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德国古典哲学一览

德国古典哲学指的是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上半叶这一段时间内，以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人物的德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都占据重要位置。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先应对德国彼时社会文化背景作些简要说明。

18 世纪的西方社会，以英、法、德的社会文化形态为主要代表。三国的发展速度既不一样，其在西方历史发展阶梯所占据的位置也有明显区别。大略说来，可以将英、法、德三国的历史过程，看成三级跳式的共在形式。

从政治体制方面考虑：英国已经打破专制；法国正在打破专制；德国却在加紧实行专制。

随着英国革命在 1689 年顺利结果，英国已经完成宪政。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既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一种成功的模式，又是当时欧洲建立新的政权方式的一个榜样。当英国革命胜利之时，法国正在酝酿如何进入民主时代。他们采取的第一个历史举动，不是开始革命而是开始启蒙，即不是诉诸武力而首先诉诸理性。启蒙运动既是英国思想在法国传播和再塑的结果，又是法国革命的思想准备。德国则不同，德国自上一个世纪始，首先不是考虑民主，而是考虑统一。我在前面说过，建立强大的专制政权，虽然在本质上绝对不合自由资本主义之义，但在阶段上却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由之路。正如英国有伊丽莎白一世的长期统治，法国有路易十四的强大政权，德国也需要有自己同样强大的专制时代。18 世纪的西方，英国的专制已如烟云消散；法国的强大的专制政权也已经随着路易十四的去世而失去往昔的光彩，但路易的继承者却依然秉承先皇遗钵，以极其不合时宜的历史态度去与法国历史发展的车轮挑战。德国在经过大选侯腓特烈·威廉和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 年）的统一进程之后，于腓特烈二世（1740—1786 年）达到一个新的历史层次。英、法、德三国这种阶梯式的发展态势，决定了德国古典哲学只能这样，不能那样，它属于哲学历史进程中的“这一个”。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资本主义在其政治文明成熟之前，多有一个特别的专制时代，这个专制时代却绝非中世纪意义上的时代；而且主导这些专制时代的大有作为的帝王们，也不是中世纪的昏庸无能而又残暴愚昧的统治者了。无论伊丽莎白一世，还是路易十四，以及腓特烈二世，都是很有眼光，很有经验又极富管理才能的雄才大略的人物。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一方面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持新的资本主义文明，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千方百计保住历史遗留给他们的特权，甚至他们还要想方设法扩大这些特权。他们统治的极盛时期，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国家在文化、思想、经济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功的时期。然而，他们所代表的专制体制和皇王特权，又必然会限制这些文明成就的继续发展。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成熟路上，确实需要某种专制形式作为阶段性过程的话，那么这些有作为、有见识又残暴不仁的国王，便是这种过渡形式的代表。他们都是一些两面人，在面前脑后各生一双眼睛，遗憾的是，这两双眼睛本身就相互矛盾，一双只顾高瞻远瞩，恣意前顾，一双却含情脉脉，向后留连。

德国腓特烈二世，亦称腓特烈大帝，他自 1740 年即位，作皇帝 46 年。在他的统治下，德国固然是西欧最不民主、最远离民主、最没有民主希望的国家，却又是德国近代以来最为强大、最为繁荣包括文化繁荣的国家。他被

认为是理性哲学的改良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身为专制体制的代表，却不愿以皇帝自居，而喜欢称自己是“国家第一号公仆”。他勤奋为政，废除对罪犯的酷刑，禁止贿赂司法官员；建立各类学校，促进工商农业经济的发展。他兴之所至，也曾自称是伏尔泰的崇拜者，对法国启蒙主义者也有类似的好感。但他并不真正理解这些启蒙思想家和他们的学说，所以当他真的与他们亲身接触时，他就很快改变了观点，甚至把伏尔泰比作一只尚有甜汁可榨的柑桔。他对犹太人更抱有极大的偏见，向犹太人乱加税赋，并阻挠他们担任公职。

腓特烈不能理解伏尔泰，因为他反对自由，更反对民主；腓特烈仇视犹太人，因为他反对犹太人的商业成功，有些恼羞成怒。他骨子里既然坚决反对民主政治，在经济方面也必然反对自由竞争。正是在腓特烈的统治基础上，德国古典哲学得以诞生、存在和发展。而腓特烈的德国政治必定给德国古典哲学烙上深深的痕迹。

从英、法、德社会发展的重点和主题考虑，英国人正在全力以赴推进产业革命，法国人正在全身心投入、进行启蒙运动和社会革命，而德国人却在一片古板静谧之中悄悄地进行精神革命。

产业革命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资本主义文明迄今为止，至少可以划分为 3 个阶段，即手工业场和自由贸易阶段，产业革命和开辟、争夺世界大市场阶段，以及现在仍在进行中的信息革命和市场一体化阶段。产业革命承前启后，它既标志着资本主义文明脚踏实地进入成熟时期，又标志着它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新的要求和期望。

产业革命的基本特征是机械化大生产方式。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在于：第一，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

有机结合。在此之前，西方近代科学、社会文明与手工业场和商业的发展，虽然大体同步进行，但彼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之间的关系，时断时续，时有时无。文艺复兴时代最重要的科学成果，自然是哥白尼的日心说，而日心说与当时的工商业经济活动，几乎毫无关系。产业革命时期则不同。产业革命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体系与工业生产的革命性结合，从而产生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能量，也为资本主义的文明需要打下了坚实基础。产业革命的第二个特性，在于它造成了新的工商大市场要求。虽然哥伦

布发现新大陆是 15 世纪的事，但真正与海外市场发生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

则是 17 世纪尤其是 18 世纪以来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讲，18 世纪之后的世界市场的大开拓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与战争，都是产业革命的直接或间接后果。

第三，产业革命造就了一代新的工商资本阶层和新的劳动者阶级。这个新的工商资本阶层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成熟代表，这个新的劳动者阶级，就是随着大工业而出现的产业工人阶级。

第四，产业革命源于科技革命，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新要求，提供新动力。它的出现，对旧的工商系统提出毁灭性挑战，又为新的工业系统包括能源、材料、交通和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

自然，产业革命的影响未止上述各点，但即使只有如上各点，也够伟大的了。产业革命需要一个安定稳妥的社会环境，又需要种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条件。而这些条件，英国无疑是最为具备的——英国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产业革命及其文化表现，必然会对欧洲大陆产生最为直接也最为强烈的影响。英国的 18 世纪，就是产业革命的世纪。

法国落后于英国一步，虽然落后又不甘落后。其实，这种落后局面在路易十四时代已成定势，不过彼时还有专制条件下的一时繁荣。人们对这种已成落后之势的态势还感受不深，但路易十四时代很快结束了。路易十五、十六时期的法国，犹如江河日下，出现一派腐朽破败的局面。人们怀念往昔的繁荣，更渴求出现新的繁荣。因为怀念往昔，伏尔泰才写出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因为渴求新的繁荣，所以才产生启蒙运动。法国既已落后，而法国式的启蒙运动又以最直白、最恳切、最激动的情态方式要求变革。他们恨不能将本该 100 年完成的转变在 50 年内完成，恨不能将本应 100 天否定的道德

在 1 天否定。实际上，他们面对的困难远比别人多几倍以上。于是，法国启蒙运动就绝少抽象思想特色，它的代表人物，虽然也被称为大思想家的，却最少哲学家的品性。它的直接社会后果，就是引发了法国革命。

德国有自己的国情，德国人正处在腓特烈大帝的统治之下，而且这是一位显然十分精明的人物。就德国的历史状况而言，它实际上不但远远落后于英国，而且比之法国也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但他们一方面处在专制体制的特殊繁荣之中，一方面又受到英、法新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文明的冲击和浸染，于是德国哲学家便呈现出一种有别于英法思想家的特点。他们对现实自然不能满意，因为不满意现实，所以他们一接触休谟哲学就感到振奋，而一接触法国启蒙思想特别是一听到法国革命的信息，马上产生极大的热情。但他们尽管欢迎法国革命，却绝对惧怕社会动乱。所以法国革命一旦超出他们的想象，他们马上改变态度，变得小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他们在精神方面确有最为伟大的追求欲，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最为庸俗的满足感。于是，英国发生产业革命，牛顿便是它的象征；法国发生社会革命，卢梭便成为它的精神；到了德国就变成了精神革命，康德则是它的代表。康德代表的只是一些思想领域中的文化巨人。

从英、法、德哲学思想领域的发展情况看，虽然三个国家都处在启蒙运动的广义范围之中，但英国的启蒙运动更像是一篇总结——对于光荣革命的总结，法国启蒙运动却像是一场动员——对社会大革命的动员令，德国的启蒙运动则更近乎一种思考——对整个欧洲及世界文明的思考。因为有这样的差别，表现在三国思想界的风格上，英国人就有一种意得志满、雍容大度的感慰，法国人则有一种血脉贲张、跃跃欲试的冲动，德国人却是一副高深莫测、喜怒无形于色的安然形状。然而、就其思想归属而言，他们却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其外在文化表现，确有遇与不遇，幸与不幸，顺与不顺的巨大差异。英国 18 世纪的思想家虽然对人类思想文明贡献尤多，但在国内，却不过是一种生活常识，不管洛克、贝克莱还是休谟，他们从来不是英国社会生活中的主角，而是与英国社会生活主旋律十分和谐的一个华美的协音。法国启蒙运动的诸位代表人物，则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角，至少成为社会各界共同瞩目的热心所在。唯其如此，他们才遭受了他们英国同行所没有遭受过的屈辱和打击，同时，也享受了他们这些同行未曾享受过的荣誉和光荣。德国古典哲学家至多只能算社会的智囊，他们的心灵深处固然燃烧着和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一般的火焰，而其外在形态，却表现出统治者可以接受甚至十分乐于接受的庸庸之气。他们的某些著作虽然也曾受到过种种指责，但他们的学说却或早或晚逐次成为为统治阶层首肯的官学。

就德国古典哲学的自身发展而言，它既是德国近代哲学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又是欧洲启蒙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既有自己的哲

学文化传统，又吸收了英、法哲学的相关内容。德国哲学文化的特点，在于其长于思辨，长于抽象思维，长于逻辑推理。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库萨的尼古拉算起，德国哲学就已经显示了这样的风格。17 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中，唯有莱布尼茨对逻辑学最为重视，而且也最富于创造性贡献，这并非仅仅是莱布尼茨的个人爱好或因其天才所致，实在是和德国哲学文化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则从最好的方式在更高层次上，对尼古拉和莱布尼茨及沃尔夫的哲学传统又予以新的拓展，他们是德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突破者和继承人。

但是，仅有德国传统，显然形不成德国古典哲学，而德国自身的情况又在某些方面严重防碍了它的快速发展，于是便有了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作启发。大体说来，英、法 18 世纪的思想文化都对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特别的含义，而法国启蒙运动尤其是卢梭的方式，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还要大些。可以这样说，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德国哲学传统和英、法 18 世纪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所谓相结合，并非只是消化与综合，也包括扬弃与创造。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一反文艺复兴以来的非职业性传统，他们个个都在大学任教，都是德国名牌大学的教授。这一点，其实和 15 世纪以来的欧洲哲学传统十分不同。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西方著名哲学人物，尤其是那些特别有影响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位是专业哲学家。17 世纪以前的人物自不待言，单以 17 世纪的著名思想家而言，培根是掌玺大臣，伽利略是教士，霍布斯是国务活动家，笛卡尔是科学家，斯宾诺莎是手工业者，莱布尼茨既是社会活动家又是外交官，洛克则既做过私人医生又做过商务大臣，而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则生在 18 世纪的德国，便顺应 18 世纪的德国文化要求，他们全是职业哲学家。他们的这种研究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式，也决定了他们的著作风格和创作特点。

德国古典哲学的中坚力量固然皆为职业哲学家组成，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并非只与哲学家相关联。至少对德国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中，还包括歌德、席勒这样的大文学家，也包括洪堡兄弟这样的大科学家。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发机于英国，兴盛于法国，传导于德国。它的一个重要特性，是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相互交叉，相映成辉。所以一些研究英国哲学的哲学史家，便对雪莱、拜伦的哲学思想予以特殊重视并予以仔细研究。实在，研究西方诸国 18、19 世纪的哲学发展，也无法完全脱离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反之，也是一样。既然这个时代的思想主题是启蒙运动，而所谓启蒙运动其实就是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人生，以人的尺度去思考理性，观察社会，那么，侧重思维的便归于哲学范畴，侧重形象的则属于文学领域。德国 18 世纪的文化伟人，首推歌德和康德。歌德便是一位旷世少有的文学奇才。他既是一位超一流的伟大诗人，又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德国思想文化的代表。应该说，德国古典哲学若没有相应的文学和科学的支持和辅弼，则它不会成功，反之，只知欣赏歌德和席勒，而不了解康德和黑格尔，那么，他即使能将《浮士德》倒背如流，也依然可能会对诗中反映的文化内涵，混然，沌然，茫茫然摸不着头脑。

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在上述种种条件下，组成自己的阵容，取得自己的成就。如果我们不是仅仅站在德国的角度，而是站在 18 世纪西方哲学文化的宏观观察的角度上看，那么，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德国古典哲学的价值在于，它是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西方哲学，尤其是 17 世纪以来的西方理性

主义哲学的大概括大抽象大总结。

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成熟于 17 世纪。所谓理性主义，就是反对神学的专横与滥用，主张以理性的标准对待世界，而不是以神的尺度衡量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讲，理性主义也就是人文主义。但是，理性主义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它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哲学的深化，它以系统哲学的方式，以人的眼光看待人类，看待哲学，看待国家，看待宗教，看待世界。

然而，17 世纪的西方理性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集团，而是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既包括英国经验主义，又包括大陆唯理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的最大代表是洛克，而这个学派的科学支柱则是牛顿。英国经验主义是牛顿力学及其科学文化在思想领域的折射和典型示范。英国经验主义自然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各位代表人物的主张也自各有特色。但既为经验主义，则毫无例外，都极为重视经验对人的作用；而经验的第一反应是感觉，所以又极端重视对感觉的分析和研究。重视经验和感觉，在培根时代还只是一个“观念”，在洛克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原则”，到贝克莱、休谟那里则成为一个“起点”。但无论如何，英国经验主义虽在理性主义的大范畴内，它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演绎能力却不曾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大陆唯理主义哲学家走的却是另一种路数，他们固然同样以理性原则观察世界，却远远没有经验主义来得那样简捷明彻。他们的思维似乎更为深沉细腻，但不够明快有力。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间也有很多区别，其共同特点，是力图找到一种可以系统诠解世界的方法。结果有的成了二元论者，有的走向唯心主义。二元论的代表是笛卡尔，唯心论的代表人物是莱布尼茨，加上同样重视实体却有明显唯物倾向的斯宾诺莎，他们三位可以看作是 17 世纪欧洲大陆哲学的三个杰出代表。这三派人物都要找到一把打开世界思想宝库的万能钥匙，结果是：笛卡尔找来找去找到了“我思故我在”，斯宾诺莎找到了实体的本体作用和地位，莱布尼茨则找到了单子论。很显然，他们三位的解释都不能令 18 世纪的人物满意，而且在不同程度上都抵不住英国经验主义的冲击。虽然他们的哲学常常表现得比经验主义更深刻，却不见得比经验主义更有说服力。而伴随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的兴起，更给了以洛克为主要代表的经验主义以极大动力和效应力，于是17 世纪的各类哲学人物又很快被挤到幕后去了。

但是，他们所创立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价值。而法国启蒙运动显然在狭义哲学思维方面有自己的明显弱点，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非启蒙化发展倾向又已经不适应欧洲大陆的哲学要求，于是，德国古典哲学，便立意在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尤其是洛克哲学传统和欧洲大陆唯理主义哲学主要是笛卡尔哲学传统之间找到自己的发展焦点和生存价值。于是康德哲学应运而生，成为这两派哲学的综合尝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作者才说德国古典哲学是 17 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的大概括大抽象大总结。

但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方式，依然是理性主义的。他们站在更高层次上以德国人特有的理性方式，概括欧洲 17 世纪以来两派哲学的同异。这种理性概括，尽管在他们自己想来是十分全面的，是这些哲学的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在相当多的后人眼里也认为他们确实做得比较成功，然而，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概括的过程本身，就已经显示了它只能给 17 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一个带有强烈理论主观性的解释，却不能给它们一个真正完美公正的总结。充其量，他们只能概括莱布尼茨和笛卡尔，甚至概括斯宾诺莎和洛

克，但他们却不能真正概括贝克莱，更不能真正概括卢梭和休谟。唯其如此，就在德国古典哲学似乎已经完成对西方近代哲学的全面总结之后，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却又很快发达起来，而且他们反对和批判的恰恰正是这些伟大的理性主义概括者。而他们所推崇和赞赏的，却是那几位超出理性之外，或虽在理性之内却更其重视感觉、知觉和情感的非理性化的英、法 18 世纪并不曾取得主流地位的思想家，即卢梭、贝克莱和休谟。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曾在本书休谟一章中指出，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的经典作家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总结者，那么贝克莱、休谟还有法国的卢梭，则是这一理性传统的破坏者。他们比德国古典哲学的各位经典作家更具超前意识。

诚然如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生存价值依然是巨大的。它们毕竟代表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类思想文明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

西方近代哲学，如果从文艺复兴运动时代算起，那么，就可以说 17 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是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作为中心议题的。尽管不是每个哲学家都议论及此，但其影响却是无所不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并不以纯哲学研究见长，他们都是些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化巨人。他们的哲学思想孕育于其整体理论体系之中，而他们的整个思想走势，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向着哥白尼科学思想预示的方面发展。

17 世纪以后的哲学，则以牛顿力学为主导，虽然同样不是每个哲学家都有这样的自觉认识。牛顿力学对欧洲的文化心理影响，在于它使整个欧洲思想文化界树立了信心，也使整个欧洲科学技术界确立了信心。他们坚决相信，自有牛顿以来，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已经具备。所以这个时代的哲学特点，也要追本寻源，找到对世界的积极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古典哲学正是牛顿力学的哲学表现。如果说，康德对此尚有保留，或者有些犹疑不决，那么，黑格尔已然以他的理念和绝对精神，对世界和世间一切存在作了最为力学规律式的概括和解释。

德国古典哲学对后来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尤其不宜轻忽。它的最大的理论后果，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世界的发展起过最为剧烈的影响和作用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直接影响甚至约控了 19 世纪 20 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态势，而它对未来人类思想文明影响，现在还很难作出有限的评估。

德国古典哲学以后的西方现代哲学，虽然常常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反对派，但是从叔本华、尼采开始，他们正是从他们反对的哲学作为参照系数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德国古典哲学促成了他们哲学的建立和发展。

何况说，在众多的现代主义哲学流派中，就有颇具影响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应该确认，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他们的生命远远不曾完结。

历史经验证明，人类思想文明的发展，常常要从一个端点走向另一个端点，或者自两个端点之间别开路径。至少自 17 世纪以来，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哲学常常交互出现。明日黄花，虽不复见，今日风流，亦当有时。经过两个世纪考验的德国古典哲学，却不会如明日黄花一样即逝即远，它已经影响了人类两个世纪，它的影响还将连同这两个世纪的影响一起，呈滚动式状态连带发展，不断地进行阐释，阐释的阐释，及其对阐释与阐释的阐释的再

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