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送别：“祝格瓦拉同志一路平安！”

1965 年 2 月 5 日。

这一无也是中国传统春节的正月初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同志，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负责工作人员，和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书记处书记切·格瓦拉为团长的，有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书记处书记埃米略·阿拉贡内斯·纳瓦罗，和全国领导委员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戈里亚兰等同志参加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举行正式的会谈，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热烈交流。

格瓦拉谈到了古巴经济建设的话题，这立刻也使邓小平总书记感应起来，兴奋起来。看来，邓小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话题， 似乎更有热情和兴趣。

“格瓦拉同志，你们古巴的同志们都比较年轻。但是，你们却都能够头脑比较清醒，善于把握得住自己而不轻易被他人左右。你们根据古巴的具体情况处理古巴的问题，这个水平，是可以令我们欣赏、敬佩和学习的。你们古巴革命胜利以来，时间不长，困难很多，非常艰难地承受着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从来也没有停顿过的捣乱，但是，你们在卡斯特罗同志的领导下，始终实行着学习、劳动、紧握枪的口号。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努力进行国家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在特别艰难困顿的情况下，古巴革命还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革命先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也总还是在飞跃进步和发展，你们胜利这五、六年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严重， 捣乱频仍，你们几乎总是在举国一致，总是在紧张地着战斗、训练，随时准备着誓死保卫祖国，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你们仍然不忘国家建设，不忘狠抓经济，不忘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因此，即使是在这样的年代和岁月里，你们的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始终还是在增加而不是倒退，始终还保持在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长幅度上，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劳嘛，当然，首先要说是古巴人民，勤劳勇敢，不仅善于战斗、革命，而且善于建设和生产。接下来，我还想到也许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似乎也是重要的，那就是古巴革命政府和革命人民，还拥有着你这样一位主管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揽大权的大管家，理财能手，你既是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又是古巴的工业部长，还是古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你是古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参谋长，凭着你的业绩，我说你这个总参谋长当的好，说明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你的信任，依恃重用，完全是正确的，是真正英明的。”

听着邓小平的话，格瓦拉感到兴奋，同时也感到惊异。他面对着的邓小平，是拥有八亿人民的伟大中国和数千万中共党员的大国大党领导人，周恩来说他也是这个大国大党总理一切的，是总揽大权的最强有力的手臂之一， 在中国国内事情，党内的事情，肩负重任，担子已经够重够多的了，特别是， 格瓦拉还知道，据说邓小平还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反对苏联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主帅之一，据说，中国共产党所发表的有如万炮千钧之力的九篇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即人所共知的“九评”，绝大部分篇章，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撰写出来的，对此，格瓦拉很久以来，就对邓小平持有着特别的尊敬和敬意。而在眼前的中古两党会谈中，格瓦拉听到邓小平的发言，在他的发言中，对古巴的经济建设情况；竟然是如此的熟知其情， 如此的了解，并且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这令格瓦拉十分感动。

而且，正当格瓦拉感动不已的时候，邓小平在接下来的话题中，又谈到了令格瓦拉简直震惊的问题。

邓小平在谈话中，忽然向格瓦拉提起了在古巴的经济建设中，正在开始实行的，不仅仅是精神奖励，而且实行物质刺激的政策。邓小平间及到这样的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执行情况。他希望格瓦拉详细一点儿给予说明和解释。

邓小平说： “也许你们这是正在解决着一个很不简单的重大问题。是在解决一个阶

段性的生产力发展的杠杆问题。”

邓小平如此一说，格瓦拉立刻感到备受鼓舞。

格瓦拉说：“邓小平总书记同志，说实在的，我们原先以为，我们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执行这样的政策，恐怕还会受到中国同志的非议和批评呢。”

“我们从来不干预兄弟党在处理内政方面，包括经济建设和政策制定方面的一切事务，但是，对好的东西，新鲜的事物，经常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和研究。你们古巴差不多是近两年来制定的，在促动劳动生产力方面的精神刺激和物质刺激相结合的政策，明显是你们过去特别强调精神刺激的政策的一个转变，而且，显然是一种正确的转变，你们确实是深刻地研究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被规律规定了的劳动收益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不尊重它，它就必然要惩罚你，必然要和你闹别扭，你只有尊重它了，你才能去真正的把握它和驾驭它，你们古巴同志，确实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确实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地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是善于前进的，这实在说明了你们的聪明，实在很了不起。”

邓小平如此说着。

事实上，一旦扯起经济建设的话题来，格瓦拉也明显有着难以抑制得住的激情。接着他把邓小平希望听到的情况，很从容地，向邓小平同志娓娓道来。

格瓦拉说： “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我们刚刚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的

热情充沛，但经验不足。一开始，我们是全凭着革命的热情和革命的理想主义来办事的，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几乎完全不注意革命的阶段性研究，不是很懂得生产力水平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因此，我们许多方面，都搞了一些一厢情愿的动作，比如在发展策略上，我们一开始就特别过分地强化工业化的进程，开始强调起了重工业的发展，结果，严重地挫伤了我们的糖业生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我们也搞了一些过急过激的动作；在国有化的进程中，我们把帝国主义侵略性的剥削和掠夺性的机制，实行国有化，我们坚持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把哈瓦那街头的理发铺、修鞋铺，都迅疾地实行了国有化，恐怕这就是太不适当的了，是太过急过激的了，或者也可以说，是太绝对化了。完全不符合辩证法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所有制在物质还没有实现极大的涌流的情况下，强调单一的公有制，显然是一种明显产生使生产力发展平稳失衡的作法。这样的做法，我们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很快发现后：我们就逐步地进行了调整和纠正。接下来，就是生产方式和关于分配的问题了。在生产方式方面，我们一开始，完全热衷于照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严 格地实行了计划经济，国内活跃的市场迅速地缩小了下来。后来，我们发现太集中也是不行的，无机的计划经济绝对地实行起来，许多

方面会运转不灵，于是我们调整了发展策略，针对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产生的问题，我们开始了非集中化方法的试行，这就是在相当的范围内，放开一定的市场，实行小额的自由贸易，并且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也力争开始对口的市场化贸易和交流，我们拒绝了帝国主义和一些国家希望我们实行产糖专业化和国际分工的要求，我们也争取实验着引进一定的外资，进行与国际市场贸易挂钩的生产。当然，我们所说到生产分配，我们一开始的奋斗目标， 是缩小极端的不平等现象，但是相伴出现的却又是平均主义的问题，后来我们看重精神奖励的作用，但是接着我们很快发现，仅仅着重精神奖励，实质上势必产生着巨大的不公平。后来我们又试图开始了一定的物质奖励，一开始我们试行多奖励集体，少奖励个人，一个工厂或研究所，如果完成任务好， 我们不管这个工厂或研究所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只对工厂或研究所进行奖励，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这样的做法，也是幼稚的，是可笑的。于是我们开始了有限地注重个人物质刺激的试验，我们奖励工资，实行工资差别，给予物质奖励，发给生产奖金，这样一来，确有成效调动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我们不认为奖勤罚懒，一定就会导致劳动群众道德的堕落。”

格瓦拉侃侃而谈一席话，简明扼要，谈得相当抽象，却又相当具体，相当透彻。

邓小平一直极为认真地听着。专注地注视着格瓦拉，他不无欣赏地看着格瓦拉，不停地抽着他喜欢抽的熊猫牌香烟，显然，他一边听，一边同时进行着紧张的逻辑流理，理论过滤和思考。

待格瓦拉讲完以后，邓小平说：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看起来你格瓦拉同志，不仅仅已经是成熟的革

命家、成熟的政治家，你还是了不起的成熟的经济学家了。很不简单。我很欣赏你就经济问题，就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和我对话。我觉得，你是进行这方面对话的一个极有创见的对话者，是一个难得的对话伙伴，我们之间的年岁虽然也有很大的差距，我比你要年长二十多岁，但是，你的思想成熟程度， 如果要我选择一个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研究者对话，我宁肯选择你格瓦拉同志，希望我们能越过大洋和湖海，经常能有交流对话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在与你对话的时候，会有大的启发，会有非浅的获益的，我这样对你说，完全是由衷的，是实实在在的。”

格瓦拉说： “然而，如果实实在在说，我来到中国访问，我们的主要目的，由衷地

说，是请教来了。我们毕竟是年轻一代的革命者，经历、知识，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相对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实实在在是揣着满满一脑袋的问题， 到中国来请教的，是来到中国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比如治一治官僚主义的顽症，我们就实在不知道会有什么根本的办法，我们就非常急于想从中国这里，得到一些启示。”

格瓦拉说得确实词情恳切，由衷而诚恳。

后来邓小平似乎是避免充当一个好为人师的角色似的，几乎是在漫不经心的语调中，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的话题。他没有泛泛而谈，扯开来讲。而是差不多不经意地告诉格瓦拉，在中国，当时除了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四清”工作以外，同时还在进行着一项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当时同时在进行关于领导班子革命化的运动，

特别是强调县委班子革命化的运动，也和四清工作一起，正在全国广阔的基层展开。

邓小平在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时，相当动情，相当熟知情况地对格瓦拉说： “我们要求的领导班子，干部革命化的问题，我看你们古巴的同志们，

几乎一直在进行着。比如说，为了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和广泛地联系人民群众，我们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们在实行革命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到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同吃同住，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放下架子， 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要当官作老爷。我看这一条，你们古巴的同志们实行的好，可以说是我们中国领导干部的好榜样。我们的驻在你们那里的大使馆，也会经常打报告回来，传达你们那里的信息。我们早已经听说过，你格瓦拉同志，甚至还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劳尔·卡斯特罗同志，到了古巴的砍甘蔗季节，都是要到古巴的甘蔗田里去抡大砍刀，砍甘蔗的。他们还报告给我们一个惊人的数字，说是古巴的全国领导委员，党的书记，最忙的部长之一切·格瓦拉同志，在砍甘蔗的季节，竟然只是在一个季节，就光着膀子义务劳动二百四十个小时，那该是多少个劳动日呢？那就是意味着三个月重干了一个月的艰苦劳动，这比我们对我们的县级领导干部的要求还高的多，我们对我们的县级领导干部每年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时间，要够满三十天，就是优等生的水平了。”

邓小平是中国党的总书记，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但是显然他对古巴的事情也知道的很多。

他说着。接着，又深情地看着胡须卷曲，眼睛炯炯有神的格瓦拉说： “我们还看到过一张劳动群众在古巴的海港码头肩挑背扛装船或卸船的

照片，也是我们的大使馆寄回来的。我们许多政治局委员传看过这张照片， 其中一个光着膀子正扛着大包的劳动者，被我们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还有李先念副总理，一眼就都认出来了，那正是你，正是你切·桔瓦拉少校， 古巴政府的部长，古巴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我们听说你还到建筑工地和泥砌砖，学盖房子，还到新工厂去装配机器，学着操作。我们真佩服你的精力， 更佩服你们的思想境界，思想精神。我们还听说，在古巴革命已经胜利的许多年代里，你们的杰出的领袖卡斯特罗，每年都还要穿着大兵的长靴，背起游击队员的沉重背包，回到当年打游击的游击根据地马埃斯特腊山区去，沿着当年的从始至终的行进路线，再来一次长途行军和跋涉，以示绝不忘记过去，绝不忘记创业的艰难。你们这样的自觉作法，这样的崇高境界，实际上就是杜绝官僚主义的侵蚀的最有效的，最灵验的方法。只要是革命的最高领导层，能够始终是纯粹的，革命化的，脚底下即使有些风吹草动，也是动摇不了你们的，更动摇不了你们的根基，你们就能最终把一切事情管好，可以慢慢来，又急又不急，不急不行，太急也不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只要你们最高领导层是顶天立地的，有什么动静还能让古巴的天塌下来呢？古巴的天看起来是塌不下来的，你不妨稍安勿燥，增强一些耐心和信心。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完全可以算是一个比你年长的，长兄般的挚言。请你格瓦拉同志三思，这也算我个人出于对你的特别的友谊的特别的赠言吧，不知你能不能愿意接受和记下。”

邓小平说得实在诚挚。

格瓦拉受到了特别深切的感动。

格瓦拉深切的感受到了，他所聆听到的，确实是良师益友，最亲切而诚

恳，最深挚而最具分量的珍贵的话语，这是真正的伟大的朋友和兄弟的话语。1965 年 2 月 9 日，切·格瓦拉率领古巴社会主义统一党代表团，结束了

在中国的访问，也是他的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他又要再一次离开中国，再一次地飞走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再一次亲自陪他来到北京机场，为他送行。

北京机场，再一次聚集起数千名各界的人民群众，他们敲锣打鼓，挥舞着彩旗，高呼着口号，向古巴人民致敬！向英雄的菲德尔、格瓦拉同志致敬！ 他们冲着邓小平、彭真同志亲切陪同走过来和群众见面的切·格瓦拉呼喊：

“格瓦拉同志，请你保重！” “格瓦拉同志，祝你一路平安、一路风顺！”

格瓦拉由邓小平、彭真同志陪同来到飞机的舷梯旁，他又一次的伤别和惜别，流露出了难以离去的依依深情。临要登机前，他再一次地抬起手来， 仰望一眼正有几朵白云飘动的北京上空的湛蓝的蓝天，他忽然眯缝起眼睛来，有几分激动地抖颤着他鬓间的胡须，冲着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又说了一句：

“这一次去后，不知道我还能在什么年月再来。我真像热爱古巴一样， 热爱着中国，热爱着北京，因为这里有着你们，你们是我们真正最亲爱的兄弟，最赤诚的朋友啊！”

邓小平、彭真深情地向着露着一张挚诚的格瓦拉的笑脸的飞机舷窗摆手，一直在高举着，摇动着，一直到载负着格瓦拉的专机离开飞机跑道，飞上蓝天。邓小平、彭真，以及机场上迟迟不肯离去的欢送格瓦拉的人群，一直遥望这一架飞上蓝天，消失在白云深处的机影，久久地，久久地没有离去， 不肯离去。也许人们不无觉察的预感到了，切·格瓦拉同志从此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从此人们再也见不到这位古巴革命的伟大的英雄了。切·格瓦拉飞走了。中国、北京、伟大的中国人民，多少亲他、爱他、尊敬他宝贵他的同志、兄弟和朋友，多么期望他再来，期望他再回到这里来啊！ 然而，人们当时意想不到，切·格瓦拉如此一去，竟然再也不会回来，再也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