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墩文化标志进入新石器

长江上游的重庆忠县哨棚嘴一带，大约从公元前4600年开始，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与此同时或稍晚一些，川西成都平原上也生活着一群远古人类，他们创造了成都平原最古老的史前文明。

在古籍中曾对我国南方地区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蒇蠃蛤，食物常足……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

这段史料生动地勾勒出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我国南方独特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活动的影响。当时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川西成都平原的宝墩地区为中心，在川北的绵阳、广元，川东北的通江、巴中，川西南的汉源狮子山等地区也有人类生存。

人们依据奇特的地势，在宝墩一带建立了完整的村落。这一地区地形奇特，在一马平川的绿色沃野上凸现出以黄土垒起的城墙。城墙内阡陌纵横，沟渠交错，城内的房屋多是木骨泥墙，经火烘烤后坚固结实，经久耐用。

城垣的出现是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长江上游的城垣主要是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郫县古城村、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等6座城垣。

人们在6座城池四周都修筑了高大的城垣，城垣均采用夯土建成，夯层清楚，夯面紧密。如，新津宝墩的龙马城垣，其周长3200米，宽达8至31米以上，高度超过4米，可见其规格之大。

如此厚实的巨大城垣，连同城内的大片房屋，尤其是城中心的大型聚落建筑，都表明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这6座城垣都是建在平原冲积扇河流形成的相对较高的台地上，布局规整，大多呈方形或长方形。各城的面积大小不等，最小的都江堰芒城有12万平方米，最大的宝墩龙马古城达60万平方米，其余在20万至30万平方米之间。

城内有大量的建筑、灰坑和墓葬，其中很多房屋的面积在10至50平方米左右。城垣的中心部分，地位高的人开始建筑面积很大、规格颇高的中心聚落，作为上层统治者活动或居住的处所。规模较大的建筑群，面积约3000平方米。

在郫县古城村城池中也有一座大型宫殿或宗庙一类的礼制性建筑，是一座大型上层统治者宗教祭祀和活动的中心。该建筑平面呈长方形，西北至东南方向，长约50米，宽11米，面积达550平方米。这个建筑与一般的建筑不同，没有隔墙，房间是宽度不大进深很长的通间。

这一时期，宝墩的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人们过着农业定居兼狩猎采集的生活。生产工具主要是以磨制石器为主，有石斧、石锛、石凿、石刀和石铲等。

有了这些工具，无论从清除杂草、开荒垦地、中耕播种，还是到农作物收割，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所制石器选材考究，磨制细腻，如石凿，磨制精细且规整，石质较佳，个别似玉质，几乎可与玉器媲美。由于石器制作技术的娴熟，玉器的加工制造技术也更加精湛。

除了石器和玉器，这一时期的制陶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陶器制作是用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而成。经慢轮修整后的器形规整，器表打磨光滑。很多器物采用分体制作，然后粘接的方法。

陶器中的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等器物及其纹饰的制作都相当精细，尤其是喇叭口高领罐，因其火候较高，叩之有声，堪称极世精品。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增加了财富的积累，也加深了贫富的分化，这在墓葬规模和墓中随葬品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时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不同墓中的随葬品不尽相同。有的墓中不但随葬品多，还随葬一些珍贵的物品。而有的墓中随葬品则十分简陋，有的甚至一无所有。可见，也只有极少数贵族统治者拥有巨大的财富。

这时的成都平原在方圆不过100千米的地区内，有两三个城池几乎同时共存。成都平原只是在四川盆地西部的小盆地，据《山海经》说，这里是“百谷自生，冬夏播种”的“三蜀沃野”、“天府之国”，但在相对狭小的地区内，在生产水平不会太高的龙山时代，城邑密集、人口膨胀，将会是灾难。

这些城邑存在的年代历时约200年左右，此兴彼废，各自兴盛一时。当时属酋邦制时代，酋邦不像国家以领土为疆域，而是以血缘氏族部落的聚邑为疆域，或者是村居或者筑小城聚居，部落联盟的酋长则据中心大城。人来筑城，族迁城废，天灾人祸，兴废消长，变化多端，因而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古城群。

据著名古籍《山海经》中记载：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长流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实惟员神石鬼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

这里的员神石鬼氏，即为少昊，它由东方的太阳神变成了落日之神。少昊原来的居住地，在他迁移后，他的余部建立起了少昊之国。

当少昊西迁之后，氏族将原来东方的地名也带到了西方，所以在后代传说中，东西方均有所谓的扶桑、穷桑等地名，这些都与这场氏族大迁移有关。伴随着氏族迁移，各地文化也得到有效地融合。

时光斗转，历史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在四川境内，部落众多，大小诸侯国林立。各部落为了扩充实力，不惜强取掠夺他人的资源和财富，因而战争烽烟四起，连续不断。

为了免受战争的惨祸，更为了抗击强敌的入侵，各部落首领纷纷在其住地周围筑墙挖沟，造城设关。于是，一大批规模空前的城址群。在西成都平原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随着阶级对立的加剧，贫富悬殊的加大，战争变得愈加频繁和激烈。

社会处在剧烈动荡和进一步分化中，同时也在迅速进步与向前发展之中，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崭新的、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

又过了数千年，人们在成都平原发现了这一古老的文化，并因其发现地在宝墩而命名为“宝墩文化遗址”。宝墩文化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宝墩文化的发现，对了解夏商时代三星堆文明意义重大。

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文化，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其6座古城与三星堆的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它不仅大大丰富了三星堆一期的文化内涵，并且可与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衔接。

大量史实史迹证明，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的发祥地，长江与黄河一样，共同哺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长江下游的原始文明逐渐发展扩大到上游地带，完成了整个长江史前文明的完整链条，而备受关注的宝墩文化的发现，更为长江上游的文明迎来了新的曙光。

[旁注]

都江堰　位于四川成都都江堰市灌口镇，是建设于古代并一直使用的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于公元前256年左右修建的，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

祭祀　是儒教礼仪中最重要的部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祭祀对象分为三类：天神、地祇和人鬼。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祭祀在古代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天神地祇只能由天子祭祀；诸侯大夫可以祭祀山川；士庶人则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和灶神。

《山海经》　先秦时期重要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传世版本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内容包罗万象，主要记述古代神话、地理、动物、植物、矿产、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的矿物记录，是世界最早的有关文献。

酋邦制　酋邦模式强调了酋邦与专制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酋长拥有的是非强制性的权威。在酋邦社会的决策活动中，酋长虽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但是参与或者影响决策的，通常并非酋长一人，酋邦社会的决策活动多是“集体性质”的。

少昊（公元前2598年～公元前2525年），相传是黄帝之子，是远古时羲和部落的后裔，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我国五帝之首，中华民族的共祖之一。少昊时期是凤文化繁荣鼎盛时期，凤文化和龙文化是中华华夏文化的两大支柱，中华民族既是龙的传人，又是百鸟之王凤的传人。

龙山文化　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而得名，距今4600年至4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快轮制陶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普遍采用，是我国制陶史上的顶峰时期。

[阅读链接]

宝墩古城遗址位于四川成都新津城西北的龙马的宝墩，地形奇特，在一马平川的绿色沃野上凸现出一圈不规则的脊梁似的黄土埂子。埂内阡陌纵横，沟渠交错。沟底和两侧往往会发现一些散碎的砖瓦器物。

1995年，对宝墩进行考古发掘，经4个月发掘后确认，黄土埂子圈起的地方是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古城遗址，散碎的砖瓦器物是蜀地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就进入文明的物证，比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年代还要早，属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最早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