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早期中世纪时代的结束

现在，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区分十至十一世纪的文明与十二至十三世纪的文明的深刻不同之点。因为在十三世纪，欧洲曾发生一次革命式的改革。部分由于十字军运动，部分由于与此运动无关的力量，一个新欧洲，就是，一个还保存着很多中世纪的东西，同时也具有按本质论很多近代特征的欧洲已经出现。如果可以说十三世纪是中世纪的结束，也可以同样正确地说，它是近代时期的开端。

在所发生的改变中，一项最显著的改变是地方封建政府的崩溃。国王利用了他们的附庸出国到东方去的机会，来在多方面巩固自己的地位。贵族被削弱了。城市从那些愿意参加十字军的封建主方面购买了它们的独立地位。封邑的统一使附庸对他们领主的联系更为密切；农奴变为自由农，或在城市中充当手艺工人；老的军事和财政制度已经改组；封建法开始让位给复兴的罗马法；政府从封建的附带的和偶然的收入，已被得之土地税和商业税的固定进款所代替。已采取了课税估价的新方法和征税的新方式。这项改变中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把军事服役转变为货币缴款之逐步发展的办法。亨利二世的“萨拉丁什一税”，为征收理查一世的赎身金所建立的程序以及后来为赎回在埃及被俘的圣路易所建立的程序，也是这种改变中的另一种反映，并建立了行政的先例。政府的特殊收入还大量增加了它所可获得的资金数额。间接税变成更普遍，因为它们更有利可得。在城市和乡村，工业人口的增长—

—因为在十三世纪，在公共安全方面，显著地作出了巨大进步——使这些进款激增起来。“如果说地租是缺少伸缩性的，那么，借款、贡税和罚款是可以大量扩充的”。

这项新生活使政府的实际情况发生转变。因为有更多货币在市面流通， 国王能够雇用雇佣兵队伍；从而造成了不断需要金钱的情况，这是一个近代国家的特征；这种情况在我们近代常备军和近代公债方面已发展为多么庞大的规模。最后，这新制度由于创造了新财富和新风向，使赋税的项目和类别跟着激增了。

破坏性内战的停止和有力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出现，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社会变为更安定，同时也更多流动性。交通运输比过去时代更加便利了。在新的货币经济与旧的自然经济之间的竞争、繁荣景象与上升的物价都刺激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

欧洲工商业的繁荣，从十二世纪开始到十四世纪初期，未曾遭受过挫折， 除了地方性的挫折（尤其是在郎基多克的）以外。在英国，它是从诺曼征服的时期（1066 年）开始；在法国和法兰德斯，从十字军运动发动时期（1095 年）开始；在德意志，从亨利四世时代的中期（约 1085 年）开始；在北意大

利约从 1000 年，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从诺曼人征服那里时期（1016—1090

年）开始。在西班牙的基督教国家里，这种景象直到 1230 年卡斯提尔与雷翁的联合以后，在卡斯提尔王阿尔凡索贤人（1236—1284 年）与阿拉贡王詹姆士一世（1213—1276 年）的时代才开始出现。

欧洲的新情况是普遍的，同时又是各各不同的；与此俱来的，到处是旧封建政府、旧经济、旧社会的崩溃。封邑、庄园和教区的传统在瓦解。旧的恒久性的连系与结合、旧的相互利益关系、旧的行为准则、旧的睦邻关系、

旧的人事与财产的地方性关系，一齐在迅速接着的新改变、新接触、新条件与新心理情况的面前让位了。

每个时代，即使不是每个人，关于人事、财产与行为方面，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这种习惯的想法，大多是由条件决定的。改变了条件，习惯想法也改变了。在十三世纪，情况就是这样。中世纪农奴制迅速而又广泛地衰落， 即使它未曾完全消逝；中世纪政府和经济形式衰退，即使它们没有完全毁灭； 中世纪社会的结构，似可说，按照一种不同的模型已被织入了新线；过去冻结于土地财产的固定资本已被贸易和商业的流动资本所代替；在十字军时期意大利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和热那亚，把在拜占庭曾维持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企业，带进了西欧；在那里，它还和那在西方无关十字军影响所创造出来的新财富相结合；货币经济和现款交易开始在自然经济曾统治过几百年的地方上流行着。这是一种兼有人事和财产性质的革命。财产的各种新类型出现了，在财产占有的形式与程度方面也来了新的转变。于是，一个新业主阶层也成长起来了。

这些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动，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是如此五花八门， 如此复杂，因而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转化；我们可以说，它是社会经济上的微粒改变。这些改变又以受到十字军运动的影响而加速起来，但其中有很多改变不是起源于十字军运动的；即使未曾有过这一运动，它们也会发展的。象所有这类的力量一样，它们是错综地交织着的；那怕在逻辑上可以区别，但它们在历史上是分不开的。

在封建时代，欧洲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的增加。关于早期中世纪时代，就人口的数量与密度、赋税的负担、政府与教会的进款与庄园上收入的总额，在各方面，除了大概情况以外，我们所知的很少。但从十二世纪起，我们有着关于这些方面的资料；它们虽然不很完备的，按近代所用的意义来说，更谈不上“统计资料”的；但也可使我们能够作出某些实证的解释的。

欧洲的人口，在第二世纪罗马帝国，开始了下降，并似乎逐渐跌落直到第八世纪为止。在查理曼时代，它看来稍有增加，但这项增加的趋势被第九至十世纪的内战与外来的侵犯所阻碍。在第十世纪的后期，尤其是在德意志， 人口显然有了增加。从 1000 到 1349 年（即黑死病的灾难降临欧洲的那一年） 之时期中，人口继续增加得很多，所以它可绰乎有余地抵消了因十字军而抽调出去的人口。幸而，在这些世纪中，生活资料的增加能够跟得上人口的增加。关于封建时代欧洲人口的增加，德意志历史家兰普勒赫曾作出最透彻的研究。他所得的结果，虽只应用于摩塞耳河流域，但也许可以作为在欧洲许多地方人口增加的一个相当的指数。数字如下：

这种人口的增加，反映在下列方面：公共建设进步，如沿河流和沿海岸筑堤、排干沼泽地积水、削平森林；这些世纪建造了又新又好的大量建筑物包括宗教的和世俗的建筑物，因为在这以前的世代未能负担这笔建造费，也

未能提供这些工程所需的劳动力；剩余人口经常流入人口稀少的地区，北部法人和佛来铭人流到英国去，南部法人流到西班牙去，德意志人流到易北河外的斯拉夫人地区去，全欧洲人在十字军东征时流到利凡得去；城市增长和农村人口的移入城市；土地更集约耕种、旧公共地瓦解、荆棘地和荒地的圈围、森林地的开垦、牧场地的改变为村庄以及村庄数目的增加。

在封建时代，就是说，在城市兴起之前，欧洲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也许住在农村，而近代欧洲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住在农村，除了英国， 在那里城市人口的比例甚至还要大。欧洲的若干地区，尤其是伦巴第、摩塞耳流域和法兰德斯，到了 1100 年，就经济的意义和地理的意义来说，①显出了人口的高密度。我们从这些地区的资料，可估计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情况。早在 1127 年，法兰德斯已被说成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在摩塞耳流域，在

900 和 1000 年之间，人口几乎加倍；到了 1250 年，它增加到四倍。结果是土地价值的提高，尤其是在城市周围的土地，因为需要给养那里的稠密人口。很多经济学家主张：人类进步的基本根源，在于人口的增加和对生活资料日益加重的压力；十一到十二世纪的历史似乎证实了这项说法。确然，看来那些作为这个时期标志的许多复杂的变动现象，归根到底可归结到这个事实上。

地主阶级，由于这些跟着发生的变更，深受了损害。几百年来，封建政府和封建社会是以土地垄断为基础的。土地占有权，赐给了财富，决定了贵族地位，支配了政府，保持了农奴制。早在第五世纪，勃艮第法典曾禁止把土地售给那些未占有土地的人们。封建贵族，曾以剥夺农民土地占有权，以禁止他们迁移或外迁到价廉的土地上去，一句话说，以保持农奴制，以土地价值提高到超过劳动者购买力之上，来保持他们的卓越地位。

但人口的逐渐增加，起初弛松了而后来又冲破了这种控制。在不自由的人口中间，最大胆的分子在生活资料的压力增加时，不再愿意被奴役关系束缚住而外迂到新地去了。当城市开始兴起时，农村人口流向那里。结果，劳动人口中进步性最少的成分留在庄园上；因而庄园的经济效能下降了。为了阻止他们土地上人口的进一步缩减，领主被迫对农民提出了宽大条件来留住他们：例如，改善对农奴的待遇，把服役改变为固定的缴款，最后甚至释放农奴。显然，从十二世纪后期起到十四世纪，中世纪欧洲的地主，要获得足够的重劳动力来耕种他们的土地，已感困难。有些作家没有充分了解情况而轻率地认为：对内和对外的战争和远大于今天的死亡率一起缩减了劳动人口的人数，又因领主占有着这样多的土地，所以，他们被迫提出了优厚条件来保持他们的农奴。但这项解说已被事实驳倒了，因为证据确凿：在这些世纪里欧洲人口已大大地增加。地主阶级所碰到的尴尬情况，是由其他的条件所引起的。

贵族的经济困难，也许是一个主要原因，可说明为什么其中很多人起初倍增了庄园捐税，如“土地税”和“田租”等。在今天，一个地主能够以发展一种高级技术，以采用种田机器，以使用更集约的农作方法，以轮流播种谷物来提高他土地上的生产力。但在中世纪时代，则不然：地主在极大程度上受着流行的经济条件的束缚。甚至耕种条件，也迟迟不加以细微的改进。

① 在讨论任何人口问题时，必须区别“经济密度”与“地理密度”。前者意味着人口对以食品生产与自然资源作为衡量的生活资料之压力；后者意味着在人口与所占据的面积之间的数字关系。

所以，当对农民所行使的强制方法失败以后，领主，如果有铸币权的话，采用了操纵货币，甚至把货币贬价，来从每次接续发行的新币里取得利益。他们利用他们的特权，完全象教会利用它的权力那样。从这种办法所产生的民众的困苦和贸易上的不便利，是促使男爵阶层的衰落与王权增长的一个因素；国王逐步以王室政府来替代了地方与省区的封建政权，并取缔了地方货币的流通以利于王室货币。

当这权宜措施失败以后，地主开始释放他们的农奴，提倡自由贱农租赁关系，输入“客人”、茅舍人、小佃人（自由而卑微的劳动者），以求获得充分而稳定的劳动力。甚至这项办法也未能获得完全的成功，因为生活费用的上涨比进款的增加快得多，于是地主干脆地转向于一种地租制度。封建经济的崩溃，就跟着这项从服役到地租制的过渡而俱来了；地租制的迅速发展， 是十二世纪的一个特点。

即在地租制采用之前，过去的贱农服务与“服役”制已未能洪给地主以足够的进款，所以在这过渡的时期，领主一定要使地租足够。于是，捐税乃慢慢地转变为固定的租款。当过去实物缴租转变为货币缴租，和农奴与贱衣服役的性质和范围变为固定而有习惯性的时候，情况就弛松下来了。但由于对习惯的莫大重视，这些租率，一旦确立以后，变为不可更动的了。在租税固定之后，要改变它们，就是违反习惯。一块地产可以出售到十多次以上， 但它的地税和地租却是不得改动。唯一可改变的，是在房租与居住税方面。这些租赁的条件，一般是一代又一代地由传统来保存着的。有一件著名文献， 当谈到“现在已经衰老而对这些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的农夫”时，它写道： 他们“从他们的祖先已知道并很清楚地懂得他们应该缴付多少地租”。到了十三世纪，“习惯人”（coustumier）这个名词，普通是用以指示这个新阶层的农民；由此可见这项转变的意义了。这些“习惯”租税可能或多或少是苛重的，但它们形式的固定和他们负担的不可改动性，就它们本身来说，是一个较好情况的保证。农民获得了保护，来防止新税或旧税的增加。据经济学家所确立的原则，最好的税，是人民所熟悉的税，而在征收方面不会有什么困难或抗议的情况。为要了解对农民课税上所作出的巨大进步和固定的习惯税对专横征税之优越性，我们只要把这情况和爱尔兰农民近在前一世纪还愤怒反对的“勒索地租”的祸害相对照一下就行。到了十三世纪末期，除了在欧洲最落后的部分外，再也没有象那项可憎的办法存在了。

到了 1300 年，农奴，其中至少有几百万人，已上升到自由人的地位；如果他们还是被称为农奴，那是一个法律的虚构，因为还有若干旧条件附着于他们所可能有或可能租的若干土地上。“免役税”、“分配地段”（lots） 及其他陈腐的名称，过去曾一度意味着真正的劳役和真正的负担，而现在已变为一个空名、空壳特权的残痕，象我们有时看到的附着于所有权上的古怪条件一样，其根源可追溯到辽远过去的立遗嘱者。如果说农民未曾成为自耕农，他们至少已是自由租户。过去的庄园村庄现在已变为一个自由农的村庄， 一种乡村的行政制度已替伏了过去庄园领主的政府。

欧洲的经济革命曾迫出了农奴的释放。说人道主义的情感在这过程里曾起着什么巨大作用，那是荒谬的。如果理想主义曾是激起这项运动的动机， 那么教会衣奴应孩最先被释放，然而他们却是最后被释放。在这方面，僧侣落在世俗业主之后。那些表达慈悲性的祷词：“为了上帝的爱”，“为了找灵魂的幸福”等，是口头陈套语。

但是领主曾犯了一种错误，就是，准许依照庄园惯例的长期地租制，在这惯例下，服役的数量与类别，一旦取得协议，就变成固定的。他未曾看到未来情况，未曾预计到物价的逐步上涨和生活费用的逐步提高，从十二世纪中期继续上升到十三世纪末期。结果，后来在生活费用上涨而地租依然固定的情况下，领主觉得自己还是处在经济困难的状态中。

实际上，农民所获得的利益远过于领主。正因为货币地租很缓慢地代替了为领主耕田和收获的

劳役制，前者采取了后者的最重要特征——一致的习惯性；传统还使它们停留在某种水平上，这一水平是很难更动的，即使领主的利益和时代的情况已经大大地改变。物价是在波动而逐步上升，货币的购买力是在渐渐下降，但习惯地租依然和前一样地是原封不动的。所以，跟着岁月的流逝，情况的转变是有利于支付地租者方面⋯⋯[在英国]1189 年所举行的葛拉斯吞柏立土地调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确定地租实际上是否符合地皮的价值，并要作出必要的调整，但象这一类的课税估价，是很罕

见的，也难于把它们付诸实行的；一般趋势，显然是走向习惯地租的稳定性的。教会尤其是寺院，

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因而它们从这些改变所遭受的打击，也特别严重。因为寺院主要是以农村为基础的，而主教的驻地是在城市里。

地主贵族，即使还未曾消逝，但已经减少，不论在人数上或在势力上。与创造新类型财富的同时，革命也创造了社会的新成分。除了城市的资产阶级以外，还崛起了一种新的暴发贵族；他们的称号，不是从出身而是从王室恩宠得来的，他们的财富，不是在土地上，而是在政府的傣禄、恤金和官位上。残存的老贵族，已是过了时的，是骄傲但常是穷苦的贵族。

关于旧封建贵族的这种日益贫困的情况，我们有着若干奇妙事例可资说明。举例说，因为充当一个骑士的费用是很大的，新骑士必须具备一匹战马和一匹后备马、甲胄、华丽服装、侍从，此外还须加上骑士授爵仪式的费用和祝宴的费用，人们可看到推迟“骑士授爵仪式”的趋势。在骑士制度的早期，一个人在十五岁可以成为骑士，后来延迟到十八岁，再后延迟到二十一岁。如果一个未来的骑士是属于望族的子孙，当他已成年而尚未被授予骑士爵位的时候，至少就长子来说，那认为是一种社会耻辱。结果，有很多家族在进款日减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它们的社会声誉，落入了犹太人高利贷者的魔掌手里。关于妆奁，也可看到同样的情况。贵族把女儿的婚嫁延缓；如果大女儿已出嫁，她妹子的出嫁一定要等待，直到她们的家庭由于一次幸运的降临或由于小心节约得弥补它为嫁长女所受财产上的捐失为止。

因为地租的增涨不是按照生活费用增涨的比例的，贵族越来越变为贫困化了。他们被迫抵押出他们的庄园；当他们未能付出利息的时候，抵押品的赎回权被取消而他们就丧失了土地。十二世纪的欧洲在不太尖锐的程度上已感受到世界从 1918 年以来所感受到的；就是，那些依靠固定收入过活的人们的痛苦。商人、手艺工人或自由农民的进款，是有伸缩性的；如果他们克勤克俭，他们的进款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但那些依靠从长期租赁所得的固定地租而生活的地主，则不然。当生活费用上升的时候，他们一年比一年更加穷苦。封建贵族的这项没落过程，在意大利最为突出，但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到处是存在着的。廷廷那诺族原是多斯加纳的大量族之一；它的最后一个领主，就这样地丧失了他祖传的地产而依靠施舍过活；1250 年在塞亚那街头上讨饭而饿死在那里。

① 费诺格拉道夫：《英国的贱农制》，第 181—182 页。

但老贵族果然更贫困化，可是比他们的前人有着更好的仪态。那些野蛮的早期封建社会的日子，在最大的男爵还是愚昧无知的时期，在十三世纪已一去不复返了。可是这种新的文雅风度也有着它的渣滓的。贵族的骄傲—— 尤其是法国贵族的骄傲是尽人皆知的——大多硬化为傲慢态度。当十字军运动促进传布骑士思想的时候，那些思想已丧失它们早期的淳厚品质和阶级理想了。骑士组织已成为一种国际团体，一种国际种姓。十一至十二世纪的粗鲁野蛮性被一种雅致的残暴性所接替，而后者更坏。结果，人们在十三世纪文学里，可以看到贵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农民与自由贱农之诽谤语调以及有些贵族，虽非全体贵族，对这些阶级所作的无意识的嘲笑。

当然，不该设想：所有封建贵族都是遭受不幸的。有些相当聪明的贵族， 保留着他们土地的一部分于自己手里，不把它租出而由自己来经营；他们需要劳动者时，雇佣他们；当工作完成以后，即解雇他们；这批贵族还能勉强度过。如果贵族和业主阶级曾能耕种他们的土地，象农民所做的那样，他们的地位会是大不相同的。但他们不愿也不能这样做，也不能支付自由种田工人所要求的新工资标准。于是，贵族在经营自己田地的方面感到困难，因为农民不是离开他到城市去，便是要求太高的工资。但整个说来，贵族很少有经营实业的倾向，而且在庄园制度的传统与习惯下，很少有甚至没有什么教育可使他们了解新的形势的。土地已变为一项商业资产，一个可以买卖的对象、一种商品——那在封建时代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事实是：在 1150 和 1250 年之间，地主阶极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就是说，他们遭受了进款的缩减和生活费用的提高与高物价之两面夹攻；关于他们进款之所以缩减，是由于不善于有利地经营他们的土地，或由于不能提高地租的缘故。因为这个时期是以一种物价与工资革命为特征的。

我们不能叙述中世纪时代物价的准确历史，因为流行的货币这样繁多， 它的物价又时常波动，特别是因为不可能确定货币在某一时期，在某一国家或地方，所具有的购买力如何。但大概说，在后期封建时代，无疑的，物价与工资有着巨大的上涨。工资的上涨，因为它和物价的上涨保持了大致的平衡，补偿了工人和生产食料的农民，但那些依靠地租与投资的人们则吃亏了。换句话说，贵族与教会吃亏最大。但教会一向能以请求捐助来弥补亏空；如上文所述，它还利用了它的宗教权力以取得大量财政进益，而贵族则不能作出这样的呼吁，也不能采用这样的办法。

十三世纪革命的另一特征是：城市对封建经济消逝的影响和它们对庄园制度的崩溃与自由农民阶层的形成之关系；当时，市区地租已日益用于促进商业方面。确然，关于改进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因素，是那些能够经营对外贸易的大城市的活动。

这些城市的利益，在于赞助自由，以便于获得原料。于是，资本在城市里的成长导致市民愿意投资于土地。但封建制度和它把农奴束缚于一个世袭租地上的制度，阻碍了对土地的自由投资；这是为什么城市反对农奴制的另一原因。因此中部意大利城市首先提倡了整批释放农奴；那不是为了给予农民土地，而是为了城市可投资于土地，当土地成为一种市场商品以后。

城市在破坏旧庄园的耕种制度方面所起的这项作用，特别在多斯加纳和伦巴第，有着显著的效果，因此农奴的人身地位和土地的租赁形式都有了改变。

在布里西亚，1303 年曾建立一个专局来帮助圈围土地和取消公地。的确，在那里不久就兴起了一相当大的土地市场，在十三世纪的意大利，也有着相当大的土地需要。事实上，在十四至十五世纪， 意大利所进行的革命，很象十六世纪英国所碰到的革命那样，就是，城市资产阶级地主替代了贵族地主，短期租赁制和分种制度替代了永佃制，土地分成为接连的租地，依靠工资的农业劳动阶层逐渐兴起，农业方法获得了巨大改进。①

新贵族和富裕资产阶级，是土地的主要购买者。在十三世纪，甚至有很多旧农奴，现已成为自由人，殷切希望自由耕地，他们也购买了土地。城市周围的土地价值，增加得最多，因为在那里，人口的增长使蔬菜种植变为有利，或因为富商巨子要在那里建立乡村别墅。

生活标准的提高和物价的上涨对上层阶级的打击比对下层阶级要沉重。因为象亚当·斯密士所早已指出的那样，“必需品的价格，并不象奢侈品那样地跟着一个国家内财富的增减而涨落着的”。其间的比率，是变动性的而非经常性的，因而市场情况是有利于普通人方面的。或者，象有人说过，“由于需要奢侈品，因而需要金线，正是这种愿望起着溶剂的作用，使旧秩序完结而产生了一种新秩序⋯⋯于是，贱农制度就从地面上被抹去了”。②

到了 1300 年，欧洲的旧庄园制度已变为有名无实；它已是旧时庄园的一个单纯的框框儿、一个空壳、一个骨架。新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已磨灭了它的实体，象风雨的力量侵蚀了一座建筑物那样。即在庄园苟延残喘的地方，它也和过去不同：它是另一样子的一个新的经济单位，有着另一样子的新的经济，另一样子的新的社会结构。

到了 1300 年，中世纪农民的情况和他在 850 年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当然，尽管还有着落后的地区。事实是：欧洲社会从第九世纪以来经常在流动和变化的状态中。“在 1300 和 1100 年时，都有农奴制的存在，但这个名词在前一时期与在后一时期，有着很不相同的涵义⋯⋯时间是有利于农奴的”。①

有人常常说，中世纪欧洲货币经济的出现是迟晚的；这一种经济推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肤浅地检视资料的缘故。中世纪庄园是一个自始自足的单位，因而不需要也不知道什么货币经济，准确地说是在什么时候呢？这类概括性的论断，是需要缜密审查的。就庄园执行吏的纪录看来，我们找不出在十三世纪中那项特殊革命痕迹，就是，以货币经济来代替庄园的自然经济革命痕迹。在十字军运动开始之前，货币经济的兴起已经显著。很多资料指明： 在中世纪欧洲，一种货币经济在早期已经出现，虽然据故费诺格拉道夫教授的话，“在中世纪时代，自然经济和现款交易之间的斗争，不能以正确的年代差别来规范的”。

关于许多其他中世纪经济史上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它们不可能有固定的日期或单纯解决办法。货币的购买力、主要物品的价格、工资和俸给的数额、赋税的负担，依今天这类标准来看，是很难决定的事情。当然，货币的购买力在中世纪时代比在今天要大。但大到多少呢？为了比较的目的，如果说

① 上面两段引文，摘自《经济杂志》，第 21 卷，第 435 页（科伐勒夫斯基的一篇书评）。

② 卡里尔：《货币史》，第 257 页。

① 库普兰：《圣柏腾寺院史》，第 95， 147 页。

“一”代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货币购买力，那么，850 年的货币购买力可能大到九倍，而 1200 年的购买力大到四点五倍。但真正重要的

问题，是那个时候的购买力对标准商品价格的比率。的确，从第九世纪到 1300 年时，货币的价格是渐渐下降的。

利凡得国家，除了黄金及象布匹这类的少数商品以外，不愿接受什么别的东西作为对它们输入欧洲货物的付款；所以，西欧所有的黄金是经常在流出。另一方面，当十字军运动开始的时候，无限量的窖藏白银被投入西欧市面上，此外，还有大量白银器皿和金属块被熔化而铸成了货币。理查一世的赎身金，大部是从宗教团体的器皿得来的。结果，西欧出现了白银过多的现象，而白银对黄金的比价经常在波动，并徐徐在下降。在第一次十字军时代， 黄金和白银之间，这种不稳定的比率是显著的，因而一次又一次地变更了铸币。例如，1103 年，一本古老的编年史上写道：“在这一年，局势很艰难， 而银币按照对黄金的比率而更动并重行铸造过。”九年以后，在 1112 年，我们看到：“再次改动了货币而其他[辅币]也按新分量铸成”，就是，按白银对黄金的新比率铸成。第三次在 1120 年，记载上说，“在 11 月更动了货币”。由此可见，在十七年时期中，曾有过三次不同的货币贬值。卑鄙的统治者， 象法王腓力一世那样，曾力图弥补自己的亏空；他以黄铜搀入白银货币内来欺骗人民；基柏特·得·诺戎写道：“所以，由于这项行为，很多人陷于贫困，而很多人迅即破产。”①

补救的办法，当然是在西欧建立金本位的措施。但在十三世纪后半期之前，就是，在诺曼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以及后来的法国采用金币之前，这一办法是不可能实行的。新财政的错综复杂性、信贷制的精细的运用、课税新形式的问题，对那些世代来说，是困惑不解的，因而欧洲政府还需要学习这些有关的基本原则。

银币的贬值是一个负担，在西欧有着大量白银在流通，而它的价值是按黄金估价的；所以，在危急情势下，需要庞大数额的白银来支付债款。这一情况，可以 1250 年圣路易在曼苏拉战役被俘后所付赎身金的事例来说明。“[法人]曾以这样大量的‘达伦’币和科伦的通用币[不是巴黎或都尔的劣币]，送给法王；他们需用十一辆马车来装载它，每辆用四匹强壮的马来拖拉到海岸去，而后把它装载到一只热那亚船上，最后送往法王那里。当时，每辆马车运着为运现款而特制的两只铁箍的桶子，里面并装满着上述的现款”。当这庞大现款运到达米伊塔的时候，法王特为此抱歉地说，“我们西方人没有这样多的黄金，象你们东方人那样”。

中世纪欧洲的新旧情况，反映在土地价值的差别上。当我们试以自由地或长期租地的价值同庄园土地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可看出后一项土地的价值比前一项土地低得很多。有关德意志的若干数字似乎指出：这项价值上的差额，在十二世纪是百分之三十三而在十三世纪则加倍了；换句话说，自由地或租地的价值比庄园地要高出百分之三十三到百分之六十六。

十三世纪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十至十一世纪的固定情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骑士与贵族、香客与十字军士、流动的鱼贩与商人集团的经常移动，虽久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景象，但现在我们可看到下列新现象：自由农民在收获时期，成群结队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做工，按日收取工资； 他们甚至在收获的紧要关头，以“罢工”手段来要求较高的工资，因为在那个时候，地主几乎不惜任何代价要抢收他的已熟的庄稼，否则他将遭受很多

捐失。最可令人奇怪的，是城市工人在收获时期也赶到农村去做工。

虽然上面所说的农民阶级情况的改进是起于许多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旧式封建经济的崩溃、固定地租和其他的改变以及由于人口的增加和那构成巨大消费阶层的新资产阶级的繁荣而兴起了的农产品市场——但我们却不应不注意到：农业上的改进未曾跟上其他活动上的改进，农民从高物价比从较好的农作方法所得的要多。可是，如果认为在农作方法方面没有什么进步， 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看到：增加使用牲畜粪和泥灰石作为肥料——在海岸上使用腐烂的水草——越来越多地放弃单纯的休耕地制，扩展三田制而日益减少两田制度，愈益普遍地采用谷物轮种制，合并土地在一起的情况开始徐徐替代了旧庄园土地分散的情况。在革新农具方面，所作的成绩最少。但这一情况继续到近代时期为止。至于土壤枯竭的说法，是不能予以证实的。我们所可获得的间接资料——因为没有办法来获得直接的比较资料——是不会支持土壤枯竭递增这一说法的。“如果说人类由于土壤枯竭而更难获得食料， 那么，我们怎样能够说明那些并不增加食料供应的工商业的扩张呢？又为什么工资会上涨呢”？又如果农业情况如此不利，怎样来解释人口的稳定增长呢？

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欧洲所遭受的深刻转化与改变，不能不引起当时有思想的人们的注意。值得指出：象在十二世纪基柏特·得·诺戎、弗夫赖辛的鄂图、纽堡的威廉和在十三世纪罗哲尔·培根、圣托马斯·阿奎那与罗柏特·格洛塞特斯特这一辈有能力的作家都曾觉察到这些转变。甚至喜空谈的哲学家也曾认识到这一点。这一时代，对于奥古斯丁派哲学和陈腐的神学理论的兴趣，已明显地降低，同时希望有一种更切实际而又更具体的思想。人类已不再能容忍末世学①的观点和天启的动机，而要求某种更切实际、更具体的东西，某种更能够应用于现世的东西。活泼的思想家注意于社会和社会里所发生的改变。我们看到资料可表明他们日益大胆地批判政府、抗议经济的特权、宗教与思想的权威。在十三世纪，逻辑与实验科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样，在哲学与社会有机体之间也可看到一种联系。圣托马斯·阿奎那是一个伟大的玄学家，是一个使奥古斯丁派神学与亚理斯多德哲学相协调的学者；甚至他也相当注意城市的兴起，来评论一个城市的适当地点和农业与商业作为城市富源的相对利益。圣微克多·雨果注意到十二世纪的最高神秘性，制定了人类在精神上和物质文明上一种进步性的演化理论，在他的学说中特别强调经济、政府与历史。他因为生活在自由工匠、自由手工业者脱离农奴状态的时期，在行会正在形成的时期，极其注意这些新活动与新组织， 他竟至按学校中的“七种自由艺术”即“三种艺术”和“四种艺术”②的形式来把机械技术分类。所以，他标出土地种植、食品科学和医学属于前一类； 服装、制甲胄、建筑和——注意它的重要性——商业属于第二类。如果我们稍微思索一下，这种社会思想在中世纪时代并对中世纪时代是和近代思想在近代时期同样地适合而又有力量的。

近代社会的根源是深深地札根于中世纪时代的历史里。中世纪历史是近代所承袭的遗产。不应该认为它是与我们无关的东西。它的文明在多方面已渗入了我们的文明里。正象歌德说道：

① 指研究死亡、末日审判、灵魂不灭、世界终极等等的学说。——译者

② “三种艺术”包括文法、论理和修词，“四种艺术”包括算术、音乐、几何学和天文学。——译者

你们叫做时代精神的东西， 只是你们大家的精神，

这精神反映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