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正如每个政府的官僚机构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的秘密斗争历史， 很少为美国人民所知，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不同于其他联邦政府机关，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或遭到失败，这里都可能涉及生死攸关的问题。由于一种难以预测的情况，或者一宗令人难堪的巧合，你毕生的事业可能从此受挫， 甚至被断送，因此，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是个要求极高，压力很大的职业。

由于这些原因，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争论经常十分激烈，斗争也非常尖锐。在过去 40 多年里，在它公开历史的每一事件中，中央情报局内部存在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斗争。这些斗争对美国政府如何收集情报和使用情报影响甚大。因为干这项工作有很大风险，中央情报局经常坚持说，它所提供的情报不受个人喜爱与畏惧的情绪所左右，也不受外界政治倾向的影响。美国人民也一直对它抱有信心，认为它所提供的情况都有客观依据，来源可靠，并根据这些事实形成美国的对外政策。他们确信这些事实不会被歪曲来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对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独立的情报机构深信不疑。

历史证实，情况并非如此。

在五十年代，中央情报局最有经验的谍报人员，在苏维埃帝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谍报网。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到五十年代中期，这些谍报机构大都被出卖了，许多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流谍报人员，有的被处死， 有的转而反对美国。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提供的情报很多是骗人的。

在冷战处于高峰的时期，情报工作的失败，造成了可怕的损失。为此， 中央情报局内部一派有影响的分析人员提出，采用冒险性的间谍活动，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他们对中央情报局海外活动范围持有不同意见，引起全局对东欧和苏联的这类活动计划，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然而美国政府官员仍坚持中央情报局应该继续进行全面的间谍计划，因为共产主义对这个国家的严重威胁不容忽视。

1954 年在危地马拉反对阿本斯的政变，和同年在伊朗反对摩萨台的政变，重新引起一场内部争论。中央情报局在影响世界的事件中，究竟应起什么样的作用？有少数分析人员争辩说：这种秘密的干涉行为是非民主的，实际上有损美国的利益。但是由于危地马拉和伊朗的政变是如此之成功，致使这种不同意见基本无人理会；

五十年代中期，在西德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修建了一条很长的隧道， 从美国占领区通向东柏林，通道的未端正好设在苏军总部下面。技术人员用尖端的窃听装置，装在苏联主要的通讯线路上，从隧道中取得的情报，送到情报局柏林分站，再转到华盛顿。

不幸，这条隧道刚开始工作不久就被泄露给苏联人了。了解这一失败后， 中央情报局被迫抛弃它译解密码后得到的许多机密材料。这一明显的失败， 重新激起情报局内部持不同意见者的关注。他们说，中央情报局夸大了苏联的威胁，同时也夸大了它们自己的能耐。然而这些人的意见又很快被另一种声音所淹没。因为当时美国正热衷于谈论可怕的梦魔般的故事，说什么美国政府被邪恶的势力以及他们的“同路人”出卖了。

耗资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用来译解从隧道中取得的大批密码资料，现在已形同废纸。这标志着中央情报局五十年代的一个低潮。尽管如此，柏林隧道行动至今仍被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人士吹嘘为一项光辉的成就。

这场有关中央情报局活动范围的内部争论，到 1961 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那时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古巴流亡者的猪湾行动，遭到了决定性的惨败。这个行动计划的制订和执行都很糟糕。由于这次行动，中央情报局遭到国际上的谴责。原来在情报局持不同意见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仅仅是一个收集情报的机构。还有另一部分专管计划和执行任务的官员， 他们是反对入侵古巴的。现在这两种人站到一起来了。从这个情报机构的各部门里都传出了要求内部改革的呼声，可是，中央情报局只是更换了一位新局长。

在越南战争中，情报局的秘密行动逐步升级，促使这种日益增长的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当时的局长约翰·麦科恩希望能平息这场日趋剧烈的争论， 他努力将这两拨人分开，一部分人认为越南战争不可能取胜；另一部分人则不以为然。麦科恩尽量使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成果不受那些想更深地卷入越南战争者的影响。

即使在麦科恩身边的工作人员中，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意见。有些官员不同意他有关情报局参与东南亚事务的意见，并试图偷偷地绕过他的指示。例如 1963 年，麦科恩公开表示他反对把南越不得人心的总理吴庭艳赶下台的计划。吴庭艳最终还是被推翻了，中央情报局的人帮助制订了这次政变的计划。

麦科恩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破坏了他作为中央情报局长的威信。积极分子们公开表示，如果换掉麦科恩，中央情报局将在赢得越南战争的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后来有些官员甚至暗示说，这些积极分子参与了把麦科恩赶下台的活动。1966 年中期，麦科恩被理查德·赫尔姆斯所取代。

中央情报局卷入越南战争，加剧了它内部的分歧。那些一贯主张应该积极参与秘密行动的派别，在 1967 年中期，暂时占了上风。在那一年里，中央情报局扩大了训练南越特种部队的活动。这些小分队被派去执行特殊重要的任务：捣毁越共的“下层建筑”，指南越起义军的政工部门。到 1968 年底， 西贡的情报站拥有将近 1，000 名中央情报局的谍报官员。中央情报局的影响遍及越南每个省、村和寨。

关于扩大中央情报局在东南亚作用的决定，在局所在地兰利引起了爆炸性的辩论。愈来愈多的批评者争论说，中央情报局违背了它原有的使命，并破坏了它自称的客观性。多年来，这些持不同意见者强调指出，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们一直在说美国不可能也不会赢得这场在印度支那的战争。现在， 由于开始参与了后来称为“凤凰计划”的行动，中央情报局正在使自己卷入这场不可避免的失败中去。

理查德·赫尔姆斯试图在这两种对立的意见中取得微妙的平衡。他辩解说，只要按中央情报局的传统做法，把谍报工作、准军事行动和情报分析区别开来——换句话说，将那些支持战争的人和反对战争的人区别开来——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政府可信赖的和有价值的机构，仍然可以保持它的这一地位。

赫尔姆斯这种把西贡站执行的政策与在兰利的反对者区别开来的战略， 最终与林登·约翰逊总统对战争的承诺发生了矛盾。到了 1969 年，在中央情报局内，对这场战争的不同意见逐渐平息，但这是付出很大代价的，就在六十年代未，开始有大批工作人员提出辞职。

尽管压制不同意见取得了成功，但中央情报局内那些出言直率的积极分子，再也没有重新获得在越战初期的那种权势。到了 1975 年，中央情报局遭

到美国国会和公众很大的压力，要求公开它最肮脏的秘密。在美国发生了它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后，国会举行了听证会，审查它那些违法的勾当。这些听证会上，反映了中央情报局内部长达 20 多年之久的斗争。1970 年中期， 这些丑闻暴露后，中央情报局进行了一些改革，目的是使中央情报局对国会负责。情报局经历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时期。但如前 25 年间进行的那类争论始

终未见衰退。从 1976 年开始，有些保守派对中央情报局施加新的压力，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已被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抛弃了。人们批评他，说他用代表高新技术的侦察卫星代替中央情报局一贯积极主动的工作传统。情报局内部的辩论这时已成为公开争论的题目。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

上，第一次局长实际上和局里那些最直率的改革者站在一边。一批资深的情报人员，在特纳任期内被迫退休，另一些则调至争议较小的工作岗位上任职。这种做法被许多人说成是对行动部传统的直接攻击。行动部是专做谍报工作和从事秘密活动的部门。

特纳这种偏离依靠人来进行谍报工作的做法，在兰利起了涣散人心的作用。即使那些对中央情报局过去激进的做法持公开批评态度的人，对局长这种过分重视依靠技术搜集情报的方法也感到不安。这种普遍的怀疑态度，造成这样的结果：情报局一向最受重视的谍报工作积极分子的意见，不再被全盘否定了，连他们的传统反对者也不完全否定他们的看法。

里根当选后，威廉·凯西接管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他扭转了这种趋势， 并发誓要重建行动部。他试图把一种新的积极主动的行动意识注入中央情报局，但这种做法很快遭到了反对。对该部的有些高级情报人员以及情报部的许多人来说，凯西的有些主意太危险了。一部分负责行动计划的官员和分析员，原来还希望在特纳任期内能采取一点冒风险的行动，可现在，在凯西提出的丝毫不加掩饰的建议面前，反而感到望而生畏，却步不前了。

这些官员并非不信任凯西，他们不过是认为，假若凯西要扩大中央情报局在海外的行动计划，除非里根总统和情报局长可以设法修改国家法律，使这样的做法成为可能。他们担心像以前那样，中央情报局的一些积极行动被公开披露，造成一代人的事业和生活毁于一旦，而这些人，只不过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白宫的命令，他们不希望重蹈覆辙。

凯西仍坚持己见，并得到很大一部分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人员的广泛支持。于是，中央情报局扩大了它海外的行动。接着中央情报局经历了一系列的险情，在它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时间长达 6 年之久。 1983 年，情报局训练的游击队，炸毁了尼加拉瓜的港口。1984 年，中央情报局驻黎巴嫩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威廉·巴克利，被绑架并遭到酷刑。1985 年末，中央情报局帮助里根的白宫，把武器运送给伊朗的温和派，最后，在 1986 年，尼克松任总统以来最严重的丑闻被揭露了，这就是将出卖上述武器所得的利润转交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后面简称伊朗门事件，或伊朗门丑闻。——译注）1986 年底，威廉·凯西病倒了。

公众对中央情报局在伊朗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的辩论，以及威廉·凯西之死这两件事常被有些人引用，作为中央情报局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事实并非如此。45 年来，中央情报局作为美

国政府主要的情报搜集机构，一直保持着它这一地位，并未因凯西之死而有所改变。

在 1987 年 5 月，威廉·凯西的葬礼之后，对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外交政策

中应起什么作用，争论更加激烈了。围绕这个问题的论战又进行了 4 年。在这期间，威廉·韦伯斯特被委任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当选为总统， 罗伯特·盖茨任情报局副局长，地位一直上升，直到他在白宫最后并在中央情报局内均拥有巨大的权势。

在这几年里——从凯西的葬礼到盖茨的得势——这些官员，以及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总部的一些官员，主持了美国有史以来情报工作中最革命性的变革。ECLIP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