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本质的争论

著名的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在其遗著《战争论》中提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认为，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第 43 页，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苏联的创建者列宁对此论断给予高度评价。在 50 年代中期以前， 苏联军事理论界一直把克劳塞维茨的论断作为对战争本质的经典论述，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一个基本观点。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政界和军界对核战争是否仍然是政治的继续，核战争是否仍然是政治的手段和工具，以及核战争有无胜利者等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争论对苏联的军事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6 年 2 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在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此后几年间，他一再重复这个观点，认为核战争“不但会烧坏一切，而且会烧尽一切”，“这就根本改变了人们对未来战争的性质和后果的概念”。苏联军队《军事思想》杂志编辑塔林斯基少将进一步明确提出：“战争在今天将带来这样惨重的破坏，以致它不可能也不应当再像几千年来那样是政治的工具”。所以，战争“已不可能是政治的简单的继续”。在这种战争观念下，赫鲁晓夫强调战略核武器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轻视常规军兵种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过去的战争经验和作战原则。这导致苏联在 60 年代初改变军队建设方针和军事战略。

然而，赫鲁晓夫的观点遭到苏共领导层和苏军领导层内许多人的反对。1962 年 5 月，由苏联元帅、原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军事战略》

一书出版。该书被认为是苏联 30 多年来第一本“全面论述军事战略问题的著作”。书中重述了列宁关于战争本质的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在现代条件下仍然有效，其实质不会因技术的和武器装备的改变而改变，并且批评了“由于神化新式武器而产生的”对待战争的“反科学的态度”。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他提出的观点多次受到批判；苏联军事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新观点是苏联能够在世界核战争中获胜。这一变化得到了苏共领导层的确认。但塔林斯基仍坚持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70 年代初美苏关系缓和时，一些人再次强调，在世界核战争中即使获胜也是没有意义的。进入 80 年代以后，这种观点逐渐受到重视。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观点发生明确的变化。1986 年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在一场全球性军事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设有失败者”的论断。1987 年 11 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写道：“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他还宣称，“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这标志着苏联国内延续 30 余年的争论基本结束。苏联的军事战略也随之由进攻转向防御。

西方国家不像苏联那样注重对战争本质问题的探讨。从 50 年代起，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认为，自核武器出现以后，克劳塞维茨的论断已经过时。美国的亨利·基辛格在 1957 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说：“现代武器的威力已经使全面核战争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来说是毫无用处了。”哈佛大学教授派普斯断言，“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美国普遍认为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用另一种手段进行的政治的格言已经过时。”这种理论“在美国已被埋葬”。但美军 1986 年版《作战纲要》仍认为，“一切军事行动均谋求达到政治目的，并受政治目的支配”。

1986 年以后，中国军事理论界也出现了关于在核时代战争是否仍然是政治的继续的争论，一些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