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德斯和低原国家

霍亨斯陶芬朝（1125—1250 年）统治下的德意志，和其余的国家相同，在十字军时代，就物质文明说，获得了巨大进步。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向东方移动而产生的贸易刺激，但大部分则是由于德意志本身内在的有机性的和有力的因素，而和十字军的影响无关的。

关于德意志进步的主要证明是：（1）人口的增加；（2）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的德意志旧城市的复兴和新城市的倍增；（3）市场、市集和通行税的增加；（4）货币经济的空前发展；（5）工业的发展和行会组织的传布；（6）德意志和意大利贸易关系的大增；（7）在国外和香宾市集，和法兰德斯、英国、斯干的那维亚与里窝尼亚的经常贸易联系的建立；（8）在德意志较老的省分内土地价格的提高；（9）森林和沼泽地面积的渐次缩减；（10）东方边境上侵略性的扩张并通过征服或驱逐原住在那里的斯拉夫人而占领“新东方”以及殖民。

所有这些事情都指出了日耳曼人的大规模的物质上的活动和不懈的努力。

关于人口增加的主要证明，在于城市生活的日益活跃以及西德老区的剩余人口不断流向东方新地去，同时对于老省的生产力也没有明显的损害。德意志的人口可能从十一世纪的五百万至六百万人增加到十二世纪的七百万至八百万人。

科伦在十二世纪赶过马因斯，而成为德意志的最大城市。在南德，累根斯堡是最大城市，虽然奥格斯堡与纽伦堡同它还在竞争。在老德意志区各地，萨克森或萨利安时代所建造的古老城垣，对人口来说，变得太狭窄了，因而被拆除，并另造了扩大范围的新城垣。在莱茵—多瑙河地区诸省内，差不多每个城市经过两次这样地扩大，一次在十二世纪，又一次在十三世纪。1281 年，科伦的城垣有六十五座城堡和十三座城门。这种扩展，是一种城市聚合的扩展，就是说，城市起初合并了那些环绕老城垣兴起的郊区，然后再合并四野的村庄。在德意志许多城市里，甚至街道的名字和地方的名称还显示出中世纪这种扩展的痕迹：如有些“环”形结构内街的名称（例如，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城内）这些街道是建造在旧城垣遗址上面的，还有象保留“城垣街”、“城塔街”、“老市场街”这一类的旧名称。有时，甚至有一座古老的中世纪城塔的遗迹，尚未被破坏，而依然屹立，作为对古老情景的沉默证人。关于城市成长的另一个证明，是在这两世纪中存在着改组教区的一般趋势。由于城市扩展和扩大城墙的过程，不仅有新教区并入了城内，而且城内的老教区以人口的增长，常常需要重新划分并建立新教堂。的确，在城市内那些创建于十二和十三世纪的教堂的数目，本身就是关于这个时期德意志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的历史证明。

十三世纪之前，在德意志城市内未曾有过市民法团的出现。诚然，“市民”（Cives）和“堡民”（Burgenses）这两个词汇，只在十二世纪才得通用。其中区别是：前者是“城市”的居民；后者是“城堡”的居民。所有商人、手艺者或牧师等居民不是包括在“市民”，便是包括在“堡民”的名称之内。但在城垣扩大以后，“市民”和“堡民”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城内市场捐税的激增和水陆两路上通行税的增加，当然是跟着这种经济发展而来的。前一项课税的合法性比后一项要大。按理论，皇帝是河流的宗主；他被认作商人和旅客的最高保护人。但在实践上，皇帝的特权已被封建化的大主教与高级贵族所篡夺而全部失掉。结果，在城市和各级的封建公侯之间，发生了广泛的争夺斗争；这种争斗损害了贸易，并常常酿成地方战争。皇帝罗塞耳二世是在德意志统治者中认真企图制止这种篡夺行为的最后一人。1132 年，他曾恢复下莱茵河上的旧税则，以利乌得勒支城；1136 年他又曾降低易北河上的通行税。但是，他不是经常能够防止封建勒索来保护商业的。莱茵区主教的收入，大多是从河流上和曳船路上所课的通行税得来的。特累甫城大主教也是这样：在科不林士所征收的通行税归入了他们腰包；马德堡的大主教在易北河上拥有三个通行税站。其次，货币使用的增加，也证明了这种繁荣状态。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使用货币以代实物或劳役来缴付地方税和地租；更大更多地常用现金来进行贸易上的交割。城市档案里，充满着关于货币经济成长的资料。连编年史里也反映了这种变动，特别是圣布雷兴·鄂图的编年史，里面常常谈到金银与货币的。

在工业史上，行会组织的形成和迅速传布指出了一个类似的变更。最早的例子，是科伦的织工行会；它出现于 1112 年而到了 1149 年它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会社。1157 年，在哈勒出现了一个鞋匠行会。到了十三世纪，实际上，德意志城市的整个工业世界，已在行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了。这项发展指出了：庄园工业的崩溃、劳动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移动、新工业制度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行会从它们最早出现时起，就和国外城市里所流行的市民自由之新观念相密切地结合着。科伦城的行会，在 1112 年被编年史家说成是“为自由而组织的”。织麻布业，是奥格斯堡和乌尔穆的最重要工业；织呢绒业，是纽伦堡的最主要行业。凡是属于同一的或有关联的工业工人，都住在城市中专营那个行业的某些地段内。德意志工业的分化出现于十二世纪中，于是，织工行会再分成为羊毛梳工、布匹修剪工、漂布工、捆布工、浆布工、染色工，等等行会。

现在，如果我们从霍亨斯陶芬朝统治下的德意志的内部经济发展转到它的对外经济史方面，那么，我们也可看到同样活跃情况。德意志在国境外所进行的商业扩展，是很大的。这种扩展除了和香宾市集的接触以外，开始于萨利安朝甚至开始于萨克森朝时代；但在霍亨斯陶芬朝时代，这项商业在伦巴第、法兰德斯、英国、波罗的海地区和斯拉夫边境上获得了空前的巨大规模。

在十字军开始后不久，威尼斯人从德意志皇帝，尤其是从罗塞耳二世

（1125—1137 年），获得了商业特权。但这些特权，是适用于意大利王国内，而不是适用于德意志境内的。直到十字军的商业影响显然可见的时候，意大利城市才开始积极地向阿尔卑斯山外活动。在这以后，德意志城市，如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就欣欣向荣。

虽然腓特烈一世对米兰和伦巴同盟城市的长期战争一定曾使跨越阿尔卑斯山商业受到扰乱和损害，但有资料，可说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的商业关系还在继续。到了 1127 年，意大利商人确曾出现于法兰德斯；他们一定曾越过阿尔卑斯山，下行莱茵河；他们的活动范围可能已伸入下德意志的城市，除非所传述的常到哥斯拉尔、喜尔得珊、布伦斯威克等城市之“外国商人”，是佛来铭人而不是意大利人。至于南德城市，意大利商人在十二世纪中期以

后，一定是常在那里出现的。1153 年，罗地商人在君士坦士向腓特烈一世请求他的保护来防止米兰的商业虐政；他们已使用德语来陈述他们的理由。累根斯堡似乎在十三世纪之前，已经有一块意大利商人的永久居留地。

甚至具有更大意义的，至少更为新奇的，是关于德意志商人在十二世纪进入意大利之资料。在 1128 年的热那亚通行税簿册上，登记着那些携带成包的羊毛和麻布的跨越阿尔卑斯山商人。这批人也许是从莱茵兰或法兰德斯来的，因为那里纺织工业正在发展。1168 年科摩和米兰所签订的一项条约里，双方允诺彼此不得阻止德意志商人到对方的市场去。在那些和米兰敌对的各城市之间所签订的 1193 年一项协定里，提及了跨越阿尔卑斯山商人；而这些商人无疑是从德意志来的。1209 年的一项城市法规指出：科摩市民常常为了跨越阿尔卑斯山商人作保人。1220 年，有一个德意志商人在克里摩那和斐拉腊之间被劫掠；两年以后，又有两个里尔城商人的商品被劫，其中包括里尔、布鲁日、波未出产的布匹和里尔出产的短裤。后一项事件是在科摩附近发生的，因而科摩城付给了受害商人九十七镑赔偿费。1228 年通行税簿册上把德意志商人和法国及许多意大利城市商人写在一起。值得指出：在十二世纪德意志和威尼斯之间建立了商业联系。但是我们不能断言，这项发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因为在伦巴第战争的时期，伦巴第和德意志的贸易部分地转移到威尼斯呢，还是因为威尼斯是到“圣地”途中的一个便利的上岸港口和输入利凡得商品的一个重要地点呢？虽然没有记录可资证明，但无疑的，德意志商人早已到过威尼斯。第一次确切提到那个著名的“德意志商站”，是在1228 年，但德意志商人早在十三世纪之前在威尼斯已和德意志香客们分享了这类的居住区。勃伦纳山路，是奥格斯堡人和南德其他商人所共同使用的通路。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里，虽然北意大利始终站在西欧商业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增长，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北海和波罗的海对北欧的关系正象地中海对南欧的希腊和罗马语系地区那样。也象南欧有伦巴第和威尼西亚作为它的贸易中心点，北欧以法兰德斯及其他附近封邑，即大约今天的比利时，作为它的商业的集散中心点。这些“低原国家” 成为一个封建省分的集合体而插入德意志、法国和北海之间。法兰德斯伯爵领的佛来铭部分以及不拉奔和黑诺特，是隶属德意志和“帝国”的。但这些地区早已想望取得大量的独立地位，而文化上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实体。大概说来，莱茵河极下游处的河南各省，是属于瓦伦人的（法人的）或佛来铭人的地区，而河北的各省是属于荷兰人的地区。前一类地区，包括法兰德斯（它占有帝国的一部分领土和法王国的一部分领土）、黑诺特和不拉奔。后一类地区包括佛里斯兰、西兰和荷兰三个伯爵领。在瓦伦各省里，文化主要是法国形式的，在其他各个省里，是德意志形式的。在这些地方的公侯中，法兰德斯的伯爵是最有势力；他的势力与其说是由于他的领土的广大，不如说是由于他的财富的雄厚。早在 1150 年，一个历史家已把法兰德斯描写为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欧洲这一部分的肥沃冲积地很早就已吸引人来占据了。这一块地方是由莱茵河、谬司河、谢尔德河、索谟河形成的；而这些河流就在这里汇合，几乎并行地注入北海里。如上文所述，这些省分有一时期曾是喀罗林朝王室领的中心。这里，寺院从早期起已经非常兴旺；在寺院墙垣的周围兴起了密集的人口，从而在十一世纪就已出现热闹的城市生活；又在十字军时期，由于商业和工业受到了刺激，城市人口增加起来；加之，在欧洲这

一部分的领土上，河流纵横交叉，沿海港口又多，四面八方都可达到；这种非常便利的交通，更使得它欣欣向荣。1128 年布鲁日居民在反对伯爵威廉·克力都的控诉书里，清楚地指出：在那个时期法兰德斯的商业，主要是对外商业。他们说：“我们被关闭在我们的地方范围之内，我们没有通货，没有外国商人来到我们这里，所以，不能以我们的所有以易我们的所无”。

我们可把生产的两个部门——工业和商业——分开来讲。根特是工业中心。1300 年时，那里有五十种不同的行业。布鲁日，以立士运河通海，是主要的商埠。

佛来铭的主要工业，是纺织业。根特专门织造呢绒。伊泊尔是麻布生产的中心。几乎每个城市有着自己的一种特殊的织品、一种特殊的式样、一种特殊的染色，而且有许多中世纪织品的名称，是从这些地方的名称得来的。“阿拉斯”挂帐是从阿拉斯城得名；“喀姆布里”白葛布是从喀姆布莱城得名；筏仑西恩织造“筏仑西”丝毛缎。菱形花样是来自伊泊尔的；有一种叫做“琅”的细麻布是从琅城得名的——琅城虽是一个法国城市，但近于法兰德斯；圣奥德立市集曾创造出“俗艳”（Tawdry）这一个词；在昔用以指示一种呢绒品质的，但当旧毛绒和长羊毛相渗杂以后，这个名副就失掉它的原意了。在低原国家中，有些城市对制造金属器具有特长，特别是列日长于制造铁器，第南特长于制造铜器，法文“制铜业”（dinanderie）这一个词就是从第南特（Dinant）城的名字得来的。

莱茵河是进入法兰德斯的极自然的通道，但是在那里，地势平坦，陆路交通几乎也同样便利；这条陆路，从科伦经亚琛、马斯特立喜（在那里穿过谬司河）、卢芬（位于带尔河的横渡处）达根特和布鲁日。科不林士 1104 年的通行税表，表明了在下德意志和法兰德斯之间的商业来往情况。1173 年，皇帝腓特烈一世，由于法兰德斯伯爵的申请，在亚琛和杜易斯堡建立了市场。

布鲁日完全是一个商业城市，并成为北欧的大中间商。我们可看到 1200 年左右关于列举布鲁日进口货物的一段出色文字：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来自各地而汇集于布鲁日的每一条商业路线，我们就可熟悉十三世纪国际贸易的主要特征了；这些路线是：不来梅的啤酒和汉撒城市的波罗的海产品，迂回绕过岛屿，渡须德海，并为了避去莱茵通行税站，再穿越错综交叉的荷兰水路；来自英国的羊毛、毕伽第的布匹、洛瑟尔的葡萄酒和食盐、巴巴利或西班牙的马皮和羊皮，是由布罗温斯商人运到香宾市集来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运输东方货物的大商船，终于冒着海上的风险而来，这就会变成了与十三世纪国际贸易的主要特征分不开的标志，⋯⋯英国在国王约翰时代和根特与伊泊尔贸易的中断，使布鲁日能够建立它羊毛贸易的中心地位；同样，后来法国和法兰德斯陆路上的混乱情况，帮助它接替了香宾市集的地位，作为北欧和地中海之间的主要联系环节。但直到十四世纪，布鲁日才基本上成为一个国际商埠，而它的市民才成为在外国交易中的纯粹中间商：而这批外国人的恒久居留地的名称，就成了城市内所有的街道和地区的名称⋯⋯布鲁日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形成，是产生于它的市民积极参与商业的活动；主要为佛来铭织工输入大宗羊毛，即佛来铭-英国的和西班牙的羊毛，并输出大宗法兰德斯的呢绒布。①

在黑诺特和不拉奔，几乎只有农业人口；它们的主要生产是：牛乳制品、谷物和牲畜。安特卫普位于不拉奔境内谢尔德河口，直到后来十五和十六世

① 《英国历史评论》，第 24 卷，第 774 页（一篇书评）。

纪，才在商业上占得重要地位；它是在布鲁日衰落之后兴起来的城市。

上文已提过，“低原国家”人口的稠密，对于向外移民有重大的影响。在十二和十三世纪，佛来铭人和荷兰人殖民于“低地”和东德意志的土地上。很多佛来铭人还迁移到英国去；在产羊毛的英国，他们的织布技巧受到重视。洪水和海水的泛滥，也是促使这种外移的原因。几乎在每个春季里，莱茵河、谬司河、谢尔德河以及许多小河，由于上游洪水泻入而泛滥成灾。但海水的泛滥是最大的威胁。的确，在最易受灾的地方，建造了堤坝，以补充沙冈的天然屏障。可是，在大风暴里，这些堤坝常被冲破。在编年史里有很多关于洪水的悲惨记载，如 1135、1156、1164、1170、1173 年的各次水灾。在十三世纪中，计有三十一次。须德海和帖克塞耳岛是由洪水形成的。值得注意：大水灾和荷兰人与佛来铭人的向外移殖，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此中联系，是显然可见的。

佛里斯兰和荷兰的商业的重要性比莱茵河三角洲南部诸省的商业，要小得多。大部沿海居民从事于青鱼和鳕鱼的渔业。在十二世纪，莱茵河三角洲上的水道，实际上和它今天的水道一模一样，但它由于同海上贸易与内地贸易的联系，而获得了重要地位。只有在一幅大地图上，才可标出三角洲上的无数支流的名称。在左边，瓦耳河和勒克河从主流向西延伸而注入北海。在右边，伊塞尔河和维支特河向北流入须德海。不可能从海洋进入北面的海湾；如果要达到那里的话，必须先进入勒克河，而后由此向北行。

安亨是一个重要点，位于伊塞尔河从莱茵河主流分出的地点上。在它下面的很近地方，是乌斯特比克和罗比特，属于格尔德伯爵的领地。这两地是通行税站。所有交通运输被迫经过那里，因而对于这些勒索当然有人要反对的。在 1220 年的法兰克福议会上，曾特别提出抗议。杜易斯堡、多柴姆、安亨和苴特芬的重要性早已超出它们的地方范围，并从十二世纪末期起，外国商人惯常来到那里。1190 年的一项文献里，谈到苴特芬；它位于伊塞尔河畔，安亨的北面。到十二世纪末期，苴特芬被认作贸易和商业的中心。从 1200 年格尔德伯爵和乌得勒支主教之间所签订的一项通商条约里，可看出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和它贸易联系的范围；条约规定：在苴特芬所铸造的货币，不得和乌得勒支所铸造的相同。乌得勒支位于维支特河畔；它在莱茵河北部支流中是最东的一条河。这里有一个通行税站，早在十世纪已经有人提及过。它是沿海的鱼类和食盐，内地的葡萄酒和谷物的转运通路。在乌得勒支和科伦之间，有着经常的贸易，葡萄酒是最重要的商品。只有一部分葡萄酒是在当地消费的，因为乌得勒支已成为运往英国和北方去的葡萄酒之中心市场。除了葡萄酒外，谷物是河流运输中的一项最重要的东西。三角洲地区是以养牲畜业出名的，但因为这里不能出产谷物，它必须从南方运入谷物。象关于葡萄酒贸易那样，乌得勒支成了谷物贸易的中心，这些谷物是从杜易斯堡的上面和下面运来的。食盐贸易特别是由佛里斯兰商人经营；他们经过须德海运来食盐。他们的最重要城市，是斯达伏伦，靠近须德海的最狭的尖端上。虽然没有文献可证明在这个城市和乌得勒支之间存在着什么贸易关系；但似乎有理由可设想：它们之间是有贸易关系的，因为这是佛里斯兰的最大城市；而它的商人还常常远至莱茵河上游经商的。而且，早在十二世纪起初二十五年中，亨利五世对这些在德意志境内经商的商人，已经给予保护。

现在，我们来谈三角洲的左边港湾。这里，瓦耳河在商业重要性上超过勒克河，正象北面的维支特河超过伊泊尔河那样。找不到什么资料可证明：

在勒克河上存在着什么商业生活。另一方面，瓦耳河畔分布着一系列贸易站。在瓦耳河左岸上，距它从莱茵河分出的地点下面不远处，是尼谟威根。这是一所关税站，对所有从三角洲这一海湾运入的货物征收捐税；但关于它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我们还未能相当确切地知道。提尔是瓦耳河畔的另一个城市；从第九世纪起，它同北德意志最重要城市并列为一个征收通行税的地点。然而，在十二世纪，那里的海关迁到河流上面的很远地方，即莱茵河畔的凯撒威茨城；那曾使科伦城大不高兴。关于提尔商业地位的资料，我们所能搜集到的很少。可能在十一世纪初期，提尔是尼德兰的一个主要贸易城市，但在 1134 和 1174 年间，它的商业重要性已经下降。由于这个缘故，通行税站移到凯撒威茨城去。

瓦耳河是左边三角洲地区内的主要水道。从十二世纪中期起，甚至在这以前，商人们曾利用这一条路，来到中德意志和上德意志。木材运输是一个主要项目。木筏从上莱茵河顺流浮下，远达科不林士，但木筏究竟在何处拆散，则未能知道。鱼类贸易，在重要性上也许仅次于谷物贸易。三角洲是鱼类运入欧洲的大门。那些载着葡萄酒下行莱茵河而来的船只，在回程上满载咸鱼回到科伦城去。

所有德意志和英国之间的贸易，自然而然地要通过法兰德斯或荷兰的。在前面一章里，我们已谈过：早在埃塞尔勒德时代（978—1016 年），德意志商人在英国已被给予王家贸易特权。他们被称为“皇帝的商人”，以示差别。“这种巨大特权似乎是：他们除了某种例外情况得在他们的船上做买卖交易；那无疑地就是使他们免缴其他商人所应负担的某种捐税”。因为“诺曼征服”促进了英法贸易，所以它也同样加速了这项英德贸易。曼兹柏立的威廉，十二世纪的一个英国历史家，谈到过在他的时代德意志商人在伦敦所占的贸易上重要地位。罕亭顿·亨利 1155 年著书时也说：英国和下德意志的贸易，是“广泛”的，并指出：英国的出口货包括有铅、锡、鱼、牲口、黑玉、尤其是羊毛。反过来，德意志对英国所输出的，主要是铜、白银和铁。 1157 年，英王亨利二世曾给侨居伦敦的德意志商人的行会或商会以广泛

特权。文献里清楚地谈到科伦人的“住所”。对于这些特权，后来还由理查一世（1194 年）、约翰（1213 年）、亨利三世（1232 年）和爱德华一世，加以批准或扩大。伦敦的德意志人“住所”或“钢场”，是一个重要地点，就是，一块用墙垣圈围着的地区，内有几所货栈、一所秤量所、几幢宿舍和一所教堂；在本质上，它是和在十字军时期意大利商人殖民地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城、叙利亚港口以及“圣地”所建立的商站，颇相类似。伦敦和科伦之间的贸易，是这项过海贸易的核心；但也有记载，说到有来自其他莱茵城市的德意志商人；他们来自律伯克和不来梅，不仅在伦敦，还在约克、赫尔、波斯顿、纽喀斯尔和林尼经商。

在腓特烈红胡子写给亨利二世的一封信里，他祝望英国和德意志间商业上的安全和自由。1176 年，律伯克商人被免除了“船难法”的约束。理查一世，在他被俘而获释后，经过科伦返国时，曾赐给那里的商人以补充权利。他们得免缴通行税；他们在每年为他们在伦敦行会会所缴付两先令费用的条件下，得在英国所有的市集上进行买卖交易。曼兹柏立的威廉以下面一段话来总结十二世纪英国的商业关系：“在高贵的伦敦城里，市民的财富很充足；各地商人特别是德意志商人所运来的货品，充斥市面；因此，当英国遇到歉收而发生饥馑的时候，在那里所采购的食粮反而比在任何别处要便宜；外国

商品是经过著名的泰晤士河而运入伦敦城的”。新堡的威廉写道：曾有一个德意志贵族说过这一句话：如果皇帝亨利六世曾知道英国那么富饶，他将迫使它为理查一世付出大得多的赎身金。约翰在 1203 年写给科伦市民的一封信里，允许他们：只要缴付他们祖先所付的惯例捐税之后，他们得携带他们的商品自由进入他的领地内。这似乎表明：在理查一世被俘以后，科伦和英国的贸易曾一度停止过。1220 年，科伦商人在“钢场”重新开始营业。1230 年，亨利三世还准许布伦斯威克的鄂图的臣民在他的王国内经商。1257 年，当康华尔·理查被选为皇帝以后——也许是由于他的神话般的财富而当选—

—他为律伯克市民从亨利三世获得另一张特许状。在同一年里，由于教皇贪婪所产生的苦难，康华尔子爵的财物向德意志的输出以及由于饥荒所产生的更大灾祸，这一切造成了伦敦的一次粮食危机；而这危机因为从德意志来了五十只运谷大船，而得告解除。这样看来，在早期金雀花朝时代，英国和德国间的贸易关系，已经建立得很好——不是通过英国商人的而是通过德意志商人的主动。当时，汉撒同盟处在萌芽时期。

霍亨斯陶芬王朝诸王，几乎对于十二世纪所有德意志商业和工业的内外扩展，贡献很少。在这方面，连封建公侯也是漠不关心的。这发展差不多全部是由于商人和制造家自己的企业活动所引起。的确，就腓特烈（红胡子）来说，他对他的统治时代的真正性质，茫然不知，所以他对有些最重要的变革，是敌对的或冷淡的。当时的德意志封建主，不论是世俗的或教会的，也是如此。最出色的例外，是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公爵亨利狮子；他的贤明治理，使他的领土成为繁荣的出色榜样。但大致说来，在十二和十三世纪时期封建德意志的物质发展，是与政治权力与政治利益无关的。可怜霍亨斯陶芬朝诸王缺乏那种敏感的经济理解力，这是他们的同时代人：法国的、安吉文的和诺曼-西西里的统治者的特色。在他们中间，竟然没有一个人曾维持这一种建设性的经济政策。

德意志的经济状况，很可阐明霍亨斯陶芬时代的两个敌对政治派系之间的大冲突。卫尔夫党是赞助市民以及由市民所提倡的商业和工业革命的。另一方面，霍亨斯陶芬或基伯林派，即帝国派，对老封建社会秩序的改变，是敌对的。腓特烈一世对德意志城市的市民政策，和他对伦巴城市的政策，同样地顽固而无远见，幸而终于同样地毫无效果。1163 年，他对马因斯城垣的破坏，使人回想到他对待米兰城市的残暴行为。对德意志工业来说，幸而那里的行会尚未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足以惹起皇帝的愤怒，因而它们未曾遭受过骚扰。

霍亨斯陶芬诸帝，特别是腓特烈一世，对市民阶层抱有显著的偏见，这些偏见，鼓励了德意志封建主几乎到处占夺现行的通行税并课征新的通行税，尽管有腓特烈一世的豪语：莱茵河是一条“王家街道”。1155 年，马因斯、法兰克福和班堡的商人徒劳地提出抗议，反对美因河上所勒索的那种“新的、无先例的、不合理的通行税”。

特许状汇编，说明[皇帝]曾以通行税慷慨赐给（似乎近于任意发给）主教、寺院与伯爵⋯⋯在这整个时期在全帝国所征集的通行税中，可能只有微小部分得进入皇帝的钱柜。到了十二世纪，也许所有公侯们都已占有这些权利⋯⋯1157、1209、1235、1290 年，公侯们宣布非得他们的同意不得课征任何新的通行税⋯⋯为了保障他们大量进款的利益，公侯们和皇帝联合反对曳船路上抢劫的小股匪徒。接着公侯们又进一步互相联合来掠夺皇帝本人了。①

然而，尽管有这些阻碍的因素，但毫无疑问，在霍亨斯陶芬朝时代，德意志的商业和工业是稳步前进的。后来，如在下文将谈到，城市联合在一起设法遏阻上述的弊病。

在这时期，只有一个德意志公侯，在自己的领地以内是庸中佼佼，贤明地奖励了商业和工业。这就是亨利狮子（死于 1197 年），即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公爵。作为公爵，他仿效了他父亲亨利傲人在巴伐利亚所树立的榜样。因为累根斯堡与巴苏的市民，在他父亲和康拉德三世斗争的时期中，曾坚定地支持前者，而这些市民所希望的，莫过于和平秩序和工商业的繁荣。当亨利狮子继承他父亲的领地以后，他在巴伐利亚继续施行他父亲的政策，而把这同一宽大的经济奖励政策也施行到萨克森去；这一块领地是从他母亲方面承袭而来的。他在伊萨河畔建造了慕尼黑城；并在河上建造了一条桥；这一个新城吸收了一部分经勃伦纳山路而来的意大利和东方贸易；后来它作为西南德意志的市场，和奥格斯堡、累根斯堡和巴苏这类的旧城市相竞争。亨利狮子还看到那为其他公民未曾看到的德意志境内这项市民运动的重要性，而且他也投身于运动内。卫尔夫派建立了布伦斯威克、格丁根、闵登、诺德豪森、爱因柏克，并大大地发展了瑙谟堡和律伯克。甚至科伦，虽然从来不是一个卫尔夫或萨克森的城市，但在卫尔夫和霍亨斯陶芬的党派冲突里也是同情于卫尔夫派的。它和哈次山地区的哥斯拉尔和蓝美尔斯堡的金属工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萨克森的腹地就不是这样了。

在亨利狮子的统治下，萨克森城市的工业发展和它们的商业繁荣，携手并进。不仅粗工业而且精细艺术都受到刺激。他的首都布伦斯威克，由于它建筑师、艺术家、金匠、银匠、木刻匠、石刻匠和象牙雕工的劳作，成为一个德意志的佛罗伦萨城。亨利狮子在他的办事方面，不一定是公平的，但对抓取经济机会他从来是又聪明又锐敏的。

关于波罗的海的商业，丹麦人几乎垄断了约两百年之久。丹麦商人在斯德丁、服林、但泽，在皮恩河、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的河口，在斯拉夫人居民中间，建立了居留地。亨利狮子雄心勃勃，想取丹麦人的地位而代之，以图在波罗的海地区内建立德意志的商业霸权。我们可以恰当地说，德意志在波罗的海地区内有成效的商业活动，是从 1158 年亨利狮子占夺律伯克开始的，律伯克位于伏赫尼茨小河内的一个岛上。这块地方一度曾是斯拉夫人的一个坚固的炮台，但在 1143 年霍尔斯顿的阿多夫伯爵已在那里建立一个霍尔斯顿人的乡镇。这个新城市就马上同巴多威克，即查理曼的老贸易站，开始竞争；除了那些不在亨利统治下的汉堡和不来梅以外，它是德意志在极北地区的一个主要商埠。因此，亨利在律伯克附近，建造了一个新城市，以期和它相竞争，并以自己的名字称之为“狮子城”。但是这座新城市也象巴多威克一样，衰落下去。亨利贪得无厌，盛气凌人，于是又向霍尔斯顿的阿多夫要求把律伯克一半归己；当这一要求被拒绝以后，他就强制关闭了那里的市场。敌对行动接踵而来；1157 年律伯克被萨克森公爵化为灰烬。当霍尔斯顿伯爵拒绝把它重建起来，亨利就占夺了它（1158 年）；他重造了这个城市和它的城垣，建立了一个市场和一所造币厂；并宣布它为所有从丹麦、瑞典、挪威、维斯比来的商品的一个自由港；维斯比位于哥德兰岛上，在那个时候是和俄国诺夫哥罗得进行贸易的基地，再通过诺夫哥罗得与基辅和黑海、拜占廷与东方贸易相联系。亨利狮子在取得丹麦的窝得马尔的勉强帮助之后，

对波罗的海上的海盗，着手剿灭；因而那个海上各岛屿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可以安居的地方了。

关于亨利狮子行政上的若干其他特点，应略为提一提。他是一个伟大的公路和桥梁的建造者；他在河流上筑造了堤坝；他排干了大片沼泽地，移入佛来铭人和荷兰人居住，因为他们惯于那种土壤上劳动。

1181 年，公爵和皇帝冲突发展到最尖锐时使萨克森遭到破坏；1190 年霍亨斯陶芬的权力和政治利益的中心迁到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去；1198—1214 年同德意志卷入内战和自相残杀的战争里；这一切，未曾使全国的商业和工业遭受到严重的损害，象所可设想的那样。因为在那个时候，德意志城市—— 这是些比乡村有更大物质繁荣的所在，——已是由城垣围绕的自由城市，并已有力量来捍卫自己。很少城市遭受严重的灾难，除了哥斯拉尔以外；该城在 1206 年被鄂图四世洗劫，因为在他和斯瓦比亚的腓力争夺皇位的冲突里，它站在后者方面。在律伯克的亚诺尔关于这项灾难的记载里，我们可看到德意志城市在十三世纪的商业发展上所已达到的高度水平。他写道：“在八天之间，那非常富饶的城市遭受了破坏；街道和房屋都被抢劫一空；最富的市民成为俘虏。胡椒和香料数量之多，以致可车载斗量，分积成堆”。

在这多事之秋，中世纪德意志开始了那个政治不统一和封建分裂的漫长时期。皇室的权力，中央政府的权威，已化成幻影。国家的统治权分裂于有势力的封建公侯和自由城市的市民团体之间，前者中间还有不少主教公侯。德意志由于它贸易的扩展，在国内有着大量现款；但皇室已经失掉对国内财富的征税权。鄂图四世曾梦想课征一种“统税”，但封建主和城市所享有的独立与财政的自治权力，实在太大，以致他未能把它付诸实行。他赞助市民来反对公侯的政策，提出得太晚而未能奏效，这两个阶级都逃避了皇帝的控制。皇室已经容许商业、工业甚至土地上的进款滑脱了他的掌握。“只是一种要征收帝国统税的谣言，已使鄂图四世的有些最有势力的拥护人掉头而去”。霍亨斯陶芬朝曾如此长久地仰仗意大利以取得他们的现款；所以，他们在失掉伦巴城市的统治权之后，就不能对德意志实行征税，因而力图在西西里搜括，以图挹注亏空。结果，他们既失去了德意志，而又使西西里王国分化为一束互相倾轧的封建小邦和剧烈竞争的城市集团。

在十三世纪，德意志的商业和工业历史，大部是德意志受封建统治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冲突史。这冲突的最严重的根源，是关于征收水陆两路上的通行税特别是莱茵河上的通行税。城市为争取城市之间的贸易自由而进行斗争。封建主从他们地产上的收入，由于十二世纪的经济变革，而日益削减；因而商业和工业上所获得的财富开始接替了农业上所获得的财富，这一情况，还因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入，而更加严重化。这样一来，封建主就尽量课征运输贸易上所能负担的通行税和关税，以求弥补他们地产上所遭受的损失。

“强盗堡垒，急剧地在增加⋯⋯通行税站的不断增加，本身就已充分表明无政府状态的增长；虽然小贵族也乐于参加减少商人财富的工作，但由此所得的最大部分，则是归于教会公侯的腰包的。莱茵河通行税的盛筵是款待马因斯和科伦的殷富大主教的。”莱茵河在公众间被说成是“教士的胡同”。原来，在萨克森朝和萨利安朝时代的又贤明又有建设性的经济政策是：把从这些通行税所得的进款用在改进并保护航运方面的；而现在，继之以一种自私自利的地方性的财政政策。在霍亨斯陶芬朝后期，通行税站几乎已全部落

入莱茵河两岸的主教和贵族手里。税站的数目，是令人惊异地增加着，从十九所增加到六十二所，而贵族和主教还是贪心不足，以致把税率继续提高，有时竟提高到百分之六十。这是一种剥削和勒索的政策，超过了运输贸易所能负担的程度，因而把商业破坏了。

这一情况是早期封建时代情况的重演，就是，每个贵族征收贸易上的通行税，并把自己的封邑疆界变为一种关税疆界。但有一个不同点：现在的情况，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大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权力与独立观念的成长，大大地严重起来了。在十三世纪，强盗贵族所抢劫的，不是穷苦的负贩和流动的小商人，而是一个又富裕又统一的商人阶级；他们掌握着大量财富，还能以武力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在城市和封建主间的这项政治和经济的斗争里注定要产生十三世纪中期的一个伟大而又有建设性的运动；它对中世纪德意志的商业和贸易史上将具有深远的影响。这就是组织城市同盟的运动。

早在 1220 年时，在莱茵河中游地区，似乎已有组织城市同盟的企图。但

直到 1226 年，当马因斯、窝姆斯、丙根、斯拜尔、奥本海、法兰克福、吉尔恩霍逊和佛利德堡联合抵抗强盗贵族的压迫时，这运动才产生了效果。马因斯的西格夫里大主教为此曾向腓特烈二世申诉。代父亲摄政的亨利亲王回复说：同盟必须解散。城市拒绝服从。它们所站的地位，和前一世纪伦巴城市所站的，大致相同。而腓特烈一世的孙子既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什么。1231 年，窝姆斯帝国会议正式宣布禁止莱茵同盟；而在这会议上市民是不得参加的。然而，由于皇帝和教廷的激烈冲突，皇帝对同盟，未能作出任何取缔行动。

其他在斯瓦比亚、威斯特发里亚，连在瑞士的城市，不久都参加了同盟； 1255 年 6 月 25 日，组成了一个声势壮大的同盟；这同盟最后包括有七十个城市，扩展到整个莱茵河上下游，包括中德和西德的大部分领土。在取得荷兰的威廉的承认之后，这些“联盟的城市”（在“和平公约”上它们是这样称呼的）组织了陆上的警察队和水上的水师队。在巴塞尔和科不林士（摩塞耳河与莱茵河的汇合处）之间，这条河上水师队计有一百只武装船舶。只有经商的船只，得进出于那些属于同盟的河上港口；它们并设立一种“同盟关税”即正式通行税，来维持公共开支。

在这样建立了沿莱茵河上的安全之后，同盟对贵族所加的专横通行税进行了攻击。1268 年，城市从帝国会议，争得了一项法案：规定取消所有的通行税，除了根据旧权利所征的以外，并指令拆毁在斯特拉斯堡和科伦之间的一切征税局。有很多城堡因此被破坏了。但其中最坚固的城堡，即著名的莱茵斐尔城堡，抗拒一切要占领它的企图；它是在 1216 年建造，属于卡次尼伦波根的第特立喜伯爵的。

1253 年，威斯特发里亚城市仿效了莱茵城市的榜样。闵斯德、多特蒙德、索斯特、利普斯大特联合起来了。有时，只有两个城市为了相互保护，也组成同盟，象巴塞尔和莫尔豪森在 1246 年，布伦斯威克和斯塔得在 1248 年的联合那样。1278 年，上莱茵河和亚尔萨斯的城市，1285 年，斯特拉斯堡、巴塞尔和弗赖堡也都联合了。

无疑的，在霍亨斯陶芬时代，这些自由城市反映了德意志的最健康和最进步的生活。自由城市的数目，是很大的，至少达一百五十个。以今天的城市标准来作估计，它们似乎是小城市。但它们对当代的影响，和近代城市的

社会影响，是不相上下的。它们不仅是商业和工业的集中点，而且它们跟着它们财富的增加，在提倡高级艺术和文学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纪后期，德意志的建筑，主要是城市的和行会的，而不象过去那样是宗教的建筑。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现在城市编年史开始接替了中世纪古老形式的寺院编年史。

研究德意志的商路和研究意大利与法国的商路一样是具有启发性的；然后观察它们之间的异同点，而这些异同点是由自然资源，首先是由地形特点所注定的。意大利是个狭长的靴形半岛，它的轴心是亚平宁山脉，三面临海，境内只有一条重要的河流即波河。法国是个大六角形的地区，南、西、北三面濒海；它的全部东疆和中欧相毗连，容易从伦巴第、德意志和法兰德斯进入。除了格罗内河以外，法国所有的重要河流都是从中央流向外圈的，换句话说，象辐条从车轴射出来的那样。法国的重心，自然在塞纳河盆地内。政治的法国和自然的、地文学的法国，是完全吻合的。

另一方面，中世纪德意志，是个长方形的地区；可以说，它是由两个长方形部分拼成的，即上德意志或南德意志和下德意志或北德意志。这两个半部由美因河与厄革河彼此分隔着，前一条河向西流入莱茵河，而后一条河通过由平行山脉所构成的自然大水槽向东流入易北河。除了易北河（沿着自然的德意志的长对角线流的）以外，所有德意志重要的河流都是沿着横线和直线流的。这使德意志的道路地图有些象铁格子那样；在它铁条的交叉点上，有城市。仔细检视地图，就可看出：德意志境内，有五条横线的商路，有五条直线的商路。横线道路是：（1）多瑙河流域的路线，从巴塞尔或斯特拉斯堡经乌尔穆、奥格斯堡、累根斯堡、巴苏、达维也纳和布达佩斯；（2）美因

—厄革路线，从莱茵河中游到易北河上游，从马因斯经过法兰克福、班堡、纽伦堡、厄革、布拉格；（3）科伦、加塞尔、爱尔福特、来比锡、宝承、布勒斯劳的路线；（4）科伦、多特蒙德、索斯特、哥斯拉尔、马德堡、柏林、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路线；（5）科伦、闵斯德、不来梅、汉堡、律伯克、斯特拉尔松得、斯德丁、但泽的路线。直线道路是：（1）谬司河路线，从凡尔登到法兰德斯的根特；（2）莱茵河路线，从巴塞尔到乌得勒支，实际上是一条三线并行的路，因为两岸各有一条路，而河流在其中间；（3）从勃勒纳山路到波罗的海的路线，经奥格斯堡、纽伦堡、班堡、爱尔福特、哥斯拉尔、布伦斯威克、汉堡到不来梅或律伯克；（4）从勃伦纳山路经慕尼黑、累根斯堡、厄革、来比锡、哈勒、马德堡到汉堡或律伯克的路线；（5）从威尼斯经微拉赫、萨尔斯堡、巴苏、布拉格、布勒斯劳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或到但泽的路线。

在十二世纪，德意志社会结构已和十一世纪的社会结构大不相同了。“授爵权战争”，从皇帝方面来说，是大封建主的叛乱；在这长期的战争里，一大群小封建主乘机树立了势力；他们在自己的城堡里巩固了防御力，并在他们周围的地区，施行了权力；他们想要使皇帝的权力和大公爵的权力同归于尽。这样一来，在政治上，德意志大规模地陷于地方主义和封建分裂主义的状态里——这一情况，正和法国所流行的情况相反。

在有城垣的城市里，市民阶层有力量来保卫自己，反对小封建主的强暴作风。但乡村农民则没有这种保卫的力量。长期的内战、贫困、饥荒已使德意志大部自由农民阶层降到农奴的地位，甚至在萨利安时代结束之前，已经如此；而在十二世纪兴起的小封建主统治更确认并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可是，

按一般趋势说，虽然小自由农陷入农奴地位，而农奴的境遇就更恶化，但也有遏阻这种趋势的抗衡力量。在土地价格上涨的时候，业主之间剧烈地争取劳动力来清除森林和排干沼地；从而业主阶级中的很多人被迫以宽大条件来吸引移民。而且，德意志城市的迅速增长和易北河外的德意志殖民运动，也促使了农奴状况的改善。劳动力在城市里和边境的新地上，有着那么大的需要；所以，如果农奴担负过重的工作，或遭受了虐待；他会逃亡到这里或那里去的。为了避免丧失他的佃人起见，业主虽不是出于仁慈心理，也须从利害方面谨慎考虑的。所以，农民为领主的服役，逐渐变成有限度的，而且属于半契约的性质；农夫在合理的条件下，得保有他的份地。所以，德意志农民的“艰难时代”倒不是在于十二和十三世纪，而是在于中世纪的末期，就是，在罗马法的“接受”使他们的状况大大地恶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