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日耳曼人向东扩展和殖民

有人正确地说过：“日耳曼人在中世纪的大事业，是日耳曼族征服斯拉夫族而向东扩展，从而增添了的近代德意志的五分之三的领土。”

在中世纪，存在着两个德意志；应该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别。它们是：西方的老的封建德意志和东方的新的殖民地的德意志。前者是由属于古老日耳曼部族血统的人居住；保存了罗马和旧法兰克统治和文化的传统；教会在那里，已是个久已建立的制度，而封建制度和文明在那里也已通行无阻。相反， 新的东方的德意志按地理、种族和文化来说，是另一个世界。这是位在易北河下游、萨勒河、腊伯河和莱塔河之外，原来由斯拉夫人和马扎儿人居住的一片广大地区。

图纳教授在美国史上所说的“边境上的一般后果”②，也可适用于中世纪德意志。在第九世纪，莱茵商人从荒野边界上的佛耳达和赫斯斐尔德的黑森人寺院庄园，曾把谷物和牲口运入莱茵城市。在这些寺院牧场之外，情况更是不发达的：人烟稀少的地区渐次退为零零碎碎的小块土地和森林中的垦地，由日耳曼农民草率地耕种着；直到萨勒河和易北河下游河畔的真正边界为止。日耳曼人向东扩展的各个阶段，是可以划分出来的，虽然不能象在美国的同一现象划分得那么清楚（因为缺少文献）。在查理曼时代，殖民边界

——这里，我们必须区分军事边界和文明边缘——仅仅达到莱茵河彼岸的一些地区。在易北河下游、萨勒河、那布河沿岸之一连串的设防贸易站，从巴多威克到累根斯堡止，是一条远离文明的地带。

美国的向西扩展和中世纪德意志的向东扩展之间的这项比拟，不是异想天开的。易北河、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的各界线，清楚地标出了德意志向东扩展的阶段，象大西洋沿岸的“退潮线”、阿利根尼山和密士失必河标出美国向西扩展的各个接续阶段那样。在美国扩展运动里，“在不断推进边界线上回到原始状态，而即在那个地区上进行新的开发”，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 而德意志的边界史，也正是这样的。所有过渡的阶段，是完全相同的——从饲养牲口业过渡到农业、到商业、到制造业。在鄂图诸帝的时代，萨克森农民，在易北河下游和萨勒河的平原上，饲养牲口，条麟吉亚人在哈次山的松林斜坡上，牧放猪群。牛棚距老弗兰哥尼亚（马因斯、窝姆斯、斯拜尔）的城市生活并不很远，象它们在潮头所及的城市如巴尔的摩、里士满和查理斯敦已成为固定社会以后，接近美洲殖民地的“退潮线”那样。在德意志，爱尔福特、哈尔斯塔、福赫海谟、普利谟堡、斯塞尔、马德堡，是同汶德族贸易的设防商站，象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格棱维尔、瑟力、斐德福各炮台， 维吉尼亚的昆布兰，大卡那华河畔的契斯威尔以及萨卢达上面的普麟斯·乔治那样。上述的德意志设防城市，常常是建造在过去斯拉夫人村庄的遗址上， 象美国移民占据印第安人的村庄那样。那些以毛皮作为重要商品的德意志负贩，穿入这些地点以外的斯拉夫人荒野里，象后来美国的负贩越阿利根尼分水岭而入垦塔启和俄亥俄平原那样。

历史上再也没有象日耳曼人向东扩展与移殖的历史和美国人向西扩展的历史之间如此相似的事情了：美国殖民从大西洋岸，初到潮头所及的地区，

① 地图：锡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80 页。

② 指美国早期的“西进运动”即向太平洋岸之移殖运动。——译者

继上溯摩和克河或越过阿利根尼山而进入了俄亥俄与密士失必平原。归根到底这两个移民运动，是农民寻找自由与廉价土地的行为。因为据估计德意志土地的价格，在十世纪到十四世纪之间，上涨了百分之四十，特别是在摩塞耳河和莱茵河的肥沃地区内。

查理曼的征服，是在这日耳曼人扩展的又长又血腥的历史上之第一阶段。在查理曼时代，法兰克人的扩展已经达到萨勒河和易北河下游；到了第九世纪中期，日耳曼人的势力范围，在多瑙河流域已延伸到恩斯河外（那是在阿佛尔人时代以前的日耳曼人扩展之极东界线）并已达到腊伯河。在这以后，近代的奥地利包括克伦地亚和士的里亚在内，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已和德意志有着联系。

但是，查理曼帝国的分裂、内战的灾祸以及北欧人与马扎儿人的侵犯， 使这项向东扩展运动受到了阻塞。直到 919 年萨克森王朝创立时，这项运动才得恢复。在亨利捕鸟者和鄂图大帝时代，德意志贸易和商业增加了，人口增长了；跟着这项发展而来的，是需要更多的土地。而且，由于教会和萨克森王朝的密切联盟，王朝对教会的重整旗鼓的传教活动，负有支持的义务。结果，对汶德族重新发动了进攻。

萨勒河和易北河上游之间的索本兰，是从斯拉夫人夺来的第一块领土， 也是第一块受到日耳曼化的地方。928 年，亨利越过哈斐尔河地区结冰的沼泽地，进行了冬季进攻；据编年史家的话，“用饥饿、宝剑和寒冷”占夺了赫微力安人的主要城市。这个城市叫做布鲁那波尔。它由亨利改成为一个炮台，即一个城堡。这个城市建造在一个低山上（这是在这沼泽地上的一件稀奇的事情）；在山顶上，有着一所汶德族的著名神庙，即力格拉特庙；这所庙宇改为一所圣母院。这个汶德族的小城市，无疑的是由满布河岸上渔夫粗陋的茅舍组成的。汶德人，自然是一个打渔民族，住于河流和沼泽中间。可是，他们也是爱好饲养蜜蜂的。

勃兰登堡的历史，就是这样地开始的。这征服和殖民的过程，在残暴侯爵吉洛，即鄂图大帝的“北方总督”的时期，继续进行。马德堡改成为一个大主教区，赋予控制整个东北地区的权利，并建立了七个新主教区——鄂尔敦堡、哈斐尔堡、勃兰登堡、麦则堡（注意这重复的尾词“堡”，因为每一个主教区半是教会，半是防御汶德人的炮台）、才茨、迈仙和布拉格。到了萨克森朝的末期，日耳曼教会的势力已笼罩在波兰全境；布勒斯劳、格尼荪和波森的主教区已经建立。日耳曼人已经达到奥得河。

与此同时，其他萨克森人也渡过易北河下游而进入了比伦革地区（梅喀棱堡）①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然而，他们的居住区的界线和军事边界是不一致的。在条麟吉亚，文明的边界延伸到萨勒河，但在萨克森本部，这界线停止在亚勒河及奥克尔河。在美因河中游沿岸文明界线徐徐伸展，远至符次堡， 象鄂图三世的一项特许状所指出的那样；这特许状把特权赐给那些愿来清除

① 梅喀棱堡省的名称，是从同一名称的设防城市得来的。斯拉夫人原来称之为“威利格勒”或“伟大城市”。当萨克森人占领这个城并把它改为一个“堡”后，他们在“堡”这一个词上冠以老德文形容词“梅喀尔”

（mekel）即“大”或“巨”的意义。试比较中世纪英文“mickle”和盎格鲁-萨克森文“micel”，它们有着同一的含义。所以，梅喀棱堡是威利格勒的一个德文译名。它是在边防线上的主要炮台；该线从波罗的海延伸到许威林湖，包括威斯马、鄂尔敦堡、伊罗、布柯、在许威林湖一个岛上的许威林以及在该湖北端的多宾。

森林、排干沼地的移民。亨利二世在 1007 年所建造的班堡，接替了符次堡的地位，作为美因河流域的边境前哨站。萨克森朝时期的资料表明：在向东扩展方面，有着很大的进步。德意志殖民沿王国的东方边境上，从易北河口到士的里亚山止，兼并了广阔无限的地带。

这些殖民先锋主要从事饲养牲畜。在鄂图一世时代，这地区的法院所判决的罚金是以牲口计算的，而当时的法律也表明，所有罪行多属于边境上所特有的强暴行为这一类。这地区，如美国的“新西方”，开始由萨克森殖民、牧人和农民稀疏地居住着；他们准备使用宝剑来对付汶德人，象美国的边境居民准备使用来福枪来对付印第安人那样。

据编年史家赫尔摩德的话，边境上的萨克森居民（称作“马克人”或“边民”）需有坚强的毅力，并须准备冒着流血的危险。这些中世纪日耳曼边境居民，既果断又刻苦勤劳；如果陌生的日耳曼人象他们那样“遵守萨克森法律”，他们愿给予简朴的款待；但是，他们痛恨汶德人，并讨厌象荷兰人和佛来铭人这一类的外来者。

可是，这项征服不是持久的。983 年，斯拉夫人狂风暴雨般起来反抗， 捣毁了日耳曼人居住区。但边境战事的再起，使殖民运动重新进行。1000 年， 诺达尔宾吉亚第二次被斯拉夫人蹂躏。殖民运动再次恢复，而在 1018 年，斯拉夫人也再次起事，逐出了日耳曼人。所有日耳曼人的村庄和边境站，都被破坏；连汉堡也遭受威胁。这是一个压制不住的冲突。第三次，日耳曼殖民先锋渡过了易北河，而斯拉夫人在 1066 年第三次逐出了他们；当时，斯拉夫人获得了一个骁勇的首领克鲁多，并在后来律伯克的地址上，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于是勃兰登堡陷落，直到下一世纪的起初二十五年中，萨克森人由于顽强的斗争决心，才能再度把它永久克服过来。1066 年，霍尔斯顿有六百多个家庭离开家乡，而移居于哈次山地区。

这些冲突造成一片荒芜凄凉景象。十二世纪，当下德意志在霍尔斯顿的阿多夫、亨利狮子和亚尔培熊领导下再次恢复了“失地”之后，霍尔斯顿的赫尔摩德（他的锐敏观察力使他应享考古学家的盛誉），在观察什列斯威和梅格棱堡地方上的教会和寺院的遗迹里，看到了一种凄凉惨淡的景色，就是， 日耳曼人在鄂图诸帝时代的权威所遗留下来的残破纪念物。

迄今［他写道］还遗留着关于过去的占领的许多证据，特别是在森林里，从吕贞堡城起穿过什列斯威的广阔地带上，在那广阔无垠而又几乎不可穿透的荒野里，还可隐约看出那些一度曾作耕地的标志的犁沟。连旧时城市的和村庄的痕迹，在废墟里也可探索出去。在沿河流的许多地点上，那些由支流所冲积而成的淤泥土墩，还可证明：每一个这样的所在一度曾由萨克森人居住过——当萨克森人的勇气还强大的时候。

甚至易北河左岸上，在大河套地区和亚勒河上游之间（即今天环绕哈伯斯塔特、萨尔斯威德尔和斯腾达尔领土），情况也是相同的，“在那里，还可看到那些筑在易北河沿岸低地上的旧码头遗迹。当斯拉夫人蹂躏了这块地方后，萨克森人被消除，因而斯拉夫人得继续占有它，直到我们的时代为止。”总结起来，萨利安时代，就易北河外殖民来说，是以小得可怜的结果而

结束的。1125 年，东北欧语言的界线，还是留在查理曼时代的那条界线上。在多瑙河的河套地区，日耳曼人移殖东南欧的历史，和他们移殖东北边

境上的历史，是具有相同的特征的，就是说，他们进进退退起伏不定。正象

斯拉夫人在 983、1018 和 1066 年的三次反击捣毁了易北河外的殖民事业，并三次逐回了萨克森殖民先锋队到易北河以内那样，马扎儿人在东南欧，破坏了巴伐利亚的殖民工作；他们在 896 年已定居于台斯河两岸上。900 年，侯爵琉特波德用巴苏的旧罗马城垣的石头来建造了恩斯堡。在 955 年，鄂图一世在奥格斯堡附近把马扎儿人打得惨败之前，对他们的侵犯，未曾作出什么有效的拦挡。在这以后，德意志殖民才源源不绝地流入了“东方马克”的荒地上去。这些殖民先锋的基本队伍，可能是来自巴伐利亚的，但有理由可相信：跟他们一起的，还有大批来自更西地方的法兰克和斯瓦比亚的移民。

在 955 年以后，尽管碰到障碍和挫折，日耳曼人向东南欧的殖民运动， 即使缓慢，还是稳步前进的。殖民工作，是由大“掮客”——高级僧侣和大封建主——来进行的。不幸，关于这方面，我们没有当时的作家关于这一运动的概述，象赫尔摩德所遗留下来的梅格棱堡殖民史那样。在东南欧边境上的主教区里，竟没有一个人来记述它们的历史，象不来梅的亚丹为汉堡所做的那样。在任何奥地利编年史里找不出这项历史，因为巴本堡族没有编年史。

维也纳森林，似乎在好多年内曾阻滞住移民运动。但比起大森林的阻碍更为重要的，是那些住在森林东边的人口稀少但具有决心的居民之敌对（主要是马扎儿人，但也有若干斯拉夫血统的移民）。这块领土，是类似一种“无人地带”，在那里每个人可以起来反对任何别人，肯定也反对任何侵入境内的日耳曼垦荒者。在 1002 年，可以找到关于维也纳森林东边的日耳曼殖民地之最早的可靠资料。

在奥地利的阿达尔柏公爵（1018—1055 年）的事业中，在某一个未详的时期，他曾占领维也纳的地方，可能要用作为一个前哨站，来掩护那时已经穿入维也纳森林而建立的日耳曼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在这地区内的出现成了边境冲突激烈化的信号；在这种冲突里，日耳曼移民显然是侵略者。不久， 焉扎儿人国王斯梯芬进行了干涉。不久以前，在斐沙河与莱塔河之间的狭隘地带，象苏格兰边界那样，成为了这场冲突的战场。这一冲突，在中世纪德意志文学上最伟大的德意志叙事诗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而又生动的印记。日耳曼殖民连有些冒险商人在内，仍然坚持向这地区推进。谁首先到奥地利作贸易旅行，我们固然无从稽考，但我们有资料可清楚地证明：从十世纪起已有商人来临。累根斯堡人是第一批有相当人数的同来的人。在那个时候，奥地利几乎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商人阶层。在这时期，德意志文化向东南欧的进展和它的政治发展，在重要性上，无所轩轾。到了亨利四世时代在主教巴苏的阿尔特曼（1065—1091 年）的有力管理之下，这一部分的多瑙河地区，已开始摆脱一个边境教区所表现的粗糙作风，而获得了一些老德意志所可享有的物质文明的风雅态度。

授职权战争刺激了这种日耳曼移民运动进一步沿多瑙河而下的扩展，象在易北河以东它所进行的那样。德意志境内的混乱促使人口流入东方地区去。在下一世纪，我们可看到：在这些殖民地上存在着数字惊人的日耳曼人乡镇。我们可从寺院的特许状，特别是在奥地利，找出关于日耳曼人扩展的更明确证据。主教和住持在十一世纪后期和整个十二世纪，在马克、在斯坦尔马克、在克伦地亚，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关于这一点有德意志地方名称的激增为证。这就是在麦尔克、克洛斯脱纽堡、亥力根克垒次、利林斐尔德、圣马利亚·泽尔、次维特尔、宰登斯得敦、泽拉斯及其他寺院开始靠着土地的赠予而发财致富的时候。与此同时，大贵族家庭，如亚柏斯堡族、

沙拉堡旅、波涅族、普雷恩-普来斯坦族、萨尔斯巴赫族、法克斯坦族，也开始得势起来。当然，他们带来了一批移民，其中有自由人和农奴。其中有些家庭，可能在十字军早期已漂流到多瑙河地区内的。在多瑙河之北，日耳曼人殖民运动的进展也不算小。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亚边疆垦荒者，在广阔的波默森林里，发生了冲突，因为那里是“居住者主权”①范围相接触的地点。

日耳曼人向东北的殖民运动跟着 1125 年萨克森的罗塞耳接任德意志王位之后进行了一次新的而又猛烈的推进。在下一世代的时期内，整个斯拉夫人的独立的社会组织垮台了。诺达尔宾吉亚、梅格梭堡、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由日耳曼人来居住了。这项迅快而又有效的变动，一部分是因为汶德人中间抵抗力量的崩溃，也许更大部分是因为在德意志经济和社会情势下所积累的压力能够扫除一切阻碍。

“时势艰难”和封建压迫大大地迫使小农民阶层移入新地区去。然而， 在十二世纪，封建贵族也开始表现出开明的态度。他们看出奖励农民移到他们所占有的广大森林地和沼泽地去的经济价值，还急切希望从斯拉夫人手里夺取他们所垂涎的土地；所以他们开始以宽大条件来引诱移民。在 1106 年， 不来梅大主教移入了几百个荷兰人和佛来铭人，并使他们定居于不来梅周围的威塞尔河畔大沼泽地上；这批人在比利时和荷兰的低地上，已习于深耕、挖沟和排水工作。勃兰登堡的亚尔培熊，在中世纪柏林周围的沼泽地区内， 做过与此相同的事情。霍尔斯顿的阿多夫伯爵是十二世纪中一个最贤明而又有清晰见解的贵族；他“派人到周围各地去，甚至到法兰德斯和荷兰去，宣告说：任何缺少土地的人可随带家属来领取最好的土地——一个丰产谷物、富于鱼肉的空旷乡村，牧场也非常优良”。

由于 1143 年征服瓦格列族的结果，大批移民涌入了那些开放给移民的易

北河外的地区。在 1147 年对汶德族的十字军之后，人口流向边境去，几乎象“潮涌”那样。移民涌入，“带着牛马、带着耕犁与货车以及适合的工作人手，”①使汶德人走投无路，束手无策，只有沮丧地屈服而已。再也没有别的事情，象在 1812 年战争后美国人“涌入”“西方空地”和俄亥俄流域那样和它如此相似。在德意志的老区，人口已迁出得那么多，以致庄园领主被迫改善了对他们的农民的待遇，为的是害怕他们会逃到易北河外的新地上去。

这个边境社会，是粗野的，主要是汶德族的，但也散布着不少勇敢而蛮横的垦荒者成分，据赫尔摩德的话，它是一个“野蛮族”。然而，在这批移民里，象在其他一切由于不满要求用改变现状来寻求出路的粗鲁的边疆社会里那样，虽然混有消极成分，但也夹杂着大批日耳曼族最优秀血统的成分在内。十二世纪移民的一部分，品质高雅，意志坚决，要改进他们的命运，并雄心勃勃，要攫取新地区内所提供的机会。

在新地区内，农田的分配方法，截然不同于老办法。旧式庄园农村原来有着“分条”耕地和公共的牧场和森林；这种情况已不常见。新的办法是： 每个人领取一块长椭圆形的田地，从二十到六十亩不等，象近代的一处农场那样。他的房屋，建造在这块地上的一端，面向大路，绕以花园和果园。在那房屋的后面，如果土地的“地形”许可的话，设有农场，在农场的后面有牧场，最后有森林地。这种新的土地安排布局，在中世纪后期传布到德意志

① 指居住新地或未被占据的地方的人们所要求的主权。——译者

① cum equis et bubus，cum aratris et plaustris et personis adopus idoneis.

的其他部分去——上巴伐利亚、黑森林省、奥登森林省；约有四分之一的西利西亚的土地，是这样殖民的，象后来在奥得河、发特河和涅策河之间的沼地那样。这整个制度，可追溯到荷兰移民，他们初在 1106 年定居于北海沿岸和法兰哥尼亚森林中的开垦地上，继而在勃兰登堡外围的土地上。亚尔培熊所赐给的一张特许状里，曾提及过这些荷兰尺寸的庄园的。

今天，在东德意志我们还可看到景色多样化的村庄；它们是起源于这早期扩展和殖民运动的时期的。在那些管理得较松的居住区内，老式的“有核心”的村庄，可能建造在距新式村庄不远的地方。而且，我们到处还可看到典型的斯拉夫人“圆形村庄”。因为在斯拉夫人中间，房屋的建筑，不象日耳曼人村庄的建筑那样聚集在一块儿的，而是排列成为一个圆圈形或椭圆形，绕着一块草地的边缘，包围着草地的，只腾出一个大门；这样，许多房屋构成了一个围墙，里面可安全地关闭着村民的牲口。在一个日耳曼人村庄里，道路是穿过村庄的中间的。在斯拉夫人中间，道路是经过村庄入口处的外面的。这种差别说明了一个事实：古代斯拉夫人还是在游牧阶段，而当时的日耳曼人已发展了农业，并已把牲畜饲养和耕田工作结合在一起。当日耳曼人开始向东压迫斯拉夫人并定居在萨勒河和易北河外的时候，他们带来了他们的“开放”村庄的式样，或建立了“街道”村庄；但有时他们也模仿斯拉夫人的圆形村庄式样。

在日耳曼人边境史上，还有其他细事，对美国学习历史者来说，该是容易明白的。在十二世纪之前，中世纪欧洲的最丰富的金银铜矿，是在条麟吉亚哈次山脉（中世纪的内华达①）的矿产，而且采矿技术还大多是由萨克森人垄断的。那里的蓝美尔斯堡矿产，是象昆斯多克矿脉②一样的；而哥斯拉尔是欧洲最重要的矿业城市。但到了十二世纪后半期，即在 1162 和 1170 年之间， 厄尔士山脉里发现了白银矿苗；那个屏障式的山脉隔断了条麟吉亚“马克” 和波希米亚的联系。不久之后，发生了从哈次山的老矿区“冲入”这个新的厄尔·多拉乡（El Dorado）③去，那会使美国历史家回想到 1849 年的黄金热潮的。

据说，这项矿产最先是在阿尔腾则尔的息斯脱西安派寺院的土地上发现的；善于处世的僧侣，不久就开始输入了哥斯拉尔的矿工。一批日耳曼人矿工营，在以前完全为捷克人居住的地区内，迅速建立起来，并逐渐发展为城市，其中最重要的是建造于 1171 年的弗赖堡。在十三世纪，据说，亨利显赫者，即迈仙的侯爵和这些丰富银矿的所有人，拥有了满藏白银的宝塔；如果波希米亚王国会出售的话，他能容易地购买它的。

因为一般繁荣景象往往跟着工业而来，开矿从十二世纪起成了德意志经济史中的重要因素。有些矿场，属于国库的，其他则属于封建主的。根据印那马·斯特涅格说，普通自由人对于在他土地上所发现的矿产，不得享有权利。关于德意志矿业的文献记载，开始于十二世纪，而在 1200 和 1400 年之间，迅速增加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特棱特的特许状（1185 年）、哥斯拉尔的特许状（1219—1301 年）、易格劳的采矿法（1249—1300 年）、库腾堡

① 美国西部的一州。——译者

② 美国内华达州的著名的金银矿脉，在 1859 年发现的。——译者

③ 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所想象的南美洲富于黄金的城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 1848 年发现黄金矿后也常被这样称呼的。——译者

的规程（1300 年）以及弗赖堡的法律（1296—1400 年）。虽然德意志出产金、银、铅、铁、锡（1240 年后）各类金属，但关于开采银矿的历史和技术，是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的。尽管缺少十二世纪的资料，但下列一个主要事实是清楚的。甚至在这早期，采矿业也是由一个团体来经营；一种真正的组织原则很盛行，一代一代地发展了一群有专门训练的矿工。

中世纪日耳曼社会的结构里，交织着下列殖民地：在亨利狮子时代在下萨克森并由亚尔培熊在勃兰登堡所建立的佛来铭和荷兰人的外人殖民地、麦则堡周围的盎格罗殖民地、在波希米亚山区萨克森矿工的居留地和建立在匈牙利西普塞-厄尔士山脉地区内的十六个自由“西普斯”城市；这种情况，象在美国哈德孙河的荷兰人、摩豪克河的日耳曼人和申喃多亚流域与皮德梦特的帕拉泰因日耳曼人同美国人相混杂的那样。后来，这些日耳曼人殖民地成长为城市；这些城市往往保留着它们旧时的斯拉夫的地方名称：如来比锡

（Leipzig）、但泽（Danzig）、柏林（Berlin）、服林（Wollin）、库斯特林（Kustrin）、堪明（Kammin）；因为那些有着“-zig”和”-in”尾词的地方名称，一定是表示过去斯拉夫人的村庄的。连德文的地方名称，也可能仅仅是原来斯拉夫人地方名称的译名。例如，鄂尔登堡（Oldenburg），是斯达拉卡德（Staragard）（斯拉夫文，意即“老城”）的译名；尾词“-gard” 或“-grad”是一个广泛传布的地方尾词，* 意即“城”，象贝尔格莱德

（Belgrade）或彼得格勒（Petrograd）那样，而冠词“stara”，意即“老”。葡萄的种植，是跟着农业的进步而来的，它在北德意志和东北德意志，

即在梅格棱堡、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西利西亚的传布，比今天要远得多。随着荒野的征服和野蛮斯拉夫人的开化，毛皮、蜡、琥珀和森林产品的老贸易越来越多地让位给一种更大规模的商业了。在欧洲，再也没有别的地方上那么大力地建造城市，象十二和十三世纪在易北河外的德意志领土上那样。斯腾达尔、布勒斯劳、柏林、德雷斯登、来比锡、索恩、马里威德、厄尔丙可作为例证。这些新城市，不象中世纪的老城市那样有着狭隘、盘旋、弯曲的道路，而是经过仔细设计的，有着长方形的街道和空旷的广场。在这方面， 它们相同于南法的新城市，就是，在对亚尔比教派十字军的蹂躏以后和在圣路易与英王亨利三世间的英法战争的破坏以后，即基多克和西南各省所兴建起来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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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人地区内的日耳曼人城市平面图

在多瑙河地区内，在克伦地亚、卡尼鄂拉和士的里亚的斯拉夫居民，遭受新来的日耳曼移民的压迫多于遭受驱逐，象他们在条麟吉亚马克、勃兰登堡、梅格棱堡和波美拉尼亚所遭受的那样。但可惜，关于日耳曼人在东南欧扩展的历史，缺少那种出色的编年史，象麦则堡的铁特马尔和赫尔摩德所写关于阐明东北欧殖民地情况的编年史那样。然而，还有相当多的特许状流传下来可以弥补。在南方斯拉夫人居住区内所建立的寺院的法规和纪录里，斯拉夫人地方和专门名称，在十一和十二世纪里，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在这些省分内，政治和社会的上层，是日耳曼人和贵族；下层，是斯拉夫人的后裔， 按政治和社会地位说，他们是一个依附的人口。另一方面，在奥地利，虽然也有同一的贵族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但上层和下层主要都是属于日耳曼人血统；而依附人口是由日耳曼农奴组成；这批农奴被他们的主人带到东方而住

在殖民地上。

日耳曼人在东南欧的扩展，被马扎儿人有效地挡住，而在东北欧，在达到维斯杜拉河之前，他们没有碰到了什么阻止的力量。1119 年的边境战事， 特别激烈。1131 年，士的里亚被匈牙利人侵入，这一袭击，使萨尔斯堡的主教所建立的殖民地遭受了严重的灾难。据 1133 年弗赖辛的鄂图所说，多瑙河北岸匈牙利人的扩展已蔓延到这样远，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间隔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森林里”①发生了冲突，象波希米亚人已和巴伐利亚人垦荒者在边境上波默森林里所发生的冲突那样。

德意志商业的扩展，自然是跟着日耳曼人殖民地的扩展而来的。在十二世纪，波罗的海成了一个日耳曼人的内湖。每年十一月中，在“大风”的时期，西欧船队为采购鱼干和毛皮来到波罗的海沿岸上半斯拉夫人的、半日耳曼人的城市港口。还有一个小村叫做“青鱼村”，现在它是个积水地，距斯德丁不远。波罗的海青鱼贸易，是重要的。“老律伯克”商人集团，甚至伸入波罗的海，力图占夺诺夫哥罗得的古代瑞典-俄罗斯贸易以及发兰琴商路； 并在哥特兰岛上，建立了一个“商站”或贸易站。1134 年，皇帝罗塞耳二世把他们置于帝国的保护之下。罗塞耳所发给的特许状原本，已经遗失，但亨利狮子在 1163 年 10 月 18 日赐给律伯克商人一项特许状上，曾谈到它。在汉

撒同盟的组成和汉撒同盟在 1298 年与维斯比集团合并之前，关于这种远地商业，我们所知的，只此而已。

诚然，先驱的商人有时走在日耳曼人殖民运动的前面，但在大多场合下， 商人是尾随殖民运动而走的。在奥巴德利特地方（直到 1147 年的征服之后， 它才成为梅格棱堡的公爵领），在斯达拉卡德城（奥巴德利特公爵普里比斯拉夫的首都），有一个相当大的日耳曼商人殖民地，是在 1129 年建立的。日耳曼人的贸易活动，一直延伸到鲁根岛上，那里的居民还是可怕的异教徒， 斯拉夫人的著名的阿科那神庙就建立在那里。在日耳曼人和荷兰人联军 1168 年袭击并占领这所神庙之前，商人们不仅必须掩蔽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而且对神奉献重大礼物，以求获得做买卖的准许。在班堡主教的《传记》里，有一段奇怪的记载说：波美拉尼亚陆地上居民的改信基督教怎样在一个时期使他们和鲁根人的贸易中断；因为后者不愿和改了信仰的斯拉夫人有什么来往。在拉尼人即鲁根人中间，贸易的状况是很带原始性的；他们使用麻布条作为货币，象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中间使用贝壳珠那样。这种布条货币，一度也在波希米亚人中间通用过。在捷克文中，“麻布”和“计数”这两个词， 是从同一字根得来的。

厄波的《班堡的鄂图传》（鄂图曾两次游历波美拉尼亚，一次在 1124

年，又一次在 1128 年）和赫波德斯的《对话集》，告诉我们关于十二世纪上半期波美拉尼亚陆上贸易的有趣材料。鄂图还曾两次作过长久而又艰苦的旅行：下行萨勒河与易北河；从那里上行哈斐尔，从而远达波罗的海沿岸的斯德丁和服林两城。

在那个时候，波美拉尼亚尚是一块沼泽地区，即溪流缓慢湖泊停滞的地方，那里住着纯粹斯拉夫人；他们尚按照他们部族的原始生活方式过活，绝对谈不上接触过日耳曼基督教文明的。因为大部是渔民，他们以鱼干的“重量”，也以蜜蜂巢来估计他们的财产的；因为蜜蜂也是一项大宗产品。他们

① In silvaquaePolunios etUngariossejungit.

的食品是：鱼类、裸麦以及几种蔬菜；他们常饮樱桃蜜酒。他们的纺织技巧是相当高的；但他们不是好农夫。在奥得河和皮恩河口的城市里，有着相当大的原料产品贸易，象鱼干、毛皮、柏油、绳索这一类的贸易；但这些城市是肮脏不堪的。唯一壮丽的建筑物，是神庙。在这幸免遭受象易北河斯拉夫人所遭受的不容忍、偏见和贪婪的迫害的人口中间，鄂图辛勤工作，以和蔼作风，赢得了波美拉尼亚人的信任。在中世纪的斯拉夫人地区里，只有波美拉尼亚人和波兰人在拉丁教会的控制之下；而教会通过感化而非通过武力的方式，来使他们从异教过渡到基督教，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

到了下一世纪，斯德丁以“整个波美拉尼亚的大都会”的面貌出现，虽然据说，它的人口还不到六七千人。它的主要竞争城是卡明。两城都是建造在海绵性的低湿地上；那是一个严重缺点。斯德丁被沼地所围绕，而卡明的街道上如此泥泞，以致到处铺着看来只是几片木板的桥。鄂图本人曾从一条木板桥上滚到泥浆里。那里的居民，虽然态度粗俗，但却是好客的。两城各有一所做交易的“市场”，那里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货币经济。还有仓库，可以想象，主要是为着储藏鱼类的。捕鱼是居民的主要活动；虽然毛皮和奴隶也是商品。青鱼漂到波罗的海浅滩上，但淡水鱼的贸易，也是活跃的。沿海贸易一定是相当大的，因为鄂图曾容易地由水路从服林旅行到斯德丁去。到了 1125 年，显然，从“新”德意志的东部到辽远的波罗的海的沿岸已

有直达的通路。萨勒河畔的哈勒，是这一切东德商业的清算所和交易中心。当班堡的鄂图两次旅行到波美拉尼亚的时候，他在哈勒市集上“采购了”一些东西，从那里乘船下行萨勒河到易北河，再下行易北河到哈斐尔河口的维奔，于是，上行哈斐尔河，再下行皮恩河而抵达了斯德丁。

1158 年，律伯克城的建立，永远保证了波罗的海上德意志商业的控制权。它不久成为整个波罗的海贸易的总汇。那些来自英国、丹麦、瑞典、挪威甚至俄国的商船，云集在港内。斯德丁是律伯克的距离最近的竞争者。下德意志语成为整个北欧的商业用语，因而原来为进行波罗的海贸易上所必需的易北河斯拉夫语，渐次消逝了。在百余年以后，汉撒同盟的纪录开始用这种下德意志语来书写了。到了十三世纪中期，律伯克是波罗的海沿岸上的主要商业城市，也是一大群小城市的贸易中心；这些城市是由北德农民的扩展的和移民的努力在征服的汶德族土地上所建立起来的，例如：罗斯托克、威斯马、格来福森林、斯特拉尔松得、梅格棱堡、拉策堡、许威林、鄂尔敦堡， 而后面四个城市，是建造（象律伯克本城那样）在斯拉夫城市的旧基地上的。

这些城市在十三世纪中，为了互相保护它们的商业利益，以防止沿海和河流上的海盗以及陆路上的盗匪队伍，结成了同盟；正是在这个同盟里，我们找到汉撒同盟的最早开端，虽然那个名称在 1360 年之前还是未曾被采用的。我们不能正确地知道这同盟过程的开始日期。在保存下来的文献中，最早的一项，是律伯克和汉堡在 1230 年所缔结的一项很一般性的协定。但在

1241 年，当这项协定续订以后，这同盟的条件是具有特殊性的。1259 年罗斯托克和威斯马参加了这个组织；在那个时候，这团体制定了一项规定：任何城市，必须是位于海岸上或在一条可航行的河旁，并保持着自己城门的锁钥， 才得成为同盟的成员。在 1260 和 1265 年之间，我们看到同盟的第一次成文条例，其中有一项条文规定：各城市的代表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以“制定有关各种事务的法律”。

汉撒同盟的较重要的历史，大部是属于十四世纪的中世纪商业史内的一

章。这里，我们仅仅略谈它形成的历史。可是，即使对于它形成的历史，如果不了解十二和十三世纪日耳曼人向东扩展和殖民，也是不能充分理解的。到 1265 年，同盟已开始使附近王公，象丹麦国王、勃兰登堡侯爵和什列斯威公爵，感到震动。但对城市来说，幸好这些王公，意见不一。丹麦垂涎什列斯威；勃兰登堡对皮恩、奥得和维斯杜拉各河口的丹麦人殖民地虎视耽耽， 因为它的侯爵想要占取梅格棱堡和波美拉尼亚。在 1283 和 1293 年之间，同盟拉入了哈德比和基尔两城为盟员，因而顺利地打破了丹麦的计划；它并且也把沿海城市梅格棱堡和波美拉尼亚包括进去，因而挫败了勃兰登堡的野心。这样一来，在好多年内勃兰登堡受到阻塞，而不得抵达波罗的海。

其时，同盟还在属于它活动范围内的海面上，努力建立商业垄断权。佛来铭和法里西安商人在“抵货”的威胁之下，被排挤出波罗的海，哥特兰人被排挤出北海。汉撒同盟曾进行一个重要步骤，来完成把波罗的海改变为汉撒同盟的内湖这项努力；在 1293 年当它占夺了哥特兰大岛上的维斯比，即所有日耳曼商人的最古老的沿海贸易站，并迫使那里的商人加入了同盟之后， 它还企图占夺俄国诺夫哥罗得的毛皮、柏油、大麻、木材的丰富贸易。这项高压手段的行动，是 1280 年律伯克和维斯比间缔结的，两年之后又有里加

（1201 年由日耳曼人建立的）加入的防御海盗同盟的后果。这样一来，维斯比遂丧失了对波罗的海贸易的控制权，然而，它继续是非常繁荣的。的确， 这城市的财富，已变为尽人皆知的事实。据说，“连猪也是在银槽里吃食的”。维斯比的城垣，建造于十三世纪，迄今还保存得很好，它们可与欧洲任何地方最雄伟的中世纪城垣相提并论；所有四座坍废的教堂遗迹，还是美丽而令人伤感的纪念物，昔日繁荣，而今安在。

汉撒商人以“东方商人”（Osterlingi）的名义进入了英国，在那里他们和科伦商人发生了激烈的竞争——因为两集团各享有单独的特权——直到这两个竞争集团在爱德华一世时代合并于伦敦的日耳曼人行会大厅即“钢场”为止。在同一世纪的中期，汉撒还在布鲁日，建立了一所办事处。

但汉撒同盟对国内政治也是注意的。在皇位空缺时期（1250—1273 年）， 腓特烈二世，在他和北德王公斗争里，曾求助于丹麦，并实际上已让给它什列斯威、霍尔斯顿、诺达尔宾吉亚和梅格梭堡的整个领土（就是说，律伯克管辖下的全部领土）——这些领土的割让由于丹麦在布耳诺维德的惨败（1227年），而未曾实现——汉撒同盟，鉴于这项局势，在它的政策上，坚定不移地站在卫尔夫派的立场上；这一政策，颇有助于使它在威斯特发里亚的城市里，在下莱茵河地区以及在英国获得了好感。日耳曼族的东进运动，起初曾是一个农民、僧侣和贵族的运动，可是它跟着汉撒同盟的兴起，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在十三世纪它和同盟的扩展结合在一起了。由于这个缘故，日耳曼商业势力得以直接绕过波罗的海湾而进入了俄国、里窝尼亚和库尔兰；在那里，默麦尔、厄尔丙、利堡、哥尼斯堡、里加成了有势力的汉撒商人的基地。

在多瑙河中区，奥地利的政治变更：奥地利原来的侯爵成为一个公爵， 以及领土的扩展和奥地利各地政治的团结两个同时并进的过程，对商业方面也发生了显著的影响。

由于资料的缺少，难于确定：在这早期贸易里所交换的商品是什么。然而，我们知道：在奥地利的进口货中，占首要地位的是食盐，其次是布匹；在出口货中有：蜂蜜、蜡、兽皮，后来还有越来

越多的葡萄酒。在这里贸易可能起源于象刻特根所想象的，它一向起源于外国商人要以自己所有的产品来换取他们所需的货物这一情况。例如，和匈牙利的商业往来的兴起，是由于上德意志需要贵金属黄金和白银。然而，在十二世纪末期情况完全改变了：由于士的里亚领土的获得（1192 年），由于腓特烈二世（1230—1246 年）抱有统一这地区的政治和商业的野心，那小型而又缺少管理的商业状态， 已经消逝。奥地利获得了对帝国东南部通往匈牙利和威尼斯的商路之控制。现在，第一次有可能来推行一项有力的贸易政策，一方对上德意志，另一方对匈牙利。在腓特烈时代，还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贸易的法令：禁止谷物的出口，给累根斯堡人以“客人权利”，通过 1231 年的特许状，给维也纳以一项匈牙利贸易垄断权的保证。外国人不得同匈牙利人进行贸易，连在他们自己中间的交易也被禁止。比起这一特许状和类似的特许状所规定的限制性条款，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特许状所建立的那些贸易中心；在那里商人稳可找到一个市场。这项赐给城市特权的政策，哈布斯堡的路德福继续施行，并推广到格拉齐、朱登堡，纽斯达和弗赖斯达诸城去；在这政策的影响下，这些城市，在好多年中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政策的目的，是要给奥地利人以对外贸易的垄断权。也许，它受这项贸易的刺激太多了，因为在奥地利商人中间，特别是在维也纳商人中间，发展了依附对外贸易的某种不健康状态。

在十三世纪中期开始的巴苏征税簿上，我们可看到一些关于奥地利商业活动的范围。根据这些

簿册，我们可断言：从上德意志来的进口货，比运往上德意志去的出口货，要多出两三倍。然而，输入品中的大部，不是在奥地利消费了的，而是由维也纳商人转运到匈牙利去的。关于布匹，尤其如此。在对匈牙利贸易方面，收支差额对奥地利一向是很有利的。这项差额，主要以匈牙利金银矿的产品来支付的，虽然匈牙利也输出一些牲口。除了这项对匈牙利的运输贸易之外，奥地利在整个中世纪时代的其他主要商业关系，是对威尼斯的贸易。这项贸易到了十三世纪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由此可见， 奥地利的贸易，到十三世纪为止，有些是依靠这国家的地理位置的，有些是依靠它人民的能力的，但有些也依靠它统治者所赐给的特权的。也由此可见：奥地利境内外国制造品的消费，主要是由转运贸易所得的利润来弥补的，而食盐及其他原料进口货的等价，则用葡萄酒及其他土产品的出口来对消的。

①

那谈到威尼斯商人通过奥地利的最早文件，是属于 1244 年的。波罗的海对南德的贸易路线大部分是上行穆尔得河，再上行那布河而达累根斯堡；前一条河流当它在查理曼时代成为日耳曼人世界的东方边缘之后代替了萨勒河的地位。在波希米亚，有一条商路，从布拉格开始，上行摩耳道河，越过分水岭而达到多瑙河畔的林兹。另有一条商路，上行厄革河——或通过诺伦多夫山路——再下行那布河而达累根斯堡。

到十三世纪，日耳曼人向东扩展和殖民，除了在普鲁士、库尔兰和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地区之外，已经达到了它的限度。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波兰， 虽对日耳曼殖民和日耳曼文明来说，不是不可透入的，然而，它们已力能捍卫自己，免受那易北河外斯拉夫的所遭受的命运。现在，关于东方边境上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史，我们应该略为谈一谈。

匈牙利第一位基督教国王史梯芬，是在 1000 年受了洗礼的；他固然欢迎日耳曼移民，特别是骑士和低级贵族的来临，可是也很小心，不使他们获得过大的势力。他的态度，在他的训子篇中，可以看出：“尊敬这些‘客人’， 因为他们给我国带来了外国学术和武器；他们对王座是一种点缀，也是一种保护。”日耳曼农夫，在这个时候，开始移入了匈牙利，并定居于王室领地上及贵族和僧侣的领地上。但当马扎儿人接受了拉丁基督教并采用了很多日耳曼制度和文化以后，那项势力的渗入和传布被严格地加以均衡了。国王该

① 西奥图·万尔：《中世纪奥地利公国的对外贸易》（1909 年）。（一篇书评）

萨（1041—1061 年）是第一位积极鼓励日耳曼人移入王国内的匈牙利统治者。他似乎曾发出过类似上文所提的北德王公所发出的布告，招募日耳曼人移入匈牙利境内。可惜，这布告原文，已不可复见；连它的日期也没有保留下来。仅仅有一段记载说：在下一世纪，匈牙利境内所可看到的日耳曼人社会，原来是由于该萨的招募而来的。差不多所有这些移民，都定居于山间矿区里。

拉第斯劳一世（1077—1095 年）和科罗曼（1095—1114 年）曾竭力使他们的国家摆脱野蛮和愚昧的枷锁。这两位早期匈牙利国王，就提倡经济和社会福利来说，是杰出的贤明君主。在大部学术限于教士阶层的时期，科罗曼， 作为当时代的一个俗人来看，是具有高度文化的，他从阅读史书而获得了一些体会。在他的一项文件里，他深湛地评论说：“罗马帝国在初期不断发展， 而国王伟大而光荣，因为有许多贵族和贤人，来自各地，集合在一起⋯⋯因为，当陌生人从各地方来的时候，他们就带来了不同的语言和风俗⋯⋯因为属于同一语言和同一风俗的王国，是脆弱的”。科罗曼认真诱导西欧先进地区的人们移入匈牙利，并努力提倡贸易和农业。起初，大部日耳曼人，是从巴伐利亚和斯瓦比亚移来的——就是，从最靠近匈牙利的南德意志移来的。布达佩斯和普勒斯堡，在早期已有一个日耳曼人居住区，并有很多日耳曼移民，住在它周围的地方，如地方名称还可指明的那样。所以，直到今天，在匈牙利的这一地区内，一个日耳曼人，不管来自何方，常常被称为“斯瓦布人”或“斯瓦比亚人”的。

那被异教徒马扎儿人破坏了的多瑙河流域和北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商业，在第一批基督教匈牙利国王统治之下，得告复兴；匈牙利平原所产的谷物，成为对君士坦丁堡的一种有价值的输出物，毛皮和铁用来交换丝绸、宝石、葡萄酒和刻着花纹的盔甲。从西欧来的商人和香客们，又可以自由穿过古代达谢地方；这种情况，七百年来已经没有。这一条新路的重行开放，也给十字军带来了一个直接而又巨大的冲动。早在 1092 年时，在匈牙利已可看到穆罕默德教商人。在这以前，在君士坦丁堡，已经建立了一个匈牙利人居留地。①

但在匈牙利文化中，虽然日耳曼和拉丁基督教文化占着主要地位，可是值得注意：有大量拜占廷文化从君士坦丁堡流入了匈牙利。在十二世纪，匈牙利在下列两地接触了利凡得的大规模商业：君士坦丁堡和亚得里亚海畔的扎拉。它和君士坦丁堡的活跃贸易，也把希腊教会的传教师带入了匈牙利； 他们和巴伐利亚的本尼狄克教派、斯罗焚人以及来自弗利阿里和阿金里亚教区的意大利人相竞争。

在十二世纪，匈牙利是很繁荣的。那个杰出的中世纪德意志历史家，弗赖辛的鄂图，腓特烈红胡子的叔父，曾在他的〔德意志历史的〕主题之外还讨论过当时的匈牙利文明之优美特征。他承认：匈牙利在物质繁荣和精神修养方面，可能和以前一样，还是远远落后于德意志；他并评论匈牙利人的粗鲁态度、城市的缺少、他们住在用枝条盖成的简陋房屋里，还处在半游牧状态以及他们的简陋农业。其实，他的叙述，是对马扎儿人进步的一篇颂词， 就是说，他们从完全野蛮状态走上文明大道而向前迈进。

十二世纪，在匈牙利一个最有势力的殖民和文化机构，是法国的息斯脱

① 比士雷：《近代地理学的曙光》，第 2 卷，第 484 页。

西安派寺院。法国文明在十二世纪中大部通过这一教派僧团对匈牙利发生了影响这一事实，是耐人寻味的。国王贝拉三世（1173—1196 年）曾娶安妮·得·沙提永为王后，她是著名的十字军士勒瑙·得·沙提永的女儿；国王的两个最亲信顾问，是侨居于匈牙利的法国家族之后裔。他似乎力图把法国制度移接到马扎儿文明的嫩芽之上，也许是用作为对抗德意志影响的一种力量。他按照法国巴黎式样，在佛斯布林建立了一所学校；还按照法国式样， 建立了一所王家高等法院，并在 1183 年塞吐的住持访问他的时候，面请住持在他王国之内设立法兰西息斯脱西安教派寺院。不久，这个教派占有很大势力。贝拉在马洛斯河畔建造了厄格勒西寺院，并从香宾的彭廷宜，邀请了法国修道僧到那儿（1179 年）；他还建造了比力斯寺院（1184 年）和刻兹寺院

（在赫尔曼斯塔）；前一寺院迄今尚存在着，而它的第一批人员是从贝臧松附近的阿堪来的。在王后安妮死后，贝拉三世娶了马葛利特；她是腓力·奥古斯都的妹子。在他逝世后几年，我们看到法国诗人土鲁斯的微达尔出现在其子厄美力克的宫廷上；他留下了几首关于国王对他优厚待遇的诗。这一切表明了：在十二世纪末期，法国对匈牙利的影响，是多么大。

但是，匈牙利国王限制外国人渗入境内的企图，大多由于十字军的东征而归于无效，因为多瑙河流域已成为到“圣地”去的一条最重要的道路。甚至在这伟大军事冒险运动开始之前，已有几千香客，一群群地通过匈牙利东去。不可能想象，这些人群在匈牙利土地上未曾留下雪泥鸿爪。的确，在国王安德鲁二世的金印诏书里（1222 年），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的证据。

在匈牙利，主要的日耳曼人乡镇，位于采矿区内。塔特拉和喀尔巴阡山脉的探险，跟着波希米亚边境上厄尔士山黄金矿的发现而进行的。马扎儿王公，因为要依靠萨克森矿工来开矿，以优厚条件来引诱他们移入。于是，这批矿工在十二世纪中成千上万地云集于匈牙利境内，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法律和风俗。到了 1150 年，塔特拉山的斜坡上、瓦格河和波柏河的盆地上、利普多和西普斯的台地上，日耳曼人的村庄星罗棋布着。这些村庄的名称，可令人想起它们的萨克森起源。值得注意，在这些地方上有那么多的地名用“-dorf”作为尾词，而这一尾词是通用于萨克森地名的。同这些萨克森矿工并居杂处的，还有一大批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侨民。

最大的日耳曼人殖民地，是在德兰斯瓦尼亚；它的丰富矿苗在十二世纪中已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矿工，从厄尔士山、从塔特拉和喀尔巴阡山、甚至从条麟吉亚来到那儿；同他们混杂在一起的，还有莱茵河中游地区的大批法国人。在 1191 年的一项教皇文件里，这些日耳曼人被称为“德兰斯瓦尼亚条顿人”。在东南欧这一部分，迄今还有许多地名，显然是日耳曼人的。

但是，在引诱日耳曼移民移入德兰斯瓦尼亚方面，军事理由和黄金狂热同时起着作用的。因为在匈牙利人从南俄罗斯平原移到中欧大平原之后，他们所撤退的地区，在十一世纪早期，已由拍克涅格人和库曼人逐渐填补了—

—他们属于鞑靼或半鞑靼部族——他们国家的领土广泛地绵延在顿河与多瑙河之间的黑海沿岸。由此可见，日耳曼移民，沿这边界上移殖，也是为着防御的目的的。最后，在第三次十字军之后，条顿骑士，在 1224 年迁移到普鲁士之前，在这里曾住过若干年。

在波希米亚和波兰，日耳曼文化的渗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不平衡的， 也是不同于在匈牙利文化渗入的情况的。在西利西亚，日耳曼的影响，在十二世纪以后，是压倒一切的。在波希米亚，日耳曼的影响继续传布，直到十

五世纪胡司战争时为止；但在那里，这发展过程是缓慢的，而有时还是碰到阻碍的。在波兰，日耳曼化的程度，从来未曾有过象在西利西亚或波希米亚那么大；日耳曼殖民在波兰各地方，也有着密度不等的分布。在这些国家里， 最早而又最广泛传布的日耳曼影响，是在商业和贸易方面。在第九世纪，有商人可能是犹太人，已在摩拉维亚很活跃，因为在一本编年史里，我们看到下面一句意义重要的话：“到处可碰到商人”①。我们甚至可看到喀罗林朝后期的一张税率表。

从布拉提斯拉夫二世（1061—1092 年）统治开始的时期，标志着波希米亚境内一个永久的、主要是日耳曼人的社会的第一个核心在国内安居下来。在赫拉德克尼山上布拉格城堡下面，在维塞拉德街上，除了生意兴隆的犹太奴隶贩子外，另有一大群商人集合着。这里也是市集举行的场所。在十一世纪，这些布拉格市集，是声名远播的；小贩和商人从波兰、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得和基辅、意大利、法国，当然也从德意志，闻风而来到那里。在这些商人中，很多人留在布拉格，并永久定居在那里，特别是日耳曼人。他们在圣保罗教会的周围地方，构成了一个团结的社会。布拉提斯拉夫赐给他们特权； 主要是由他们自己选举的行政官来实行自治的权利和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来生活的权利。这是一项最重要的特权赠予。跟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居留地逐渐成长而扩大；部分是由于有其他新来的商人队伍的参加，部分是由于有人口的自然繁殖；所以，后来日耳曼人在布拉格构成了一个整个街区。这布拉格社会依靠商业而变得富裕起来，而它的人口也不断地增加着。到了鄂托卡尔一世时代，它几乎占据了今天布拉格“老城”的全部面积。1235 年，当这居住区周围筑起了城垣和城池以后，它形成为一个真正的中世纪城市。

巴伐利亚和斯瓦比亚农民，从东南德泛滥于波希米亚边境上，象萨克森移民由于向东北欧扩展运动在那里泛滥那样。因为波希米亚有如位于德意志权力的两条巨大投射影之间的角度之内，这种泛滥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德意志在亨利四世时代，长期内乱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显著地促使了那里农民向波希米亚纷纷迁移。由于这个缘故，在波希米亚的日耳曼人口，比起在波罗的海沿岸或多瑙河省份要多得很多。

从德意志城市建设的观点看来，在霍亨斯陶芬时代的波希米亚历史，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看到：与实行城市建设的同时，出现了贸易和商业的发展和森林地与沼泽地的开垦；而这些开垦工作是由教士和贵族带来的日耳曼农民进行的。西利西亚和勃兰登堡如此，波希米亚亦然。但波希米亚不象西利西亚和勃兰登堡那样深刻地日耳曼化，而移民在它的全境内的分布，也不象在那里的平衡。捷克人口，从来未象西利西亚的斯拉夫人口那样曾丧失过它的本体。德意志历史家有着一种倾向，即把中世纪波希米亚在日耳曼移民之前的文化故意贬抑。但波希米亚文明在十二和十三世纪已优越于波兰文明， 而把两者归入同一范畴，从历史观点来看，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如果说波希米亚在日耳曼殖民时代开始之前，普通各行各业，已应有尽有，日耳曼人所带入的，只是日耳曼人的采矿技巧和日耳曼人的手艺工人行会制度，那也是夸大了波希米亚在日耳曼人来到之前的自给自足程度了。其实，波希米亚在各种经济生活方面，比德意志果然落后，但比波兰却要优越。

波兰的偏僻地位使它长期淹没无闻。这地势上的隔离状态对波兰人所发

① mercatores undecumque sunt.

生的影响，早在十二世纪，中世纪波兰的最早历史家，叫做伽鲁斯者，就已经看出；他写道：“波兰地区，远离外国旅行者；除了到俄国去购货者以外， 很少有人知道的”。①这一句话总结了早期波兰历史上的很多东西。这块又广阔又辽远的波兰平原，满地湖泊和沼泽，比波希米亚的森林稠密的山区“可怕荒野”还要难于穿入。一言以蔽之，隔绝的地位使中世纪波兰比中世纪波希米亚或中世纪匈牙利，具有更大力量，来抵抗日耳曼化。

波兰人对天主教的热心，使日耳曼人所建立的寺院和日耳曼僧侣在波兰成为头等重要的经济势力。因为在那里，象在早期西欧那样，建立一所寺院， 一般就是一种殖民的行动。这些寺院同德意志境内它们的母寺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它们所属地区内的民众中间又传布了自己的文化和风俗。修道士们从德意志带过来农作和园艺的新方法；他们还深入民间，教导他们如何改良耕种的方法，因而他们对农民的社会经济状况，产生了一种有利的影响。

手艺人和职工也来供应新寺院的移民居留地上的需要。但赠给这些团体的土地，不一定包括使当地居民沦为农奴之权利在内。因此，寺院常常被迫输入外地的劳动者；他们照例多属于不自由的阶层。“在这方面，寺院在它们进入波兰以后，是唯一的大土地私有者；它们在组织大庄园和使用半自由的外国农夫方面，提供了榜样，而这些农夫遂成为附着于土地的农奴了。”在相当时期之后，日耳曼商人也进入了波兰，并在“居住区”内开始了

营业，象他们在布拉格及其他波希米亚城市曾经进行的一样。

波兰的老城市：克拉科、勒伏（勒谟堡）、波兹南（波森）和波罗克， 接受了大量日耳曼商人的流入；因而它们在德意志本国，被看作日耳曼人的商业、文明和政治势力的前哨。当地城市的法律被马德堡或哈勒的法律所代替；日耳曼银币也成为那里的主要通货；连市政记录也开始以德文来书写。这样一来，这些城市成了日耳曼势力的堡垒。在十三世纪初，还由于条顿骑士团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扩展，日耳曼庶民的流入波兰特别多。

波尔斯拉夫五世（害羞者，1243—1279 年）尽力帮助了这项日耳曼化的过程。在他的时代，从奥得河东勃兰登堡来的殖民运动是富有侵略性的。维斯杜拉河畔的日耳曼人殖民运动也受到了一个有力的冲击。普鲁士人的土地被条顿骑士团所强夺；在那里慢慢地进行着日耳曼化和基督教化。就波兰国王来说，他们帮助条顿骑士来征服普鲁士这一行为，是非常盲目的。普鲁士的最后一个凶狠的土酋，斯维多波克，被骑士团击败，而后者是获得波兰国王的支持的。

但在这些边境国家的文化史上，还有一方面也应该指出。虽然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波兰大部分是面向西方的，但我们不该忘记：它们的东疆是和俄国接界的。那和德意志毗连的三个国家的东方界线是从波罗的海绵延到黑海岸；通过这条界线，波兰人、波希米亚人、马扎儿人，同中世纪俄罗斯，进行了贸易；而后者的主要贸易中心是在诺夫哥罗得和基辅两城。1241 年，蒙古人的猛烈侵袭几乎摧毁这一条交通线。只从东欧方面来说，基辅的被劫掠以及诺夫哥罗得同拜占廷与巴格达的联系之被割断，是中世纪商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于这一条古老的、竞争性的发兰琴商路的破坏，威尼斯和热那亚获得了好处，因为那使几乎所有利凡得货物的运输投入了地中海方面。

① “ Regio Polonorum ab itineribus peregrinorum est remota，etnisi transeuntibus in Russiam promercimonio paucis nota.”

鞑靼人的大举侵入俄国，对波兰还有另一种影响。波兰的一大部分人口不是被消灭，便是被驱散，因而新的一批德意志移民又涌入了波兰境内。

波兰的江山破碎，而它的人口或被驱散或被消灭。难民向北逃亡，有助于人口稀少地区的移殖，也有助于维斯杜拉河以东马卓维亚森林地的垦荒。在鞑靼人退出之后，日耳曼人接踵而来了。他们沿着最少抵抗力的路线前进。新移民免受垦荒者的艰苦和辛劳，因为他们所占夺的土地，在几百年以前， 已经用于耕种的目的。所以，他们无需清除原始森林或开垦一片完全荒野。①

那里的实际殖民的方式，类似勃兰登堡与波希米亚的方式。那就是由一个代理人负责把农民移居于一块土地上的方式。波兰贵族与地主，为了尽速吸引移民到他们荒芜的土地上来，不得不提供特殊的优待条件，因而土地的授给，是附有豁免若干年赋税的权利的。移民所负担的唯一义务，是那由代理人征收的每年缴付的地租而已。

① 利文斯基-科文：《波兰史》，第 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