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自由之神

世界历史是由无形之手操纵的朝向自由之神迈进的壮举。这幕悲壮的历史剧，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由 4 幕组成的。其剧情是按照精神获得自由解放的程度展开的。由此，基本的历史发展方向被规定为从东方移向西方。世界历史开始于东方社会，中国、印度、波斯，然后是希腊、罗马，最后在西欧日耳曼民族和基督教文化中达到顶点。

黑格尔的这个构想得益于赫尔德。赫尔德曾经把人类比作一个从东方开始一趟旅游的漫游者，他的最终归宿是通向西方。这位旅行者曾经栖息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然后他又向着尼罗河进发，穿过地中海深入欧洲大陆。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在地球上漫游着，不断接近自我认识的高度。古老的东方是他的童年，希腊是他的青年，罗马是他的成年，日耳曼世界就是他的老年了。但这种老年并不是衰败无力的，他充满了理性和活力， 实质上它是更加完满的成年。世界精神犹如一轮太阳，最初从东方升起。而那里的人们一瞥见晨曦便耽迷于喜悦与惊异之中，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 周围的物体出现了分明的轮廓。人类便从观照转向行动，并在行动过程中创造出内在的世界、内在的太阳。而当日暮黄昏之际，他便凝视着这个太阳， 把它看得比前一个外在的太阳更高。

黑格尔对东方极力贬低。他认为东方人根本不讲个人价值，他们为两种矛盾的性格所左右：一种是一心向往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另一种是俯首贴耳地屈服于各种形式的奴役。黑格尔以中国为例，认为在中国，人们不是屈服于父权之下，就是屈服于具有宗法性质的君权之下。在中国，存在一种绝对的平等，但根本没有自由，私人利益是不合法的；文武百官、臣民百姓要完全听从皇帝的摆布和制裁。在古老的中国不存在奴役和自由的区别，在君主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他们都没有权利。

黑格尔认为，印度也同样是一个静止、僵化的国家体系。印度较之中国， 唯一的进步即是统治者内部存在差别。但归根结底，印度人也注定要像中国人一样，得过一种毫无尊严的奴隶生活。他们当中不存在伦理，也就没有正义和信仰可言。在印度最为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肯踩死一只蚂蚁，但他们对于最低阶层的人们却视如草芥。正是这种制度，保证了君主的横行霸道。黑格尔对印度文化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文化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它的美即使

在最可爱的形象中，也只是一种神经衰弱的美，在印度人敏感的心灵中，自由而又自立的精神已经死去，这种心灵没有理性的力量，不过是一场梦幻。世界历史到波斯王国时打破停滞，开始发展。因此，黑格尔将波斯人视

为第一个历史的民族。在波斯第一次出现了精神的光明。

希腊的经历构成世界历史的第二个主要阶段，随着它出现了令人欣慰的重大进展，世界精神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史。黑格尔写道，我们一到希腊人中间，便产生宾至如归之感。希腊世界快快活活，使人向往。它是人类的青春时代；精神的朝气充溢着这个世界。黑格尔认为，希腊人得之于自然的水陆两栖生活，同时加上他们在陆地的强固基础，大力促进了文化交流、商品交换和殖民化等等。希腊精神的中心乃是美的个性。希腊人的整个生活渗透着艺术的精神，他们的气质是美的气质；但美并不是真。

如果说东方代表了人类精神的朦胧童年，希腊代表了诗一般的青年，在罗马，我们将发现人类最初成年的单调与贫乏。此时，自由的个性、淳朴的伦理已经消失，但是人类自由的形式基础却已经形成了。黑格尔认为，这个基础便是私有财产制。古罗马的艺术和宗教都以有限的智性和节制而著称。罗马人发展了人格的抽象的一面，即法学意义上的权利，为后世提供了一份盛大的礼物，使他们不致成为贫瘠的智性的牺牲品。黑格尔耐心地追溯了罗马历史的兴衰，指出罗马的没落不是偶然的，不是凯撒而是必然性把它毁掉了。罗马建立在暴力和武功之上，自己毁掉了自己，黑格尔不同意那种认为如果除掉凯撒罗马就会继续存在下去的观点。相反，黑格尔认为，任何表面看来是一种偶然的东西，其背后都有必然性在支配着。罗马世界惶惶然陷入被上帝抛弃的痛苦之中，为一个更高的精神世界准备了土壤，罗马帝国终于被日耳曼民族击垮了。

拥人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他们征服罗马这个衰老不堪的帝国，并且由于接触到异己的政治、宗教、文化，从而使日耳曼人本身开始发展。他们承认基督教，经过几百年，日耳曼这株坚实多节的橡树由于基督教而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虔敬的心情，最美丽、最热忱的信仰；另一方面，则是智力和意志方面的蛮风。最不合理、最粗糙、最鄙陋的东西都由于皈依基督教而得到肯定和认可。

黑格尔认为，火药的发明，促成了封建关系的崩溃。巩固的城堡、坚固的铠甲变得毫无价值，社会等级被铲平，骑士制度的尚武精神被铲除。此时人类具有了更健全的勇气和理性，他们开始向抽象的敌人展开了攻势。人类精神的天空逐渐地明朗了。印刷术的发明，希腊学术的复兴，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这一切标志着继中世纪的黑夜而破晓的新时代的一线曙光。但是，人类前进历程中的这次真正的日出却是以宗教改革为端倪的。黑格尔对路德的宗教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恢复了基督教的原来面目。

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一直抱着赞赏的态度。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将这一事件放到理性的高度加以透视。革命前的法国是一个贫困而又极端不公正的国家，它已经走到了垂死的边缘。对于革命后的法国，黑格尔写道，所有能思维的人都一起欢庆这个时代。一种崇高的情感激动着当时的人心，一种热诚震撼着整个世界，仿佛神性和世界如今首次达到了真正的和谐。

但是，人类精神的最终完全成熟却是在黑格尔的祖国——普鲁士。在这里，它借助基督教教义的精神建构世俗关系的大厦，这是世界精神已经达到的顶点。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显然是不恰当的。对此，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

黑格尔对普鲁士几乎达到奴颜婢膝的地步，他身上染遍了普鲁士官场的那种可怜的妄自尊大的恶习。

不管结尾如何令人好笑，世界精神毕竟已经结束了它在历史领域的游历。《黑格尔小传》的作者阿尔森·古留加，曾这样富有讽刺意味地描述了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在历史领域中马不停蹄的经历：

“世界精神在亚洲的茫茫幅员上开始了漫游，在奥林匹斯山巅同希腊诸神举行过宴饮，又引导历代罗马皇帝、十字军骑士和无套裤党人进行过战斗， 此后便在柏林栖止下来；它像一个老迈的、静待养老金过日子的官僚那样得到了安息。哲学家原来计划把世界历史过程作为统一的整体来考虑，这个雄心壮志却变成了为他周围的衰飒现实作辩护的可笑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