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开启铜石并用时代

长江下游太湖流域除了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在距今约5250年至4150年，在杭州西北郊良渚一带一群原始先民开创了另一处重要的远古文化。他们开启了我国一个重要的时代，这就是铜石并用时代。

这里的居民过着较为闲适的定居生活，有固定的居民区。居民区是一种级差式的聚落结构，内有明显的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这样的布局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作为文明初期最重要的人类聚落形式，人们开始建造古城，率先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城中的民居大小不一，格局却大致相同，就是把固定房架的木桩按东西方向排列，正中用一根长木作为“檩脊”，然后在檩脊上盖上几层竹席作为屋顶。

居民们为方便饮水在居所附近开凿水井，其技术比同一时期其他地区更为先进。所造的水井皆套有木构井圈，井圈再用四五块长约两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数千年以前，人们能够建造如此规格的水井，可见其技术的发达。

在当时，我国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稻作生产相当发达，人们已经摆脱了一铲一锹的耜耕，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

三角形石犁作为农耕的主要工具被人们广泛应用，这就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为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与以往相比，人们在稻种的驯化和培育上更加注重其优良性。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人们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农耕经验，培育与湿润温和气候相适应的良种。

优良的稻种，极大地增加了收成，这使余粮也越来越多，食物十分充足，这就使得规模庞大的人口有了稳定的食物供应。

食物供应充足了，人们衣食无忧，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更趋于专业化。在位于湖州东南钱山漾地区，妇女们已经掌握了相当发达的养蚕和纺织技术。

人们运用家蚕丝织造绢织物绢片、丝带和丝线等生活必需品。所用的材质家蚕丝也是经过缫丝的，其经纬密度达到每平方寸120根，足见当时纺织技术的精湛。

陶器制造业也十分鼎盛，陶器中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物。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还在器物表面涂漆，外形精美。

当时，最先进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胎质细腻、造型规整，器种变化多样，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壶的组合，构成了富有特色的器物群。

此外，良渚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便是玉器制造业的发达，开始出现了大型的玉器礼器。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我国史前文化的高峰，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一时期的我国乃至拥有玉传统的部族中，都是独占鳌头。

玉器的种类有珠、管、璧、璜、琮和蝉等。人们还把崇拜的对象刻在玉器上，多是似神似兽的神人形象和神人兽合一的形象。

玉器上的纹饰除了神人兽面图像外，最多的图案是鸟。人们还习惯于把发生的事情刻画在器物上，这也是我国较早的“原始文字”之一。在诸多玉器中，用于祭礼的玉器堪称是玉中的极致。

在礼器中有一种玉琮，个体高达18厘米至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玉琮的形状为内圆外方，这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

礼器主要是供人们祭祀之用，人们在不同的地点建造了许多祭坛，典型的祭坛，如余杭祭坛。该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有大墓，是人们祭祀先祖和天神的地方。

生产力的发展、手工制造业的进步，使社会大量的财富囤积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贫富分化，这在人们死后也表现得格外明显。

人们死后都被安葬到公共墓地，但是不同的墓葬其规格和聚落布局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贵族和平民的随葬品是不同的，在墓葬中随葬的玉器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也有少量的陶器作为随葬品。

到了后来，良渚地区进入中原夏王朝的统治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应运而生了。

这一时期，在良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座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的城池，这座城池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代最大的城池，在当时，可谓是“中华第一城”。

5000年以后，在浙江余杭的良渚镇发现了这一重要古人类遗址，并命名为“良渚文化遗址”。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千米，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良渚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

良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铜石并用时期的古文明。良渚文化分为石器时期、玉器时期和陶器时期。

良渚遗址是中华文明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它不仅开创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良渚社会”，而且值得全人类保存和借鉴。

属于良渚文化的还有寺墩遗址。这个遗址位于江苏武进三皇庙村，这里发现了随葬玉制璧、琮较多的良渚文化墓葬。根据地层堆积及两座墓葬，寺墩遗址分两个文化层：下层属崧泽文化，上层属良渚文化，距今约4500年。

遗址下层为崧泽文化遗存。陶器有圈足饰圆形和三角形镂孔的豆、折腹或球腹罐、花瓣足壶等。发现墓葬一墓，墓主为女性，仰身直肢葬，随葬有鼎、豆、壶、纺轮4件陶器。

上层为良渚文化遗存，内涵比较丰富。有3座墓葬，自东向西排成一列，未见墓坑和葬具，系掩土埋葬。头向均朝南。东边的3号墓死者为20岁左右的男性，仰身直肢葬。人的肢骨和部分随葬的玉璧、玉琮、石斧上有明显的火烧痕迹，说明埋葬时举行过某种用火的玉敛葬仪式。

随葬品达124件，除陶器和玉石制的穿孔斧、有段石锛、斜柄石刀等生产工具以及玉质的镯、锥形饰、坠、珠、管一类装饰品外，突出的是24件玉璧和33件玉琮。玉璧素面无纹，琢磨光滑，分置于头部、胸腹和脚部，最大且制作最精的一件放在腹部。

玉琮中有一件兽面纹镯式的置于头部右上方。其他均为横槽分节、高矮不一的方柱体玉琮，大体围绕人骨架四周摆放，最高的一件有13节。另两座墓也都用玉璧、玉琮随葬。

这里玉器质料绝大多数是透闪石，属于软玉。根据玉璧上遗留的一层砂粒，可知当时以石英砂粒为解玉砂。从璧、琮的规格及表面弧形琢痕看，可能使用了石英砂石圆盘或轮锯的琢玉装置。

由此可见，良渚文化的琢玉技术已经相当先进，琢玉在当时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了。璧、琮这类贵重礼器在我国古代一直是权力、地位和身分的象征，它们在良渚文化厚葬墓中的发现，反映出当时的原始氏族制已濒临崩溃。良渚文化玉璧、玉琮的精美形制和繁缛兽面纹饰，还为商代文化所吸收并得到发展，构成了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

良渚文化一向被誉为“文明的曙光”。在我国史前文明的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史前的长江文明，为华夏文明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旁注]

缫丝　将蚕茧抽出蚕丝的工艺。原始的缫丝方法是将蚕茧浸在热盆汤中，用手抽丝，卷绕于丝筐上。盆、筐就是原始的缫丝器具。我国在原始社会就存在缫丝，对野蚕茧和家蚕茧进行人工缫丝制。进入文明社会后，缫丝技术发展成从蚕茧牵引出丝绪，再把丝绕到框架上形成丝绞的成熟阶段。

祭坛　古代用来祭祀神灵、祈求庇佑的特有建筑。先人们把他们对神的感悟融入其中，升华到特有的理念，如方位、阴阳、布局等，无不完美地体现于这些建筑之中。祭祀活动是人与神的对话，这种对话通过仪礼、乐舞、祭品，达到伸与人的呼应。

璧　古代用于祭祀的玉质环状物，凡半径是空半径的三倍的环状玉器称为璧。按古文献记载，璧的用途一为祭器，用作祭天、祭神、祭山、祭海、祭河、祭星等。二为礼器，用作礼天或作为身份的标志。三为佩饰。四作砝码用的衡。五作辟邪和防腐用。

玉琮　古代一种内圆外方筒型玉器，是古代人们用于祭祀神的一种法器。至新石器中晚期，尤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发现与传世的数量很多。

圈足　是陶瓷器足的一种样式，是指器物底部承制一个圆形圈来托器身。圈足形态有高低深浅之分，足壁有薄厚之别，其成型方法有镶接和旋削两种。圈足的造型始于新石器时代，我国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等诸多文化陶器均上已有所见。

玉敛葬　我国的丧葬文化特色。早在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就有“灵魂不灭”的意识，认为玉不但能通灵，还能够保护人的灵魂，因此产生了以玉敛葬的习俗。“玉敛葬”起源于5000年前的良渚王国，从战国起形成了一套葬玉制度，发展至汉代，葬玉制度逐渐发展完善。

兽面纹　我国青铜器上常见的花纹之一，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此兽是古人融合了自然界各种猛兽的特征，同时加以自己的想象而形成的，其中兽的面部巨大而夸张，装饰性很强，后人称为兽面纹，常作为器物的主要纹饰。兽面纹有的有躯干、兽足，有的仅作兽面。

玉璧　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为我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也是“六瑞”之一。根据中央孔径的大小，常常把片状圆形玉器分为玉璧、玉瑗、玉环3种，人们习惯上把宽边小孔径的圆状器统称作璧。玉璧是我国玉器中出现最早并一直延续不断的品种，战国至两汉是玉璧的鼎盛时期，用玉选料极精，制作工艺极细，花纹形式多变，饰纹种类极为丰富，使用范围大增，数量也属历代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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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0年的汉水流域，先人们就在湖北天门市石河镇北，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古城。这个南北东西各有1000多米、面积高达120万平方米。

这座史前巨城之大，让人目瞪口呆，仅现存的城垣西边的壕沟宽就有60至80米。废城遗址中还有巨大的宫殿或宗庙等特殊用途的大型建筑。

紧邻的土坑中出土了5000多件陶塑动物和人像。双膝跪坐的人像，大多是头戴浅圆帽，身着长裙，头后挽髻，端庄而虔诚。遗址中的一个陶罐上面刻画着一个神奇的人物，服装与巫师的服装截然不同，从形态看俨然是一位王者和统帅形象。从中可以看出，城中主要住的人就是贵族、巫师和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