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们在德黑兰的人

霍华德·贝克正在发愁。这位前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72 小时前刚当上白宫办公厅主任，现在正碰上第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难题：里根政府找不到一个取代比尔·凯西的人来担任这个国家的特务头子。早在贝克到达白宫许多天以前，参议院成功地打消了里根总统对中央情报局局长第一人选的提名。他提名的罗伯特·盖茨，由于人们质问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本人已提出不要再把他作为考虑的人选。既然不再考虑盖茨，贝克现在又在竭力推荐前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翰·托尔作为一名理想的人选。1987 年 3 月 2 日，即总统准备宣布人选的头一天，托尔似乎会接受这一职务。尽管他并未明确首肯，但就贝克来说，毫无疑问他是会接受的。

即使是还在担任代局长的盖茨也认为，托尔的提名会在中央情报局内受到欢迎。尽管托尔的确没有担任此项职务所必需的经验，但盖茨知道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一定会非常欢迎这项任命，因为老资格的托尔的到来会使这个机构更为人们所尊敬。此外，盖茨也知道，中央情报局并不需要一位象艾伦·杜勒斯那样的谍报天才，而是需要一位好的行政领导和受国会尊敬的强人。盖茨相信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同僚们，将乐于任何人来领导他们，只要这位新局长不利用伊朗门事件作为支解情报机构的理由。

直到星期一下午，托尔的任命似乎都是肯定无疑的。星期二的早晨他将被引进白宫，并被介绍给全国的新闻界，在这以后，人们期待他将很快得到参议院的认可。托尔在国会山是颇受信任的，公众也很熟悉他，尽管他是一个强硬保守的共和党人，但由于他在最近的伊朗门丑闻中，对里根持适当的批评态度，这又给他增添了客观公正的美名。

托尔主持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审查在伊朗门事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在这一过程中，他有时对里根进行严厉批评，因而得到人们的信任。托尔委员会最后发表的报告（正式题名为“总统特别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的结论说，里根对伊朗门事件中白宫的行动无直接责任，而是允许他的工作人员执行与他公开声明相抵触的政策。托尔的结论，尽管并不是摧毁性的，但却说明他不依附于总统，这一点将有助于参议院对他任命的认可。尽管如此，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这一职位，似乎仍然是里根对他的一种报答，因为正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他，对里根造成的损害起了某种控制作用。对于这种指责，贝克准备自己去对付。他相信参议院不敢拒绝把这一职位给托尔，或者怀疑他领导中央情报局的能力，因为托尔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正当贝克准备宣布托尔任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对，托尔给白宫打电话说，他将不接受这一职务。他表示歉意，说他完全了解，这一似乎是改变主意的做法，会给里根新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造成很为难的局面，但他的决定是最后的。“我就是不能干”，他对贝克说。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当国防部长，而不是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承认，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一种荣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将使他永远没有可能再去争取当国防部长。但他已下定决心想当国防部长，他认为将来仍有此机会。贝克和托尔进行了争论，但他的话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很清楚，这位得克萨斯人是下了决心的。

贝克很生气。他知道托尔拒绝接受这一职务，可能会对里根造成极其尴尬的局面，因为里根的领导能力已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这位白宫办公

厅主任查看了一下他自己的名单，盖茨不行了，托尔正在等待一项他可能永远得不到的工作。当然还有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这位前空军将领也是托尔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在那位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拒绝接受任命以后，这么快就指定斯考克罗夫特，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总统一直在物色一名他要报答的人。这也意味着任命前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托尔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贝克判定马斯基是一名地道的民主党人，所以从未认真考虑过让他担任此项职务，虽然他的名字曾神秘地出现在几家报纸上。新闻界迫不急待地盯着这项任命的宣布（他们好像在一旁得意地笑着，盖茨的一位朋友对这位中央情报局的代局长说）。贝克认为他得赶快行动。

正在这时，乔治·布什开始插手这件事。在上周末，他和他的幕僚们曾讨论过有必要委任一名可靠的政府官员来领导中央情报局。布什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他认为自己有独特的眼力，可为挑选一名新的候选人出主意。他和他的幕僚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是最理想的人选。布什认为，韦伯斯特和托尔具备同样条件，他一生都是一名忠实的共和党人，为里根的高级助手所信任，也是自己信得过的人。布什不仅把他看成是一位朋友，而且似乎是一位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伙伴。鉴于他过去在联邦调查局的表现，布什认为他一定会很快得到参议院的认可（特别是因为他过去的任命也得到同样迅速的认可）。韦伯斯特还具备托尔所不具备的条件：作为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人，他有近 10 年和情报界打交道的经验，也熟悉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布什告诉他的助手们，最为重要的是，他佩服韦伯斯特的“坚定”和“责任心”。任命韦伯斯特将给联邦调查局留下一个空缺，但这毕竟是次要的问题，因为他 10 年的任期反正也快满了。白宫认为，有从容的时间去任命一名新的继任者。贝克马上对布什的看法表示同意，他奇怪自己早先为什么没有想到韦伯斯特。取得里根的同意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3 月 3 日下午，贝克打电话给韦伯斯特提出请他出任新职的问题。

韦伯斯特对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建议表示有兴趣，但不愿马上肯定下来。贝克催促他说，总统需要在 24 小时内得到答复。韦伯斯特告诉贝克，他仅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作出决定。韦伯斯特对贝克给他打电话感到很高兴。他知道尽管自己不想呆在华盛顿，他得认真对待这项建议。事实上他打算在1985 年离开联邦调查局，但在司法部长米斯的鼓励下，答应留下来，因为米斯对他说，在不进行大选的年头离职是一个不好的主意。韦伯斯特曾向米斯明确表示，一旦在政治上能找到一个代替他的人，他很想回圣路易斯城去重操律师的旧业。这样，他又呆了两年。现在，由于贝克给他打电话，他不得不考虑作出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也不是他自己单独能作出的。韦伯斯特在妻子死后没有再婚，他给女儿德鲁西拉（他叫她“德鲁”）挂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最初保持沉默，接着表示了她的不快。她说，“联邦调查局是一回事。可是，爸爸，那个地方真有些让人害怕。”他对她说，他还未作出决定，但倾向于接受这项工作。

当晚韦伯斯特挂了另一个电话，这次是给海军上将博比·雷，英曼打的。后者是凯西手下的中央情报局第一副局长。此人当过国家安全局局长，是华盛顿最受尊敬的谍报官员之一。里根最初当选总统时，英曼作为中央情报局新局长的候选人，在所有人手中的名单里，都名列前茅。后来凯西得到这一职位，他只好忍气吞声，同意当凯西的副手。但在 16 个月以后，当明摆着他

在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他就离开了。韦伯斯特希望知道，英曼认为他是否应接受这项任命。他还想了解，在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同时，是否仍然可以当他的律师，而并不影响他有效地领导这个谍报机关？他的工作是否要求他违反法律？英曼对他说，他完全可以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而不牺牲自己的原则。英曼还解释说，中央情报局也没有违反美国法律，但外国法律却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点上韦伯斯特是比较放心了，但他又问英曼对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士气有何看法，特别是伊朗门丑闻以后。英曼回答说，士气虽受损害，但只要有得力的领导，很快可以扭转局面。最后，韦伯斯特问，英曼是否认为他将是一位好的中央情报局领导？英曼诚恳地回答说，韦伯斯特将是一位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还说，这一职务将是一个“挑战”。

第二天下午的早些时候，韦伯斯特作出了他的决定，尽管联邦调查局的某些同僚回忆说，对于他将接受贝克的建议一事，从未有人真正怀疑过。他们说，韦伯斯特和布什一样，深信他自己是这一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尽管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有本质的不同，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的某些工作已比较熟悉，因为在他主持联邦调查局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韦伯斯特已扩展了联邦调查局的海外谍报工作，作为配合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一部分。韦伯斯特相信，他过去为联邦调查局所做的一切，同样也可以为中央情报局做。在他看来，这两个机构所需要的东西，从管理方式来说，并不存在多大的差别。事实上，中央情报局 1987 年的情况和 9 年前他接管联邦调查局时非常相

似。在 1978 年的联邦调查局里，J·埃德加·胡佛的阴魂不散。他是在执法方面最强有力，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在紧接着胡佛以后的年代里，韦伯斯特的前任克拉伦斯·凯利给联邦调查局的上层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但因他在那里的时间太短，不可能带来持久性的变化。这项任务留给了韦伯斯特去完成。他得重振士气。当时各个办公室之间的闲言碎语和内部的政治斗争，已把这个局弄得士气低落，这里的人工作拖沓，被人视为到时候上下班的侦探。韦伯斯特花了 3 年时间才清除了胡佛的派别分子，重新在国会心目中树立起它被损坏的声誉。

韦伯斯特由于完成了这项任务赢得了人们的称赞，但贬低他的也大有人在。1981 年，他负责认可雷蒙德·多诺万任命前的调查工作，受到严厉的批评，当时多诺万被里根提名出任劳工部长。在多诺万被指控受贿以后，参议院发现联邦调查局为他任命提供的背景材料隐瞒了某些重要情节。参议院接着对联邦调查局处理此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韦伯斯特的领导工作提出尖锐批评。参议院发现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有关多诺万的材料，实际上是他某些亲密的朋友对他溢美之词的汇编，比无用还要糟糕。多诺万后被起诉并接受审判，最后被宣判无罪。如果联邦调查局在参议院审议多诺万的提名前工作比较得力，也许法院的那场戏可以避免。这是最轻的说法。另一方面，韦伯斯特的批评者说，联邦调查局在多诺万案件上的失败，说明联邦调查局仍和过去一样带有政治色彩，韦伯斯特没有使它产生任何改变。

同样的批评在阿拉伯诓骗丑闻以后也出现过，这是一起冒称代表富有的阿拉伯人向国会员行贿，以换取政治上的好处的“诓骗行动”。这一行动最终的结果是好几个人被起诉。但是，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却成了参议院深入调查的目标，他们要了解韦伯斯特手下的人，是否特意挑选了某些人作为他们诱骗的对象——大多数都是民主党人。调查委员会发现联邦调查局不认真保存电话谈话记录和录音带，韦伯斯特和他的谍报人员之间的通话查不到有关

的记录。韦伯斯特在这次事件中，遭到和多诺万事件中对他的同样批评。尽管 7 名国会议员由于阿拉伯诓骗丑闻都被判有罪，但联邦调查局的这项调查，却被指控为被白宫利用作为它的政治工具。韦伯斯特忿忿然地回答他的批评者说，“我为我们所做的事感到骄傲，我们的工作经得起法庭的考验。”

在“瓶塞钻行动”中，联邦调查局的目标是想抓住克利夫兰的几名法官从一名法警那里领取贿赂。在此案中，韦伯斯特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进一步扩大了它在阿拉伯诓骗行动中所犯的错误。联邦调查局参加此案的特工人员忘了去查阅这名法警的刑事犯罪档案，事后证明此人是一名被判过刑的盗窃犯。这些特工人员也没有去核实他提供的贿赂是否真付给了这几名法官，这名法警实际上把这笔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可他却把矛头指向他从未接触过的法官。最后在这次行动中真正受控告的是那名法警。

在韦伯斯特主持工作的年代里，联邦调查局最秘密的情报员之一是杰基·普雷瑟，那位矮个子、超重量、说话直喘气的强有力的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的领导人。当这一情报被人知道以后，联邦调查局是否被利用去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普雷瑟是在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的敦促下，当上了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的。当时米斯说可利用他来帮助对腐败的工会进行清理整顿。（普雷瑟在 1980—81 年里根的过渡班子里担任过职务，在这以前，他的兄弟会是支持里根竞选总统的全国两大工会之一。）普雷瑟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一份有关兄弟会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关系的详细报告，虽他本人也有两面讨好的嫌疑。尽管围绕普雷瑟的动机和他可信赖的程度有许多争论，联邦调查局进行了为时三年的调查，其结果是撤换了兄弟会内的许多领导人。联邦调查局对整顿了这一工会组织一直引以为荣。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强调，普雷瑟所提供的情报是非常有价值的，使用这位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的主席作为情报员，对结束工会的腐败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普雷瑟最后被指控给他的亲戚和犯罪团伙的成员吃空缺，但还没有来得及受审，就因患脑癌去世。）

正如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年代一样，韦伯斯特在联邦调查局的任期内也有若干突出的、受到广泛宣扬的成就。联邦调查局曾在克利夫兰试图推行的 “诓骗行动”，最后在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取得成功，联邦调查局对那里几十名腐败法官的指控得以成立。但最大的成功之处是，韦伯斯特恢复了联邦调查局作为美国首要的执法机关的声誉，尽管它也有种种失误。联邦调查局最后被揭发对那些反对美国卷入中美洲事务的人进行过特务侦察，从而影响了它的声誉，但它的上述成就仍然是了不起的。总的来看，韦伯斯特制眼了胡佛时代的活跃分子，使联邦调查局重新赢得冷酷无情的密探之家的美名。 3 月 3 日下午，当韦伯斯特考虑他的前途时，与其说他关心他在联邦调

查局过去的成绩，还不如说他更加关心他是否会被参议院认可去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几乎生来就有一种崇尚个人作用的信念，因而他绝对相信自己能胜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在接到霍华德·贝克向他提供新职务的电话将近 24 小时后，韦伯斯特拿起电话筒把他的决定通知白宫。他说，总统能想到让他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感到“很受抬举，也很荣幸”。他将接受这项任命，并保证竭力把工作做好。

3 月 5 日正式宣布了对韦伯斯特的任命。和他一起站在白宫新闻发布厅里，里根总统把比尔·韦伯斯特说成是一位“诚实和正直的人”，并引用他曾担任联邦法官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经历，作为提名他的过硬条件。但在里

根多少有点迟疑的发言中，也流露出他自己也弄不清，他原来曾先后决定任命盖茨和托尔，为什么都没有兑现。在他担任总统的整个期间，很少有象这次的表现——今天的里根活像一名第二流的演员。他不熟悉他的台词，他的发言稿写得也很潦草。他在不适当的地方发出微笑，还常常偷偷地看韦伯斯特一眼，好像不敢肯定他是什么人。韦伯斯特却落落大方，谦恭而又充满自信。他说他在等待参议院的认可，但坚持要熟悉了新的工作以后，再对所有问题发表他的意见。

如果里根还有些对韦伯斯特没有把握的话，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却对他很少有什么怀疑。对他们来说，里根对韦伯斯特的任命，解除了人们对中央情报局前途愈来愈深的怀疑，是值得欢迎和令人宽慰的事。参议员们都很清楚，凯西一伙损坏了中央情报局在公众和国会中的声望，他们同样也很清楚，罗伯特·盖茨也不是能挽回这种声誉的合适人选。当委员会的成员听到里根在考虑任命约翰·托尔来主管兰利的工作时，他们的怀疑情绪加深了。问题不在于对托尔的任命不能得到认可（他可以，而且完全可能会得到认可），因为即使有把握得到认可，也并不说明有足够的理由提名他作为候选人。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需要的是一位享有善于整顿士气低落部门的声誉的人。韦伯斯特正好有这种经历，而且在国会为人们所知晓并受到青睐。他可能在调查多诺万事件和阿拉伯诓骗行动的过程中，曾碰到某些困难，但他至少是相信监督的概念和程序的，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比凯西强得多。

参议员戴维·博伦，这位表达能力很强的俄克拉荷马州民主党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对于这一点是很坚持的。傅伦告诉他的一位助手说，如果因伊朗门事件深受创伤的里很总统还想保住他自己和他的总统宝座的话，他应该作出遵守法律的承诺，并且在物色人选时，找那些能与国会合作的人。

缅因州的众议员威廉·科恩，这个委员会中职位很高的共和党人，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但由于要忠于他的党，不能这样公开说。科恩相信，委员会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停止凯西私下采取的涉及外交政策的行动。他认为，继续保持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委派一位熟悉并立志遵守法律的人去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公开场合，科恩赞扬里根对韦伯斯特的任命，私下里他则表示，他怀疑伊朗门丑闻恐怕比任何人想象的还要复杂。科恩对他下面的工作人员说，白宫和中央情报局可以尽量辩解说，他们是清白的或是不知情的，但他很难说，政府私下采取的涉及外交政策的行动是否已经停止。更使他苦恼的是，他毫无办法去进行核对。科恩抑制他内心的不安，并和博伦一起参加支持韦伯斯特的大合唱。

这种支持犹如笑里藏刀，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戴维·博伦认为韦伯斯特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中央情报局领导人，这就意味着这位参议员已得到某种保证，未来的这位领导人将是一位开诚布公的，甚至是驯眼的局长——也许还可能成为国会在兰利的耳目。这至少是韦伯斯特被任命的那天，许多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想法。在兰利，人们对里根宣布的任命广泛持怀疑态度，并且都在窃窃私议，韦伯斯特是否有必要的背景，使他能恢复中央情报局在公众心目中原有的形象和重振机关内部的士气。

在这所谍报机关第六层的办公室里，中央情报局负责行动计划的高级特工人员，不断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对韦伯斯特的提名表示关切，认为这只

会增加他们的问题。那些参与威廉·凯西以武器换取人质密谋的部分谍报官员更是疑心重重。中央情报局伊朗科科长也特别关切。他问一位同事说，“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近东处主管反恐怖活动的一位专家也很担心，他向另一位谍报官员打听：“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这家伙懂不懂谍报工作？”

托马斯·特威腾是最近刚任命的近东处处长，他较为乐观一些。他相信韦伯斯特在兰利开始工作时会比较谨慎的，如果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他也会设法不要得罪这些他将来要与之共事的人。特威腾说，韦伯斯特也得先熟悉一下环境。他见过韦伯斯特，知道他，和他交谈过，并说这人“还可以”。很多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对韦伯斯特的任命感到不安，这并不特

别令人感到震惊。在联邦调查局里，人们都了解这位原来的密苏里州的法官有时爱教训人，他对官僚机构内部的斗争常感到不耐烦，对那些行动超越了他狭隘的是非观念的下属，常给予惩处。他性子急，要求高，有时对人非常严格，这些都是出了名的。那些过去和联邦调查局打过交道的联络官们都注意到他的这些特点，他们传活回来说，给韦伯斯特工作是很难的。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联邦调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对韦伯斯特忠心耿耿，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合适人选。他们相信，韦伯斯特将清除那些甚至与凯西一诺斯丑闻稍有牵连的人。那些领导凯西的伊朗行动计划的人，最明显的是克莱尔·乔治、德韦·克拉里奇、托马斯·特威腾和他们的助手们，当然是首当其冲。特别是克拉里奇，他相信韦伯斯特的任命将标志着他的事业的终结。他对一位同事说，“我不会在这里呆多久了”。

人们还有一些其它顾虑。有些人认为，韦伯斯特的任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满足国会由于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诺斯的行动计划而对它进行惩处的愿望。他们认为，现在国会通过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的监督，将比过去更加厉害了。还有些人认为，韦伯斯特对谍报工作并不象他自己所说的懂得那么多，他对谍报界爱耍弄阴谋诡计的传统只不过是有点皮毛的了解。除了这些怀疑以外，还有在罗伯特·盖茨不能被批准任命问题上的分歧。中央情报局内的大多数高级领导，特别是那些行动部的人，虽不喜欢盖茨，但认为他得不到批准任命，也就排除了其他职业特工人员担任局长的可能。尽管他本身有缺点，他的失败也意味着他们的失败，要看到一名谍报人员成为局长，还不知要等多久。盖茨决定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撒回，在情报部他最接近的同事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因为他原本可以成为第一位长期担任过分析人员工作的局长。至少盖茨是一个已知数，是韦伯斯特则不是。围绕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内部工作运转的知识究竟有多少，以及他处

理局内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究竟有多大，在兰利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种争议由于报纸上有关他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的报道而变得更加激烈了。对那些认为任命盖茨将对中央情报局不利的人，这些新闻报道更是给他们增添了武器弹药。他们引用了三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的看法。第一，在凯西担任局长初期的 1981 年，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曾公开反对取消对中央情报局搜集国内外情报的某些限制。韦伯斯特这一令人吃惊的立场，似乎是对即将卸任的卡特总统的报答，因为正是卡特，给了他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位（下令规定这些限制的也正是卡特总统）。

第二，1984 年，他发表了一项对中央情报局不利的声明，这项声明对众多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来说，暴露了他在谍报工作上的无知。他对报界说，他反对建立军事部队对恐怖主义组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他说，美国不应

该做那些“可能在以后更加清醒的时候会受到谴责”的事情。对那些一贯批评他的人来说，他的这番话似乎是要把美国法律运用在国外进行的谍报工作中。这无异于说，只有在受到恐怖主义分子袭击后，而不是在这以前，才能采取行动。他的这种观点在行动部的人员中传为笑柄。

最后，与上述一点有关联的是，韦伯斯特曾反对白宫 1986 年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允许中央情报局对恐怖主义分子进行绑架，并把他们押送到美国来受审。他的这些观点受到中央情报局准军事人员的嘲笑，这些人员在中央情报局内被贬称为“把指节弄得嘎嘎作响的人”。一点不假，过去中央情报局有些高级特工人员在凯西试图诱捕穆罕默德·侯赛因·拉希德的时候，曾在这个问题上反对过凯西，但当时他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接着，在 1986 年，正当中央情报局准备为了保护自己有权这样做而在立法上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韦伯斯特又抱怨说，法律被引伸到无法可依的程度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他的解释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按照他的逻辑一直推论下去，他的这种立场最终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在国外的工作统统都得结束。既要工作，总得有些地方有点伸缩的余地。中央情报局迫切需要一个能对付恐怖主义的方案。但每当它提出一个方案时，都遭到韦伯斯特的反对。

但是，在中央情报局内，引起对韦伯斯特怀疑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一个个人因素：他是第一个从联邦调查局来中央情报局任局长的人，也是第一位被委任主持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执法官员。此外，所有人都知道，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有长期不和的历史，这种不和曾导致两者的公开分裂。有一段时期，在 J·埃德加·胡佛的指示下，这两个机构的人根本直不讲话。最严重的分裂发生在 1970 年，那时两个不同的国内谍报行动发生了正面冲突。胡佛后来对中央情报局发动的长期斗争，由于他对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行动的不信任，而更加变本加厉。导致这一结果的另一因素是，中央情报局还享有长春藤俱乐部超级秘密分队的名声，也就是说，它的成员许多都是美国东北部八所名牌大学毕业的盛气凌人的知识分子。在两家分裂后，一提起中央情报局的名字就几乎会引起胡佛发火。

两个机构之间的决裂终于得以弥合，但这只是在胡佛死后的事。美国国会后来不允许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进行谍报活动，也有助于弥合这一决裂。到1975 年，这个漫长而微妙的在这两个机构之间重新建立某种合作气氛的过程已经开始了。韦伯斯特的前任克拉伦斯。凯利，为在两个组织间重建一种新型关系而辛勤工作，但直到韦伯斯特的任期内，两个组织间仍然存在一种客客气气但很不自然的关系。在中央情报局看来，联邦调查局是一个更老的机构，它的作用有些被夸大了，这个机构充满了身著灰色制服的警察，他们专门搜捕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和盗窃犯。联邦调查局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一个专门从事阴谋活动的象牙之塔，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些抽着烟斗的学者，忙于研究理论而工作却没有多少成效。

这种互把对方典型化的说法，多少还是有点道理。中央情报局把自己看成是谍报工作中的精英，而联邦调查局则经常认为他们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这种互相敌视的态度，对里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在兰利引起的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韦伯斯特被看做是一位需要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培训的外来户。大多数中央情报局的职业谍报工作人员，硬是不准备在他到来时做出任何欢迎的表示。

韦伯斯特似乎也不特别适合扮演典型的中央情报局特务头子的角色，譬

如象艾伦·杜勒斯、理查德·赫尔姆斯或者威廉·凯西那样的人物。他是一位不起眼的、身高只有 5 英尺 10 英寸的密苏里州法官，喜欢读海明威的作品，搜集有作者签名的书籍，打起网球来每次都以小时计，也常在美国中西部他自己的农场里骑马。他对法律抱有某种狂热，他不断谈论的“法治”听上去如此古板，以致最接近他的人有时都认为他太老式了。中央情报局似乎还没有见过他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主张戒酒的、虔诚的基督科学派教徒，他从不骂人，每天都锻炼身体，还爱引用一些格言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有一次诚恳地对一位来访者说，“我从不把运动和行动混淆起来”。作为一位政府公职人员，他的服务记录无任何污点，个人生活也无可指责。在他的经历中，不存在任何隐而未发的可怕丑闻，譬如在停车场偶尔结识一名妓女、和别人分赃、或者学历上有什么污点，这些东西统统都没有。1987 年的威廉·韦伯斯特就象十年前的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一样：两人都是宗教信徒，工作专心致志，独来独往，二者对比，相似之处立即十分明显，致使许多行动部的官员同声叹息。

即使原来对韦伯斯特最有疑虑的职业特工人员，也很快发现韦伯斯特对人非常友好，几乎让大家无话可说。他被提名后，立即来到兰利参加同大家见面的约会，和每人握握手，在适当的时候摇摇头以表示惊讶，非常专心地听取向他这位已被选定但还未上任的局长所作的第一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那些和他一样已被指定、但尚未正式上任的官员们发现，他不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快地熟悉业务。尽管他对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明显地感兴趣，但这些官员们发现，他对自己能力抱有的自信，有时使他看不清楚，他需要了解和消化多么大量的情况和材料。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比威廉·凯西更有行政管理才能，但在搞情报工作的才能上却赶不上凯西。他仍然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海外工作，可以在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的前提下进行。而实际憎况是，甚至要招募一名外国间谍都是一件危险的任务。对那些在“禁区”（譬如说苏联或伊朗）吸收的特务来说，这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叛国罪，因而这些地区成为突出的盲点。但韦伯斯特曾对一批听众说，“从我有记忆力的时候开始，我就想当一名律师”。

如今，韦伯斯特却要去领导中央情报局。

决定韦伯斯特应担任中央情报局新局长是一回事，正式要使他的这项任命得到认可却是另一回事。一方面，华盛顿官方很有把握地认为，在批准他的任命问题上，还没有发现任何令人难堪的障碍。另一方面，又没有人愿意说他是毫无瑕疵的。对他的怀疑与他的个人生活无关（他工作努力，认真负责，也是个聪明的、关心家庭的人）。最可怕的前景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将发现，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他，偶然接触过向伊朗偷运武器或者有关诺斯转移资金的证据，但他却默不作声。换句话说，没有人希望发现任何迹象，说明韦伯斯特有意识地参与了掩盖罪行的活动。

在韦伯斯特是否会被认可的问题上，使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高级谍报人员以及该局的国会联络办公室的官员们最感不安的是，1985 年中期开始的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当时行动部近东处的中级官员开始感觉到，伊朗正在发生一个重大事件。一位前情报官员回忆说，“1985 年夏天的晚些时候，连着好些天有些人一直关着门在开会。参加会的有特威腾。（克菜尔）·乔治、

（伊朗组组长杰克）·迪瓦恩，几乎能想象到的所有人，包括近东处全部高级特工人员。处里的人跑去找近东处处长伯特·邓恩，对他说，‘你瞧，如

果有什么事我们应该知道的，你应当告诉我们。我们不想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碍你们的事’，他对我们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追问他说，‘是我们自己在干什么事吗？我们是否在那里布置了什么武器？’他挥手让我们离开，对我们说，‘我们没法那样干’。”

但谣言仍不断在流传。据这位过去的官员说，伯特·邓恩（他是中央情报局主持海外行动的最优秀的人员之一）和他的高级助手们，从八十年代初期起，一直在紧张地追踪外国武器运进伊朗的情况，以了解伊朗在和伊拉克的战争中的军事能力。1982 年，他们听到未经证实的谣传说，有相当尖端的英国坦克运往伊朗在波斯湾的繁忙港口阿巴斯港。如果报告属实，它将证明美国最亲密的盟国正利用霍梅尼想把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的狂热愿望，从中捞取利润。中央情报局还发现，1983 年，伊朗人为了从国际私商那里购买武器，在伦敦开了一个庞大的办事处。伦敦闹区外的这个生意兴隆的伊朗武器市场被发现后，更是谣言四起，说美国也卷入这场武装伊朗的活动。

到了 1985 年 9 月，谣传达到了顶点。当时，近东处的一位特工人员接到一个保密电话，这个电话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务从华盛顿特区打到兰利来的。据这个打电话的人说，联邦调查局成功地招募了一名伊朗学生，这名学生很快要回德黑兰。由于他即将去海外，联邦调查局认为让中央情报局参与此事可能是个好主意。这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还说，由于这名学生很聪明，口齿也颇伶俐，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

中央情报局的这位特工人员把这项建议向他的领导汇报，这以后的两周时间里，近东处的高级情报人员考虑了这项建议。据一位参与其事的官员回忆，关于是否招募和训练这名学生的决定，“逐级上报，从处理伊朗问题的官员到科长，接着到近东处副处长（特威腾）、处长（邓恩），然后到乔治

（行动部负责人）。最后，尽管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谍报网大都已被破坏，它最后还是决定不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这一建议。理由是区区一名学生不大可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允许联邦调查局自己去处理这件事。两周后，当联邦调查局通知中央憎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说这名学生将

在德黑兰有一个很好的职位时，他们很快改变了主意。这名学生将成为一位伊朗最高级官员的助手，这就使他能接触这个国家的某些核心军事机密和其它情报资料。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这一情况真是太好了，几乎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中央情报局能完全控制他，这将意味着它将拥有霍梅尼政权内部最接近大量宝贵情报来源的人提供的材料。美国将具备它将近十年来所没有过的条件，即有一名接近伊朗政府最上层的人为它充当间谍。近东处最有经验的官员行动很迅速。10 月初，他们在兰利的军事联络科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两方面搞外国情报的高级谍报官员。联邦调查局除了指派在国内主持此事的人以外，还派来了它主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几名负责人来参加会议。中央情报局参加会议的有伊朗科副科长和两名负责专案的高级特工人员，此外还有负责和联邦调查局联系的官员，以及拉里·拉金上尉（在美国的伊朗流亡者都把他叫做拉里上尉），后者可能是在近东处工作过的负责在伊朗行动最知情的官员。总共加起来，在这里开会的有 9 名高水平的老资格官员，每人都有 20 年以上的秘密工作经验。

拉金发言时为这次会议定了调子。他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说，如果这

名伊朗学生由中央情报局来全权处理，他将会更有价值。在会议室的每个人都明白，按照法律，中央憎报局对招募的外国间谍有优先权。从实际情况来说，中央情报局有更好的条件来处理这项工作。讨论一开始就这样单刀直入，未免有些唐突。但这就是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打交道时的一贯做法。中央情报局伊朗科副科长接着以一种较低的调子继续发言。他承认，中央情报局很急于想得到这名间谍，因为自霍梅尼的革命以来，该局的谍报网从未完全恢复。

联邦调查局一名主要的搞反恐怖主义活动的专家，对他们两位的发言勉强表示同意，但提出作为合作的交换条件，联邦调查局要求得到这名间谍提供的情报，以及中央情报局使用他时采取的每一步骤的详细总结。联邦调查局的这位发言人在这以后讲的一段话，却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瞠目结舌。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这名伊朗学生直接通过用声音作为代号的电话联系方法，或者在伊朗境内采用投置信件的方法来提供憎报。他还说这些办法似乎很管用。

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都被吓坏了。他们知道，不管联邦调查局如何小心翼翼，霍梅尼的情报部门一定已经截获了这名间谍和海外的通话，他随时都可能被捕。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不仅一直在进行顽强而持久的监控活动；这在东南亚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继承了七十年代中央情报局为伊朗国王装置的尖端的、耗资巨大的电话窃听系统。这一系统曾花掉中央情报局数百万美元，它也是 1979 年伊朗革命引起的一项美国情报界最大的技术损失。使用这一技术，霍梅尼的情报部门可以同时监听几百部电话。在短时间的沉默以后，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微微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建议联邦调查局马上停止通过电话接受情报的做法。联邦调查局被告知，再和那名伊朗间谍最后通一次话，给他一些新的指示，由中央情报局制订计划设法与他重新建立联系。

除了与这名伊朗学生保持电话联系所产生的问题以外，联邦调查局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坚持用投置信件的方法作为和他联系的另一途径。这已被认为是一种原始的、很容易被发觉的方法，而且对搜集情报的人来说，也颇难追踪，作为写侦探小说是很好的，但在拥有侦察卫星这类尖端技术的时代里，这种技术的名声已经很成问题。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投置信件的方法已经不灵了。例证之一是，当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试图从一名已经爬上很高地位的中东间谍那里取回一份情报时，他收到的却是一张这名间谍被砍断肢体的尸体的照片。这个局苏联处的人也不会忘记，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很有价值的间谍，即接触有关苏联导弹计划核心机密的一位著名女科学家，正当她在列宁格勒的大桥上往一块空心砖里投置情报时，被克格勃当场抓住。尽管中央情报局并未完全废弃这种投置信件的做法，但他们已有惨痛的经验，因而给它取了一个可怕的别名，叫做“投置死亡”。中央情报局很清楚，联邦调查局招募的是一名把当间谍看作做游戏的新手，因此不大可能对他进行复杂的职业培训。他被识破和处死的可能性很大，同样他也很可能转过身来反对美国人（我们常用“急转弯”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情况）。至少有一位参加两局联席会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联邦调查局已经把事情弄糟了。要想把这项工作做好，必须把这名学生从伊朗带出来、重新加以训练，个别谈话，用测谎器考验他的忠诚，给他装备无线电、识别器、密码等设备，然后再送回伊朗、这就是中央情报局所谓的“建立信任和某种通讯系统”。

会后，中央情报局近东处和伊朗科负责专案的官员们，开始起草完成上

述诸项任务的详细计划。在几天之内，他们就决定把这名新招募的间谍带出伊朗，并指定中央情报局在波斯湾的一个情报站来负责这项任务。他们判定，尽管把他直接带到西德的法兰克福更好，但这样做危险性太大。（中央情报局的德黑兰情报站已从伊朗撤出，暂驻法兰克福，该站叫做德法兰，即德黑兰一法兰克福的简称。它是中央情报局海外最大的情报站之一。）

中央情报局最后的计划，在上述两局在兰利召开的联席会会后的一周内被批准。这项计划要求把那名间谍带出伊朗，并在一个秘密场所训练 5 天。这是一个紧急的培训计划。近东处负责秘密工作的官员们知道，他们得抓紧进行训练，因为他们同时还得准备布置一套假象，以防止他们的工作计划被霍梅尼的情报部门所发现。这项训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这名间谍被葬送掉。他将接受中央情报局的通讯设备，并且得到详细的指示，使他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向美国传递情报。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很有信心，认为他们将成功地保护这名间谍，不让他被发现，但他们也了解这项工作仍然是十分危险的。就象他们一贯采取的保险措施那样，中央情报局还计划指定一位在德黑兰工作的外国官员负责追踪这名新间谍的工作，并为他设计出一个逃跑计划，这种计划过去他们曾成功地运用过。

1985 年 10 月中旬，正当中央情报局即将开始执行它训练计划的前几周，一位近东处的官员从这名间谍在联邦调查局的联系人那里，接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电话。这位联邦调查局的人说，他接到这名伊朗学生的报告，这项报告可能会使美国难堪。这名伊朗学生说，他被指派负责带领雇用他的那位伊朗政府高级官员去视察伊朗的军事设施。他们这次去的地方包括大不里士的军事基地，那里离苏联很近。据这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这名伊朗学生站在大不里士军用机场的停机坪上，曾看到一架象是美国但无标志的飞机正在卸下一些先进武器。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停了一会，想试探一下接电话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反应，然后询问行动部是否正在执行一项秘密向伊朗提供武器的计划。这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回答很简短。他说，中央情报局不知道任何向伊朗运送武器的事，并补充说，这样做是违反美国的既定政策的。伊朗被定为一个奉行恐怖主义的国家，因此，这名伊朗学生一定搞错了，对此事不可能有其它解释。

尽管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对此断然加以否认，但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在中央情报局又重新引起猜疑，在那些日子里，行动部近东处整天关着门开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大不里士的见闻传遍了行动部的时候，接到电话的官员把这一情况向近东处副处长特威腾作了汇报。这位官员把这名伊朗学生最新的工作情况向特威腾介绍了以后，曾表示担心，中央情报局在更高一级进行着的另一个计划，可能会危及近东处本身的间谍网。特威腾很快采取行动。他立即要求重新彻底审查该处对联邦调查局这名伊朗间谍的训练计划。他还断然否认任何在更高一级水平上进行的向伊朗秘密提供武器的行动计划。

特威腾对计划审查的结果是，它重新确定了它同那名将可能发挥重大作用的伊朗间谍的关系。在接到大不里士报告的几周内，中央情报局决定结束它训练伊朗学生的计划。表面上的理由是，他提供的情报是虚构的，这就使他成为一个不可靠的情报来源。一位行动部的官员说，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是，这名中央情报局未来的间谍发现向伊朗运送武器的活动，而这项活动原本是保密的。

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就在中央情报局同意由它来控制联邦调查局在德

黑兰的那名间谍以后不过几个星期，这两个局的相应人员在一起又开过一次会。这一次，伊朗科科长首先发言，他通知联邦调查局说，中央情报局现在又改变了主意，它对那名伊朗学生不再感兴趣，不再想从他那里获得什么情报。参加会议的联邦调查局官员们虽然对中央情报局这一态度的改变感到吃惊，但他们除了接受这一事实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们把这看作是两个局之间关系冷淡的又一表现。

如果不是因为凯西的死和有关韦伯斯特批准任命前的听证会，上面谈到的整个事件可能会被人遗忘。在中央情报局通知联邦调查局它不再对那名伊朗学生感兴趣以后将近 18 个月，中央情报局被指定替韦伯斯特搜集局内材料的官员们有些担心，这一事件可能影响他的批准任命。可能已有人将武器换取人质的计划向韦伯斯恃作过汇报，而且他也知道联邦调查局在德黑兰的那名间谍发现有关飞机的事。这种担心终于被事实所证明，当时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听证会前写给韦伯斯特的一封长信中，曾向他提出他是否“单独”从“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获悉有关以武器换取人质的行动计划。这一提问的措辞促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得出结论，这个委员会已经觉察到两个局之间原来商定而后来又流产的计划。在 1987 年 4 月末一个寂静的早晨，中央情报

局驻国会山负责立法事务的官员曾给兰利挂了一个电话，确认中央情报局 10 月里企图招募那名伊朗人的详细计划，已经有人泄露给这个委员会了，很显然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泄露的。这位官员说，这份报告包括那名伊朗人所说的他曾于 1985 年在大不里士的机场上看到一架美国造飞机的概述。而这个时间是在中央情报局承认它参与了奥利弗·诺斯以武器换取人质计划一个月之前。

这一情况立即上报给伊朗科的新科长弗雷德·伦达尔，此人又提醒新的近东处处长特威腾注意此事。后者马上惊呆了。正当人们设法证明威廉·韦伯斯特是一位称职、诚实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因而也理所当然是一名称职、诚实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他自己的局却得到了可能对他担任新职务造成致命威胁的情报。这一报告对中央情报局也形成一种威胁，因为它将推翻中央情报局声称它在 1985 年 11 月前未参与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说法。这是一项不能再坏的消息。在伊朗门事件引起很大震动的情况下，特威腾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策划 10 月份那次运送武器的事件（如果真有这一事件的话），即使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回事，人们也不会相信，而特威腾对他的高级助手一直都是矢口否认的。

特威腾采取了他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去防范这一威胁。他指定参加两局会议的官员们去写一份有关这一行动计划的书面总结。此外，中央情报局还私下向参议院再一次否认它在 1985 年 11 月前曾秘密向伊朗提供武器的说法，并且说明即使在 11 月间，它也是受白宫之命，帮着一架在葡萄牙的飞机取得着陆权，以执行一项它当时认为已得到总统批准的行动计划。中央情报局还辩解说，该局在这件丑闻中的作用与韦伯斯特是否听说任何秘密的计划没有什么联系。他当时在联邦调查局，从未听说美国向伊朗运送武器的事。中央情报局代替韦伯斯特所作的回答也清楚他说明了中央情报局本身的立场：那名伊朗人提供的报告是错误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决定不招募这个人的首要原因。

几天之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有了它自己现成的解释：它的结论是，材料说明在大不里士发现的那架飞机（它特别补充说，如果真有这架飞机的

话），并不是美国飞机尽管究竟是哪一国家的飞机谁也说不好。如果要确切证实这是一架（执行向伊朗提供武器任务的）美国飞机（而且早在中央情报局承认自己受命于白宫，参与策划和执行这项计划以前，这项行动已在计划和执行，而这一切中央情报局当时都是知道的），必需飞机上有美国标志，而这架飞机并无这种标志。换句话说，根据联邦调查局所提供的材料，无法作出结论，它不能证实任何问题。一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官员说，“我们无法说这件事到底是真还是假。有可能当时在大不里士机场上的确有一架美国飞机，中央情报局也知道这件事，并且是它在经办给伊朗秘密运送武器，它这样做可能已有一段时间了。但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我们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

这件事仍然很令人焦心。没有人否认在 8 月份炎热的一天，曾有一架飞机在大不里士机场卸下它装运的武器，只是无法证实这一报告。也没有人否认，联邦调查局里有人对外泄露了情报，表明该局曾在 1985 年招募了一名伊朗学生，让他向美国提供有关伊朗的情报，这名伊朗人很受信任，能接触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军事和政治机密。在一情况显然是有人故意向参议院泄露的，目的是为了使韦伯斯特的任命得不到批准，并且使人们对韦伯斯特否认他事前知道伊朗门事件产生怀疑。对韦伯斯特来说很幸运的是，这一事件的真相，无论当时和现在，都始终弄不清楚。最后，参议院的那个委员会相信了韦伯斯特，也相信了中央情报局，两者都矢口否认他们了解上述情况。

有关大不里士的报告，还有几件其它的类似传闻，继续使有些人纠缠不休，怀疑威廉，韦伯斯特对伊朗门事件的了解，是否要比他自己承认的要多些。这种怀疑又导致在国会中流传一种说法，说里根总统已过晚地认识到，他委托韦伯斯特接替凯西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犯了一个错误。这种传闻还说，在前参议员约翰·托尔拒绝考虑中央情报局的职位之后，霍华德·贝克和里根总统很快决定提名韦伯斯特，是因为他们以为他很容易获得批准。对他们来说，这比找一个适合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更为重要。批评者还认为，韦伯斯特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对伊朗门事件知道得并不少，但他拒绝更多地过问此事。逐渐有更多的人感到，韦伯斯特对有关中央情报局同意向中东运送武器的证据故意视而不见，而在同一时期，却向美国海关提供了某些私人进行的类似武器交易的情报。国会的某些成员也同样相信，联邦调查局和韦伯斯特完全了解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虽然从来没有人向国会和美国公众提供过有关这种错误行为的证据。韦伯斯特对这些说法很恼火，曾私下对几位同事透露，他担心参议院会利用他的提名问题进一步给里根总统制造困难，使他难以行使总统职权。韦伯斯特对于针对他的指控，都断然加以拒绝。

对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向他提出的有关伊朗军备交易的书面问题，他回答说：“我第一次听见美国官员可能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提供非法和未经授权的援助，还是在 1986 年 11 月 25 日在总统和司法部长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在司法部长接着在他办公室召开的会上。”

在第二份提问的书面材料上，有人问韦怕斯特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他是否从“其它来源”了解到美国政府向伊朗运送任何武器的消息？这个问题对韦伯斯特来说，正好像前一次对中央情报局提出的，它是否了解这一行动计划的问题一样，都具有同样的含义，它似乎在暗示委员会知道韦伯斯特没有向他们完全讲真话。经过几天踌躇之后，韦伯斯特收回了他第一次的回答，

说他现在已想起来有人在 1986 年 8 月曾告诉过他，“总统授权对伊朗政府的个别分子正在采取某种战略性的主动行动”。韦伯斯特说，当他听到这一计划时，曾询问司法部长米斯，这位部长告诉他，对伊朗开放是“总统的一份调查结论中所支持的，他本人也审核过”。韦伯斯特说，他本人对这一解释感到满意。因为“司法部长已表示他知道并赞成此事，而且并没有材料说明进一步还要采取什么行动。”

他的这一回答并非情报委员会博伦或其他委员所期待的。韦伯斯特似乎比较晚才意识到，参议院的调查者们已掌握了他在 1986 年 8 月与米斯的会晤，只不过是想试试他是否肯讲真话。不仅如此，委员会的助手们还指出，韦伯斯特似乎是在回避问题。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对米斯的回答感到满意，也不在于对伊朗采取的主动行动是否得到总统调查结论的支持，而是他是否知道还有其他为政府所支持的类似计划，例如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资助等等。韦伯斯特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他的职责是执行法律，而不是满足于人家随便给予的某些答复。最后的结果是，当他在 1987 年 4 月初出现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时，他遭到比许多中央情报局的人所预期的更为严厉的质询。委员会的提问围绕韦伯斯特和米斯讨论出售武器问题。尽管这些提问并没有变成敌对似的交叉盘问，但它们也相当尖锐，使韦伯斯特派的人很不高兴。他的一位顾问回忆说，“他们以同样的方式，问他同样的问题，不下几十次。的确毫无必要。”

这种为韦伯斯特鸣不平的事，实际上不过是对委员会态度的过分敏感，而后者只不过是要摆出一副姿态，好像韦伯斯特的任命也并非板上钉钉。虽然波伦和他的同僚们如果发现韦伯斯特参与了伊朗门丑闻，他们肯定会拒绝认可他的任命，但现在看来很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这一情况，批准他的任命是肯定的。最后委员会更倾向于相信韦伯斯特本人关于他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的解释，而不是相反。举例来说，威廉·科恩非常肯定，如果韦伯斯特对伊朗门事件有什么了解的话，那“最多也不过是知道一些皮毛”。波伦在韦伯斯特被任命的那天，已经和其他人一起在对他加以赞扬了。波伦私下对他的同事们说，他看不出”任何理由不让他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但是，对韦伯斯特持批评态度的人来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仍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韦伯斯特究竟对白宫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计划知道多少。这些批评者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参议院都有，他们坚信，联邦调查局在德黑兰的间谍可能掌握了解开下述秘密的钥匙：中央情报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的这项行动计划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譬如，委员会的一些助手们就曾指出，1986 年 8 月韦伯斯特之所以去找米斯，唯一的理由是联邦调查局已从那名为伊朗高级官员工作的间谍学生那里得到了以武器换取人质计划的情报。韦伯斯特从任何别的地方能弄到这样的情报吗？这些批评者还说，在听到国务院的这一计划后，韦伯斯特竟然不再表示对此事有任何好奇心，这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是往好里说，如果往最坏的方面想，他甚至有可能作了伪证。而另一方面，韦伯斯特在中央情报局的维护者，听了这些批评意见后，唯一的反应是简单他说，韦伯斯特一向以诚实著称。他们都这样说，“这位法官（指韦伯斯特—译注）对委员会讲的是老实话。他不会撒谎。”

在韦伯斯特解释了他和米斯讨论美国在伊朗的行动以后，委员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韦伯斯特自己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看法。他对他们所关心问

题的回答——无论是问他是否坚持要作一名里根内阁的成员，还是他对国会关于中央情报局秘密计划发出的通知——都是相当令人鼓舞的。韦伯斯特告诉这个委员会，他要改变凯西作为阁员在白宫里坐着开会的做法，并且坚持中央情报局局长“不应该参与政策问题的讨论”。最后，韦伯斯特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答应他将让委员会“充分了解”它的秘密活动。这正是委员会的成员们所希望听到的。在 4 月的最后一天，他们一致批准里恨提出的中央情报局接任凯西的人选。一个月后，参议院在 5 月 2O 日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再过六天，威廉·韦伯斯特进行了宣誓，在弗吉尼亚的兰利就任中央憎报局局长，他的女儿在他宣誓时为他手持圣经。第二天早上，他在一队新的保卫人员护送下来到兰利，开始了他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全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