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十字军时期的法国

（1095—1270 年）

“法兰西”象十二和十三世纪的意大利一样，是一个地理的名称，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这个国家的历史，必须按各个封建省分来研究，因为其中每一个省保持着它的强烈的地方情感和地方传统。法国省分，按照它们是否内陆的或临海的（或滨英吉利海峡或滨大西洋或地中海），按照是否属于河流流经之地或属于靠近阿尔卑斯山路的地方，按照土壤性质和农业状况，按照居民血统与语言的差别，彼此之间极为不同。

甚至法兰西君主国在腓力二世奥古斯都（1180—1223 年）和圣路易九世

（1226—1270 年）时代的政治扩张之前，大封建领主在他们的省分内已相当成功地建立了安定的政府形式。到了 1150 年，由于大贵族（其中还须包括主教和住持）的有力统治，封建制度最混乱时期已一去不复返了。那些历史性的大省分，已经完整形成并且以新形式固定下来。这些省分是：法兰德斯、香宾、勃艮第、诺曼底、安如、波亚图、基恩、加斯科尼、土鲁斯、布罗温斯。这种改进的和平状况和秩序便利了贸易并保护了工业；而这两种经济活动，在十二世纪都在向前进展。农民在他们的命运中也感受到物质生活的改善。农业、商业和工业上的发展，反映出法国欣欣向荣的生活。路易七世， 在某一天和窝尔特·马普谈话里，以法国他自己的资源和英国亨利二世的资源相对比，他说，“英王不缺少什么东西：人力、马匹、黄金、丝绸、珠宝、水果、谷物、野禽和野兽。我们在法国，除了面包、葡萄酒和快乐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我认为，一言以蔽之，这一段话总结了法国人的经济社会生活——不是属于整个王国的广义的法兰西的生活，而是属于法兰西岛的生活，即塞纳河盆地法王自己领地的生活。

在十二世纪，所有法兰西岛周围各省的广大地带，都是属于封建领主的； 其中很多领主比法王本人要强。除了巴黎和奥尔良城以外，法王的小城市在和他附庸的首府相比之下，还成什么样子呢？

在十二世纪后半期，巴黎只不过是法国大城市之一。甚至在那个时期的法兰西有限的范围之内， 巴黎、厄坦普和奥尔良也是可相提并论的，而在它的疆界以外，卢昂、都尔、波尔多、土鲁斯都是地方的中心，在社会经济的意义上，也在政治的意义上，都是独立的。①

对于法兰西岛，法王给予深切的注意。它尽管是小的，但它是一个良好的遗产。塞纳河从王国的中央穿过那里直接流入海峡。罗亚尔河靠近它的南部。在塞纳河两条向东的支流中，瓦兹河流向法兰德斯新兴的城市，玛恩河流入莱茵兰。法兰西岛的土壤，以肥沃出名，小麦和葡萄长得很茂密。在十一世纪，有一个诗人，盛赞布里田野的肥沃，并把摩城的所在地同伊力稷安乐土②相比拟。他吹嘘该地区所产的梅子、生梨、蔬菜；他赞扬那里的畜群、干酪和谷物。他狂喜地喊道，“如果你爱女谷神的话，你会在摩城看到最丰富的收获。在那里，你也会看到地窖接受了酒神的赠品。这是一块又富饶又肥沃的地方。”

① 地图：锡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69 页，参看第 76 页。

① 鲍威克：《诺曼底的失去》，第 10 页。

② 指任何想象的乐土或福地。——译者

巴黎的发展和改进，当然是法王最密切关心的一件事。巴黎的日益增长的物质进步，反映在十二和十三世纪的大量河流运输贸易方面。十二世纪， 是行会的起源和传布的时代，而这些组织中的最早的，是若干船夫协会；当时的船夫是兼做运输和商品贸易的。巴黎商人公会出现于 1121 年，它是最早见于史乘的。它曾控制中塞纳河的航运。下塞纳河是在卢昂的一个类似的组织的垄断之下；上塞纳河和约内河由第三个商人公会，即勃艮第商人公会所垄断，它的总部设在奥舍耳。关于这些公会和其他船夫行会的起源不详。在罗马高卢，几乎每一条河流上有着许多船夫协会，是否可能它们就从这些古罗马的船夫协会传下来的呢？这些沿河公会，还是由寺院“职业农奴”所组织起来的呢？在查理曼的和平时期，寺院农奴使用了寺院的船舶往来于河流上，并在第九和十世纪他们摆脱了封建控制。尽管我们多么愿意把十二世纪巴黎的这批塞纳河船夫和古罗马的巴黎船夫相联系，但我们必须坦白承认： 这两种组织之间的历史的连续性，是无法证明的。在前面一章里，我们已经说过：在 861 年巴黎有着一块船夫的居留地，而别的作家已推测：这个集团在早期封建时代苟延残喘而后又公开活动；并从法王路易六世，获得了王家的承认。但这项假设，也认为是“证据太不足”。另有第三种推论，即获得了最广泛承认的推论是：巴黎商人公会是由那批往来于塞纳河上的巴黎商人在诺曼底人征服英国之后为了防止卢昂的竞争而组织起来的；当时，卢昂的商业由于诺曼底和英国的联合而获得了有力的刺激。不管怎样回答这一问题，无疑的，在十二世纪塞纳河上船夫和商人行会的出现，都是一种商业觉醒的预报。

在腓力·奥古斯都时代，巴黎商人公会成为城市的法团，是贸易公司， 也是巴黎市府。巴黎从来不是一个城市公社，象法国其他若干城市那样。巴黎城在法团的地位上，是由巴黎商人公会来代表的；它是以“商会长”为首的一个商人集团。商会长的属员被称为“商务吏”。1170 年路易七世批准了他们的旧惯例。公会控制葡萄酒和食盐贸易，对商人小贩发给执照，准许“叫喊”权，即在街头上叫卖商品之权，管理度量衡，规定入市税及其他捐税。商人公会有一个码头在巴黎，另一码头在约内河和塞纳河的汇合处，第三个硬头在蒙特。法王白费心机地企图把在塞纳河上营业的三个公司并成为一个公司。那个时代的精神是不容许这样做的。甚至在 1204 年从英国夺回了诺曼底以后，那还是不行，虽然关于葡萄酒方面法王拒绝了卢昂商人把西葡两国的葡萄酒和吉伦特的葡萄酒经由卢昂港口转运到巴黎的权利；然而，勃艮第和法兰西岛的葡萄酒则可顺流而下运到卢昂去。卢昂商人按旧例，从比斯开湾输入食盐，但他们没有从巴黎水上商人公会获得特许状，不得在巴黎、在法兰西岛的任何一块地方，出售食盐。

在 987 年卡佩政变之前，巴黎城的范围严格地说，只限于“首都的小岛”

（Ile-de-le-Cité）上。在塞纳河两岸上的近郊，特别是在左岸，是没有城垣的。早期卡佩朝诸王开始了巴黎城扩展的过程。路易六世，是第一位法王给近郊居民和两岸周围的散住人口伸出了保护的手。在塞纳河湾上，他建造了圣泽门城堡，作为保卫巴黎西北方面的前沿堡垒；而在南北两方，建造了大城寨和小城寨来保卫本城，并把近郊圈入城垣之内。那环城堡垒防线的遗迹，今天按城内的街道，还可在许多地方寻找出来。后来，这些环形防线对于不断发展的首都，变得太窄狭了。在 1188 年，刚在他为第三次十字军出国之前，腓力·奥古斯都认识到必须扩展城界，命令建筑一个新城垣，这城垣

的遗址也可按街道寻找出来。它的建造费了二十一年的时间。在塞纳河的左岸，距城垣若干步外，法王又建造了那著名的卢佛尔主塔，因为在第九世纪诺曼人的进攻已证明那里是一个弱点。

腓力二世在 1180 年登极时，铺设了两条横穿巴黎城的街道：一条自北至南，另一条自东至西，在图耳·圣扎克地点交叉着。但首都全城街道的铺设， 在百年时期内，还未曾完成。腓力二世，也是给巴黎建造一条引水管和两处水池的第一位法王，一处在市场内，另一处在英诺森墓旁。这两块地方都位于那块叫做“牧场”的低湿地带。在那里路易六世已进行了部分排水工程并在那里建造了一所市场。腓力再以墙垣来圈围这块墓地，而在市场的广场上建造了陈设商品用的回廊。这些“回廊”的建筑式样，起源于古罗马公所周围的走廊的，底下是作为货栈。在法国，另有一个这样拱廊形式的著名市场， 就是在索睦耳的市场。它是由亨利二世所建造的，乔伊维尔曾把它说成是象息斯脱西安派的寺院那样。他所作的这项比较确是合式的，因为修道寺院， 按建筑式讲，是古罗马建筑物的前院，两侧附有走廊。这种式样，在后来中世纪许多城市里，象布鲁日那样，成了一个普通的市场形式。关于这方面的例证，甚至今天还有存留。这一形式一直继续到十六世纪为止。这些“回廊”， 有时是属于一个世俗或宗教贵族的财产；有时是属于城市的市场。在路易九世时代，巴黎有着两所经营布匹的“回廊”。后来这两个市场组织各有自己的街区。佛来铭城市曾建造壮丽的建筑物作为市场，例如，布鲁日、阿拉斯、伊泊尔、根特各城市的布市场；又如，根特、伊泊尔及后来的安特卫普各城市的粮食市场。最好的例子，是伊泊尔的布市场（在 1201 年开始建造，在

1304 年完成）以及布鲁日的布市场。亚丰斯·得·波亚叠，即路易九世的弟兄，在拉·罗瑟尔和尼奥尔曾建造类似的建筑物，象路易八世在奥德牟桥畔所建造的那样。法国诸王，在那些从英人方面收复的省分内，曾不惜工本建造市场大厦。那是含有安抚性质的政策。

有一个法国历史家，在腓力二世统治的早期，曾作出豪语说：巴黎是“王国的首都也是王室的驻所”；这是正确的。英国巴塞洛缪曾称颂巴黎周围的造屋石头和水泥，也曾赞扬城市的建筑式样。腓力二世是第一位能够洞察贸易的价值并力求促进贸易的法王。据说，路易七世曾准许卢昂船夫得上溯塞纳河远至蒙特为止，来促进运输贸易；对于这一回事，虽然还有可疑，但对于腓力二世要在海峡沿岸获得自由港权利的决心，则是毫无问题的。

腓力·奥古斯都在 1204—1205 年间，从英国曾收复下列封邑：诺曼底、安如、缅因、图棱、波亚图；那是具有重要的经济动机和经济后果的。无疑的，在十二世纪中，诺曼底是北法的最繁盛区域；除了法兰德斯以外，也许是人口最密的地方。在诺曼底，农奴制度很早就消失，无疑的，一部分是由于诺曼人工商业的增加，因为在中世纪欧洲，随处可看到：在贸易活跃的地方，就有自由农的存在。诺曼底的这种高度繁荣景象，也许一部分是从早期“外侵团”的商业早熟状态承袭而来的，但大部分一定是由于英王在诺曼底公爵的地位上所实施的贤明而又有效能的统治。鲍威克教授曾声称：在十二世纪诺曼底是“欧洲的最先进的而又自给自足的国家”。卢昂商人行会，“在伦敦及在英国其他一切港口上，享有和英国商人所享有的同等特权；他们只须缴付王家捐税”。在海峡两岸的商业，多么繁盛，“商人的帐册，每页都是写得满满，而卢昂商人声势煊赫，和诺曼底领主一样”。在 1150 年（城市特许状发给的那一年）和 1204 年之间，“卢昂的权力达到了最高峰；而它的

港口已成为南方和北方商人的大商埠”。它的硝皮业，是出名的，它的商船和商人一定会熟悉欧洲的主要市场，而它进出口货一定是名目繁多的。喀因的渔业，是有利的事业。第厄普和巴佛勒所经营的海峡的运输贸易是活跃的。但卡雷继续是一个小渔村，直到 1190 年卢芳·亨利，即不拉奔公爵，在那里建造了一个港口以及防止海水泛滥的堤岸为止。在这以后的十年之内，卡雷的商业重要性日益增长，所以理查一世给它的商人以特殊的王家保护状并使他们免缴市场税。在 1196 年，又有一所行会大厅建造起来。在海峡和北海里， 有着很多卡雷渔船，从事捕鱼，而它所经营的鳕鱼和青鱼贸易，是巨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运酒船只也驶入卡雷港内。

和诺曼底在政治上与商业上相交织着的，还有其他金雀花朝的封邑。

西诺曼底和罗亚尔河各伯爵领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波亚叠和都尔的旧城市扼守着罗亚尔河的下游流域以及从波亚叠通北方的道路；的确，那条从都尔到波亚叠通过山峡的道路，在整个中世纪时代，控制着西北法全部；它是南北交通的要道⋯⋯都尔扼守着队北到南的通路。交通路线从这个大城市向布腊和奥尔良、德勒和卢昂、里曼和喀因、翁热和南特、波亚叠和波尔多辐射出去⋯⋯那些在南方大道上来来往往的法兰德斯和那瓦的商人们或那些拥挤在壮丽圣马丁寺院旁街道上要往昆波斯特拉去的香客们，给都尔市民带来了利益；而对这些利益，金雀花朝也分润了一部分。①

安吉文葡萄酒同诺曼底的美多克和哥德多尔葡萄酒相竞争。从南特和拉·罗瑟尔的海港，船舶开往英国、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去。图棱是法国各省中的一颗珍珠，而它的首府都尔（位于自北方到法国西南部的直线大道上）也许是王国内最热闹的内地城市。在十三世纪初，波亚图也是繁荣的。在内地，尼奥尔、圣冉·敦格里是富庶的城市，尤其是富产葡萄酒，在那里有着大量出口贸易。尼奥尔位于色佛尔河畔（当时这条河还是可航行的）， 它不仅运出葡萄酒而且运出当地所产的谷物和羊毛到法兰德斯和西班牙去。圣冉·敦格里的白葡萄酒也是出名的。

在法国西部各省——伟恩、克雷因、舍尔、罗特、多尔顿——以河流交叉为特色，完全和东北法一样，它们灌溉平原上的葡萄园和牧场，并提供便利的交通线。没有人能够了解法国的经济，如果没有看到这些河流在形成下列城市上的有价值的影响：波亚叠、盎古伦、里摩日、佩里革、亚仁，尤其是波尔多，即西南法格罗内河支流上的王后城。贝云局处于西南法的角落， 在那里庇里尼斯山脉向西伸出它们的海角；盛产马和牛羊出名的加斯科尼是它的腹地，而它的各地通过阿杜耳河及其支流，都可以到达。至于基恩和加斯科尼，即英国的封邑，它们同诺曼底、法兰德斯与英国都有水陆两路的商业联系。理查一世和那瓦·贝棱加里阿的结婚，还刺激了金雀花朝的加斯科尼与卡斯提尔之间的贸易。

法国迅速而完全地收复了英国在法境内的大封邑；一般认为这是由于法王的力量与手腕以及由于他的竞争者英王约翰的愚蠢。但是，我们忽视了其中一个经济原因，除非我们找出其主要原因在于金雀花朝竭泽而渔的税收政策。诺曼底公共收入的历史，象中世纪诺曼底的伟大历史家利欧波尔得·得利尔所揭露的那样，可说明这一事实。狮心王理查一朝的光荣事迹，使他的臣民负担沉重。新堡的威廉说，当理查进行第三次十字军出征时，他出让了

① 鲍威克：《诺曼底的失去》，第 11—13 页。

他所有的领地。但这项初步的毁灭性的行动在和这次出征结果对比之下，就算不得什么了。

为赎回英王理查所付的赎金，使他国家的财源陷于枯竭。赎金总额达到十五万马克，约等于今大的五十万美元，而这负担还最沉重地压在法境内英属省分身上，特别是在诺曼底身上；后者单独所付的数额，比英王国所付的， 约多三分之一。当理查获释而返诺曼底后，他在那里又另征重税，为的要建造卢昂上面塞纳河畔的加雅城堡以防止法国侵入这块公爵领。这个著名城堡的建造曾花费十五万多美元，而这笔巨款又是在一年之内搜括起来的。这项灾难，还在英王约翰的不良统治之下，继续增长。为此，诺曼底财政近于破产；喀因国库已告空虚，因而英王抽调英国国内大量资金来弥补诺曼底的亏空。英王约翰在位第五年的国库案卷内指出：英国大批现款经过海峡运到诺曼底去。这些情况已够说明腓力·奥古斯都之所以容易收复领土的原因了。在理查时代，英国光荣的威信，还足以支持住诺曼底人的热忱；而在失地王约翰时代，连这种心理慰藉也是没有了。所以，诺曼底人对于法国的征服， 没有什么反对情绪，而“诺曼底人乐于摆脱曾使他们陷入苦境的统治。只有那些为此而在英国丧失了领地的主教和贵族们，才对这项变动感到遗憾”。1204 年，约翰对诺曼底的所有法国商人征收了十五分之一的财产税；这是约翰自取毁灭的措施也是腓力二世的胜利机会。

腓力二世相当精明，他以宽大态度来安抚他新征服地上的臣民。他批准了卢昂的城市特权并赐给它以对爱尔兰贸易的专利权；这一项贸易历时已有几百年之久，因为它开始于都柏林的“外侵团”王国时代，开始于商业交往在所有由“北欧人”建立的殖民地之间流行无阻的时期。他撤消了那些由约翰曾经采用的虐政并以市民特权赐给了喀因、奥德牟桥以及其他小城市。他解除了市场和市集上那种由于理查的野心和约翰的贪婪所课征的苛捐杂税。在罗亚尔河之南，他采取了同样灵活的安抚方法。波亚叠、尼奥尔、圣冉·敦格里和里摩日也被赐予市民特权。凡是来到波亚叠市集上的外国商人，都被豁免捐税。上面所引的历史家继续说，“正是在国王的行动里，我们可研究他在收复省内所采取的措施。他没收了那些拒绝放弃他们过去的臣服关系的贵族财产，他把新的家族移入那里；他对城市和寺院给予新特权或批准旧特权。”

然而，海峡沿岸的无数小港口，由于法国征服诺曼底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它们对法人的憎恨本来久已存在着。当时，海峡充斥着英国的掳掠船甚至海盗；在恢复“失地”的希望断绝以后，英人进行了多年的报复战争。英国高等法院的文献里表明：英国政府抱有一种恢复诺曼底的很真实的希望

（亨利三世对诺曼底商人和水手的宽大方针，就是一种标志）。可是这项希望在路易九世发表下列声明之后，应该已经消失：1244 年，路易九世曾宣布： 凡是在 法国有领地的英国贵族，必须放弃他们在这里或那里的财产。法国王室当然要阻止在诺曼底亲英情绪的增长，所以，它捕拿在法国港口内所有的英国商人和他们的商品。亨利三世对于法人很少采取报复手段，至少关于诺曼底船运方面如此。而且，法国渔船被给予特殊优待。法英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到 1259 年和约为止，在多年时期扰害了海峡与比斯开湾贸易，而边境战争有时还毁坏了西法的英属省分和法国本部之间的边境地区。马太·巴黎写道，“当英王听到法王的胜利以后，就下令“五港”守兵，要尽一切可能来损害所有经过海上的属于法王国的商人及其他人们。”

1224—1227 年的战争，部分是属于商战的性质。当战争初起的时候，英

法国王都随便地准许商人往来于他们各自的国境内，直到 1224 年 7 月 9 日止。从那个日子起，亨利三世对卢昂、第厄普及诺曼底的其他地方的某些商人，发给个别通行证。在拉·罗瑟尔落入法人手里以后，这一港口遂对英国船舶封闭；有若干葡萄酒载货（从奥尼斯运来而属于里伊的一个船主所有） 也被没收了。为了报复，在英国港内和在英国市集上的法国商人都被逮捕； 在海峡上的法国船只，都被带入英国港，要不然的话，也被带到革因稷岛去。于是横过海峡的商业，完全中断。这样一来，拉·罗瑟尔失去了它过去所享有的有利的英国市场而使波尔多获得了利益，因为今后波尔多在对英贸易中，一个竞争者也没有。那些遭受损失的法英港口城市为了互相报复，大家采用了捕掠和海盗方法。所以，每个港口用巨大铁链，拦断入口，以资防御。夜里，在城门关闭以后，放出大型爱尔兰猛犬在街道上徘徊。在布勒塔尼， 圣马洛的猛犬，是很出名的；也在那里，“狗看夜”制度最早出现，它成立于 1155 年——奇怪得很，直到 1770 年才取消！

1226 年，亨利三世曾下令逮捕在伦敦、散得维齿、扫桑普敦各港口上法

国商人，并扣押他们的货物。这项办法，在同年 12 月推行到哈特普尔，在

1227 年 1 月还推行到斯坦福、圣伊维斯和圣波托尔夫各市集上的法国商人。然而，就在这一年内，为了照顾装运谷物、葡萄酒和食品的船只，解除了禁令。然而，这些处理办法原来是专横的，因为连亨利三世的臣民，即从波尔多到贝云港的船舶所有人也受累不浅；因为它们毫无理由地不是被迫停泊在港内，便是被迫开出。我们不知道：法国政府曾否同样严峻地对待英国商人。但有一记载说，1227 年由巴佛勒驶出的一只商人捕掠船曾捕获一只波尔多的商船。然而，英国政府的严峻办法，由于考虑到商业利益，在某种情况下， 予以放松了。英王对于诺曼底人特别宽大，也许因为他还希望重得他们的效忠。1224 年，当法国船只与法国商品在英国全境被扣押时，一只曾在纽喀斯尔被扣留的从第厄普来的诺曼底船被释放并准予回老家去。一只卢昂来的船在金斯林被放回；还有一只第厄普船在■蓝也被放回。1227 年，有八只巴佛勒来的船也被释放。

法国在北法所获得的英国封邑，虽是最大的，但却不是在腓力·奥古斯都时代法王政府所获得的唯一领土。因为法王由于获得了亚眠、圣垦廷、佩伦和维蒙答，几乎已插足于法国人的法兰德斯，并使索谟河成为法国的一条河流。在腓力二世扩展他的权力于亚多亚和维蒙答（毕伽第）时，他已显出： 他的尖锐目光已注意到贸易以及从商业往来上所可获得的进款。因为在从喀姆布莱到亚眠的古罗马公路和从阿拉斯到理姆斯的公路的交叉点上，是巴坡谟。在这交叉点上，远在第九或第十世纪，已有一个城堡防守，因为它附近的阿尔艮森林，是一个危险的盗贼出没之所。在这个城堡的周围，后来建造了一批房屋来作旅行者、香客和往来商人的寄宿之所。这块地方原来属于法兰德斯的伯爵，在十一世纪他们在巴坡谟四条公路的汇合地点上建立了一所税关。当法王获得亚多亚以后，巴坡谟遂落入他的手里。实际上，所有法兰德斯和香宾市集之间的运来运去的商品，都须通过巴坡谟，它是从法兰德斯到布罗温斯，从北海到地中海，穿过中欧洲的公路之要道。1202 年，法王曾下令：“凡是来自法兰德斯的任何货物，不论运往法国（意指法兰西岛）或运往勃艮第或香宾或布罗温斯或庇里尼斯山地区的，须一律在巴坡谟缴付通行税”。在康边、佩伦和克雷普·恩·瓦罗亚，法王设立了辅助的税局来截

拦较小的贸易路。在这些税局里，法国官员稽查一切货物，检验一切文件。关于巴坡谟的通行税，我们可看到它从 1202 到 1442 年之间的几乎完备的纪录；那告诉我们它所课征的税率、商人所从来的国家以及他们所携带的商品。除了周围省分的自然产品之外，还有来自北海的无数干鱼或熏鱼特别是青鱼以及佛来铭的布匹通过那里；在路上还可看到从东方进口的奢侈品：象丝绸和胡椒、托利多的钢、意大利的制成品、阿拉伯的皮革、象牙、染料、羽毛、来自突尼斯的明矾这一类。至于经营这种形形色色贸易的人们，都是从各地来的杂色人等——利凡得犹太人、意大利人、布罗温斯人、西班牙人、法国人、佛来铭人、英国人、德意志人。

腓力·奥古斯都的政策，标志着中世纪政府对商业和商人的一种新态度。在这以前，封建惯例承认：在战争时期从外国商人夺取货物来归偿他们同国人所欠的债款之行为是合法的。但 1185 年，当腓力二世和法兰德斯伯爵进行战争的时候，他曾公布：凡来自法兰德斯、维蒙答和彭替安，即敌人的领土上的商人们，在四十天期限内，可毫无恐惧地来到香宾市集上。1193 年，为了佛来铭商人，他再次宣布了这种类似的豁免权。1199 年，他曾准许他们只在缴付惯例的通行税条件之下，得在索谟河上从事航行，从科比到出海为止。1209 年，对于那些来到香宾市集的外国商人，还给予王家保护。腓力二世也大力保护了出国的法国商人。我们在伦敦档案中所保存下来的他的信件里， 还可看到他写给英国首席法官一封信；里面，他以坚决语气要求英国清理若干亚眠商人在英国出售小麦而未能收集的帐款。

在论述各省的经济史以后，现在我们可来谈一谈南法的经济史了。下列事实，是突出的：虽然由于约翰的懦弱和亨利三世的无能，英国对它在北法的各省放松了控制，但它对加斯科尼和基恩的领土，还能保持。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经济理由来作部分的说明。约翰和后来亨利三世之所以能够保持这些地方，是因为他们和加斯科尼城市的葡萄酒商人联盟来反对贵族和法王的缘故。波尔多、贝云、达克士及其他城市——其中许多城市被赐给持许状—

—在混乱和战争时期，还是效忠于英国的统治。波尔多和英国的葡萄酒贸易， 是很大的，而且这个城市享有许多特权。

在南法，绵亘着郎基多克广阔平原，包括土鲁斯大伯爵领和它的卫星封邑。它在地中海沿岸的港口——马赛、亚格得、蒙特皮列、那旁——在十字军运动的起初百年时期中繁荣起来，并成了它们背后平原所出产的大量农业供应品之出口港。在法国省分中，除了法兰德斯以外，工业再也没有象在南法诸城市中的那样先进的——特别是织布业。塞芬的半干燥和崎岖的山区上，养着几百万头绵羊；庇里尼斯斜坡上也养着几乎同样多的绵羊；这两地区所产的羊毛送到下列各城市的织机上去：亚尔比（那时和现在一样它是南法的最重要的羊毛织造业中心）、蒙托班、尼姆、土鲁斯、加奥尔——然而， 最后一城更加以织造帆布出名；这种帆布叫做“加奥尔布”，是地中海海员所争求的东西。在十字军时期，运输香客、兵士和商品到圣地去这一项营业， 对法国沿海城市所给予的巨大刺激，在程度上仅次于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所感受到的刺激。到了十二世纪末期，马赛和蒙特皮列，在亚克城、君士坦丁堡、太尔、贝鲁特和亚历山大城，各有自己的商站。那旁同埃及已经建立贸易关系。在圣齐尔兹市集上，常有佛来铭人、德意志人、英国人、诺曼底人、法国人、加斯科尼人、西班牙人、热那亚人、比萨人、西西里人和西班牙南部及非洲总督区（突尼斯和开温）的穆罕默德教商人来临。法兰德斯伯

爵查理好人（死于 1127 年），在圣齐尔兹市集上，曾买进一只黄金嵌珠宝的艺术性酒杯；那是他在宝库中所引以自豪的东西。

在南法，农业和工业到处是从属于商业的。这个地区面临地中海，仿佛构成了北欧、西欧和地中海地区市场之间的一条桥梁；这一幸运的位置，是在商业和贸易里的一个有力的鼓励因素。它是北方和西方的商业、南方和东方的商业所经过的自然公路。所有东方和西方贸易表册上的东西，都出现于郎基多克各城市的商业纪录簿上。其中主要的商品是：葡萄洒、食油、香料、丝绸、麻布、毛皮、鞋子、兽皮、木材、钢铁、黄铜、青铜、柏油、甘草、糖、米、水果以及各式各类的肉。

有一个西班牙犹太人，杜德拉·本雅明写道：蒙特皮列的位置，对商业来说，是合式不过的，各国商人，基督教的和穆罕默德教的，都来到这里。根据他的记载，那里有从埃及、希腊、意大利、非洲、西班牙和英国来的商人。蒙特皮列在十三世纪属于阿拉贡，它是南法最大的商业港，胜过马赛。它是法国大量贸易进入地中海的大门。这个城市所表现的商业精神非常锐敏；所以，当克吕尼寺院僧侣申请入境的时候，它首先要求他们建立一所公共市场来准许商人和商品进入；而后准许了他们建造他们所需的住所和堡垒。这个城市的商业是遍及世界的。它和语言与风俗上有自然亲缘的西班牙、意大利与西西里，和北法与北欧进行贸易；而贸易路线网还把它和附近的南法城市象亚尔比、尼姆、卡卡孙、贝稷亚、亚格得及其他城市自然地相连接起来。那旁也是一个闻名的商业城市。它的市场比起蒙特皮列的要少，但它所接触的国家同样多。

1236 年，雷门·得·康奇斯随同马赛驻亚克的领事吉拉尔德·奥利维来到塞浦路斯；他是被派到塞浦路斯国王亨利一世朝廷上去的蒙特皮列大使； 在那里，他谈判了一项条约，给马赛、蒙特皮列及其他南法城市商人在法马古斯达的通商特权。在亚克和贝鲁特，布罗温斯各城市有着自己的居住区、教会和领事。从蒙特皮列来的商人在入境和出境时，不受什么捐税的限制， 而那些永久留居的人是在他们母国权力的管辖之下。1243 年，的黎波里的波希蒙德五世赐给蒙特皮列商人居留地以一块城内居住区以及一所领事住的房屋。他没有豁免他们的买卖税和货物过境税，但只向他们征收一般税额的三分之一。他是在下列条件下赐给这些特权的：蒙特皮列每年应派一只配备四十个水手和至少装载八百吨货物的船来到的黎波里。彼得拉斯·得·提力科， 在 1250 年曾由阿拉贡王詹姆士一世派遣到安提阿来为他的人民实现更有利的条件；下一年，彼得拉斯访问了的黎波里，为阿拉贡商人取得了新的特权。在十三世纪中期以前，蒙特皮列在亚历山大城还有着一个商人殖民地，上面所提的雷门·得·康奇斯这个人，也带着使命到过那里。阿拉贡驻在亚历山大城的领事，以阿拉贡国王的名义来管理商务。

马赛和蒙特皮列一样，是十字军的一个重要受惠者。在 1200 年时，亚田·麦纽尔在那里开始营业；他的大批营业文件，曾被保存下来。在十三世纪的早期年代里，他主要和西西里进行贸易；但他和下列各地，也有着银行业务的联系：叙利亚、埃及和巴巴利沿岸的几个城市，其中包括有修达、布吉亚、突尼斯、奥伦和特伦肯。1230 年，亚田不再从事营业，而由其子伯尔纳继承其事。伯尔纳继续经营银行事业；他派遣他的代理人到巴巴利和叙利亚去；他还扩大业务，以经营各种不同商品：自然产品和制造品的贸易。有些交换的商品是：葡萄酒、珊瑚、谷物、面粉、麻布、棉花、丝绸、羊皮和

亚麻。我们从他的两大卷帐册里，可看到关于这项贸易的性质和数量之大批详细的文献资料。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在这贸易中东方产品占着这样大的比重；由此可知，马赛在经营这些贵重商品的贸易里所享有的部分，也是相当大的。

到了十三世纪中期，马赛的贸易已经增加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出现了关于管理委派本城领事到海外各国去的条例。1270 年，在突尼斯国王和法国腓力三世、西西里国王安如·查理与那瓦国王提波特之间，签订了一项以十五年为期的和平与通商条约。这项条约规定：萨拉森商人，来到基督教国家境内时，得享受特别保护，而上述国家的基督教商人在穆罕默德教统治者的王国境内，也应享有特别保护。如果有萨拉森船只在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沿海岸遭到了船难，如属可能，应把船货保存并归还原主。对基督教僧侣和教士， 将在总督的各区内给予一处居住的地方；对住在那里的基督徒，还将准予设立教堂和墓地。

那旁同布吉亚也有着有利的贸易关系。它把麦子、皮革和羊毛运到布吉亚来交换布匹和染料；它在突尼斯以马匹和家禽来交换杏仁、无花果、香橼、其他水果以及花瓶；这些花瓶“的纯白和精致令人惊叹；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出产同样精美的东西的”。1271 年，教王曾发出一项通告，劝告这个城市说，它应迫使每一个那旁人放弃这项和异教徒所进行的可憎贸易。这个威胁是白费心机的。那里的商人们依然进行他们的贸易，肯定地认为： 在积聚了大量财产以后，他们懂得怎样来解脱自己的罪孽的。

这样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当然对那从事于此项贸易的国家，起着反射作用的。就南法来说，它的主要影响，除了它自然地带来了繁荣景象之外，还在于加速了外国人口的流入。由于商业利益的吸引力，不仅有大批犹太人， 也有热那亚人、伦巴人、佛罗伦萨人、比萨人及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居民，纷纷涌入了郎基多克；他们在象蒙特皮列、那旁、尼姆、贝稷亚这一类的大城市里还建立了他们的常设营业所。南法在贸易上的伟大前途特别吸引犹太人来到那里。但当他们来到以后，他们就遭受突如其来的侮辱和迫害。那时他们所可享受的，只是生存的权利而已。在尼姆、蒙特皮列、贝稷亚、那旁和土鲁斯，犹太人只准住在特殊地区。然而，后来对他们的憎恨情绪，逐步降低；在侮辱犹太人的浪潮过后，出现了一个他们得享有无数权利的时期。他们初被准许从事商业和职业，继而被准予担任公职。他们获得了领主的保护； 在少数场合下还获得了教会主教的亲自保护。

热那亚和比萨对南法城市的嫉妒和憎恨的心理，是显著的。我们很早就可看到，热那亚人曾特别提出要使布罗温斯各城市在贸易和航运方面完全依附于己。1109 年，热那亚商人向土鲁斯的伯爵柏特蓝强求：他应只准热那亚船只进入圣齐尔兹港口。在 1121 年之前，他们已经在蒙特皮列建立他们的货栈。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他们曾赞助土鲁斯伯爵关于递夺蒙特皮列和马赛的自由权之计划。1143 年，他们还帮助了蒙特皮列伯爵威廉六世平息城市内的一次暴动；为此，他们强索了商业特权方面的一项重大报酬。依照条约， 热那亚人被准许在港口内卸下船货而可不付惯例的通行税。但是，只有那些属于蒙特皮列人并和西班牙各港口有往来的船只，或转运十字军战士和供应品的船只，才得出入港口。除了十字军战士船只以外，向东航运限于到热那亚去的沿海航行。后来在 1155 年签订的协定里，热那亚人还坚持：蒙特皮列的海军应限于沿海航行，向西到西班牙，向东到热那亚。

又在 1174 年，热那亚人和土鲁斯伯爵雷门联合制定了进攻马赛和蒙特皮列的计划，尤其是要对付前一个城市，以期破坏它的港口。幸而，这些计划未曾实现。依照协定，在伯爵领土内所有的港口将只开放给热那亚人以及他们所同意的国家的人民，而伯爵的人民，非得热那亚的领事和元老院大多数的准许，不得开出商船到大海上去。

热那亚不仅阴谋阻挠布罗温斯各城市和东方之间的一切商业关系，而也企图阻止它们同西西里方面的这类联系，因为西西里是当时对利凡得贸易的一个重要站。1157 年，当热那亚使节访问西西里诺曼王威廉一世要解决他们的法律案件的时候，他们迫使他同意其中一项要求：他将不准许布罗温斯人商船进入他王国的港口，也将不为商业的目的而派遣船只到南法去。腓特烈红胡子，在他力图使西西里岛脱离诺曼人的时候，曾获得热那亚舰队的帮助， 因而他赐给热那亚的领事和城市以拦截所有布罗温斯人和西西里与下意大利之间的商业往来之全权。皇帝亨利六世在 1191 年的文书里，重申这项特权。然而，热那亚人渐渐认识到：他们不能永远束缚住布罗温斯的贸易。在十三世纪，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在蒙特皮列及其他布罗温斯的城市里，都维持常设贸易站。它们的货品常年陈列在货栈内；从那里，当时多么有名的市集和展览会获得了它们的主要供应品的来源。

在十三世纪初期，郎基多克所享有的经济繁荣状态，在当时其余欧洲国家里，是闻所未闻的，胜过伦巴第和法兰德斯的。然而，它从农业方面的收获，是很有限的，因为在南法，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属于山区性质。另一方面，在罗尼河流域和在地中海沿岸的平原上，土壤肥沃，尽人皆知。土鲁斯周围的泥炭岩地，在几百年的耕种时期中，从来没有过一次不取得丰硕收获的。

至于农产品的种类，实际上，那时的和今天的种类，完全相同。葡萄和五谷的种植，规模很大。葡萄酒工业，在十三世纪后半期，逐渐取得了地方上的垄断地位。在葡萄收获时期，所有其他的工作，都暂时停止。《葡萄歌谣》里，提到

“西班牙的葡萄、布罗温斯的葡萄， 蒙特皮列的和那旁的，

贝稷亚的和郭刻桑的， 摩萨克的[葡萄]⋯⋯”

此外，关于橄榄的种植是带着某种神圣性的。有一条保护这种种植的法律， 规定“基督徒不得毁坏或损伤那在洪水时期曾作为和平回到地面上的象征的并提供圣油来点亮圣灯的树本；违者作为犯罪论”。

南法居民，很自然地也从事于饲养兽类的事业；那是温带农业生活中的普通事件。饲养猪羊牛马，是一种重要的营生；很多兽肉是出口的，部分因为人口中的亚尔比教派实行素食，认为所有的肉类和走兽的产品都受恶魔控制。屠宰场在数字上和磨坊或榨酒厂同样多，星罗棋布于境内；其中很多属于教会的财产；教会也认识到从这肉品工业里可获得大利。

南法的工业因为受到商业活动的刺激，达到了那种发展水平，即相等于并在若干方面超过于法国其他部分的发展水平。在若干城市，象在那旁那样， 各种行业组成为团体，各有一个选举出来的领袖。这批领袖构成一个仲裁部，

对这些行业，实行一般的监督；他们总是尽量促进它们的利益。组成团体的有：屠夫、裁缝、粮食商、烘面包工、染工、理发师、铁匠、鞋匠、织造呢绒者、织工和石匠。这一张各行各业的工匠名单指出了工业的各种类型。在十三世纪，制造呢绒业和印染业的经营范围比今天更加广泛，而所产的呢绒种类，还要多。蒙特皮列是即基多克的主要纺织业中心。大量呢绒布出口到东方去，在那里的需要量很大。蒙特皮列是封建世界的巴黎城，它决定了服装的式样。

南法的文化比北法的文化受有较多的拉丁的影响而较少德意志的或封建的影响；而其中所包含的希腊和阿拉伯影响的气质几乎使它具有一种外来的色彩。南方是文雅而不柔弱，强壮而不粗暴。在北方，封建制度是强暴、苛刻而又野蛮的；知识的修养，限于寺院。南方各省，几百年来对罗亚尔以北各省，是陌生的，甚至是敌对的。这不仅仅是由于种族反感的影响，而也是从它们不同的历史发展而来的结果。

南法有着一个更深更广而又更旧的文化，它的根深埋于古代罗马的文化。商业和贸易是一个更积极的力量。由于经商而致富的城市中产阶级，几乎完全摆脱了那些北法还在流行着的封建束缚。他们中最大富翁住在壮丽的宅邸内，这种宅邸的两侧常常附有塔楼，象封建主的城堡那样。他们自认和贵族站在平等地位，而土鲁斯的资产者居然自称为“男爵”。在罗亚尔河以北，以严刑峻法来禁止那些出身微贱的人们进入骑士阶层。而在南方，则一个手艺人的儿子，通过发财或通过象一个浪漫诗人一样的风雅修养，就可达到这个荣誉地位。所以，在南方，社会生活更活泼而又更流动，知识修养更丰富，态度更温和，而嗜好也更高尚。

不幸，对这个富饶而又条件优越的地区和对这些繁荣的城市，反对亚尔比教派的十字军竟加以焚烧和屠杀。那在十二世纪曾鼓动十字军反对穆斯林的狂热、偏狭、贪婪和政治野心，到了十三世纪掉过头来反对南法了；其动机和借口，是“纯洁教派”异端在这些省内流行。在路易九世时代，最重要而又给人印象最深的事件，是法国君主政府向南方诸省扩展权力；由于对亚尔比教派的十字军征讨的结果，即基多克的领土，包括土鲁斯大伯爵领和它的附庸封邑在内，归并于王室领内。腓力·奥古斯都曾以王家军队征服了王国的北方诸省并达到了海峡上的蔚蓝水面。圣路易趁着征服南方富饶省分的机会，一个接一个地逐渐合并了南法的大批省分。

对亚尔比教派的十字军运动，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运动。在初期（1208— 1209 年），宗教狂热，势如旭日初升。但对西门·得·蒙特福及其党徒来说，

在 1209 年，物质上的掠夺，是主要动机。如果说西门是教廷的拥护者，他同时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野心家，主要注意于扩大自己的势力。从他在南法的行为看来，再也没有别的说法可解释他的性格。例如，他迫使蒙特皮列的阿格涅和雷门·特伦卡维尔让给他贝稷亚、卡卡逊、亚尔比、累士兹和亚格得的领地；那是为了宗教的利益，还是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地呢？英诺森三世曾宣称：“蒙特福伯爵，只为了占取贝稷亚的年轻子爵的土地，无缘无故地把他逼死”。西门对于异端的和善良教徒的财产，毫不加以区别；只要力所能及，他对于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掠取。有人说过：他是为信仰而作战，但为自己而征服。1215 年他曾拒绝焚毁土鲁斯城，那不是由于什么人道主义的理由，而是由于“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他想要囊括该城的全部黄金和战利品为己有”。无疑的，他的野心，是要在南法为自己创立一个大公国；但这一

野心终被腓力·奥古斯都的坚强意志所打破。如果说他是“一个信仰的保护人”，那末，这头衔，只在有利于他个人的野心的时候，对他才有意义。自私自利和经济利益对他来说，是主要的；宗教上的企求，只是为实现他的目的而使用的方便工具。贝稷亚、土鲁斯和卡卡逊的肥沃土地和盈利的商业的诱饵，积聚大量金银财物的欲望，对他来说比起感化异端或毁灭异端的野心， 具有更大的鼓舞力量。

对亚尔比教派的十字军征讨，象在东方的十字军那样，迅速蜕化为一系列大规模的劫掠出征了。“集结于西门·得·蒙特福旗帜下的大批冒险家伙中间有一类有地位的人，他们以战争为职业，切望在南方的风景地区夺取从异端所没收的土地作为安居之所”。据传说，英诺森三世“在闻悉这种赤裸裸的掠夺和盗劫详情时，大为震惊⋯⋯他显出不愉快的神色⋯⋯他说，他们竟抢夺了那些从未遭受过异端污辱的领土了”。在这些基督教强盗帮中，还夹杂着路劫者、流氓和杀人犯的匪徒；他们靠战争、掳掠来发财。不拉奔人、佛来铭人、洛林人和卡塔尔人在地方上成群结队地进行抢劫。疾病跟着抢劫而来。路易八世死在亚威农（1226 年）。在围攻该城时，死尸横陈，臭气冲天，几乎因此解围。当突击占领贝稷亚的时候，被屠杀的居民估计为从一万五千到六万人不等。当战事和疫病过了以后，西欧最灿烂的文明，最有文化的勤劳人民，消亡殆尽。郎基多克成为一片荒芜黑土而它的城市也化为废墟。1209 年，卡卡逊的四郊被毁灭，后来在 1240 年城市本身也遭受了同样命运。在七年的时期中，城址完全荒废，城市周围的田野，也无人播种。在往日花园和葡萄园密布的地方上，现在荆棘丛生。有些患难余生的人们向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向北方各国逃亡，但居民的大部分已被毁灭。那里凄惨荒凉的情景，几乎令人难于想象——葡萄园、果园、田野或被砍除，或被烧光；磨坊、仓库、酿酒坊、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压榨机已被破坏；水井已被下毒。当然，马赛还是安然无恙；那旁和蒙特皮列也很少受殃。但是郎基多克的几乎所有其他城市，都被劫掠一空。地方性和国际性商业已经消逝，行会已经解散。西面的加斯科尼城市原来从亚尔比采购羊毛的，而现在和郎基多克城市割断了通商关系而转向英国去购买羊毛了。强壮的意大利人闯入这些荒废了的城市并定居在那里，所以后来当贸易开始复兴的时候，他们就占得大量贸易。

在法国王室所兼并的全部领土中，再也没有象郎基多克的兼并那样重要的。由于这个缘故，法国政治和领土的统一获得了保证。如果没有获得了这块领土，南方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民族，一个分立的国家。对亚尔比教派的十字军运动对于法国所发生的影响，象美国对南方邦联的战争那样，使它组成更加完善的统一国家。这个比拟，是恰当的。在法国南方象在美国南方一样，在战争的仇恨和热潮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以后，一个恢复和重建时期就跟着征服而来，注定要使南方比以前更加伟大。所有消灭了的或逃亡了的人口， 由来自王国北方各省的移民来补充。于是法兰西岛、诺曼底、亚多亚的有些优秀血液得灌注于南方的血液里。来自北法的家族代替了破落了的贵族。从北方各省来的商人和手艺者流入南方，把资本带入了财源枯竭的地区。国王政府到处显出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并又贤明又有力地办理了行政。破坏了的城市，重新建造起来。那些古老、拥挤、不合卫生条件的城市，街衢又弯曲又窄狭的城市的毁灭，倒是一种不幸中的大幸。因为那些新的所谓“矮屋”

（bastides）是按几何形式来设计的：一般是四方形或长方形的，但有时也

有六角形或八角形的；城中直线街道互相交叉，形成直角，而在城的中心辟有宽阔的广场。在旧城址外新建造的卡卡逊城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引用卢察尔的话，“南方和法国打成一片了”。在完成统一的过程里，实行过骇人听闻的残暴；尽管如此，但公平的判断一定会赞成这个最后的结果的。

在巩固法王在南法的最高统治权方面，也许再也没有比郎基多克的这笔大财产所有权转移给新手里这一变更，贡献得更多。在王室领中，那些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宠臣，或以一般价格售给那些对因土鲁斯家族倾复所产生的新秩序而感到兴趣的人们。王室官吏攫取了一切可能攫取的东西，或借口处理叛逆，或借口处理异端；虽然由于路易九世的公平正直，在 1262 年曾进行过审查而使大量非法夺取的财产归还原主，但这仅仅是全部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①

北法各省所有关于如何达到地中海并和东方建立直接贸易联系这一问题，由于南法的征服而获得了解决。马赛，即南法的最大港口，属于布罗温斯，而布罗温斯伯爵领尚未成为法王国的一部分。蒙特皮列（不在沿海而靠近海岸）及其他最便利港口属于西班牙岛王国——玛约喀，它直到 1349 年才被法国王重获得。玛基伦，位于一个由咸水礁湖环绕着的小岛上，象小威尼斯那样，属于一个主教所有；而他紧握不放他在那里的商业利益。

在这些情况下，路易九世在他的十字军开往埃及的时期，在亚格·摩特

（意即“死水”）建造了一个人造港。这港口位于海滩中央，在那长长的王室港湾可达海岸的唯一地点上。它以穿过沼泽的一条堤道，和大陆相接，而通过水流缓慢的运河网，和外海相通。这一地点，是荒凉而又有泥沼气的。为了使亚格·摩特生利，曾作出拚死的努力。法王的水师在沿海巡逻，企图阻止船只驶入玛基伦港或马赛港。为了避免这样的强迫，沿海航行甚至在夜里进行；这是一件违反地中海上所有航海惯例的事情。但是，尽管有着王室的保护和政府的鼓励，亚格·摩特终于失败。当法王国在 1257 年获得了马赛

和在 1349 年获得了蒙特皮列以后，亚格·摩特所曾有过的什么小作用，完全丧失。今天，它的巨型城垣，还耸峙在礁湖的粘土上面——那是一个海边死城的骨架。

因为法王的势力已达到地中海，他使法国的北方各省分享十字军与东方的商业。在十三世纪，马赛在北非从修达和布吉亚到亚历山大城一带沿海岸上，都有它的商站。在南法城市里，又云集着意大利商人，尤其是热那亚人和佛罗伦萨人；他们常到波揆耳市集，再从那里前往香宾市集。在尼姆，有一个永久的意大利居留地，自称为“伦巴和多斯加纳商人的大学”（这里“大学”[Universi-tas]一词的意义相等于公会或行会）。它是在 1270 年由腓力三世按照大致和巴黎商人公会相同的条件，给予特许状的。这公会充任比萨、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皮阿森扎、卢加、波伦亚、皮斯托雅、米兰各地商人的代理机关。在南法，这些商人对法国商业的扩张之帮助，是很大的。这种关系也和法国在以后两世纪对意大利的政治兴趣的增长，有着密切联系。下面从一个当时的历史家的著作中所引的例子，足够说明布罗温斯人在十三世纪中对贸易如何渴望：

当康华尔·理查 1240 年往东方去的时候，他在伟恩购了几只船，意欲下行罗尼河到阿尔兹去。

① 赫李亚，见《英国历史评论》，第 2 卷，第 249 页。

伟恩及其他邻近城市的居民请求他把搭客船售给他们；并愿意付出船的三倍价值给他。当伯爵拒绝这样做并说他不是一个商人的时候，他们用武力扣留了这些船。

路易九世的时期，构成了巴黎行会和工业组织历史上的一个界碑。为了有价值的《行业志》或《巴黎行业志》一书，我们应感谢这位国王的仁厚而又有效能的统治。该书是由亚田·霸罗编辑；他是商会会长，这一职位，象上文已说过，也包括管理首都的警察、司法和财政的事务。亚田·霸罗在 1248 年路易九世对埃及的十字军的不幸出征时，伴随法王前往埃及，在那里他被俘，后来以二千金币赎出。在 1254 和 1258 年之间的某一时期，他曾担任巴黎商会会长。在他任职之后，这职位不复是一个可以买卖的职位，而是一个公众所委托的任务。他在执行职务上的成绩使他永垂不朽。在《工业志》这本书里，记载着巴黎的一百零一个行会的章程。这些章程使我们能够直接而确实地了解当时的日常生活情况。这些工业内部组织的进步性和高度复杂化是惊人的。所有前一世纪旧式的手艺工人和技工的简单团体已分化而成为首要的和次要的行会，或大型的和小型的行会；后一种是辅助主要工业的类似行业的行会。当时，劳动的分工，已发展得很细。例如，在皮革业里，可看到剥皮工、硝皮工、漂皮工、皮鞋匠、马具匠、马鞍匠和细皮工；在石匠中， 有砍石匠、泥水匠、胶泥匠。从属织布工行会的，有梳毛工、漂布者、染工行会。木匠行会包括箱子和门窗匠、桌椅匠、船匠、车轮匠、辘轳匠、箍桶匠，等等。布业行会的类别，几乎象布匹的种类一样多。连估旧衣者也有一个行会。各种行会章程详密规定：一个匠师所可雇佣的学徒人数、劳动的时间、所付的工资、学徒服务的条件；但这类规定在各行业中颇不相同。这些章程的订立一般是由于双重动机，就是，利他主义和经济的动机，前者使一个匠师不应接受多于他所能够教得好的学徒人数；后者是要防止同行间的竞争而使价格下降。当时，一切工业都是家庭手工业性质——就是说，匠师的住宅即是他的工场，而他的学徒也作为他家庭的成员而在那里生活。但是， 匠师为了出售他的手工制品，可携带他的货物到周六市场上去，在那里每个行会有它的摊子，在那里他和顾客讨价还价，还和那些来自附近城市如波瓦锡、彭他兹、波未、亚眠的商人们磋商价目。每年六月，是巴黎的伟大商人月，因为圣泽门、圣雷德尔（雷扎尔）尤其是隆第特的三个市集都是在这个月内举行的。届时法兰德斯、莱茵兰、意大利、布罗温斯的外地顾客和商人可能联翩而来。

为了严密阻止欺骗行为或出售赃物或次货起见，政府对度量衡进行管理，并由警察予以监视。从下面一项关于管理制酒者和旧衣商的章程里，可看出法国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的情况：

造酒者除了用水和谷物，就是说，用大麦、用大麦和小麦的混合物、或用麦芽造啤酒外，不得也不应用其他东西制造啤酒；如果他为了加强啤酒浓度而放入了任何东西，如杜松、蒲桃或葡萄豆， 他就必须对一次犯罪，向国王缴付二十个巴黎苏的罚金，而用这些东西所制成的全部啤酒，须充作慈善事业之用。本业的仲裁员宣布：不是所有放入啤酒的东西都是好的、适当的，因为它们对于身心， 对于强壮者和病人，既不卫生而又有损害。

除了在酿酒坊内出售啤酒外，任何人不得也不应出售啤酒，因为贩子所出售的啤酒没有象在酿酒坊内所出售的那样良好纯洁，而是又酸又变味，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把啤酒保持得新鲜。而且那些自己不造酒而贩运啤酒到巴黎两三处地方去的人们，并不亲自去，也不是由他们的妻子去出售，而是

派遣他们的小女儿甚至到外人的居住区，即粗野和堕落的歹徒所集结的地方去出售。由于这些缘故， 本业的仲裁员，在国王准许之下同意了上述规则；任何违反这些规则的人一次犯罪应向国王缴付二十个巴黎苏；而在酒坊外其他地方出售的啤酒，须充作慈善事业之用。

任何人若欲在巴黎郊区充当估衣商，必须在本行业的首长和两个仲裁员面前，凭保护神宣誓说： 他愿意按照本行业的惯例，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做生意；就是说，他将不明知故犯地从一个小偷买进东西，如果他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来历的话，也不买进什么潮湿或有血渍的东西，除非他知道这潮湿或血渍所从来；也不从巴黎郊区的麻疯患者买进东西；也不买进什么宗教法服，除非这法服由于正当的使用已经破旧；任何人如违反上项规则之一，一次犯罪就将丧失他的买卖；他不应也不得再做这项生意，不论出售或购买任何东西，除非他已重新领取本行业的执照并按上面的规定，再举行过宣誓。

任何估衣商不得浆洗布料，也不买卖浆洗过的衣服或假染色的布料。

上述禁售的各物，不论在什么地方，若被以国王待从长名义管理本行业的人看到，可予以没收； 经过本业仲裁员的同意，并当着他们的面，在市场全部开市的日子予以焚毁。

特权渗透了工业世界，正象渗透了封建世界那样。“王家”行业的产品， 大部是由宫廷购买的；对于这些行业的监督权，由国王赐给王宫高级臣仆作为犒赏。国王的司酒官分发执照给酒商、酿酒者和酒馆主；厨司控制烘面包工，军务司控制金属行业，惟金银首饰业除外，因为这个行业属于侍从官的管辖范围；侍从官也分发执照给布商、绸缎商、皮货商及细布织造者。

显然，在 1150 和 1250 年之间，在法国出现了商业和工业的巨大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变更。贵族还保存他们的社会威望，但已丧失他们的政治权力于国王，他们的经济权力于资产阶级了。商业和工业所创造出来的新财富不仅使城市居民变得富裕，而也使地主阶级陷于贫困，因为土地已失掉它作为唯一重要的财富形式之旧资本主义性质。在十三世纪时期中，有一个有力的平衡过程正在徐徐进行，这就是，使贵族地位下降而使市民阶级通过经济的变动和社会的转化而上升起来。旧式社会慢慢地走向瓦解。旧贵族在国家机关中开始被“新富”所代替，而这批“新富”甚至还购买小贵族的特许状。当财富跟着交通的改进和良好警察制度的传播而获得增加的时候，城市富商的住宅，在宏伟和华丽方面，赛过封建主的别墅了。

的确，在圣路易时代，法国是很繁荣的。公平的税率、良好的货币以及建造港口和开辟市场这一类为鼓励商业所采取的措施，可合并证明这个繁荣状态之原因。而当时代历史家的一致论断，也证明了这点。资产阶级已显出那种夸张的、闻所未闻的奢侈风气，这种风气在十四世纪达到了铺张揭厉的地步。那个时候的禁止奢侈的法律，指斥资产阶极的奢侈作风。“法律规定： 资产者，至少须有一千‘都尔镑’的财产，才能穿着毛皮或栗鼠毛皮；使用马缰或穿踢马刺”。法律还规定：他们的妻子所可拥有的衣服件数，应以他们的财产数量为比例。但是，不管它的外表如何，这项命令的制定与其说是由于要以服装的差别来维持社会等级，不如说是由于要贯彻一项虚伪的经济理论，就是，实施私人节约可使国库变为富裕。

总之，十三世纪的法国比十二世纪的法国，更进步、更有秩序。一个有学问的佛罗伦藤人，布伦尼都·拉提尼，在游历法国时，赞赏法兰西岛地方上没有围墙的领主花园宅邸，两侧附有花园而周围绕着和平农民的田庄。在那个时候，所有巨大城堡，几乎都是王家堡垒，即王家权力的卫城，不复是强盗男爵的住所了。在有些场合，城堡虽然还是留在封建主手里，但它们已象拔去了牙齿的巨龙那样。后来几世纪的法律家，把路易九世美化为封建主

的仇敌，绝对专制王国的缔造者；专制王国在他们的目光中，是法律和秩序的同义语。这项见解是完全非历史性的。法王本身是一个封建贵族，而且在王国中是最高的封建贵族。他从来没有攻击过封建制度，但他从来没有容许过封建制度的过度地方。他认为：政府是一个严格管理的封建行政的组织形式。为了实现这种观念，他把当时代的两个最严重的社会祸害连根拔除—— 私战和司法决斗。他使王室权力战胜了封建权力。

圣路易的一项最贤明命令，是关于规定谷物、葡萄酒和食品的自由贸易； 这项命令妨碍了封建制度的排他性的狭隘利益。法王作出很多措施来保持食品的便宜价格。法王增加了市场和市集，并用警察来保护道路。为了保护小葡萄园主，他命令：农夫到市场去出售自己的葡萄酒得免除通行税。1247 年， 国王又命令执行吏去调查那些因遭受非法剥夺金钱或产品而喊冤的人们，并允许当场给予赔偿。另有一项命令，使地方上土地所有者负责维持道路和保护旅行者。1254 年，他命令执行吏，不得扣留役畜，除非是为了公共用途。他还制定了一个贤明的森林管理制度。国王还有一项有意义的规定，就是， 指令王家调查员去调查各省内的老人和穷人，并以公费来赡养他们。

城市也感受到王室的压力。到了 1250 年，城市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在中产阶级中，富裕家庭已获得对市政府官职的世袭控制权，并成了政治寡头和社会贵族。由于经验不足、各据一方的野心和腐化，在一世纪中，许多过去“良好”的城市陷于破产。城市财政，到处都受到破坏。对于它们，法王使用他的管理权和征税权来进行干涉，引用当时的一个法学家的话，“象法院为一个未成年嗣子指派一个监护人那样”。所有这种对封邑和城市的王权的加强，是有利于贸易的，因为贸易由于和平、国王货币和度量衡的管理而获益。1256 年的“伟大法令”迫使各城的市长同四个仲裁员（长老）在圣马丁节（11 月 11 日）前一日来到巴黎，并随身携带城市的收支帐目，以备王室稽核。

1254 年，鉴于巴黎警察力量的不足——它包括二十个乘马警察官和四十个巡逻警——法王使用了“行业守夜人”来补充；这种守夜人，是从行会得来的城市警察队，每个行会，各服务三周。两支警察队，都是受巴黎商会会长的管理的。

的确，正是在十二和十三世纪的整个时期中，有大批关于法国的战事证据，可是法国商业的增长抵消了象有些作家所描写的混乱景象。所有这些冲突，是亲属间为了争夺遣产而引起，带着单纯的家族纷争的性质，其中受苦最深的，是参加的当事人。按照长子继承法，幼子是无分享受遗产的，至多从长子获得一些恩赐；这项法律的传布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家庭冲突。一个儿子或几个儿子往往起来反对父亲，为的要迫使他在死前把他的财产分给他们。封建争讼时常达到极度而成为战争，因为按封建制度的逻辑，在极端情况下，附庸对领主的反叛或领主对附庸的镇压，都是正当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低估这些争斗的后果，也必须予以适当的评价。在领主和附庸之间，果然有着激战，但混乱状态会跟着战事解决，即告终止。要不然的话，当参加者在一系列小战役中弄到筋疲力竭的时候，混乱也会结束的。这些冲突，是个人间的矛盾或集团间的决斗。在战争的日子里，属于斗争双方农民的田宅、牲口和谷物，都被尽情地破坏，而这些农民的生命也有遭受屠杀的危险。但大封建主和国王的高压手段限制了这类破坏行动的范围。愤怒的交战者必定要在彼此之间打到底；但他们不能牺牲一般社会，并

且不能在战斗中破坏不隶属他们的其他农民的财产。有一个博学的法国历史家，谈到腓力·奥古斯都统治时写道：“在那个时候，战火弥漫全国，这几乎成了一种永世不断的灾难。”①当他说这句话时，他忘了当时的冲突是具有个人性质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史料可以证明：在法国，大体上说来，当时不仅国王直接统治下的各省，而且许多其他封邑是享有和平与繁荣的，而这些封建争执未曾严重地扰乱过公众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也有资料，可说明私战的减退。在十二世纪后半期以及在整个十三世纪里，我们看到马上比武成为风行一时的时尚。这种尚武的游戏， 对好战的贵族来说，是一种慰藉，因为他们觉得和平力量已重重地压住了他们的手，所以企图使用模拟真正战争的激烈行为来消磨沉闷的时间。《基云壮士歌》长篇纪事诗的作者，以几千行诗句来刻划了他诗中主角在马上比武方面的成绩，并补充说：“我不能开始列举所有这些比武情况，因为几乎每隔两周在这块或那块地方，总是有着一次比武的”。教会之所以谴责这种激烈性的娱乐，与其说是因为其中表现出野蛮性和渎神性，不如说是因为其中有着不可分离的豪赌行为。但是，国王和大封建主把它们看作一种军事训练， 而予以赞成。也许他们很锐敏地看到：如果封建制度的战斗精神不给予这种形式的发泄，它将表现在更坏的战斗形式上。所以，马上比武是真正有利于和平的维持。而且，在这封建盛世的两百年中，我们看到许多贵族发展了爱好和平事业的品性。他们成为绅士式的农民，或者重视书本知识；他们搜集图书，并爱护浪漫诗人和历史家。

在十三世纪，法国农村的物质进步和繁荣状态，并不比城市情况有所逊色。农奴制度在徐徐衰落。在诺曼底，如上文所述，这制度甚至在十一世纪已经消逝。到了十三世纪中期，在波亚图和郎基多克的大部地区，农奴制度已经过了时。教会大多顽固地墨守农奴剥削制度——而它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就是，结果它遭受了民众的反抗——但自由地和租种地制在很多地区内已在流行着。清除森林、开垦沼地、建立新村庄和寺院田庄、使用泥灰岩作为肥料、改进围篱、挖沟和排水的方法、推广三圃制（如果我们可把阿柏塔·马格那的一段难懂的话作为三圃制解释），这一切都可证明法国农业和乡村农民状况的进步。蒙斐拉侯爵曾从东方带回来一种叫做“萨拉晋”的小麦。风车磨坊也是从东方输入的。最早提及它的时期，是在 1105 年。因为有一时期， 农民曾热烈欢迎这一新机械，认为从此可摆脱了领主的磨坊禁令。但是，当农奴在教会土地上建立风车磨坊以图避免磨坊税的时候，塞勒斯泰因三世在1195 年下令风车磨坊也须课以什一税。

① “ la guerre é tait alors ，sur presque tous les points du territ-oire，un fléau àpeu près perman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