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态势：三种速度，三大流派

启蒙运动是一个整体，但是在不同的国度，主要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各有不同的理论表现。这些表现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远或近，或前或后，或直接或间接，或自觉或自在，都与法国大革命发生某种关联。

在英国人那里，虽然他们的革命已然完成，但他们的思想却成为法国人借鉴的宝贵财富。

在法国人那里，革命正是他们的崇高愿望。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活到革命的那一天，也无法预料革命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无疑都是在为这场革命准备火种。

而在德国人那里，很有一些思想人物正是法国革命的同代人。他们对法国革命，始则欢呼，继而愁烦，终于惧怕，但以他们的思想本质而论，他们所惧怕的东西，正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尽管他们自己也许并没有真正感觉到这一点。他们是法国革命在德国的代言人。

造成英、法、德这种思想差异的，有许多原因，但概而论之，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英、法、德的社会发展进程不同。英国革命发生在 17 世纪，法

国革命发生在启蒙运动高潮之后，而可怜的德国人，直到 19 世纪，还在为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德意志国家而奋斗。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证明，无论那个成功的国家，都是先有经济变化，后有文化繁荣，先有专制道路，后有民主运动，经济、文化，且不谈它。专制道路则无论英、法、德、意、西、葡、俄、奥乃至东方的日本，几乎是毫无例外的——但要声明一句，所谓专制道路并非封建时代的专制旧路，而是新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说到底，只能是一种过渡体制，一超过这个界限，便会酿成历史性灾难。但是，英国资本主义成熟得早。早在 16 世纪下半叶的伊丽莎白时代，就已经完成建立统一的强大国

家政权的历史任务。进入 17 世纪，女王去世，英国社会随之发生变化，民主要求登上历史前台，换句话说，专制体制已经不再适应自由资本的发展要求，于是资产阶级发起革命。

法国、德国自然也不能超越专制阶段。在那个特定的阶段，唯有专制才能强盛。而法国强大的专制政权较之英国来得晚了许多。法国专制体制历史久矣，但其高峰时期则是路易十四时代。路易十四执政之期，正是英国革命发生之时，而当英国光荣革命都已然光荣结束之后，路易十四依然作他的专制皇帝。加上法国的专制体制较之英国更其完备，而路易十四的统治也更具铁血性质，反映在民主进程方面，法国革命就来之晚矣。而法国革命的形式也因之变得极其残酷和剧烈。反映在哲学上，17 世纪的英国哲学已经具有某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例如霍布斯的无神论思想。而大体与此同时的法国哲学大家笛卡尔，在教权面前，只会唯唯诺诺，不敢、不愿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

德国的发展比之法国更其缓慢。当英国人完成光荣革命的时候，德国人正在为结束国家政局混乱、诸侯各自为政的局面而痛苦不堪，而苦苦奋斗。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时代，他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统一的专制体制。这个体制之真正得到认可，已经是 17 与 18 世纪之交的事了。而且这种政治局面，

还要经过 100 多年的努力才真正得以稳固，直到 19 世纪俾斯麦时代才算达到

自己的全盛时期。反映在德国哲学上，他们不但没有 17 世纪英国人那种朝气

蓬勃的精神面貌，更缺少 18 世纪法国哲学的战斗风格。他们骨子里其实也是革命的，但这种革命哲学的外在形式，却充满迂腐气、学究气，并演绎成一种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庞大的思辨体系。或许德国古典哲学是它那个时代最为深刻的哲学，但其存在形式，却常令人观之生疑，望而生畏。

第二，英、法、德的文化传统不同。英国人不但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奠基与繁荣方面先行了一步，而且它的文化传统也与欧洲大陆的传统颇有区别。

英国革命发生得早，英国又有“大宪章”的传统。“大宪章”产生于 13 世纪。“大宪章”并非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却是法治形态的反映。虽然在旧有的文明基础上，这种法治并不十分牢靠，但英国有“大宪章”，欧洲大陆没有“大宪章”，这就显示了英国文化传统的独特品性。

英国文化的这种独特品性，至少与它的岛国文化历史有关联。按本书作者的观点，世界上不同的历史文化，可以分为大陆文化、海洋文化和岛国文化等三种基本类型。大陆文化主要指内陆文化，它的品格主要是内向的，它的历史高峰往往是自然农业经济时代，例如中国古代文化。海洋文化则是外向的，它的历史高峰时期则是古典商业时代，例如古希腊文化。岛国文化则是一种可塑性极强的通变文化类型。岛国文化的这种通变性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得到特别充分的展现。这是因为岛国文化常常具有双元性质，比如日本文化，一方面他们承认天皇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它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归于幕府统治。这就是说，岛国文化很难建成一元性质的等级专制文化。它更容易走向某种形态下的权力平衡。英国“大宪章”就是平衡的产物：一方面它尊重国王的愿意，另一方面它又要保护贵族的利益。正是这种传统，才使得资本主义文化特别容易发达起来，而他们的专制体制总有相当的相对性，他们的变革、维新或革命也往往采取比较温和的形式。无论英国还是日本，他们的近代衍变过程，都大体如是。

法国和德国则不具备这样的传统。法国人的历史主流是专制，德国人的历史风格是分裂和军团主义。法国人因为专制而使资本主义文明发达较为缓慢，又因为专制而很快使法国成为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路易十四时代自然是非常强大和繁荣的时代，而这种繁荣和强大要以法国大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作为历史代价。德国人在法国强大无比的时候，连专制的资格都不具备，所以具有远见卓识的莱布尼茨才风尘仆仆地出使法国，劝说法皇将矛头指向埃及，企盼这股强大的祸水不致东来，最好南去。

英国人实施民主的时候，法国人还在为专制而快活；法国人为民主拼命的时候，德国人还在为如何建成强大的专制国家而处心积虑。这就形成三种不同的发展速度，而这三种不同的历史发展速度也就使英、法、德三国哲学具有了三种不同的时态和风格。

第三，英、法、德三国的心理类型不同。对民族心理的重视，大约是本世纪才提到学术日程上来的。但它确实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有重要影响。如若不然，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孔夫子，印度会产生释迦牟尼，古希腊会产生苏格拉底？尽管他们都是人类文化史上的超级伟人，但伟人毕竟与伟人也有不同。

英国人的性格是非常绅士化的。英国人重礼仪，虽在千难万险之中，犹

不失绅士风采。即便在热恋场上，也有与法国人完全不一样的体态表现。英国人的绅士风度，表现在政治上，则有特别重视条约与信誉的特点，所以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就绝少发生超越法律规范之外的社会行为，它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上最为稳定的国家之一。英国人又特别强调实验的作用。他们也许不是最擅长思维的民族，但却是最重视实验的民族。表现在科学技术方面，他们更推崇能够得以验证的科学行为与结果。即使对近代数学作出巨大贡献的牛顿，在这一点上也和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有重要差别。牛顿的微积分是几何学意义上的，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是代数意义上的。几何重在证明，代数强调推理；几何近于直观，代数重视符号。或者可以说，牛顿力学属于经验主义范围，而莱布尼茨数学则属于唯理主义范围。

和英国人相比，法国人的性格趋于浪漫。他们能够忍耐但更容易冲动，喜欢幽默但更喜欢狂放，有大悲也有大喜，有大怒也容易化为大笑。他们的这种性格，无疑更富于动感。按照巴尔乔齐的观点，英国人是沉着的，法国人是好争吵的，而德国人是反复无常的。法国人好争吵，是因为他们性格浪漫。正因为他们性格浪漫，所以他们特别推崇英雄，又特别富于诗情画意。他们的英雄观和浪漫主义，造就了大百科全书派，造就了罗伯斯比尔和马拉、丹东，造就了拿破仑和戴高乐。

德国人的民族性格，则更富于服从和深沉。德国人最讲纪律，最重视学问，最擅长刨根问底，也最喜欢抽象思维。他们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抽象思维的冠军，也是最讲究完美体系的民族。好像现代德国足球，他们能够取得殊荣，并非仅仅依赖球星的力量，而是特别强调攻防有序，要以自己的整体优势打破对手的明星效应。有一则幽默小品说，传闻在非洲发现一种新的动物，英国人听了马上决定将这动物运来解剖一下，法国人听了立刻要组织观光团以便先睹为快，而德国人一闻此言便钻进图书馆，要查查这传闻究竟有理论依据与否。

当然，过分夸大民族文化性格是有害的，而且所谓民族性格也是一条不断流淌的文化之河。而且这些河流总不免彼此沟通渗透，并终将汇入大海之中。但是当这种民族性格和特定的历史阶段，历史事件与社会体制纠结在一起的时候，确实会产生某种独特的历史文化效应。

唯其如此,18 世纪前后的英、法、德哲学才呈现出各自的文化特色。

英国哲学的发展，具有平实渐进特色。从培根到洛克，经过 71 年时间；

从洛克到休谟，又经过 79 年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从培根诞生之日算起，到休谟出生之时，其间经过了 150 年时间。150 年间，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产生了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五位杰出人物。但就他们的思想演化过程看，却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其间也有起伏，也有嬗变，但其思想主线依然是渐进形态的。即使在中间发生两次英国革命，他们的步伐依然坚定、沉着，有板有眼。英国哲学的这种风格，实为德国人所少见，法国人所不及。 18 世纪的法国哲学和 17 世纪的法国哲学相比，则呈跳荡状态。18 世纪

的法国哲学完全以启蒙运动为主旨，而启蒙运动和笛卡尔的思想其实相去甚远。17 世纪的哲学人物，大都是些具有深刻思维的科学人物，而 18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如果可以将他们列入狭义的哲学人物的话，他们也是一群意气风发、气象远大、视野开阔、敢怒敢骂的变革分子。尽管他们之间也有唇枪舌剑，他们的具体主张或者大相径庭，但其基本风格却是斗士型的。17 世纪与 18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之间，仿佛中间隔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边厢

山青水秀，那边厢雨骤风狂。18 世纪的法国哲学人物，宁可让英国人作他们的导师，也不要自己的先辈作朋友。

德国哲学则日益深沉，一个深沉不够还要再加一个深沉。深沉并非没有时代意识，只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时代反映，是冰冷的火焰，是无形的风暴，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博大胸怀，是一些身着学究外衣却深藏通天智慧的特别的智士。以致从容镇定而强调实效的英国哲学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免显得有些浅显；热情激烈、血脉贲张的法国哲学和他们比较起来又不免显得有些浮躁。他们以极大的耐心和无比的韧性，以抽象的思辩和庞大的体系，将天上人间、过去未来的一切几乎都编织在自己的哲学大网之内，然后给它们一一分派应该属于它们的位置。自然，德国哲学从来没有取得 17、18 世纪英、法哲学那样的现实效应。然而，英、法哲学诸公，你们千万不要妄自得意哟，说不定这些充满学究气又有些神秘色彩的德国邻居正偷偷地看着你们发笑哩！德国哲学自有它的风格、命运与前途。

三种速度，三种风格，构成 18 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界的有声有色、奇异精绝的连台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