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成就的诗圣杜甫

唐宋时期的文化重构，在文学领域的反映或许最为鲜明。比如像杜甫这样的人，面对惨淡的人生，不逃不避，敢于直面，这是他最大的精神力量，并用这种力量来写他的作品，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令人警醒的艺术魅力。

杜甫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树立了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

杜甫早慧，据称7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与文士们交游酬唱。20岁以后10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途做准备。

杜甫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24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

杜甫35岁左右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但滞留10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

由于杜甫在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因此他的生活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

此外，他还多次向唐玄宗献赋，指望唐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安史之乱”的前夕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左拾遗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朝廷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唐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

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在759年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4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

杜甫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巅峰状态。如《月夜》、《兵车行》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杜甫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把贵德行、重名节、循礼法视为基本的人生准则。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纯粹的恂恂君子。

杜甫滞留长安及漂泊西南时期，常常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仗权势者的济助，成为一名失业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

事实上，杜诗中那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没有在自觉得碌碌而生、于世无益的情况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著，是杜甫个性的一大特征。

后代有人说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诗中也自称“乾坤一腐儒”，都是就这一种执著态度而言。所谓“致君尧舜”，所谓“忧民爱物”，这些儒家的政治观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种空谈、一种标榜，杜甫却是真心地相信和实行它。

儒者本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之路，杜甫却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穷富，都要以天下为念。甚至，越是社会崩溃昏乱，他越是要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杜甫的这种执著态度，在当年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处，对于诗人来说却是重要的。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随着杜甫渐渐深入到苦难的现实，他的诗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早期诗歌那种气势壮阔的特点，仍然保留着。

《兵车行》的创作标志着杜甫诗歌的转变，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贯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诗歌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4点：严肃的写实精神；在忠诚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对腐朽现象给予严厉批判；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念。

《兵车行》的开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

车辚辚，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

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

哭声直上干云霄。

接着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好大喜功的执政者：

边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意未已！

诗中继续写到战争导致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最后借想象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发出悲愤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在唐诗中，如此严肃地正视现实、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还没有过。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当政者与人民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地应该忠诚和拥戴君主。

杜甫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在严肃地面对现实时，不能不为此感到困苦。他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是很好的例子。

杜甫“忧国”，不回避眼见的事实；“忧民”，不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中的途径。而这种折中又是很勉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

其实，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如此严肃地正对现实，关怀人民，已是难能可贵。《兵车行》和《三吏》、《三别》那样细致描述的作品已经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诗歌语言所揭示的事实，却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杜甫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时代的苦难被杜甫以焦虑和愤怒的心情一一记录在诗中。但他对现实只能苦苦地告诫那些做官的朋友廉洁、爱民，期盼皇帝的贤明能减征赋，务农息战。这些无奈的、固执的哀告，说出了受尽苦难的广大民众的心愿。

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人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诚实的、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诗人，如何辗转挣扎于漂泊的旅途，历经饥寒困危，备尝忧患。对于生活在动乱时代的人们，这一类诗格外具有感染力。

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困居长安时所作，抒发了诗人对被战火阻隔的妻子的怀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当他逃至凤翔后，有了机会去鄜州探家时，又写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其中的第一首说：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诗中呈现一幅戏剧性的异常感人的场面。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了。

杜甫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情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谓感人至深。千百年来，它不知引发了多少人内心的共鸣。

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常常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这种宽广的胸怀，是值得后人钦佩的。

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但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纪述自身经历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

杜甫具有强健的人格筋骨，经得起炎凉的摔打，受得了家国破碎的痛击，以悲痛为华章，写长歌以当哭，赢得了千秋万代的美名，无人能望其项背，无人不赞其坚韧，堪称忧国忧民和直面苦难的人格理想的典范。

[旁注]

吴越　是春秋时期吴国、越国故地的并称，泛指现在的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南部、江西东部一带地区。春秋吴越两国时相攻伐，积怨殊深，因以比喻仇敌，而又出风雨同舟之典故。吴越民系是古老的江东民系，共同缔造这片地域。

唐玄宗（685年～762年），也称“唐明皇”。在位前期注意拨乱反正，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他的开元盛世是唐代的极盛之世，在位后期怠慢朝政，导致了后来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为唐代衰败埋下伏笔。

安史之乱　是唐代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也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由于发起叛乱者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为主，故称“安史之乱”。又因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安史之乱对后世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等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兵车行》　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名篇之一。全诗摹写送别的惨状，传达征夫的诉苦。此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和它所带来的痛苦；在艺术上也很突出，诗人自创乐府新题写时事，为中唐时期兴起的新乐府运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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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住在京城长安的时候，有一天独自一人到曲江游览。那天天气晴朗，曲江景色更是怡人。杜甫面对这美好的景致，诗兴大发，于是欣然提笔写下了一首《曲江对酒》，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桃花欲共杨花语，黄鸟时兼白鸟飞。”

不知不觉天色已晚，杜甫乘兴而归。路上他忽然想起了刚刚写的诗有些不对劲。回到家里，连忙铺好纸，连墨也来不及了磨，抓过毛笔就往砚池里蘸，在纸上改写为：“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