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特色金锦纳石矢
纳石矢是织金锦中的一种,是元代的重要丝织品种。纳石矢为蒙古语音译,同“纳石失”、“纳赤思”。因其纹样近波斯风格,故有译纳石矢为“波斯金锦”者。
元代由绫锦织染提举司、织染人匠提举司设专局织造纳石矢,由太府监所属的内藏库掌管,出纳御用诸王的段匹、纳石矢纱罗等,做成质孙服,供天子百官内廷大宴时穿用。
我国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的贵族,差不多都喜欢用织金锦制做的服装,蒙古民族也不例外。质孙服是元代达官贵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皇帝所赐质孙服,多以显示对臣僚的宠爱,受赐者往往以此为荣。
元代大汗或君主的官服以及帐幕等,也多用织金锦缝制。为了满足上层贵族对织金锦的大量需要,当时在弘州及今河北阳原和大都即今北京等地,都设有专局制造,用镂金法织成的织金锦,也就是纳石矢。
我国从战国时期就开始丝织物加金工艺,唐宋期间趋于成熟。《唐六典》载有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等14种加金法,但衣料主要用泥金银印绘,宋代衣服上用金普遍,元代织金,织银达鼎盛,袍衫所用锦、纱、罗、绫上无不加金。
元代的织金锦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用片金法织成的,也就是在织造时,把一些切成长条的金箔夹织在丝线中。用这种方法织成的锦,金光夺目。另一类是用圆金法织成的,也就是用金箔捻成的金线同丝线交织而成。这种锦牢固耐用,但金色光泽比较暗淡。
1970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乌鲁木齐南郊盐湖南岸1号元代古墓出土的丝织品中有两件,一为拈金锦残片,一为片金锦。
拈金锦残片纹样为一菩萨像,修眉大眼,隆鼻小口。头戴宝冠,自肩至冠后有背光。经线有单经、双经,纬线分地纬、纹纬。单经与纹纬交织成斜纹,双经与地纬成平纹交织。经密为每厘米65根,纬密为每厘米40根。圆金线是用金箔绕于丝线外围制成。
片金锦纹样为满地花类型,以开光为主体,穿枝莲补充其间。线条流畅,绚丽辉煌。经线也分单、双经。单经直径为0.15毫米,双经直径为0.4毫米。纬线分为纹纬和地纬。片金是用金箔粘于皮子上制成,宽仅0.5毫米左右。彩纬是丝质,直径为0.6毫米至0.75毫米。地纬是棉纱。单经与纹纬、双经与地纬成平纹交织。显花处双经被夹在纹纬与地纬中间成为暗经。
此种方法与后代利用接结经来固结纹纬的宋式锦织法是一致的,对明清时期的丝织提花技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元代的织金工,除汉族工匠外,还有来自西域如回鹘族中擅长织金的工匠。蒙古帝国时期的著名将领镇海曾将新疆的300多户织金绮工人迁移到弘州,建立织局,织造纳石矢。据《元史》中的《镇海传》记载:
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命镇海世掌焉。
另外,还有专门掌管织造皇帝御用纳石矢领、袖的别失八里局,以及弘州纳石矢局、寻麻林纳石矢局等管理机构,可见当时的纳石矢的生产规模之大。
除了汉族和回鹘族的工匠外,元代纳石矢织造还有回回工匠,官作中回回工匠生产的纳石矢数量最多。受回回民族风格的影响,纳石矢图案多为对称式,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常以阿拉伯文织出工匠的名字。
纳石矢系用扁金线或圆金线织造纹饰的一种丝织物。在丝织物上大面积用金线织造花纹,在元代极为盛行,这主要是由于蒙古族的习俗爱好及上层贵族为了显示其豪华和富贵。
纳石矢用作衣料,也用于装饰领、袖。在《历代帝后像》中,有一幅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彻伯尔的图像,头戴缀珠插花姑姑冠,身着纳石矢饰领的曳地长袍,这是典型的元代贵族妇女礼服。
传世的纳石矢并不多见。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一是红底团龙凤龟子纹纳石矢,为佛衣披肩的面料,在红底上,用扁金线满织龟子纹,在菊瓣形开光内,织团龙、团凤,上下交错横向排列。二是绿底缠枝宝相花纳石矢,纹饰以变体宝相花及藤蔓组成缠枝型图案,线条流畅。
这两件纳石矢织造紧密,提花规整,反映了元代较高的加金丝织物织造水平,并为明清两代的织金锦、织金缎、织金绸、织金纱、织金罗等多种加金织物奠定了技术基础。
[旁注]
提举司“提举”的原意是管理。宋代以后设主管专门事务的职官,即以“提举”命名。如提举常平、提举市舶、医学提举、盐课提举等官号,其官署称“司”。元代在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五省各立一处提举司,余省皆无。每司有提举、同提举、副提举。
《唐六典》 全称《大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质的法典。是我国现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唐玄宗时官修,旧题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为张说、张九龄等人编。所载官制源流自唐初至开元止。六典之名出自周礼,原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后世设“六部”即本于此。
镇海 (1169年~1252年)原名沙吾提,一作称海,又作田镇海,时人称田相公。镇海在蒙古建国之前就投属蒙古部首领铁木真。铁木真与追随他的伙伴们盟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镇海亦与此盟,是“同饮浑河水”的开国功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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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孙服早在蒙古帝国时期就是非常重要的宫廷礼仪服饰,它对后来元代织金锦工艺影响至深。窝阔台继承汗位时,全体穿上一色衣服,一连40天,他们每天都换上不同颜色的新装,边痛饮,边商讨国事。
元代时,参加集会的贵族们会穿起自己质孙服,虽然不是统一的形式和色彩,也不一定都是帝王的颁赐,但上乘的服饰肯定是这种欢宴上的主要内容这一。当物质条件进一步丰富之时,服饰便成为彰显其地位、等级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