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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门”

八十年代得到了一个“间谍的十年”的绰号：1982 年，叛徒、中央情报局官员埃德温·威尔逊因出售武器给利比亚而被捕；1985 年，乔纳森·波拉德被指控把机密文件给了以色列，约翰·沃克因向苏联人出卖机密而被捕。在那同一年，爱德华·李·霍华德叛逃到苏联；而克格勃的叛徒维塔利·尤尔岑科变成“逃跑了的间谍”。最后，1986 年，关于美国向伊朗的秘密开放和美国在尼加拉瓜的不大秘密的战争二者的暴露，将中央情报局置于新的调查之下，然后，导致 1987 年的关于伊朗门丑闻的听证会，听证会上暴露了大量的关于情报局如何指导它的行动的信息。当威廉·韦伯斯特接替威廉·凯西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中央情报局遭受猛击正在流血。

可是，在以往 10 年中，没有一件事能比得上 1991 年令人吃惊的大暴露。虽然没有人由于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武器而被捕，或由于为一个外国政府当间谍而被捕，在乔治·布什总统任内第三年暴露出来的秘密仍然是惊人的。40 年来第一次美国人民看到了中央情报局的幕后情景，知道了在那里工作的男男女女自己同自己交战——而且进行了许多年。

1991 年将是“中央情报局年”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 1990 年 11 月，当时

任职 12 年之久的老练的分析人员约翰·金特里辞去了他在资源、贸易和技术室（它的前身是全球问题室）的职务。1991 年初，他写给情报部主任约翰·赫尔杰森的辞职信在情报界和国会广泛流传。金特里的信给人一种暗示：事情将会发生。

“我不能再在一个组织里工作，在这个组织里，官僚主义的上级的满意比优良的分析更重要；在这个组织里，关键的分析上的问题往往是‘上司真正要什么？’而不是‘什么真正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有意义？’在这个组织里，智力的完美从属于上级的需要，这对于官僚主义的成就是必要的；在这个组织里，分析家们对‘经理们’的畏惧已经制造出一支“受惊的兔子” 的分析队伍；在这个组织里，分析家们被降低到研究助手或宣传员之类的角色，为负责终审的事实上的高级分析家们服务，这些高级分析家们在情报部的产品中注入了个人的政治见解和愿望，而不顾事实或分析家们的判断。”

金特里不是从情报局辞职的第一位分析人员，但是，不同于以往那些人，金特里的政治动机是不成问题的。从外表上各方面看，41 岁的前美军特种部队军官和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联谊会经济学家是一位头脑冷静的保守主义者

——因训练而成为一名军官，因选择而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不是那类提出希奇古怪的或没有根据的要求的人。金特里长得又高又瘦，对人热情，他走路时的大踏步完全配得上他的军事训练，看上去没有任何个人野心。他在辞职几个月以后说：“我不期望致富或出名，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或中央情报局。”辞职以后他掌握住不搞个人攻击，不仅是为了保守他对中央情报局安全官员们所作的诺言，也是为了给他的意见以更大的可信性。记者们想知道他对赫尔杰森、克尔、盖茨、苏联分析室主任乔治·科尔特等人的看法，他典型地摇了摇头。他回答：“我不能指名道姓。”

即使如此，很情楚，所有这 4 个人特别是乔治·科尔特都是他的目标。金特里在他的辞职信中对赫尔杰森说：

为这样一位部门负责人工作真正地令人厌恶，他命令根据一条剪报写一

篇政治上有针对性的当前的情报论文，不顾无数的相反的铁的事实，不顾我的相反的判断，也不顾情报部其他部门的反对。在讨论问题时，我的科长询问我对欧洲分析室的忠诚，而不是对诚实、对情报局、对国家的忠诚。这些人多次重复他讲清楚，他们打算为一批政治上的赞助者服务，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数据记录——往往挑选已被无数的更可靠的报道驳倒的信息片断。

金特里提到的部门负责人只能是科尔特。金特里后来重复说：“我不能提任何人的名字，但是，我要说，苏联分析室主任是这个问题的一大部分。”

金特里信中的其他指控甚至更具有爆炸性。他声称（在一次辩论中）一位“部门负责人⋯⋯威胁要杀掉一位分析人员”，一位主管人“承认有神经官能症，在我看来，他的行为举止像那种病，在关于美国情报机构访问外国情报官员的能力问题上，他容许一个职员经常撒谎。⋯⋯”在另一个事例中，一位科长“重复地故意地改动文章中包含的事实⋯⋯据说是为了使句子和段落更有可读性。”另一位科长“从我的办公桌里偷我的个人财产。”更有另一位高层官员。“仔细检查分析人员们的办公桌，以便发现（用他的话说）在他的科里他拥有‘哪种分析人员们’。”

金特里谈话也同样坦率，挑选出盖茨——虽然很小心地没点名——作为对兰利的“当前文化”负主要责任的人。在离开情报局几个月以后，他解释说：“我所看到的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官僚主义化。它始于白宫的那个当过凯西的副手的家伙。

金特里的一扫无遗的批评触及中央情报局的每个部分。他不仅指控科尔特和盖茨，也指控克尔和赫尔杰森作为“对缺乏完整性负重大责任的领导者，

（缺乏完整性）是情报局的（主要）危机。”顷刻间忘记了他永远不提中央情报局官员们姓名的诺言，金特里证实“赫尔杰森被我的辞职搞晕了。他的态度是‘这简直不可能是真的。’就像他从未听说过有任何问题。他的声调是‘你就是头脑不冷静’。”另一方面，克尔——或者更确切地说“副局长”，像金特里称呼他那样——是“够有风度的，还行”，但是一个“惯于找借口” 的人。金特里说不只是他一个人有这种感觉。他回忆说，1990 年初的某个时刻，一群分析人员怂恿他把他们的抱怨转告克尔。尝试了许多次以后，他终于在一个情报局的报告会上拦住了他。金特里告诉他，情报部道德败坏，大批的分析人员们认为它的情报产品被政治的利害关系污染了。克尔很有礼貌地听着，但耸耸肩对那些抱怨表示不屑理睬。金特里记得他说的话：“如果这些人认为情报局的管理方式有问题，那么，对他们来说，解决的办法就是离开。”

在金特里辞职的两个月内，几位重要的情报部官员决定听从克尔的忠告。这些辞职者中最重要的是一位高级经济学家，他在情报局工作已有 20多年；这是情报局担负不起的令人沮丧的损失。但是，那些空缺只是它的最近的问题的开始：正是伊拉克侵入科威特的那一年，情报部全体波斯湾专家中将近“百分之五十”离开了情报局，因为他们对他们的部门和情报部的管理方式“极其厌倦”。根据这个提供消息者所说，在波斯湾危机期间，3 位关键的近东和南非室的分析家离去了，尽管情报部的官员们请求他们留下。他们的辞职使情报局的情报能力非常紧张。他们提出辞职的理由完全相同：管理不力，缺乏完整性，以一种约束的态度对待分析家。一位有见识的分析家后来抱怨道：“侵害分析专长的大部分责任在于情报部内部缺乏领导。”由于这些悄悄的离职没有受到一般公众的注意，情报局的高级行政人员

大体上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继续描述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为“推理好，写得好，论证仔细，很有意义。”金特里坚持认为情报部的产品完全不是那样。他指出：“服务的愿望变成了使人满意的愿望，生产好作品的责任变成了使各级上司满意的责任。”情报局对这类不满的反应趋于缄默，遵循在韦伯斯特任内订立的标准：中央情报局服务于总统，使总统对它的情报产品毫无挑剔。在此期间，中央情报局的捍卫者们轻率他说，这些人辞职是由于“对这项工作造成的压力的普遍不满。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不能接受这项工作。” 可是，这些同样的论证却不能用来转移比较年轻的分析人员们提出的批评，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抱负，他们的事业刚刚开始。

这些相对的新来者之一就是斯蒂芬·A·埃默森，辞职以前他作为一名中层分析人员仅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 8 年。像金特里一样，埃默森在决定离开以前曾试图在内部提出他的批评，但经常被情报部的高级行政人员断然拒绝。他于海湾战争结束后 5 个月离开了他的工作，而且只是在他想引起内部改革的所有企图都消耗殆尽以后。埃默森在他给赫尔杰森的辞职信中写道： “看到如今在情报部的出版物中被当作‘分析’的东西是令人悲哀的。在生产的进料过程中，扎实的、有见识的、熟练的分析往往避而不用，反而赞同危言耸听者、哗众取宠者和高级行政人员的愿望。”埃默森说，在迫使他作出决定的最令人烦恼的倾向中，是“太常见的篡改分析（甚至真实的信息）以便使它符合情报局高级人物或美国制订政策者的观点。”换句话说，埃默森又重新提出了那些标志着凯西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期最坏时刻的连续不断的指控：情报局的产品是“政治化了的”，高级分析家们不顾事实而撰写评估材料。

埃默森声称中央情报局没有从伊朗门丑闻的教训中记取：

最令人烦恼的倾向之一就是在情报局内部那种微妙但清楚地忽视法律的倾向。尽管有七十年代的国会调查，有八十年代的教训，那里许多高级官员仍然保持一种普遍的信念：情报局是超越法律的。而且，情报局和情报部的官员们是太愿意超越他们的权限并把他们的判断来代替行政当局和国会的判断了。事实上，总评议室的一位高级官员有一次曾告诉我：“情报局不必要遵守法律；它可以干它想干的一切。”

埃默森把他最尖锐的词句留给赫尔杰森本人：“我和你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是极令人扫兴的；你显然是宁可相信那种情况根本不存在。”

面对这些越来越多的内部批评，韦伯斯特继续捍卫情报局的产品，即使在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 4 年中他曾 6 次下令研究这个问题。没有一次是有帮助的。虽然他坚持说情报局的文件反映了局里一些最献身干事业最坦率的专家们的意见，他的最亲密的助手们说，他不断地为他应该如何同中央情报局最聪明的头脑的脑出血症打交道而苦恼。他的迟到的结论是生产评估的制度需要一次完全彻底的大检修，但是，到那时他断定由他来开始改革已经太晚了。

金特里认为韦伯斯特失去了一次施加真正影响的机会。他说：“协作的过程很坏很坏，最后你得到的是一份最浅薄的一般水准的文件。那就是在情报部的共同经验。一种不同意见是从来不摆出来的。整个组织用一个声音说话。那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韦伯斯特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他被对抗的力量挤在中间。一方面，白宫要求他更严格地掌管情报局，意思是说，期望他使情报局的最坦率的异议人

士保持安静。另一方面，他受到一群事业心强的中层官员们的压力，要他发动一场政策的全面改革，特别是在情报部内部。问题在于，由于韦伯斯特缺乏外交政策经验，这就迫使他依靠高级官员们（如克尔、赫尔杰森、科尔特），那些高级官员中有许多人都因他们的职位而感激盖茨。

波斯湾战争快要结束时，韦伯斯特成了一位跛脚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的作为情报界首脑的地位已多次引起异议，因此他不可能推行必要的改革从而把情报局带入一个新纪元——即使他曾经想那么做。紧跟着《费城问询报》发表那篇文章之后，韦伯斯特与情报局的中级官员的关系比以往更孤立。他还处于一个很不自在的地位：他是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而他的意见在白宫内部却被忽视了；他甚至不能得到总统接见以便陈述自己的观点。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在 4 月份说：“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总统要他走。”

在 4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在韦伯斯特的每日情报汇报会后，他向一些他的高级助手们说起他在考虑回到平民生活中去。这是一句随便说的话，但是韦伯斯特知道他的话是会传入椭圆形办公室的。根据以往的情况，这样一个谣言立刻就会从总统那里得到一张信任票，采用电话问询的方式或一篇公开的声明。这一次只有缄默。在以后的几天里，代表韦伯斯特从中央情报局打给政府高层官员们的焦急的电话，询问白宫计划任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信息。这种用心良苦的征询意见的情况不妙。一位韦伯斯特的坚定的盟友对一名记者嘟囔着说：“看起来也许是李洁明。”绝望中他又说：“报纸上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材料？我们有可以用来反对他的材料吗？”

在 5 月的第一个星期里，韦伯斯特决定不再拖延马上行动。他直接通知白宫他打算离开情报局——为了给总统一个试图劝阻他的最后机会。再一次没有反应。5 月 7 日傍晚，韦伯斯特带着他的最后决定访问了布什；他说，是离开的时候了。按照韦伯斯特的请求，宣布他离职的新闻发布会定于次日上午一大早举行。

韦伯斯特从马里兰郊区他的家乘坐司机驾驶的轿车独自一人抵达白宫，正好赶上和总统作一次简短的谈话，总统以明朗的微笑和长时间的握手向他致意。站在白宫新闻室外面长长的过道里，布什抓住机会亲自向韦伯斯特致谢，感谢他为政府做了几年工作。布什月一只胳臂搂着即将退休的局长并称他为“老朋友”，这是一种不常见的公开的锺爱的表示。罗伯特·盖茨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一旁看着，以微笑和点头表示他们的同意，然后和总统一道对韦伯斯特加以过份的赞扬。

布什陪同韦伯斯特走过门厅进入灯光明亮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主要的电视网为了总统的特别报告而中断了他们的上午新闻电视节目。然后，既有充满活力的世界范围的观众在观看，又有韦伯斯特站在他旁边，布什开始了：“怀着强烈的骄傲感——为他的成就和他长期献身于祖国的服务而产生的真正的骄做感，我宣布比尔·韦伯斯特通知我他打算从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位退休。比尔给这个国家的许多情报收集行动带来了完善、效率和洞察力。他做了出色的工作。”

这是一篇由一位明显地感到不自在的总统发表的过份地正式的声明，这位总统十分了解，退休的宣布完全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讶。布什意识到缺乏戏剧效果；他重复了好几次这是“他的（韦伯斯特的）决定”，没有人挤他出去。那天上午最令人沮丧的时刻出现了，当时布什搜索枯肠罗列韦伯斯特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所取得的成就，他说，韦伯斯特的主要成就就是他“遵

循本届政府开始时我制订的方针和准则”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他服从命令的能力。

下面，布什无意中说了句真话，暴露了中央情报局对他的政府的影响事实上是很小的。他想说的是韦伯斯特与凯西不同，他没有把自己卷入政策决策中去。但是，他真正说的是——用改头换面的方式一来自中央情报局的信息对白宫的行动没有影响。布什说，韦伯斯特在任几年的特点就是“情报并不试图去塑造政策。”听到了这句顺口说出的话，韦伯斯特露出了一丝苦笑。

那恰恰是问题之所在，是韦伯斯特的最大的失败，由于坚持中央情报局应避开政策的制订，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他曾经婉言拒绝参加政府的最重要的讨论。他希望这么做以保持情报产品不受政治考虑的限制。可是，那个出于善意的原则仍然是他遗留下来的最令人困惑的事物之一。韦伯斯特自己谢绝了政策讨论，他就永远不能对总统说他作出的决策没有事实根据，像他曾经答应过的那样。他曾经有过这样做的机会，那是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的一个星期，但是他被忽视了；乔治·布什说，他有比中央情报局更好的信息来源。没有人知道，如果当时韦伯斯特告诉布什说他忽视了一场即将来临的灾难的明显迹象，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其结果不可能更坏，而且，如果美国根本没有中央情报局，其结果可能还是一样的。布什是对的：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与形成政府政策关系不大，如果它们真有什么作用的话。

威廉·韦伯斯特是一个非常友好善良和正直诚实的人。他很聪明，表达力很强，具有一种高度文雅的幽默感。但是，他永远不能克服白宫官员们或他拼命寻求他们的忠诚的那些普通专业人员们设置在他的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最后，这两种人都抛弃了他。4 年来，布什的高级助手们暗中破坏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的控制，怀疑他的效率和领导才能，有时还为他们自己的失败而责备他。那些攻击是卑鄙的、偏狭的、眼光短浅的和恶毒的。在兰利，一大群改革者本来可以吸收韦伯斯特为他们对改革的渴望服务，或坚持让白宫不要只顾自己的计划也应该听听他们说些什么。相反，那些在行动部和情报部中最需要他的人开他的玩笑，传播关于他的夜生活的谣言，对他最近在海外的辉煌成就散布流言蜚语，贬低他执著的诚实，似乎它是某种中产阶级的装模作样。

新闻界和国会也加入了这场喧嚷。记者们抱怨韦伯斯特欣赏华盛顿社交场面的乐趣，在每周出版的新闻杂志上得了一个“不赞成”的评语，同国会打交道太坦率，网球打得太多。而且，他看上去不够份儿；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与总统关系不密切，在政府的议事会议上人们都不听他的发言，而且还出现过很普通的错误；他只是一个“过渡”局长。情况差不多是这样：似乎每个人都害怕在凯西的领导之后，国家会在某个国际危机当中无所事事。在国会，参议员博伦和情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开始曾为他的坦率而称赞他，后来，当他们认为在波斯湾危机中情报局的工作未能达到标准时，他们又转过来指责他。布什政府官员们在他背后称韦伯斯特“无能”和“可怜巴巴”，但是，他曾经比任何一位高级政府发言人更接近干预言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盖茨和切尼正在论证[苏联的]“公开化”和“改革” 是过时的风尚，那位曾经不知道摩洛哥位于何处的人如今正在告诉每一个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革命的。

·韦伯斯特是对的，他们都错了。

在中国和东欧，韦伯斯特的中央情报局猝不及防地被人抓住把柄；它也

未能使阿富汗的内战结束；它的使曼努埃尔·诺列加下台的企图也失算了；但是，它在其他战线获得了给人深刻印象的胜利。韦伯斯特、克尔和中央情报局其他官员一贯地争辩说：世界范围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扩散将是即将到来的 10 年的最重要的问题；美国需要开创一项经济谍报计划；南斯拉夫将陷入内战；苏联的经济形势将坏到成为国际危机的程度：伊拉克将侵入科威特；戈尔巴乔夫面对着来自他自己的政府的威胁；北朝鲜在发展核武器；中国的异议人士可以搭救也值得搭救。有许多形容词可以用来形容这份记录，但“无能”和“可怜”两个词不在其中。

尽管如此，情况也很清楚，韦伯斯特对他自己的垮台也出了一份力。他的培养宣传员的企图是不恰当的，一个时期当情报局的官员们正在对公开性进行长时期辩论的时候，他把中央情报局的公共关系办公室变成了一窝实质上的广告员。当他们谈到他的时候，极力控制住控制他们对他的歌功颂德。他们推进韦伯斯特的一套管理中央情报局的方式方法，反复论证他的“巨大的能力”和“夜以继日的工作时间”，说他保持“总统的信任”，最后花了不少时间去寻找友好的记者让他们撰写关于他的生平和成就的赞扬文章。

他的发言人们花费很少——如果有的话——的力气去解释情报局的真正的工作，或者详细解说那些较世俗的收集情报的计划。例如，他们拙劣的工作完全搞坏了那几乎一致接受的看法，认为中央情报局应该制订一项搜集有关对外贸易竞争者的经济政策的国际情报的计划；结果多数美国人以为，情报局根据热中于某种“流氓行为”的法人团体的有权势人物的指示，将开始一项工业上的阴谋破坏计划。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中央情报局接到许多责难它的电话，认为它应该撤销，这种电话在韦伯斯特任期结束时比在中央情报局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多。

在兰利的最后几个星期中，韦伯斯特意识到这个问题。当他还没有被探索白宫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会对他自己命运的影响搞得筋疲力尽时，他花了很多时间回答国会的要求情报局实行改革的电话，并且捍卫兰利以抵制那些说它在波斯湾战争中情报能力没有达到标准的声音。他有时充满战斗力，有时筋疲力竭，二者互相交替，最后，他简直不愿意为了他的表现问题同他的白宫敌人进行一场代价很高的战斗力。他也许无论如何也赢不了这次战斗。情报局的论据说他不是被推到一边的——说布什感到很惊讶他要离开兰利，他本来可以继续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想当多久就当多久——纯粹是胡扯。到了 5 月，韦伯斯特和他的高级助手们都清楚，经常的攻击已经致命地损害了他在政府中的地位。

月 8
日上午，布什说：“局长，我们将惦记你，我的好朋友⋯⋯”。然后，韦伯斯特走到麦克风前。他承认他很难下定决心离开中央情报局，

承认“从来没有可以轻松地走开的时候。”他向情报局和它的优秀的工作人员表示敬意，然后转向布什。韦伯斯特说：“总统先生，和你一道工作是一段非凡的经历。”（虽然这句话后来在兰利引起了高声哄笑，在白宫的新闻室里却没有一个人笑。）韦伯斯特继续发言，他强调情报局为了迎接“九十年代的挑战”已经把它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他特地为最近几个月的工作辩护。他说：“我为整个情报界在波斯湾（战争）的表现感到骄傲⋯⋯。”他的声音逐渐低下去，他突然地正视他的回到平民生活的决定。他说：“你不愿意离开，但是，某些事情告诉你，现在是离开的时候了。”

布什微笑着，似乎为他于 1987 年选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这个人感到骄傲。但是，总统已经把眼光转向未来。他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谈到继位者；还没有想到任何人。”

这个职位有 4 位竞争者：李洁明，罗伯特·盖茨；前副局长博比·雷·英曼和新罕布什尔的参议员瓦伦·鲁德曼。这张短短的名单很快就缩小为只有两个姓名——李洁明和盖茨。有几天似乎李洁明会中选。布什信任他，曾和他在一起工作，并且尊重他的学历和经历——他是中央情报局的老手，在行动部有近 30 年的工作经验。在行动部的长期服务给了他一个胜过盖茨的好机会，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是从情报部出身的，人们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必须更多地了解谍报和秘密行动是如何进行的。韦伯斯特辞职的第二天，李洁明的名字传到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地位高的成员那里，得到了暂时的认可。除了几个有关他对中国的坦率的看法的问题以外，答复是李洁明获得批准将不会有什么困难。

但他还远非大有把握得到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至少国务卿贝克被布什在考虑那位大使的消息所困扰，他反对布什的选择，理由和他两年以前否决李洁明的一个国务院职位的候选人资格的理由一样：能说会道又坦率，李洁明是个竞争者，一位活跃的辩论家，一位有见识的外交政策专家。但是，他不是布什内部圈子里的成员，因此白宫没有人知道他将如何适应，而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一位国务院官员回忆说：“贝克宁愿选择一个可以预测的人，某个不那么容易发火的人。你知道，他稍微挥动着血红的衬衫，在结束谈话时告诉布什：‘听着，我们不需要另一个比尔·凯西’。”

斯考克罗夫特同意贝克的判断。他宁愿布什提名他本人最喜欢的人—— 盖茨。斯考克罗夫特和盖茨相处很好，差不多在每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上，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斯考克罗夫特深信，盖茨已经成功地恢复了他的因伊朗门事件而玷污了他的名誉。布什的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赞成这个意见。他说，盖茨在每一个他曾经担负的职务中都干得不错。

苏努努深信，盖茨的过去不会成为参议院认可的障碍。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虽然有一些反对盖茨的否定票——参议员霍华德·梅岑鲍姆和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是两位反对者——，但苏努努的新罕布什尔州老乡、参议员瓦伦·鲁德曼向他保证，盖茨在委员会里有足够的朋友可以为他赢得批准。苏努努通知布什，鲁德曼可以引导候选人通过整个程序，并且作为他的主要捍卫者而行动。苏努努的论证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根据布什从其他高级政治助手们那里得到的忠告，他们认为，在盖茨和李洁明之间没有多大差别。他们说，布什提名谁都没关系——作为战争的结果，他在国会和美国人民中已经储存了足够的友好情谊，他可以挑选他想选的任何人。

在宾夕法尼亚大街 1600 号引起乐观主义的东西，在国会却激发了悲观主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中的共和党人，对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选没有偏爱，准备好了要保护两者之中的任一个。可是，瓦伦·鲁德曼坚信李洁明将是布什的选择，——甚至在白宫询问他提名盖茨是否会在国会里的共和党人中引起问题之后。霍华德·梅岑鲍姆同意鲁德曼的意见，并且相信，布什不敢提名像前任副局长那样的会引起争论的人物——总统不会冒掘出伊朗门事件的尸体的危险，旧事重提就会使谣传的他在这事件中的同谋关系暴露出来。可是，梅岑鲍姆手下的工作班子知道，在国会，那件丑闻已经成了“历史”，国会中伊朗门事件的起诉人劳沦斯·沃尔什的调查，被批评为“像冰河运动

般地缓慢”，是“一次试探性的摸底”。总统是处于一个完美的位置。一位梅岑鲍姆的助手说：“在布什对萨达姆所做的一切之后，他即使提名阿道尔夫·希特勒也会得到批准。”

直到 5 月 10 日星期五傍晚，布什才下定决心，当时他正在白宫和他的第一流政治顾问们聚在一起商量。最后，贝克、斯考克罗夫特和苏努努的论据影响最大。他们告诉布什，盖茨能够赢得批准：他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忠实的助手，有必需的经验可以把中央情报局带入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李洁明的经验也很有价值，但盖茨很明确地是总统的人。他的提名将昭示全国，布什一点也不怕人们重提伊朗门丑闻。

为什么布什从李洁明转向了盖茨，还有一些不太明显却非常重要的别的理由。举个例说，盖茨将成为第一个从情报部提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示布什将更多地依靠分析家们，超过依靠秘密行动者。其次，盖茨自命为一名改革者——一位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用一位政府官员的话说）“将使那边（兰利）经历一番剧变。”最后，在布什作出决定的那个周末，不像李洁明跑到加利福尼亚去度假，盖茨却留在华盛顿，并且让人知道，他想要这份工作。

或许最重要的是，盖茨是几位与总统关系密切的、非常受尊重的中央情报局的老战士的选择，这些人中文一就是前副局长博比·雷·英曼。他争辩说，早在七十年代后期盖茨就被认为是一位可能的未来中央情报局局长了，并且被推到愈来愈重要的职位上，其目的就是培养他当局长。当时，英曼告诉一位记者：“鲍勃·盖茨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在情报部所有可能接受局长职位的人中，鲍勃是我想到的一个能够真正干这份工作的家伙。许多人都同意。”

另一位布什的支持者和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家雷·克莱因也成了坦率的盖茨支持者。克莱因说：“我认为现在终于到了从情报部寻找情报界领导的时候了。这一天等了很长时间才来到。鲍勃·盖茨将成为一位出色的局长。” 5 月 11 日的整个周末，白宫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那里搜集另外的意

见，以确定盖茨是否会面临任何未预见到的问题。他们对结果很满意。关键是委员会主席傅伦。那位强有力的民主党人对白宫官员们说，他很看重盖茨，前两年盖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手里掌握着这个支持，布什于星期二向公众宣布盖茨是他的选择。布什还说，他不认为关于盖茨在伊朗门丑闻中的责任的疑问会成为一个问题。布什很自信他说：“一切将是很好的。这个人得到我的完全信任。他很诚实，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

正如所期望的，博伦暗示，在批准的过程中盖茨将会顺利通过。他称赞布什的被提名者是“非常能干和超党派的。”每件事都按计划进行。

盖茨的提名在行动部遇到了一种明显的不信任感，行动部的官员们几乎不能让自己接受这件事：现在，一位分析人员将领导情报局。但是，与情报部内部的反应相比较，那个反应就不算一回事了。布什的宣布在情报部引起了一场大风暴。一位分析家咆哮道：“这是一种极大的伤害，这个家伙在这里是被憎恨的，绝对地被憎恨的。给人的直觉就是：他将做总统让他做的任何事情。”一位行动官员同意。他说：“整个行动部都反对盖茨的提名—— 所有退休的官员和现在还在那里工作的人。他们不要他。他不懂行动这一行。他们伯他当一个秘密行动的领导人，他的无能将使行动部陷于完全停顿的地

步。”这些负面的感情是在提名后不久由一群退休的官员非正式地用文件形式当作旁证的。在中央情报局前高级官员的一次每周午餐会上进行的盖茨提名的模拟投票表明，在情报界一些最有影响的人物中间，他缺少支持：8 人反对，4 人赞成，4 人弃权。

少数欢迎盖茨提名的中央情报局专业人员试图贬低那些传遍整个政府的敌意的议论。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戴维·惠普尔承认：“在情报部存在一些关于盖茨的怀疑态度，但是，那只是因为他们知道鲍勃将进行一些改革，一些必要的改革。另一方面，我认为在行动部内部存在的利害关系要小得多。他们不希望他来了以后就进行全盘改革；那简直不是他的方式。他们知道他将必须依靠专家，他们相信他会这样做的。”惠普尔是前情报官员协会的执行会长，现在是中央情报局非官方的、专门负责向华盛顿新闻界搜集意见、听取批评的人，在情报问题方面，他的话常被广泛引用。他承认：“这不是一个受到一致欢迎的提名，如果我说它是，那我就不够诚实了。但是，那不是情报局所需要的。总统想要在情报局身上盖上他的图章，他想说将来我们需要更好的分析，而鲍勃·盖茨是这个国家的第一流分析家。”

老一辈的官员批评一位新的被提名者，这种情况并非不寻常——当里根总统提名韦伯斯特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情况就是这样——但是，这种争论常常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消失了。对盖茨可不是那种情况。在布什宣布后的数周内，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不断地非常否定地反对他的任命。他们的看法集中到了行动部副主任助理特德·普赖斯那里，而普赖斯接受的任务就是使人们的担心平静下来，并且反驳那些认为提名意味着在兰利将进行一次“大清洗”的意见。普赖斯向行动部保证，在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领导下，变化不大，他和特威腾将仍然全权负责谍报行动。副局长克尔和情报部主任赫尔杰森也作了同样的保证，虽然其结果远不如普赖斯的保证受人欢迎；他们两人被认为是属于盖茨的最亲密的被保护人之列的。

可是，由于在现职官员们中所感到愤怒和不满很强烈，因此，在提名的下一个月中，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大批中央情报局雇员自发地不声不响地跑到国会去表达他们对盖茨的看法。他们中有许多人感到布什背叛了他们，他作为第一个由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成为总统的人，应该对他们的意见更敏感。他们说，布什完全知道中央情报局中许多人对盖茨的看法，还是随随便便地提了他的名。当情报局非常需要一个大家能够信任的领导人的时刻，他给了他们一个以前有过污点、许多人最不信任的官员。布什不管他们想些什么，他是当面正视着你的总统。当时一位参议院的助手说：“对这个选择有一大堆反对意见。有些人扔下手里的木工活儿就来了。看上去真令人惊奇。我们正在谈论的不是一小撮人。”

盖茨打算向他的最不妥协的反对者们包括霍华德·梅岑鲍姆主动进行一些计划周密的访问，以缩短反对的过程。其策略就是以一个随和的恳求者的姿态出现，这个人过去犯过许多错误，现在愿意不怕麻烦地为它们做些补偿。盖茨热诚地向这位年老的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致意，一边跟着他走进他的办公室，脸上挂着一副开朗的微笑。他们不安地面对面地坐着，交换了几句开玩笑的话，然后就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盖茨解释说他知道梅岑鲍姆反对他的任命，但他希望他能改变主意。他强调，关于伊朗门事件他知道的很少，在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期内他不允许干这类鬼把戏。在这番表白的过程中，梅岑鲍姆保持着无动于衷，除了在盖茨陈述的关键时刻微微点头表示同

意而已。但是，当盖茨说完了的时候，他皱起眉摇摇头。他率直地回答：“你知道，我就是不相信你。”紧接着发生的事情给了盖茨的反对者们第一个暗示——一个可能把他打倒的弱点：盖茨大吃一惊，他愤怒地高声地向那位俄亥俄州参议员抗议。会晤以盖茨气冲冲地闯出办公室而告终。一位参议院的助理人员回忆说：“他发脾气走掉的。”

在许多方面盖茨实际上具有一种使人愉快的品格。他总是对人微笑，他还常常发出有传染性的火山爆发似的大笑，他知道如何使用这种大笑对他有利。可是，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他也很容易发怒；情况是他似乎很难控制他的感情的两个极端，正如他和梅岑鲍姆的会晤所表明的。如果盖茨受到了逼迫，他就会爆裂，倾泻出他对他的贬低者的几乎隐藏不住的轻蔑。盖茨是野心勃勃的、容易激动的，而且，遭到反对时，他可以变成卑鄙的和志在报复的。一个利用盖茨的缺点的策略出现了。当他发表关于他自己八十年代在情报局的问题的使人信服的声明时，他的反对者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他关于伊朗门事件的详细情节。他们希望，在极度紧张之下他将爆发。与此相应，盖茨的支持者们为他安排了尽可能多的对策，并且劝告他，脸上总是露着他的迷人的微笑，而压住他的火气。

一个正式的中央情报局工作组被指派去调查研究盖茨的成就，为他的批准提出一份令人信服的实例。这个小组搜集了一扎材料，其中包括他担任情报部主任和副局长时的有效工作的鉴定。根据一位参议院调查人员所说，罗致了 30 多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去制造背景材料，以备盖茨用来阐明他为九十年代情报界制订的计划，也备他用来答复那些说他在伊朗门丑闻中判断错误的指控。工作组主要集中在它认为将被委员会的关键性决定票——参议员萨姆·纳恩和参议员丹尼斯·德孔西尼所提出的问题上。当最后计算票数的时候，他们认为参议院的大多数民主党人将会看纳恩的榜样行事。

戴维·博伦的一票是可以指望的，他是委员会的主席，盖茨的公开支持者。很少委员会成员能够充份地解释这种密切关系。他们推测，这种关系是由于盖茨让博伦分享他不让别的任何人分享的重要机密信息而培养起来的，因此赢得了这位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的信任。不管是什么理由，博伦的看法已是根深蒂固，而且已有很长时间，这是没多大问题的。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都知道。在调查伊朗门事件的高潮中，只要有可能，博伦就出面干预，以保护盖茨使他躲开关于他自己在丑闻中的责任的严厉质问。有时，博伦的努力是很为难的。

博伦保护盖茨的最直截了当的例子发生在 1987 年 7 月 31 日，当时盖茨被召唤去为他在丑闻中的责任作证。博伦听到盖茨将要去宣誓作证，他被激怒了——他告诉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国会议员路易斯·斯托克斯和共和党参议员威廉·科恩，他反对质询。博伦说，盖茨已经以一位情报委员会证人的身份出现过，并且把他知道的一切都说了。为了强调他的义愤，在盖茨被质询的那天，博伦走到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把他的看法留在纪录上。会议已经开始了将近四十五分钟，他闯入了会场，打断了委员会律师保罗·巴尔巴多罗的发言。从国会步行到此，他很明显地喘着气。

博伦说：“让我插句话，⋯⋯我们一直有这样的默契——盖茨先生没有反对这个——但是我们一直有这样的默契，当我们举行一次（情报）委员会成员会议的时候，不必要召唤盖茨先生来作证。我认为这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决定的，如果要问他，就（只能）问他关于失察的政策的想法。在他们任

职批准听证会上，在宣誓作证的条件下，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我们这些被挑选出来的（情报）委员会成员，如果我们在这件事里有任何权利的话，我们感到没有必要把这些问题再重复一遍。”他简直愈来愈激动。他接着说： “作为一名根据参议院法规被挑选出来的（情报）委员会成员，我愿意把我的看法纪录在案，我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在这方面有些权利；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斯托克斯委托我传达他对这件事的同样的看法⋯⋯但是，我看不出再重复一遍有什么意义，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委员会已经把盖茨先生关于这些问题宣誓作证的全部正式文本交给了这个委员会。”

巴尔巴多罗对博伦的闯入感到惊愕，他怒冲冲地回答：“好吧，参议员，如果有一件事我不需要从这些听证会上学习的，那就是：被挑选出来的和负有责任的官员们作出重要的决定。”

博伦厉声说：“我认为那就是我们过去调查的事情。我想，现在有一点儿令人啼笑皆非，当我们正在调查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委员会似乎在朝相反的方向运行。”

简单他说，博伦在指控巴尔巴多罗的行动超出了他的权限。律师是雇用的枪手，不是参议员，他应该服从命令；没有人告诉他他可以质问盖茨。

巴尔巴多罗非常冷淡地回答：“如果我错误地理解了委员会给我的指示，我道歉。”然后，他解释说，早些时候他在兰利的一次会议上曾和盖茨交谈，并曾建议给他一次机会回答奥利弗·诺斯所作的有关他的陈述。巴尔巴多罗补充说：“我了解，盖茨先生是同意那个建议的，不过，当然啦，我遵从委员会的被选出来的成员们的意见。”

博伦这下子进退两难了。盖茨就坐在那边，看起来他确实同意这次宣誓作证，希望澄清自己的名声。

巴尔巴多罗紧逼一步。他对博伦说：“你是头儿，你告诉我该做些什么。”博伦迟疑了一会儿。他最后回答说，他只是想弄清楚，盖茨是在新材料

方面被质询，而不是在他任职批准听证会上已经谈得“令人作呕”的那些问题上。

巴尔巴多罗不为所动。他重复说：“好吧，你是头儿。事实上，我要服从你。你可以问他你想问的任何问题。”

巴尔巴多罗靠在椅背上，等待着。

想了一想以后，搏伦打退堂鼓了。他说：“我要说清楚，我没有表达任何看法认为在这里引导这次质询的那位律师（巴尔巴多罗）的行动是欺诈的。我认为他始终是一个为人真诚的人，只不过是有一个误会。这误会既在我们这一方，也在他那一方，我当然知道盖茨先生正急于回答任何恰当的和需要问的问题。”

最后，宣誓作证继续进行，但是，博伦仍然留在会场以保卫盖茨的利益。盖茨的反对者们相信，这种悉心照料恰恰正是博伦在 1991 年的职位批准过程中所要干的。

月 23
日，关于盖茨提名的不受限制的交战变成公开的了。曾经为国会担任过伊朗门事件调查员的前中央情报局行动官员托马斯·波尔格，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被广泛阅读的意见书，指责布什所提名的人。波尔格写道：“我反对盖茨的意见集中在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的表现上，他的表现玷污了里根的总统任期，其玷污程度比里根两届政府的任何别的什么事件更

甚。从始至终，盖茨所做所为似乎他是处于漫天大雾之中，或者，似乎他的主要兴趣是不使真相公之于众或传到国会去。”

波尔格不是唯一的一个怀疑盖茨的叙述的人。一个多月以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一直在寻找否定他的表白的证据，他说关于伊朗门事件他听到的很少，不论是从凯西那里还是从任何别的人那里。事实上，调查很难继续进行：在中央情报局，盖茨的敌人是大批的，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关于前副局长参与那个事件的第一手信息。可以使他的确切的责任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的主要提供消息者是 3 位官员，他们直接了解 1986 年和 1987 年的行动——中美洲工作组组长阿兰·菲尔斯，前行动部副主任克莱尔·乔治和德韦、克拉里奇——但是，他们不谈。

1991 年 7 月 9 日，那个僵局突然起了变化，当时，在华盛顿联邦法院，菲尔斯对扣留关于把资金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信息不让国会知晓的两项行为不端的指控服罪。在菲尔斯出庭之后，他对新闻界说：“1986 年，我面对一些很困难的决定。那时，我做了我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今天我又面对同样困难的决定，而今天我又做了我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不仅如此，我做的也是宪法要求于我的。”菲尔斯承认，关于转移资金他于几个月以前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关于他在事件中的责任问题上，他曾经故意地把国会引入歧途。他同意和联邦检察官们充分合作，给他们关于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们的信息，包括克莱尔·乔治，菲尔斯说，乔治告诉他有关情报局的秘密计划的事要撒谎，因为它将把一盏“聚光灯”放在白宫自己在那个行动中的责任上。

从菲尔斯的抗辩中看得很清楚，乔治、前国务院官员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德韦·克拉里奇和当时的副总统布什的首席国家安全顾问唐纳德·格雷格，都是无党派律师劳伦斯·沃尔什的调查目标，很可能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后就被指出来。沃尔什的调查员们甚至希望，他们也许能同克莱尔·乔治搞出一份抗辩同意书，用来交换关于计划的别的知情人的信息。可是，乔治的最亲近的同事们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有一个人说：“克莱尔·乔治永远不会谈，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事实上，要说把中央情报局在这个事件中的全部责任都弄清楚，沃尔什还比不上当时任何一个被质询的人

——他们大多数作为证人被召唤来的，一位对调查很熟悉的华盛顿律师说： “他们不合作。他们什么也不记得了。你知道，他们说：‘伊朗门事件’，那是什么鬼东西？”

菲尔斯的抗辩立即引起对盖茨的声明的怀疑，他声称他一点儿不知道伊朗军售行动。结果，问题像连珠炮似地飞向白宫，询问布什提名的人是否有被控告的危险。盖茨的批评者指出，毕竟他的顶头上司凯西知道那次行动，而在中央情报局的指挥链上仅低于盖茨的乔治可能也知道。盖茨也曾在白宫会见了奥利弗·诺斯和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布什发言人回答问题时指出，盖茨是沃尔什调查的一个“题目”而不是一个“目标”，他未必会被控告。盖茨的捍卫者们进一步争辩说，作为一位副局长，他差不多不担负行动的责任，而凯西则要保留那种分工方式。这就意味着盖茨不知道伊朗门事件的全部细节。一位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解释道：“事实是凯西不信任盖茨，乔治和克拉里奇也不信任他。他们不尊重他。为什么他们应该告诉他什么事情正在进行？”当前的证据似乎证明了那个论点。

不论盖茨是否知道伊朗门行动的全部细节，事实上，乔治和克拉里奇两

个人确实把他看作一个外行的暴发户，并且经常向他们的一些同事贬低他的能力。他们中的一位记得乔治提到盖茨时说“那只小狗”，他还记得克拉里奇只是简单地否定地摆了一下头就把盖茨的能力一笔勾销。这位官员回忆说：“克拉里奇非常憎恨鲍勃·盖茨。要是他（盖茨）有什么东西提出来那才可笑呢。没有人注意他。我想不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两个家伙中的任何一个曾经为某件事向盖茨征求过他的意见。”一些前高层官员同意这个论断，还进一步声称，盖茨以牙还牙地对待这种感情，虽然方式完全不同。一个人说：“无论何时鲍勃看见克莱尔走来，他就转过身去走另一条路，我有清晰的印象，他怕乔治。你知道，克菜尔·乔治可以变得非常令人害怕——开会时，如果你反对他的意见，他能够死盯着你，盯得你不敢再对视下去。”

然而，在 1991 年夏季菲尔斯抗辩引起了足够的问题，因此，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考虑推迟盖茨听证会直到劳动节以后。在位于肯尼班克港的布什总统别墅里，在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谴责了这个计划。他抱怨说委员会不应该接受“谣言”或“像一群鹌鹑那样办事”。布什的脸都气红了，他转向他的提问者们，指责新闻界对公开怀疑盖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说：“我不认为，用谣言和含沙射影把一个好人打倒是美国方式。那不是制度。”布什继续强调他说：“在这个国家，我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就是公平对待，在证明有罪以前都是清白无辜的。不要任凭一个人在那边扭曲着⋯⋯听到那些对他的品格完整提出各种问题的假设，真使我感到苦恼。”

布什有充分的理由想要尽快进行盖茨的批准过程。白宫在 7 月初就收到

信息，到 8 月底乔治将被起诉，他可以回答有关盖茨在丑闻中的责任的所有问题；沃尔什已经发现了一些强有力的证据，它们都是不利于克拉里奇、艾布拉姆斯和格雷格的。格雷格当时任驻南朝鲜的美国大使，他甚至在 7 月初就已经悄悄地回到了华盛顿，想找一位辩护律师。艾布拉姆斯仍然保持平静，但是已开始与沃尔什的律师事务所谈判，通过抗辩的交易来处理他的案子。毫不奇怪，克拉里奇是所有人中最平静的。他代表他的公司雇主在中东度过了一部分夏季。

月 16
日傍晚，在这慌慌张张的活动当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决定，它没有什么选择，只好不顾总统代表他的被提名者所作的尽快批准的请求。他们决定推迟听证会直到 9 月 16 日为止。盖茨本人同意这个决定，他于宣布延期的前一天夜晚在国会会晤了博伦和副主席弗兰克·穆尔科夫斯基。两位参议员告诉盖茨，他们没有多少选择；他们不得不给沃尔什一个机会，让他结束他的调查。一位委员会的工作助手后来证实说：“他们不愿意让人们看起来好像他们十分仓促地处理提名，希望在乔治被起诉以前让盖茨获得批准。” 根据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盖茨同意延期，因为“他说他相信沃尔什的调查不会搞出什么新东西来。”体会时，盖茨打电话给斯考克罗夫特，告诉他那个消息。

博伦认为，延期实际上将帮助盖茨。委员会已经访问了一些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关于被提名者在丑闻中的责任，没有发现新东西。委员会中盖茨的支持者们私下里也放了心，因为中央情报局的其他官员们，包括前拉丁美洲处处长杰里·格鲁纳（阿兰·菲尔斯的前上司），将告诉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他们怀疑盖茨在伊朗门行动中有任何责任。有人告诉博伦和穆尔科夫斯基，格鲁纳的证明将得到行动部副主任托马斯·特威腾（也是沃尔什的调查的一个题目）的支持，管预警情报官查利·艾伦曾经于 1987 年首次告诉盖茨他对

于资金转移的担心。从所有这些迹象看来，博伦仍然相信盖茨将澄清任何坏事，被批准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委员会里的盖茨的反对者们逐渐开始同意。最初他们曾经期望查利·艾伦能在凯西与盖茨的交往方面提供一些说明盖茨有罪的细节。他们深信，艾伦——他个人不喜欢前副局长——将说盖茨事先一定知道资金转移的事。但是，艾伦不合作。阿兰·菲尔斯也不合作，他的起诉书对委员会已经掌握的情况如盖茨知道什么和何时知道的等等，没有增添什么新东西。至于参议员布拉德利和参议员梅岑鲍姆二人手下的工作人员所关切的是，中央情报局已偃旗息鼓，现在正全天工作以使盖茨获得批准，尽管担心一旦他成了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可能干些什么。8 月，梅岑鲍姆的工作人员决定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弹药；这些助手想出一个策略，目标是前情报部官员们，他们声称盖茨曾经使情报局的情报产品政治化。

盖茨的反对者们本来希望任何新的起诉会牵制他的批准，到了 9 月上旬，他们已经放弃了希望。他们的这种看法是由于克莱尔·乔治被起诉时出现的嗬一哼态度而来。乔治对沃尔什说得很清楚，他不会在他的调查中与他合作，他还把自己描绘成“一出连续不断的以政治谋私利的戏剧中的一个卒子”。这位两腿向外弯曲的前行动部官员，在位于马里兰郊区的他家外边同新闻界玩折磨人的把戏，看上去他对他的花园工具的放置比对坐几年牢的前景更为关注。他用他自己对世界的粗略的意见款待那些记者们，并且提醒他们，他曾经面向比他的所能提供的更艰难的时世。

从乔治那里搞不到证明，这不必谈了，还剩下一个可能对盖茨认为自己有资格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要求提出异议的人，一位尚未被公众知晓的前高级分析家，他不是别人，正是海尔·古德曼，盖茨的老对头。古德曼不乐于担任这种角色，——他对中央情报局并不怀恨在心——但是，人们用情报局和盖茨背叛了他们作为一个客观的超党派的情报组织的传统这件事说服了他。他同意把他所知道的关于盖茨在情报部里工作的情况告诉委员会的调查员们，然后公开出面作为反对被提名者的一个证人。免得他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存在任何幻想，他被警告说他的证明在委员会将遭到盖茨的盟友们的猛烈攻击。工作人员还告诫说，对他的动机的质问将会是长时间的、残忍的、涉及个人的。每件事都要经过调查。古德曼说他懂。

同时，政府正竭尽所能为听证会作准备，包括举行一系列白宫招待会，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一道制定批准的策略。在这些讨论会上，盖茨向他的参议院支持者们保证，他将坦率地承认在凯西任期内他曾犯过错误。他说他已准备好断然地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为了解除他的批评者的武装。他甚至已经起草了一份认错书，承认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时候没有认识到伊朗门丑闻的严重性。听证会以前的那个周末，支持盖茨的运动正在全力进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作为他的主要公开保护者出现在国内新闻电视节目中；由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安德鲁·卡德挂帅的三人小组随叫随到，负责安排批准的程序；参议员鲁德曼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单人匹马的“真理班”。鲁德曼的任务很简单：他将反驳比较重要的指控和掌握住不让盖茨发火。

盖茨准备得好上加好，9 月 16 日上午，他走进参议院哈特办公大楼，看上去很有信心很坚定。他身上有一种自信自恃的神态，他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前途就在他自己手里。他按提示对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微笑。他朝那些坐在他背后的新闻界席位上的熟人点头招呼，然后安静地坐下来等待会议开始。他

的唯一不自在的迹象来自一大群摄影记者，他们坐在他前面的地板上，用快照拍摄他的照片。有一会儿他似乎稍微缩了一下身子，但是，当参议员博伦开始他的开场白时，他坐在那里，明显地全神贯注。

甚至当参议员梅岑鲍姆在他的开场白中批评他的时候，盖茨也显得很沉着而且还盯着那位俄亥俄州自由主义者，好像他相信他过几天就会改变主意似的。在这些早早发出的猛击中，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如果盖茨感到紧张，别人看不出来；当他站起身来宣誓“讲真话，全部真话，只有真话”的时候，他的手毫不颤抖。当他开始他的证词时，挤满了人的听证会场安静下来。

盖茨很镇静，优美而直言不讳；他的开场白是涉及个人的，有克制的，有些部分几乎是讨人喜欢的。他描述自己为一个单纯的人，不愿意和他的贬低者交战。他说，他于 1965 年带了他的全部家当“乘一部 1965 年造的野马牌汽车，两手空空地”到达华盛顿。“野马牌汽车早就没有了，在它变成一个收藏家的项目以前把它卖掉了，而我仍然是两手空空。”他简短地勾画了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轮廓，强调他对制度以及它所代表的理想的信奉。他把他自己描述为一名爱国公仆，“对这个国家的伟大⋯⋯对它作为一种为世界谋福利的力量的使命，怀有一种深深的信念。”他说他受命改革，他清楚地觉察到苏联的解体将改变美国情报的面貌。他宣称他已准备好迎接挑战。然后他提到了在伊朗门丑闻中他的责任问题。这是戏剧的高潮时刻。他

略微犹豫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把他准备好的讲话稿放在一边，伸手去拿他预先已经另外放在桌上的一张黄色的法律用纸。他说：“由于这个委员会有很大的兴趣，也由于伊朗门事件在这些程序中的中心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我最后想补充一些另外的个人看法，因此，昨晚我写下来了。”

盖茨继续说道：“我刚才提到对信任和信心的信奉，我不是轻率地对待那种信奉的；它是从观察经常不断的危机直接派生出来的，主要是观察 1981

年至 1986 年间中央情报局一国会的关系中的秘密活动，它在伊朗门事件中达到顶点。我觉得，关于伊朗门事件，很少有人比我想得更多，什么地方错了，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不按它自己制订的规章办事，当时可能做些什么以预防、至少是阻止这个灾难性的事件。中央情报局已经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和学到了昂贵的教训。但是，今天我要说我作出的错误判断和我学到的教训。回想起来，首先，本来我应该更严肃地对待⋯⋯政府中的不正当行为或者甚至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更加敢作敢为地追击这种可能性。我应该更加有力地向凯西局长和波因德克斯特追问可能转移的资金的问题。我应该做得更多一些⋯⋯其次，关于别人告诉我的事情，我应该更多一点怀疑。我应该问更多的问题，我应该不满足于我得到的答复，特别是从凯西局长那里得到的答复。第三，1 月份发现禁止通知国会的规定后，我应该为撤销那些条款催得更紧些。⋯⋯很清楚，如果我能重新过一遍 1986 年 10 月的日子，⋯⋯我做的事就不同了。我学到了伊朗门事件的教训。”

然后他把他手写的稿子放到一边，面对委员会。

它是一份严肃的衷心的自我检查。尽管后来的新闻报道说盖茨的说明是预先准备好的——因此不是他想使委员会相信的那种即席发言——他的直截了当的自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用《华盛顿邮报》的词句，盖茨的证言是“一个结实的作品”，加上从两位前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和博比·英曼那里得到的品格证明，使反对盖茨的运动停止了。参议员德孔西尼就是盖茨的自白对那些仍然悬而未决的委员会成员们产生的影响的象征。德孔西尼对盖茨

说：“我想你一定会说：‘我不记得，我不记得’，但是，你已经超越了那个，我要你知道，我欣赏这一点。”甚至梅岑鲍姆也勉强地同意“很可能他将被批准”。参议员鲁德曼欣喜若狂。他称赞盖茨的诚实。

瓦伦·鲁德曼提供了盖茨的第一道防线，不断地打断霍华德·梅岑鲍姆的质问，梅岑鲍姆是在盖茨陈述完毕立刻就把目标对准他的。很清楚，鲁德曼的用意是保证盖茨有时间把答复理出个头绪，甚至更重要的是，保证盖茨不再重演他于 7 月间曾经和这位俄亥俄州参议员演过的那一幕爆炸性交锋。在下个星期中，委员会中赞成盖茨的力量又得到了几个证人的帮助，以

往他们被认为是反对盖茨提名的，其中最突出的是阿兰·菲尔斯。这位正被起诉的知名度很高的行动官员，拒绝对盖茨适合局长职位发表评论。他的唯一的赞语就是盖茨是“一位异常有天赋的分析家⋯⋯官僚结构内部的异常有天赋的操作者，是一个⋯⋯在情报局内部享有流星似的提升的人。”菲尔斯的唯一的批评就是，在中央情报局内部盖茨被看作这样一个人：他是“野心勃勃的”而不是“那种你可以结为好朋友的人”。这就与盖茨的反对者们认为菲尔斯会作出的分量沉重的谴责相差太远了。它使他们终止提名的最后指望之一泄了气。

甚至查利·艾伦也不指责盖茨的可信性。关于在伊朗门事件中谁对谁说了些什么，艾伦和盖茨叙述的情况有区别，但是像菲尔斯一样，关于盖茨的责任，艾伦很慎重。他甚至说，前副局长在听到白宫卷入了把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搅和在一起的谣言时“吃了一惊并且感到困扰”，他还证实了盖茨的证词，他——艾伦——拿了转移的证据直接交给中央情报局局长。关于盖茨何时知道转移的消息以及他建议做些什么，艾伦和盖茨的证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这些差别既不够明显也不够确凿，不足以使委员会的任何人在布什所提名的人的问题上改变他们的主意。

即使盖茨似乎很有把握得到批准，梅尔·古德曼的作证的许诺并没有动摇。他和另外两位前分析家——珍妮弗·格劳德曼斯和哈尔·福特——仍然深信，如果盖茨被允许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将把情报局向行政当局提供公正和客观的分析的能力毁掉。他们的富有戏剧性的证词是于 9 月 25 日傍晚在委员会的一个秘密会议上陈述的。如果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一说盖茨曾经腐蚀情报产品，并且故意地使中央情报局的研究倾斜，为了求得白宫的政治上的宠爱——不仅他将不能赢得批准，而且他的公务生涯也将在羞辱中结束。古德曼的指控很具体：1985 年，为了支持对伊朗开放，盖茨和凯西有目

的地操纵了情报部；他们一贯低估苏维埃帝国内经济问题的证据，因为那些数据记录不符合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压制了一些情报评估并使官们出轨，而这些评估是对苏联倡导国际恐怖主义表示怀疑的；他们曾经口授了一项研究，它要表明苏联在企图暗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事件中的同谋关系，而并没有这样的证据存在；最后，他们曾经调整情报局的反恐怖主义的工作计划，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他们自己的观点提供一个讲台。古德曼透露，韦伯斯特曾经试图以调查凯西和盖茨企图把情报局的情报产品政治化的办法，来消除损害。

古德曼说：“但是，我想我发现最重要和最令人生厌的，就是凯西和盖茨没来由地把作情报判断的权力归于他们自己，他们轻视为准许独立的分析存在而制定的程序；他们损害了那个程序的完整性和我曾经在那里度过了 24 年的中央情报局的可信性；他们忽视了长期建立起来的一个情报官员的道德

标准和美好品行；甚至美国总统收到的也是窜改过的报告和不对等的分析。我担心，让盖茨回到他造成的环境中去是发出的信号。但是，我觉得，比那个更使我震惊的是，在中央情报局很少有人能造成那样一个环境，而他们很容易地做到了。我想，就是为了那个缘故，我有一种羞愧感。”

尽管古德曼作了惊人的论断，珍妮弗·格劳德曼斯是盖茨的反对者们推举出来的最可信的证人。对一位中立的观察者来说，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例如，古德曼谈的情况可能言过其实，或者他有特别的私人的理由反对盖茨的提名和攻击布什政府。古德曼非常了解这一切。后来他甚至对他亲密的朋友们承认，他在他的攻击中的语言也许是太刺耳了。那个问题显然与格劳德曼斯的情况不同，她是一位年轻的和明显地聪明的中央情报局前分析人员。她公开地蔑视有关提名的政治斗争。她说：“我和你们一样相信盖茨先生把情报分析政治化了，而且他应对分析程序的全盘退化负责，对此我并不感到愉快。”

除了鲁德曼——他根本不考虑她的证词，好像它是某种近似于一个嘀嘀咕咕的青年的豪言壮语的东西——之外，甚至那些与盖茨最亲密的人也认为她的证词是可信的和出自内心的。虽然中央情报局也许能担负得起损失一个像古德曼那样的人，人们感到它担负不起疏远它的像格劳德曼斯这样的年轻的新手们，她只在那里工作了 6 年——主要在苏联分析室———就怀着厌恶的心情辞职离开了兰利。

她提供了听证会的第二个戏剧性的时刻。她强调：“让我讲清楚，今天我来到这里是应你们的请求。你们也许知道，将近两年以前我从这一团糟里走开了⋯⋯我发现，对旧伤痕的再检查和围绕着这些听证会的公开性，就我个人而言，挺别扭。直到几个星期以前，我曾经期待某个其他人将在这个席位上作证。因此，我希望你们了解，我不是被某种势不可挡的愿望所促动，亲自来责备中央情报局或任何人。当我离开情报局的时候，我没有写本书，或者去找新闻谋介，我也没有来请求这个委员会，在这些听证会之后，我不打算对新闻媒介谈话。”

格劳德曼斯给以往的 10 年画了个轮廓，她称之为“对保持一种专心于真理的文化的漫不经心或蓄意的疏忽”。她说：“在苏联分析室有一种威胁的气氛，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有这种看法：盖茨先生把某些人调走是因为他们始终不愿意遵循他的分析路线。甚至到今天，我意识到在苏联分析室仍存在一种观念：如果管理者们不够须从的话，他们就要冒失去职位的危险。”

格劳德曼斯继续说：“我认为，在最近的两年里，那种气氛变得更坏。政治化的性质变得更显眼了，我认为那些分析人员们也就更加玩世不恭了。情况就像在旧的第三世界处的情况一样坏。我最近听到的来自苏联分析室老同事的要求更大的诚实的痛苦呼声，是我从来没听到过的那种呼声。在这里，我要极力要求你们去请教最近成立的针对苏联分析室的管理上的顾问检查组。我可以向你们传达一个轶事，有这么一种观念：苏联分析室多雇一些秘书而去掉分析人员们也许更好一些，因为秘书更善于接受口述。”

盖茨声称，许多针对他们怨言都是中级分析人员们激发的，他们由于在工作程序上地位不能更高一些而灰心丧气，格劳德曼斯显然被盖茨的话激怒了。盖茨曾经告诉过委员会，当他最初开始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时候，他也有许多同样的感受。格劳德曼斯反驳说：“参议员们，我认为那个答复是对

我能想到的如此敏感的一个问题的最沾沾自喜的、带有优越感的和冷漠的答复。而且，我相信，它使你看透了盖茨先生的管理作风。想到如果他被批准了他可能做些什么，简直使我发抖。”

格劳德曼斯之后是哈尔·福特，他已有 70 岁，仍然是中央情报局最有表达力和受尊重的发言人之一。他的证词也像一次冲击。福特最初是被邀请出席来支持盖茨的，但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思考以及和情报局许多雇员谈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开始发言：“我欢迎有机会来修改你们手边已有的我的准备好的发言稿。事实上，我将要说的离它很远，所以你们可以把它撕掉。”福特简短地描述了一下他是如何认识盖茨的，并且钦佩他的把情报评估

弄得“更短、更尖锐、更适合我们的制订政策用户们的需要”的企图。但是，接着，福特所有对盖茨的评论都很刺耳。他说：“简而言之，我的话的要旨就是，我认为批准鲍勃·盖茨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将是一个错误。”福特解释说，他改变主意的主要理由就是从他敬重的人们那里来的对盖茨的海啸般的反对以及盖茨自己的证言。”对我来说，抓住他的证词的字眼儿就是‘聪明’。这位精明能干的官员的健忘——他具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不能把信任全部灌输给我。”

古德曼的、格劳德曼斯的、福特的证词——特别是格劳德曼斯的证词—

—引起了对盖茨的正直诚实和他提供客观评估的意愿的严重怀疑。那些指控都被陈述得很有说服力，因此，它们向参议员鲁德曼的希望提出了明显的挑战，鲁德曼本来希望盖茨可以顺利通过批准程序而不损害他领导情报界的能力。鲁德曼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很简单：他不管格劳德曼斯和福特而攻击古德曼。

10 月 1 日，在委员会一次公开的会议上，鲁德曼对古德曼所回忆的几个具体事例表示怀疑，据古德曼说，在那几个事例中，盖茨曾经歪曲了情报产品。这位参议员甚至拿出了一封最近来自威廉·韦伯斯特的关于 1987 年一个关键事件的信，当时韦伯斯特的首席助手马克·马修斯访问了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们了解关于政治化问题。鲁德曼争辩说，马修斯对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们的访问，既非秘密的，也没有背着盖茨（如古德曼所说）。鲁德曼指控说，事实上，那些访问和盖茨没有关系；古德曼在说谎。鲁德曼怒冲冲地对古德曼厉声说：“你有资格谈你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在谈你自己的事实方面却不够格。”

现在，委员会的工作助手们声称，马修斯莫名其妙地改变了他反对盖茨的证词。他们指出，在以往几次与委员会调查人员举行的会议上，马修斯支持古德曼所说的关于调查盖茨的每一件事。他们断言，后来他受到了来自白宫的政治压力，就改变了他的叙述。瓦伦·鲁德曼的一名工作助手否认这个指责，称它“仅仅是一个杜撰而已”。

当时，在幕后，白宫施加给委员会中共和党人保护盖茨的压力不断增长，即使反对盖茨的三位一体的证词对于改变委员会对布什的被提名者的支持并未起多大作用。10 月 2 日傍晚，盖茨同总统的第一流政治顾问们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们在白宫秘密商议，对那些针对他的指控作出反应。他们决定，他应该用完全的正面的攻击来回敬他的谴责者们，轮流对付每一个指控把它打倒。那正是他所做的。10 月 3 日上午，盖茨最后一次在委员会面前亮相。每一个记得曾经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今天是最好斗的。他的证词是厉害的，攻击性的，某些部分是报复性的。他甚至暗示，他在兰利缺乏众望正是他应该

被批准的理由之一，因为它将给雇员们送个信息，就是说，不管他们怎么反对，他提出的改革将照样进行。

盖茨说：“像哈尔·福特和梅尔·古德曼这样的老朋友也挺身而出，这给我带来一些真正的痛苦。”他又说，被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是一场人望竞赛，我十分肯定我在中央情报局不会赢得一个人。”然后他对他的批评者们作了详细的包括 20 点内容的回答，并且狠狠地还击古德曼的最严重的指控。盖茨声称：“仔细检查一下发表过并送给制定政策者们的材料的记录，就可以看出程序的完善是被保持着的。他背诵了许多他于 1982 年对情报部作的一次讲话，他但白地承认那次讲话给他制造了许多敌人。他提醒委员会他享有布什总统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并以此结束他的证词。他说：“总统本人当过情报局局长。我们之间的这种不寻常的关系和他的期望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改造美国的情报工作，一方面这么做，同时在与国会的牢固和积极的关系中保持和促进情报程序的完善。”

在盖茨为他自己辩护之后的一个多星期，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召开关于他的批准的最后一次会议。没有任何惊人之举。梅岑鲍姆和布拉德利说他们将投反对票；德孔西尼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人欧内斯特·霍林斯加入他们那边。霍林斯已经证明是盖茨的最能说会道的批评者之一，在听证会即将结束的某一时刻，曾经用对盖茨提名的率直评估吓了他一跳。他说：“你是个聪明的家伙，但是，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却又被指使来解决问题⋯⋯ 在白宫你是个非常宝贵的家伙。如果我是布什，我就请你来做，我就养尊处优了。”当盖茨为自己辩护说他“不是任何人的马屁精”时，霍林斯恼火地回答：“中央情报局局长不属于国会或总统，⋯⋯那边的那一群人，苏努努和总统，认为他们拥有你。”

但是，委员会中来自博伦和萨姆·纳恩的两张最重要的票是赞成盖茨的，最后投票结果是 11 比 4。参议院的最后投票是于 11 月第一个星期举行的，其结果是可以预见的：64 票赞成，31 票反对。根本就没有人感到奇怪，特别是在萨姆·纳恩说他将投票赞成那位被提名者以后；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怀疑，在情报委员会投票以后盖茨将被批准。

1991 年 11 月 12 日，在桑德拉·戴·奥康瑙尔主持下，罗伯特·盖茨宣誓就职，成为威廉·韦伯斯特的继任者，乔治·布什和盖茨的妻子贝基在一旁观看。他是中央情报局第十五位局长。对于盖茨来说，那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他对情报和他对中央情报局应如何管理的坚定看法，表明他像是会立即采取行动惩罚那些反对他的提名的人。一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助手说： “查利·艾伦和其余所有的人认为，他们可以欢迎他，讨好他，但是，他们救不了他们自己。艾伦、克尔和其余那一大帮人。他将把他们都去掉。他将大清洗。”

盖茨保证那不会发生。在他的批准听证会上的某一个关键时刻，他说他与 1985 年时相比已经换了个人了，他已经从观察威廉·韦伯斯特如何待人接物中学到了应该如何做。他向戴维·博伦保证：不会有惩罚，不会有清洗，不会有大规模的解雇。他将按照中央情报局的最好的传统，指导一个开放的和诚实的行政机关，并且要注意使每一个人都感到他或她有所作为。不同政见者将受到尊重和保护。

现在，在他的受命演说中，他企图平息情报局的畏惧。他说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是它最大的财富。他说，兰利的人不仅是一个团队；他们是一个

家庭。

他着重他说出家庭这个词，他最后说：“我希望这种家庭意识以及它所蕴含的一切，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