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西班牙（711—1284 年）

中南部西班牙，虽然毗速欧洲大陆，但按地质和气候，它很象北非洲。安达卢稷亚、木尔西亚和瓦连西亚，只有两个季节，即湿季和干季。它的常年雨量，少于意大利或希腊；后者位于同一的纬度上的。这种地势和气候的东方性可能部分说明为什么摩尔人和柏柏尔人对西班牙状况特别适应的原因。

西班牙是穆罕默德教帝国中最早脱离东方哈里发政权的一省。安达卢稷亚在阿布的拉曼时期（公元 756—788 年），宣布为独立国。然而，直到阿布

的拉曼三世时代（他死于 960 年），它的统治者才采用了哈里发称号，而王国也改称为哥尔多华哈里发国。从西班牙哈里发国的建立起，北非洲和安达卢稷亚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柏柏尔人，在西班牙穆罕默德教人口中，占着一大部分，他们同海峡对岸的同族人维持着亲密的接触。原来，在征服西班牙后的第一个半世纪中，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之间进行着剧烈的竞争，因为前者要求西班牙作为他们的征服地。于是阿拉伯人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移入半岛上的运动；因而奥米亚亲王阿布的拉曼，也曾来到那里。这运动的结果是：阿拉伯的灿烂文化输入了西方并极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另一方面，穆斯林西班牙和非洲联合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称为“两岸帝国”。

在穆罕默德教征服北非和西班牙后的三百年期间，阿拉伯文明在西欧是属于最优秀的文化。欧洲人前些时候所不知道的农作物，现在被输入并有利地种植起来了，稻子、甘蔗、棉花、枣子、蕃红花、生姜、没药树、桑树、杨梅、柠檬、木瓜、无花果、石榴、菠菜、芦笋、荞麦和芝麻，一般认为是由摩尔人传入西班牙的。橄榄、葡萄、生梨和苹果大量生产；为了取得香料， 各种不同的花也培植起来。农业在别处还只是手工劳动的时代，在阿拉伯西班牙，却已取得科学的名称。诸哈里发对于耕种土地深感兴趣，并以自己的花园为自豪。又从摩尔人的谚语里，可知农业在他们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如何； 谚语说：“谁要是耕耘播种，使土地生产出人类的食粮或牲畜的饲料的，谁就是作出一种贡献，而这种贡献在天堂上将记在他的帐上的。”他们把农业作为一种科学来研究，可从大批阿拉伯园艺术论著里看得出来。而且，王家花园也是由著名的植物学家负责管理的。

在十二世纪，西班牙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农业和农业经济的作家：易宾·阿尔·亚汪和阿布·撒加利亚。他们都是塞维尔人；他们都曾受到罗马化西班牙人科琉麦拉的著作的影响。前者在西班牙十分受重视；他的论文迟至 1802 年，还从阿拉伯文译成了西班牙文，以利西班牙农民。易宾·罗永有指导性的田园诗是评注摩尔人农业优越性的一篇有价值的文字，同时易宾·卡尔顿的论文在几百年中远优于基督教欧洲任何类似的论文。他甚至发展了一种关于价格和资本性质的理论。

由于大量土地上的干旱情况，必须有高度的工程技术来建造灌溉运河， 使山上融解的雪水得流到盆地上去。哈里发对于建筑引水道和灌溉运河曾耗费大宗款子。阿布的拉曼三世曾使用一条引水管，来供给哥尔多华城的用水， 就是使水从山上通过铅管而流入城内。这不过是许多工程中的一个例子；因为近代西班牙所有的灌溉系统，只是从中世纪阿拉伯人工程所遗留下来的东西。

牲畜饲养是中部和北部西班牙摩尔人中间的一项重要实业，特别是养羊事业。甚至早在罗马时代，西班牙是以羊毛著名的；在 711 年穆罕默德教徒征服西班牙以后，半岛上的养羊事业还有增加，因为摩尔人和柏柏尔人本来是个游牧部族。他们从非洲输入新的羊种来改良品种。据说，阿布的拉曼三世“为饲养牲口建造了大型石槽，也为马匹建造了饮水池”。这些建筑物可能是在市场的地点上；但因为境内一大部分土地需要灌溉，它们也可能是给牧场上牲口以饮水的。在若干城市里，给水处成为地方性市场的地点。摩尔人还注意于饲养山羊和养蜂事业。这些农村实业的提倡，使乡村有可能维持稠密的人口。他们堆积食粮以防长期的旱灾；谷物存储于大型的地窖①内；由于气候的干燥，这些谷物可以无限期地保藏下去。

摩尔人西班牙的最肥沃省分，是安达卢稷亚和木尔西亚。安达卢稷业， 有着半赤道性的气候，是西班牙半岛上的花园地区；在那里种植着枣子、甘蔗、棉花、橄榄等等，同时，加达尔几维河平原是一个真正的谷仓。葡萄酒也是它的一种重要产品，特别是在黑累斯[Xerez，英文“Sherry”（白葡萄酒）一词由此得来]地区②。玛拉加也是一块著名的产葡萄区，它输出大量葡萄干。木尔西亚和安达卢稷亚相同，在摩尔人科学方法的耕种之下，出产小麦、橄榄、织物原料、桔子、甘蔗。

摩尔人进行开发他们征服地上丰富的矿产资源。他们开采金、银、锡、铅、汞、铜、红色与黄色赭石、矾和铁。这些矿物原料本身是有价值的，但其中很多物资，用在工业技术上，价值更大。他们的主要工业是制造剑刃。托利多的剑刃，因为形式美观和品质优良，驰名全欧。在哥尔多华附近，阿尔-曼苏曾设立制盾工场，据说那里每年出产一万二千只精美的盾。木尔西亚是制造各种铜秩工具的中心。几乎每个摩尔城市从事皮革制造业。所谓哥尔多华和摩洛哥皮革，是世界上最好硝皮厂的出品。摩尔人把棉花种植和丝织工业传入了西班牙。西班牙摩尔人所生产的生丝和所织造的绸缎，在全欧洲都有广大的销路。亚尔美里亚制造出颜色漂亮、质地精致的头巾，驰名全世界。毛毯是在条拉拉制造的，颜色鲜艳的呢绒是在格拉那达和巴撒制造的。穆罕默德教工人还生产其他商品，如玻璃或陶瓷花瓶、镶嵌品和珠宝。

摩尔人的财政收入，包括有对动产和不动产所征的赋税，从领地上租户所征的地税，对农业、工业和商业所征的什一税以及关税。在他们最繁荣的时期，这些课税额是根据调查资料来规定的，但由于哈里发国家的分裂，赋税制度渐失公平性而变为专横了。

在摩尔人的黄金时代，即第十世纪，哥尔多华城具有一个近代城市的许多特征。在城内有着许多工厂和作坊。街道铺着石子，并砌着人行道。据说， 在黑夜里“人们能够依靠来自一排绵延不断的房屋的灯光，走十哩路”。

哥尔多华的哈里发国，同东罗马帝国保持友好关系。早在 839 年，据史籍的记载，“那位于法兰克人境外的城市”即君士坦丁堡的“国王”派使致送礼物给阿布的拉曼，并请求和好。在 949 年希腊大使在哥尔多华曾逗留了若干天，并有一位专使伴送他们返国；他们携回哥尔多华的礼物；其中包括有装饰着漂亮马具的安达卢稷亚马匹以及托利多和哥尔多华的精制兵器和盔

① 布计尔认为这些地窖，在西班牙罗马人时代，已被使用过。其他的人主张：它们是由西班牙摩尔人发明的。

② 西班牙的都会，即今日的泽勒士（Jerez）。——译者

甲，还有安达卢稷亚其他的名贵产品。

但西班牙摩尔人对外贸易的大部分，当然是和穆罕默德教的世界部分， 而非和基督教国家进行的。西班牙的丝和羊毛，包括原料和织品，运送到叙利亚、非洲和埃及市场上去。在这项贸易中，珊瑚、洋红、水银、铁和其他金属以及武器占着显著地位。作为这些物资的交换，香料、染料和膏药从东方运到西班牙来。在十二世纪，据说，有多到千数的船只经营这项利凡得贸易。在十二世纪之前，地中海地区的萨拉森人的商业，比基督徒的商业要大得多。意大利城市，尤其是热那亚和西班牙摩尔人之间的贸易关系，出现于十一世纪的中期。一般的往来航程，是沿着巴巴利海岸经过加的斯和布罗温斯的。这项贸易把金属尤其是铜以及明矾运到热那亚去。亚尔美里亚位于格拉那达王国内，是西班牙的主要港口；在那里云集着从叙利亚和埃及、比萨和热那亚来的船只；它以千所接待旅客的旅舍和四千所织造厂为自豪，此外还有铜、铁和玻璃制造工场。在 1149 和 1161 年，热那亚人和摩尔人王国， 木尔西亚和瓦连西亚，曾谈判通商条约。我们可看到，1155 到 1164 年间商业组织所订关于热那亚人在突尼斯、的黎波里、修达、布吉亚及其他非洲地点贸易的契约纪录。热那亚人似乎和修达与布吉亚保持着特别友好关系，因为他们在那些城市里有着常驻领事。1133 年，亚摩拉维德王朝苏丹曾派遣使节到比萨，而使节受到了优待。比萨人重视从格拉那达来的无花果贸易。据记载，1186 年，在比萨和阿布·优素福·耶库布（耶库布·优素福的儿子， 阿尔摩黑德哈里发）之间成立了一项新条约，订定在比萨和修达、奥伦、布吉亚、突尼斯和安达卢稷亚各城市之间以二十五年为期的和平贸易。1180 年，诺曼西西里和摩洛哥国王签订了一项条约，后者控制着“全非洲以及西班牙的萨拉森人”。佛罗伦萨从玛拉加和亚尔美里亚，获得了大批织物原料的供应。在法国和西班牙摩尔人之间，很少商业往还。而且那不是一种直接贸易，而是通过卡塔伦人和巴斯克人进行的贸易。有些摩尔商品，在 1200 年之前，已远达北方的法兰德斯。

然而，尽管摩尔人西班牙在外表上显出美好的物质繁荣景象，但它的文明却是脆弱而太不牢固。它和非洲的政治与宗教接触曾两次引起柏柏尔人的半开化和狂热教派，即亚摩拉维德派和阿尔摩黑德派的侵入——一次在 1087

年，又一次在 1146 年。这些事件在政治上扰乱了哈里发国家，使它所建立的高度而又开明的阿拉伯文化向后退却。穆罕默德教地方长官或总督趁机抓取权力，并使自己所管的地区尽量脱离中央。在十一世纪，哥尔多华哈里发国家瓦解为各个几乎独立的穆罕默德教小国，很象第九世纪法兰克帝国分裂的情况那样。而且，这些小国王公多半又和本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北方的基督教王公——相勾结。

除了这些不利的外部力量之外，还有内部力量来促使哈里发国家的瓦解；这些力量属于政治性的少而属于社会性的多。摩尔人西班牙，是“一个种族和信仰复杂的混合体，不受什么指导原则的支配的”。在它的人口中， 存在着有分裂可能的成分：阿拉伯化的基督徒，他们生活在穆罕默德教的统治之下；西哥特农奴的后裔的旧基督徒，他们为了获得自由而归依伊斯兰教以及犹太人。

在阿拉伯化基督徒中，很多人被任用于行政部门，有的甚至升任为大臣或军队司令。阿拉伯化基督徒有时连自己的拉丁语知识完全忘了，以致他们的圣经和教会法规需要译成为阿拉伯文。他们在人口中是最驯良的分子；跟

着时间的进展，他们在种族上和宗教上可和征服者完全同化。另一方面，那些改信穆罕默德教的旧基督徒，从一开始起，就是一个不调和的集团；穆罕默德徒和基督徒都是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他们。正是他们，煽动了总督的分裂倾向，甚至自己也在阿尔加布、木尔西亚和托利多创立了半独立的小国，在853 到 933 年的时期，托利多是一个分离的“旧基督徒”国家。这些叛徒又常常逃往卡斯提尔和阿拉贡军队里去，不时来侵扰边境。瓦连西亚和木尔西亚的国王，易宾·玛达涅岐，穿着基督徒的服装，说着流利的卡斯提尔语， 有着一支主要是由那瓦人、卡斯提尔人和卡塔伦人所组成的军队。他的主要军官是：乌耳赫尔男爵的两个儿子和息德①的最著名的副官阿尔发·富尼士的一个孙子。犹太人人数很多，构成了人口中第三种非摩尔人的成分。他们曾遭受哥特人不容忍政策的痛苦，并在 711 年实际上帮助了穆罕默德教徒对西班牙的征服；他们一般地是被容忍的。他们的商业本性和营业上的求利心使他们成为社会上一个有价值的经济因素。他们多被任用于穆罕默德教文官职务方面，象税收的承包人或税吏那样。在十一世纪，有犹太人父子两人，撒母耳·哈·勒维和约瑟，担任了格拉那达的大臣达五十年之久。但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尖锐竞争、他们的包揽赋税与决定税收政策的地位，后来引起了反对犹太族的很大的经济偏见。但如果西班牙北方的基督教西班牙人未曾进行那势不可挡的战争，所有这些社会成分——摩尔人、阿拉伯化的基督徒、旧基督徒和犹太人——很可能在种族上和宗教上终将融化为一个单纯民族的。但是，西班牙基督徒对摩尔人国家的经常进攻，使和平溶合的过程受到阻碍，因而分裂趋势加剧起来了。

现在，当我们转到北方的基督教西班牙时，所看到的情况，总的说，显然是不同于南部西班牙的情况的，无论在地形、土壤、人口或文明方面。

在中世纪时代，基督教西班牙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是位于条件最差的地点上。它处于大陆的西南角，没有国际通路横穿境内。庇里尼斯山的巨大屏障，几乎割断了它和北邻之间的交通线；又在十二世纪之前，穆罕默德教国家的强大海权扰乱了原来可经营的海上贸易。在大西洋沿岸，几乎没有商业可言；从东方来的商业，是流向意大利和布罗温斯，而不是流向西班牙的。而且，半岛上崎岖地形，它的高原、纵横的山脉和不通航的河流，严重地阻碍看它的商业交通和它的自然物资的运输与交换。因为所有半岛上的河流， 都发源于那些几乎完全环绕高原的山脉之间，又因为河流很急，内河航运是不可能的；摆渡或架桥，也是同样困难的。所以，这种地势上的隔离状态注定要把这地区分成为若干小邦；这些小邦在中世纪时代的联合，从来没有完全实行过。这种地形上巨大差别还伴随着那由于许多山脉而产生的气候上的差别。中部西班牙是一块高的而又近乎干燥的台地，由加达拉马山脉分成为两部分。由于这种广大地形的差别，要总述中世纪西班牙的经济社会历史， 是不可能的。最妥当地说，它的地形与气候是特别宜于游牧与牲畜的饲养。

在第九世纪查理曼帝国的总瓦解时期，“西班牙驻防区”也在瓦解；于是摩尔人再度侵入厄波罗河以北的大块领土；从那里他们曾被法兰克军队所逐出。大部基督教居民看来不是被毁灭，便是逃入了高卢。有的避难于少数有城垣的城市，象巴塞罗纳、微克和吉罗纳那样；它们能够抵御摩尔人军队。摩尔人骑兵虽蹂躏并破坏了平原地区，但不能穿入那些又高又偏僻的庇里尼

① 息德是西班牙的拥护基督教和西班牙老王族的勇士。——译者

斯山间的要塞，即居民的避难所。

北部西班牙的基督教居民在第九和第十世纪，曾组成几个凶狠善战的小邦；它们的合并终于形成了今天的西班牙。可是在中世纪时代它们虽有某种程度的联合倾向，但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在西北部，人口属于巴斯克人，从来没有完全被罗马化或高卢化。巴斯克人是一个顽强、耐苦、非常民主的部族；他们住在内地的，是小农和畜牧者；住在比斯开海岸的，是渔夫和捕鲸者。在那瓦和阿拉贡，人口是属于罗马化的高卢系；他们住于夹在庇至尼斯山峦峰和支脉之间的高地上，几乎完全以畜牧为生。只有住在东北海岸的加达鲁尼亚人——政治上已组成巴塞罗纳的一州——可以说有了一些商业。在横跨西班牙北部从大西洋到地中海的大山脉脚下，那些最早成立的小

邦有：（1）阿斯都里亚小邦；它是从来没有被摩尔人征服过的山间避难所。它位在一条窄狭的地带上，在北部以迫近海岸的一支山脉为界，在它和内地之间，隔着一条巨大山岭，只有由奥维亚多（阿斯都里亚的一个重要地点） 所扼守的培托·得·帕查斯大路这一条山路。这块偏僻的小领土，从来没有被侵略军队穿入过；在那里，耐劳而文化低的基督教居民进行他们的畜牧， 因为有高温度滋养着茂密的青草。（2）那瓦小王国；它崛起于阿斯都里亚之东，在判普罗那周围的比斯开湾的转角处。这地区富于森林和山间牧场；在那里畜牧几乎是唯一的职业——除了对摩尔人的战斗之外。（3）那注定要在后来成长为阿拉贡王国的小州；它位于那瓦之东，插入那瓦和巴塞罗纳沿海州之间，正是在阿卡河——厄波罗河上游的支流——流域的庇里尼斯山的中央。在第九世纪，“阿拉贡”这名词只指那位于流域上部的一州。在这里， 经济资源也几乎完全是牛、羊与猪；后者在橡树和栗树的广大森林中，觅食果实。（4）巴塞罗纳州；它位于地中海沿岸，拥有一个古代罗马与西哥特的港口。它在西班牙北部边境上基督教国家中，可以说是有着一些商业的唯一的国家，而这项商业，在第九和第十世纪，因为受到地中海上穆罕默德教海权的阻挠，也是微乎其微的。

基督教西班牙的文明冉冉上升的时期，正是穆斯林西班牙的文明下降的时候。当后者在十世纪达到高峰时，北方的基督教小邦还是在半野蛮状态。在十一世纪之前，它们的经济生活很粗鲁而又不活跃。在这一世纪里，那瓦人、卡斯提尔人、阿拉贡人和加达鲁尼亚人开始了“再征服”运动，他们从异教徒手里一块一块地克复了他们的领土；那时，情况才有转变。可惜，对于这些西班牙基督教王国的物质兴盛的早期发展，我们知道得很不详细。在西班牙，象在欧洲其他部分一样，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进步是相关联的。物质上的兴盛多少是按照王权的成长而增加着。但是，这项过程，在西班牙不象在德国或意大利或法国那样地明显；大概说，西班牙比其他欧洲国家约落后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时期。卡斯提尔在 1350 年的情况是和法国在 1200 年的情况相仿佛。

西班牙半岛上的基督教权力是从两个中心——阿斯都里亚-那瓦和阿拉贡-巴塞罗纳——放射出来的。前者注定要建成为雷翁·卡斯提尔王国，后者注定要建成为阿拉贡王国。加里西亚的居民，在阿斯都里亚的自由而好战的巴斯克部族的支持下，首先逐出了侵犯者。在 739 和 757 年之间，阿耳凡索“天主教徒”越过并征服了平原，达到杜罗河，虽然摩尔人还在年年侵入境内；这种侵袭，是为了掠夺马匹和牲口，多于为了希望再征服土地。到了 910 年，西北地区的国家已摆脱了敌人侵袭的危险，所以加西阿把首都从奥维亚

多迁到雷翁，而那个现已扩大领土的阿斯都里亚小邦，建成为雷翁王国。 可是，雷翁边境上还是要遭受摩尔人经常性的攻击，因而在那里建立了

一所“驻防区”以保卫王国，地点在靠近高山斜坡的平原上。这一所驻防区， 象欧洲其他存在类似危险状况的地方那样，是由一排城堡保卫着的；这些城堡的名称后来成为它们所在地的名称。基督徒与摩尔人都称这块地方为卡斯提尔（Castile 意即城堡）或城堡地区。在这些城堡的防线后面的保护地区内，移民蜂涌而来；他们占据土地而成为农民和牧人。于是，在城堡的周围成长了一个移民的聚集区；它慢慢地发展为一个城市组织而被给予特许状。我们看到其中最早的移民地区是：阿那雅和圣提兰（约 882 年），布耳各斯

和奥维尔那（约 890 年），科蓝那·得·康德、奥卡、圣厄斯特本·得·高米士和塞比尔维达（在十世纪）。这边境上的英雄和卡斯提尔的创始人，是半传说性半历史性的洛德里谷，他的继承人对雷翁国王的关系从来只是名义上的臣服。

当然，雷翁、那瓦和卡斯提尔应该团结起来，因为它们有着一个共同仇敌，有着一个类似的经济，并有着一个本质上相同的人口。洛德里谷的最后的女继承人嫁给那瓦的桑科并在 1037 年他们的儿子斐迪南娶了雷翁王国的女继承人。由于这种婚姻的关系，在这多事的一年里，雷翁、那瓦和卡斯提尔联合了。那瓦的领土后来落入阿拉贡王国手里。但是雷翁和卡斯提尔，虽在 1230 年之前它们的联合还是松弛的，然而终于构成了西班牙半岛北部与中部的一个重要而又有力量的国家。斐迪南，认识到卡斯提尔显然要成为一个大强国的命运，正式采取了卡斯提尔国王的称号并从雷翁迁都到布耳各斯。于是，旧次序倒转过来；雷翁成为这个年轻国家的一省；后者已经兼并了旧领土于自己的版图。1102 年卡拉特·阿那佐的大胜利把哈里发国家拦阻基督徒前进到半岛中心之希望，化为乌有。在十一世纪，卡斯提尔的势力越过杜罗河，远抵加达拉马山脉，继续移民开发土地，建造城堡与设防市镇，并赐给特许状。1201 年，有人论及桑科·加栖阿时说，“他给全卡斯提尔以良好特许状和风俗”①。

畜牧几乎是卡斯提尔居民的唯一的职业；它的主要商品是羊毛和皮革制品。甚至寺院，其中很多是由法国人建造的，也是巨大设防的畜牧场所；住在寺院土地上的依附居民有：牧童、牧人、皮革匠和羊毛工。所有边境上的战事，实际上是双方经常进行的一系列抢夺牲口和驱赶羊群的行动。当然， 在基督教和穆罕默德教统治之间的地带，是一条激烈争夺的边境，几乎完全荒芜。摩尔人和基督徒的战争，主要是属于经济冲突的性质。牛、羊、马匹是所争夺的战利品。“无论何时，当异教徒从一块地方退却的时候，他们故意破坏了这块地方以阻止敌人的紧迫追踵；他们因此造成了一条宽阔的中立地带，即‘无人地带’；这一地带，加上大高原的自然贫困，有效地拦挡住基督徒的挺进。”今天中部西班牙的大荒野，人口稀少，城市缺乏；这些情况还是当年毁灭性冲突的凄惨纪念物。当时，在中间地带之内，没有什么生物可以得到安全的。大家所知道的“西班牙城堡”这一句成语，是意指狂热和变幻状态的；它在十二世纪已经流行，并曾被引用于《玫瑰史诗》里。这一句话意味着：在这一块土地上，城堡是不可能长久保持的；因为它们如果不被破坏，就将被这方或那方占取而改成为炮台来反对对方敌人。可是这些

① “ Dedit bonos foroset mores in tota Castella.”

边境战争在小说里被渲染了，特别是关于《坎比杜尔将军》这一篇史诗①。但历史上的（坎比杜尔）“将军”是一个亡命之徒，一个边境上流氓，一个叛徒；他常常站在新月旗帜下，也常常站在十字架旗帜下。的确，交战的双方各在很大程度上从边境上无赖中招募他们的徒党的。

在十三世纪之前，中世纪西班牙人反对异教徒的战争，不是大部由种族矛盾或宗教狂热所激起的；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在经济方面。“中世纪时代一个西班牙骑士不是为了他的国家，也不是为了他的宗教而战；他的作战，象‘将军’那样，是为了获得吃的东西”。他垂涎于他的摩尔邻人所有的牲畜群，也必须夺取这些牲畜群所吃草的广大牧场。西班牙人特别不喜欢农业的根源，也许在于这地区的一般地势的特点，那里的干燥高原是不可能深耕细作的。但这高原的自然瘦瘠的土质，还由于边境上连绵不已的战争，而更加恶化。而且，在被侵袭的时候，常有机会把牲畜群赶到安全地点去，至于在固定地点上的庄稼一定会遭受侵袭者的烧毁。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显著的社会影响。就是，那使封建制度在卡斯提尔不可能十分发展起来，象在法国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因为封建社会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诚然，卡斯提尔贵族是大土地所有者，但他们的土地是牧场，而不是农场。他们是经营牧畜者， 而不是一般的地主。在这些牧场上的依附者，是牧人，因而是半游牧性的； 冬季住在可怜的泥舍里，夏季住在帐篷里。在冬季，他们住在平原上；在夏季当火焰般的热气晒干了牧场的时候，他们驱赶他们的畜群到山间较阴湿的草地上去。象人们在中欧所看到的庄园村庄，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单位并有复杂的组织与古老风俗的村庄，在西班牙几乎是找不到的。另一方面，那经常的战事和长期存在的不安全状态比欧洲其他地方远更有力地促进了城堡的建造并助长了有城垣的城市的兴起。“移民到征服地上的问题，实际上是属于城市的问题远多于属于乡村的问题。在那里疆界继续在移动；今天所占领的土地，明天可能就被侵掠，也可能就被敌人重新占领去。在敌对军队之间的中立地带，是不可能由散漫而无保卫的农民去占据的。所以，那些冒险去占据这一地带的人们，必须集结成紧密的集团来捍卫自己——换句话说，必须建造城市”。中世纪时代，在法国与德意志，有着很多乡间村庄和农业社会， 而在西班牙，它们是很少的。封建时代，在欧洲的其余部分，基本人口是住在乡村的；而在西班牙则不然；基本人口住在城市；乡间人烟稀少，一村和一村之间隔离得很远。西班牙的乡间生活，是寂寞的，因为村庄既少而又孤单。当时，在欧洲较多封建化的部分，村庄是接连的。

十一世纪，数以千计的法国十字军士干涉的结果，对伊斯兰教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而使卡斯提尔又一次获得了领土的大扩展。战争现在推进到半岛的中部去。1085 年，攻克了托利多并渡过了塔和河。到 1094 年，瓦连西亚也被占领。这样，在加达拉马山脉和瓜的牙纳河之间，一个新的卡斯提尔建立起来了；它还以建造连续的城堡防线来稳步地向前推进。同时，在防线的后方，基督教人口源源不绝地流入并定居下来。阿耳凡索六世（死于 1109 年）曾慷慨地捐赠土地给寺院，保护商人，鼓励进香，特别是到昆波斯特拉的圣詹姆士大神殷去的进香。麦地那·得·坎坡的市集，出现于十一世纪； 塞哥维亚与法拉多利的市集，出现于十二世纪。可是，西班牙的商业，在和同时代欧洲其他国家的商业对比之下，是比较落后的；那可从下列事实看得

① “ ElCidCampeador” ，写于十二或十三世纪的一篇叙事诗，颂扬坎比杜尔将军的战功。——译者

出来：所有的市集是很少的，而且市集又是一年一次的，甚至两年一次的， 而每次市集还继续不了四周的时期。与此同时，在欧洲其他部分，市集在春秋两季都举行，有时也在夏季举行。

几百年来，卡斯提尔商业上的严重阻碍，是缺少出海口。加的斯和塞维尔，当然是受穆罕默德教占领而被封锁的。它的自然的出路，原来是通过杜罗与塔和两河而抵奥坡托和里斯本的。但卡斯提尔不幸，这两个港口，在 1139

年由于葡萄牙的脱离卡斯提尔的附庸关系，也被封闭。卡斯提尔，直到 1248

年征服塞维尔和 1262 年征服加的斯之后，才得达到苍海上。如果卡斯提尔未曾丧失了对葡萄牙的控制，它完全可能早已成为象阿拉贡那样的一个海洋国家。

西班牙的商业，象在欧洲其他部分那样，严重地遭受了种种阻碍，如地方通行税的勒索、多样货币的使用以及度量衡制度的混乱。在这些方面，中世纪西班牙比同一时期的欧洲其余部分，果然谈不上好些，但也不见得更坏。可是，它西北部三个巴斯克省的居民，却未曾遭受这些阻碍。这一刻苦耐劳的部族完全是由小农和渔夫组成的；他们的爱好自由已成习惯。巴斯克人， 即使不是完全独立的，但一向是自由的；连卡斯提尔人的骄气在他们的粗野民主作风之前不得不低沉下来。巴斯克人性质，如此强悍，所以十六世纪中著名的哥尔多华的衮萨尔服说过：他宁指挥一队狮子而不愿指挥一队巴斯克人。在巴斯克三省——基浦司科阿、微司开雅（比斯开）和阿尔伐之内，存在着完全的贸易自由，无论在国内或国外贸易方面。南方的厄波罗河，是它的界线。

关于卡斯提尔的工业发展之资料，在十四世纪之前，是不多的。直到中世纪晚期，在它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中间，没有行会的组织，那就可说明它工业活动的微小程度了。大部行业是由摩尔人和犹太人经营的。卡斯提尔的工业，在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相比之下，是落后的；由于这个缘故，国王曾切心地保护并鼓励已有的少数地方工业。在十四世纪之前的法国，人们看不到这种保护政策，而在十三世纪的卡斯提尔，它已是显然可见。卡斯提尔工业的大弱点是：它大部建立在人口中非基督徒成分——摩尔人和犹太人—— 的技术基础上，虽然阿拉伯化的基督徒在工业人口中占着很大部分。因为出乎一般意料之外，摩尔居民在被征服之后，一般还是相安无事的，甚至被鼓励继续居住。从财政和工业方面看来，卡斯提尔的摩尔人“构成了人口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从他们那里所获得的岁入，是属于国家最可靠的财源这一类⋯⋯对他们所属地主贵族来说，他们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是有技巧的农民”。他们获得准许保留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长官。诚然，摩尔人和犹太人被迫住在城市中的隔离区，并被禁止同基督徒通婚；但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他们不仅是被容忍而且是受到欢迎的。商业和贸易，大部在他们手里。正是这种兴盛状态，造成犹太人和摩尔人在中世纪晚期陷于毁灭。因为西班牙僧侣和西班牙贵族，后来眼红于他们的财富； 而且这种贪婪心理还由于宗教狂热和不容忍的精神——由对亚尔比教派十字军所生的毒花——爆发为敌对的火焰。阿耳凡索十世的统治（1252—1284 年）标志着犹太人和摩尔人在卡斯提尔的极盛时期。

不幸，西哥特人的宗教权力的和宗教不容忍的传统，传给了中世纪西班牙各王国，特别是卡斯提尔；而教会又不倦地灌注着对异教徒进行经常战斗的原则。教会在征服区内当然是获得了大批土地的报酬并被豁免了经常赋

税。教会做了一件经济和行政性的服务，即移殖并开垦破坏了的地区，使高原的干旱土壤变为可耕之地，那比灌输教义具有更大的意义。大贵族在比高级教士较小程度上，也要求并获得了他们军事服务的报酬。由于这种滥赐土地的缘故，卡斯提尔国王缺少充分的王室领，因而经常陷于财政窘迫的状态。

卡斯提尔的贵族抓住了由“再征服”所提供的机会来巩固他们的特权。最大的贵族是“显贵”（ricos hombres）；较低级的贵族是“中贵族”

（hidalgos）和“小贵族” （oaballeros）。显贵号称系出于“在国王赐封权力之外的”望族；中贵族（“hidalgos”可能从西哥特文“adalingi”这个词得来的，意即“贵族”），可能属于世家，但他们的地位多半依靠服务的酬报；“小贵族”相等于封建法国的骑士，即侍卫。然而，在卡斯提尔， 从来未曾有这一种成熟的封建制度“地方的情况，特别是经常移动着的疆界和高原上农业的不发达状态，对封建制度是非常不利的”。虽然很多东西是封建式的，但未曾有过封建制度。长子继承和限定嗣续地产的原则（要保护领地的完整并使一个家族的权利、势力和特权永久持续）是后来采用的—— 在法英采用这一惯例之后约二百年时间。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例外的情况，其中明显的例证是：只有西班牙有着三个本地人的军事僧团， 喀拉特勒瓦、圣提阿哥和阿尔坎达拉的僧团。

在这些领土扩展的世纪里，卡斯提尔历史上最有进步性的社会特征，是丰富而又活跃的城市生活。卡斯提尔的城市公社，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城市公社，除意大利城市之外，要古老，并具有一种可以羡慕的活力。它们的特许状，在赐给大量城市自由权方面，比伦巴第和法兰德斯的特许状，更为有利。在十二世纪之前，欧洲城市生活一般尚不明显的时候——只有意大利例外——我们看到，卡斯提尔在十一世纪，已有活跃的城市生活。雷翁在 1020

年被赐给特许状，布耳各斯在 1073 年，塞比尔维达和纳泽拉在 1076 年，托

利多在 1085 年，罗格罗诺在 1095 年，也都被赐给特许状。可惜，卡斯提尔诸国王，由于太无见识，未能充分利用这种市民阶级的力量。他们“随意滥发”特许状；结果，他们对资产阶级，象对贵族一样，很少有着控制的力量。西班牙的第三等级，从来没有象在欧洲其他国家的那样，发展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进步因素。而且，西班牙的市民在贸易的本领方面，也落后于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市民。城市的商业繁荣大多依靠着摩尔居民的企业，而大部分税款，也是由他们缴付的。那些建造在“克复”的时代①的壮丽礼拜堂使我们想起西班牙当年的城市繁荣；但我们不是这样容易地看出：它们的建造费用大部分是从摩尔人得来的。西班牙的贫困、它人口的减少和它建筑术的衰落，都是从 1492 年逐出摩尔人和犹太人开始的。在这以后，卡斯提尔不再能继续这种繁荣状态了。

卡斯提尔农民的地位，大多是取决于“克复”和受蹂躏地区内的移民运动的。当然，农民的基本目的，是要获得保护和安全，但他们为了这些目的， 必须付出丧失全部自由或至少大部自由的代价。所以，城市外大部分农民， 是属于各种不同程度的农奴，或者甚至奴隶。但当摩尔人失势和他们的版图

① 在雷翁，圣以锡多礼拜堂，在 1005 年奠基；圣提阿哥礼拜堂在 1082 年和 1128 年之间完成；奥维亚多、法拉多利和阿微拉三所礼拜堂是从十一世纪后期或十二世纪早期开始的；在布耳各斯那个宏伟的礼拜堂出现于 1121 年。除了这些建筑物之外，还有巨大的防御物，如 1090 年所完成的西乌达·洛德里哥的堡垒和阿微拉的城垣；有人认为它们是中世纪时代最坚固的建筑物。

日削的时候，不自由居民的状况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有所改进。这种改进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是大批城市的兴起；当战争逐渐远离而从事和平工业的机会增加的时候，农奴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城市中去。农业问题，在卡斯提尔王国内，是最重要的问题，但也是最少获得解决的问题。畜牧业是一项利用土地的自然形式，而农业就需要西班牙人力所不及的耐心和智慧；而且，农业上报酬，由于土质的贫瘠和干旱，也由于几百年来附近敌人的袭击行动， 是不可靠的。此外，无数的羊群在它们的移动中对现有的农业，是有着破坏性的。种田的农民和养牛的男爵同样反对羊群的吃草，因而养羊人和养牛人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

现在我们必须来叙述另一个西班牙王国阿拉贡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它在十三世纪几乎和它的竞争者平分了整个半岛。在第九到十二世纪早期之间，阿拉贡小邦缓慢而不倦地扩展势力，进入阿卡河流域而抵厄波罗河上游， 从那里再顺流而下。从地形看来，它的领地，和老卡斯提尔一样，是不易迫近的，而且它有着一条更宽阔的河流作为天然屏障。因此，阿拉重所遭受的共同敌人的骚扰，从来没有象卡斯提尔所遭受的那样多。阿拉贡和老卡斯提尔与新卡斯提尔一样，是与海洋隔绝的一个内地高原王国。当阿拉贡不声不响地在上厄波罗河地区扩展势力的时候，下厄波罗河地区的加达鲁尼亚人也在扩张着；这块领土政治上原是巴塞罗纳的一州。他们在 1110 年占领杜德拉，1116 年占领塔拉哥纳，1118 年占领萨拉哥撒，因而建立了大巴塞罗纳州， 即一个自然的地理单位。于是，阿拉贡和巴塞罗纳的联合，象雷翁和卡斯提尔的联合，同样是自然而又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阿拉贡历史的转折点， 是在 1137 年它和巴塞罗纳州的联合，刚在雷翁和卡斯提尔的联合百年之后。那使阿拉贡为它的产品获得了一个出口，并使它的农业和加达鲁尼亚的商业传统与海洋利益合在一起。在这以后，国家虽然仍叫做阿拉贡王国，但它的命运实际上已掌握在加达鲁尼亚的沿海省和巴塞罗纳的商人手里。“正是在巴塞罗纳，集中了所有王国的外交和海军活动，无论在政治或商业方面；正是加达鲁尼亚人，建造了船只并配备了船只的人员；正是加达鲁尼亚人，憧憬着扩张和一个海洋发展的前途。”在巴塞罗纳，贸易也是一件旧事情。在1029 和 1050 年，已有人谈到那里的海关。1068 年，累蒙·贝伦伽曾出版《习惯》即巴塞罗纳的风俗一书，里面包括有关商业发展的资料。对商人的保护和路上的安全，曾特别给予保证。阿拉贡、热那亚和比萨日益增长的海权， 在十二世纪一同反对穆罕默德教的海权中，逐渐占得了上风。但还有穆罕默德教海盗船，以巴利阿利群岛为活动基地，进行抢劫；那对海运贸易是一个经常的威胁；这一危险直到 1237 年玛约喀岛的占领才被完全扫除。

为了部分补偿穆罕默德教徒在十一到十二世纪对阿拉贡的自然地向海洋发展的限制，阿拉贡在南法找得了一个广阔而有利的场所来开展商业。因为巴塞罗纳伯爵的旧族是起源于法国并在巴塞罗纳和阿拉贡合并的时候，它由于巧妙的婚姻联盟已占有布罗温斯的大部分、米约和格伏登。这一类富饶的领地在 1137 和 1204 年之间，由于取得下列土地而获得了增加：鲁栖永、佛亚、尼姆、贝稷亚和蒙特皮列（其中最大的一处地方）。在关于法国在十字军时期一章里，我们已看到：布罗温斯和朗基多克的商业和经济生活多么丰富多采；而蒙特皮列作为一个利凡得货物进口港，和马赛相竞争。这种繁荣状态大部分毁于对亚尔比教派十字军的破坏性战争里；在战争的过程中，阿拉贡的损失稍少于土鲁斯伯爵领的损失；而当和平在破碎了的地区恢复的时

候，南法的统治权已转到法王手里了。1258 年，依科比尔条约，阿拉贡把下列地方的全部权利让给法王：卡卡逊、亚格得、贝稷亚、佛亚、亚尔比、尼姆、那旁、米约、格伏登以及一切其他庇里尼斯山北的领土，蒙持皮列除外； 蒙特皮列在法国宗主权之下，仍由阿拉贡保留，直到下一世纪为止。

毫无疑问，阿拉贡在南法势力的衰落使詹姆士征服者（1213—1276 年） 加紧对摩尔人的新进攻，以求补偿他在法国的损失。1225 年，瓦连西亚的摩尔国王被迫把他进款的五分之一付给阿拉贡。十三年以后，詹姆士意味深长地宣布：他将“连鸡带蛋一起取走”，结果，瓦连西亚被攻下，而所有在瓜达拉微阿河以北的领土，都并入了他的版图。但卡斯提尔现在以嫉忌的心理注视看阿拉贡的扩张。因为卡斯提尔在一种特殊意义上，是由“克复”运动所造成的；十字军精神对它的推动力量要比对阿拉贡大得多；它把在西班牙留存的两个摩尔王国视若囊中物。这两个王国是木尔西亚和格拉那达。后者是注定要留存到十五世纪末期。但前者几乎没有经过战争而由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瓜分了；卡斯提尔取得了大部分。

还有一个新机会的大门，给阿拉贡开放着。在这个时候，卡斯提尔显然是由“克复”运动所产生的王国，也是所有留存下来的摩尔人西班牙的死敌。另一方面，在格拉那达和阿拉贡之间，或在北非穆罕默德教国家和阿拉贡之间，没有这样的敌对状态。阿拉贡将来在半岛上所可占取的领土方面固然遭受了损失，但由于这些国家开放给它更广大的商业活动范围，而获得了补偿； 因为它们视作世仇的是卡斯提尔而非阿拉贡。现在，阿拉贡的野心，转向于要获得在北非洲的商业优势，特别是在突尼靳、布吉亚和修达各地。

突尼斯无疑地是北非洲的欧洲贸易的主要中心；在詹姆士征服者的时代，阿拉贡在那里已设立常驻的商站和领事馆。当然，在它和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及其他意大利国家之间，会发生强烈的竞争，因为这些国家在那里已经立足；但阿拉贡人一般能够保持住他们的地位⋯⋯这种兴旺的贸易固然要受到一套精密的关税制度的限制，但反过来欧洲商人在北非各港口被最有效能地保护着，不受欺骗或虐待⋯⋯这种良好组织大部是直接导源于阿拉贡诸王国的商人之需求——因为玛约喀构成了阿拉贡的一个姊妹国，而他们在北非港口上各种外国商人中间的卓越地位，是没有问题的。

詹姆士征服者具有多么锐敏的贸易精神，可从下列事实看得出来：他对热那亚人的竞争，心怀嫉忌；他公布一项很有意义的航运法，现定阿拉贡制造的商品，如果能得到自己国家的船只运输，不得由外国商船运输。的确， 在十三世纪阿拉贡，不象卡斯提尔（它几乎是一个完全农业的内陆国家）那样，基本上已成为海洋商业国。瓦连西亚只能自给它所需麦子的三分之一， 而加达鲁尼亚几乎完全从巴利阿利群岛与西西里输入它所消耗的谷物。

但阿拉贡也伸入了东地中海来找寻市场。上文已提过，阿拉贡参加十字军虽较迟晚，但在十三世纪，加达鲁尼亚商人已大批出现于亚历山大港、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美尼亚。据詹姆士一世的关税表，巴塞罗纳的进口货中有：香料、糖、宝石、稀有染料和丝绸；同时，帐册上还列出有从比萨、热那亚、威尼斯、巴勒摩和马赛各地来的商人和货运。

在十三世纪，阿拉贡认识到：它的前途不在陆上而在海上。它让卡斯提尔去收复西班牙半岛上的其余部分。但是它的商业竞争激起了热那亚的强烈愤怒，因为后者在这以前曾独霸西地中海，并曾掌握着几乎所有从突尼斯、布吉亚和修达来的非洲贸易。因此，两国从朋友变为仇敌；热那亚的另一个

劲敌比萨，现在同阿拉贡站在一起。竞争的主要场所，是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这里阿拉贡曾以同霍亨斯陶芬朝缔结一项王朝和商业的联盟而赢得了胜利1262 年，当西西里的君士坦司公主（皇帝腓特烈二世的著名儿子曼夫勒德的女儿）嫁给了阿拉贡王彼得三世以后，阿拉贡成为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各港口的“优待国”。在这个时候，安如和布罗温斯的查理，在教廷支持之下，正在阴谋夺取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热那亚在布罗温斯有着巨大商业利益，它以舰队来援助查理，以期恢复它在下意大利的商业地位。这次斗争的结果，如在十七章内已经说过，是：霍亨斯陶芬朝的倾复、安吉文朝在西西里和下意大利政权的建立、热那亚的商业胜利和阿拉贡的失败。但阿拉贡心有不甘， 蹈瑕候隙，制造阴谋；1282 年，似可说，它“担保”了西西里的“晚祷”叛乱；这叛乱捣毁了西西里的安吉文政权和热那亚的商业优势；于是，它获得了酬报。现在，这个富饶的大岛，构成了阿拉贡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阿拉贡的一个扩展部分——它位于地中海的中部，扼守着东西两地区间的海峡，并拥有巴勒摩这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此后，在几百年时期中，阿拉贡成为并继续是西地中海之最前进的海军和商业国家。甚至热那亚的嫉忌和它在复兴的希腊帝国中的优势，也不能排除加达鲁尼亚人于爱琴海和拜占廷之外。

这样看来，在十三世纪末期，卡斯提尔和阿拉贡两大国已分割了几乎整个西班牙半岛；其中卡斯提尔是陆军农业国，而阿拉贡是海军商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