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魂断晴空

1988 年 12 月 21 日的晚上，在乔治·布什还没有就任总统之前，苏格兰洛克比村漆黑的上空，突然被一团巨大的爆炸火光所划破。在冬夜发生的这场悲剧，使 270 名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丧生。布什总统又气又恼，并为

此事操心长达 3 年之久。

对美国的反恐怖中心来说，此事肯定显得十分离奇，而对中央情报局近东处的官员们，又颇具讽刺意味，因为这件历史上最血腥的恐怖主义惨案，和本世纪一部争议很大的小说开头中描写的事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萨拉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一书的开头，完全可以作为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惨案的简要介绍。这次意外事件似乎证明，世界上最残暴的歹徒不仅政治上很狡滑，而且也喜欢使用奇特古怪的手段。他们的恐怖行为是一个信号，它表明中央情报局和中东某些恐怖主义组织十多年前开始进行的那场长期斗争，远远还没有结束。

在没有其它提示的情况下，萨拉曼·拉什迪给中央情报局发出了这场悲剧的第一个信号。“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就在接近新年的一个黎明前，两个真正活生生的成年人，从 29，002 英尺高处的万里晴空，坠入了英吉利海峡，没有带降落伞，也没有其它翼状滑翔设备。”

真是无独有偶。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于 1988 年 12 月 21 日傍晚，由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向东北方向飞往纽约。当飞机即将到达 30，007 英尺的高度时，隐藏在一个旅客手提包里的一枚炸弹爆炸了。这个提包放在机舱前部14L 号的行李柜里。炸弹将机身穿破，把一块机身外壳向东部方向射出，马上使飞机无法操作。事后有几十个国家的数百名情报官员和执法官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炸弹造成的洞正好 18 英寸宽，12 英寸高，和通常见到的这类洞口大小差不多。但这个洞口已足够在引爆后的几秒钟内，产生一条裂缝，使机身弯曲并把飞机的前部折断，从而使这架 747 飞机分为很清楚的两部分。两秒钟后，第二个裂缝又把机身分为五大块，它们急骤向洛克比村袭来，使这个苏格兰小镇的 11 个人惨遭飞来横祸。

现在参加调查的人都知道，当时从天空掉下的有数以千计的碎块，其中有金属、皮革、地毯碎片、人肉。这场大规模的灾难留下一大堆残骸，它的碎片散落的范围达数百英里，从洛克比村的西北方向一直延伸到北海。单单寻找飞机最重要部分的碎片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但乘务员舱倒还比较完整。在事故发生后整整两年内，人们一直在苏格兰的田野里，仔细搜寻任何可能的线索，以设法解开这次航班突然消失的奥秘。

在爆炸中许多东西部毁掉了，色括乘务员最后的话以及飞行员驾驶舱中的其它讲话录音。当这架 747 飞机的机长发觉爆炸时，他在高空发出的任何惊呼声都不会有人听见。几小时后，地勤人员重新检查这架喷气式飞机发回来的无线电讯。这架 747 飞机在突然完全沉默前，唯一能听见的是一个短暂的刺耳声（一位参加调查的人解释说，“就像细纺纱机转动时发出的声音”。）虽然还没有人能肯定这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但这个短暂的声音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线索，因为其它飞机爆炸事件，在出事前也有同样的声音。或许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的被炸，是萨拉曼·拉什迪攻击穆罕默德所引起的；这种解释并不比其它解释差。书中的描写和这次空难的相似之处，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萨拉曼·拉什迪写道：“飞机分裂成两半，像一只裂开的豆荚把它

的胚种吐了出来，也像一只蛋壳破裂后把它的内部奥秘全都暴露在外”。当然也并非完全相同。不管是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小时后，几天后，甚至

几个月后，这个泛美 103 航班炸机事件，一直是世界上最令人不解的谜之一。它是一个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疑团，以致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就连最有本事的调查人员，也分不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人们的杜撰。在两年期间，关于这次炸机事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其说法之多，可能和飞机碎片的数目媲美。在苏格兰南部的一间大仓库里，经过人们千方百计的努力，已经把这架飞机的碎片重新拼凑起来，以还其本来的面目。有一种说法是，这枚炸弹是一名携带毒品前往底特律的人受别人蒙骗带上飞机的，另有一种说法是，一位飞机上的情报局官员的提包被人倒换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央情报局的某项诓骗行动在法兰克福出了纰漏。这些原来有很多人相信的说法，后来也被认为成问题了。最后，一种最简单、但最不令人满意的说法被人接受了，即泛美公司 103 航班的被炸是一次报复行为。

在事件发生后几小时内，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下令该局的反恐怖中心开始调查这一炸机事件，并找出肇事者。韦伯斯特、斯托尔茨和他们的高级助手都知道，正像一位记者所说，从很多方面来说，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空难事件将成为“一个样板”，“使情报局能够展示它最有希望的新成就”。它将以一种方式表明，中央情报局进入冷战后的世界，仍和早先一样健全有力，完全能够同联邦调查局和其它政府机构合作，来解决一桩国际犯罪案件。如果说，这次炸机事件是对反恐怖中心的第一次公开考验的话，那么它对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行动部副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和行动部副主任助理托马斯·特威腾，同样也是一次考验。

韦伯斯特完全明白，他所领导的情报局能否解开泛美航空公司这场空难之谜，并将罪犯捉拿归案，很可能成为衡量他作为情报局局长的表现的依据。对这架飞机突然遭到致命的袭击，韦伯斯特感到十分恼火，正像 6 年前威廉·凯西在遇到一个类似的、但损失不像这样大的空难事件时一样。至少对一位情报局的官员来说，这次摧毁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的爆炸事件，非常像是一个住在巴格达专门从事这类活动的人干的，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侯赛因·拉希德。

情报局负责全面调查此事的是弗雷德·特科，他是一位有 25 年经验的老手，为人稳重并常表现出较强的洞察力，他的这些优点都是出了名的。克拉里奇推荐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领导反恐怖中心，也可以证实这一点。特科得到行动部的信任，不简单是因为他在行动部内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在 20 多年里，他还结交了情报局内某些最有权势的官员，他的好朋友托马斯·特威腾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过去经常追踪国际恐怖主义者，但他之所以为人们所知晓，更多地是由于他直言不讳地说出应该如何对待这批人。用凯西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射手”，他和某些情报局的职业特工人员一样，相信中央情报局应该对那些恐怖主义组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特科的同事们都同意，他和克拉里奇并不一样。他更善于对付官僚主义，衣著也不像克拉里奇那样华丽。他个人的特点是绝对严格保守机密，并且正像他的同事们所形容的，“生性就非常冷静”。

威廉·韦伯斯特之所以喜欢特科，是因为他在领导联邦调查局时，听到他自己的反恐怖活动官员对这位情报局的老手评价很高，并且说特科是他们遇到过的中央情报局最合作的官员。此外，特科曾支持凯西和克拉里奇建立

反恐怖中心的建议，这主要是因为过去他不得不和国务院、联邦航空局、联邦调查局、秘密特工组织和五角大楼协调行动，对这种做法他有些感到失望。当凯西和克拉里奇认定最好成立一个联合组织，以对付日益严重的反恐怖主义活动时，特科成为这一主张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克拉里奇指定的接班人。韦伯斯特很尊重特科的看法，这使有些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感到奇怪，这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特科对韦伯斯特的任命，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不欢迎态度，他认为韦伯斯特与国会的关系太密切，不可能对情报局进行有效的领导。

特科能接触世界上有关恐怖主义活动最大的资料库，这在情报界被称为底西斯特资料库系统。根据这一资料库可以找出恐怖主义分子的所在地，还可以按其作案手段，查到其它有关资料。依靠这一资料库，可以查出一个组织的财政来源、已知的成员姓名，他们和其它组织的关系，曾经向什么谍报机构提供过情报，参与过什么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一位反恐怖主义活动专家说，“我们可以得到 15 种类别的资料。凡是我们想知道的东西，它几乎都能提供”。底西斯特资料库系统的分类整理功能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它设计者的名字也是中央情报局内最机密的材料。在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被炸 48 小时内，底西斯待资料库已经解除了对原来的怀疑对象中百分之八十的人的嫌疑。

但是，底西斯特资料库却回答不了反恐怖中心最重要的问题：究竟是谁炸毁了这架飞机？这样做是为什么？紧接着这场空难以后，以及此后的两年中，没有人能真正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事发后 24 小时内，反恐怖中心的官员

们就断定，这架泛美航空公司的 103 航班是被恐怖主义者的炸弹炸毁的。中央情报局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一看法。这架飞机的突然出事似乎排除了机械故障的可能，因为直到最后几秒钟前飞行中的一切都很正常。像任何优秀的高级谍报工作领导人，在这种急迫而又困难的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特科在反恐怖中心内建立起一个工作组，集中研究他的高级助手向他提供的有关这次空难的大量材料，每天都工作 12 至 15 小时。这个泛美航班空难工作组从事的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特科把中央情报局内凡是对恐怖主义组织有所了解的人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其中包括行动部官员、炸弹专家和中东政治分析员。他同时通知马里兰州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通讯的官员，要求他们从截获的数以千万计的电讯中，仔细搜寻各种线索，以帮助弄清究竟谁是炸机的罪犯。

在中央情报局历史上，第一次特科被授权能接触反恐怖中心其它成员单位的情报资料，联邦调查局、联邦航空局和五角大楼的调查员都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向他报告。在惨案发生后 48 小时内成立并开展活动的泛美航班空难工作组，已在开始追踪各种航线，注意旅客的提包，并采访有可能提供情况的所有人。情报局还立即给它在欧洲和中东的情报站发电报，要求他们指挥下的、熟悉这 20 几个恐怖主义组织活动规律的间谍提供资料，这些组织从专业技术和作案动机来说，最可能是制造这场灾难的嫌疑犯。这个反恐怖中心还同英国和西德的谍报官员建立了经常联系，并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一直保持这种联系。所有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在 4 天内完成。这样，到了 12 月 26 日，反恐怖中心就准备听取来自出事地点的第一个主要报告。这时，在洛克比的调查人员已经断定，泛美 103 航班是被放在机身前部的一个货舱里的一枚炸弹炸毁的。在仔细检查了出事地点周围找到的几块金属碎片后，调查人员得出

了这一结论。它并未使任何人感到惊奇。

在炸弹如何被带上飞机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未知因素，这就使泛美航班空难之谜更加复杂化了。任何人都可能无意识地把这颗炸弹带上了飞机，兴许那些在伦敦或法兰克福机场的数以百计的经手行李的人员当中，有人把这枚炸弹从泛美航班入口处送上了飞机。实际上涉及了两次航班，一次是从法兰克福出发的泛美 103 航班，装载着商人、学生、家属（有些是从中东地区来的），他们都飞往伦敦或纽约。这些从法兰克福登机的旅客又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无意识地把这枚炸弹带上了飞机。也可能装有这枚炸弹的提包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被人偷偷地运进了飞机的货舱，因为在希思罗机场有不少从法兰克福来的旅客下飞机，另有一批旅客上飞机。这个时刻里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共有六个班机，都能与这架名叫“海女”的747 飞机衔接。最后它离开伦敦时，装载的乘客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伦敦和法兰克福的，也有来自贝鲁特、马尔他、塞浦路斯、斯堪的那维亚诸国和非洲的。

从调查一开始，特科就依靠几位曾和恐怖主义分子打过交道的谍报官员，依靠他们这种非常稀罕而有时能派用场的经验。其中的一位就是中央情报局老资格的专家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他个子很大，说起话来轻声轻气，大约有 45 岁左右。他在中央情报局干过多种多样的工作，包括当过行动部的官员，对恐怖主义者和他们的活动很有研究。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时聪明能干的谋报人员都把反恐怖主义活动看成时髦玩意，并且都把克拉里奇当作这方面颇有影响的人物。

坎尼斯特拉罗从事谍报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执行任务，一直到1984 年他被任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情报工作。他在白宫内有一间办公室，在那里他和奥利弗·诺斯交上了朋友。1987 年 2 月，他成为国防部情报特别助理，并在泛美空难发生两个月前，被派到反恐怖中心，负责行动计划和情报分析工作。特科认为坎尼斯特拉罗是他手下最好的分析员。但此人在反恐怖中心和在中央情报局，并非大家都喜欢他。这是因为他抱有一种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策中发挥的作用应该是有限的。

坎尼斯特拉罗和中央情报局某些高级谍报官员的关系，特别是他同托马斯·特威腾的关系，曾因他在 1987 年初拒绝接受派他去“中东某个重要国家” 任情报站站长而受到损害。一位情报局官员在谈论坎尼斯待拉罗的这一决定时说，“如果一个人想不断得到提升，他就不该拒绝接受这类任务。坎尼斯特拉罗不接受这项任务，说明他并没有兴趣在情报局呆下去”。坎尼斯特拉罗后来向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提出，希望允许他到国防部当情报特别助理，这项调动他自己后来也承认，“可能对我个人发展前途并不很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他要求调动都不以为然，认为这表明他更愿意和军官们在一起，而不愿意和他现在的同事在一起。他在五角大楼工作了 18 个月，当特科决定需要坎尼斯特拉罗来主持反恐怖中心的情报部门时，他离开了五角大楼。

反恐怖中心对泛美空难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联邦航空局的爆破专家沃尔特·科尔斯加尔德。他是一位不愿引人注目的、骨瘦如柴的炸弹侦探专家。他还获得了无畏的行动计划官员的美誉。这是很了不起的恭维话. 因为行动部的官员，特别是那些曾和特科一起工作过的人，不愿意相信在中央情报局以外的任何人是真正无畏的，科尔斯加尔德是唯一的例外。在科尔

斯加尔德的一生事业中，他遵照政府官僚的通常做法：尽量不抛头露面，不参与是非之争。他最不愿意由于他的言行引起一场争议，从而使自己成名。简而言之，科尔斯加尔德是美国政府最高级的反恐怖主义活动专家，善于排除恐怖主义分子安置的炸弹。他的有些工作成果几乎带有传奇色彩。

例如，1984 年 1 月，科尔斯加尔德被派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他存那里帮助法国人分析了一枚炸弹，这种炸弹曾在飞往沙特阿拉伯的德哈兰

（Dhahran）的一架 747 大型喷气式客机上炸了个洞。一位同事说：“既然法国人从没来请过他，这就很奇怪了。但科尔斯加尔德干得棒极了。”在完成了初步调查后，科尔斯加尔德中途去了希腊的雅典，以便取回他被告之在那儿等着他去拿的炸弹。这是从那巴勒斯坦人的女情人的寓所里没收来的谢拉作弹。记忆力通常极佳的科尔斯加尔德说他记不起那件事的任何细节了。当受到敦促时，他回答说：“哦，是的，我的确在雅典，我取了一枚炸弹，但我记不得它是什么炸弹了。真的，我记不得了。”他天真无邪地笑着。他说： “你要明白，有那么多的炸弹，我不在乎谁制造了它们；我只是想研究它们。”

在另一次国外旅行期间，当科尔斯加尔德得到从华盛顿来的指示时，他正在从巴基斯坦把炸弹带回家的途中。该指示让他中途在伊斯坦布尔停一停，在那里运气好的话，他也许能得到被土耳其情报机关没收的炸弹。这枚炸弹曾放在飞往罗马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一架早班飞机上，但没有爆炸。科尔斯加尔德交了好运。凑巧一位朝鲜战争期间和他一起在一支联合国部队中服役的老朋友是土耳其职业情报人员，得以接近意大利航空公司的设备。他们两人先出去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咖啡馆慢斟细饮了一番，重温了昔日光阴。那位土耳其官员提醒科尔斯加尔德时，他才想起他是来干什么的。他说：“喂喂，你要的是什么东西？”科尔斯加尔德无所谓地笑了笑。他回答说：“炸弹。我要你让我看看炸弹。”科尔斯加尔德的土耳其朋友让他查看了炸弹，画了一张炸弹的图。但当这位美国人问他是否可以把它带走时，那位工作人员摇着手指笑着对他说：“哦，不行。我确实认为这不行。”

科尔斯加尔德收起了他的图和巴基斯坦炸弹，试着找到一条回家的路。这不容易。以前的一个同事回忆说：“沃尔特有极佳的时机把那巴基斯坦炸弹弄出那儿。我们以为我们会不得不派一架联邦航空局专用的喷气式飞机去运回它——这种专用飞机非常昂贵。但科尔斯加尔德在最后时刻来了，他说他将搭乘 C—141 飞离伊斯坦布尔，进入多佛尔空军基地。于是他走到乘务员那儿去，告诉了他们他是谁，他们说：“嗯，如果你打算带着它坐飞机，那我猜想我们也可以办得到。欢迎你和你的炸弹乘坐这架飞机。”所以我们在多佛尔见到了他。他通常能从任何政府得到任何炸弹。然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会一而再地研究它。炸弹是如何制造的会告诉你相当多的东西。

另有好几次，科尔斯加尔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解决了运输问题：他压根不告诉航空公司安全工作人员他正把炸弹放在他们的机上运走。他以前的同事解释说：“它一定会把它搬上去而且带回来。他想，‘嗯，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泛美 103 班机空难刚发生后，科尔斯加尔德就被急匆匆地派往洛克比。爆炸后的第二天早晨，科尔斯加尔德就站在泥地里和英国的调查人员交谈。他们中一人问到：“我们在找什么？”

科尔斯加尔德四处找了一阵，发现了一块零落的金属片。他拾起它，把它弯了回去，又以 90 度的直角转动他的身体。他说：“这就是我们在找的东

西，但它被烧坏了，像是有人尽力焊接过它。”

第二天，一个苏格兰的调查人员来到了科尔斯加尔德在洛克比的临时办公室，放了一根金属条在桌上。这根金属条有 3 英尺长，但只有 1 英寸宽。

科尔斯加尔德认出它是 747 班机左前方金属架上的银器。它被折弯，那正是他说它会被折弯的地方，它被烧焦了。爆炸使那金属条向外扯裂，冲击波的热量几乎使它突然折断。除非在 33000 英尺高处寒冷稀薄的空气把那爆裂的金属片凝固在外面的一个奇特的角度处，它通常会被突然折断。科尔斯加尔德点着头说：“对啦，炸弹炸毁了这架飞机。”

特科、坎尼斯特拉罗和科尔斯加尔德在解决泛美班机空难之谜中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其他许多能干官员的帮助。搜集关于可疑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材料的绝大部分工作是由反恐怖中心的工作人员干的。在苏格兰的实地调查工作是由科尔斯加尔德和一帮英国刑事侦破专家干的。这帮专家不辞辛劳地按原样拼凑了飞机，逐渐辨清了它的秘密。其他调查是由遍布中东和亚洲的情报汇集站中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全球网络进行的。在突尼斯，中央情报局派了它的一名主要官员去请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合作

（那次会议是在巴解组织情报主任阿布·伊亚德房中举行的）。远在曼谷的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接触了泰国安全机构的内部材料，以确定他们所得到的关于炸弹的威胁是否与洛克比事件有关。

从调查一开始，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情报官员就相信揭开泛美班机空难之谜或许全在于世界的一个部分——中东，在那里该机构却最难找到它最难达成一致的问题的答案。例如，中央情报局的伊朗办事处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考虑到泛美 l03 班机空难的来由，这多少是件幸事，但这个办事处离德黑兰实在太远了，难以搜集到能把伊斯兰教革命政府同爆炸事件联系起来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人提供的情报资源是没有用的，它也没有搜集关于伊朗政府内部政治策略的情报的能力。在大马士革也如此，中央情报局在那里有名无实。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处在叙利亚人的持续监视之下。这些叙利亚人是由哈菲兹·阿萨德总统专为这一目的而布置的。在约旦，中央情报局靠当地情报机关提供信息，当地情报机关与巴勒斯坦人社区的广泛接触（一个前反恐怖中心官员说：“说到巴勒斯坦人，没有人比约旦人更好。”）可以提供可贵的信息，不过中央情报局好不容易才与约旦情报官员建立起泛泛之交。

更糟的是，中央情报局在黎巴嫩的最高外勤官员再也见不着他们了。他们本可望提供关于泛美班机爆炸和住在贝鲁特和贝卡河谷的恐怖主义组织间可能的联系的最好情报。对中央情报局来说，他们的离去是泛美 103 班机事件的雪上加霜的、难以弥补的悲剧：中央情报局第一流的阿拉伯专家之一，或许是它最有前途的年轻中东官员，34 岁的马修·甘农，和一个名叫查尔斯·麦基的年轻未婚少校军人一起，死在了那趟班机上。查尔斯·麦基是被五角大楼派到黎巴嫩去帮助重建那为战火所毁的国家军队的。

甘农和麦基彼此熟识。他们 21 日乘坐经由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飞往伦敦的同一架飞机飞离贝鲁特。该日稍晚，在等飞机去纽约时，他们和国务院的两名安全官员丹尼尔·奥康纳尔与罗纳德·拉里维埃在希思罗飞机场的泛美头等俱乐部休息室共饮了一番。这 4 个人是被国务院的外交官伯恩特·卡尔松招在一起的。伯恩特·卡尔松在成功地完成了解决纳米比亚争端的谈判使命后归来。他们全都处在节日气氛中。休息室的一位女招待员说：”他们为

回家而感到开心。”

放炸弹的人是否认出了甘农和麦基并把目标对准他们，以及他们在贝鲁特的使命是否泄露，这成了要弄清楚的问题。因此，这两个美国人之死为反恐怖中心的调查工作更增加了麻烦。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更加重了反恐怖中心的工作。文斯·坎尼斯特拉罗说：“由于马修之死，有一种伤逝的悲剧感，我们也因此而干得特别卖劲。我想那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对工作单位、对所有那些离开了我们的人负有的义务。这件事对家庭的打击超过了我能记得的任何其他事情。它肯定有影响。”

甘农的离去不只表示一个有前途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之死；它对中央情报局保护它自己的成员的能力提出了疑问。当所有那些在秘密机构中做事的人都认识到他们的生命时常处在危险中时，甘农之死留下了远远超过那件简单的事情本身的持久印象。他出自中央情报局最有名的家庭之一，他的妻子是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他的岳父托马斯·特威腾是行动部副主任助理。

爆炸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国务院女发言人菲利斯·奥克利确认在泛美 103

班机上有 3 位“国务院职员”：罗纳德·A·拉里维埃，“自 6 月起作为安全官员被派往贝鲁特”；丹尼尔·E·奥康纳尔，“4 月份作为安全官员被派往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还有“加利福尼亚奥伦那的马修·K·甘农，被派往国务院中东办事处，作为政治官员在贝鲁特任职后正在回家的路上。”

甘农确确实实是中央情报局为培养阿拉伯研究专家新招收的第二批学员，在 1977 级毕业中央情报局化了不少时间培养这批毕业生。他很快就被上级官员确认为行动部最壮健和最有才能的官员之一。

在被派到贝鲁特之前，甘农供职于约旦、叙利亚和北也门的工作站。他在北非的周内行家中也成了一个名声卓著的人物。在兰利，他的专业技能终于也使他受到了注意和尊重，特别是因为他家常便饭似地自愿参加危险的国外行动。

到 1985 年，在反对欧洲的阿布·尼达尔组织的兰利秘密战中，他成了关键人物。在这一事关重大的反恐怖主义进攻行动中他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是严格保密的。

正是由于甘农独一无二的经验见识，中央情报局官员从一开始就推想，泛美 103 班机之所以被炸，是因为他在飞机上，而且很可能从事爆炸的人就是以欧洲为活动基地的阿布·尼达尔活动分子。坚持主张甘农会成为靶子的理由在于：尽管中央情报局竭尽全力为他的身份保密，他在贝鲁特仍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人”而广为人知。在贝鲁特，大概是为了防止绑架者劫持（这是在仅 5 年之前威廉·巴克利身上发生过的事），戒备森严的机关安全人员护卫着他。他还卷进了跟踪被扣留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的漩涡中。与安置在该城市的其他国家的情报工作人员接触给他带来极大的压力。

在泛美班机爆炸后数日内报上发表的文章说，中央情报局贝鲁特工作站的头头也在那架飞机上。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甘农的工作远比这更重要。在 5 年多时间中他去过黎巴嫩不只 6 次，多是为了搜寻关于美国人质被扣留的地点的材料。同时，作为一名反恐怖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从事过谍报活动，帮助确认恐怖主义者戳穿他们的计划。

在甘农死后的几周内，许多中央情报局官员抱怨说他本无需死在泛美103 班机上，因为该局并未着意为他作为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身份守密。近东处官员的抱怨特别普遍，他们在国外的使命被认为特别使人犯愁。一位

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说：“5 年多时间中在黎巴嫩临时指派的 6 项任务实在让人吃不消。他们不应把马修送回那儿，那实在太危险了。”

这正是托马斯·特威腾、弗雷德·特科和其他中央情报局高级人士以前听到过的抱怨。当贝鲁特站的头头威廉·巴克利被劫持和折磨时，该情报机构中他最亲近的同事为他的获释发动了一场强有力的内部运动。可是，由于中央情报局似乎不能有效地寻找他的下落，他们时常受挫。由于官僚间为谁应对给巴克利下达去贝鲁特进行虚张声势、大事张扬的任务负责而暗相争斗，这个问题就更难了。给巴克利在贝鲁特下达的任务包括笼络该市民兵首领的危险职责。尽管前军官、准军事专家和越南退伍军人对经管情报站都几乎没有经验，威廉·凯西还是派巴克利去贝鲁特工作，这样一来，责备就应公正地加到他身上。可是，由于特威腾与特科对营救巴克利的“傲慢态度” 和他们在他被绑架后对国内发生的争吵的不当处理，他们受到了巴克利许许多多同事的责备。甚至有人暗示说，巴克利之死是由他在局里树敌太多造成的，至少部分是如此。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合同雇员说：“巴克利不受喜欢，他一点也不受喜欢。”

对在巴克利这件事上的重大失败，一个更要命的说法是由一个前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讲出来的，他深知中央情报局的争斗底细。这位见证人坚持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官僚因甘农和巴克利之死应受指责。他争辩说，如果中央情报局更多地派遣受过训练的官员到中东执行任务，它在世界上这个地方也就不会如此势单力薄，甘农也就不会如此经常地被派到那儿去。他说，如果中央情报局不能补充大量有能力的工作人员，它的基本的谍报使命还会失败，其职业雇员还会陷入危境。因为没有别的人可派了，中央情报局最后只得派甘农去贝鲁特。

甘农的情况与巴克利的悲剧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中央情报局官员坚信，为找到杀害甘农的人他们局会不惜一切代价。既然巴克利是一个准军事人员，一个指关节有毛病的新闻记者，中央情报局就会漫不经心，但甘农是正宗的行动部官员。在 1988 年，甘农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就已赢得了诚实可亲的名声。毋可置疑他将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情报官员。

尽管威廉·巴克利和马修·甘农的年龄和经历有明显不同，但他们有几点是共同的。他们最重要的共同处在于两人都是中央情报局秘密的和极端危险的行动的牺牲品。中央情报局的这些行动从不公开。两人都是在初出道时受到低估的有能力的工作人员，两人都是热爱政府工作的爱国主义者，两人都被慢慢地卷入了中东的政治漩涡中，当预想不到的事情介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都丢了命。

巴克利留下来的东西基本上是他在朝鲜、越南和长时间的黎巴嫩内战中显示出的勇气。较之巴克利、甘农更为理智。甘农在兰利的名声基于他坚实的学识基础（他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过国际关系与阿拉伯语学位）。两人都是引人注意的人，都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执行外交政策的公认的工具，这个地区的人民仍记得欧洲人占领的屈辱。这个地区的一位领导人，卡扎菲，被认为是美国最深恶痛绝的阿拉伯敌人。

甘农死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几乎从事了 15 年不曾宣布但无休无止的反对卡扎菲的战争。这是搞掉一个北非领导人的努力的一部分，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把这位领导人描绘成“一个国际恐怖主义者”。通过代理人、特务、国家代表、从正在崩溃的利比亚反对派运动残余发展起来的军队，以

及在 1986 年进行的实际的军事干涉，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努力抵销他的影响。在里根年代，这些努力大大加强了，这段时间中央情报局确立了大量目标在于煽起暴力颠覆他的政权的方案。

在八十年代早期，为了在利比亚人流亡组织中增加对这位北非领导人的压力，近东处建立了与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的联系。近东处强化了由利比亚人流亡领袖阿里·阿卜扎阿库克牵头的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不久就把它从一个无力而令人担心的流亡者组织，改造成了卡扎菲政权最热诚的反对者中有国际联系的资金雄厚的组织。1981 年，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策划了一个特别计划，代号为“早期召集行动”，想通过假装一次亲利比亚分子要接管苏丹政府的行动而诱使卡扎菲进攻苏丹。卡扎菲揭露了这一计划，但没给美国带来多大难堪。

1984 年 5 月，中央情报局扶持了一场遭到血腥镇压的由利比亚军官进行

的政变。卡扎菲处死了 75 个以上参与阴谋者。到 1984 年底，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逐渐被搞掉卡扎菲的问题缠住了，由利比亚工作组的头头文森·坎尼斯特拉罗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唐纳德·福蒂埃牵头的高级情报工作小组起草了一份文件，提出了对付卡扎菲的双面策略，包括把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持不同政见的利比亚人武装起来。由于 1985 年 7 月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执笔的文件的发表，这一计划很快得到贯彻。盖茨建议美国支持埃及入侵利比亚，那将“重绘北非地图”。

盖茨的方案，“玫瑰花行动”，得到了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得克斯特的支持，但国务卿舒尔茨使它夭折了，他厌惧参半地看了这一建议。实际上最应为断送这一计划负责的人是穆巴拉克总统，他不信美国能守住这一方案的秘密。他的看法是有先见之明的；年底，在反对这一方案的国会领袖写信给里根总统说他们打算阻止它后，《华盛顿邮报》公开了该计划的详细情况。在盖茨反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主意被放弃后，美国和法国情报机构继续合作执行了另一项动摇卡扎菲政权的计划，这是靠在外交上分化卡扎菲与他的北非邻居来进行的。这项行动较之盖茨提议的行动远不广泛，但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官员认为它有不错的成功机会。

这一中央情报局的最新行动方案，打算通过在乍得制造军事威胁来推翻利比亚政府，在乍得，亲美国的希森·哈布雷总统自 1979 年起一直忙于与卡扎菲的激烈的边界争端。这场战斗在一个已为灾荒所毁的国家造成了数以千计的饥饿的难民。尽管有法国人使卡扎菲和哈布雷之间达成了和解，利比亚部队仍继续在暗中与哈布雷政府作对。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中央情报局高级顾问和充任哈布雷主要保护者的人常常是威廉·巴克利。在训练哈布雷的军事顾问和一支精锐的防暴部队时，他让他的军事经验派上了好用场。到八十年代中期，当巴克利被调离乍得时，掌握乍得的哈布雷的军队是强大的。中央情报局相信它会永远强大。

美国与利比亚的关系在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后，卡扎菲莫明其妙地命令他在利比亚的港口城市锡尔特的高射炮部队对在锡德拉湾巡逻的美国飞机开火。1986 年 3 月的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验证他所称的“死亡线”而进行的公开挑衅。数小时之内美国航空母舰上的喷气式飞机通过破坏卡扎菲的雷达网和对利比亚的巡逻艇开火作了报复。这场实力不均的较量结束之后，卡扎菲指示他的恐怖主义网攻击在欧洲的美国目标。4 月 2 号，当环球航空公司 840 机在雅典降落时，它被炸了，有 4 位乘客被炸死，他们全都是美国

人。4 月 5 号，一枚炸弹在西柏林的拉贝勒夜总会爆炸，一个美国士兵身亡。中央情报局确认环球航空公司 840 班机和拉贝勒夜总会被炸都是卡扎菲

指使的“5·15 行动小组”干的。这位利比亚独裁者和“5·15 行动小组”与这两次爆炸有牵联的证据是强有力的。5 月 15 日，美国作了还击，从英格兰派了一个中队的战斗轰炸机到利比亚去袭击卡扎菲的私人寓所和贾马哈里亚兵营。有的炸弹完全没有击中目标，落到了旁边的住宅区。利比亚报道说有37 人身亡；卡扎菲奇迹般地从这一秘密暗杀行动中活了出来，尽管有谣言散

布说他 15 个月的养女死于这次攻击。

对的黎波里的轰炸标志着美国开始暂时终止公然推翻这位利比亚人的政权的活动了。但反卡扎菲行动并未搁置。例如，罗伯特·盖茨仍然企图实施一个用美国支持的利比亚人流亡组织去对付卡扎菲的方案，在泛美 103 班机被炸前一个月，中央情报局取得了益茨方案的总统授权。该方案的目的是培训一支由乍得所俘的利比亚士兵组成的军队。乍得总统哈布雷仍得到美国的保护。中央情报局的这一方案也是煽动反卡扎菲政变所作的最彻底努力。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部队是从大群在八十年代早期与乍得进行的 4 年边境之战中被俘虏的利比亚人中招募的。这些利比亚俘虏拒绝返回他们的故国；相反，为了换取自由，他们同意在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武装力量中战斗。这支流亡的利比亚军队变成了以美国为后台的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的军事武装，该阵线派了抵抗领导人去教育受了他们以前的指挥者伤害的士兵。几十名中央情报局军事培训辅助人员与几十名近东事务工作人员，还有一条从五角大楼通到恩贾梅纳郊外受风吹的营地的后勤通讯线，都投入了这一计划。几百名利比亚士兵加入了中央情报局武装。

中央情报局这项吃掉卡扎菲的方案是其历史上牵涉面最广的方案之一。然而，奇怪的是，很少有参与这一行动的官员相信卡扎菲会对如此公然威胁他的统治的行为作出反应。反对卡扎菲是因为他把美国人和基于美国的重要空中航线作为靶子。因此，在 1988 年，这位利比亚独裁者有手段、企图和机

会毁掉美国 747 飞机的事实就被忽略了。绝大多数反恐怖中心分析家相信，卡扎菲太害怕美国人的报复了；以至不会考虑发起这样一场攻击。前利比亚工作组组长文斯·坎尼斯特拉罗是唯一的例外。在 1988 年返回美国后，坎尼斯特拉罗是如此怀疑中央情报局反卡扎菲的方案会产生效果，以至他对这样明目张胆的动用美国力量发出了警告，他暗示这一偷偷摸摸的行动使人回想起中央情报局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努力。他确信，卡扎菲会回击。在一篇保密的专题文章中他警告说：“美国人积极参与由利比亚抵抗组织进行的反卡扎菲行动，会招至对针对利比亚资助的、目标对准美国公民和官员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最后约束的解除。”

1988 年 12 月，这些约束放松了。

甘农之死使中央情报局笼罩上了悲哀气氛。现在明显是理查德·斯托尔茨的接班人的托马斯·特威腾心碎了。一位同事说：“马修之死夺走了他大量的东西。”甘农的妻子也是一样，她突然成了两个小孩唯一的亲人。可悲的是，反恐怖中心的调查人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甘农不该在泛美 103 班机上；由于急于回家过圣诞假日，他临时改了预定的后一班机票。这一事实几乎没有减轻他是恐怖分子要炸的目标的推测。1988 年春未，反恐怖中心官员特别害怕甘农会被贝鲁特的恐怖分子认出，当时他正帮助监督一项有希望的人质释放活动，这涉及到美国人罗伯特·波尔希，中央情报局相信他是与其

他贝鲁特郊区的美国人质分开关押的。该消息得自一个与捉拿波尔希的入之一有关系的美国大使馆卫兵。这个卫兵也是伊马德·穆格尼亚赫的极端主义伊斯兰圣战组织前成员。穆格尼亚赫忙于用人质去换取他内兄的获释。他内兄是什叶派激进主义者组织达阿瓦 17 的成员，因 1983 年在科威特制造了 6 次恐怖主义爆炸事件而被监禁。

在直到那时为止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收到的关于美国人质的所有情报中，这位大使馆卫兵提供的关于波尔希的消息看来在最有指望的消息之列。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消息来源，波尔希正被关在贝鲁特南部一个郊区，该地有立即被正在推进的叙利亚军事部队占领的危险。看守人质的卫兵头目正担心叙利亚人会获得对波尔希的控制，所以他认为最好尽快地把美国人质处理掉。登记日期为 1988 年 5 月 17 日的一份从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发往国务院的秘密海底电报报告说，美国方面建议用“50 万—60 万美元”去换回波尔希。这一提议立即就被国务院否决了。通过国务院秘密的罗杰线路送达的海底电报注明：“地区安全官员指出美国政府不会同意为任何人质支付赎金，但如果能有效地营救人质，美国政府会表示感谢。”这份海底电报也通知华盛顿，地区安全官员派人去请求看守人质的人应提供波尔希的相片以表明该组织的“诚意”，贝鲁特的一家报纸有该照的复印件。这份海底电报的抄本送到了中央情报局的反恐怖中心。

这一援救波尔希的提议从未执行。可是，从关于这件事的海底电报提供的详情看，对那些他们声称是扣留波尔希的人，以及所称波尔希被扣在贝鲁特南郊的某个地方，美国官员明显是满意的。甘农和其他美国官员曾尽力去弄清有关波尔希的消息的确实性。在这之后，他们终于能够确定波尔希被扣留的确切位置了。但就像以前所有人质事件中的情况一样，无论是甘农还是他的同事都没有提议或得到批准发动一次营救行动。他们断定这样作会使其他人质的生命遭到巨大的危险。结果波尔希事件被搪塞过去了，就像是又一次为扣留人质的人获取“赎金”的行动一样。正如美国在黎巴嫩的临时代办作出的结论那样，“在我看来，‘营救钱，等于‘赎金’，50 万美元不是‘活动费’。”在接踵而来的伊朗门丑闻中，这个判断看来是正确的。

马修·甘农在泛美 103 班机爆炸事件中罹难，并没有使美国停止努力寻找美国人质在贝鲁特被扣留的位置。他的同事查尔斯·麦基少校之死也没有使国防情报局放弃在黎巴嫩的行动方案。该方案被用来帮助被打垮了的中央政府重建它分崩离析的部队。由于麦基也是国防情报局在这一地区安置的最有经验的军事情报官员，他的消失使人感受强烈。麦基，一个身高 6.5 英尺、

体重 270 磅的奇才，朋友们称他为蒂利，是在德国慕尼黑的第十特别军事小组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他在国防语言学校学了阿拉伯语，作为使馆陆军武官在沙特阿拉伯供过职。后来他被指派为军事情报和安全指挥部的参谋，像中央情报局一样，该指挥部也吸收外国特工搜集情报。麦基在黎巴嫩的使命是保密的。军事官员拒绝说明他在黎巴嫩干什么，在爆炸事件发生前仅 24 小时内麦基给他母亲的电话中，这位 40 岁的官员拒绝透露他的落脚处。麦基太太对一个记者回忆说：“我说‘你在那儿？’他半笑着说‘在这儿’。”

麦基死前几个月所作的军事记录表明他参与执行在黎巴嫩的一项危险任务。一项军事记录证实了“麦基少校在不断从事美国军队中最危险和需要的工作之一”，并补充说他被“派用于执行美国大陆之外的一项极端机密的任

务。”根据另一项报道，他的工作“高度危险”，“他靠他的特别知识才幸免于难（从他的工作中）⋯⋯”依据这些和其他线索，有理由认为麦基和甘农都参与了勇敢搜索和营救美国人质的工作，也参与了针对以黎巴嫩为基地的恐怖主义组织的间谍活动。

在泛美 103 班机被炸后，关于甘农和麦基在贝鲁特的“真实使命”的谣言在报刊上传播开来。（欧洲人的新闻报道主要集中于他们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由于报道说在洛克比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装满现金的手提箱，使这些传说得到了加强。）甘农在贝鲁特花了大量时间去搜集关于在该城活动的阿布·尼达尔小组的情报，或者他正在黎巴嫩南部为了该目的招募特工人员，没有地方对此作过准确报道。甘农的职责是复杂的：他使中央情报局继续在黎巴嫩存在下去（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表明该局不会被增长的暴力所吓倒）；他维持了一个特工人员网以搜集关于美国人质的情报；而且他尽可能多的搜集了用于反对阿布·尼达尔的情报。蒂利·麦基是个能干的助手。麦基在黎巴嫩的任务也充满危险和阻谋。

从洛克比找到的个人物品中，麦基在一张打印的纸上列出了美国大使馆官员的名字，挨着这些名字出现了用于与他们联系的代号。麦基以“卡彭”

（二十年代芝加哥黑帮头子，有“头号公敌”之称。——译注）列入名单中，其他大使馆官员则被冠以其他歹徒或暴君的名字，包括狄宁格杰（本世纪初美国著名银行抢劫犯。——译注）、邦尼、克莱德、希特勒、斯大林和波尔市特。（一张长条纸还难解地使人注意到监狱、墓地、火葬场——没有一个曾被说明过。该纸条并没提到甘农或中央情报局，关于麦基究竟是谁所雇的谣言在洛克比空难后不久就流传开了。推测说他实际上是从国防情报局出借到了中央情报局。凡月之后，当麦基的一个同事引证说他肯定麦基“既为中央情报局指派又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时，他实际上确证了这一谣言。

与甘农一样，麦基急于回家度圣诞假日。与甘农一样，他改了他的航班安排，以便能比原来安排的早一天到纽约。麦基最近去黎巴嫩的旅行仅持续了 4 周。一位同事记得刚过完感恩节就曾在美国国务院的楼道上看到过他。这位少校告诉他说他正要返回中东去，但希望在那儿不要呆得太久。这位同事回忆说：“很清楚他不希望回去。”

甘农和麦基返回美国的机票都是由贝鲁特的卢塔斯旅行社准备的，这个旅行社是由反恐怖中心进行即时调查的主体，以确定在该旅行社的任何人是否会有意无意地把关于他们两人的情况告知了熟识的恐怖分子。反恐怖中心的调查人员很快得出结论说不像是这样。在从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飞往伦敦的班机上，这 4 个美国人——甘农、麦基、拉雷维埃尔和奥康纳——紧挨着坐着，4 个小时后下了飞机，在一个泛美航空公司高级俱乐部的休息室等候。

第二天早晨，12 月 22 日，在这架 747 飞机从天上坠落在洛克比空难后还不到一整天，麦基被毁损的躯体就在通德尔加斯村的一个小教堂附近的地上找到了。

有合适的理由相信，泛美 103 班机上的炸弹与穆罕默德·侯赛因·拉希德的恐怖组织网有某种关联，尽管拉希德本人当时正被关在雅典的监狱里。他有进行这种袭击的经验、专门技能、动力和胆量。这次爆炸具有老练的拉希德行动的所有印记。在泛美班机空难事件调查工作开始后 8 周，反恐怖中

心得出结论说秘藏在一个手提箱内的一件挥发性爆炸装置造成了该 747 班机被毁。后来调查人员能够指出爆炸的确切位置和怎样把炸弹带上飞机的详

情。他们还断定该装置放在一个东芝收音机内。但关在狱中的拉希德明显不能炸掉泛美 103 班机。反恐怖中心也不能把这次爆炸与拉希德的支持者阿布·易卜拉欣以任何方式挂上钩，阿布·易卜拉欣好好地呆在伊拉克，国际法与他沾不上边。尽管如此，拉希德和易卜拉欣的联系是中央情报局调查泛美 103 班机爆炸事件首先着手的地方。

在调查工作进行的最初 7 天中，反恐怖中心的官员散布了一张关于阿布·易卜拉欣复杂的、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组织网的详细组织机构图表。拉希德在图表上正好被列在易卜拉欣下面。在拉希德下面，紊乱的分支机构延及叙利亚、利比亚和黎巴嫩若隐若现的前线组织和团体。既然卡扎菲的国外情报机构时常为易卜拉欣的活动打掩护，易卜拉欣在利比亚的组织网看来就为反恐怖中心的进一步打探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另一个麻烦的问题是，在欧洲和北美的合法的利比亚商人，显然与卡扎菲布置在日内瓦、法兰克福和马德里的军火走私者和恐怖主义组织有联系，显然也与易卜拉欣用之于中东的恐怖主义组织网有联系。到 1989 年初，易卜拉欣和卡扎菲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一个提供过任何与泛美班机空难事件的调查有关的确切证据。因为其他在欧洲出现的更有希望的线索，使得易卜拉欣与利比亚人的联系被搁到一边去了。

当反恐怖中心的调查人员在清查关于近期可能发生的恐怖主义行动的警告时，他们不断碰到一个男人的名字，阿赫迈德·贾布里，几乎在美国政府保存的所有关于主要恐怖分子的档案中都有他。贾布里带领着一个规模小但却危险的、分裂出来的巴勒斯但组织，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PFLp

—GC），基地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美国当局认为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要为几乎成打的恐怖主义暴力行为负责，包括 1969 年劫持从雅典飞往特拉维夫的环球航空公司客机。像拉希德和易卜拉欣一样，贾布里，一个前军火专家，喜欢摆弄爆炸用品；作为一个能为从事暴力行动提供新方式的发明爱好者为人所知。贾布里还罗致了一个技术精良的制造炸弹的人，名叫马尔万·克里斯哈特，他最中意的行动方法就是把气压触发爆炸用品做成晶体管收音机。前联邦航空局安全专家比利，文森特说：“做这样一个炸弹，你要做的全部事憎就是买一个高度表，像滑雪者用的那种。它难以置信地有效。”

关于贾布里，最令人头痛的消息来自监视着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都在欧洲和中东的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在泛美班机被炸前 3 个月，美国、西德、法国和英国的情报人员知道贾布里正在考虑在西欧的某个地方作一次目标针对美国人的有声势的恐怖活动，但他们不知道他会在何时何地发起攻击。所有人都在猜。例如，在飞机被炸前 5 周，反恐怖中心工作人员就提出过一个关于提到过的贾布里。阿布·尼达尔在南美的行动的警告，那里的美国靶子被认为特别脆弱。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显示，“1988 年 11 月中旬，阿布·尼达尔组织和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正在共同策划一次目标对准拉丁美洲的美国靶子的行动。（局的评语是：呵布·尼达尔组织是高度隔离的组织，它通常与其他在活动的恐怖主义组织不相干。关于阿布·尼达尔组织和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在拉丁美洲的共同行动，我们没有来自其他消息来源的补充情报。）”

中央情报局应从西德当局收到有关提到过的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在欧洲的行动的最有用的消息。但在这件事上，德国联邦警察局、德国

联邦警政局、德国外国情报局、德国联邦内务保卫局和美国同行是不合作的。由于竞争和国家主义猜忌，表面上是因为事关德国人在职业上的骄傲，他们没有分享情报。德国人的职业骄做在于，因为他们时常常以犹太人为目标的恐怖分子更留神，他们得到了信赖。所以，1988 年 10 月 26 日，当德国当局在一次代号为“秋叶行动”的一系列协同搜查中，捣毁了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的一个基层组织时，他们没有告诉美国人就行动了。落网的 16 名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活动分子对德国的搜捕感到吃惊；在诺伊斯、法兰克福、汉堡、曼海姆和柏林对恐怖分子寓所的搜查，找到了电池、熔断器、起爆剂、收音机元件和大量空白护照。几天之后，德国情报工作人员才告诉他们的美国同行，他们还发现了看似要爆炸一架客机的重大阴谋。

10 月底写成的一份美国绝密情报文件干巴巴地概述了“秋叶行动”让人吃惊的后果。报告注明，在西德当局抓获了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的活动分子后，他们莫名其妙地释放了其中的 12 人，包括马尔万·克里斯哈特，“因为缺乏证据”。这一轻率的处置触怒了美国情报官员。该秘密报告继续写道：

依据德国人的情报，为了阻止对定于 10 月 28 日飞往以色列的一架西班

牙客机可能发动的攻击，10 月 26 日警察进行了搜捕，有 12 个以上的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成员落网。在联邦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其他恐怖主义活动在怀疑对象之一的指使下也在进行，这个怀疑对象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中央委员会成员，他持一件使用假名的叙利亚官方护照旅行，从该组织大马士革总部接受命令。

这份美国报告用政治评语作为结束：“有可能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想在巴勒斯但国民大会召开当头，使温和的已勒斯坦人感到难堪。以一架西班牙客机为攻击目标可能与马德里 1986 年承认以色列有关。

德国情报人员还从以色列人那儿收到过关于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在西欧的行动消息，他们密切追踪着该组织“西方部”头目哈菲兹·马赫迈德·卡西姆·达勒卡穆尼。（他是美国情报局的报告中提到过的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中央委员”。）虔诚的穆斯林教徒达勤卡穆尼是个高大方头的人，长有引人注目的满脸胡须，面带神秘的笑容。泛美班机爆炸前几个月，谣传他去了一趟德黑兰，在那儿他协助了从阿亚图拉·霍梅尼政府为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获取约 1000 万美元付款的谈判。这笔钱是实施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的费用。美国情报官员相信，伊朗要毁掉一架美国客机以报复伊朗大型 655 航班客机的损失，1988 年 7 月 3 日，在波斯湾战争中，这架飞机被美国海军驱逐舰温森斯号偶然击落。虽则美国政府为这悲剧性的错误道了歉，井同意为受难者家属付赔偿费，伊朗却公开发誓要报复。

当正在洛克比调查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读完关于‘秋叶行动’的厚厚文件时，他们起初就得出结论说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是爆炸事件的主要怀疑对象。包含在早些时为德国联邦警政局获得的材料中的关键证据是一个无线电录音带唱机，那是与后来从泛美班机的遗物中找到的相同普通类型的唱机。1988 年 11 月的联邦航空局公报用生动的言词对这一专门设计的炸弹作了描绘。由西德的临爆装置权威所作的初步分析（已完成），在最近逮捕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成员所作准备的各个阶段中找到了根据。

（德国人）发现了一个由东芝 453 收音机作成的临爆装置，那个收音机内装

有约 300 克重的可塑型炸药，炸药装在一个蒙有‘托布罗’牌号的金属质糖

果包封中。那炸弹里有一个电雷管。”

找到一个可能炸了泛美 103 班机的怀疑对象是一回事，证实它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在调查洛克比空难事件的第二个月中，反恐怖中心的工作人员确信贾布里与该事有关。可是，他们被德国人决定释放他的炸弹制造者马尔万·克里斯哈特激怒了。马尔万·克里斯哈特被私下逐回了约旦。这导使他们推测德国人与约旦人商定了使他获释的秘密交易。德国人放出克里斯哈特是个可怕的错误，因为这立即使所有人都把他认作一个密探，并使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中。

反恐怖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认为德国人在其他方面也把事情给搞坏了。他们觉得在克里斯哈特获释后，其他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活动分子在 12 月实施了贾布里的计划。

反恐怖中心不得不把几乎无休无止的一系列线索清查到底，这些线索从在欧洲和中东的数十个消息来源提供的关于这一事件的情报发展而来。例如，反恐怖中心的调查人员发现列名在这次泛美班机上的一个女服务员不在那飞机上，因为她日前说病了。他们了解到那个年轻女人在莫斯科有套房子，这套房子由她和她的阿拉伯未婚夫分享，她的这位阿拉伯未婚夫正好又是贾布里组织的成员。得到情报的反恐怖中心官员希望高涨。一个前反恐怖中心官员说：“这种安排是恐怖主义组织的标准方式。我们已数十次看到过它了。我们总是盯着女服务员们。”

在洛克比炸机事件发生后 3 个月，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请他们的克格勃同行在莫斯科对那女服务员及其未婚夫作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刚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就得到了明确的回答：克格勃说，可以相信，那女服务员和她的未婚夫都与这次袭击无关。一位反恐怖中心官员记得，苏联的调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有结论，包括弗雷德·特科在内的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都感到奇怪。“你们知道，特科实质性地问道，‘你们怎么能有把握？’但他们全都有把握。我们与之谈话的一个家伙只是耸耸肩膀，说出这样的话‘嗯，他（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怀疑对象）不堪一击，只坚持了一会儿’。说老实话，他们只是吓唬他。”

反恐怖中心还必须弄清大量在泛美班机被炸前数周内针对欧洲的美国定期航线的威胁。例如，12 月 5 日，在给赫尔辛基的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中，一位来路不明的打电话者警告说，年底之前，阿布·尼达尔组织在欧洲的活动分子会弄毁一架泛美国际班机。这消息使反恐怖中心感到头疼。尽管阿布·尼达尔组织作为美国的残忍的仇敌的名声使它成了可能的怀疑对象，但是由中央情报局最可靠的中东行动人员挑起的该组织不断的内部倾轧，似乎使它不可能成为凶手了。尽管如此，赫尔辛基的消息必须认真对待。例如，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官员记得在该消息传出后的几个小时内，白宫就收到了有关这一威胁的详细材料。他说：“我们知道有某件事马上要发生。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它。”反恐怖中心官员被派到了赫尔辛基，但很快得出结论说这一威胁是“骗人的东西”。

由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滋生出来的另一线索看来甚至更有油水。在 10 月份，西德联邦警政局抓了 16 名在西德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成员（包括克里斯哈特）后，他们发现了该组织网与以斯德哥尔摩为基地的另一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组织间的联系。在泛美班机被炸前，斯德哥尔摩组织的成员甚至曾经拜访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在德国的活

动分子。瑞典当局逮捕了嫌疑犯，他们也与 1985 年和 1986 年丹麦的哥本哈根的一系列爆炸事件有关。更让人心寒的是，这些嫌疑犯常去马耳他，为了拿到生活在瑞典的巴勒斯但人中去转售，他们在一个被称作“马利之家”的马耳他商店购买衣物。

在泛美 103 班机空难事件调查工作开始几个月后，英国和美国的侦破专家告诉反恐怖中心，装炸弹的东芝盒式录音机曾被包在来自那商店的衣服中。既然它把斯德哥尔摩的巴勒斯坦人直接与泛美飞机被炸联系起来，此时它看来就像是反恐怖中心的调查人员拥有的最大线索了。在把由西德当局提供的情报和关于克里斯哈特（现在事实上被关在约旦安曼的一个安全的房子中）制造的那种炸弹的情报联系起来后，反恐怖中心的调查人员确信他们能制造一对“配偶”，把从飞机碎片中找到的纤维制品同该斯德哥尔摩小组联系起来。

暂时看来，反恐怖中心似乎解破这个案件了。但正当这一期望似乎达到高峰时，斯德哥尔摩调查工作的外缘开始出现破绽。“马利之家”的主人坚持说他能轻易认出那使泛美 103 班机完蛋的衣物的买主。但当店主被示以在瑞典的嫌疑犯的照片时，他使劲摇头说不是。他告诉美国和苏格兰的调查工作队他与那些从瑞典来的巴勒斯但人相熟，但他们没有买在泛美班机残余物中找到的布。他是坚决的。他坚持说：“如果你把买了那些布的人的照片拿给我看，我会认出他。”可是，反恐怖中心的调查人员拿不出这样一张照片。他们许多人开始相信那等于是不可能的。

退休的反恐怖中心官员坎尼斯特拉罗自豪地忆起反恐怖中心关于泛美103 班机爆炸所作的工作。但他对英国侦破专家的辛勤工作留有更深的印象。这些英国侦破专家能把从残余物中找到的几小块纤维同卖给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人一批衣物的那个马耳他小店联系起来。那批布是用来包藏在泛美103 班机上的炸弹的。坎尼斯特拉罗还能生动地回忆起马耳他的调查遭到的严重挫折和用于从理论上探讨最让人头痛的问题的漫漫长夜。如果在斯德哥尔摩被捕的巴勒斯但人没有在马耳他买那衣物，那是谁买了？

使坎尼斯特拉罗和他的同事更沮丧的是，反恐怖中心当作事实的所有事实原来都是假线索或不可思议的巧合。坎尼斯特拉罗承认，“斯德哥尔摩的嫌疑犯全不是嫌疑犯把我搞糊涂了。有关他们的证据只是让人难堪的巧合。我们对他查了又查，但找不出什么东西来。”这同样的疑虑折磨着前联邦航空局安全工作人员文森特。他惊奇他说：“我仍不能相信那些人（在斯德哥尔摩的）与此毫不相干。”

那一度看似如此可靠的反恐怖中心调查线索，终于被既事关重大又稀奇古怪的证据破坏了。这些线索从大马士革延及法兰克福和斯德哥尔摩，然后又返回大马士革，甚至返回德黑兰。

在那线索拿出来之前，必须了断其他重要线索。甘农曾经被当作目标吗？坎尼斯特拉罗说：“我们花了两个月时间来排除这一可能性。”来自底特律的一个学生哈利德·加涅尔无意中把炸弹带上了飞机的说法又如何呢？坎尼斯特拉罗回答说：“驳斥这一说法花去了我们更长的时间。9 个月——差不多是这么长。”在莫斯科和其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的未婚夫在一起的泛美班机女服务员的情况如何？他说：“我们很快就处理了它。”唯一留下来的又一个重要选择是：炸弹是由克里斯哈特制造的，用某个还待确认的巴勒斯坦在马耳他的活动分子买的衣物包着。现在反恐怖中心要作的全部

事情就是证实它，使它摆脱怀疑的阴影，以便让其公诸于法庭。

当亲切的坎尼斯特拉罗讲着反恐怖中心如何终于找到改变了泛美班机爆炸事件调查进程的唯一最重要的证据的情况时，他惊奇地摇着头。他承认： “调查中有个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了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而后，我们几乎像是在一个早上醒来，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约旦安曼的一天早上，时值炎热的沙漠夏季。在 1989 年中期的那一天，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第一次被允许询问马尔万·克里斯哈特，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制造炸弹的能手。克里斯哈特对西德警察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决定仍然感到愤怒（对阿赫迈德·贾布里来说，这证明此人被某个外国情报机构收买了）。克里斯哈特厌恶地看着审问他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他用常常是刺耳的音调告诉他们：“我没制造那炸弹。”他们像是肯定地回答说，他肯定制造了。根据一个了解这场审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说，克里斯哈特重复地说， “我没有制造那炸弹。你们会明白的。”

泛美 103 班机爆炸事件和马修·甘农之死像一个晴天霹雳在中央情报局回响，将休假季节蒙上了阴影，使行动部处在一种非正式的哀悼中。中央情报局不能公开作排解悲伤的任何事情。局领导人甚至几乎没在私下作什么事情去减轻打击。尽管甘农死于完成在黎巴嫩的机密任务后返回途中，他也没被正式认作“因公殉职”。由于表面上他是在度圣诞假期，一枚象征他的牺牲的星章是否可以加到中央情报局的勋章本上和复制在兰利的过厅墙上就成了问题。即使把这样一枚星章献给甘农作纪念，他在中东的经常是极为出色的工作也得不到庆祝，甚或得不到公开的承认，就他的中央情报局有关同事而论，他必须悄悄地埋葬，但他不会死得不明不白。他被看作中央情报局反对恐怖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的殉难者。他被看作是一位英雄，尽管他危险的工作的详细情况只有中央情报局本身知道。

在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的 18 个月期中，甘农之死增强了弥漫兰利的放任感。对行动部的高级官员来说，情报局的士气看上去像是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打击，降到了比伊朗门丑闻被揭发后随即出现的情形更糟的地步。甘农的岳父托马斯·特威腾受影响最深。

韦伯斯特用他妻子死时乔治·布什用过的同一劝导方法，来使特威腾摆脱甘农之死所带来的悲伤；他让特威腾离开一段时间，但要使自己忙乎着。当特威腾短时间离开后回到办公桌时，韦伯斯特用工作把他淹没起来。韦伯斯特认为这是保证特威腾作为他最尊重的顾问之一日益增长的重要地位的有效方法。这一策略只是部分成功地使特威腾的头脑中不再索绕洛克比的景像，在充任行动部副主任助理角色中，特威腾不断接触到他的老朋友弗雷德·特科，并得以接触反恐怖中心每周的最新情报。他沉浸在泛美班机爆炸事件的调查工作中。

在韦伯斯特的其他同事看来，对泛美 103 班机进行穷凶极恶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时机并不坏。中央情报局局长知道，该局仍在为消除由伊朗门丑闻的困境引起的士气普遍沮丧而奋斗。这一使人垂头丧气的境况也在不断伤害韦伯斯特本人。国会希望他在里根时代结束时清理好中央情报局。虽则他尽了最大努力去减轻国内调查活动所造成的伤害，但事实是对 6 名情报局官员的惩戒，加深了他极力想使之结束的那种放任感。韦伯斯特也没有成功地把中央情报局从美国冷战政策的工具，改造成一种适合于处理美国国际经济问题的情报组织。在乔治·布什总统就职典礼前夕，对中央情报局能说的最好的

话是，当它仍在里根时代最后日子里暴露出来的问题中瞒珊而行时，今后的事情只会变得更好。

这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允诺。1989 年开始时中央情报局面临的挑战看来必定势不可挡。威廉·韦泊斯特仍在为重新指派它的使命而奋斗，从追捕苏联间谍到追踪恐怖分子，从清点新的俄国导弹到评估正在出现的核力量的威胁。最重要的是，韦伯斯特的中央情报局需要使它自己熟习新总统的议事日程，这位总统曾经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但反常的是他使这个局现在的作用比在七十年代中期他当局长时所具有的作用更小。中央情报局为使它自己熟习布什的新安排而进行的努力，结果转变成了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