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丝绸业的发展

元、明、清三代丝织生产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江南苏州、常州、镇江、湖州、杭州、南京的丝织业一直非常兴旺，西南成都地区以及北方的北京、涿州、太原的丝织业也相当昌盛。

元、明、清三代的丝绸生产技术，是我国古代丝织技术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的丝织生产，差不多都是通过两个方面经营的，一是继承了历代王朝均曾设置属于官办性质的丝织手工业，二是广大的民间生产者。

官办丝绸业资金充足，并且集聚了大批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因而都能织造各种极为高贵华美的丝织物。人们常常提到的元代的大都织染局、成都绫锦局；明代的两京染局、南京礼帛堂、苏州织染局、杭州织染局；清代的江宁织染局、苏州织造局、杭州织造局，就属于这一类的织作机构。

同时，由于有些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尤其是江南一带民间丝绸业的技术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也能织造出大量高水平的产品。

在这一时期，从事丝织业的人数，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多的。据记载：元代的大都织染局“管人匠六千有三户”，计工匠6003人；宁国路织染局“签拨人匠八百六十二户”，计工匠862人；绫锦局“总二百八十一户”，计工匠281余人；苏州织造局有“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计工匠300余人。元代仅这4处就有丝织工匠7446人。

明代，南京司礼监礼帛堂有“食粮人匠一千二百余名”，南京内织染局有“军民人匠三千余名”，苏州织造局有“各色人匠计六百六十七名”，北京内织染局有“掌印太监一员，总理签书等数十员”，管理人员有这么多，工匠当然会更多了。明代仅这4处加起来，至少也有五六千人。

在清代，北京内织染局康熙末年有“匠役八百二十五名”，江宁织造局乾隆时有“匠役二千五百四十七名”，杭州织造局有“匠役二千三百三十名”。

至于民间织造作坊的工匠和个体从业者的，明清时期就更加庞大了。据有关记载说：明代苏州的居民大半“以丝织为业，机声轧轧，子夜不休”，尤其在这个城市的东半部“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家杼柚而户纂组”；吴江盛泽镇“居民稠广”，“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嘉兴濮院镇“万家灯火，民多织绸为业”；山西潞安“其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

清代乾隆、嘉庆时，江宁通城仅缎机便有3万计，纱绸绒绫之机尚不在此数；苏州东城每户必织，“不啻万家”；杭州则“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所有这些，现在读来仍不难想象其时的盛况。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丝绸贸易日臻活跃，出现了大量丝绸牙行和丝绸牙人，牙人就是中间商。据记载，当时苏州丝绸充斥于市，招致各方商贾蜂拥而至，甚至连远在西南偏僻地区的商人，也不顾道路艰险，来到苏杭购买丝绸新品种，然后回去贩卖。

另如明代话本小说中也经常出现丝绸贸易的场面，如冯梦龙小说集《醒世恒言》中《施润泽滩阙遇友》一篇，就是讲自明朝一直盛产丝绸的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上的施复夫妇经营丝绸发家的故事。

小说内容反映了明代社会经济情况，以及有关桑蚕的生意：

嘉靖年间，这盛泽镇上有一人，姓施名复……家中开一张织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甚好过活。这镇上都是温饱之家，织下绸匹，必积之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那大户人家织得多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那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市上出脱……施复每年养蚕，大有利息，渐渐活动……那施复一来蚕种拣得好……凡养的蚕，并无一个绵茧，缫下丝束，细圆匀紧，洁净光莹……织出的绸拿上市去，人看时光泽润滑，都增价竞买，比往常每匹平添了许多银子。因有这些顺溜，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夫妇依旧省吃俭用，昼夜经营，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一大房屋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

书中还有一段是对该镇丝绸交易盛况的描写：

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最多，唯此镇最盛。

小说一方面生动地反映了南方城镇丝织交易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丝绸生产日益商品化，刺激了丝织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丝织业生产者不但能解决温饱，勤俭有独到技术者还可靠它致富。

元、明、清这一时期的丝绸产量，没有完整的统计，但仍可见一斑。据《元史·食货志》载：1263年计课丝712171斤；1265年计课丝986912斤；1266年计课丝1053226斤；1267年计课丝1096489斤；1328年计课丝1098843斤，绢350530匹，绵72015斤。所课之丝均在70万斤至100万斤左右。这里的“课丝”，就是政府征收的税赋中的丝产品。

元代织绢所用的丝料大都是一匹绢用一斤或稍多一点的丝，只这些课丝即可织70万匹至100多万匹绢，若再加所课之绢，其年产量当都在200万匹左右。

另据有关记载：明代永乐年间，每年征集的绢、布，平均为938426匹，最多的是永乐年间的1413年，竟达1878828匹，如果去掉布这一项，其所征之绢亦在50万匹至90万匹之间，也相当可观了。从数字上看，虽不及唐、宋，但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自宋代起各个地方都大力发展棉织，一般的人也趋于穿棉布。否则，肯定会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的。

这时期绫、罗、绸、缎、纱、锦等各大类品种的纹样花型、产品质量和风格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并分化出许多有地方特色的名优产品。

[旁注]

大都　或称元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居处”。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的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年间的1368年，为元代国都。其城址位于今北京，城郭残垣在蓟门桥西南、墙基仍清晰可见。

两京　明代两京分别为南京和京师即北京。两个都城各设一套中央机构，彼此独立。我国历史上，东汉两京为东京洛阳、西京长安；隋唐两京为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五代、宋前期两京为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清代两京为北京和盛京即今沈阳。

织造局　明清时期于江宁、苏州、杭州各地设专局，织造各项衣料及制帛诰敕彩缯之类，以供皇帝及宫廷祭祀颁赏之用。明于三处各置提督织造太监一人，清改任内务府人员。江宁、苏州、杭州的织造局在清代被称为“江南三织造”。

牙行　是我国古代和近代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价格的居间行商。汉代称驵、驵侩，唐、五代称牙、牙郎、牙侩，宋、元、明又有引领百姓、经纪、行老等称呼。牙行一词始见于明代。他们以经营牲畜、农产品和丝绸布匹等手工业品为主；也有居间包揽水运雇船的，称埠头。

话本小说　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一种，流行于宋元时期，又称宋元话本。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人口的剧增，通俗的民间文学在宋代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话本小说是宋代民间文学的代表。话本小说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白话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这是一个突出的进步。

食货志　我国历代食货志分别记述了田制、户口、赋役、漕运、仓库、钱法、盐法、杂税、矿冶、市籴、国家预算等制度，为了解历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重要史料。在这方面，《汉书·食货志》为后代修史树立了一个典范。“二十五史”均仿《汉书》而专辟《食货志》，可见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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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织造是清代在江宁、苏州和杭州3处设立的、专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管理各地织造衙门政务的内务府官员，亦通称织造。

1684年，在苏州织造署西侧建行宫，作为皇帝“南巡驻跸之所”。原织造署规模很大，设施齐备，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清同治年间重建，但未能恢复旧观。苏州织造署旧址还保存有清《制造经制记》及清顺治、乾隆、同治年修建碑记，是“江南三织造”中现存遗迹最多的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