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由统一转为分裂和长期战乱的时期。这个时期学校教育兴废无常，特别是国家办的官学，在数量上大大减少了，学校教育总的趋势是在走向衰落。

与此同时，由于分裂动乱，战争频繁，士人流散各地，乡、亭、里地方组织遭受破坏，致使汉代以来的“乡举里选”为主的察举制度，事实上难以实行。这就必须对选士制度进行改革了。

曹操在汉末群雄割据、军阀混战之中，企图剪灭群雄，一统天下，但如何做到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同时，曹操也从汉代的选人制度中发现了察举不实和过分注重品德的弊病，因此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

曹操曾数次发布求贤令，他明确指出，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是“高才异质”，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可以起用他们来治国安邦，这无疑是非常时期对用人标准的放宽政策。这一指导思想的改变，带来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从而为建立新的选人制度创造了条件。

曹操去世后，曹丕采纳了礼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把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制度化，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

九品中正制的关键环节是设置中正。所谓中正，就是负责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官员。有大小之分，州设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数郡人物之品评，各郡则另设小中正官。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晋以后，改由朝廷选授。其中郡的小中正官可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举，但仍需经朝廷任命。

中正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品评人物。品评的内容主要有3条：一是品评人物的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二是对个人品行才能进行总评；三是确定品级。

所谓“品”，就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3类。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五至九品为下品。

九品中正制是选士制度的革新，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确实起过选贤使能、唯才是举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士族势力日益膨胀，中正官几乎全部被盘踞朝廷的士族大官所垄断，变为扩大士族势力、巩固门阀制度的工具。后来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仍是基本的入仕途径之一。魏文帝黄初年间改察举员额为各郡每40万人岁举孝廉一人，又废除了限年40人的规定。

西晋初年定制，秀才科也须进行对策，五策皆通方能拜为郎中。至此，察举形成了秀才对策而孝廉试经，以策论、经术二途每岁考士的格局。

东晋初年，凡是地方荐举的秀才、孝廉都不考试，朝廷立即授予官职。从东晋元帝开始，地方荐举的孝廉、秀才要考试，成绩太差的，所荐举地方的刺史、太守就要被免官。所以许多孝廉、秀才不敢来朝廷报到，即便来了也托病不考。这反映出当时被荐举的孝廉、秀才，很多是没学问的，只是凭借门第和关系被荐举的。

针对这种情况，尚书孔坦建议让荐举来的秀才、孝廉在学校补习几年再参加考试。晋元帝同意孝廉举来后可以延到七年后再考试，但秀才仍然是举来后就要策试，因此诸州秀才听到要考试就惧怕。比如有一年，临到秀才考试，考生们的畏惧，不肯去，结果只有谷俭一人报到，没能策试，他以为耻，上表要求策试，后考试优秀，任为“中郎”。

南北朝时期的选士制度，体现了各个时期的特点。南朝宋武帝永初年，宋武帝亲至延贤堂策问秀才，表示重视考试。宋文帝元嘉年间限年30岁以上方能为官，增加了年龄限制。

由于荐举中滥竽充数、弄虚作假的相当普遍，因此，宋孝武帝时下令要“非才勿举”，荐举来的人如不堪任用要遣送回乡甚至加以禁锢。

宋明帝时，尚书都令史骆宰提出策试秀才的评定成绩标准，5个问题全答对为上等，答对三四个题为中等，答对2个题为下等，一问都答不对的落第。

尚书殿中郎谢起宗不赞成这种办法，认为不必看答题多少，主要看回答内容是否深透。最后还是同意骆宰的建议。这是我国古代自实行考试制度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对策”的具体评分标准。

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设立了五经博士，并开设“五馆”，学生由学馆供给膳宿，学馆中定期考试“五经”，成绩优良的，便可委派官职。

这五馆学生不限名额门第，既照顾了士族的权利，同时也给中小地主以及寒门子弟接受教育，步入仕途的机会。所以四方弟子负笈求学的非常踊跃，五馆学生曾达数百或近千人。梁武帝下令说：凡经过考试能通一经的，随才录用，中小地主寒门子弟也不例外。

北朝孝廉、秀才的考试同南朝一样。北魏孝文帝多次下诏察举，亲临思义殿，策问秀孝。北魏宣武帝时，孝廉、秀才策问盛行，每年人数很多。考察孝廉偏重于儒经章句，策问秀才偏重于文学修养。据《魏书·文苑传》载：孝明帝时，举秀才，“问策五条”。这是因袭了南朝宋明帝时五问全答为上策的考试标准。

北齐承北魏旧制，更注重考试，北齐文宣帝于559年命令藏书家、官员辛术察举官员百人，辛术重视考试，“取士以才器”。考试射策10条，能通8条以上，给以九品官职。北齐皇帝常坐朝堂，亲自策试秀才、孝廉，发现有错误漏字者，即点名训斥，罚退站在席后；对字体不工者，即罚饮墨水一升；凡文理不通者，即夺去坐位并解下佩刀。这是皇帝利用考试集中选取官吏的一种方式，也是后来科举殿试的先声。

北朝后期由于九品中正制走向衰落，在荐举孝廉、秀才时对门第出身的要求不断放松，而对考试的要求却越来越严。

北朝的秀孝之选，形成了秀才试文、孝廉试经的考试格局及严格的考试等第评定，出现了黜落之法，致使察举秀孝日趋向一种以考试为中心的取士制度演变。

此外，为改变门阀士族“平流进取”、无功受禄的状况，北朝最高执政者加强了官吏的考课制。北魏宣武帝以后“三年成一考，一考转一阶”的考试制度化，其考试的成绩直接影响到升迁等问题。

随着察举秀孝考试制度的加强，推及公府辟召、学校擢选及官吏考课诸环节，北朝日益强大的皇权通过加强考试制度举用贤才，以保证训练有素的官吏承负职事，确保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并以此强化其皇权地位，抑制士族势力。同时以加强察举中的考试和官吏考课，补救九品中正制的诸多流弊。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九品中正制，是以“唯才是举”为起点，却以压抑人才而告终。这时期仍沿用了两汉的察举选士制度，却被纳入了受中正制约的范围之内。

随着社会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选官考试制度来替代它，科举考试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旁注]

官学　是指我国封建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最主要的官学教育制度。中央官学在汉代正式创办，时为太学。地方官学也自汉代开始设立，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

礼部尚书　礼部尚书是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的大臣。礼部是我国古代官署。南北朝北周始设。隋唐为六部之一。历代相沿。长官为礼部尚书。考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用；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及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

士族　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门阀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隋唐时期，门阀制度逐渐被科举制度所取代。

策论　古时是指议论当前政治问题、向朝廷献策的文章。就当时政治问题加以论说，提出对策的文章。古代，朝廷开科选士，向来以“策论”作为主攻，文采飞逸者更好，但你的见解独到，才是上上之选，皇帝就当时的时政、农事、民风等问题出题，由考生对答，这就是对策。

尚书都令史　官名。西晋置。西汉初置尚书，仅四曹。东汉增为六曹，每曹一尚书。另有左右丞各一人、侍郎36人、令史21人。侍郎、令史分隶各曹办事。魏晋时曹的人数增加，令、仆、左右丞职务繁剧，遂增尚书都令史8人，令、仆、二丞之属吏。隋改都令史为都事。

北魏孝文帝　（467年～499年）拓跋宏，北魏王朝的第六位皇帝，原名拓跋宏，后改为元宏。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亲政后推行改革：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评定士族门第，加强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定官制朝仪。孝文帝的改革，对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各族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朝堂　汉代正朝左右官议政之处。语出《周礼·考工记·匠人》“九卿朝焉”。汉郑玄注：“如今朝堂诸曹治事处。”贾公彦疏：“郑据汉法，朝堂诸曹治事处，谓正朝之左右为庐舍者也。”亦泛指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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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书·儒林传》载：南朝梁的岑之敬年16岁，考试《春秋左氏传》与《孝经》，成绩优秀，被擢为高第，梁武帝亲自策试，提出许多难题，岑之敬对答如流，因而授“奉车郎”官职并给以优厚赏赐。

《颜氏家训·勉学》中说：梁朝的贵族子弟在考试中多“顾人答策”，即雇人替自己考试。大同八年（公元542年）袁宪14岁为国子学学生，国子学博士周弘正当众考试，质疑问难，袁宪神色自若，回答得正确无误。国子学博士十分满意。当时国子学学生考试多行贿作弊，而袁宪的父亲拒绝歪门邪道，严格要求袁宪，所以考官出难题刁难，袁宪对答如流，不久被举为高第。这一事实，既描述了梁代考试的趋向明显地加强，又反映了考试中出现了行贿与雇人代答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