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出任西部前线最高指挥

苏联火箭部队古巴分遣兵团司令别尔乌金中将，第一次见到闻名已久的切·格瓦拉少校，是在一次苏军运输车队，运送最后几枚巨型导弹和其他一些重要装备，从哈瓦那省的某一秘密军港开出，向着正在最后建筑起来的位置在比那尔德里奥省圣安东尼奥角附近不远的圣克鲁斯基地在一次暴风雨袭扰后行进的途中，在遇到公路上山体重大的塌方事故，车队被严重受阻的情况下，这甚至是在一个紧急关头的时刻，别尔乌金中将和切·格瓦拉少校不期相遇了。

这正好是在 1962 年 10 月 22 日的午夜以后，在 23 日的黎明佛晓行将到来之前。

10 月 22 日，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的情报监听电话，几乎就是在这天下

午的 6 点 25 分，在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在那个时刻发表关于苏联导弹设置在古巴的强硬声明讲话的同一时刻，他们收听记录了讲话的全部内容。

这是极为重要的情报信息。

劳尔·卡斯特罗这一位古巴武装力量部的部长，革命保卫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其时不在哈瓦那的武装力量部的办公大楼，也不在革命保卫委员会的戒备森严的总部大楼，当时，他正在古巴东部的奥连特省奥尔金海岸地区，视察那里的海防设施和海岸炮兵部队，因此，他不在哈瓦那。

但是，革命保卫委员会监听电台收录的来自美国的重要情报信息，还是在最短的时限内，通过非常健全的渠道，送到了古巴革命部队的最高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手里。

在 1960 年以后，美国已经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因此，美国在哈瓦那，古巴在华盛顿，都不再设置外交使馆，因此，自然的，美国也就不会召见什么古巴大使，自然也不会对古巴发出什么抗议声明和照会。

所以，古巴领导人得到来自美国的情报信息，只能是通过监听电台的记录。

得到革命保卫委员会监听电台的重要报告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并没有立刻引起任何惊慌，他的头脑依然冷静如铁，他当然已经立刻判断清楚了正在发生中的严重事态，他立刻请塞莉亚·桑切斯马上亲自打电话通知在哈瓦那的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核心成员，马上紧急集合到古巴总统府的革命宫来开会。他布置完这样的通知后，他坐到一台高功率的收音机前，拨定出一个最清晰的美国电台，他又亲自收听了一遍关于肯尼迪在白宫讲话的新闻播报。

在这一个晚间，在肯尼迪从 6 点 35 分钟开始在白宫美国总统办公室向全美国、全世界发表关于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的抗议声明讲话以后，美国的新闻广播电台和电视网，完全把美国的天空炒成了一锅肯尼迪声音的粥，你随便拨到哪一个美国电台，重复的几乎都是肯尼迪的声音。

当然，菲德尔·卡斯特罗听到这样的肯尼迪的声音以后，他当然知道紧急的情况已经发生，当然知道情况已经发生和接下来可能发展到何等的严重状态，他完全判断清楚了局势，古巴事实上已经处在了一种严重的临战状态的局势中了。

但是，尽管如此，无论如何，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有惊慌。他不会惊慌。他绝不可能像远在一万三千公里之外的赫鲁晓夫一样，一听到肯尼迪的声音就发抖，一听到肯尼迪的声音就惊慌失措，几乎立刻就吓散了架子。

卡斯特罗是绝不会如此的。

不过，卡斯特罗虽然不会惊慌万状，但他却也不会不马上在严重的事态面前，迅速地采取紧急而有条不紊的断然行动，不会不在突发事件的突然到来时，采取必要的在沉着冷静的前提下的果决应急措施。

在总统府的革命宫。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从哈瓦那正在卸下从中国运来的大米的港口上，坐着他的奥斯莫比尔轿车，飞速赶回这里来的。

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总统本来已经在这里。

接着，切·格瓦拉也从哈瓦那远郊之外的一家新建的，今天正在试车的制糖厂，亲自驾着他的吉普车，而让他的警卫员和司机坐在首长的位置上，迅速飞驶赶回了这里。

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劳尔·卡斯特罗也接到了速归哈瓦那的通知。但是他不可能马上飞速地赶回到这里来。他还需要些时间才能赶回到哈瓦那来。因此，现在，在总统府的革命宫，最高领导核心的紧急会议，只能在劳

尔缺席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了。

在会议的开始前，菲德尔·卡斯特罗请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总统从现在开始，加强和保持与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的联系。

多尔蒂科斯总统已经几次打电话，亲自与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通话。多尔蒂科斯总统告诉阿列克谢耶夫，古巴领导人希望能及时听到从莫斯科来到的信息。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告诉多尔蒂科斯总统说：除了他们大使馆也只是从美国的广播中听到了关于肯尼迪讲话的信息之外，还没有收到过来自莫斯科的片言只字和任何一点儿声音。

“怎么办呢？”

在革命宫，坐下来主持最高领导核心会议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沉着冷静，一如平常地环顾左右。只是，他点燃起了又粗又长的雪茄烟，现在增多了一些吸入口内的频率，同时，他现在也在眼前，摆好了一杯好黑的浓咖啡。他要的这杯好黑的浓咖啡，是不要加糖的。

“怎么办呢？”

卡斯特罗轻轻的，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他是在问自己，还是在向他的战友发问？

切·格瓦拉说： “菲德尔！，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你曾经不止一次，甚至是千回万回的

说过，我们不能靠任何神仙和上帝。没有救世主。我们自己的事，只能自己靠自己，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吗？我想是不会有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抬起头来，他们目光如炬地盯着切·格瓦拉。切·格瓦拉的炯炯目光，也是如炬一般地盯着菲德尔·卡斯特罗。

他们俩个人的目光，完全交汇在了一起，简直是开始了一种完全是深刻共鸣和感应的交汇流通。

多少年了，从 1955 年在墨西哥城的那个 7 月的夜晚开始，菲德尔和格瓦拉，他们两人的目光，如果交汇在一起，似乎就会立刻产生一种奇异的热流，或者说是奇异的电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奇异的脑电波，几乎就会差不多是有形的，非常激荡的交通和流汇，那中间包含着几乎是无限的语言也不能表达或难以表达清楚的感应和共鸣，他们相互共鸣的目光，也许在一刹那间，便会交汇和流通千句万句的语言。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思想信息，脑电波频率，也许实在是

太吻合、太默契、太一致了。他们的思想信息，他们的脑电波，几乎总是吻合共鸣默契地在一起，几乎总是不会出现距离和差异的。

切·格瓦拉，在 8 月末，领衔受命，肩负着重任重托，代表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核心，代表非德尔·卡斯特罗，出使莫斯科，在莫斯科展开了完全料想不到的，完全不会有任何可以期望结果的艰难艰巨的谈判，后来在不必导致谈判完全破裂又不得不中断谈判的情况下，切·格瓦拉经过国内同志们的同意，决然中断了在那里不可能很快取得满意结果的谈判，然后就匆忙地告别莫斯科，离开苏联，赶赴捷克斯洛伐克，去看望视察那里正在培训中的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同时，到那里考察一些古巴准备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机器设备，但是，他在布拉格并没久留，办完在那里该办的事情之后，他便又昼夜兼程地返回了古巴。

其时，古巴国内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国家建设，人民群众劳动生产忙，到处都在突击生产，突击建设，古巴人民不可抑制在意气风发的激情中，努力创造着完全可以自力更生的一切条件，各条战线，都在齐头并进，都在突飞猛进，而战备事宜，理所当然，也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积极地，非常紧迫地加紧进行。

因为，刚刚在一年多一点时间以前，美帝国主义已经组织过一次几乎是海陆空并迸的雇佣军对古巴的大规模入侵。这就是所谓的猪湾事件。但是，在那次事件和那次入侵中，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雇佣军，遭到的是完全的，彻底的，最可耻的失败，一千数百名雇佣军和近百艘舰船和还有不少的作战飞机，被卡斯特罗指挥的古巴军民，只用了 72 小时的时间，就完全彻底地消灭了个干干净净，古巴人那真是打出了二十世纪世界各个战场上可以比较的最为奇观的漂亮仗，那可真是对美帝国主义羞辱最为严重的一次教训，也是最令美帝国主义悲哀沉痛威名扫地的一次教训。

在那样可耻的惨败发生以后，自认为是全世界无可匹敌的世界宪兵，老大帝国的美帝国主义，能够完全地，老老实实地蒙受羞辱，甘于接受他们的失败吗？显然，那不可能是美帝国主义的性格和脾气。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才有可能终止他们的再捣乱，而只要现在美帝国主义还真实地，而且也确实是强大而不可一世地存在着，那么，它的捣乱，它的压迫和欺诈，他们的侵略和暴行，就总是可能随时发生的。

猪湾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国会通过决议案，叫嚣绝不允许古巴革命政权在加勒比海地区存在下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他的第一夫人杰基，在迈阿密欢迎从古巴释放归来的雇佣军战俘时，也公然作出允诺，美国政府终归会有一天，要使这些从古巴释放回来的雇佣军喽罗们再重返古巴，而最终成为古巴的主人。

因此，美帝国主义亡古巴革命之心不死，它是一直把侵略战争的威胁，差不多是由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强加在古巴人民的头上的。

所以，古巴，革命的古巴，不可能，也不得不，在紧张繁忙的国家建设的沉重劳动的同时，进行着必须加强的战备活动。

作为古巴国家的经济生活的最主要的大管家和当家人，作为古巴工业部长的切·格瓦拉少校，同时他还是古巴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古巴的一切建设和经济生活，都是他主管和必须关心备至的工作范畴。而同时，作为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核心的成员，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最得力的左右手，他随时都可能肩负起最高领导机构和卡斯特罗交付给他的一切更为重要的和

特殊的使命，去挑起一切更沉重的担子，去完成更为艰巨或艰险的一切任务。切，格瓦拉从莫斯科、布拉格回到古巴，回到哈瓦那以后，他向菲德尔·卡

斯特罗和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们，汇报和介绍了他的莫斯科之行以及全部谈判过程和全部谈判情况。

他谈到了他完全没有达到谈判目标的谈判情况。

菲德尔，卡斯特罗高度评价了切·格瓦拉出使莫斯科所进行的全部艰巨的工作。菲德尔·卡斯特罗甚至指出，切·格瓦拉出使莫斯科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是只有切·格瓦拉才能够愉快胜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胸怀广阔，目光大度，他在评价切·格瓦拉在出使莫斯科进行谈判的工作中，虽然没有达到期望达到的谈判目标，没有把这样的目标用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但是，在实质上，在无形中，切·格瓦拉事实上已经非常完美地，非常漂亮地完成了他的使命，而且是再好也不过地完成了使命。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切·格瓦拉在赫鲁晓夫同志面前，毫不畏惧，了无怯色，绝不退让，明确无误地声明和指出古苏两国在导弹设置等一系列军事合作协定中，必须平等而又独立存在的古巴主权，强调了这种平等独立的主权存在的地位，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对苏联可能凌驾于古巴主权之上的控制权的一种明确无误的否决，从这个意义上讲，切·格瓦拉出使莫斯科，虽然没有签定目标明确的文字协议，但是谈判本身已经实现了既定的目标。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这个结论的评价和认识，是非常了不起，非常英明的。

而正是基于这样的结论和认识，在切·格瓦拉归来后，在进一步研究如何实施苏联导弹、飞机和快艇在古巴设置的军事合作协定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以及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很快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不管在那一份协议中，都没有存在过苏联可以节制和指挥古巴的条款。因此，尽管在草签的协议上，有苏联设置在古巴的导弹，由苏联军事技术人员指挥、管辖，操纵和使用的条款，但是，这不妨碍在古巴主权国家土地上活动的所有苏联军事人员和技术人员，受古巴一切国家法令的约束，包括他们接受古巴国家领导人对他们发出的全部指令，因为古巴是主权国家，古巴不是苏联的军事基地，因此，一切合理的程序只能是这样的，不应该，也不可以是另外别样的。

这个共识和认识很重要。

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共识，古巴革命领导人，就完全可以更为自觉地，清楚明白地节制和把握苏联设置在古巴的军事装备和武装人员了。

无可置疑，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古巴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他可以对包括所有援助古巴的苏联军事力量的全部属于古巴的军事力量，含有绝对地发布任何必须坚决执行的命令的权力。

这将是十分明确的。

这将是十分明确的确定着的。

而有了这样的明确的确定，卡斯特罗事实上便开始发布着这样的，完全有据可依的，一条又一条的命令，这些命令，在向古巴各武装力量和部队下达的同时，理所当然地也下达到了苏联进入古巴领土援助古巴进行防卫战备工作的所有苏联军事人员。

无可例外，苏联火箭部队驻古巴分遣兵团司令部，自然也收签收到了这样一些可以遵循行事的命令。这样一些指示明确的命令，有的是属于在必要

条件下投入战斗的预设性命令。在后来古巴形势发生急剧骤变的时候，这样一些预设的命令，起到了极为关键的，重要的制敌作用。

不过，下达不下达明确的指令和命令是一回事，执行和不执行命令是又一回事。

古巴领导人，特别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深深地懂得和明白，下达正确的命令，需要指挥英明的统帅，而执行正确的命令，也还必须是聪明的有觉悟的战士，没有觉悟的战士，是不会有执行命令的热情和勇敢献身精神的，所以，在进行任何系统的组织工程中，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至为必要的。

古巴革命在从开始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它的聪明而杰出的领导人们，不仅很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学会了指挥武装斗争的军事指挥艺术，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很快学会和掌握了政治斗争和政治工作的领导艺术。古巴革命由于政治工作的开展和加强，保障了古巴革命胜利的进程。而在古巴革命赢得政权，赢得胜利以后，古巴领导人从来也没有忽略过进行有声有色的政治工作。

在这一方面，菲德尔·卡斯特罗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个非常天才的专家，他几乎是一个天生的宣传鼓动专家，在最杰出的演说家们行列里也属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非常具有学识，他特别善于学习和思考，他像酷爱垒球运动，酷爱游泳捕鱼，酷爱拳击和排球运动一样，非常酷爱博览群书，他读的马列主义著作几乎已经穷尽，世界上一切有才智的人的著作，几乎都是他涉猎的范围，因此，他实在也知多识广，具有透彻分析问题的能力，具有全面观察问题的目光，而且对于任何复杂错综的事物，他都不乏进行准确描述详尽表达的词汇。

因此，只要是需要他前往演说的场合，凡是需要他宣传鼓动去的地方，他都从不拒绝，他都绝对不会不去，绝对不会放弃这样的宣传鼓动机会。

所以，他一般的不拒绝被新闻记者采访。

不过，他一般的不会热衷于见到专门的摄影记者，一见到这样的摄影家，他往往会说：“你们要照美男子的照片，可以去找切或劳尔，他们俩都比我漂亮。”但是他在这样作出选择的时候，他又特别不拒绝会见电视摄影记者，而且，他甚至特别愿意到电视台去，接受任何的电视现场采访，而且，这样的电视采访，他并不要求任何记者在开镜给他录相录音之前，向他提供任何回答问题的备忘资料。他完全不用这些东西，他脑子里有一部很好的词典，有一部很好的电子计算机，有一部连英国的大百科全书也不一定能赶得上的包罗万象和各种知识资料的百科全书，他可以在现场请任何记者提出任何问题，他特别不怕任何难予回答或者难予启齿回答的刁钻问题和古怪问题，他最最不乏的是他的辩论才能和他的无穷的机智，只要站在任何可以讲话的宣传话筒旁边，他可以手中不拿任何讲话稿或者别的任何文件，娓娓道来，有条有理，绝不同义反复地进行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四至五个小时的，令人听来振奋，令人听来兴趣盎然的，具有透彻说服力的讲话和畅谈。在电视直播中，他也绝对与此同样，永远不会有怯场或者思维阻断和语滞语迟的时候。

而因此，他的讲话，他的宣传讲话的声音，总是围绕在古巴的空间，总是传播在人们的生活中，菲德尔好像总是和大家在一起，他好像总是在呼喊

着：“一二一，起步走！”带领着古巴革命人民，步调一致地向前进，向前进。

由此可见，菲德尔·卡斯特罗，实在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最热情的宣传家，他无疑是完备的宣传鼓动大师，在这方面，他实在是非常杰出的。

除了卡斯特罗以外，古巴革命领导人中，也还并不缺乏在宣传鼓动方面，也就是在政治工作方面，思想工作方面同样杰出的人物。

切·格瓦拉当然也就是一个。

他的特长更多的是舞文弄墨。在革命领导核心里，他主管和负责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喜欢办报办刊，他到哪个部门工作，都要创办报纸，创办刊物，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还在打游击的时候，他就创办手抄体的小报、抽印小报，创办无线电广播电台，后来他到古巴国家银行工作，他创办了《古巴金融》杂志，他到工业部工作，创办了《我国工业》，他兼任古巴武装力量训练部部长，这是相当于古巴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他在这里又创办了《绿橄榄树》《波希米亚》等综合性刊物和文艺刊物。

他大量地写文章，什么内容的文章都有，归总的内容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绝没有无病呻吟，而且绝没有粗制滥造，为了写好一篇文章，他好像是干任何一件工作一样热情而专注，长长会通霄达旦，彻夜不眠，以至，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只一次，在深夜以后，走到他挑灯夜战的窗下，看着他全神贯注的学习和写作，那么聚精会神，那么专注，以至连心疼他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定，拿不好主意，不知是该催他去休息，还是万万不该打断他的思路。

切·格瓦拉写的不管什么文章，都好看，都好读，首先一般都比较短小，即使谈根复杂的问题，包括谈重大的哲学问题，政治问题，他也尽量不把文字写得太长，尽量做到鞭僻人里，明了透彻却又言简意赅，往往即使意味深长，也只不过点到为止。

他写文章好看好读的第二个特色，是思想深刻而又总是充满了激情。他永远不用干巴巴的官样文章那样的臭瘪三文字，也永远不会像教师爷说教那样的居高临下地说教和教训人，他总是以他的文章代替分送给人们的花束，他给人们的花束里，总是充满着最新鲜的绽开的鲜花的幽香和芳菲，他写的文章，有的时候好像是人们在沙漠里行走，正在你干渴的时候，他双手合十给你捧来了一捧晶亮的清泉。

人们如果读切·格瓦拉的文章，你会听到他的心跳，你会听到他的脉流的激流回荡的声音，你会听到什么叫真正的伟大的纯洁的信息，你会听到什么叫真正的诚挚和善良的情愫发出来的回响。

读切·格瓦拉的文章，你抑制不住会感到他人格的亲切和美好，你抑制不住会热爱他，向往他，把他引为朋友，把他引为亲人。

切·格瓦拉的文字充满了激情，像诗。

他写的信，更是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独特的诗行。

格瓦拉在他身居要职，作为古巴革命领导最高核心成员的时候，他最少身兼十个以上统管全国的非常重要的实质性的职务，他有的时候，简直忙极了，工作繁杂，负担沉重，他经常没有享受家庭生活和热爱妻子儿女的权利，这些权利总是被他的繁忙的工作剥夺了。他有爱妻，他的爱妻阿莱达·马尔奇又健壮，又漂亮，而且贤慧温柔极了，是切·格瓦拉不折不扣的贤内助。

他们的爱情的结晶，他的亲爱的孩子，一个又一个，像绽放的鲜花，比任何鲜花都美丽，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们的孩子都比鲜花美丽，因为他们都比鲜花更可爱，更能动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亲爱和动人的时候并不能常有，切·格瓦拉经常不会有时间回家看望他们，不能看望他们的母亲，不能看望他们兄弟姊妹。以至他的小女儿小阿莱达也会总是不无报怨地对他说：“爸爸，我们见你的时候，比你的警卫员叔叔见你的时候少多了。爸爸，我们可是你的孩子呀！”

切·格瓦拉热爱家庭。切·格瓦拉热爱妻子。

切·格瓦拉热爱他的孩子们。

可是，格瓦拉的爱心，他还包容着更为广阔的方面，在他那个有着严重哮喘病的并不特别魁梧发达和健壮的身躯里，他包容着更大的爱心和更多的关心，当他处在他作为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位置上时，他的爱，他的关心，在整个古巴，几乎是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

他工作，紧张繁忙地工作。

他学习，刻苦地废寝忘食地学习。

他写文章，作学问，进行呕心沥血地研究和思考。

他少有家庭生活的享受，他几乎也少有休息和嗜好投入的权利。他也狂热地喜欢运动，但他经常不能去看网球比赛，经常不能去看拳击比赛，也经常不能去参加类似打乔牌的游戏。他实在没有更多的在他来说几乎每一分钟都是无比宝贵的时间。

因此，如果他能挤出来一些略为宽裕的时间的话，他还特别热衷做另一项在他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大批量地亲自处理人民群众的来访来信，古巴国内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作家、诗人、拳击手和记者等等各色的人物，还包括一些世界各国向往他的人物，想与他取得联系的人物，甚至还包括许多古巴的刚刚踏入小学的校园刚刚启蒙懂事的孩子，也会给他一封一封地把信寄来。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无耻官僚，有的时候也会装模作样标榜他们非常重视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但是对人民群众的来信，他们多半是看也不看，不是随随便便往废纸篓里扔，就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卖给拣破烂的工人，让他们去往造纸厂的纸浆池里去随便一扔，他们全然不管这里边扔掉了多少对不公正的控诉，饱含热望的乞求，甚至还饱含着的赤诚的信任。

切·格瓦拉，在任何国家的领导职位上，不管他的职位是怎样低或怎样高，他的人品禀赋，会决定他一定不会堕落成为如此这般的官僚。

在古巴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切·格瓦拉的勤政，表现在他对人民来信的处理方面，也是最感动人的。

他尽量地阅读所有人的来信。

他尽可能地亲自处理这些信件，尽可能地给所有给他因公、因私来信的人复信，解答他们的问题，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一切可以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他甚至郑重其事地给一个八岁的小学生复信，接受他的某种批评建议，并且因为复信太晚而向他道歉。

格瓦拉这样的大量的复信，像是放飞的鲜活的鸽子，飞上古巴的蓝天，飞向古巴的四面八方，像是一篮专递邮送的花篮，送给了普通的寻常人家；像把一个节日的彩球，甚至送到某一个孩子的手上。

切·格瓦拉的所有这些复信，给古巴多少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给多少寻常的人，普通的人，包括许许多多老人和孩子，带来了多少惊喜和多少难以比拟的珍贵赠予啊！

切·格瓦拉牺牲以后，他的许多这样的信件集结起来，印成读物出版发行，多少人把它们当作诗来读，当作最富丽的音乐和美术作品来欣赏、来读。甚至埃及人民的伟大领袖加麦尔·纳赛尔总统读到这些格瓦拉生前给他的人民和朋友的书信时，都垂泪不止，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切·格瓦拉给人民群众，给所有的朋友和同志的大量书信，不也是一种热流的赠予，不也是一种伟大思想和感情的交流和汇通吗？其中，不也包含着绝非面目可憎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感染力吗？

总之所有这些种种，能够充分表明古巴革命领导人们，一个个也真都是杰出的，政治工作专家，宣传鼓动专家，他们完全拥有着这方面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他们掌握着这样的优势，他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样的优势。

因此，正因为他们拥有并善于掌握和运用这样的优势，在切·格瓦拉从莫斯科谈判归来后，在确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既定政最后，他们在加强古巴革命军民的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工作时，他们也深入地展开了对进入古巴的，参加援助古巴的苏联军事和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各行各业苏联同志的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工作。古巴同志体贴入微地尊敬和爱护关怀所有来古巴工作的苏联同志。完全把他们视若亲人、兄弟、同志和朋友，感染和感召这些来到古巴的苏联同志，完全能和古巴同志、古巴人民肝胆相照，心心相印，彼此的思想感情能够相知相通地融合起来，以期身心合力，全心全意，携手并肩，同仇敌忾，拥有共同的决心和意志，共同面对横在他们面前的美帝国主义。

古巴这样的工作，是最有成效的。

其时，整个古巴列岛，全体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充满了昂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爱国主义的热情，充满了决不畏惧任何敌人，敢于决战决胜的战斗意志。“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的口号，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古巴列岛的每一个角落里回响。

在古巴人民革命斗志和革命热情的影响下，进入古巴，备受传统国际主义教育的所有苏联人，包括军人和所有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同志，也都热血沸腾，备受古巴革命人民的鼓舞和感染，他们也差不多和古巴革命人民浑为一体，交融起来，真正联合了起来，充满了与古巴人民相仿佛的战斗激情和战斗意志。他们也激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激发着为战胜共同的敌人不惜贡献出一切的决心，他们也真心诚意热情奔放地呼喊着“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的战斗口号。

而就是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氛围里，古巴迎来了 1962 年 10 月 22 日这个形势骤然间急剧严峻起来的日子。

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

在这一天的下午 6 点 35 分，肯尼迪在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的讲话，无疑已经在把战争的魔剑，突然间垂悬在了古巴人民的头上。

菲德尔·卡斯特罗紧急召开最高领导核心会议，与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从容冷静，沉着镇定地研究必须准备迅速实施的应急措施。

会议进行的过程中，菲德尔·卡斯特罗连续请多尔蒂科斯总统多次给苏联驻古巴大使馆打电话，希望从阿列克谢耶夫大使那里，听到苏联对肯尼迪讲话反馈的信息。

但是，没有。

在此严峻的时刻，没有莫斯科的任何信息。

阿列克谢耶夫大使一再表明，他已经在与克里姆林宫进行着高频率的紧急联系，但是，莫斯科不作任何反响。莫斯科不作任何回答。

这样，在哈瓦那，在古巴总统府内的革命宫里，菲德尔·卡斯特罗主持召开的古巴最高领导核心会议，将该作出怎样的应急决策呢？

切·格瓦拉已经迅速表明了他的观点和态度：我们自己的事，首先必须自己靠自己。

但是，怎样自己靠自己呢？

是立刻跪下来祷告上帝的救助吗？遗憾的是：上帝太远，美国太近了！

那么，是该跪下来向美国佬叩头，向美国佬求饶吗？

美国佬也许会大度开恩施以饶恕的，但是从此必须带上他们拴狗的项圈或者早已给你准备好的镣铐，从而永远失去你全部生命的最为美妙的自由。

可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早已明确地否定了这样的意思。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只一次说过： “宁肯为自由生活一秒钟，也要不惜拚死去战斗。”

有着这样的崇高思想，有着这样的战斗意志，其实，接下来，古巴的应付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根底就已经有了。

这就是：宁肯站着死，也绝不跪着活。宁肯在战斗中死去，也不能在苟且中生存。

自由的古巴人，是绝不能再戴上美国的镣铐的。

有了这样的根底，有着这样的信念，而且，卡斯特罗和他最亲密的兄弟和战友，这样的根底，这样的信念，是如此这般的相同和一致，简直不存在任何分差，这样，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核心在空前严峻的形势事态面前所可选择的应急决策，几乎就立刻耀眼而明确地出现在他们的心头，出现在他们的唇边，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

首先只是一个字：打。要立足于打。

要不怕打。要准备打。

要打到底，打到胜利。如果不胜利，毋宁死。而且，宁肯死，决不投降。同时如果我们可能被野兽吃掉，也一定要使野兽落下不可愈合的伤痛，或者，也许我们也可以与敌人同归于尽，总之，我们绝不能像羔羊一样，被帝同主义这样的俄虎恶狼像不塞牙缝的小菜一样吃掉。

在站起来的古巴人面前，任何野兽准备张开血盆大口，它都必须准备着承受，它就一定要付出被痛击，被致伤，甚至也被致死的代价。

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决策思想，接下来的所有事情，几乎便也不再存在着太大的难题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立刻想到的第一条最重要的具体决策就是，立刻把切·格瓦拉派遣到最关键、最紧迫的重要战斗前线指挥

位置上去。

于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当即就作出决定，并且马上命令总司令部向古巴全国发出通令，从 1962 年 10 月 22 日 6 点 35 分钟开始，切·格瓦拉已经是古巴西部最前线的省份，也是最临近美国佛罗里达洲海岸，同时也还是苏联导弹设置的主要中心基地的，比那尔德里奥省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的这一军事指挥员的任命，立刻也通知了古苏防卫联合司令部。特别通知了比那尔德里奥省驻扎着的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的作战司令部。

由于形势紧迫，危急的情况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最高核心领导成员不能再陷落在总统府“革命宫”的会议室里。

所以，最重要的决定作出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又作出相应的决定，请多尔蒂科斯总统坐阵总统府，负责和苏联大使馆的联系，以及处理其他一般外交事务。而菲德尔本人将去坐阵古巴总司令部的作战室，并且宣布全国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全国立即实行全面灯火管制并进入戒严。

而切·格瓦拉呢？他从总统府的“革命宫”走出来，他和菲德尔握别以后，就跳上了他的吉普车。

他没有时间给妻子和孩子们往家里打一个电话，更没有时间赶回家去和那里的亲人作一次吻别。他只是不得已，恐怕不带药品犯了哮喘病无法工作，他不得不驱车赶回在工业部的他的小小的办公室里，取出了挂在那里墙上专供备战用的药箱。那里面装置着急救包和简单的手术器械。主要是装置着他须臾不能离身不备的治疗和控制哮喘病的特效药。

当然，此外，在药箱旁边，也还挂着一支他的，永远装满着弹夹的冲锋枪，平时他活动的时候，总是佩带着压着子弹的手枪，并不带这支冲锋枪，现在因为是到最前线的指挥位置上去，他当然也还要把这支冲锋枪从墙上的铁钉上摘下来，拎在手中，然后差不多是跑着跳着赶到楼下，再一次地登上了他的越野吉普车。

当他的吉普车行将驶出哈瓦那市区的警戒区时，卡斯特罗亲自命令和布置警卫切·格瓦拉少校的一个配置着多种火器，加强了的警卫排，分乘几辆装甲运兵车，在他的车后紧随上来。

沿着从哈瓦那驶出的沿海岸线西迸的公路，穿过一阵突然飞卷而来的暴风雨袭拢，仅只在数十分钟以后，切·格瓦拉的吉普车与跟他疾进的警卫车队，已经穿出哈瓦那省的马里亚奥市。进入到了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防区，接着又很快飞驰越过比那尔德里奥省的较大城市阿特米莎和帕拉西奥斯，进入到比那尔德里奥的省城。在这里，他检查了比那尔德里奥省军区的战备值班机构，和军区司令以及防卫部队的几名少校和上尉举行了见面，他只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便又开始登车赶路。

他已经作出决定，他在比那尔德里奥的最高司令部，将设置在靠近最前线地区靠近苏联火箭部队导弹基地最临近的小市瓜内。

而就是在切·格瓦拉的车队驱近比那尔德里奥省最靠西边近海的小市瓜内的的时候，在一处不大的小小的山体滑坡阻拦了苏联运载导弹的车队的现场上，切·格瓦拉少校见到了苏联火箭部队古巴分遣兵团司令员别尔乌金中将的指挥车。

当然，接下来，切·格瓦拉少校自然的也就马上见到了高大魁梧的，也颇英俊潇洒的别尔乌金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