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会见格瓦拉，讲了个本匠的故事

1965 年 2 月 3 日。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同志率领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乘坐中国专机，从广州飞抵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通常被人们视为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副总书记的书记处书记彭真，以及其他许多负责的中国同志，和两千多名北京市的人民群众，在北京机场敲锣打鼓，挥动着古中两国的国旗，招展着热烈欢迎格瓦拉以及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的巨幅长条标语，热情地欢迎格瓦拉和随他而来的其他古巴同志。

随同切·格瓦拉而来的，还有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成员，书记处书记埃米略·阿拉贡内斯·纳瓦罗，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格里亚兰，以及其他同志。

在飞机的弦梯旁，邓小平，彭真迎上前去，和切·格瓦拉热情地紧紧拥抱，仿佛久别的挚友重逢，热情地欢迎他和其他古巴同志的到来。

随后，格瓦拉由邓小平、彭真陪同，驱车进入北京城，下榻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

1960 年天寒地冻的季节，格瓦拉怀着满腹依依惜别的深情，结束他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离开了北京。相隔五年以后，他第二次来到中国，来到他几乎经常魂系梦绕的北京，他的激动心情，是自不待言的。

熟悉的台基厂路。

熟悉的天安门广场，熟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熟悉的天安门。

紧接着，是熟悉的中南海的红墙，是熟悉的新华门，熟悉的新华门旁并列站立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以及领导人的英武的哨兵。

格瓦拉简直热血沸腾了起来。

一切仿佛仅仅是在昨日一样。1960 年 11 月 17 日，作为英雄的古巴人民的代表，切·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来到了伟大的北京。11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切接见了以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名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埃·切·格瓦拉少校和代表团全体成员。

在亲切的接见，热烈友好的会晤后，周恩来总理举行隆重盛大的欢迎宴会，热烈地欢宴切·格瓦拉少校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陪同周恩来总理参加了欢迎切·格瓦拉的宴会。

参加宴会的，还有许多极有影响的、知名的中国同志，包括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郭沫若、林枫，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 以及诸多的中国政府部长，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人民团体的代表。还特别邀请了几乎所有外国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和他们的夫人。

宴会充满了沸腾的欢悦和盛情。

周恩来，二十世纪世界久已闻名遐迩的伟大政治家，是格瓦拉早已熟知和仰慕的人物。他对周恩来充满了由衷的热烈向往和尊敬。

周恩来对他，对古巴人民的代表，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领导人，

同时是已知的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的格瓦拉，虽然他的职务仅是一个国家的银行行长，军街只是一员少校，而年龄又比周恩来整整年轻三十岁， 但是，周恩来对格瓦拉，保持着绝对够规格的国家礼仪，仪表亲切而严肃， 彬彬有礼而一丝不苟，对格瓦拉充满了绝对不失对等的尊重和敬意。然而， 格瓦拉毕竟是一位年轻的少校同志。在致过礼仪性的祝词后，在几个回合的干杯碰杯以后，在有机会可以更为融洽地款谈的时候，格瓦拉忽然操用起了法语，而不是用西班牙语，直接冲着周恩来用法语说起了话来：

“尊敬的周总理，我知道您曾经是中国留法国的留学生，非常清楚您能够十分娴熟地操用法语，因此，我想用法语向您提出一个最恳切的请求，您能不介意吗？”表情亲切而严峻的周恩来，无惊讶之意，分毫不动声色，马上同样用十分娴熟的法语，不为所注意地轻声问了一句格瓦拉：

“什么请求呢？格瓦拉同志。” 格瓦拉说：

“我从古巴出发时，菲德尔和劳尔要求我，来到中国，一定要见到毛泽东主席。这也是我的热切愿望。”

周恩来笑了，马上回答说：“会安排您见到毛主席的。他也是很热切想见到你们的。”

1960 年 11 月 19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南海他所居住的地方，同样十分热情地接见了埃·切·格瓦拉和他率领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中国的党政领导人，陪同了这次接见。

毛泽东见到格瓦拉后，亲切地拉往格瓦拉的手，高兴地说出来的第一句话便是：

“你好年轻哟！切！”

格瓦拉立刻激动万分，满心震动。

他听清楚了。毛泽东亲切地呼叫了他一声“切！”

这样亲切的呼叫，本来只是在古巴最亲密的战友们那里，才是能够听到的。毛泽东怎么也会这样亲切地来称呼他呢？格瓦拉一时兴奋，竟有些怔住了。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本来的名字，应该是叫作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赛尔纳。1928 年 6 月 14 日，他出生在南美阿根廷的罗莎里奥市，论血统， 他祖上是爱尔兰贵族，论国藉，他本来应该是阿根廷人。只是后来他自视为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儿子，自视为是宁愿为拉丁美洲受压迫的人民四处奔走抱打不平的罗宾汉，他满怀激情地在拉丁美洲各国寻找申张正义的机会， 投身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压迫、残酷剥削统治的革命，他先是投身危地马拉的人民革命斗争，嗣后，才又在并非偶然的契合中，投身参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斗争。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在 1965 年的 2 月 9 日，卡斯特罗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的集会上，非常热情郑重地宣布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英雄，并且非常严肃郑重地宣布格瓦拉从即日起正式拥有古巴国藉，正式成为了古巴人。

不过，格瓦拉的国藉是可以变更的。他的血统，却是并不能随便变更的。因为他是阿根廷人，所以，他的阿根廷人的烙印，在他投身古巴革命多年的战斗生活中，总还是能够非常突出地显露出来，这就是他说话的时候，总会自觉不自觉，非常自然地带出一个“切”的词根来。他经常会“切！”“切！”

地感叹和表示什么，因此，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场的区域里，战友们便非常便当地送给了他一个绰号，这就是“切”。而叫来叫去，“切”便成了战友们热爱他的一个亲切的称呼，接着，便逐渐以正式的名字传开了。菲德尔在签署格瓦拉为担任第二纵队司令的任职命令时，也只写着任命切为第二纵队司令的字样。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更成为了一个响遍古巴全国的光荣而亲切的称呼。而现在，来到了伟大的中国，来到了伟大的毛泽东身边的时候，这位在格瓦拉心目中至为崇高的伟人，也用“切”这个字眼来亲切地称呼他。

格瓦拉一时热血流遍了全身。他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仿佛变成了一个生性羞怯的孩子，久久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款款拉着切·格瓦拉的手，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里坐下。毛泽东请格瓦拉抽烟、喝茶。

格瓦拉捏起一支红盒装的“中华”烟来，在手指间轻轻摆捏着。他抽惯了棒棰一般的古巴雪茄烟，捏着白杆儿细细的中华牌香烟，有点儿不习惯。

毛泽东请格瓦拉喝茶。

格瓦拉好奇地把起了光洁明亮，盛满了碧清热茶的茶碗。他品茗了一口毛泽东待客的香茶，一丝清冽的芳菲，结伴着一种苦丝丝的茶味，涌向了他的喉间。

格瓦拉忽然像是孩子般地笑了开来，他不无惊奇地感叹了一句： “唔，多香的马黛茶呀，这真像是马黛茶，阿根廷的马黛茶。” “你喝到了家乡的茶叶味儿，就说明你是真的到家了。”毛泽东慈蔼地

说：

格瓦拉“嘿嘿”地笑了开来。

他笑得很欢畅，很自然，几乎完全不再有任何拘谨和不自然的羞怯之感了。

毛泽东含笑仔细地端详着格瓦拉，忽然不无感触地扯起这样一个话题来：

“切，我现在大约可以断定这样一个事实了。我想，你大约一定就是现在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银行的行长吧，你信不信？”

格瓦拉摇了摇头，耸了一下肩膀，说：“谁知道呢？我没有调查过、比较过。”

毛泽东说： “你是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博士，攻读过金融学校、银行学校吗？” 格瓦拉立刻说： “不。不。我没有攻读过任何金融学校和任何银行学校。我只是在阿根

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学过医，我曾经是拥有行医执照的外科医生，从来也没有拥有过经济学家、银行家的头衔。”

毛泽东抿一口茶水，喷云吐雾似地吸一口香烟，更亲切地看着格瓦拉， 却说了一句：

“是啊，你不是经济学家，又没有银行家的头街，可你却是古巴革命政府的银行行长，全古巴的钱，现在都抓在你的手里揣在了你的口袋里。”

毛泽东说得十分幽默，十分风趣。

格瓦拉言简意赅，向毛泽东以及在座的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叙说了他如何当上古巴革命政府银行行长的经过。

那是在古巴革命胜利夺取政权最初的日子里。由于古巴革命经历的时间并非很长，所以，在全部革命斗争的整个过程中，除了集中全力武装斗争， 集中力量夺取政权之外，还没能够有余力腾出手来，悉心培养出一大批在掌握政权后所需要的各业各类的干部，没有来得及能够在夺取政权之前，就拥有一大批可以胜任愉快地管理国家机器的人才。这样，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出任古巴革命政府总理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问题，自然而然便产生出来了。

革命政府总理之下，总还要有一大批部长成员吧？武装力量部的部长是现成的，有富有战斗经验，指挥过一路纵队，开辟过第二战线的劳尔·卡斯特罗出任就是了。外交部长，似乎也不缺人选，曾经有一位作家，名字叫罗亚，早从墨西哥古巴革命武装产生伊始，他就站在古巴革命一边，很快成了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等人的朋友，这个人见多识广，见过世面，当外交部长，似乎也不会成为困难的问题。还有内务部长，事实上也是现成的。格瓦拉在作为少校指挥着第四纵队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位上尉拉米罗·巴尔德斯， 为人最为机警，他就可以是现成的内务部长。还有卫生部长这样的职务，也差不多完全是现成的。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争的年代，在孔拉多高地的战斗中，一颗巴蒂斯塔军队的罪恶子弹，无情地钻进了切·格瓦拉的腿肚， 医术高超的游击队军医马查迪托，没有碘酒和手术刀，但是，他就用盐水和刮胡子的刀片，挖出了切人格瓦拉腿部的一夥 M—1 步枪子弹，治好了格瓦拉的伤腿。这般如此医术高超的军医马查迪托，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古巴革命政府中，自然也可以出任卫生部长。

在所有这些已经提到的国家管理部门所需要的人才，在现成的革命队伍巨大的人才库里，是终能物色到的。可是，有一些需要特殊专业知识，业务技术的部门，比如经济管理部门，所能插入的管理干部，就面临着很难筛选出来的问题了。

怎么办呢？

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古巴革命的领袖，在研究安排组阁事宜的议事会上，没有特别的办法，就开始发动群众。

反复排队物色，在现有的干部队伍里，实在找不出哪一个人最适合当国家银行的行长，实在不知哪一个人可以胜任裕如地很好地掌握古巴国家的全部财政大权。

于是，卡斯特罗忽然向着所有与会者们发问： “在坐的各位，哪一位是经济学家，哪一位具有想成为经济学家的热情

呀？”

卡斯特罗这样发问，环视着所有在场的人。

而几乎所有在场的人们，却一时都个个沉默着，都只在面面相觑。

然而，正在这时，一直坐在屋角一边的，一直在埋头阅读着一份文件材料的切·格瓦拉，忽然高高的举起了手来。

卡斯特罗一见格瓦拉举起了手，眼睛一亮，马上大声宣布： “好，有啦，我们有了国家银行行长啦。那我们就决定，由切来担任古

巴革命政府的国家银行行长吧。”

而这时候，格瓦拉吃惊地抬起头来，惊异地睁大眼睛，直望着卡斯特罗， 他不解地问了一句：

“菲德尔，怎么回事？”

卡斯特罗说： “我问谁是经济学家，谁有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你不是举起手来了

吗？”

格瓦拉忽然歪着鼻子一笑说： “吓！我是什么经济学家，我有什么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我是个外科

医生，我是个技术的专家，你们谁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变成了经济学家，什么时候产生过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呢？我倒有替人拔牙的激情，至今还没减。”

格瓦拉说着。在场的伙伴们都嗡声笑了起来。

确实，格瓦拉确实曾经是个外科医生，在古巴革命队伍刚刚组建的时候， 登上了从墨西哥图克斯潘港出发驶向古巴的革命远征船“格玛拉号”的时候开始，切·格瓦拉便被任命成为这支革命队伍的中尉军医。一开始，他在这支队伍中的主要任务，几乎唯只是抢救伤员，后来，由于形势迫使他必须拿起枪来参战，必须首先拿起枪来成为一个战斗员，于是他便在更主要的方面成为了古巴革命起义军的一员战士，而且，很快成长成了一名极为勇敢而无所畏惧的战士，并且，逐渐在战斗中表现出了他善于战斗的指挥员才能，所以，卡斯特罗很快便破格提拔他，担任了初步发展中组建起来的第二纵队司令，并且使他同时也成为了当时除了卡斯特罗本人以外第二位拥有少校军衔的人，他从此完全充当起了纵队司令军事指挥员的角色。不过，尽管如此， 他对行医的行当，还仍然是乐而不疲。革命军中在开始到后来的很多岁月里， 基本上不曾配备过牙医，而在号称“世界糖罐”，产糖量极大的古巴，人们由于食糖较多的原因，许多人们的牙齿，经常会受到侵蚀和伤害，所以，在革命起义军中，牙病患者，总是不少。谁来治疗这些牙痛患者呢？几乎没有别人，唯只就是切·格瓦拉这位少校司令了。但，格瓦拉给这些牙痛患者们治疗牙病，有什么治疗牙病的医疗器械吗？可以说，不是基本上没有，而是完全的没有，甚至连拔牙的必须的任何一支麻醉针剂都没有。那怎么办呢？ 格瓦拉是有办法的，他毕竟有许多现成的医疗知识，他可以靠“心理麻醉疗法”，来给起义军的牙病患者们拔牙。他的“心理麻醉疗法”，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哄”，要一个劲儿不停地对患者说：“不疼，不疼，没关系的，拔掉牙就好了，没关系的，别怕，别怕。”

“哄”如果不揍效，又怎么办呢？那就用“骂”的办法：“瞧你，什么样子，是古巴人吗？像个起义军的勇士吗？去当谁的老婆子去好了！”“骂” 如果也不行，格瓦拉还有一招办法，那就是让患者大喊大叫，他也一起来大喊大叫，就在大喊大叫中，手舞足蹈，来拔牙。这样，牙病患者的病牙，总是能拔下来，总是能除掉病恨的。但是免不了的一次疼痛，总也是疼得人实在钻心。因此，凡是叫格瓦拉拔过牙的人，虽然都治好了牙疼病，却总还是要忍不住骂他一句：“切——江湖郎中！”

这就是格瓦拉在古巴革命战争的年代，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进行游击战时期，给战友们行医拔牙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古巴革命起义军中，几乎是人所共知的笑料和美谈，所以，当今天在领导核心的会议上，格瓦拉说到自己尚有拔牙行医激情不减的时候，与会的所有同伴，几乎都一起嗡声地笑了开来。

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忍俊不禁，笑了一下，同时皱了一下眉头，看了格瓦拉一眼，说：

“切！既然如此，我问我们中间，谁是经济学家，谁有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你为什么要举手呢？”

切·格瓦拉转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扬了一下手中拿着的一分文件材料，说：

“我正埋头看这个，关于组织武装民兵的文件，好像只听到您是问了一句，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学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我就举起了手来。”

卡斯特罗笑了，说： “这就是你的事情了。既然你举起了手来，不管你是不是经济学家，有

没有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反正，我们就这样定了，您，切·格瓦拉同志， 要出任古巴革命政府国家银行行长，并且同时拥有革命政府财政部长的全部权力，不再另设财政部长，整个古巴革命政府和国家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和资金，要统统拿在你的手里，统统由你来管。”

于是，切·格瓦拉便如此成为了古巴革命政府的国家银行行长。

切·格瓦拉如此这般，把他如何当上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经过，向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和李先念，娓娓道来，有头有尾地说了一遍。

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饶有兴趣。陈毅听得很兴奋，仿佛备受鼓舞。

周恩来和李先念，也都安详沉静地听着，他们有时还会心地交换一下眼色。

格瓦拉讲完了他出任银行行长的故事，但却引发了毛泽东也要说一个中国故事给格瓦拉听的谈兴。

毛泽东请格瓦拉再喝茶，再点一支烟，然后，他就挥起一只手来，用手指对准了在座中的李先念，回过头来，问格瓦拉：

“这位同志，你认识吗？” 格瓦拉笑了，说：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邀请我们来访问，邀请者用的就是他的名义，是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前天一下飞机，他到机场来接，我们就认识了。我们俩一见如故。他说我们可以是忘年交。他比我大二十岁。”

毛泽东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用李先念的名

义邀请您，是出于国家礼仪规格对等的考虑。你切·格瓦拉同志，是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我们知道你事实上也是古巴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所以我们邀请你率经济代表团访华，用的是他李先念的名义，因为他不仅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是国务院的副总理，而且还兼任着我们国家的财政部长。他可是个大富翁哟，我们现在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吃喝穿戴，都由他来管，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可是所有的钱，所有的人民币， 也都全装在他的腰包口袋里，谁都不敢惹他生气呢，谁惹了他，谁就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一块钱，因此，他可是个厉害人。”

毛泽东幽默诙谐的说着。

格瓦拉颇能理解地“嘿嘿”笑。李先念只是板着脸，静静地听。毛泽东接着说：

切·格瓦拉行长，与李先念部长，似乎也有相似之处。你们俩个，真是

天生的一对，很多地方大有相似之处。我看，这其间有一个产生的原因，就是你们俩个人，都有点儿少年得志的经历。”

毛泽东说着，弹弹烟灰，仍然主要是对着格瓦拉说话：“你，切·格瓦拉行长，你今年是三十二岁。你已经是古巴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是银行行长， 起义军少校，了不起的够可以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位李先念同志，也是了不起的够可以。他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我们的红三十军军长，指挥着干军万马，而且到处旗开得胜，打胜仗，洋气的不得了。可是，其间，也有打败仗哭鼻子的时候，1936 年西路军远征祁连山， 他指挥的一个军打光了，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跑回了延安。跑到我那里，我们把他从军级干部一家伙就撤成了营级干部，不过，仍然还又给了他一个营的人马，让他带队深入到豫鄂边界去，那里是敌人的后方，让他到那里去再开辟根据地，发展队伍，后来，在那一带，他就靠一个营的人马作底垫，十年扩展成了三十万人马的中原军区，自然，他也又成了中原军区的司令员， 于是后来，因为中原军区像一把钢刀插在了蒋介石统治区的腹地，所以李先念也就成了那位蒋介石的心腹之患，非要斩尽杀绝之，于是，那位蒋介石， 就派出了数倍于李先念部队人马的百十多万全副美式装备的大军，对李先念实行包剿。然而，结果呢？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李先念不是还在我们这里当财政部长吗？”说着，毛泽东一顿，接着又对格瓦拉说：“对啦，切·格瓦拉行长，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李先念打仗是一把好手，是一把硬手。如果他今天还在军队工作，当个司令什么的，我们是可以授给他大将军衔的， 不过，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我们在成立人民政府之始，也为配置经济管理人才费过思量，后来成立财政部的时候，我们就抓了两个大兵来当财政部的部长、副部长，这两个大兵，一个是邓小平，一个就是李先念。邓小平当了我们党的总书记以后，财政部长的头衔就落在了李先念的头上。不过，我们接下来可以说到的一点是，这个李先念，他也不是有资格的经济学家，似乎也谈不上有什么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参加革命工作之前，他仅仅是一个小木匠，是个手工业工人，还没有你切·格瓦拉行长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学历和文凭呢。”

切·格瓦拉惊异地望着李先念，马上核对事实，问： “是这样吗？李先念副总理，您真的是木匠出身吗？” 李先念把手一扬说：

“一点儿也不差。”

毛泽东接着更为风趣地对格瓦拉说： “你看，格瓦拉同志，一点儿也不差吧？我们刚刚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

时候，也是非常缺乏经济方面的管理人才的，虽然我们在夺取政权前的革命过程，长达二十二年，我们越到后来，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的长远战略，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还是嫌不够用的，于是，我们也只好抓来个大兵管钱。然而，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作法，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的李先念同志， 把我们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就管得非常好。周恩来总理同志，对他这个财政部长，是非常放心的。而周恩来同志放心的事情，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我来说，就更没得什么用得着操心的事情了。”

亲切、友好、热烈的谈话，延续了很长时间。经周恩来总理提示，毛泽东主席才说：

“噢，该开饭了。切·格瓦拉行长和古巴经济代表团的客人们来，我们

是要请客吃饭的。切行长，请吧。”

毛泽东还是款款地拉着切·格瓦拉的手，走进了请客吃饭的餐厅。

落座以后，毛泽东用一句话，致过欢迎格瓦拉行长和古巴经济代表团全体成员的祝酒词，然后便开始举酒碰杯。接下来毛泽东非常高兴愉快地请格瓦拉来尝尝他所喜欢吃的油焖红辣椒。格瓦拉说：“谢谢毛主席，我有哮喘病的痼疾，不敢吃激刺性太强烈的菜。”毛泽东很遗憾地摇摇头，又用筷子挟起一块红烧肉来，放到了格瓦拉的盘子里，请格瓦拉尝，并说：“你尝尝这个红烧肉，可以补脑，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格瓦拉高兴地吃一口红烧肉，他仔细地咀嚼着，品味着，摇头赞叹，赞不绝口，连声夸赞：“好吃！ 好吃！”

席间，热情友好坦诚的叙话，一直在延续着。轻松的话题，欢悦的笑语， 一直是叙话的主干，但是，在这其间，也时不时地谈论着非常严肃的，郑重的重要话题，不仅仅谈到一般的国际形势，一般的国内建设问题，有的时候， 谈话的题目很大，内容深邃，充满着哲学的理论意味，有的时候，谈话的题目又具体起来，谈到非常细微具体的事情，比如关于游击战的一些细节问题， 经济建设中自立更生的各种具体办法。在许多回答中，周恩来、陈毅也都作了较多的插话，只是李先念的插话不多，他脸上的表情，也总是严肃多于笑意。

格瓦拉来到毛泽东身边，仅就从年龄意义上说，他也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位最可尊敬的长者。毛泽东比格瓦拉年长三十五岁。何况，中国革命的伟绩， 毛泽东关于革命战争，特别是关于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和其他诸多理论问题方面的权威性解释和贡献，在全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无可置疑，在切·格瓦拉的心中，也拥有着备受尊崇的位置。在全心全意自视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格瓦拉的心目中，在二十世纪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地排列在列宁、斯大林的名字之后的，在古巴革命后，在切·格瓦拉撰写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文章著作中， 他的笔下，几乎总是这样排列着的。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在起义军的组织完全统一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 仍然担任着起义军的总司令。劳尔·卡斯特罗担任着武装力量部部长。至于切·格瓦拉，在他担任了许多个古巴革命政府的行政职务以后，在革命起义军中，仍然保留着多个重要的军职，除了担任哈瓦那卡瓦尼亚要塞的司令之外，他还担任着最直接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前线的比那尔德里奥省军区的司令，同时，他还负责组建了古巴武装部队的训练部，并由他亲自来担任训练部长。这个训练部，实质上类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政治部，是专门对革命部队进行政治训练的机关。

早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的年代，切·格瓦拉在非常突出地显示着诸多方面杰出的才能的时候，他就尤其突出地显示出了他是古巴革命意识形态专家的才能，尤其突出地显示出了他是革命理论和思想热情宣传家的才能。经过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授权，古巴革命的第一张油印小报《自由古巴人》， 是由切·格瓦拉创办的；使用着最简陋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古巴革命的第一个广播电台，也是由切·格瓦拉创办起来的。

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组建起古巴革命起义军的训练部以后，格瓦拉深知宣传载体如喉舌的重要，他马上着手创办起了两种刊物，其中一种是思想政治理论性刊物，刊名定为《绿橄榄树》，另一种革命的文艺性质的刊

物，刊名为《波希米亚》。在这属于训练部的两种刊物创办起来以后，格瓦拉在国事活动和军政事务缠身极为忙乱的状态下，仍然成这两种期刊的最积极热情的撰稿人，他把大批的文章、随笔，包括一些理论性的探讨问题的文章，都发表在这两种刊物上，其中包括《游击战》的长篇论文，和《革命战争随笔》，有许多长篇理论文章，具有很高的理论思想水平，比如 1960 年

10 月 5 日发表在《绿橄榄树》的长篇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 就极富广博的内容和深刻的理论思想，在这篇文章中，格瓦拉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伟大实践和贡献，就进行了非常精辟独到的理论叙述。

由此可见，1960 年，三十二岁的切·格瓦拉，不仅仅是古巴革命的杰出英雄，不仅仅已经是一个世界有影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显然也还已经是一个思想深邃的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这样一个人物，当他万里迢迢， 终于来到了他久已敬仰，渴慕至深的伟大的毛泽东的身边，他会有多少热切的思想，和他正在思考中的实践中的问题，想与毛泽东请教和研讨呢？

格瓦拉十分宝贵和珍惜毛泽东接见他和他率领的经济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每一分钟，多少思想交流，感情交流和理论交流以及种种见识的交流，似乎比世界上任何江河的交流都更为激越。

无疑，毛泽东和格瓦拉，这两位年龄相差三十五岁的伟大革命家的会见的时刻，是二十世纪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令人不能忘怀的珍贵的时刻。

时间不能无限的延伸下去。 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结束了。

切·格瓦拉依依不舍地告别毛泽东。

毛泽东坚持走到丰泽园的院外来，送他衷心挚爱的贵宾登车离去。

毛泽东目注着格瓦拉的座车绕着中南海内瀛台之滨的湖海离去。格瓦拉的座车消失在新华门方向的那边，他还站在他站的地方，默立了许久、许久。

无疑，这一位当时已经年近七十岁的老人，他也由衷地珍视着与这个三十二岁的古巴年轻的革命家的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