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联邦调查局来的新人

老局长走了，新局长来了，老资格的官员们一个个退休（然后与局方签合同当顾问），那些上了年纪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资料、行动计划、传记和统计数字的研究员们也在领取养老金，但中央情报局，虽然饱经沧桑，它的秘密工作仍然坚持不断。1987 年 5 月 26 日，就在威廉·韦伯斯特宣誓就

任美国第 14 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这个情报机关已深深地卷入了在两个

洲的 5 大秘密行动计划，它同时还在跟踪正在巴拿马发生的、一场叫美国左右为难的危机。在局内，它还在试图解决一场因中央情报局一名叛徒的问题而引起不和的内部争论。韦伯斯特要处理的这 5 大秘密行动计划，说是秘密，实际上仅是名义上的。其中的每一个都在报刊上披露了，并且受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仔细审查。这些行动计划的细节，不仅大都为公众和国会所知。晓，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已成为政府里激烈辩论的题目。至少在一个案情中，中央情报局的声誉和工作，看来都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害。

在东南亚，中央情报局在向柬埔寨的三支非共产党抵抗力量提供援助，它们正在与越南支持的金边中央政权作战。而这些抵抗力量又与红色高棉结成同盟，后者曾犯下了某些现代历史上最可怕的罪行。红色高棉从中国方面得到武器弹药和财政援助，而中国又是美国经常的地区性盟友。他们的对手越南，一直在依靠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作为报答，向它在远东的军舰提供一个大的海军基地。中央情报局的柬埔寨计划是行动部的东亚处经办的。它通过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每年向泰国东部和东北部的柬埔寨抵抗战士，提供 3，000 万美元的援助。

中央情报局同时还卷入了阿富汗重要的军事战役，给阿富汗圣战者组织提供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的先进武器，这是一个由一些长期作战的部落军队组织起来的松散联盟。他们用这些武器来抵抗 1979 年入侵这个国家的装备精良的苏联部队。用于这项计划的资金都是通过中央情报局在欧洲和南亚的组织系统调拨的，绝大部分军火则是通过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运往阿富汗的。中央情报局的某些款项是用来支付阿富汗地面战争的费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可以从邻近的巴基斯坦监控这场战争，他们的大本营设在卡拉奇，在伊斯兰堡也有一个配备了得力人员的情报站。和在柬埔寨一样，中央情报局的阿富汗计划由于中国向抵抗部队输送轻武器而得到加强。在兰利没有一个小的联络办公室，负责协调庞大的后勤网络，并策划在阿富汗的军事进攻。这个阿富汗工作组在中央情报局第六层楼，设在近东处内，隔着一个过厅就是伊朗科的办公室。

在安哥拉，中央情报局每年给乔纳斯·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译注），这是一个反对和苏联结盟的罗安达政府的抵抗运动。萨文比的力量日益壮大，并自 1985 年开始从美国方面获得武器，这

是在美国国会取消了对中央情报局安盟秘密行动计划长达 10 年之久的禁令以后的事，与 10 年前美国的援助相比，现在每年 1，500 万美元是太少了，当时每年运送给萨文比的武器价值达 3，000 万美元。对萨文比的这项援助计划，由于南非和中国也给他一些帮助而得到加强，这一情况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多少感到一些安慰。但所有这些援助加起来，仍远远抵不上苏联给安哥拉政府每年多达 10 亿美元的援助，何况后者的力量，又因有数以千计的古

巴军队驻在那里而更加强大。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萨文比的运动在 1986

年取得了进展，当时苏联支持的罗安达政府开始对这场冲突感到厌倦。接着中央情报局又加紧对安盟运送武器，并且扩大了原来人员较少的安哥拉工作组，这个组最重要的现场指挥在扎伊尔金沙萨的情报站里工作。从那里，中央情报局协调各方面的行动，以便把武器从里斯本秘密空运到安哥拉西部安盟控制的隐蔽简易机场。这是一项颇为复杂的任务。

在中美洲，中央情报局向反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提供他们所急需的后勤支援和医药用品。游击队成功地不断对马拉瓜政权施加政治压力，但在和桑地诺军队的作战中却没能取得任何重大胜利。特别是在伊朗军火交易中所得的钱用来资助游击队的内幕，在 1986 年晚些时候被公开披露后，人们最多只能希望，美国的支持将迫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接受公开大选，或者让游击队代表的反对派参加政府。中央情报局那个并没有什么危险的援助计划，此时作为秘密已是徒有其名，但在国会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并且还随时可能引起国内爆发不满。此外，被里根称为的美国“自由战士”，不管是在尼加拉瓜，还是在他们所在的东道主国家洪都拉斯，都并不得人心。由于这些原因，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成功地解决这一冲突，或者早日结束他们的援助计划，都不寄于很大希望。

在黎巴嫩，中央情报局安插了一个人数很少但处境极端危险的情报组，负责监视人质情况的发展。当时几位美国公民被亲伊朗的革命组织所劫持，有很多神秘人物参与提供关押人质的地点。这个情报组的任务就是弄清这些人的可靠程度。贝鲁特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得到的情报总是没有用的，有的即使材料可靠，也无法利用。美国的政策是拒绝提供金钱、武器和毒品，这三件东西是劫持人质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在伊朗门丑闻之后，美国非常严格地贯彻这一政策。然而，中央情报局成功地打入了黎巴嫩很小的情报机构，并且制定出一个救出人质的颇为复杂的计划。中央情报局还开辟了一条和叙利亚情报机构高级谍报官员联系的绝密通讯渠道，以便分享关于人质的情报。了解这一渠道的美国官员，仅限于中央情报局执行秘密计划的高级谍报官员、局长、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就连叙利亚军方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也没有让他知道，因为此人有强烈的反美情绪。这一渠道在 1985 年开通，在 1987 年初，在叙利亚谍报官员与他们的中央情报局同僚在贝鲁特举行的多次会议中正式使用。

自从有了这五项秘密计划以后，每一项计划都遭到攻击，通常是由于国会对这些计划的有效性提出质询，或者是由于新闻界提出问题后引起了争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情报局这些计划中最有争议的是中美洲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同时是最稳定的。甚至在出现了几次令人难堪的局面以后（凯西关于炸毁尼加拉瓜港口的灾难性决定，奥利弗·诺斯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秘密空运武器），中央情报局中美洲计划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得出这一令人吃惊的结论，是由于伊朗门丑闻迫使中央情报局更加密切地监控中美洲的这一计划，否则就会面对国会进一步的指责。中央情报局在非洲、亚洲或者中东的其它行动计划中，不存在这种强大的压力。

威廉·韦伯斯特宣誓就任局长的那天，行动部正在研究其它四项行动计划引起的较小的丑闻。这些糟糕的情况说明，一些不可靠的外国关系，有时会让中央情报局吃多少亏，上多少当。举例来说，在泰国，主管秘密行动计划的高级情报官员正在试图追查，美国准备用于支持在柬埔寨作战的几支军队的几百万美元，究竟到哪里去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相信，这些资金已被

人吞掉，但根据他们的调查材料无法作出结论，因为弄清资金的去向必须层层追查，而这样做是很困难的。中央情报局的资金要通过三帮人之手，一是美国、泰国和柬埔寨的官员，二是一些泰国和新加坡的银行，三是中央情报局和泰国分别雇用的独立承包商。这一调查由于下面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了：在泰国惯于搞阴谋诡计的政坛上，军队和政府里的官员互相争夺权力，双方都拼命向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泰国王室讨好。

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兰利，阿富汗特遣工作队的高级谍报官员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常常听到他们所支持的反叛组织抱怨，答应给的武器他们并没有收到，尽管没有人能查清这些武器的去向。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这些武器被弄到伊朗去了，另一种说法是有人看到它们已落入俾路支人之手，这是居住在伊朗边境地区的一个有时会很粗野的反叛部落。另有一个可能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即巴基斯坦的一群军官从游击队那里扣下了这笔资金，作为“在南亚做买卖的代价”。这项计划另一个糟糕的情况是，中央情报局常接到驻巴基斯坦工作队的报告，说它提供的武器被转卖掉，从而肥了阿富汗部落首领的腰包。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准备运往阿富汗的武器，最后在白沙瓦的市场上出现，或者被转卖给急需武器的民兵，用来换取毒品。（这些毒品又被卖掉，用以向腐败的巴基斯坦军官提供“零花钱”。）只要长了眼睛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执行这项计划引起的贪污腐化。在西巴基斯坦城市街头的小摊上，只需用 500 美元就可以买到一支新的卡拉西尼科夫 AK—47 型的苏联制步枪，这就是中央情报局运进来的武器。一位巴基斯坦官员说，他的国家已变得到处都是“卡拉西尼科夫文化”。

通过邻近的在扎伊尔的基地，向安哥拉反叛力量提供援助的计划，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腐败现象也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即使在西非人口稀少的平原和森林地带也是这样。正像美国资金威胁巴基斯坦的稳定一样，中央情报局在扎伊尔的明显存在，也滋生了一个美国被盗物资的黑市市场。美国运往扎伊尔的援助，很大一部分进了这个国家最富有、最有权势的政客的腰包，其中包括它的总统。到 1987 年，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六十年代早期外界知道的名字是约瑟夫·蒙博托——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尽管他所领导的国家，从贫穷程度来说，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这笔交易差不多已成为一项公开的政策。维持安哥拉的萨文比部队，其代价是在金沙萨付出的。

在黎巴嫩的行动计划虽说没有严重的财政问题和腐败现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情况更加严重。由于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禁区”，在这里工作随时都担心出问题。1987 年的黎巴嫩到处都有中央情报局的敌人。其中包括马龙派教会的基督徒们，他们认为美国连它的天然盟友也不大敢支持：有德鲁兹民兵，他们对美国在 1983 年干预他们在舒夫山根据地的行为，仍然耿耿于怀；特别是那些扣留美国人质的赫兹博拉民兵更是如此。1987 年初，中央情报局曾试图冲破在贝鲁特包围它的力量，它成功地从纳比·贝里的阿马尔民兵中招募了一些人为它工作。但贝里的力量太分散，而且不为黎巴嫩其它交战的各方所信任，因而收效甚微。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情报人员，鉴于过去在这一地区的惨痛历史，也不敢过深地卷入黎巴嫩的事态。举例来说，1983 年冲央情报局损失了两名高级情报官员——罗伯特·艾姆斯，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情报官员，另一位是肯尼斯·哈斯，他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副站

长。他俩在美国大使馆被炸弹炸毁时丧生，这枚炸弹是放置在一辆轿车里的。这以后又发生了绑架威廉·巴克列的事件，他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的站长，曾被施以酷刑，最后也死掉了。

在柬埔寨、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计划都是支持本地的反叛者去反对苏联支持的政府。在黎巴嫩的计划，则不像这样有一个集中的目标。中央情报局的目的主要是招募谍报人员，以搜集情报。

（如弄清人质被关押的地点，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进行评估）它也曾努力试图建立一支由多派别的人员组成的黎巴嫩军队，但这项任务过于艰巨，似乎并不可能。由于这些目标的性质，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高级谍报人员很难确定它的工作成果。例如，有关人质状况的情报交易，已经成为一项颇为时兴的行业，吸引了几十名黎巴嫩、叙利亚、伊朗和德鲁兹的投机商，他们都声称自己是人质劫持者的表兄弟、兄弟、父亲、儿子，或者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要求总是无法满足。举例来说，一位美国政府的黎巴嫩雇员声称，他的表兄劫持了一名美国人，但准备给他自由，条件是要一笔钱。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为了证实这一说法，跟随此人去贝鲁特的一幢别墅，人质就扣留在那里。但中央情报局没有被允许去满足要一笔钱的条件。后来，当可以作出进行援救的安排时，这位人质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于是，一切工作又得从头开始。

对威胁美国在黎巴嫩的利益的情况进行评估，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美国在这里没有多少利益需要保护。白宫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既平淡无奇，又十分天真。美国寻求公平合理地结束内战，建立一个代表黎巴嫩参战各派的政府。（它似乎从未考虑，正是围绕这一点，各派展开了内战。）

1987 年初，中央情报局的这 5 大秘密行动计划——它们都是在凯西任期内制定或者加以发展的——显然都需要修订，有些还需要扩充。中央情报局每一个参与这几项工作的人，都希望看看在修订和扩充这些行动计划以前，新来的局长将要作一些什么变动。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韦伯斯特将改变中央情报局内部的秘密审批程序，使那些机密性最强的计划，不致再产生那种持续不断的贪污腐化的弊端。虽然这些措施是重要的，但当韦伯斯特宣誓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这些问题与另外两件有争议的事相比，仍是比较次要的，这两件有争议的事，后来证明是中央情报局最难以对付的问题。

巴拿马的独裁者曼努埃尔·诺列加同时也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已成为中央情报局最严重的问题。这位蛮横的军事指挥官引发了一场大丑闻，它的波及面很广，可能会暴露中央情报局每一项重大行动计划中的贪污腐化情况。诺列加不仅是一名前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而且是一名毒品贩子，贩卖军火的奸商和侵吞钱财的骗子。他和国际上的情报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有许多可疑的朋友，这些都威胁着美国的利益。更为糟糕的是，在行动部拉丁美洲处，有两个对立的派别在如何处置此人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派主要由这个处老资格的反共人士组成，他们反对美国干涉

巴拿马。另一派则坚决相信，美国必须帮助发动一场政变去推翻诺列加。争论异常激烈，在中央情报局这样有保密传统的部门，其公开化的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实质性的问题是，中央情报局是否应给巴拿马的反对派组织提供资金，这些组织是一心一意想把诺列加赶下台的，还是什么也不做，希望迟早有一

天，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军官反正总会把他赶下台。使这一争论更加复杂化的还有以下一个事实：拉丁美洲处的前两任领导，即喜怒无常的、年迈的积极分子内斯特·桑切斯，以及他的继任者，衣著华丽的德韦·克拉里奇，他们都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同时又是诺列加的支持者。1987 年，克拉里奇作为中央情报局头号反恐怖主义专家，曾为诺列加辩护过，而当时的桑切斯在国防部也担任类似的重要职务。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有足够的影响和威望，能挫败任何想把诺列加赶下台的计划。当韦伯斯特出任局长时，事实非常清楚，中央情报局不可能在赶诺列加下台的问题上有任何作为。

在诺列加问题的争论中，过去拉丁美洲处中的积极分子（即赞成先下手的人们）和主张尽量少掺和的人（即不赞成进行干预的人），实际上都从自己过去长期坚持的立场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在这种很不寻常的变化中，那些原来主张尽量少掺和的人（按照他们过去的传统做法，他们应该主张不要采取措施去推翻诺列加政权），在诺列加问题上，实际上是在推行积极主动的政策。另一方面，那些过去的积极分子，他们通常都激烈主张把诺列加赶下台，现在却主张谨慎从事，采取慢慢来的政策。在以后的两年里，行动部里的这两派，争论的嗓门越来越大，大有公开对抗的发展趋势。

围绕诺列加的争论有些令人惊讶，因为拉丁美洲处一向在中央情报局内是以保守著称的部门之一。特别是它对那些腐败的亲美独裁者一些异乎寻常的表现，显示了一种愿意宽容的态度。这一传统是一系列失败所形成的，并已变得根深蒂固。这一系列失败包括：在五十年代里，支持古巴的铁腕人物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接着又狂妄自大地想把接替他掌权的共产党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赶出西半球；这些就是它所犯错误中最突出的例子。紧随着古巴政策上的失败，中央情报局又笨拙地策划了反对智利信奉社会主义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活动（他在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一次政变中，被一些智利军官所杀害）。其后，它又没能说服卡特总统继续支持尼加拉瓜的铁腕人物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接着，它又未能建立或支持任何政治集团，去对抗索摩查之后的桑地诺主义政权。最后，因迫于解决围绕诺列加问题的内部冲突，中央情报局作出了暂时休战的安排，延迟在巴拿马问题上摊牌。局领导用典型的官僚主义方式，指定几个人专门秘密研究这个问题，要求在 1988

年 12 月拿出一个研究报告来，在这以前，算是保持了一段时期的平静。

可是，行动部的苏联东欧处，却并非那么平静。那里的官员们，由于该处的前谍报人员爱德华·李·霍华德叛变，刚刚从强烈的震撼中开始恢复过来。此人曾准备在受训后派往莫斯科工作，后来于 1985 年匆匆逃往苏联，出卖了一些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还有五六项高度机密的搜集情报的计划。霍华德过去能接触苏联东欧处的专题档案，这就意味着他可以指出所有在最近的将来在莫斯科服务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霍华德究竟向苏联人提供了一些什么材料，泄露这些机密将产生什么后果，但很明显的是，苏联东欧处得重新布置它的谍报工作计划，追查责任，并确定如何防止类似霍华德的事件重新发生。局领导还指定专人就内部问题作一些研究报告。

作为这些有争议的检查报告的中心人物是 62 岁的加德纳·格斯·哈撒韦，他是中央情报局反情报工作机构的负责人。他的职责是，找出问题在哪里，问题发生的原因，它对中央情报局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哈撒韦作为一名高级反谍报工作官员颇有名气，同时也是中央情报局高级圈子中的一员，但他却在处理霍华德丑闻的问题上受了批评。人们普遍认为，他在发现和处理

这一问题，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等方面，都表现拖拖拉拉。

这一批评其实是不公平的。这位弗吉尼亚来的、有一点南方山区口音的贵族似的人物，既没有对霍华德的能力进行过评价，也不是他最后决定在1983 年把霍华德派往苏联的。这项工作后来都是留给苏联东欧处做的。他们负责教育、训练他，向他提供情况，对他用测谎器进行测试，然后重新加以训练，再一次进行测试，准备让他去做那极端机密的工作。直到这最后一次测试以前，他都证明是一个完全合格的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但就在这最后一次测试中，在回答一些很寻常的问题时，发现他有欺骗行为。他当时被问道，有无盗窃中央情报局机密文件的行为。他最后承认的事，被一位苏联东欧处的高级情报官员很宽大地称之为“小偷小摸行为”，并在 1983 年 6 月把他开除了。在他被开除几天以后，他没能通过测谎器测验的事在局里传开了，引起了一场震动。在霍华德被开除后，哈撒韦手下的人被指定去研究，他是否会构成一个对安全的威胁。最初，哈撒韦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对霍华德是否把偷出来的材料交给了苏联人提出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哈撤韦和他的高级助手逐渐越来越相信，霍华德的确是钻进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间谍，或者叫“地下工作者”，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是这样，但是，没有对霍华德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悄悄地回去过他的平民生活。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后来由于克莱尔“乔治、威廉·凯西和哈撒韦本人作出决定，不要把霍华德的有关情况转给联邦调查局，因而把问题弄得更糟。这个决定是哈撒韦 32 年的事业中最引起争议的事情之备受尊敬的哈撒韦被提拔来领导反谍报工作，是在海外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先是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工作，后来在莫斯科的情报站当站长，这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位，此后又担任过苏联东欧处副处长。他被提拔去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反谍报工作，对他和他的同事来讲，都有些意外，因为该轮到他来领导所有有关苏联和东欧的行动计划了，这一职务是苏联东欧处的每一个人都很羡慕的。但是，哈撒韦调去领导反谍报工作，在全局都被认为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人事调动，因为他的声望很高，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这种看法后来由于维塔利·尤尔岑科在 1985 投奔美国，已证明是正确的。对哈撒韦和中央情报局来说，尤尔岑科令人吃惊的突然投奔美国，真是一件特别运气的大好事，因为此人曾担任克格勃第一行动部第一处副处长，实际上负责在美国和加拿大所有的非军事间谍活动。

然而，哈撒韦的胜利是短暂的。尤尔岑科提供的情报反倒给中央情报局当头一棒。在他变节以后不久，他告诉哈撒韦，克格勃从一位美国公民那里，了解到有关中央情报局在苏联的行动计划的重要情报，此人的代号叫“罗伯特”。尤尔岑科提供了有关这个克格勃的美国特务的许多细节，足以使反情报工作组的人和苏联东欧处很快可以判定，事实上，这个“罗伯特”就是爱德华·李·霍华德。1985 年，在开除他两年后，中央情报局最后把霍华德的情况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后者开始派人跟踪这个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但霍华德已经察觉，他采用了他在中央情报局学到的那套反监视的策略，以逃避联邦调查局在他新墨西哥州住所外布置的密探的监视。霍华德逃到欧洲，旅行到哥本哈根、赫尔辛基、法兰克福和慕尼黑。按照他的自述，他后来用了一个假名，在拉丁美洲和加拿大呆了一阵子。然后旅行到维也纳，最后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苏联大使馆里出现。

在霍华德的这场灾难之后，哈撒韦很快又遭到一次严重挫折。在把“罗

伯特”作为克格勃的间谍供出来以后，尤尔岑科对自己的变节进行了重新考虑。在抵达华盛顿后的几周里，尤尔岑科被安排住在很舒适的房子里，外面有人守卫。他被介绍给一些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认识（他参加了一次不寻常的威廉·凯西的宴会），甚至还飞到多伦多，在那里，加拿大的情报机构帮他找到过去的情妇。但中央情报局为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不能满足这位前克格勃官员。他还对中央情报局有选择地透露他叛逃的某些情节感到不安（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抵消新闻界因中央情报局在霍华德问题上的失误而对它进行的不利报道），并对不断地盘问他感到恼火。1985 年 11

月 2 日，尤尔岑科在乔治敦一家餐馆停留时，摆脱了中央情报局派去的向导，又重新投奔苏联。

霍华德的叛逃和尤尔岑科的改变主意，对反谍报工作人员和哈撒韦卓越的事业，是两次重大的打击。到了 1987 年 5 月，这两件事引起的风波在行动部内仍未完全平息。霍华德的叛逃引起的反响最为严重，因为它说明中央情报局没有能力吸收和留住有才能和事业心的谍报人员。

当时中央情报局吸收爱德华·李·霍华德，是考虑到他是一个驯服而聪明的年轻人，有强烈的进取心，似乎很有发展前途，也相信中央情报局的使命。他过去曾在和平队里工作过，这使他比较能适应在有敌意的外国环境里工作。他有语言天才，有一种天生的很快掌握外交政策问题的本领。他很适应并掌握了中央情报局的培训要求，而且有一种在紧张情况下工作的异乎寻常的能力。但是，中央情报局毕竟应该预见到霍华德可能产生的问题。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情报局拒绝使用过毒品的人来这里申请工作。但霍华德在和平队工作时曾使用过大麻、可卡因和其它毒品，后来作为一个年轻的商人在芝加哥经商时，也同样吸用过这些毒品，但中央情报局却没有拒绝他。当时中央情报局也没有过问他那关系十分紧张的婚姻。这些潜在的因素，最后把他从一个可能是很有前途的谍报官员，变成了一个为苏联服务的叛徒。霍华德悲剧事件的余波，也是 1987 年面对哈撒韦的现实和最迫切的难题，是中央情报局的无能，它过去未能把机关内部打扫干净，而现在，该由哈撤韦去弄清楚，是否还有另一个霍华德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部。

哈撤韦担心是有理由的。那时，行动部流言四起，说韦伯斯特被任命后要有一系列改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反谍报工作的人员要重新调整，有些人要从兰利调走，作为另组织一个新的情报班子的骨干。1986 年 12 月，在伊朗门丑闻暴露之后，大规模的安全检查更增加了这些顾虑，从而使行动部的工作受到损失。安全办公室的官员们特别担心，他们发现局里长期存在的安全问题比他们过去了解的更加严重。霍华德事件又一次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在用

测谎器对他进行测验时，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有关他酗酒的行为的。这当时就应该引起苏联东欧处的警惕，这样的人不该派到莫斯科去。安全办公室的结论是，他偷文件的其它动机姑且不说（还没有证据说明他偷这些文件是为了钱），霍华德的酗酒是使它背叛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因素。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简单化的解释，这种说法对行动部的人来说未免太可怕了。

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声称，这里饮烈性酒是“司空见惯的”。在凯西任局长的后几年，有 4 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因为上班时喝酒受到正式警告。秘密情报工作大量消耗精力也助长了这一问题。不过，中央情报局官员嗜酒的癖好，在退休后仍长盛不衰。中央情报局常用的术语之一是 DDO，常拿它

来代表秘密工作。一位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笑着形容他的上年纪的同事都是“醉熏熏的，离了婚的，走下坡路的人”（这三个词的英文第一个字母放在一起也正好是 DDO——译注），他们是“真正从事 DDO 的人”。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府中，也是离婚率最高的机构之一。曾发生过下面这类情况：一位搞专案的情报官员的夫人，不得不从海外的工作岗位撤回国，去接受某种治疗；整个家庭需要接受某种心理咨询；一位搞专案的情报官员因和外国外交官的夫人发生婚外关系，因而不得不从海外调回国。

酗酒和离婚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负责官员不大愿意承认的事实。中央情报局高度紧张的周围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些问题。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它本身。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政府中最与外界隔绝的部门。在这里工作的人承认这种隔绝是必要的，尽管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特别是那些行动部的情报官员，自己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小圈子。全家都献身于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儿子（和女儿）继承父亲的事业，在某些情况下，女婿成为老丈人创建事业的接班人。

没有人提出，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小圈子习气，损害了美国的情报活动，但毫无疑问，这已损害了它在华盛顿官方心目中的形象，那里的官员把中央情报局的人都看作是很难接近的。对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他们更是经常这样来形容它，说它是官僚机构中的官僚机构，一心一意维护它成员的利益，这些家庭都在一起工作，一起休假，时而欢聚一堂，时而互诉忧伤。这些官员对不属于这一单位的外界人（包括其它机构的人。新闻界，特别是国会里的人），都持一种怀疑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对中央情报局的人来说，保密已成为一种癖好，这样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但到了 1987 年 5 月，这里的高级情报官员已经开始担心，中央情报局与世隔绝的境况，将不利于它去完成它的使命。

这种孤立状态，对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负责人，那些每天要向总统任命的局长直接汇报的职业情报官员，有一种特别不良的影响。在海外工作了 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那些最成功的职业情报官员，要在一个从政治上考虑被指派的人手下工作，而他对处理海外情报工作问题往往并没有什么经验，这种情况常会使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某些军官的遭遇也与此颇为类似，他们常常不得不使自己的观点去适应政治上的某种迫切需要，对此，他们已经越来越感到厌倦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政治和政治家，打心里有一种不信任感。尽管中央情报局的设置，正是为了使情报工作免受政治的影响，但事实上，政治仍是中央情报局内部工作机制的一部分，正如安全检查是它的一部分一样。政治和情报工作，这二者集中在中央情报局局长一个人身上。

在最高法院法官刘易斯·鲍威尔，一位他“信赖的老朋友”，主持了宣誓仪式以后，威廉·韦伯斯特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正式就职了。他对职业情报官员们说，他自己是一个他们能信赖的人。面对坐满了弗吉尼亚兰利总部大厅的听众，这位新局长很清楚，他的某些前任从未得到他们雇员的信任，他们的声望由此受到很大损失。因此，在向 3 位主要对他的任命负责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埃德温·米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乔治·布什）表示敬意以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听众，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时间之长，超过了他在华盛顿的任期。

他在发言的开头，就提到他的前任凯西，他说：“我非常想无愧于我的

好朋友凯西，以及所有过去领导过这个伟大的情报机构的人。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对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充满了崇敬的感情，并且深深地意识到，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央情报局将面临多么巨大的挑战。”

这个开场白是他发出的一个谦恭而必要的呼吁，同时也是一个信号，说明韦伯斯特虽然清楚他自己是个外来户，但他将立即采取措施，牢牢地把这个情报机构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他在那天下午所说的最后一段态度比较谦虚的活。

“今天，还有些人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但他们不能分享我们这里的阳光，因为我们的国家要求他们不要抛头露面。”他继续讲道：“我谨在此向这些人们看不见的民主卫士致敬，并且要说，我将为‘参加他们的行列’而感到自豪”。这段话还缺少过去的局长们常表现出的那种必要的、更加尊敬对方的态度。但它还是有力的，反应也是不错的。韦伯斯特最为重要的一句话是，他将“参加他们的行列”——不管他们同意与否。

对于那些参加他宣誓仪式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韦伯斯待最后的一段话，与其说是对这里的传统的一种表面上的尊重，还不如说是一个明确的表示，说明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今后将怎样做。鉴于当时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上，他的话立即引起了一种害怕情绪，而这一点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他说，“不管多么困难，我们将在忠于我们亲爱祖国的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勤勤恳恳地执行我们在全球的任务”。

举行仪式后，在局长的餐厅里举行了一个寂静无声的招待会（就在七楼的局长办公室套间的附近）。紧接着，韦伯斯特初步听取了中央情报局行动计划的全面汇报，表示他已开始履行他新的职责。这是他在今后两年内，从中央情报局各部的专家们听取的汇报中的第一个。虽然在开始时，并不需要他就这些行动计划作出多少决策，但大家都很清楚，他对第一次汇报的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定下一个调子，并且将决定他能否适应中央情报局的传统和一贯做法。韦伯斯特立即亮明自己的观点：每一个重大行动计划，特别是那些风险最大的行动计划，都必须通过他，他还要求通知所有的情报官员，他们不许从事非法活动。他对召集在一起的局里各部门的头头们说，这里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情况，也没有作别的解释的余地。接着，韦伯斯特转过身来，对着行动部副主任克莱尔·乔治强调说，中央情报局现在正在受国会越来越严格的检查，他就任局长的头几个月，会受到国会密切的注视和监督。

3 天以后，即 5 月 29 日的早上，韦伯斯特的领导能力接受了第二次考验。他当时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保密的会议厅里，对局内广大的谍报人员发表简短讲话，这个会议厅是专供这类场合使用的，他的语气与两天以前他对这些人的上级讲话时不同，说起话术，丁是丁，卯是卯，面对众人毫无俱色。他开始就说，他知道自己是个外来户，但接着说，他己为履行自己的新职责做好准备。“我和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合作过，”他说，“我了解你们，相信你们”。可是，那些挤满了会议厅的行动部的人都默不作声，只有在介绍他的时候鼓了鼓掌。总之，他们的态度是够冷淡的。

韦伯斯特在他的讲话中解释说，他有一个关于行动部的计划。实行这一计划，他将使国会中的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无话可说，同时，这将使那些在灾难性的伊朗门事件中责任最大的人，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离职。一位已退休的前行动部的官员回忆说，“他很硬气，但也就这样轻易地把我们打发了”。韦伯斯特虽说是要对凯西时代的极端行为作彻底调查，但他却和过去 15 年来

成批地开除人的那种做法保持距离。“不会反过来指责你们，不会大批开除人，不会进行清洗，”他告诉那些沉默的听众说，“但对那些违反我们规章制度的人，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交代”。他然后表示要尊重中央情报局的保密传统，他保证将继续对中央情报局最机密的行动计划采取保密措施，使它们不致泄露给新闻界或公众。但他特别指出，他的这一说法并不能进一步引伸到国会，因为按照“法律”要求，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必须向国会报告。在结束他的讲话时，他再一次重申中央情报局必须维护法律，在他任职后的第一周里，每次会上都反复强调这一观点。

正当行动部的人在等待他宣布谁将负责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内部调查时，韦伯斯特很快把话题转向重新建立中央情报局被损坏的声誉问题。第二天，即 5 月 30 日，他任命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威廉·贝克作为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

办公室主任。贝克在联邦调查局时，曾在韦伯斯特手下忠实地工作过 3 年，他是该局近期历史上最开诚布公、最有成效的新闻官之一，现在他来到中央情报局。但他的这一任命，却使行动部的人感到害怕，因为这意味着韦伯斯特前一天所呼吁要开诚布公的主张很快将付诸实施。这一任命还表明，已经改变了凯西优先挑选行动部的人作为公共关系官员的做法，因为凯西相信这些人最能判断哪些东西应当保密。贝克的前任，乔治·劳德，是一名有 21 年秘密情报工作经验的人。他在行动部很受信任，并且被大家看做是最理想的中央情报局发言人。但对新闻界来说，劳德作为新闻发布官是徒有其名。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承认，“他是行动部的一个工具，他的任务是不让新闻界干预中央情报局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贝克的任命在行动部内引起很多人不高兴。他们认为他不懂保密的必要性。

在贝克任命宣布后的第二天，行动部伊朗科科长就对韦伯斯待说，“我们不需要这一切，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记者在围着我们转”。

韦伯斯特表示不同意。6 月中旬，当对任命贝克的抱怨越来越多时，韦伯斯特对他的私人助理说，“老是拒绝别人提问总归有一个限度。我们不能否认存在一个中央情报局”。在韦伯斯特的坚持下，贝克还是走马上任了。但在行动部，抨击之词仍不断涌现。这里的官员们用讽刺的口吻开玩笑说，他该把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观光点列在旅游车日程表上了。贝克犹如走进了一个埋伏圈。他从联邦调查局来已经够糟的了，韦伯斯特还让他取代劳德去搞公共关系，而劳德又是中央情报局行动部备受信任的老积极分子，这就更糟糕了。劳德是个个子高高的、面带微笑的人，他懂得他的主要任务是阻止新闻界的提问，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利用新闻界的某些入，作为中央情报局可能感兴趣的情报来源。有一次，劳德甚至笑着告诉他的一位同事，他把在情报工作生涯中招募外国间谍时用过的许多手腕，也用在新闻界的人身上。

韦伯斯特对贝克的任命，使早在酝酿中的关于中央情报局应该如何与新闻界打交道的争议，又重新挑了起来。正如情报局过去的反恐怖主义专家戴维·惠普尔所说，主要的问题是：“大多数人都害怕，对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在公众面前宣扬过分。他们完全反对这种做法。不仅行动部里的人反对，每个部里的人都反对，大家都反对。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情报局，人们普遍用怀疑的眼光看公共关系办公室。对于这一点，劳德心里比任何人都明白。在他成为公共关系负责人以后，他决定按照过去的老办法办事，就是人们常说的，“把盖子尽量盖严实”。

贝克可不一样。他是韦伯斯特训练出来的，懂得如何向新闻界敞开大门的艺术。贝克来中央情报局以前，已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 18 年，最后担任的职务是国会和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助理。他曾在联邦调查局专门学过新闻媒介关系学，并对此颇感自豪。在他上任的第二天，当他在第六层楼转一圈的时候，曾不厌其烦地一再提到这一事实，当然在这样做时多少也有点紧张。一位行动部的官员对他说，“他们（指新闻界）恨不得吃掉你”。“不要主动透露什么，这样谁也不能说你撤谎。”另一个行动部的官员给他提出类似的劝告：“你去买一架录音机，把‘无可奉告’这句话录上，然后，你可以去买一艘帆船。”贝克在中央情报局内到处转了一圈以后，韦伯斯特在会议厅给他安排了一次会，让他和行动部的各科室领导见面，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明，新的局领导希望同新闻界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位行动部的官员回忆说，“当介绍他给大家认识时，连礼貌性的鼓掌都没有，我们都毫无表示地坐在那里。”贝克想冲淡这种不信任的气氛，他表示希望他“在完成这项工作时，能做到有乔治·劳德一半那样好就行了。”（如果真是这样，行动部的入也就满意了。）他还补充说，中央情报局要想保持公众对它的信任，唯一的办法是让新闻界提问题，但不要透露宝贵的“情报来源和我们所使用的方法”。

这次贝克的招待会开得比他想象的坏多了。他说，“那天，我走进会议厅时，满屋都坐着一声不响、精神又有些紧张的人。其中有些人正在接受政府的质询，所有人都担心，认为国会将要调查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计划。大家都很生气，认为由于新闻界透露了伊朗门事件，已危及参与这项秘密计划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和它招募的间谍”。他们像对待韦伯斯特一样，把贝克也看成是一个外来户。贝克事后承认，“我完全相信，他们看我刚从联邦调查局过来，又是一个在公共关系方面积极主张开放的人，对我参加这里的工作，根本一点也不欢迎。”

韦伯斯特最接近的朋友说，他有一个公共关系计划，这项计划远远超出他的任何前任有关这类计划的设想。他希望实行一个公开化的政策，改变中央情报局是一个从事肮脏勾当的秘密机构的形象。他相信为了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宣传它的成就。委派威廉·贝克负责公共关系，是实行这一计划的第一步。韦伯斯特还向中央情报局负责与国会联系的官员们宣布，不得向国会隐瞒真相，这是它实行这一战略计划的另一步骤。他对那些在国会里捍卫中央情报局利益的助手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要撒谎。不要对国会讲任何不应告诉他们的话，但不能撒谎。如果你们对回答任何问题感到有困难，让他们来找我。”

韦伯斯特的意见立即遭到反对，反对的主要是凯西时代的那些老资格人士，包括克莱尔·乔治，他仍是行动部负责人，还有德书·克拉里奇，尽管他己失去昔日的显赫地位，在行动部里仍是个重要人物。他俩都坚决反对有一个积极主动的公共关系部门。克拉里奇是两人中更直率的一个，但他俩态度都很坚决，而他们持这种态度是有理由的，因为在当时正在进行的伊朗门事件调查中，他俩都首当其冲。克拉里奇说，“这是一个错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根本不应大搞公共关系。”

韦伯斯特反驳这种意见，他的办法是，经常通过乔治向行动部的人保证，他和他们一样，对保护中央情报局的核心机密非常关心。这位新局长坚持说，对中央情报局的不信任，才是对它声誉的真正威胁。他还说，不管新闻界如

何厉害，不管他们能设下多少障碍，只要中央情报局不违反法律，就不会有问题。

久经锻炼的反谍报工作负责人格斯·哈撒韦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里的年长的政治家。他参加韦伯斯特到任一个月以后的这场辩论，其意义颇不寻常。哈撒韦原是站在乔治和克拉里奇这一边的，他对中央情报局在处理和新闻界关系的问题上，采取明确的保守立场。但韦伯斯特的理论开始对他产生影响， 6 月间，在韦伯斯特办公室召开的一次高级情报人员的会上，哈撒韦劝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应该给韦伯斯特和贝克提出的战略一次试验的机会。他说， “如果失败，我们再从头来。这不会有任何坏处。

在哈撤韦发言后，韦伯斯特对乔治说，贝克关于如果处理和新闻界关系的意见不会收回，从而制止人们对他的这一新方针进一步提出疑问。过去他曾指示贝克，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不必老重复劳德那句令人失望的“无可奉告”，或者单纯对某些事进行否认。他还授权贝克，只要有可能时，采取主动姿态，用这种办法制止谣传，并使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不致透露出去。韦伯斯特说，这一方针过去在联邦调查局执行得很有效，在这里也应能奏效。为了证实自己的论点，韦伯斯特还重复贝克经常举的一个例子。那是说有一次，贝克帮助联邦调查局如何改变了一个很不妙的局面。当时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告诉联邦调查局，他准备发表一篇文章，描写联邦调查局的雇员们如何在该局举行的考试时作弊。在调查了解情况后，贝克告诉安德森，他的文章是正确的，但补充说，联邦调查局正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了，虽也造成某些损害，但比不采取这一措施要好些。

韦伯斯特依靠他作为新局长的权力，在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内部争论中取得了胜利。但这次胜利并未取得中央情报局雇员们对他的信任，也没有使行动部的职业情报官员们对他有了信心。许多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人士认为，这一最初对韦伯斯特能力的考验，不应看做是他任职初期是否成功的标志。这些机关内部的观察家指出，韦伯斯特的某些最高级的助手，特别是乔治和克拉里奇，由于他们参与了伊朗门丑闻，已被捆住手脚，因此，他们的话在韦伯斯特的眼里已没有什么份量。再说，韦伯斯特扩大公共关系作用的决定，也并不保证中央情报局将比过去更多地接受公众的监督和检查。韦伯斯特执行的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今后他是否能继续贯彻他的主张。而贝克是否能有效地工作，也要看行动部的人是否相信他能保守秘密。只有像克莱尔·乔治这样的人，有丰富的经验，在行动部又有众多的朋友，才有可能保证韦伯斯特认为非常重要的那种公开化。但现在，乔治正在接受审查。

月中旬，正当贝克的任命引起的争论达到顶点的时候，韦伯斯待承受着从外部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处分克拉里奇，也要给予乔治较轻的处分，因为他俩都参与了伊朗门丑闻。但要求他开除约瑟夫·费尔南德斯的压力最大，此人作为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站长，曾帮助诺斯策划和执行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任务。早在
1985—86 年，费尔南德斯就不顾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提供武器，可能会给中央情报局带来政治上的损害。在托马斯·特威腾努力使中央情报局尽量少和向伊朗供应武器的行动发生关系时，费尔南德斯却竭力促使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多提供武器，并且自己去找一些私人资助，以便使这支反对派的武装能继续存在。拉丁美洲处对费尔南德斯主持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的工作情况，作了单独调查，结果发现他违反了中央情报局的规章制度。用一位同事的话说，他的行动“太离谱了”。

到了 6 月中旬，拉丁美洲处的人认为，费尔南德斯得离开中央情报局。

月上旬，韦伯斯特会见了拉丁美洲处的官员，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弄清在这件丑闻中有关人员的责任。处理的高级情报官员们态度非常干脆。有一位官员说，“开除费尔南德斯，让他走”。韦伯斯特决定延期作出决定，
认为不让他充分申诉就开除他，这样做是不恰当的，但他重申他以前的承诺，即对违反情报局规章制度的人，要给予惩处。韦伯斯特决定对违反情报局规章制度的人进行内部调查，但他在行动上比人们期待的要慢，推迟调查的部分原因是，韦伯斯特希望这次调查能够比较公正，因此他想从局外调人来进行这项工作。韦伯斯特在和副局长罗伯特·盖茨进行了几次讨论以后，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因为盖茨提醒他，在确定这次丑闻中有关人员的责任时，要谨慎从事。他说，要给人一个处理公正的印象，这一点和弄清事实真相同等重要，要使最后的结论无懈可击。产生延宕的另一个原因，是韦伯斯特上任后的头几个月其它的事务太忙，无法集中精力来处理这一问题。他早期的日程排满了情报工作汇报会，和局内其它各科室的领导见面，去国外各地情报站访问的准备工作。他的高级顾问们，特别注意要保证他能有机会去熟悉一下国外的那些情报活动计划，并且和某些外国元首会见，这些人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对完成国外关键性的行动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韦伯斯特自己消化吸收情报的能力，妨碍了这些庞大计划的执行。例如，6 月中旬，韦伯斯特认真听取了大量汇报，以便为计划中为期两周的北非和中东之行作准备。在一批中央情报局地区问题专家向他开始作汇报时，这位新局长打断他们，因为他要首先核对他的笔记。“摩洛哥，”他大声对自己念道，“让我来查查看”。他伸手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去取一本小字典，他一页一页地翻这本字典，直到他找到一张小的世界地图。“它在非洲，对吗？”他问道。汇报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对，”有一个人回答说。

这位新局长熟悉情况比很多人料想的慢得多，这话很快在行动部的办公室中传开来。对那里的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不管他提出什么改进工作的计划，他都需要更多的时间使自己熟悉和适应这些计划。为了完成任务，中央情报局常常得违反外国法律，韦伯斯特也很难接受这一点。他在一次汇报会上对一位行动部的官员说，“我们应该使自己在国外受人欢迎”。这位官员听到这话有些感到意外，他眨了眨眼，然后笑着间，“先生，你以为我们应该怎样办，才能做到这一点？”

1987 年 6 月，韦伯斯特开始他的中东之行。头几天是很重要的日子，他在埃及听取阿富汗工作组的汇报，谈的是给阿富汗反政府军从亚历山大港运送武器到卡拉奇的颇为复杂的行动计划。在完成他的开罗之行之后，韦伯斯特飞往巴基斯但的伊斯兰堡，在那里他会见了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总统，并且听取了情报局官员关于在邻近的阿富汗战争的情况汇报。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他还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旅行，一次是去欧洲，另一次是去中美洲。在那里，同样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和听取了情报工作汇报。这些旅行都是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为了帮助新来的局长熟悉业务，设计和安排的活动中的一部分。

到 8 月底，已经开始有一种传闻，说韦伯斯特在这些旅行中，做得不像他的高级助手们所期望的那样好。特别是行动部的那些高级谍报官员，对他缺乏分辨不同行动计划的能力感到不安。在阿根廷曾发生这样一件事：韦伯斯特把联合行动（指这类行动中，中央情报局与外国情报机构共享情报）和

单独行动（中央情报局在外国执行这类行动计划时，不向该国政府通报）混淆起来。在这个具体事例中，韦伯斯特向阿根廷的情报机构首脑致谢，感谢他们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实际上对方根本并未参与，从而泄露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

在伊斯兰堡还发生了一件可能是最滑稽的事，但与上面的例子相比倒是没有什么危险性。在会见齐亚总统的时候，韦伯斯特自我介绍时说，他是“韦伯斯特法官”。这位巴基斯坦领导人没有马上在他书桌前弯过身来和他寒暄，而是看了他一会，然后说，“你真的是要告诉我，里根总统委任了一位律师来领导中央情报局？”显然这位总统有些被他弄胡涂了。韦伯斯特不慌不忙，回答说，“对！”

当韦伯斯特在阿根廷的失言在行动部传开来的时候，兰利的官员们都哈哈大笑，这件事证实了他们原来的看法，这位前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人根本不适合来领导中央情报局。齐亚的那句话一时也广为流传，进一步证实了上面的那种看法。韦伯斯特的支持者也因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错误而感到很窘，他们还对齐亚的话感到恼火。即使他们，也在后来承认，这位新局长要“加把劲才能迎头赶上”。回顾往事，一位替韦伯斯特说话的人找到一项理由。他说，“的确，韦伯斯特早期是犯了一些错误。但这是因为他带来一种新的哲学，一种新的公开化政策，他一心一意在作这些努力，想使它成功。对于韦伯斯特的批评者来说，这种解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韦伯斯特继续不断把不同的行动计划混淆起来，其频繁的程度实在令人生畏。在一次白宫汇报会上，他甚至把中央情报局的两个不同科的名字张冠李戴。

如果这位新局长对说他不称职的怨言感到不快的话，他没有把它表现出来。他面对批评一声不吭。与此同时，他亲自审查中央情报局卷入伊朗门丑闻的情况。他发现，他在中央情报局任局长最早凡周里无意犯的错误，与在伊朗门事件槁得最欢的时候，旁人在判断上所犯的错误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中央情报局的某些情报工作报告，被用来支持与伊朗进行以武器交换人质的交易，韦伯斯特对此特别感到震惊。他阅读了若干这种情报工作报告，特别仔细审向了中央情报局中东分析员格雷厄姆·富勒 1985 年 5 月间写的一份报告，在这份研究报告中，富勒建议美国放松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伊朗的武器禁运，目的是为了接近伊朗政府中的温和派。他建议为了赢得伊朗的信任，里根政府应向伊朗出售武器，并把美国的军舰从波斯湾撤出来。韦伯斯特了解到，富勒的报告是与 1984 年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相抵触的，这份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在伊朗国内很少有可能找到可以联系的对象。后来的一份国家情报专题评估也肯定了这样一种观点。

在韦伯斯特担任局长的最初几个月里，那种认为在凯西任期内，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存在政治化倾向问题的说法，一直都在流传。这种说法越是听得多，韦伯斯特就越是相信，并且认为，许多他接管情报局时沿用的那些高级谍报官员，应对此负有责任。在这些官员名单中，第一名就是罗伯特·盖茨，在韦伯斯特的任命还未被批准以前，他任代局长，现在是副局长。盖茨还是国家情报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职位，因为所有的国家情报专题评估都要由他审批。这一切都很令人不安。韦伯斯特想采用听取各方意见的公平办法，一方面可满足他本人的好奇心，同时也可平息情报部中层分析员中的严重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过去局领导曾听任某些弊端自由泛滥。

为了做这件事，韦伯斯特把马克·马休请来，这是在联邦调查局期间，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并为他所信任的律师。马休的任务是会见情报部那些主要的分析人员，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向这位局长汇报他调查的结果。这是一项很微妙的工作，要尽可能保密。马休和一位韦伯斯特指定的助手，就所谓情报工作政治化的问题，私下访问了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们。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已有 20 来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对伊朗门事件和富勒的备忘录十分不满，过去为此几乎要提出辞职。

马休的调查结果显然使他相信，情报部关于伊朗的报告——特别是伊朗政府内有温和派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他的结论是，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是不可靠的，因为它已被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马休报告的详细内容至今仍属保密文件，也还存在严重的争议。支持韦伯斯特的官员坚持说，韦伯斯特请马休到中央情报局来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调查所谓情报部已政治化了的问题。他们说，马休的调查是保密的，因为它涉及韦伯斯特的主要副手罗伯特·盖茨。

在调查的过程中，情报部副主任理查德·克尔给韦伯斯特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备忘录，这份材料是托马斯·巴克斯代尔在 1986 年底写的。此人是近东和南亚情报分析室很受人尊敬的老资格专家。巴克斯代尔的报告雄辩地作了一个概括性的结论，其内容与现在马休和韦伯斯特的结论相同。在这份报告里，巴克斯代尔谴责伊朗行动计划，并且详细叙述了情报材料如何被歪曲，以便情报局能在伊朗采取上述行动。他的这份报告是可以为中央情报局辩护，并帮助它恢复名誉的材料。巴克斯代尔写道，“显然我并没有在我的同事中进行一次民意测验，但我相信，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抽查，人们就会发现，中央情报局与伊朗接触和打交道的方式普遍存在不少弊端，这些全在与伊朗、人质和伊朗的恐怖主义有牵连的大多数雇员身上反映出来。这对士气是一个沉重打击。

马休对富勒所作的国家情报专题评估的重新审查，拉丁美洲处里要求处理费尔南德斯的压力，以及对韦伯斯特自己在谍报工作中失误的批评——所有这些事加起来，使这位局长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处理伊朗门丑闻遗留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指定一位外面的人当法律顾问，让他来完成这一调查。韦伯斯特受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方面来的很大压力，要他迅速采取行动，确定有关人在伊朗门事件中的责任。在 8 月初两人的一次电话谈话中，博伦主席提醒韦伯斯特，他曾答应要对参与伊朗门丑闻的中央情报局雇员执行纪律。但直到 1987 年 9 月，韦伯斯特才任命拉塞尔·布鲁埃默作为特别法律顾问，来负责进行内部调查。对这些任命，行动部的人比对贝克的任命更不欢迎。布鲁埃默被看作是韦伯斯特的坚强盟友，是长长的名单上又一名“联邦调查局来的新人”。但并没有人低估布鲁埃默的能力，也没有人怀疑他寻求真理的热忱。行动部的人都知道，他将被授权翻阅在这次丑闻中任何涉及中央情报局的文件和材料，而且他将向韦伯斯特汇报每一有关细节，即使调查揭露出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读职行为，也不会妨碍他这样去做。他要在 12 月前完成他的这项任务。

布鲁埃默是华盛顿一位著名律师，颇有学者风度，他作为威尔梅尔一卡特勒一皮克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合伙人而享有声望。人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位好的行政领导，他精明细致，经常面带笑容，能使别人在他面前感到非常自在。他有两个韦伯斯特很欣赏的特点：和他正在进行调查的人在一起时，他

不会感到别扭；对韦伯斯特绝对忠诚。在联邦调查局时，韦怕斯特从许多候选人中挑选了布鲁埃默，作为他的特别助理，尽管局里有不少传闻说，这是早已内定了的，因为在韦伯斯特当律师时，布鲁埃默在他手下当过办事员。到了 9 月晚些时候，布鲁埃默在中央情报局内已是个到处可见的人物，

而他要求看更多的档案的便条经常出现在六层楼办公室里。到了 11 月，他的调查工作已接近尾声。在此过程中，他已向韦伯斯特作了五、六次汇报。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发现，但调查结果非常清楚，必须在中央情报局的领导层里做某些调整。

由于布鲁埃默调查结果，需要调整的最高级谍报官员是行动部副主任克莱尔·乔治，在他担任领导期间，曾发生过不少变动和争议。布鲁埃默并不是专门把他拉出来开刀，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继续让他呆在中央情报局，会引起国会的不悦。在行动部内，乔治是很讨人喜欢，并很受人尊重的。由于他在行动部的会上为韦伯斯特辩护，也颇受这位新局长的信任。参议员博伦曾发出含蓄的警告说，如果这位新局长在年终前不采取措施，处分在丑闻中受牵连的中央情报局雇员，他和参议院情报特别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将会动摇。韦伯斯特讨厌在这种受到警告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最后，在 11 月

13 日，国会关于伊朗门事件的联合委员会发表了他们关于这件丑闻的调查报告，乔治当天主动向韦伯斯特提出，他认为他退休的时候已经到来，韦伯斯特没有表示不同意。

克莱尔·乔治的离职，使中央情报局近期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一名官员的辉煌事业从此结束。他的同事们认为，他是当过行动部领导的最“文雅、宽厚、博学、可亲”的情报官员之一。在 1987 年以后的年代里，即使是在他被指控了解伊朗门事件的内情，并曾指派他手下的一名主要助手向国会撒谎，因而使他的名誉受损以后，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情报官员的名声仍然完好无缺。尽管在情报局服务 30 多年的历史中，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未经证实，但有一个经过证实的例子，颇有象征意义，可以说明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地位和作用。

1985 年晚些时候，中央情报局帮助阿富汗反政府军的行动计划被停止。由于内战日趋激烈，苏联决定在阿富汗部署数以千计的兵力和武器，其中包括好几队能给游击队造成巨大损伤的军用直升机。这使代表游击队利益的华盛顿院外活动集团慌了手脚，他们害怕苏联人会把装备不良的游击队彻底打垮。眼看中央情报局购买的武器被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搞走，他们也感到很气愤。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听了反政府力量的支持者的陈述以后，也被他们带感情的发言深深打动。有两个组织，即自由阿富计委员会和美国阿富汗行动联合会，在给国会施加压力，以加快给阿富汗输送武器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央情报局内部对此反应冷淡，因为在行动部官员中，只有极少数人相信，阿富汗游击队能够对抗苏联所进行的一场使用高科技成果的战争。克莱尔·乔治就是其中的一个。

乔治针对战场上出现的危机，建议中央情报局给阿富汗游击队送去美国制造的毒刺式地对空导弹。派到阿富汗去实地了解援助计划执行情况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发回了一些第一手的报告。这些报告，再加上特种部队官员对国会作证时的证词，对乔治的影响很大。但乔治必须说服凯西，因为后者对这项秘密行动计划保持一种惊人的低调门。美国政府中的一切有关人员都反对采取这一步骤，其中包括参议长联席会议（他们害怕导弹会落入恐怖主义

者手中），国务院（他们怀疑导弹能否在那里发挥作用），甚至还包括行动部里的一些官员。但乔治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最后，他被允许直接到国会去陈述意见，在那里，他雄辩他说明，他“绝对相信”使用毒刺式导弹“效果会截然不同”。他的发言使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为之动心，他们决定冒点风险去试一下这个计划，从而把美国和这一冲突直接联系起来。1986 年2 月，这一计划被批准付诸实施。

不到两年，乔治那个有争议的关于导弹作闲的预测，已证明比他所希望的还要准确。这一时期内，苏联长期的干涉使这个国家变成一片血海。通过中央情报局的系统，经由巴基斯但，共向阿富汗反政府军输送了将近 700 枚

毒刺式导弹。到 1989 年，苏联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几乎耗尽，它所吹嘘的直升机队列差不多从阿富汗领空上全部扫荡干净。一份美国军队的特别报告最后确认，在阿富汗部署毒刺式导弹，“已改变了战斗的性质”，并成为“战争中决定性的武器”。乔治的计划给予苏联军事力量的打击是巨大的。阿富汗游击队用 340 发导弹，击落了苏联 269 架飞机，比美国地对空导弹试验中任何一次的成绩都好。克莱尔·乔治一项简单的建议，就为美国赢得了阿富汗战争，迫使苏联撤军。在美国和苏联进行的长达 40 年的冷战中，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央情报局独一无二的、最重大的、准军事行动的胜利。

乔治的主动退休给韦伯斯特解决了两个问题：它不仅帮助他摆脱了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处分一名行动部的官员就够困难的，何况是行动部的负责人），它还给韦伯斯特一个机会，使他能任命自己的人来接替乔治。在乔治决定退休以后不久，韦伯斯特宣布由老资格的理查德·斯托尔茨接替他的工作。此人和先来一步的布鲁埃默一样，是新局长的可靠朋友（他们在阿默斯特学院同学）。但不像贝克和布鲁埃默，斯托尔茨的任命是受欢迎的。他虽说是韦伯斯特的私人朋友，但作为一名谍报官员，已在中央情报局工作长达30 年之久，而且为行动部的官员们所熟悉。韦伯斯特在 12 月 8 日宣布了这

项任命，这正好是在他处分参与伊朗门丑闻的 7 名中央情报局人员 7 天以后。一位老资格的官员说，韦伯斯特选定斯托尔茨来领导行动部，“可能是

他作出过的最好决定”。这位官员承认，韦伯斯特选定斯托尔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在到任后的头几个月里犯了一些错误，这使他感到难堪。这位官员解释说，“他（指斯托尔茨）可以在恶劣气候下为他导航”。但斯托尔茨的任命也并非所有人都赞扬。有一位行动部的官员反映了少数人的意见，他说， “斯托尔茨太保守。他不肯冒任何风险”。

凯西的时代结束后，在国会对中央情报局的批评愈来愈多的情况下，这种态度正是韦伯斯特所要求的。他告诉他的高级助手们，中央情报局需要这样一位领导，他能“在风险面前权衡得失”。韦伯斯特对斯托尔茨判断问题的能力非常器重，实际上自从他被任命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以来，他一直在私下依靠他。韦伯斯特对他的个性也非常欣赏。斯托尔茨和克莱尔·乔治相比，更像一名真正的特工，并且脾气也够坏的，完全具备一个特工头子的典型性格。斯托尔茨完全是韦伯斯特所需要的那种人，他可以给行动部带来一种“别胡来”的正规作风。

对斯托尔茨来说，他被任命为行动部的主任，似乎是对他在斯但菲尔德·特纳和凯西时期所遭到的蔑视和冷遇的一种补偿。海军上将特纳在 1977 年就没有选中他，而选中了约翰·麦克马洪。特纳后来说，他曾用抛钱币的办法从两人中选了一人，但这对于斯托尔茨来说，却使他大失所望。但 3 年

以后，他的失望更是无法比拟了，那时，他第二次没有被选中。当凯西接替特纳时，他委任他做买卖时的朋友马克斯·许格尔作为行动部主任，此人根本没有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任何经验。斯托尔茨因此对中央情报局感到厌恶，便退休了，但他签了一个担任顾问的合同，继续和他的同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 7 年后凯西宁权的时代宣告结束时，他的气也全消了，但他还是提醒他的老同学，注意行动部官员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麻烦。

斯托尔茨很清楚中央情报局如何工作，也了解这里经常发生的有关情报工作政策的争论，会使最受尊重的局长也很难有所作为。他作为一个情报官员，在苏联和东欧度过了他的大半生。1965 年因苏联对美国驱逐一名驻华盛顿的外交官进行报复，斯托尔茨破苏联下令离开了莫斯科。在保加利亚工作了很短一个时期以后，他成为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处处长，一共服务了 31 年。

把斯托尔茨安插下来以后，韦伯斯特感到比较坐稳了，他开始兑现他对博伦的诺言，即处分那些在用武器换人质的行动计划中违反了中央情报局规定的那些雇员。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根据布鲁埃默的报告，可能有40 来位行动部的官员在凯西当政时期行为不当，但只有 7 人有无可辩驳的证据。韦伯斯特把一些不明确的问题撇在一边，只处分那几个罪行确凿的人。12 月 17 日，他开除了两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另 5 名给予惩戒或降职的处分。

在受后两种处分的人名单中，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查尔斯·艾伦的名字。他一直在警告他的上司不要参与诺斯行动计划，在凯西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最后的几个月里，他总是给人带去不好的消息，他经常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朗中间人曼努切尔·戈尔巴尼法尔不可信赖，因此使自己得不到别人的信任。艾伦之所以受牵连，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首先是他同意和戈尔巴尼法尔打交道，而克莱尔·乔治却拒绝和他打交道。总之，艾伦受到惩戒是颇令人费解的。

其他几个被韦伯斯特处分的人，他们在伊朗门丑闻中的作用是大家都清楚的。约瑟夫·费尔南德斯，中央情报局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站长；罗伯特·阿特金斯，中央情报局洪都拉斯情报基地负责人，他俩被开除。其他有 4 人被惩戒，其中包括德韦·克拉里奇和阿兰·菲尔斯，中美洲工作队队长。另外，克拉里奇还被降职，薪金也下调一级。菲尔斯和克拉里奇都从中央情报局退休下来。另外，有两名在拉丁美洲处工作的官员也受到惩戒的处分。行动部过去曾谣言四起，说韦伯斯特要大量辞退部里的人员，这时也松了一口气。

到了 1988 年 1 月，韦伯斯特任职已 7 个月，但他还没有得到行动部的人们的信任。他刚到职时人们对他普遍所抱的怀疑态度，这时仍未完全改变。他已提出自己对中央情报局前途的展望，但他还得经过火一般的考验。他的能力和对中央情报局的忠诚，不仅要受批准任命他的国会那批人的考验，而且还要受中央情报局内的那些强大势力的考验。他们对中央情报局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的性质。在下一年里，中央情报局又在如何对待它以前的一个间谍的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作为新局长，韦伯斯特面对两个敌人：一个是直言不讳的、很多人都害怕的参议员，另一个是信誉扫地的、暴君似的人物，他还是中央情报局过去的一名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