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文家亲友的信件

毛泽东与外祖文家的长期交往，可写成一篇篇动人的佳话。鸿雁传书，有几多悲欢离合，凡人泪，伟人情；不违原则，不徇私情，有时还近乎严厉⋯⋯发人深思的是，毛泽东致亲人的信件中，最早最完整的就是写给外祖家

诸位亲人的 8 封信。

文运昌，名士荇，字运昌，又作润昌、咏昌，排行十六，乃是毛泽东八舅父文玉钦的次子，毛泽东称他为十六哥。文运昌与毛泽东关系极为亲密，且对少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当毛泽东出生时，文运昌已有 9 岁，是名符其实的大哥，对小弟，运昌有过长达近十年的用心呵护，因为幼年和童年的毛泽东，直到 1902 年，差不多全部时间都是在外祖家与诸表兄共度的，这也是毛泽东人生之初一段无忧无虑，没有任何压抑的美好时光。最重要的是，当 1910 年，毛泽东面临失学并断送前途的险境时，文运昌给毛泽东指引了一条路：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去学习。这是毛泽东人生第一次大转折，从此他挣脱故乡的束缚，开始展翅高飞。此时，文运昌 26 岁，已从湘乡东山高小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毕业，他向东山学校引荐，并亲自陪同毛泽东进入该校。

毛泽东走出韶山冲，眼界大开。此后，他与文运昌关系更密切了，从一般的玩伴而上升到知己和学友。文运昌关心毛泽东的成长，借了不少时论新书如《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给表弟看。

对这段经历，毛泽东在后来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多有提及，足见印象之深。不过，在 20 年代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有些疏远了。

1922 年 11 月 11 日毛泽东给文运昌的信说：

运昌姻兄：来示接读。刘君实在无法安置，今刘回乡，情形请面询之。弟在此无善足录，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舅父母一函请面呈。各位表兄嫂同此问候。有暇盼兄时赐教言。即颂乡祺！弟泽东上

11 月 11 日

原来，在毛泽东略已成名，事业有起色时，文运昌仗着与弟的情谊，有求于他，想让他帮助安排同乡“刘君”的工作。这样的情况，以后几十年，特别是建国后，还发生过多次。然而毛泽东却不愿为此询私情，有时甚至显出不高兴。1937 年，毛泽东在延安又一次接到文运昌的引荐信，毛泽东为此于 11 月 27 日写了一封颇长的回信。

运昌吾兄：莫立本到，接获手书，本日又接 11 月 16 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俸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并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泽罩死难烈士（泽罩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毛泽东这封“家书”，既无情又有情，堪称中外古今名人书信的典范，其大公无私跃然纸上。

毛泽东与表兄文运昌最后一次书信往来是 1950 年 4 月 19 日，信很短，云：

运昌仁兄如晤：接到了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顺颂安吉毛泽东 1950 年 4

月 19 日

毛泽东是个 1950 年 4 月 19 日，毛泽东致文运昌信手迹。多情男儿，一方面铁面无私，而对过去情谊深铭于心。此信发出后，他惟恐文运昌收不到，又分别写信给其他几位表兄弟，询问文运昌的情况，当年 5 月 7 日和 12 月在给文涧泉、文南松的信中都谈到：“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直到文运昌来信，他才放心。

不过，对毛泽东的“情”与“无情”，文运昌及诸兄弟一度未能很好把握其中的“辨证法”。建国初，文运昌曾给毛泽东身边的田家英写信，开列了 14 个人，均系毛泽东外祖家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毛泽东

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1950 年 5 月 12 日，他复文南松的信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从 1910 年毛泽东出乡关到本世纪 50 年代初，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写

给文家亲人的信件现存共约 20 封，其中建国前 8 封，建国后 12 封。建国前

的信除给文运昌的 3 封，还有给七、八两位舅父的 4 封信。这 4 封信分别写

于 1918 年 8 月， 1919 年 4 月 28 日， 1922 年 7 月 5 日和 1922 年 11 月

日，均发自省城长沙，内容是一般的寒喧、间好和家常。这是毛泽东保存至今的年代最久远的信件，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

而最富有教育意义的信件则是建国之后的。粗略统计， 1949 年有致文

南松一封（11 月 28 日）， 1950 年则有致文运昌（4 月 19 日）、文润泉（5

月 7 日）、赵浦珠（5 月 7 日）、文涧泉（5 月 7 日）、文南松（5 月 12 日）

共 5 封。1951 年到 1958 年，计有致文梅清（1951 年 9 月 4 日）、文炳璋（1951

年 10 月 10 日）、文涧泉（1953 年 9 月 8 日）、文九明（1953 年 10 月 25

日）、文平山（1954 年 4 月 21 日）、文炳璋（1955 年 5 月 1 日）6 封。建国后毛泽东致文家亲人的信一句古诗可概而括之：“道是无情却有

情。”

毛泽东外祖文家，是个大家庭，支系庞大，四世同堂。毛泽东外曾祖父叫文作霖（1797～1824），外曾祖母贺氏（1882 年去世），生有三子即文绵薰（1821～1888），文绵芳和文绵姜，文绵薰又名芝仪，即毛泽东的外祖父；毛泽东未见过外祖父，他在毛泽东出生前 5 年就去世了；毛泽东的外祖母为贺氏（1826～1909），她是一位极慈祥而又好强的女人，毛泽东童、幼年时期得到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于奠定毛泽东乐观、奋发的人生观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贺氏生有三子三女，即毛泽东的舅父文玉瑞（1853～1920：名正义，字勃生，毛泽东称七舅和干爹），文玉钦，名正莹，毛泽东称八舅，丈正材（早夭），毛泽东的大姨妈钟文氏、二姨妈王文氏和毛文氏即毛泽东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位舅母均姓赵。

毛泽东与外祖文家表兄嫂、姨表兄王季花等在中南海合影。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两位舅父比毛泽东的父亲分别大了 17 岁和 11 岁，当毛泽东在家受父责逃避至舅舅那里时，总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毛顺生虽有些专横，但对年长 10 多岁的妻兄是很尊重的，特别在 1910 年毛泽东面临人生选择时，两位舅父更起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外出不能照顾家庭时，母亲重病亦曾回娘家，得到两位舅父的悉心照料。八舅父还因与毛泽东的关系被捕坐牢以至病贫而亡

毛泽东除了亲舅父，还有两位叔外公所出的几个表舅文正儒、文正美、文玉森。

毛泽东的表兄则更多了，七、八舅父所出的有：文谷香，文涧泉，文梅青（七舅之子》、文泮香、文运昌、文南松（八舅之子）。其他表亲还有文凯、文东仙、王星臣、王季范、刘霖生、赵浦珠等。

毛泽东与诸表兄弟自幼玩耍，儿时友谊长存于心。毛泽东人主北京后，多有书信往来，有的多次上京见毛泽东。

1950 年 1 月，文涧泉曾写信给毛泽东，请其为自己本家好友丈凯介绍参加工作，5 月 7 日，毛泽东复信：“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1953 年，文涧泉又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要去北京并要介绍其岳家赵氏一个亲戚到北京读书，毛泽东复信说：“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办法。”

毛泽东虽然与外祖家感情深笃，但对外家亲人要求甚严。文涧泉等多次上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一面热情招待，还给他们添制衣服或赠送钱物，一面对他们的非份要求，如要坐飞机，要做长袍，或要留下长住或替人介绍工作，毛泽东则婉言回绝，甚至发了脾气

1954 年 4 月 29 日，毛泽东给中共石城乡支部、乡政府关于严格要求他的亲属“勤耕守法，不应特殊”的信。

1954 年秋，文运昌在北京舍不得走了，毛泽东竟下了“逐客令”，说： “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

毛泽东 1953 年 10 月 25 日给文九明（毛泽东的表侄）一封信说：

九明同志： 10 月 2 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

毛泽东的亲戚要上京，毛泽东一般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不允许长住或有其他“小九九”，他往往还叮嘱“不要带任何礼物”，在这句话下加上着重号。又嘱“其他的人”即预先未做计划的人“不要来”。

毛泽东不但通过直接与外祖家的亲人的对话敦促他们不要以“皇亲国戚”自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还要求当地政府不要对文家另眼相待，如1950 年 5 月 27 日，他曾写信给湘乡县县长刘亚南。

亚南同志：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坪助文氏兄弟四人来信，付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

毛泽东与文家亲人的一封封信件，翰墨留香，这不仅仅因为毛泽东的这些手书灵气飞动，为其书法成熟期的佳作，更主要的是，信的内容无处不显出一位伟大人物在处理公与私、国与家之间关系时的高度原则性与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