义严重包围，因而管理严格，纪律严酷的国家，在被严格要求和约束惯了的人民中间，肯定会有更大的诱惑力。

赫鲁晓夫压根儿上，绝不是一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人物。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他是不敢大肆胡说八道的。可是，斯大林一死，他就开始真相毕露，他开始到处发表讲话说：“马克思主义好是好，只是再抹点儿猪油就更好了！”正因为他如此胡说八道，四处吹牛，八方许诺，收买人心，当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班苏共领导层的元老，才要奋起罢他的官。只是因为那些老人们太斯文了一些，赫鲁晓夫哺育了一帮兄弟，打了一番无赖行径流氓拳，终还是把那班斯文的老人打下去，完全由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的一切大权。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打击斯大林，抬高他自己，这样，叫人们一时看到了十分开眼的被展示的一大堆斯大林的错误、罪恶的

丑行，而赫鲁晓夫自己，扮演成一个多行善事的释加摩尼和美丽可人的护花使者，使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包含着希望和更大的光明注视到了赫鲁晓夫的身上，而同时，开始唾弃和厌恶憎嫉斯大林。

然而，这样的偷天换日的伎俩，很快就开始了败露和破产的机缘，赫鲁晓夫的一切许诺，日渐都成了泡影，苏联国内出现了饥饿和粮荒，赫鲁晓夫开始抛售斯大林保存下来的黄金收购外国的发霉剩余的粮食打发苏联人的肚子，牛皮到处开始吹破，苏联的国际地位日落千丈地下降。可以制约的地盘越来越缩小，苏联进入了几乎是空前黑暗的内外交困的时期，人民和苏共广大的党员，开始明显地感觉到了行将亡党亡国的危机，于是，他们开始又想起斯大林的伟大，怀念起斯大林的伟大功劳来。

在这样的状态下，赫鲁晓夫能采取什么办法呢？他采取的得心应手的办法，还是力图打击斯大林，而力图抬高自己，他在更加咒骂鞭苔斯大林的时候，同时宣布他将让苏联人在 1980 年到来的时候过上完全富裕的，物质极大

涌流的，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生活，于是，他在 1961 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抛出了这样的天花乱堕的纲领，以迷惑苏联人民的眼睛，是时，他下决心拆除能引起人民怀念和祭莫斯大林的斯大林陵墓，把斯大林从列宁—

—斯大林陵墓搬了出去，就在列宁墓后的旁边，又用推土机挖了一个深达十八米的大坑，然后把斯大林的水晶棺和斯大林的忠骸一同扔下去，然后浇铸水泥，进行了封闭，只是在这一片地上，又立了一个小小的朴素的墓碑，只写着一行字：斯大林墓。

赫鲁晓夫以为，从此，伟大的斯大林便将永不再成为令他生畏的形象，从此，斯大林的伟大形象，就会被他一劳永逸地淹灭掉了。

然而，这是可能的吗？

伟大的历史，什么样的魑魅魍魉有本事可以对其加以更改呢？历史，只能是不朽的。

现在，一个远从天涯岛国来的年轻的伟大的革命家——切·格瓦拉，他在这个夏夜的夜阑沉静中，特意来到这伟大莫斯科的伟大红场，当他在这里漫步，他在列宁的陵墓外位立许久以后，他又来到了斯大林的墓碑旁，他不近不远地站着，他默立了许久。后来，他更走近一步，他伸手轻摸俄文写的“斯大林墓”的几个字时，他发现在斯大林墓碑的石墓上，安放着一束鲜艳俏丽的矢车菊。

切·格瓦拉在这里又默立了许久。

后来，他在红场上又长久地徘徊，不时地停下来，抬头仰望着克里姆林宫上空的主塔尖上的，那颗几乎为全世界人民熟悉和渴念向往的红星。

他一次又一次地仰望。

他久久的，久久的不肯离去。

后来，当他再次仰望着那宝塔上的闪闪红星时，正好有一团烟云从红星闪亮的上空飘过。正在这个时候，安德罗波夫提议请他结束散步，回到克里姆林宫内的苏共中央招待所休息。但是，切·格瓦拉宁肯耐心地等着那团罩在闪闪红星之上的烟云飘过，散开以后，他才终于同意结束这一番的散步，登上轿车，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的心中的崇高的圣地一般的伟大莫斯科的红场，红星照耀的红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