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学与为人之道

哲学作为一门追求智慧的学问,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令人望而却步,视为高深的学问。千百年来,既有人对哲学推崇至极,视哲学为一个深邃的、耐人寻味的和自足的精神世界,是人用自己的精神为自己建造起来的永恒家园,在这里,人们通过对智慧的爱,获得纯粹的、理智的、大公无私的快乐,过着理论思维的节日,分享精神的无限与伟大,追求欣赏天地最高的美与和谐。但也有人轻贱哲学,他们或视哲学为闲暇之士的无病呻吟, 杞人忧天,自轻自贱,多此一举;或视哲学为贵族修身养性之学,它所追求的那种超尘拔俗、清心解忧、甘美宁静,对忙忙碌碌的世人来说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清风月影永远落不到实处;更有将哲学打入妄言呓语之列的人, 在他们心目中,哲学就是用谁也不懂的吃语去陈述谁也明白的道理的胡说八道,哲学家就是用复杂无比的方式去解决简单至极问题的疯子。因此,“聪明人”对哲学不屑一顾。当痴迷于哲学的“傻子”在苦苦地思索生活的意义的时候,“聪明”的“俗人”早已把生活安排得十分安逸、舒适;当沉醉于哲学的“呆子”苦苦思索火为什么燃烧和人类是否有权利吃其他动物的时候, 聪明的“俗人”早已把火生得旺旺的,烤熟了斑鸠,津津有味地品尝完它们, 又在火边暖洋洋地睡着了。

除了这些之外,那些生活在大学中,以哲学家自居的“哲人”们,又将哲学完全变成了一种“理性的技巧”。这些技巧包括许许多多思考的方法, 许许多多迂腐而无用的老掉牙的知识,许许多多不能疑问的权威和权威的学说。哲学在他们手中地地道道变成了一种技术,一种理性游戏,哲学需要的就是技巧、灵活。哲学家则不过是运用理性的技师,只去追求知识外表的系统、完善,而不关心哲学是否与人的福祉相关联。

康德不赞成上述关于哲学的种种见解。在他眼里,哲学既不应当高高位居世人之上,也不应当敌视人,鄙视人。哲学应当从根本上关切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所以,哲学既不是精神贵族独自享用的丰盛的精神圣餐,也不是身处象牙塔尖的学问家故弄玄虚使用的思考技巧和方法,更不是精神病患者不着边际的妄言吃语。康德要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大地,从地狱请回人间。康德庄重地指出,哲学作为理性知识,必然属于人,必然与人本身相关,是一门关于人如何成为人的学问,是一门关乎于人的最高的神圣职责的学问。

所以,康德不强调哲学的求知功能,而是强调哲学的道德功能;不是从认识角度去看哲学,而是从社会道德历史角度去看哲学。在康德看来,惟其如此理解哲学,才符合哲学“爱智慧”的原本含义。然而,人们过去太过于

强调哲学的“爱智慧”就是爱知识了,认为哲学重在获得“系统的知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哲学从诞生之日起,爱智慧就不仅指爱知识,而且也包括睿智通达、见识深远、行动谨慎这样一种智慧生活含义,并且由于这种注重道德的智慧生活在实际活动中更直接地属于人的崇高责任,反道成了爱智慧的核心问题。一切求知的问题都必须联系于这种智慧生活(人的全部责任)才有价值的意义。头脑健全的人都不否认这一点。人们只要稍微深入地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人们获得科学知识的目的,决不是单纯为了占有科学知识,而是要利用科学知识。发现、获得科学知识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人在世上生活得更好些。如果科学知识不被用来为人类造福, 反而被用来祸害人类,那么,再了不起的科学成果也会成为一种罪恶。如果没有道德,如果不将科学置于道德监护之下,如果不将利用科学知识与一定道德原则联系在一起,科学本身是无法判定自己是有价值的,还是无价值的。只有服务于人,为人类造福,科学才能获得价值,科学的前景才是光明的。由此可见,对于人来说,根本性的东西不是知识,而是道德,求善远重要于求知,它才是爱智慧的根本,是哲学永久的核心。求得了善,人就有了立身之本,就有了监护能力,保证一切活动都不会伤害到人本身。所以,康德发自内心地呼唤道德,真诚地相信智慧之道在于求善,哲学将理性运用放在道德方面是高超的、优越的,它因此使自己有了神圣性,崇高了起来,获得了至上的荣誉,成为绝对价值体,高居于一切知识之上,统摄一切知识,是个“王”。

与此相应,康德认为,哲学家不是别的,而是有德之人,哲学家的职责不是传播使用理性的技巧,而是去做智慧的导师,利用自己的才智,推动人类德性的进展,启示人类勇敢地去承担自己的全部责任。由此看来,单纯的学者就不配称之为哲学家,这些人自己还不大可能更不要说指引别人走向人性崇高目标,他们不是智慧的导师,至多是能满足人的求知欲的头等技师。此外,一般言行谨慎优于克己的人,也不是哲学家。市上一部部《处世箴言》也算不得智慧之学,那里边不是废话就是一些不堪入耳的“指示”。哲学家应是通晓智慧的大师。哲学应有效用,但不是肤浅的效用,哲学是人们奋斗的目标,只有能做自己的主人并以全人类共同的善为目标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典范。

在康德心目中,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一位哲学家。正是苏格拉底首先将哲学从天上转向人世,告诉我们,玄思对实现我们人类职责毫无裨益。我们必须省察我们的行为是否能实现我们的职责。苏格拉底不是利用哲学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或求知欲,而是教导我们以智慧。只有与人生真正目的相关联的才具有价值。苏格拉底树立了如何成为一位哲学家的典范,为一切从事爱智慧事业的思想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实践方向,他是一切人中唯一最接近智慧导师理想的不朽之人。所有立志成为哲学家的人,都应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德性的路上撒满鲜花,不仅仅让自己的天才自由驰骋,也不仅仅让自己置身于一种游荡的遐想,而是要为世人指明人生的目的,昭示人生的职责,指出走向智慧的路,使每一个人都能因深谙人生之深邃,自觉地担负在世责任,而达到神志安祥,心悦情怡,以德配福这样一种永恒的幸福境界。

这就是康德眼中的哲学,这就是康德心目中的哲学家,这就是康德立志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谁能说这种哲学不神圣?谁能说这种哲学不崇高?谁能说这种事业不伟大?相信任何一个思想的伟力能与康德相匹敌,道德情操

能像康德一样圣洁,责任感如同康德一样强烈的人,都会有与康德一样的心路历程,都会毫不犹豫地献身这样一种伟大的事业,为之呕心沥血,竭忠尽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

目标已经选定。决择的痛苦已得平息。心中泛起的熠熠灵光急待化作熊熊燃烧的圣火。现在,康德需要考虑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为已决定献身的事业而工作。早在大学时期,他就把做一名大学教员当作自己的理想。以前是因经济上的原因,他未能如愿以偿。在做家庭教师的那些年代里,他手头上有了一点积蓄,经济上已不成问题。现在在通往自己理想的道路上只有一个不算障碍的障碍:康德必须取得学位,这是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1755 年 4 月,已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康德向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呈交了一篇硕士论文(相当于现在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火》。这是用工整笔法写就的一部 12 页的拉丁文手稿。硕士论文没有经答辩,它的作用是取得参加考试的资格,论文被采纳了,四个星期以后,康德顺利通过了口试,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

获得学位后不久,康德就向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递交了求职论文,论文题目是《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这是康德第一部专门的哲学论著。

论文答辩在 9 月 27 日顺利进行,康德通过答辩被授与讲师职称,然而, 这个职位暂时还不在正式编制之列,其薪俸不是由国家承担而是由听课的学生来承担。这种职位的讲师在当时被称之为编外讲师。

编外讲师康德硕士不久便以大学教员身份登上讲台,他在一位名叫基波克的教授家里(那里有一间宽敞的教室)上了第一堂课。据当事人回忆,教室前部和阶梯上都站满了听讲的人,初登讲台的康德颇露惊惶之色,有些举足无措,因此说话声音低了些。但听众大都没有察觉,他们知道康德学识渊博,认为康德这样做是谦虚的表现。康德在紧张了一阵后,态度渐渐稳定, 讲演变得从容流利,不仅议论透彻,而且深入浅出颇为易懂。

在任教的第一个冬季学期,康德讲授了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科学和数学,后来又加上了自然地理、伦理学和力学。他几乎每学期都要教授四种到六种课程,每周课时最少有 16 个课时,最多则高达 28 个课时。下面是他

最繁忙一天的课程表:从 8 点到 9 点——逻辑学,从 9 点到 10 点——力学,

从 10 点到 11 点——理论物理学。午饭后,从 2 点到 3 点——自然地理,从

3 点到 4 点——数学。

年轻的讲师被牢牢地束缚在讲台上了,他被繁重的讲课搞得精疲力尽, 万般无奈之余曾抱怨说,从一节课到另一节课简直是在受煎熬。然而,有的也并不完全是煎熬,在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职责的活动中,康德也时常感到宽慰。教学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为他自由思想,传播真理的活动,同时也是他认真实践自己教育思想的绝好机会。

年轻的讲师始终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青年学生独立思考。知识经过学习是容易获得的,而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却不容易学到,这需要艰苦的锻炼与培养。机械记忆,逐家逐句地背诵是有害的,只知道重复别人东西的学生,将来一定没有出息。康德不喜欢学生把他课堂上讲的话全部记录下来,这往往影响他的讲课。讲课时,他首先关心的

是要使人听懂。如果发现有人听不懂,他就停下来再从头讲起。整个讲授内容是按照中等水平学生可以接受的程度安排的。康德解释说,他不是为天才上课,天才会自己给自己闯出道路来的;他也不是给傻瓜讲课,为那些傻瓜们不值得花费那么大的气力;他是为那些水平中等并想要把自己培养成将来能胜任工作的人讲课的。

讲课时,他坐在一张不高的桌子后面,桌子上摊开他写有札记的纸张或圈定的教科书。教科书不仅是用来做重复的蓝本,也不仅是用来使材料系统化的依据,而且还是争论的对象,讲课变成了与教科书及流行观点的对话。引用生动而又说明问题的材料,穿插一些机智的妙语和笑话来解释那些难懂的道理。整个讲授是在一种轻松、愉快但又庄重、肃穆的气氛中进行的。讲授者和听课的学生们双方都被要求保持注意力。这种双方都需要认真投入的交流方式对谁要求都很高,譬如在康德一方,他通常总是从最靠近自己的听众中选择一个对象,从这个人的表情来判断自己讲课的效果。在他与他的听众之间一旦形成一种稳定的联系之后,教室中任何微小的紊乱,都会打断他的思路。有一次,他的精力非常不集中,课讲得不如平时。事后他说,这是由于他的注意力受到前排正对着他坐的一个学生的干扰,因为这个学生的上衣掉了一颗纽扣。

康德是个好教师,他的课讲得十分成功。18 世纪 70 年代曾聆听过他的课的雅赫曼后来追忆说:“他那灵活机智的谈吐,具有明白易懂、富于表现力和思想深刻的特点。这有如晴天的闪电,他用这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来点缀自己的言谈和讲课。他善于运用通俗方式来表述深蕴的思想,使自己那些紧张而疲倦的听众从思辩的云端回到熟谙已久的大地。”如果这还不足为凭的话,那德国著名诗人、文学家赫尔德尔关于康德讲课的愉快回忆就足以说明问题,因为赫尔德尔是在晚年时节,即已对他的老师抱有敌对态度时如此说的,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赫尔德尔写道:“我常常怀着激动而兴奋的心情回忆起我年轻时候同一位大哲的相处,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充满人性的老师。他在自己成熟时期所具有的那种乐观情绪和朝气,毫无疑问一直保持到他的迟暮之年。他那广阔的有如为才思而生就的一副前额打上了开朗豁达的痕迹,思如泉涌的动人语言从他的唇际溢出。他非常善于运用诙谐、警句和幽默,而在人们哄堂大笑时他则能保持严肃。他讲的课有如愉快的谈话, 他在谈到某个作者时总是既能设身处地而又能进一步发挥他的思想。在我每天都听他的课的那三年当中,我没发现他有骄傲情绪。他的对手妄图把他驳倒,但他却毫不在意⋯⋯我听到他对莱布尼茨、牛顿、科鲁兹、沃尔夫、鲍姆加登、爱尔维修、休谟和卢梭的评价,其中有些人是当时涌现出来的新作家。这里应当指出,他提到这些人名字的唯一目的全在于唤起听众对真理的向往,对人类幸福的崇高激情,对伟大而美好事物的渴望。他不懂什么叫阴谋诡计。宗教习气和贪图虚荣与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绝不招降纳叛,也不千方百计地去在青年人中间博得名声。他的哲学促使人们去进行独立思考,在这方面我想象不到还有比他的讲课更有效的方式。他的思想仿佛在我们眼前不断产生,应当做的就是把它们进一步加以发挥:他不承认任何训诫、指令和教条。自然史和自然界的生活、民族史和人类史、数学和经验知识,这些就是他自己那生机勃勃的智慧的源泉。他把自己的听众引导到这方面去,他的心灵生活在听众中⋯⋯”

在日常生活中,康德同样也是一位成功的人。所有熟悉康德的人都说他

是一个善于交际和通情达理的人。他工作十分繁忙,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但他不仅知道工作,他也善于休息和消遣,善于把惯于深入思考的学者风度同文质彬彬的举止结合起来。

工作之余,康德很喜欢到咖啡馆或酒吧间消磨时间,打打台球,晚上也玩牌;有时回家已是午夜,他自己曾经承认说,有一次喝得迷迷糊糊地连自己的住处都找不到了。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得早起,因为课程在等待着他。而且由于体质单薄,他不得不为自己制定一个严格的作息制度。

康德乐于到别人家作客,而且从不拒绝人家的邀请。他谈吐聪明机智, 生动活泼,是社交场合的灵魂。他在任何团体中都是平等待人,轻松愉快, 从容不迫,随机应变。有一次在一个晚餐会上,年轻的军官当着老军官的面, 将红酒洒在桌上,他羞愧难当,恨不能钻到地缝里去。康德那时正在同那位老军官谈论一次战役,他对此毫不介意,而且灵机一动将洒了的酒比作正在向前冲杀的军队,使难堪的事轻松地化解。许多军官与康德交了朋友。

谈到友谊,康德常用他喜欢的一句谐语来回答:“亲爱的朋友们,朋友是不存在的。”这句话是从第欧根尼·拉尔修那里引用来的,虽是一句戏言,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每一句戏言当中都包含着一定的真实含义。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在于:康德十分珍视友谊(把友谊摆在爱情之中,认为友谊不仅包括爱情,友谊还要求相互尊重),他从内心深处愿意获得真正的友谊,并且一直在寻找这种友谊,有时他认为找到了,然而事实上他身边从没有一个人能够同他的精神兴趣完全一致。

至于爱情,它在康德生活中远没有起到在康德的生活和创作中所起的那种作用。他一辈子过的是独身生活。应该说,在哲学家中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现象:柏拉图、笛卡尔、霍布斯、洛克、莱布尼茨、休谟都没有结婚。心理分析家认为,康德不结婚是因为对他母亲的崇拜,这妨碍了他对别的女性的喜爱。哲学家本人的说法则不同:“当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却无力供养她,而当我能够供养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能使我对她感到需要了。”

“谁能始终保持青春,谁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学问上的青春与自然生命的青春同样重要。康德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人间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亲切的,他关于人所发表的议论也不光是从本本出发的。

斗转星移,时间飞逝,在生活和事业两方面已初步立住脚根的未来哲学家,开始进入自己学术生命的黄金时期,他像一个信心百倍期待着战斗的战士,安静地武装着自己,铸造着自己博大精深思想的灵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铸造的这个思想的灵魂相当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个灵魂,那最富饶的智慧果实,那空前绝后的思想气势,是不能持久地保存的,就像葡萄树因缺乏支架而不得不葡匐在地,并最终同它那珍贵的果实一起烂掉。从 1755 年康

德进入大学任教到 1770 年康德晋升哲学教授,漫长的 15 年都属于康德寻找

自己思想灵魂时期,而从 1770 年到 1781 年,另一个漫长的 12 年,则属于康德铸造自己思想灵魂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