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子
现在,哲学家已到了自己事业辉煌的顶点,他大有一种独步德国哲学界的大师感觉。他创办杂志,写作论文,组织学派,教导学生,以胜利者的姿态不断扩大着自己的战果,巩固着自己的疆界,好斗成了这位大师最为引人注目的性格特点。
先是因自然哲学问题,与亚历山大·冯·洪堡发生了冲突。洪堡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漫游海外多年,见多识广,深谙自然科学。他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科学资料,在柏林作了几次受人欢迎的讲座。洪堡讨厌思辨哲学,尤其反感德国唯心主义那种好为人师的态度。他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黑格尔,责怪黑格尔哲学将自然界贬低为消极因素,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一种既无学识又无经验的形而上学。这些演讲使黑格尔非常恼火。他通过别人告诉洪堡,要洪堡打开天窗说亮话。实际上是向洪堡下了战书。洪堡倒不想把事情搞得满城风雨。他灵机一动,送了一份没有奚落黑格尔内容的讲义给黑格尔看。结果,哲学家的怒火得以平息。
接下来又同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发生争执,问题起因于施莱格尔对哲学本身所发表的言论。施莱格尔援用苏格拉底的见解,试图把“嘲讽” 作为哲学的中心概念。这样一来,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便丧失了它积极的、通俗易懂的内容。黑格尔对此极为不满。他认为施莱格尔只会对哲学评头论足,却说不出个哲学上的所以然来。于是两人之间的争论就开始了。当时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描写这两人的唇枪舌剑:
快来呀,德国人,快打起铺盖卷儿, 从塞尔赶到普雷盖儿!
来瞧施莱格尔撕打黑格尔! 来瞧黑格尔撕打施莱格尔
事实上,施莱格尔的“嘲讽”也的确不同于苏格拉底的“嘲讽”。前者是消极的、虚无主义的,后者的嘲讽却是积极的、寻求真理的。对于这种差别,精明的黑格尔当然洞若观火。
此一波未平彼一波又起。黑格尔又因一个书评惹了麻烦。被批评者是约翰·格奥尔格·哈曼。他的女儿读了黑格尔的书评之后,怒气冲冲地给哲学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对我父亲吹毛求疵,夸大他的缺点,歪曲他的崇高形象,使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出乖露丑——看到这个情况我真有说不出的惊愕和痛苦。您简直像个居心叵测的强盗,冷不防闯进我青春梦想的天堂, 存心想毁坏它。尽管你只能得逞于一时,而我却痛苦万分。我恨不得像父亲一样,变得能说会道,痛斥这种暴行,以解我心头之恨。”
尽管笔墨官司不断,麻烦事常伴生活左右,但黑格尔的人生之路已变成了一条通天坦途。1829 年,黑格尔出任柏林大学校长,同时出任政府在大学里的全权代表。1831 年,黑格尔荣获国家奖——三级红鹰勋章,以表彰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自黑格尔任校长以来,柏林大学没有发生过一宗反政府的
案件)。
在世俗荣誉不断增长、好运迭来的情况下,黑格尔迎来了自己的 60 大
寿。为庆祝黑格尔 60 大寿,学生们定制了一种纪念章。纪念章的正面铸有哲学家的侧面像,背面则是一幅象征画:画的正中是守护神,右边是一个女性, 手执体现宗教信仰的十字架;左边是一个埋头读书的老学究,他头顶上还有一只象征智慧的猫头鹰。据解释,信仰与智慧的结合便是这幅画的真谛。这枚纪念章充分体现了当时功成名就的黑格尔的心态。
纪念章在黑格尔的朋友中间深受欢迎,只有歌德对此表示不满。他写信给策尔特说:“我简直说不出黑格尔纪念章的背面是如何使我反感。谁知道它是个什么玩艺!我作为一个人,一个诗人,是懂得尊重十字架,歌颂十字架的。这一点有我的诗句为证。但是,一个哲学家带着他的学生,在本质与非本质之有理与无理这些问题上,拐弯抹角地走了一段迂路,终于把他们引到了这样一个枯燥无味的图案上。我是颇不以为然的。”
黑格尔 61 岁诞辰远不如 60 岁寿辰过得风光,原因是 1831 年夏季,柏林流行霍乱,黑格尔带着全家从城里迁往克洛伊茨贝格。他们避而不去柏林,寿辰只有在城外过。前来道贺的友人寥寥无几(好多人被霍乱吓坏了,都远远地离开了首都)。寿辰贺喜也不尽遂人意。贺喜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喝上一杯香摈,骤然一场暴风雨袭来,人们只好抱头四散。这可不是个吉兆。 1831 年 11 月 13 日,黑格尔的大限之日到了。早晨,起床后的黑格尔感
到不舒服,胃痛,呕吐。应邀共进午餐的客人们只得回家。请来的医生没有诊断出有什么危险。
夜里,黑格尔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来覆去,看样子他十分难受。第二天早晨他想起床,家人便把他扶到隔壁起居室。黑格尔实在太虚弱了,还没有走到沙发跟前,就几乎瘫倒了。家人只好再将他扶上床。
上午,黑格尔相对安静下来。医生给他作了治疗。
下午 3 点左右,黑格尔急促气喘了一阵之后,就安详地入睡了。这时, 脸庞左半拉已经冰凉,两手也变得又青又冷。家人在他床前跪了下来,知道他已奄奄一息。5 点 15 分,黑格尔与世长辞。
黑格尔的葬礼于 11 月 16 日举行。这位深得人们爱戴的哲学家死后仍然受到隆重的礼遇。柏林大学的马尔克内校长致了悼词。年轻的大学生们列队把遗体护送到墓地。黑格尔的坟墓位于现代柏林的市中心,那里还安息着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费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