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和平

《永久和平论》一书的写作风格与前面的任何一本著作都不同，大概是为了便于公众接受的缘故，康德模仿有关外交文件，按照条约形式写成。

文章开头，康德就为人们展示了通向和平宁静的人类生活的两条道路。他写道：在荷兰一座旅馆的招牌上画有一片坟地，上面写着走向永久和平这样几个讽刺的字样。这是向谁呼吁呢？是向着一般的人吗？还是特别向着从来也没有因战争而厌倦的各国元首？或者可能仅仅向着那些做着这类甜蜜美

梦（永久和平）的哲学家们呢？另外，人们又如何走向永久和平？只有两种可能：或者通过缔结国际条约来制止战争，达成世界范围内的谅解，给人以和平安宁的发展环境，或者在残酷的毁灭性战争之后，在人类巨大的坟地上建立起永久和平。第二种可能肯定存在，但他更倾向于第一种可能，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知疲倦地宣传国际和解主张。虽然他相信人类恶的本性常常使善良泯灭，但在终极意义上，善总要战胜恶。应该爱人，相信人，决不能因人一时的沉沦，而鄙弃人，抛弃人。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伏尔泰所讲的一个哲学故事以及内蕴的深刻含义：巴布克受大使伊苏里艾尔之命，到他的国家的首都去考察人们的行为举止和风俗习惯，然后要他决定是毁灭这个城市还是饶恕它。巴布克在该城市仔细地走了一遭，既熟知了这个城市的所有弱点、过错和严重的道德弊端，同时也看到了这个城市那辉煌灿烂的文化和精巧的社会。他据此作出了决定。他让本城最高明的金银首饰匠制作了一尊雕像，这尊雕像是用所有各种金属材料打造而成的，包括最珍贵的材料和最下等的材料。巴布克带着这尊雕像去见伊苏里艾尔，并问道：你会由于这尊雕像不全是由黄金和钻石制成的而毁灭了它吗？伊苏里艾尔明白了，虽然一切并非那么完美，但缺陷总是可以饶恕的，况且完美的与不完美的精巧配合才是真实的东西本身。只要这个真实的东西在总体上是美好的是善的，人们就有理由保持它。当然，保持同时还要改进，用善同化恶，用完美感化不完美。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康德决心为人类提供一部可以通向永久和平的哲学规划，并期望这部规划能警示世人，尤其是政治家，冰释前嫌，放弃争斗，走向国际和解，让人类拥有一个温暖如家的社会环境。

整个哲学规划分为预备条款、正式条款和秘密条款三个部分。

预备条款规定为建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开辟道路的条件，它共有 6 条：

①任何一个和平条约如果在签订时包含有引起新战争的隐蔽的可能性，就不应当被认为是和平条约，因而也就无真正的有效性。

②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无论其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不得为他国用继承、交换、购买、赠送等手段而侵吞。

③常备军应该逐渐地全部加以废除。

④国债不得用于国家对外政治斗争的目的。

⑤任何国家都无权以暴力干涉他国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

⑥任何国家在与别国交战时，都不得采用会使在未来的和平条件下建立相互信任成为不可能的敌对行动，如派遣暗杀者、放毒者，违反投降条件，煽动对敌国的叛乱等等。

正式条款是关于保障已获得的和平的问题。它列有三个条件：

①每个国家的政体都应该是共和制，共和制并不意味着没有君主，而是意味着实行法制，政治自由和分权原则。共和制将国家大事交给民众。民众历经艰难而渴望和平，避免战争就成为民意而成为想当然的事情。如果不实行共和制，战争就是全世界上最不假思索的事情了，因为国家的当权者并不是国家的公民而是国家的所有者，他的筵席、狩猎，离宫别馆、宫廷饮宴以及诸如此类是一点也不会由于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因此他就可以像决定一项游宴那样由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作出战争的决定，并且可以漫不经心地把为了冠冕堂皇起见而对战争进行辩护的工作交给随时都在为此作着准备的外交使团去办理。

②国际权利必须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所谓自由国家联盟就是指一个个民族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自愿结成的国际社会，他像单个人所处的社会给予每个人以平等的权利一样，给予每一个成员国家以独立的主权，并以联盟应有的正义的权威保障每个国家应得权利得到切实的实现。自由国家联盟不是一个世界国家，而是在地球上确立普遍和平状态的新型国际关系。

③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条件。这一条件主要目的是确定作为地球人的各国公民，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生存与活动的权利。每一个人，作为地球人应该有可能访问地球上任何地方而不遭受侵犯和敌视。虽然每一个民族都享有对他所拥有的领土的权利，不应遭受外来侵略者的奴役。但从世界公民的观点看，又必须承认，地球表面作为一个球面是不可能无限的驱散他们的，而且必须使他们彼此相互容忍。因此，已占据某一球面为生存栖息地的民族应宽厚地对待来访者或迁居者，这样才能使人类彼此仁爱，走向一种世界公民的大同体制。

秘密条款只有一条，以箴言形式表达出来。这条箴言充满了讽刺意味，但却反映了哲学家期望将权利与理性结合起来的愿望。一方面，掌权者如果没有充足的理智，就会滥用权力，使权力腐败；另一方面，有理智的人不掌握权力，就没有力量去实现被理智发现的美好理想。权力与理智的结合，就使得权力找到了保障其正当使用的头脑，而理智也找到了实现其美好理想的“力量”。箴言的具体内容如下：那些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都应该倾听哲学家们关于使一般和平成为可能的诸条件的忠告。注意，这里是“倾听”，而不是强迫服从，因而不过是说说而已。要求的不过是一点可怜的权利——允许智者自由公开地谈论进行战争和调解和平的“普遍准则”。像柏拉图那样要求哲学家掌管权力之外，以免权力败坏他正常的自由判断。哲学家所要做的不过是以公正的面目出现，用博得大众支持的美好理想来影响权力，防止正义之剑滥杀无辜。也许法学家因此感到不公平，他们自认为是国家权力的发言人。人们应该首先倾听他们的意见（而不是哲学家的）。康德却用讽刺的口吻驳斥了法学家的要求。他写道：法学家用天平象征法律，用利剑象征正义，通常利剑不仅被用来保护天平不受外来的一切影响维护公道，伸张正义，而且也被用来将利剑置于酒杯之中，以使酒杯不致倾倒（在杯盘狼藉中，用正义之名掩盖实际的肮脏）。因此，只有远离政治和权力的哲学家才具有一种明显的才能，对政治问题提出忠告。而一切忠告中最明智的忠告就是，将政治与道德结合起来。

政治说政治家要聪明如蛇，道德则补充说政治家要老实如鸽。从倾向性上看，政治与道德确实有巨大差别，而“政治实践家”又无情地剥夺了我们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善意的希望。他们将道德看作是无用的说教，一切以成功为标尺衡量好与坏，因此，他们所奉行的政治准则是毫不顾忌道德的。康德列举了“政治实践家”奉行的政治准则：

①行动而后加以原谅。不要放过独霸权力（不论是本国的还是邻国的）的有利机会，事后为此找一个辩护理由或用体面的借口来掩饰暴力，那是非常容易的而且会做得很漂亮。

②如果你做了，你就要否认。不要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譬如，在你把自己的人民引向绝望的困境因而引起暴乱时，你要说这是人民执行的过错。

③分而治之。即，如果你的人民中有某些享有特权的有权力的人物，他们选你为他们的最高首脑，那你就要在他们中间撒播分争，离间他们同人民

的关系，然后你就为人民辩护，许以大量的自由来诱骗他们，这样，一切都将取决于你无限的意志。至于国与国的关系，也要挑动它们争吵，你渔翁得利，控制它们。

欣慰的是，现今受这些非道德政治准则欺骗愚弄的人越来越少，要求政治与道德结合的呼声越来越高。那么，怎样将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呢？康德列出了两种可能：或使道德适合于政治，或使政治服从于道德。选择第一种可能的人是“政治道德家”。选择第二种可能的人是“道德政治家”。“政治道德家”从“道德政治家”停止的地方开始，他们使（道德）原则服从于

（政治）目的。相反，“道德政治家”则强调人类永恒的善的目的优于一切短暂的、计较眼前利益的政治行为目标。对他们来说，道德与政治之所以没有争议，目标一致，原因在于政治的目标不是以智虑而是以义务为基础的，因而整个趋向是朝着善的历史之国发展的。“道德政治家”更崇尚道德的力量。他们相信，道德的力量不仅能使人有勇气和坚定的决心，面对实现道德王国所必须承受的灾祸和牺牲，同时也促使人看清楚自己本性中有一种危险的、狡诈的、欺骗而又诡辩的、炫弄人性弱点以为一切违法和破坏正义事业进行辩护的恶的倾向，并最终战胜它，使正义统治世界。所以，道德政治家以这样一句口号——“让正义统治吧，哪怕世界上的恶棍全都倒台”——为健全的权利原理，建筑着道德与政治统一的政治现实。

《永久和平论》结束于对政治与道德结合的美好憧憬中。康德明白，他远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道德与政治的真正结合只有在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1797 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一书关于法与国家问题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