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究实际，反对抽象

美国人反对抽象思维，特别在 18 世纪，大块文章，极为少见。以抽象思维为主且有巨大影响的哲学著作，可说一部也没有。既没有欧洲哲学史上那样的宏篇巨制，也没有如康德、黑格尔、休谟一般的哲学人物，他们不要抽象，只讲实际。这个传统一直影响至今，所以，基辛格博士曾说美国的国家哲学即实用主义。这个传统在 18 世纪美国独立前后，无疑表现得更为典型。

因为美国人有这样的风格，所以就“有人讥笑美国人没有政治哲学，他们对此泰然处之，因为他们不受政治理论的约束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任何政党空谈理论的号召都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而由于他们无法从哲学上分清两大政党的区别，他们对政党的忠诚也就大大削弱了。由于他们的政党是可

以附加多种原则的组织，而不是严格遵守建党原则的组织，他们可以不要旧世界大陆国家那种引起混乱的多党制，而使两大政党都为自己的需要服务。”

①

对此，《美国精神》的作者，还作过一个特别形象的说明，他写道： “美国人讨厌理论和抽象的思辨，他们就象健康人不吃药那样避开那些

深奥的政治哲学和行为哲学。本杰明·弗兰克林才是他们的哲学家，而不是乔纳森·爱德华兹。他们喜欢埃默森是因为他强调自力更生，而不是他的理想主义。任何一种超越常识的哲学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甚至把最抽象的形而上学也变成最简单不过的日常伦理。先验论在德国和英国造成的影响是使人们脱离公共事务，但在美国的影响则是时刻关心公私事务。他们虽然拒绝宗教意义上的功利主义，却是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者。确切地说，唯一可以称之为他们的哲学的，乃是有用即真理的工具主义。如果说他们不象德国和英国的哲学家那样去探索那些高深的哲学思想领域，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去作那种探索，倒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从事这种研究。他们本能地认为不幸的人和糊涂人才求助于那种哲学，可他们不是那种人。”②

他们不是那种人，他们是另一种人。他们中虽然没有洛克和孟德斯鸠那样的理论家，但他们国家体制的民主程度一点也不比英国和德国低；他们中虽然没有德国古典哲学那样的大思想家，但他们的智慧一点也不比博大精深的德国人少；他们虽然没有出现牛顿那样的科学巨人，但他们的科技水准和发展速度一点也不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差。美国人的政治哲学是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当他们必需理论的时候，这些理论也往往采取法律和宣言的方式。他们对那些言简意赅，操作性强，能够一目十行，一览无余，睁眼可见， 闭目得思的理论模式，显然更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