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超然物外的追求
苏轼在历史文化长廊中是一个丰碑级的人物,他一生辗转大半个中国,屡遭贬谪,却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胸襟开阔,既能超然物外,又能自强不息,其高尚的品德,极具感召力,令人叹为观止。
苏轼是北宋眉山人,就是现在的四川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少年时代,就深受其父儒家思想的濡染,怀有经世济民,致君尧舜的抱负和积极入世的精神。
苏轼怀有儒家“奋厉有当世志”,同时也接受了道、佛思想的熏染。其父苏洵和云门宗圆通居讷关系密切,苏轼少年在蜀中时就同成都大雅大师惟度、宝月大师惟简郊游。
正是基于胸怀天下、兼收并蓄的可贵之处,加之勤奋好学、扎实严谨,苏轼的各方面才能日渐累积。
工夫不负有心人。1056年,21岁的苏轼跟随父亲披坚执锐、夺关斩将,在吏部考试中以600字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赢得第二。随后又顺利通过所有考试,进士及第。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赞誉说:
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30岁时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也有志于改变北宋时期积贫积弱的现状,但反对“求知过急”,结果引起革新派的排挤。为远身避祸,苏轼要求外任。
他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八九年间,苏轼虽辗转迁徙,但每到一处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可谓勤政爱民,尽心职守。
在这期间,苏轼的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他笔下的西湖多姿多彩,波光粼粼的晴天那么美妙,就是蒙蒙雨雾中的西湖都那么动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在密州写的最著名的作品莫过于《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等。
《江城子·密州出猎》写道: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
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作是千古传诵的苏轼“豪放派”代表词作之一。词中写出猎之行,抒兴国安邦之志,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的创作开创了崭新的道路。
作品融叙事、言志、用典为一体,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形成豪放风格,多角度、多层次地从行动和心理上表现了作者宝刀未老、志千里的英风与豪气。
同时,这首词既表现了诗人跃马扬鞭,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也抒发了他要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志向,爱国激情,慷慨激昂。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篇构思奇拔,畦径独辟,情韵兼胜,境界壮美,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是历来公认的中秋词中的绝唱。
此词全篇皆是佳句,典型地体现出苏轼词作清雄旷达的风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名句,至今仍响在我们的耳畔。
诗词文赋造就了苏轼的伟大,也带来了灾祸。1079年,苏轼刚调任湖州不久就因“乌台诗案”再次被贬黄州。
在当时,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可以任由诗词在社会上传播,这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宋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而苏轼对大部分指控并不掩饰,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由于北宋时期当时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面对新的打击,如何平衡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中的矛盾呢?苏轼开始以超然的态度重新审视现实,审视自己。
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屡受挫折,但却始终没有走向消极颓废。在困顿的黄州期间,他不仅没有忘记承担人生的责任和义务,而且适时的调整了生活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人生价值,人生追求的蜕变。
在黄州期间,刚开始时由于政治上的失意,苏轼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对官场产生了厌倦情绪。他感到苦闷,失意,找不到出路,他开始逃避现实。这种心态流露在他的许多诗文当中。
他在《初到黄州》中写道: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在这首诗中,诗人自嘲之意溢于言表,他因自己的获罪而对仕途失去了信心,进而产生了归隐之念。深受《庄子》影响,而且喜好和僧道来往的苏轼,开始全身心的投入禅道。
苏轼在与僧道友人的交往中,思想得到了清静。在贬谪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借佛门清静地来排遣自己政治上的苦闷,修养性情。苏轼所追求的正是老庄所提倡的随缘自足,超然物外。
佛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他心灵上的创伤,使他以更充沛的精力,更深刻的思索来认识人生的意义。与此同时,苏轼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儒家深厚的思想修养,仍然使他在贬谪之地心系国家。尽管他想获得解脱,但由于他所受到的深厚的儒家思想教育,他无法弃国家民族于不顾,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为国尽忠,为国效力。
苏轼一贬再贬,他的精神始终没有颓废,更与他开阔的胸襟,深厚的修养分不开。特别是在黄州与下层人民亲密接触以后,他更多地了解了民生疾苦,对人民的苦痛有切肤的感受。
苏轼曾经在《前赤壁赋》中这样写道:“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虽然“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心旷神怡,然而,苏轼毕竟是苏轼,他怎能忘却人世的苦恼,怎能忽略曹孟德当年“破荆州,下江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固一世之雄”的威风?这是一颗炽热的心,在为国家、为人民,也为自己的雄心壮志而流泪和滴血。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苏轼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去关注社会问题。如当他听说黄鄂间农民因贫穷而溺婴的消息后,“闻之酸辛,为食不下”,连忙写信给朱寿昌太守要求革除陋习;当地瘟疫流行,他又向巢谷苦求圣散子药方,“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他以自己的宽厚,仁爱,博得黄人永久的怀念。
这一时期,佛老思想和儒家的勤政爱民主张在苏轼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种思想的矛盾可以从他的多部作品中找到痕迹。
比如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写道:“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中既有对历史人物的怀念,向往之情,又抒发自己的报国之志,同时流露出功业难成的惆怅。全词即景抒情,怀古伤今,咏史写人,苍凉悲壮、气势磅礴,卓然成为开“豪放”一派词风的“千古绝唱”。
黄州谪居时期,是苏轼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他的人生追求得到了实现,不仅创作到了辉煌时期,人格精神也得到了升华,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追求,即超然物外而又自强不息。
苏轼最完美、最独特的人生追求的实现,源于他在不断克服人生坎坷与磨难中形成的自强不息的品质,以及宁愿忍受苦难,甘当黄州贬官而不忘忠君爱国忧民的厚德载物的胸怀。
苏轼曾经在《晁错论》中说过,“古人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读懂了苏轼,就读懂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旁注]
苏洵(1009年~1066年)。北宋时期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著有《嘉祐集》20卷,及《谥法》3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欧阳修(1007年~1072)。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而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
豪放派 宋词风格流派之一,与婉约派并为宋词两大词派。北宋时期诗文革新派作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南宋时期已明确地把苏轼、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以后遂相沿用。
团练 古代地方民兵制度,在乡间的民兵,也称“乡兵”。源于周代的保甲制,使民“相保相受”、“相及相共”。唐代设有团练使一职,类似民间的自卫队队长,以管理团练事务。宋代置诸州团练使,北宋时期苏轼曾任黄州团练副使。
《庄子》 又名《南华经》。是战国中期思想家庄周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所著。书分内、外、杂篇,原有52篇,乃由战国中晚期逐步流传、糅杂、附益,至西汉时期大致成形,当时流传版本已失传。目前所传33篇,已经西晋玄学家郭象整理,篇目章节与汉代也有不同。
老庄 老子与庄子的简称。也指黄老,道家倡导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尊黄帝、老子为创始人,并称“黄老”。老子强调道法自然。庄子认为世间不存在确定不变的是非标准,不承认任何绝对权威,因而对现实一切秩序的怀疑批判及否定及绝对追求自由。
朱寿昌 宋代扬州天长人,即现在的安徽天长。《宋史·孝义列传》载有他弃官千里寻母之事。他是流传甚广的所谓古代“二十四孝弃官寻母”中的一位。
《晁错论》 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评论对象为西汉初期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他是当时的智囊人物,也是一个积极的政治改革者,后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苏轼通过对晁错改革失败的叹惋,表达出自己愿意为国效力但有志难展的抑郁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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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了结后,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少年鸡”指的是唐代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被任用为宫廷的弄臣和伶人。
苏轼这句诗要是被当时的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这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又是诽谤。由此也可见苏轼的坚持真理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