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参议员、军人、独裁者⋯⋯间谍

参议员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杰西·赫尔姆斯，名誉扫地的中央情报局间谍是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巴拿马实际上的独裁者，也是巴拿马国防军的首脑。赫尔姆斯和诺列加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相信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无能的机构，而且他俩都致力于运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去证明这一点。这两人之间的斗争早就在 197 亏年就开始了。当时这位南方保守的共和党入指控巴拿马的第二号人物诺列加从事国际贩毒，侵吞钱财，把美国情报提供给外国政府，但是，由于赫尔姆斯当时正单枪匹马地进行着一场斗争，企图阻止卡特总统在本世纪末把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交给巴拿马政府的计划，他的上述指控被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认为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因而不予理睬。赫尔姆斯最终在这场辩论中失败，国会还是于 1978 年 4 月投票批准了卡特的建议。在受了这一政治打击后，赫尔姆斯始终不忘在这次巴拿马运河之战中蒙受的屈辱，他并且深信，曼努埃尔·诺列加是一个腐败透顶的危险人物。

7 年以后，赫尔姆斯于 1985 年 12 月再一次敦促参议院调查诺列加和贩毒活动的联系。这一次参议院之所以感兴趣，井非纯粹、厂政治上的考虑，而更多是由于巴拿马政治活动家胡戈·斯帕达弗拉的弟弟来访引起的，他名叫温斯顿·斯帕达弗拉。在与哥斯达黎加交界的巴拿马境内，发现这位政治活动家被人杀害了，他的头被砍了下来，尸体被切为多块，令人惨不忍睹。斯帕达弗拉告诉赫尔姆斯，他的哥哥是被诺列加手下的人暗杀的，因为他收集到可以对这位将军进行起诉的罪证材料，说明他参与了侵吞钱财和日益扩大的贩毒活动。看到那些胡戈·斯帕达弗拉血淋淋尸体的、令人毛骨惊然的照片，赫尔姆斯答应要使谋杀者受到惩处。现在回过头来看，赫尔姆斯这一承诺，标志着美国与巴拿马这个独裁者关系的转折点。在同斯帕达弗拉会见以后，赫尔姆斯宣布，以他为主席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将就诺列加与毒品走私贩的联系问题举行听证会。

听证会在 4 个月后开始举行，首先出席作证的是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那位个子瘦瘦的、脸发白的助理国务卿，他曾顽固地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辩护，并肆无忌惮地批评国会中的民主党入对里根总统的中美洲政策支持不力，因而已臭名昭著。艾布拉姆斯能说善辩，单刀直人，咄咄逼人。他为诺列加辩护，说他是这一地区反对苏联影响的美国盟友。艾布拉姆斯说，“巴拿马人民不想要一个像尼加拉瓜那样为外国统治的、反民主的国家，这种国家只能在这一地区制造武装冲突”。他指出，诺列加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要保卫它在中美洲的政策，像他这样可以依靠的盟友为数很少。

这些话丝毫不能打动赫尔姆斯。在保护反共分子的问题上，他从不亚于任何人。他深信诺列加并非艾布拉姆斯所描写的那种领导人，他的反共声誉也是很可疑的。赫尔姆斯调查此案的主要助手德博拉·迪莫斯说，“杰西完全是因为斯帕达弗拉谋杀事件动了感情。这件事实在使他忍无可忍了。”

几星期后，赫尔姆斯的听证会在一片怨声中结束了，因为他的小组委员会提不出可以告发诺列加的确凿罪证。赫尔姆斯在国会的同事们，私下把他描写成一个输家，他们批评他的调查，并指责他之所以攻击诺列加，是因为他没能阻止运河条约的签订。甚至在公开场合，他的同事们也在为诺列加辩护，说赫尔姆斯搜集到的所有材料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说他不该把诺列加

讲得那么坏。最后，当赫尔姆斯敦促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并通过一项要求对巴拿马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时，廉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克里斯多弗·多德争取了足够的票数来支持诺列加，并且在参议院里质问赫尔姆斯他出于什么政治动机。

尽管遭到一些挫折，赫尔姆斯的听证会还是对诺列加提出了许多问题，因而引起了一位名叫西摩·赫什的备受称赞的作家兼记者的注意。此人对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曾进行过研究，并将他的研究结果在 1986 年 6 月 12 日的《纽约时报》头版上发表。赫什的报道题名为《巴拿马独裁者据说参与毒品、军火和非法钱财交易》。这篇报道证实了赫尔姆斯提出的许多疑点。紧接着在第二天，《华盛顿邮报》也发表了一篇引用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的报道。这份研究报告表明，诺列加参与了大规模的非法毒品和军火买卖，并且还和古巴的情报机构进行合作。

中央情报局进行这项研究是出于以下这种惧怕心理：诺列加有意要牺牲美国在中美洲从事秘密工作的一些间谍。中央情报局很害怕，重要的秘密将落入苏联人之手，因为诺列加的亲信正在和与毒品交易有关的古巴情报官员合作。总之，这项研究报告反映，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处越来越担心诺列加，害怕他会滥用他与美国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中央情报局的这份报告甚至提出，诺列加为了对里根政府进行敲诈勒索，可能威胁要牺牲中央情报局的某些间谍，并泄露它的工作方法。

虽然早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就已开始调查诺列加的犯罪活动，但最近的发现才是迄今为止所有材料中最令人不安的。中央情报局的材料主要是根据国家安全局从通讯中秘密截获的情报。这些情报使国务院官员得出结论，诺列加进行威胁的策略，加上政治上的腐败，使他的老搭档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在上一次巴拿马选举中获胜，而实际上领先的是阿努尔福·阿里亚斯，他比前者多得大约三万张选票。

直到 1986 年 6 月，尽管证明诺列加很腐败的材料越来越多，他同里根政府的联系仍较巩固，那时他对华盛顿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访问。（《纽约时报》故意把赫什的第一篇文章安排在诺列加到达美国后的第二天见报）在公开活动中，为了突出诺列加的这次访问，特别作出了安排，让他在麦克内尔堡举行的美洲防务委员会上，发表中美洲共产主义威胁的演讲。在私下活动中，又安排了一些颇为隆重的活动，其中包括在白宫官员的陪同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诺斯也在场），乘坐游艇在波托马克河上观光游览，以及访问中央情报局总部并和局长凯西会见。（凯西在公开场合，曾大肆吹嘘诺列加，说他是中美洲的反共堡垒。）这次访问已是他和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第三次会见了。第一次是 1983 年 11 月在巴拿马（当时凯西要诺列加帮助反

对桑地诺主义者），第二次是 1985 年 11 月在白宫（当时凯西责备他有“反民主的倾向”）。

1986 年 6 月的这次会见进行得没有前两次那样好。这次讨论的时间短得多，而且周围环境和气氛都不如上两次。凯西主要重复他的这一观点，即诺列加的独裁行为使美国很难继续支持他，尽管他一再发誓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他们的谈话在一小时后结束。根据凯西的几位亲信说，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最后己开始认识到，诺列加的问题比他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后来，即使他想让兰利与这位巴拿马的独裁者疏远，但发现这样做已愈来愈困难了。这种障碍至少部分来自拉丁美洲处，他们坚持说，中央情报局需要利用

巴拿马人来搜集有关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者的情报。

在这一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凯西听取德韦·克拉里奇的意见最多，他当时是反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有些人争辩说，巴拿马的这位独裁者尽管坏，但美国还缺不了他，而且克拉里奇本人似乎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抱有盲目的好感，但克拉里奇对改变中央情报局对待诺列加的政策，实际上起着某种催化作用。有好几个晚上，克拉里奇和凯西一直谈到深夜。在谈话中，克拉里奇提出了诺列加的问题，说他经常使中央情报局在公众面前十分难堪。克拉里奇指出，中央情报局内部在诺列加问题上的争论，已经使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能专心致志地推行经过凯西多年努力才形成的积极进取政策。凯西不能不表示同意，但他仍拒绝彻底断绝同诺列加的联系。他强调说，美国首先要反对桑地诺主义者，只有打翻了他们以后才能腾出手来对付诺列加。克拉里奇对他同凯西的这些谈话密而不宣，不让中央情报局内对诺列加批评得最厉害的人知道。在公开场合，中央情报局仍然保持原来的态度：如果有人提出任何关于中央情报局与诺列加关系的问题，都坚决不予理睬。

对里根政府来说不幸的是，要求彻底调查指控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骗取钱财和出卖情报的呼声，在国会中越来越高。除了赫尔姆斯进行的调查以外，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发起的一项调查也涉及诺列加，虽然它主要是想弄清中央情报局所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否卷入了毒品贩卖活动。联邦调查局在 1986 年 4 月也接着进行类似的调查，目的是想弄清中央情报局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的站长是否参与了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非法提供武器的活动。联邦调查局还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飞机，回程是通过巴哈马向美国贩运麻醉品，在公众日益密切的注视下，里根的白宫也勉强承认，有些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分子可能“参与了”毒品贩卖活动，但马上又补充说，这些毒品贩子完全是自己在单独活动。在白宫承认了这一点以后，克里要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召开听证会。

参议员克里最初追查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 1986 年 5 月 6 日在他办公室召开的会上，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国务院、禁毒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一致否认关于贩卖毒品的指控，并且也否认国家安全局的人员参与了秘密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的活动。在这群政府官员中，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是最敢于讲话的。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参议院的工作人员说，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坚定而断然地否认，有任何来往于中美洲和美国之间的航班，专门用来秘密运送武器和毒品。他全然否认这些指责，并说这是非常荒谬可笑的。由于这些否认非常有力，克里搜集的证据不管在官方或公众心目里都没有产生多少反响，即使在国家安全局私下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详情公布以后，克里关于他们进行贩毒活动的指责仍未引起很大兴趣。

真正推动克里的调查，使它引起人们对它应有的严重注意的是参议员赫尔姆斯，这位他原来没有想到的同盟者。赫尔姆斯召开的关于诺列加的听证会这时已经结束，他建议克里和他联合起来。他之高兴这样做的原因是，尽管他认为克里一般说来是一个自由派对手，但他有勇气参加他召开的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而其他人却躲得远远的。从克里的角度来说，他也不愿批评赫尔姆斯，因为他想证实诺列加的毒品贩卖活动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这两位参议员认为，把他们两方面的调查联合起来，可以有扩大宣

传的好处。5 月间，克里和赫尔姆斯公开联合起来，事先取得一项协议，在处理这两件事时，赫尔姆斯对诺列加指控将有优先权。

虽然参议员克里是一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政坛上的新手，但他仍然是赫尔姆斯为了把诺列加赶下台，可能找到的最好盟友。正像那位北卡罗来纳州年长的参议员一样，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年轻参议员经常批评中央情报局，并且强烈主张加强对它活动的监督。两人都不信任中央情报局，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克里怀疑中央情报局，是因为他认为，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政府的秘密工作部门，享有特殊的地位。他觉得中央情报局经常逃避国会的监督，不按照它的要求办事。赫尔姆斯不信任中央情报局，是因为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勿需向任何人负责汇报工作，从而使自己松弛无力，没有多少用处。他俩的联盟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相互需要。按照克里的看法，中央情报局太强大了：而对赫尔姆斯来说，它太软弱无力了。

两人几乎在其它所有方面，也都迥然不同。克里身材高大，面庞轮廓突出，嗓音低沉，他似乎生来就有搞政治的那种口若悬河的演讲才能。他通过反对越南战争进入了官场。在这以后，他成为反对越南战争老兵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经常作为证人在国会出现。一位早在当时就认识他的朋友说，“他从那时起就开始竟选参议员”。赫尔姆斯与他形成鲜明对比。他是一位典型的南方政治家，粗圆的身躯，秃头，平平的脸，和人握起手来非常亲切，好像是见到自己的堂兄或表弟。他性格爽朗，笑声一直发自丹田，他还有一个红脖子。他的同事们常常低估了他的那股子犟劲，以及他那不屈不挠忠于他保守主义原则的精神。

赫尔姆斯和克里结盟以后不久，就组成了一个自从水门事件以来参议院最受人尊敬的调查班子，尽管它主要的成员只有 4 人。克里指派他的两名最杰出的调查人员，来追踪在诺列加和国际贩毒集团之间牵线的人和有关证人。他们是律师杰克·布卢姆和克里本人的助手理查德·麦考尔。布卢姆曾在克里的参议院恐怖主义、麻醉品和国际通讯小组委员会任特别法律顾问，在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曾最早公开提出对诺列加的指控。不少人知道，这位律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调查工作者，他特别擅长于说服那些不大愿意或有些害怕的人在宣誓后作证。麦考尔是个很讲究实际的调查工作者，他对美国的情报活动有极为渊博的知识，在着手一件调查时，他的低调门常使人摸不清他的意图。受克尔之托参加调查的还有业务水平高超乔纳森·温纳尔律师。他负责把各方面的书面材料汇集拢来，以追踪诺列加的犯罪活动线索。参议员赫尔姆斯则指派了他的助手德博拉·迪莫斯参加这项工作，以便发挥她具有中美洲丰富知识的专长。迪莫斯是一位专心一致的调查工作者，她懂得如何在中美洲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的窍门。

在短短一个月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赫尔姆斯一克里联合听证会开场了，安排出席作证的是已哈马群岛的两名贩毒犯。接着，1986 年 7 月 15 日，这个联合小组委员会又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上，即诺列加在国际贩毒卡特尔中的作用。克里召开了第二次听证会，然后很快把会议交给赫尔姆斯实际主持。赫尔姆斯审问一个名叫豪尔赫·莫拉莱斯的已被判刑的贩毒犯，要他交待他知道在巴拿马是如何进行走私活动的。

赫尔姆斯对莫拉莱斯说，“我希望你尽可能简单地告诉这个委员会，在巴拿马诈骗钱财的事究竟涉及面有多广，你们如何进行这种活动。在巴拿马诈骗钱财的活动中，有无任何政府官员牵连进去？”

莫拉莱斯回答说，“我把钱搁在手提箱里，坐上一架飞机，一架私人飞机，然后飞往巴拿马，我就去会见那些为［巴拿马］政府工作的人，他们负责疏通海关和移民局的人，还有当权派和机场的人。”

从这一耸人听闻的证词可以清楚地看出，诺列加卷入了贩毒的诈骗钱财的活动，尽管证人拒绝对诺列加指名道姓。但这一供词对克里和赫尔姆斯来说已经够了。到 9 月为止，他们搜集的有关这个巴拿马独裁者的材料，已经足够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其中有一厚叠材料是关于他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的。

早在 1959 年，中央情报局驻秘鲁利马的情报站站长就招募了他，要他提

供他在秘鲁军事学院同学的情况。在 1962 年他回到巴拿马以前，给他的报酬

是很少的。此后至少到 1976 年，除了几段极短的时间以外，中央情报局一直在给他发薪金。诺列加证明是一项很值得的投资。在六十年代后期，他已成为军队里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他效忠于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这位漂亮的军人统治者在 1969 年发动的一场政变，颇受当时盼望改革的国民的欢迎。诺列加当时的任务之一是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以下几方面的情报：哪些巴拿马军官和文官曾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巴拿马政治斗争的最新动态，和他在一起的军官中哪些人比较友好可靠，能维沪美国的利益。在 1969 年诺列加帮助挫败了反托里霍斯的政变后，他被任命为巴拿马国防军军事情报部主任。到了七十年代初，中央情报局已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以致给他的年薪高达十万美元。

从 1976 年 3 月起，诺列加开始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获悉美国国防情报局已开始对诺列加进行一项代号为“广州歌”的调查。美国国防情报局出示证据，说明诺列加用钱向驻已拿马的 3 名美军军士收买了一些机密情报，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官员给这几名美军取了一个代号，称他们为“高歌军士”。诺列加把这些情报交给托里霍斯，以便在和美国进行关于运河地位的谈判时，作为迫使美国让步的材料。美国国防情报局还担心，同样的一些机密材料，包括有关古巴的高度机密文件，都直接给卡斯特罗送去了。布什认识到，美国国防情报局揭露出的这一具有爆炸性事件，弄不好可能将影响福特的白宫宝座。当时福特受到他的共和党对手、前州长罗纳德·里根的攻击，后者说他一心一意想放弃运河。

布什决定中央情报局不对那 3 名军士采取行动，因为如果对他们起诉和审判，可能会暴露中央情报局进行的秘密活动，其中包括招募巴拿马的高级官员作为美国间谍。布什还相信，如果公开进行审讯，还将在美国和巴拿马关系很脆弱的时刻，暴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战略。他的结论是，应该由美国军方，而不是由中央情报局来惩罚这几名军士。由于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美国情报界的头子，他不理会这一丑闻的决定就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

布什拒绝对这 3 名军士采取行动还有其它重要理由。布什完全懂得，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发现，意味着他们已挖出一项大的情报秘密，它涉及一名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外国高级官员。如果把这一情况公开，将使中央情报局的形象更坏，说明它要么太无能，要么太天真，以致无法开展在国外的情报工作。布什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情报工作中的紧要关头，事态的发展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如果里根州长发现美国士兵向诺列加递送中央情报局的机密，他将可以证明，福特总统在运河问题上的谈判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里根进一步了解到诺列加把同一情报交给了卡斯特罗，公众中产生的忿怒，可能

被里根利用来作为他夺取总统职位的跳板。

另一方面，布什也要考虑诺列加巨大的情报价值，他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最好的情报来源之一。他是一个可靠的反共分子，曾多次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这一地区有用的政治情报，从而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诺列加还是中央情报局向在巴拿马的其他间谍提供经费无法取代的渠道，他并且招募了一些巴拿马军官为美国人工作。如果突然断绝诺列加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将意味着美国与巴拿马整个情报网的关系也将断绝，而这一点是美国所不愿做的。再说，诺列加是巴拿马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而且将接替托里霍斯成为巴拿马国防军的统帅。有了这样一个地位，他就能成为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职位最高的间谍。布什的决定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虽然诺列加给中央情报局带来了一些问题，而且还有使福特政府政治上严重难堪的可能，但他长期以来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中央情报局官员们认为他已造成的一点损害。

7 个月之后，布什可能因没有把诺列加从中央情报局的薪俸名单中删掉

而感到后悔。1976 年 10 月，中央情报局发现，诺列加应对巴拿马的 3 次恐怖主义的爆炸行动负责，其目的是为了向福特政府施加压力，让他放弃关于运河问题的谈判。在这 3 次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但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威廉·乔登把证据摆在托里霍斯面前，说明这几起事件可以一直追查到诺列加身上。乔登警告说，这些事件可能使在运河谈判上已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

托里霍斯满肚子不高兴，他派诺列加到华盛顿去和布什面谈。据说会见时是客客气气的，但也仅仅是官样文章，显然两人都决定把这事忘掉。这意味着到 1977 年初布什的任期为止（即卡特任总统两个月之后），曼努埃尔·诺列加一直是困扰布什最厉害的问题之一。布什被他弄得很不安，他因这个局面引起的沮丧情绪几乎可以明显地觉察到。布什在中央情报局时期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常在琢磨，不知诺列加下一脚往哪里踩”。

在布什离开中央情报局很久以后，对他处理诺列加问题的做法，仍然存在严重的褒贬不一。在这件事上，对他最表同情的是那些他在国会中的热情支持者。他们说，布什对“高歌军士”这一不体面的事件，处理很得体，从而保护了美国的情报来源和进行谍报工作的方法。他们争辩说，不应把运河问题的谈判和福特在共和党中提名的胜利联系起来，因为福特能否当选不取决于布什做出什么决策。这些为布什辩护的人进一步指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对“高歌军士”事件的处理上，认为布什的决策没有问题。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也为布什的行为辩护。这些官员争辩说，诺列加提供的情报一贯可靠，他还为美国开了一个后门，使它有一条与古巴通话的重要渠道。这条渠道已在好几件事上证明是有价值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由于诺列加的帮忙，那位单独乘小艇闯入一个古巴渔村的美国人得以获释（他的这次冒险行动好像是经过中央情报局批准了似的）。整个七十年代，诺列加一直和卡斯特罗保持通话联系。他把古巴政府内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美国人，同样，他也把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情告诉卡斯特罗（诺列加后来承认，在 1983 年，布什也使用了同一渠道向卡斯特罗通报了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情况）。这些官员觉得，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愿意为了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事，去引发一桩丑闻，从而牺牲这个国家一项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他们说，布什完全了解对诺列加错误行为的指控，而且采取了措施去疏远诺列加。

批评布什的人却对他不是那么同情。他们说，布什从未考虑断绝中央情

报局与诺列加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警告过这个巴拿马人，说明美国不能容忍盗窃它的国家机密，也不能容忍他对巴拿马公民进行咄咄逼人的威胁和直接的攻击。他们说，布什更热衷于保持中央情报局和诺列加的关系，而不是保护美国的机密。

在布什离开兰利后，斯坦斯菲尔德不顾内部有些人反对，立即断绝了中央情报局同诺列加的所有关系。举例来说，拉丁美洲处负责人内斯特·桑切斯公开表示不同意特纳的决定。桑切斯是行动部的积极分子中的一个，他们对诺列加有强烈的责任感，因为他们相信，行动部的间谍网应该扩大。

德韦·克拉里奇拒绝为这位巴拿马人辩护。克拉里奇曾负责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一个总结材料，题目是研究在 3 位美国军士出卖情报的丑闻中，诺列

加扮演了什么角色。尽管 1976 年的克拉里奇还比较年轻，但他已被看中是一名很有前途的谍报人员，当时也是布什的高级情报顾问之一。据这一时期克拉里奇的几名同事们说，他决定对特纳的决策保持沉默，虽然他也相信诺列加在这一地区仍可成为一个有用的情报来源。

1981 年，在里根一布什的班子上台以后几个月内，威廉·凯西批准重新把诺列加列入中央情报局的薪俸单里，据说年薪为 180，000 美元。如果布什对七十年代中期诺列加的价值有怀疑的话，他没有表示出来。在布什领导情报局时为诺列加辩护的那批人，当凯西当局长时，仍然是诺列加最主要的盟友，这一点自然也不足为怪。在这些人当中有内斯特·桑切斯，他已从中央情报局退休，去就任五角大楼国际安全局的拉丁美洲防务助理。该局同他在一起工作的一位官员说，桑切斯是“拉丁美洲的超级间谍”。克拉里奇是凯西最信任的行动部官员，他也相信，诺列加在巴拿马的显赫地位，可能再一次证明对中央情报局有用。克拉里奇持这种看法，是在他被任命为拉丁美洲行动计划负责人以后的事。但事实证明，在里根时期，诺列加最重要的朋友是凯西自己。凯西欣赏诺列加滔滔不绝的反共言辞（有一位前情报局官员说， “诺列加的反共言辞和水龙头开关一样，随时可开可关”）。当然还有他经常提出的帮助美国反对尼加拉瓜的种种建议。

在第二届里根政府期间，布什与诺列加关系的问题越来越频繁地被提了出来，到 1987 年晚些时候达到了顶点。在 1988 年 4 月初，当参议员克里就贩卖麻醉品问题举行第二轮的听证会时，一些记者被派往巴拿马，去寻找据说是 1983 年布什与诺列加的一次谈话的录音带，其中也讨论了诈骗钱财的问题（如果的确有这个录音带的话，他们这次并未找到）。1988 年 4 月的一个星期四，在举行总统初选前的 24 小时，那种说布什和诺列加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的谣传达到了顶峰、当时布什与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正在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多尔试图利用克里的调查，作为攻击布什原谅诺列加非法活动的根据，当时布什的身份曾先后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副总统。多尔有一次在电话中对一位国会的调查官员高声嚷道，“不要把证据扣压起来，我知道你们已经有这些材料。快公布！快发表！”但克里从未有任何真凭实据，他也无法把布什和诺列加直接挂钩。恰恰相反，克里的调查人员所得出的结论是，布什对这个巴拿马独裁者，总是保持一种公事公办甚至是冷冰冰的态度，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更是这样。

举例来说，1983 年，布什在一次路过巴拿马的短暂停留中，会见了巴拿马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里卡多·德·拉·埃斯普列拉总统，后者当时由诺列加引来同布什见面。在谈话过程中，布什整个注意力集中在德·拉·埃斯普

列拉身上，诺列加则静静地坐在一旁。但即使没有材料证明布什和诺列加之间存在令人难堪的关系，仍不能说服 1988 年的克里—赫尔姆斯小组委员会，布什过去没有支持这个巴拿马的独裁者，以后也不会在政府圈子里继续为他辩护。1988 年 4 月，行动部内对布什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一部分官员私下也有同样看法。其中有一位曾说，“你可以通过行动部副主任和拉丁美洲处，在市什和诺列加之间划一条线，这条线可以一直划到内斯特·桑切斯。真见鬼！桑切斯就是管诺列加专案的。”杰克·布卢姆，这位克里的天才调查员，1988 年从情报局的人那里听到这类话，因而不肯善罢甘休。他解释说，“这些有关副总统的问题，他都没有作出回答。难怪人们怀疑他到底知道多少有关诺列加的情况，有多少事他不愿公开。”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更是直言不讳，他对一位采访他的人说：“在福特执政期间，布什在政府里工作，那时薪俸名单上还有诺列加的名字。布什在卡特执政时离开了政府，那时诺列加也不在薪俸名单上了。布什一回来。诺列加又在这名单上出现。这就是事实，你自己去琢磨吧。”

过去有人把威廉·凯西的问题看得很严重。诺列加参与国际贩毒活动的丑闻，再一次证实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是他重新恢复了中央情报局与巴拿马的这个独裁者已经中断的联系，甚至加以扩大。到了 1984 年，即凯西任期的第四年，诺列加被认为是美国中美洲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项政策是把矛头指向尼加拉瓜的。但 3 年后，当停止了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时，中央情报局内支持诺列加的残余势力也跟着土崩瓦解了。如果美国准备抛弃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有什么必要继续和巴拿马腐朽的独裁者保持友好关系？国会听证会的紧锣密鼓，使中央情报局也不再愿意去宣扬诺列加作为情报来源的价值。1988 年 2 月，当诺列加正式被起诉时，这一论点也被抛弃了。行动部副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认为，中央情报局不能与起诉诺列加的检察官合作。当后者要求中央情报局提供诺列加的档案时，他们拿到的仅仅是薄薄的两叠没有多大价值的材料，其中一叠还是关于诺列加与贩毒活动关系的剪报资料。当对任迈阿密州联邦检察官助理的理查德·格留戈里说，“中央情报局的材料没有用处。他们似乎在给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能这样做[即对诺列加进行起诉]，你们就进行吧，可我们不会帮忙’。”

对克里—赫尔姆斯听证会，以及佛罗里达州即将对诺列加进行的起诉，中央情报局都决定保持距离。这一决定并非轻易作出，在中央情报局内也并非没有反对意见。理查德·斯托尔茨，这位韦伯斯特手下的新任行动部负责人，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斯托尔茨上任的第一个月里，拉丁美洲处里有一小部分人找到他，他们担心中央情报局没有和这个巴拿马的独裁者保持足够的距离。他们争辩说，中央情报局应当谴责诺列加与毒品贩子的联系。但是这个反诺列加的派别却敌不过一个更大的、更有影响的集团，这批情报官员认为，中央情报局应该闭口不谈它同诺列加的关系。最后，不管是斯托尔茨还是韦伯斯特，都相信那种认为中央情报局应当特地发表声明，公开谴责诺列加的主张，并没有多少说服力。他们深信，公布它所搜集的诺列加的犯罪材料，对中央情报局并没有什么好处。斯托尔茨还认为，和国会的委员会合作，将创立一个危险的先例。他主张仅仅做法律规定他们应做的事。不管你想帮忙是出于什么好意，一旦中央情报局决定合作，将使中央情报局的行动计划公开化。斯托尔茨对情报局的一些官员们说，“克里或者赫尔姆斯

迟早会问，我们是如何搞到这些情报的，而我们又不能告诉他们。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开这个头？”

斯托尔茨的决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央情报局的沉默似乎证实了公众的这种猜疑：中央情报局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贩卖麻醉品的活动。最起码的是，似乎为了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保持它的间谍网，它主动宽恕了这些贩毒活动。第二，中央情报局的这一政策意味着，别人已无法利用它作为改变巴拿马现状的一股力量。任何想推翻诺列加政府或把他带到美国来受审的努力，都得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策划和进行。在美国政府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官员认为，对诺列加采取任何行动，想要靠中央情报局是靠不住的。格留戈里有一段话，完全反映了这些人的看法。他说， “我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央情报局这样对待诺列加。那里基本上都是些热衷于冷战的人，他们的一切政策都要从这点出发。他们说，‘对，我们知道诺列加是个大坏蛋，但他是我们的人’。”

中央情报局与诺列加合作的历史，已经使华盛顿的政府机构决定，在采取任问关系到诺列加的行动时，不要让中央情报局插手。到了 1988 年 3 月，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当时国务院决定进行一项秘密计划，谋求建立一支反政府的力量，企图最后推翻诺刘加。搞这种计划对国务院来说，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但不寻常的是，这一次很显然已做出某种努力，保证使中央情报局对这项计划知道得越少越好。本来已在外交上作出了计划，要迫使诺列加自动下野。但新的计划已在此以前提前执行。这种违反美国传统的执行政策程序的做法，更加使情报局的官员们相信，“河对岸的那些人（指他们在国务院的同行竞争者）不仅是不相信中央情报局，而且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一种绝望的努力，远远不是出于政策上的深思熟虑。”国务院试图建立的反对派，其中心人物是巴拿马驻以色列大使爱德尔多·埃雷拉·哈桑上校，他也在巴拿马国防军内批评诺列加最直率的人物之一。

3 月下旬，埃雷拉·哈桑被偷偷地从以色列带了出来，乘上了一架飞机，在军事人员的护送下来到华盛顿进行磋商。他的这次访问想不到却变成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在访问的中间，埃雷拉·哈桑感到，华盛顿对这个计划能否成功改变了看法。这主要表现在他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举行高层会晤时所受到的冷遇。对此他感到很生气和痛苦，他和流亡在华盛顿的其他反对派人物商量后，决定只有在他们确信不会被出卖的情况下，才愿和美国政府合作。然后，他仅在华盛顿呆了 3 天，就回到了以色列，行前没有给他的美国主人作任何解释。他回来时，对华盛顿要把诺列加赶下台的承诺，已感到非常失望。事实上，埃雷拉·哈桑的怒气不应该冲着国务院。真正阻挠他去领导一场反对派运动的不是别人，而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把推翻巴拿马现政权的任何秘密计划，都看成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危及军方在巴拿马的利益。

中央情报局获悉国务院的这一计划完全是出于偶然。在埃雷拉·哈桑秘密访美的前几天，他按照惯例给中央情报局在特拉维夫的情报站站长挂了一个电话，目的是了解此行的详细安排。这位站长毫无思想准备，他不知道埃雷拉·哈桑在讲什么。这位巴拿马人还不大相信，最后把国务院的秘密计划的详细情况都告诉了他。那位情报局的官员听了这番话，几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一位同事解释说，“在他工作的 20 多年中，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种事。”）这位情报站站长最后重申，他不了解有关这一计划的任何情况，然后谈了谈他的个人看法。他认为，任何要推翻诺列加的秘密行动必须很好组

织，而且得到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全力支持。他又没有必要地加上了一句说，他怀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中央情报局得到了通知，肯定会让他知道。在这次通话后，埃雷拉·哈桑几乎想取消他的美国之行，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只要有任何搞掉诺列加的机会，即使有风险，也是很值得的。

埃雷拉·哈桑对美国的访问证明没有组织好。国务院甚至没有采取措施去保证他到达后的安全，尽管事先他一再说明，如果诺列加发现他在华盛顿，肯定会把他干掉。据参议员阿方塞·达马托说，国务院不关心埃雷拉·哈桑的安全，破坏了美国支持在巴拿马本土上建立一个反对诺列加的派别的计划，而且直接危及这位外交官的生命安全。这位参议员早先就和克里和赫尔姆斯站在一起，直言不讳地批评诺列加。为了证明他的上述论点，阿方塞·达马托举了一个例子。3 月 25 日，反对派的人物在五角大楼刚刚同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开完一次会议，当军官们带领着客人走过五角大楼的主要过厅的时候，他们被中央情报局的前官员纳斯特·桑切斯发现，这次在过厅里偶然的相会是诚挚的，桑切斯和这些巴拿马人大都很熟悉，也了解他们反对诺列加的观点。一位参加这次会见的巴拿马国防军中的人回忆说，“在五角大楼星期六的那次会后，我们在五角大楼的过厅里见到了纳斯特·桑切斯。第二天我们的名字就出现在诺列加的报纸[《批评家》]上。有六位巴拿马国防军的官员在场。另外还有鲍勃·帕斯托雷诺，当时他在国防部的巴拿马事务部任职。伊格那休·莫拉莱斯（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自从我们来后一直在同我们联系...[安东尼·]格雷博士（国防部泛美地区处副处长），国防部情报局的约翰·卡什上校，此人后来为[詹姆斯·]科尼利奥所取代。这家报纸就说我们在那里开会，但没有说讨论什么问题。

达马托参议员一直深信桑切斯是有意泄露这一消息，为了把“埃雷拉·哈桑置于危险的境地”。他还补充说，“这个狗娘养的[桑切斯]搞的鬼，也许中央情报局也知道。”在这以后的几个月，在参议员克里就诺列加参与贩毒活动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达马托参议员大发雷霆地质问桑切斯有关这一事件的情况（后来这成为头条新闻）。桑切斯承认在 3 月里见到过那些巴拿马官员，但宣誓否认这消息是他泄露的。他说，“我和他[诺列加]没有任何业务关系。我没有和他手下的任何人谈过话，包括他的办公室主任，他的秘书，他的翻译...我知道有这次会，因为他们开完会出来，我正好在那个地方。”

“但你知道有这次会，是不是？”达马托问，眼睛直盯着桑切斯。 “他们一定是开过会，”桑切斯回答说，他的嗓门也提高了。”我看见

她们从部长副助理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你想问什么问题？参议员先生。请问得具体一点。我不喜欢你含沙射影，或者暗示是纳斯托·桑切斯把这一消息透露给巴拿马政府的。这不是你要想说的话吗？”桑切斯放在证人席桌上的那只手有些颤抖。

“好，那么，是不是你干的？”达马托问。 “我没有，”桑切斯回答说。 “你向任何人说过关于这次会的事吗？”达马托进一步追问。 “我不知道开会是讨论什么问题，”桑切斯说，他很巧妙地回避这个问

题。“我知道开过一个会，因为他们走出办公室时向我打招呼...”

达马托打断他的话，他说，“好了，你知道有这样一次会。所以，我问的难道是一个不现实的问题？”

谁都能觉察出达马托和桑切斯之间存在的敌对情绪。整个听证会的会议

室里充满了紧张激动的气氛。桑切斯已感到够呛。他说，“我无法知道开的是怎样一个会，因为我是在他们开完会后走出来时看到他们的。参议员先生。如果你有那种权力，我可没有。”

达马托撂下了这个问题。他知道桑切斯已经承认了不少东西，实际上已超过了他应该承认的范围，尽管他没有承认对他最基本的指控。

对桑切斯的攻击不仅是针对这位国防部官员的，而且也是针对中央情报局的。这位参议员公开把那里的人斥为“一群懒惰的笨蛋”。人们指责中央情报局在保护甚至怂恿一名国际罪犯的活动。对于这种指责，中央情报局不作回答。这对于达马托来说真有些受不了。他在听证会上对克里说，“主席先生，正如你我从材料上所知道的——我敢保证说，中央情报局在这些材料面前将说，我们不会作任何评论——诺列加这个恶棍兼讹诈钱财的歹徒，受雇于中央情报局并从那里领取薪俸已经有许多许多年了。据我所知，一直到前不久还是这样。我敢说，这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本应参加这场战斗，可是，天啦，他们却和这种国际社会的渣滓一起合作，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有些行动部的官员，特别是拉丁美洲处的某些官员，打心眼里同意达马托的意见（当然，另外也有很多人发誓永远不会宽恕这位纽约的参议员）。但对理查德·斯托尔茨和威廉·韦伯斯特来说，达马托的话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已经作出决定，不让中央情报局去碰他们认为纯属政治性的问题。

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把除掉诺列加的计划，包括策划工作与执行，都让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去操办。这对助理国务卿艾布拉姆斯来说，也是毫无问题的。现在，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已经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艾布拉姆斯发起了一场针对巴拿马领导人的运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务院。当罗纳德·里根对巴拿马实行经济制裁的时候，艾布拉姆斯的计划就开始执行了，这不过是第一步。作为第二步，艾布拉姆斯派国务院的首席巴拿马问题专家迈克尔·科扎克去巴拿马城，试图说服诺列加退休。科扎克对诺列加施加了很大压力，他明确无误地对他说，科扎克提出的方案是诺列加能得到的最洼方案，这比被弄到美国去接受审判，或者面对他原来的同事领导的装备精良的反对派武装都要强得多。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艾布拉姆斯又一次碰到推行埃雷拉·哈桑计划时遇到的同样为难的局面。几周以后，国务院仍然未能取得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对执行这项计划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再一次明确反对任何可能危及他们在巴拿马的军人及家属的行动计划。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罗特别坚决。他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人员和财产没有受到诺列加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支持一项旨在推翻他的计划的确太危险。克罗警告说，美国在巴拿马境内建立反对派，一旦政变失败，将危及运河，并造成数以千计的美国人质。

中央情报局站在军方一边。4 月中旬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情报局的官员们详细地介绍了诺列加其人，这份材料是情报局的政治心理处写的。它把诺列加描写成一个诡计多端的对手，他总会找到可以战胜反对派各种压力的办法。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还强调，反对派的人物在巴拿马境内没有多少威信。例如，流亡总统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列，只不过是一个令人感到难堪的败家子，他对去海厄利亚赛马比在中美洲建立民主更感兴趣。

在里根总统的坚持下，艾布拉姆斯成功地战胜了军方和中央情报局持怀疑态度的人。他迫使他们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从而保证建立起一个诺列加的

挂名反对派，虽然它的经费短缺，而且得不到美国政府某些最重要部门的支持。4 月间，里根签署了一项总统批文，文中指示中央情报局向巴拿马境内的反诺列加的武装提供非杀伤性的援助。这些援助包括一部广播发射机，还有为在美国及运河区反对派人士提供的宣传经费。中央情报局在巴拿马城的情报站站长负责分发这些援助，并且组织一个可靠的代替诺列加的政治班子。当这些措施背后，又有艾布拉姆斯和科扎克在谈判中施加压力与之配合，里根政府中的高层领导完全有信心，使巴拿马问题可以在不需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但几个月后，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部分是由于中央情报局在履行它的义务方面很拖拉。除了其它的事例以外，为了找一架合适的广播发射机，竟然莫名其妙地花了 6 个星期的时间。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逗乐地说，“我在卖无线电的货摊上就能弄到一个”。另一个问题是，反对诺列加的力量比原来美国预料的还要分散和不团结。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列几乎丝毫不能取得他流亡的同事们对他的信任。与此同时，把巴拿马境内的民主力量组织起来也并非易事，因为老百姓已在开始抱怨。里根下令对巴拿马的经济制裁，更多地是损害了他们，而不是损害诺列加。更重要的是，迈克尔·科扎克试图说服诺列加退休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诺列加不相信有任何理由要他退休。他一直认为，他能对付外来的压力，可能他觉得在中央情报局内还有很多盟友在保护他。

5 月中旬，这个独裁者与美国官员的谈判破裂。诺列加拒绝辞去巴拿马国防军统帅的职务，以作为美国联邦法院对他参与贩毒活动免予起诉的条件。（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把这一笔交易称之为“合法的金色保护伞”。）此时事情已经明摆着，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诺列加的问题。6 月间，里根总统原来提出的仅仅提供非杀伤性援助的批文，已扩大到可以把运河区作为基地，对诺列加采取准军事行动。这项计划的成功要依靠从国防情报局借调的一名军人。

这位军人就是杰勒德·克拉克上校，他身高 5 英尺 9 英寸，是一位态度强硬的越南战争的老兵。他被认为是美国军队中最有才华、最能干的拉丁美洲专家。3 月间，他被指派负责把埃雷拉·哈桑从特拉维夫偷偷地用飞机送到华盛顿，要保证不让诺列加在以色列的朋友们发现。在埃雷拉·哈桑的使命夭折后，克拉克开始作为迈克尔·科扎克的助手，参与说服诺列加离职的谈判。当这一计划也失败后，克拉克又被指定负责一项秘密行动计划，要他把诺列加抓获并押送到美国去接受审判。这是一项很微妙、复杂而危险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选他这样一位有奉献精神，训练有素并且无所畏惧的军官来担任的原因。

克拉克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他是美国军队中少有的军人兼外交家，一位有作战经验、同时又习惯于谍报工作所特有的危险的军官。他作为一个军官已经有 21 年的经历，但他这一辈子也经常在情报圈子里担任各项任务，他所服务过的单位包括国防情报局，国务院以及中央情报局。

克拉克于 1944 年生于波多黎各，这一独特的背景使他很了解中美洲的文化，也很了解这一地区的人们对于他门强大的北方邻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在越南服务时表现突出，此后他于 1981—1986 年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即担任美国驻洪都拉斯的防务参赞。克拉克很快发现，最有权势的洪都拉斯军队领导人害怕，美国给予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大量的援助会损害他们

国家的主权。洪都拉斯领导人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头头们的傲慢无礼也颇为反感，这些尼加拉瓜人在洪都拉斯的南部建立起了一个差不多是完全独立的国家。洪都拉斯领导人的不满由于得到不少美国援助而有所缓解。克拉克得要说服他们这些援助并非贿赂，但他这一说服任务由于以下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了：洪都拉斯军方一贯在保护中美洲非常赚钱的毒品交易。洪都拉斯军方情报机构的领导人里昂尼德斯·托里斯·阿里亚斯上校，强烈反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留在洪都拉斯，他还保护那些贩卖毒品的暴发户，使他们不会遭到起诉。他的这些行为使克拉克十分恼火。克拉克一到洪都拉斯，他就面临一项颇为棘手的问题，即要说服洪都拉斯军方，要清除这个腐败的上校。运用他的经验、机智和个人的魅力，克拉克在他到达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几周以后就完成了这一任务。一些克拉克结交的洪都拉斯亲美军官，把托里斯·阿里亚斯从他原来的职位上赶走，把他打发去当驻智利的武官。克拉克很快了解到，托里斯·阿里亚斯的离去并不能解决洪都拉斯的贩毒问题。在托里斯·阿里亚斯离开以后不久，克拉克访问了哥伦比业的波哥大，在那里他结识了豪尔赫·奥乔亚，麦德林毒品卡特尔的领导人之一。托里斯·阿里亚斯事件是一个象征，它表明美国要想摧毁毒品贸易有多么困难。正如这个地区的其他任何美国重要官员一样，克拉克被迫与这一地区的主要官员合作，而这些官员因与贩毒活动有联系，本人就很难有诚实可言。要与这帮人合作，这本身就是一个灾难性的政策。

对一些洪都拉斯腐败的军官，克拉克只好装着看不见他们的问题，这使他非常不高兴。他的一位同事说，“格里（指克拉克——译注）告诉我，他们都不让他动弹。对[洪都拉斯的]腐败，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决，因为白宫害怕会损害他们关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计划”。

对洪都拉斯军方的腐败问题只能不闻不问，这就是为了在中美洲进行工作要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一点，克拉克感到非常恼火。他对奥利弗·诺斯意见最大，后者是里根政府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最忠实的支持者。正如赫尔姆斯的助手德博拉·迪莫斯所说，“奥利（指诺斯——译注）不喜欢格里，格里也恨诺斯”。对克拉克来说，要建立一个反对桑地诺主义政权的堡垒，中美洲必须有一个清廉的军事领导。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又来自诺斯，因为他一直热衷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毫无疑问，他为了保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能够继续生存，不惜牺牲洪都拉斯。巴拿马反对派人士何塞·布兰唐说，“克拉克是美国在中美洲最好的情报官员。他从不撒谎，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你感到他不会抛弃你。而对奥利，我从来没有这种看法。

他在洪都拉斯一共呆了 7 年，好像是美国派往这个国家军方的一名非正式的大使。他成功地减轻了洪都拉斯政府上层中的反美情绪。克拉克还发现，参与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洪都拉斯的某些公司，也存在腐化现象，还听说它们也参加了贩毒活动。于是他也专心致志地设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些公司中，名声最坏的是一个名叫赛特可的公司，它是国际毒品贩子胡安·拉蒙·玛塔·巴列斯特罗斯在特古西加尔巴建立起来的。在八十年代中期；赛特可公司还得到美国国务院的一项合同，负责向洪都拉斯境内的尼加拉瓜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运送军火。这笔买卖包括“至少一百万发子弹，还有食品、制服和其它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的军需品。”

玛塔长相十分英俊。他养成了健身的癖好，过着豪华和罪恶的生活。他出身贫困，生长的地方一向以歹徒恶棍的集训地而闻名于西半球。他幼年时

即被美国的移民归化局的特务逮捕并被判刑 5 年，关押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

警卫极少的监狱里。但在那里只呆了 3 年半，他就在买通警卫后逃往墨西哥。在墨西哥，他成为一个走私毒品集团中强有力的人物，这个集团同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和卡利毒品卡特尔有联系。在他参与谋杀美国禁毒局的调查官员恩里克·卡马雷纳·萨拉萨尔以后，玛塔又逃往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在那里，他会见了卡利和麦德林毒品卡特尔的负责人，后者想利用洪都拉斯作为向美国贩运毒品时的中转站。当玛塔再一次被捕后（这一次是在哥伦比亚），他强有力的贩毒朋友花了二百万美元收买狱吏，使他能成功地越狱。1987 年，他回到洪都拉斯时，他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的头目，这个集团的组织从哥伦比亚的丛林和波哥大的郊区，一直延伸到迈阿密的黑人、波多黎各人等少数民族居住区。这时，格里·克拉克已经离开了洪都拉斯，并接受了国防情报局的新任务，开始计划在巴拿马建立一支反对派武装。当克拉克在乘飞机穿梭于华盛顿和特拉维夫之间的时候（迈克尔·科扎克则来往于华盛顿和巴拿马城之间），玛塔作为特古西加尔巴最体面的公民，正在那里享受他的新生活。但不久，玛塔又被迫中止他在特古西加尔巴的逗留。

1988 年 4 月 5 日，即在克拉克回到华盛顿 6 周以后，一支名叫“眼镜蛇” 的精锐的洪都拉斯国民警察包围了玛塔的寓所，海关、美国执法人员局和禁毒局的特工人员在一旁注视着。正是由于克拉克已得到洪都拉斯军方高级官员的同意，要对这一贩毒头目下手，才进行了这次搜捕行动。克拉克还同意担任军事联络官，协助禁毒局和司法部联合的行动小组来进行工作。按照这一计划，玛塔一旦被抓住，就立即把他秘密地转移到美国。首先把他用飞机押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然后把他转交给一架美国飞机，经过短时间的飞行即可到达迈阿密。飞机一到美国领空，就可将他逮捕，罪名是贩毒、飞越国界、参与阴谋和暗杀活动。

但计划一开头就卡了壳。当全副武装的洪都拉斯国民警察冲进玛塔的寓所时，他们发现屋内无人，玛塔不见踪影。人们立即互相指责。禁毒局的特工人员暗示说，一定是那些反对逮捕玛塔的洪都拉斯腐败军官向玛塔通风报信；这立刻引起了美国人和洪都拉斯人就在玛塔公馆门前的大街上相互对骂。就在他们忿怒地指责对方的时候，玛塔本人却在远处出现了，原来他是在黎明前刚刚做完穿过特古西加尔巴街道的短跑回来。玛塔抓住后，被捆起来送上飞机，经由多米尼加共和国飞往美国。飞机一进入美国领空，他就被逮捕了。

禁毒局和美国执法人员局的官员个个兴高采烈。他们相信，玛塔的被捕证明，里根政府是在认真做点事来制止毒品交易，他们还认为，这件事同时证明，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官员可以合作，向毒品卡特尔的领导核心发起攻击。同样重要的是，禁毒局原来计划，在不求助于中央情报局的情况下来采取这一行动，因为它对情报局根本信不过。当记者们表示怀疑，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同意下。这一行动何以能进行，这项行动的主要策划者、美国执法人员局官员霍华德·塞弗说，“这次[行动]是我们搞的，我们才是真正的策划者，和他们无关，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一尖锐的批评反映了禁毒局和执法人员局为一方，中央情报局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对立情绪。情报局在中美洲有一批间谍，他门参与了贩毒活动，但仍受到中央情报局的保护，这件事已使情报局出了名。它引起了人们的愤恨，并且在美国政府中造成分裂。批评情报局的人指出，玛塔事件是一

个最好的例证，它说明那些毒品贩子，只要他们坚决反共，中央情报局就会保护他们。参议员约翰·克里的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指出，玛塔在八十年代中期拥有赛特科公司，这件事至少提供了一个旁证，说明只要有助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继续生存，中央情报局愿意容忍贩毒和伴随而来的贪污腐化。他们还说，已经有材料证明，玛塔和曼努埃尔·诺列加的朋友里昂尼德斯·托里斯·阿里亚斯上校有联系，这说明玛塔被捕后，中央情报局也遭受了损失。

但是，禁毒局所说逮捕玛塔的行动中央情报局事先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处内，禁毒局搜捕的目标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他们执行这项计划两周前就获悉了。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基地的负责人，当时已向兰利的总部打招呼，洪都拉斯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帮助这项行动，并且说在洪都拉斯政府内，对是否让这项计划进行下去，有不同意见，因而展开了一场斗争。那些赞成逮捕玛塔的军官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坚持第一段押送玛塔的路程，不能使用洪都拉斯的飞机。他们争辩说，这样做，至少他们的政府可以说，此事虽违反了它自己制定的禁止引渡洪都拉斯公民的法律，但与洪都拉斯政府无关。美国人同意可以用一架没有标志的美国飞机，把玛塔押送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从而解决了这场争论。在特古西加尔巴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向他在华盛顿的上级汇报了这一争论的情况，并且预言，抓获玛塔的事件，将加剧反美情绪。他的预言果真没错。

在玛塔被捕以后两天，在特古西加尔巴爆发了反美骚乱。1988 年 4 月 7 日晚，两千名抗议者试图冲进美国大使馆，并且纵火烧了它的附属建筑。6 名洪都拉斯人遇害，其中包括一名 14 岁的女孩被活活烧死。美国向洪都拉斯政府提出抗议，并且声称，大使馆曾向当局发出紧急呼吁，但没有得到反应。洪都拉斯军方花了两小时，才派来警察平息了这场骚乱。

尽管由于玛塔的犯罪活动，禁毒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产生了彼此怨恨的情绪，但洪都拉斯的这场反美危机终于过去了。接着中央情报局又在考虑，是否有可能以捉拿玛塔的行动为样板，搞一次针对曼努埃尔·诺列加的类似行动。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争辩说，逮捕玛塔的行动证明，美国可以收到很大的宣传效果，表明美国决心向毒品宣战。4 月底，理查德·斯托尔茨的一个行动计划得到批准，这一计划酷似捉拿玛塔的计划：由巴拿马反对派人士把诺列加抓起来，押送他上一架飞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飞机，然后把他转移到另一架短程飞机上，最后飞往美国。（也曾考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将他绑架，有人时而看到他在那里探望他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位多米尼加医生。）斯托尔茨和他的顾问们都坚定地希望，逮捕诺列加，审讯他并将他判刑，这将驱散那种不体面的谣言，这种谣言说中央情报局参与了国际贩毒的买卖。在得到威廉·韦伯斯特新成立的秘密行动审核组的批准后，斯托尔茨制

定的中央情报局关于诺列加的行动计划，在 1988 年 5 月中旬开始付诸实行。这个审核组的建立，是为了防止在伊朗门丑间明间那些过火的做法再次发生。行动部的官员们批评韦伯斯特，说建立的这一高层次的审查组，“不过是另一层官僚机构”。韦伯斯特反驳说，秘密行动的审查程序本来就应当加强，以便在中央情报局上层管理中使这一程序“制度化”。他建立的这一小组，将审查所有未来调查研究的成果，着眼于判断它们是否符合他新的、更加严格的法律标准，以及韦伯斯特所谓的“美国政府的传统”。韦伯斯特后

来说，他从不反对任何这个审查小组通过的东西，但他犹豫了一会，然后很快补充说，“只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斯托尔茨从巴拿马把诺列加捉拿归案的建议。有一位情报局的官员回忆说，“韦伯斯特一直反对这玩意儿，他认为这是荒谬可笑的”。

中央情报局关于诺列加的行动计划，在付诸实施前，还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因为它所需的经费，得从其它已批准的行动计划里拨过来。根据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在执行这项计划前来征得国会的认可，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央情报局想表明，对搞掉诺列加，他们的兴趣和我们一样大。但实际上，我认为他们并不想做任何事情。他们拿出一个致命的危险方案，知道会遭到五角大楼的反对，因为五角大楼过去就一贯反对关于巴拿马的任何行动计划。这样他们就可以说， ‘好哪，我们是想搞掉诺列加的，可军方又认为这样做太危险’。”

参议院原订举行一次听证会，研究情报局的这项计划。在听证会前一周，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写了一份有关这一计划的备忘录给副国务卿约翰·怀特黑德。他写道：“送上你的一份[参议员丹尼尔·]井上的证词，仅供你准备星期四（5 月 26 日）的证词时作参考。届时可能会提出不少问题，我们将就这些问题尽可能多搜集一些情报材料。当然，到底会提出一些什么问题，就得看谁出席，还要看井上那天卜的哪一卦了。”

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最后决定推迟它们的陈述，以便让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有时间研究这项计划。这样，到陈述这份研究结果时，情报委员会也会认为它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一分子。在 7 月以前，中央情报局不采取任何行动。国务院官员迈克尔·阿马科斯特这时也提醒国务卿舒尔茨，不要参与这项建议可能会引起的争议。他在备忘录中写道，“预定狄克·斯托尔茨、[国防部的]理克·阿米塔奇和我要作证。在白宫内，普遍感到如果由你和比尔·韦伯斯特来处理这些作证，我们取得国会支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而他们的支持是必要的，因为经费的分配需要重新调整。科林（·鲍威尔将军，他当时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也许会在园林里（一个华盛顿高级人士饮水的场所）和你谈这个问题。他们的估计无疑是正确的，但我劝你不要揽这件事。你的事已排得够紧的了。还有些华盛顿以外的事需要处理，那也是些很麻烦的问题，必须做些准备工作。这件事我准备去办。理克、狄克和我将尽力而为。”

理查德·斯托尔茨对中央情报局的计划，能否得到国会的批准持悲观态度，因为他早在阿马科斯特给舒尔茨写那份备忘录以前，就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委员们作了一次非正式的民意测验。斯托尔茨发现。国会虽然也想在诺列加的问题上采取某种行动，但它希望的是“快速修理”，而不是这种有争议的绑架方法，它怎么说也只是半合法的。委员会也很担心这种行动在巴拿马公众中可能引起的反应，特别是鉴于捉拿玛塔一事已在洪都拉斯引起大规模的骚乱。

迈克尔·阿马科斯特也同样是小心翼翼的。他对舒尔茨确认：“从中央情报局和情报委员会商量后的初步反应看来，我们面临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斯托尔茨和阿马科斯特的看法证明是正确的。中央情报局在 7 月的作证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再一次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这一计划危险，而且也没有必要去冒这种危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警告说，“我们在运河区有 15，000 名美国人，每一个美国人都可能成为一名人质”。情报委员会的反应是，暂不批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并且要求克罗研究，将美国人从

巴拿马全部撤退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中央情报局的意图是想暴露军方在诺列加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从而把对诺列加无所作为的罪责推到五角大楼身上，那么，克罗在撤退军事人员问题上给情报委员会的答复，肯定会在兰利受到欢迎。1988 年 8 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他们的研究结果通知了情报委员会。它表明从运河区撤退美国人可能需要好几个月，也许会超过一年。一位赫尔姆斯参议员的调查员带着厌恶的口吻讽刺说，“我奇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列出他们需要多少车辆。他们弄了半天，还是跑来说，他们干不了这个。他们排除了任何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还尽量使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流产。”

到了 8 月底，情报委员会投票否决了中央情报局那项致命的计划，但要求斯托尔茨准备一项加以改进的非致命的计划。

但即使这样一项计划后来也搁浅了。这时，里根总统已经私下向巴拿马的流亡总统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利保证，他已经批准一项调查研究的结果，准备让诺列加下台。但真实的情况是，美国政府根本不愿意，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巴拿马的问题。9 月间，巴拿马城的情报站站长告诉他在兰利的上司，给巴拿马反对派配置一部广播发射机将给情报局在中美洲的行动计划带来危险。于是，中央情报局又撤销了广播宣传计划。一位巴拿马反对派人士说，“这真是开玩笑，我们有一个很小的广播发射机，我们刚刚广播了半小时，诺列加的电台就对它进行干扰。美国军方答应帮助我们，而现在他们又在计划搞另一次行动，于是我们又被晾了起来。过去他们告诉我们，让我们做好准备，现在却又说，‘算了，不搞了’。我们感到很失望。”

帮助赫尔姆斯和克里的小组委员会搞调查的人也感到很失望。其中一个人说，“中央情报局和军方都参与了破坏这项调研结果和提出的建议。这两方面的人都认为想搞掉诺列加的主意太困难，太冒险。杰克·布卢姆，克里的这位最直言不讳的诺列加和国际贩毒问题专家，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我[听到这次听证会情况]的第一个反应是，‘噢，当真吗？简直是发疯了’。我想政府的意图是，让国会把它否决掉。这并非他们害了妄想狂的毛病。”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后否定了斯托尔茨的修改计划后，中央情报局、

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研究在 1989 年对付诺列加的方案。里根政府想弄清楚，采取经济制裁的办法是否能迫使诺列加下台。如果他辞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还想知道。在巴拿马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这一研究工作由华盛顿特区的嘎玛公司承担，这家公司过去曾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从本质上讲，嘎玛公司的分析，有点像过去 5 年中央情报局在诺列加问题上分为两派时争论的重演。嘎玛公司把这个模拟的辩论称为“地理政治途径的游戏”。在这场模拟辩论中，参加者包括在诺列加问题上代表正反两方面意见的人。辩论中的兰队代表美国政府，其中有一名杰出的成员，即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处的负责人吉里·格鲁纳。他是一位诺列加的公开反对者，曾带头支持在巴拿马建立一个反对派的方案，并主张它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他在嘎玛公司的报告中化名为杰·格鲁宁。

绿队是代表美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朋友的。成员中包括一位中央情报局情报部的官员，还有司法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红队代表巴拿马，以詹姆斯·科尼利奥上校为首，还包括马克·英尼斯（国防情报局主管巴拿马的官员）和内斯特·桑切斯（美国政府内诺列加主要的辩护者）。据几位参加这项游戏的人说，最后还是桑切斯那个组“赢了”。研究报告的结论是，不可

能迫使诺列加下台，而且即使他被迫下台，也会有另一个“诺列加上校”接他的班。

这个研究小组的结论还说，如果美国继续它目前的政策，“诺列加离职的可能大约只有一成或二成”。如果美国在“非经济领域”的政策更强硬一些，这种可能性会增加到“二成到四成之间”。这个小组的结论强调。美国的军事干涉，虽说不大可能。却会对国内产生严重影响。这一报告还指出， “如果诺列加威胁了美国安全的利益。而美国因此采取了军事行动，电视上就会出现一些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美国方面可能会有十多名士兵丧生，其中很可能包括直升飞机失事造成的损失。”

这个嘎玛公司的小组最后结论是，什么事也不要做。结论最后说，“他的继任者只会变本加厉，而绝不会朝着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政府迈进一步”。

换句话说，这份嘎玛公司的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制造的这个魔鬼也许比它不认识的那个魔鬼还强一点。或者正像参加这项研究的科尼利奥上校所说，“在这场游戏中，我扮演诺列加，每次都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