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一绝——锦绣辉煌

锦，是用染好颜色的彩色经纬线，经提花、织造工艺织出图案的织物。我国古人创造出了云锦、蜀锦、宋锦、壮锦等产品，此外还有金锦织品纳石矢。

织锦技术的高低，反映了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纺织技术水平。云锦绚丽多姿，美如云霞，蜀锦工艺独特，被誉为“东方瑰宝，中华一绝”，宋锦色泽华丽，图案精致，壮锦具有浓艳粗犷的民族风格，纳石矢则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这些锦织物制作精良、图案精美，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两汉时的织锦与刺绣

从汉代开始，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丝绸大量输出，我国丝织品在国际上从此确立了自己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同时汉代还实行“均输”政策，在部分地区实行以丝绸实物代替租税，使丝绸成为家庭经济来源。

在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刺激下，汉初养蚕织丝得到大规模发展，汉代织锦和刺绣因此大放光彩，上承战国、下启隋唐，在我国丝绸史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期。

据史载，西汉初年，成都地区的丝织工匠就在织帛技艺的基础上，用多种彩色丝织成多彩提花织物，这就是织锦。因盛产于蜀，因而称之于蜀锦。蜀锦在我国丝绸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各朝代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均产生重要影响。

锦是以彩色丝线织出斜纹重经组织的高级提花织物。它是汉代丝织技术最高水平的标志。后来的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在他的传世佳作《蜀都赋》中，曾经生动描绘了蜀国织锦业的盛况：

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成都当时还为工匠建立了锦官城，把作坊和工匠集中在一起管理。成都的别名“锦城”就是这样来的，“锦江”的雅称也是源于“濯色江波”。

汉代织锦的基本组织均系4枚纹变化组织，运用一上三下、二上二下、三上一下等基本规律和不同色线提经起花。一般可分为二色锦、三色锦和多色锦3类。

二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隐花孔雀纹锦，经纬密度为每厘米118根和48根。隐花星形花卉纹锦的经纬密度为每厘米112根和45根。纹样设计以线条为主写意和块面纹较少。

二色锦的花经和地经的色泽相近，要在侧面光照射下才显出花纹来。在甘肃居延遗址和新疆罗布淖尔遗址均有出土。

三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几何纹锦、绀地绛红鸣鸟锦、香色地红茱萸锦等。绀地绛红锦的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53根和40根。纹样设计运用线条、块面和点子相结合。

东汉的三色锦出土数量较多，如新疆民丰的“万世如意”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罗布淖尔的“韩仁”锦。

多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凸花锦和绒圈锦等。绒圈锦以4根为一组，环状绒圈高于织物表面一倍以上，它是一种特殊织锦。其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76根至224根和41根至50根。总经数约为8800根至11200根。花纹幅度为13.7厘米，这种织锦必须用花楼装置和双经轴织成。

这种绒圈锦在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河北满城汉墓，以及甘肃均有出土。它是我国发现最早的绒类织物。

1995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尼雅古精绝国国王墓葬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汉代丝绸，其色彩之斑斓，织工之精细，实为罕见。其中一块织锦护膊尤为光辉灿烂、耀人眼目，被定为国宝级文物。青底白色赫然织就8个汉隶文字：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在发掘现场，人们被这千年织锦所透出的精绝国人民心归一统、祈盼和平的愿望所打动。该锦历经千载仍色彩斑斓，锦上除织有鸟兽、日月等汉代流行文饰外，还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以及别出心裁的“五色”运用等，耐人寻味。

此护膊的铭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字，出自《史记？天宫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者利。”古代的“五星”指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天地回转，日月流逝，五星难以聚合。然而，西汉初年的公元前202年农历十月，五星聚于东井，这在《天宫书》、《汉书》、《张耳传》、《汉纪》均有记载。

此护膊采用的青赤黄白绿“五色”，皆为秦汉以来发展广泛的植物染料所得。“五色”为青、赤、黄、白、黑，而该锦用色为青、赤、黄、白、绿，其中绿应为黑，这里用了绿色，可能黑色不够亮丽而以绿色替而代之。“五色”分别与“五星”的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相对应。

古人能在方寸锦块中把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得如此淋漓酣畅，实属罕见。该锦的织造工艺非常复杂，为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

汉代刺绣工艺也大有进步。就出土实物看，汉代刺绣已有多种针法。绣花图案不同于织花图案，绣品上的图案花纹形象是用“线”在织物表层来充分表现的，线的走向完全依据针法。

西汉时期刺绣工艺和生产都相当发达，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甘肃武威，新疆民丰、河北怀安及古五鹿等地，出土了不少汉代丝绸刺绣残片，从实物分析，当时的绣法已有平针，平针铺绒，辫绣，钉线绣，锁绣等针法。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丝织物最能代表汉代的织绣工艺水平。墓中出土了百余件丝质衣被，鞋袜、手套，整幅丝帛及杂用织物，其中绣品就有40件。

这些丝织物色彩斑斓，纹饰图案十分丰富，而且加工技法多样。单凭肉眼就能识别的颜色有近20种，如朱红、深红、绛紫、青、墨绿、黄、棕、黑、白、灰、褐等。纹饰除传统的菱形图案外，还有各种云纹、卷草纹、变形动物纹及点、线等几何纹。花纹的加工技法有织花、绣花、泥金银印花，印花敷彩等。

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丝织已朝着技能专业化方向迈进，工艺日益复杂，技能分工更加细化，从缫丝、捻丝、纺线、到织、印、染、绣，每个环节都开始发展出日益复杂的专业技能，以及相应的专用工具和设备，材料。

同墓出土的一件素纱襌衣，重量仅48克，而衣长160厘米，袖通长195厘米，除去边缘厚重的部分，纱的实际重量一平方米仅12至14克重，较之现代的一些真丝织物还要轻很多，可以说是薄如蝉翼，这样轻薄的素纱织物，突出地反映了汉代高超的蚕丝缫纺技术。

[旁注]

均输　西汉的一项财政措施。由桑弘羊制定。在大司农属下置均输令、丞，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均输法长期为封建理财家所推崇和引用。如唐代刘晏管理财赋时，运用均输法，以租赋和盐利收入采买当地土特产品，通过漕船运往汴州及关中一带出售，取得了好效果。

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位于长沙东郊浏阳河西岸。2号墓墓主为第一代轪侯利苍，1，3号墓分别为利仓的妻、子之墓。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

居延遗址　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境内。指的是包括汉代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边塞上的烽燧和塞墙等遗址在内的遗址群。居延出土的汉简，为了解和研究秦汉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史料，价值很高。

韩仁　汉代织锦艺师，西汉末期丝织艺人。有出土的汉代织物为佐证。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古楼兰东汉墓中发现“韩仁”锦，其上面有字“绣文丸者子孙无极”。汉代织锦流行以吉语文字穿插在云气禽兽纹样之中，韩仁则把自己的名字和吉语文字绣在一起，成为一句祝词，在汉代织锦中为少见。

精绝国　是西汉时期我国西部一个比较小的城邦国家，位于尼雅河畔的一处绿洲之上。精绝国以农业为主，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商贾云集，繁华富庶。东汉后期，精绝国被日益强大的鄯善国兼并。后来，受魏晋王朝节制。3世纪后，精绝国消失。

汉隶　汉代隶书的统称。相传为秦人程邈所作，由小篆省简变化而成。因东汉碑刻上的隶书，笔势生动，风格多样，而唐人隶书，字多刻板，称为“唐隶”，故学写隶书者重视东汉碑刻，把这一时期各种风格的隶书特称为“汉隶”，以别于“唐隶”。

东井　即井宿，二十八宿之一。西汉经学家戴圣《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日在东井。”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北史·周本纪》：“六月甲戌，有星孛于东井。”因在玉井之东，故称。东井是南方七宿之首。在现代天文学上，东井被称为双子座。

阴阳五行学说　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认为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孪生、发展和变化；并认为世界由木、火、土、金、水5种基本物质构成。古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都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协助下发展起来的。

素纱襌衣　是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的一件文物，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为国家一级文物。素纱襌衣重仅49克，可谓“薄如蝉翼”、“轻若烟雾”，且色彩鲜艳，纹饰绚丽。它代表了西汉初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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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分立，形成鼎足之势。在当时，蜀国的实力不足，最为弱小，蜀国丞相诸葛亮辅佐刘备，把蜀锦作为国家战略物资而加以发展，并颁布法令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这表明蜀锦在当时的蜀国具有重要意义，已经把它当作蜀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为表示和吴国的友好，诸葛亮还专门派遣使节送“重锦千端”去吴国，劝孙权与蜀国和好，共同对付北方的魏国。当时的一端折合50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