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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

1989 年 2 月中旬的一个寒冷的早晨，三个人首途前往总统别墅戴维营，他们三人是老朋友了。他们在寒冷的大地上并肩缓慢地走着，有说有笑。走在右边的是李洁明，他是刚刚返国的美国驻南韩大使。李是一个文质彬彬的、耶鲁大学出身的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在美国政府中一小批亚洲事务专家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走在中间的是密歇根大学的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教授，他的知名度颇高，是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出类拔革的专家，走起路来身体微微有点摇晃。此公醉心中国事务，一谈可以谈几小时。左边是布鲁金斯研究会的哈里·哈丁。他和李洁明一样显得文质彬彬，不过不怎么健谈，他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在政府圈内很受重视，提起他来，人们怀有崇敬之情——这使他迅速在亚洲问题专家中成为泰斗。

这三位是奉召去总统住所与总统晤谈，另外还有两名中央情报局主管东亚地区的官员，他们是乘直升飞机奉召前来戴维营的。安排这次戴维营的特别会议，是在布什总统宣布他将把美中关系置于他的对外政策议事日程的主要地位，而且将访问北京，这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出国访问，而且也将是他的 4 年总统任期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起步点。在布什的政治顾问们看来，中国之行是新总统显示其对外政策的擅长的大好机会，也是为了要在世界舞台上大展鸿图，施展其国际事务计划的抱负。他去北京，无异是一次重返故地的凯旋，他问鼎白宫的征途，正是从北京开始的。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向西方开放之际，布什正好在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布什对他的中国经验，倍感自豪。他喜欢对人讲这样一段往事：他本已内定出任驻英或驻法大使，他却力促福特总统派他出使中国。布什在他的政治自传《期盼》中写道：“出任驻伦敦或巴黎的令人垂涎的要职，自然对填写履历表大有神益，但是，北京是一个挑战，是一次进入陌生世界的旅程”。布什自然也知道，在他的履历表上写上任职北京的经历，会比任何其他外交任命更引人注目。布什在北京任职仅 13 个月，但此后他自认为是一名了解中

国政治结构以及了解中国人民的向往方面的权威。布什在 1974 年 9 月抵达北京后，他有意识地避开他的新办公室的种种拘束，尽量接近中国老百姓，就像本地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城里满街跑，就像他日后提到的那样，在一群以赞许目光注视他的中国人中有人说：“布什骑起自行车，就像中国人那样。”

布什接触的中国人中，很主要的一部分是好几位势力日增的企业家。这些身居北京的年轻企业家，后来在后毛泽东时代形成中国新的掌管实际事务阶层的核心。布什还结识了许多中国政治领导人，包括日后领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副总理邓小平。他在北京任内的一大收获是认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中国问题专家，与他们建立了最有意义和持久的友谊。这些专家中最重要的是李洁明，他就是 1989 年 2 月应邀去戴维营的那批人中的一位。

李洁明在开始他的外交生涯之前，他曾是中央情报局秘密组织的一名出色的工作人员，工作已超过 25 年。能够讲一口流利中国普通话的李洁明，被中央情报局当局认为是一位冷静而又长于争辩的“考虑周到、机智敏锐、有良好职业素质”的情报官员。他是中央情报局培养出来的少数最优秀的智囊型情报人员之一而倍受青睐。如果说他因大家都说他以搞小动作而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内树敌过多而感到困扰的话，他可并没有表露出这种情绪。在六十

年代——这是中央情报局近东处造就出一批传奇性特工人员的年代，像德韦·克拉里奇这样的人物；东亚处也不甘落后，它能提出像李洁明这样的冉冉上升的年轻新星。李洁明和克拉里奇曾是中央情报局行动部主任的两个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毫无疑问，李洁明有足够经验胜任其工作：他 1951 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他的中央情报局生涯，光后在日本、台湾、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泰国担任行动官员。1965 年任老挝情报站副站长，1968 年调任香港情报站副站长。当布什到北京任职时，李洁明己是中央情报局过去还未设置过的中国情报站站长。在布什离开北京返国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李洁明也返回美国的兰利担任国家情报官。此一任命使他成为情报界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在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9 个月的任内，李洁明和克拉里奇一样，深为布什

所倚重。李洁明在 1978 年从中央情报局退休，担任多家美国公司的顾问，其中包括达拉斯亨特石油公司。1980 年李洁明又重返公职，担任里根竞选班子的一名较晚参加的工作人员。

李洁明由于他的秘密的中央情报局背景，当他参加到里根竞选班子时，即使是在最亲密的顾问圈子中，也不知李是何许人也，直到里根一布什班子的最高外交政策助理理查德·艾伦把他包括在 1980 年 8 月访华之行的人员名单中，方为人瞩目。此行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定下来的，为的是弥补由于里根的失言而动摇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损害，里根在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声明中说他认为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真正的中国”。这一声明引起很多问题，特别在布什看来，可能会损害共和党赢得大选的机会。

艾伦清楚地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需要消除里恨关于中国的谈话所造成的坏影响，因此我向他建议，由布什和我到北京跑一趟，并且就我们的感受发表一个声明。布什和我商定先到肯尼崩克港聚谈一下，在那里，布什介绍我与李洁明认识，问我好不好让他同行，因为他可以充当翻译。我说这样很好。”

艾伦说他们这个三人访问团“很快”就平息了台湾争论，“主要足由于我们持强硬态度。我们不打算放弃我们与台湾的关系。”

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在 1980 年的中国之行中，布什和李洁明反复向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保证，美国对华政策不会改变——不管里根就“两个中国” 说些什么。不过，他们到达中国首都时气氛是冷淡的：在人民大会堂里，邓向他们提出折磨人的美中关系问题。李洁明回忆说：“他问我们：‘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他非常困惑，非常生气。他紧紧抓住一点不放问道：“难道我们的友谊什么也不是？你们要甩掉我们？我们尽力向他一再保证，里根不会改变对华政策，但是他就是不相信我门。”

当这三个美国人回国时，他们带回一个五点纲要，它是艾伦在李洁明协助下草拟的，它完全改变里根的冷战观点。这个阐明立场的文件毫不掩饰其企图是要向里根送去一个新的纲要，希望他同意他们所缕述的观点，而不去理解他们的真正用意所在。但是当这三位非官方的使者回到洛杉矶时，发现里根仍坚持他的反华的激烈言论。他门与里根在洛杉矶旅馆的会见，气氛之冷漠较在北京与邓之会见有过之而无不及。里根说他不仅对他关于中国的评论引起的公众争论毫不在乎，而且他还将发表一篇新的讲话，这篇讲话将使争论告一结束。里根这篇写在黄色纸上的这篇讲话，艾伦和李洁明一看，不禁目瞪口呆。李洁明后来解释说：“如果里根在电视上宣读这篇讲话，我们

可能已经在打仗了。情况之糟，无以复加。”

里很的心腹顾问、未来的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介入此事，化险为夷。布什将米斯拉到洛杉矾面商，设法使里根平静下来，米斯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米斯先是把里根的讲话稿读了一遍，一语不发，接着好言好语地劝诱里根仔细读读艾伦一李洁明草拟的文稿。米斯硬说这个文稿与里根的讲话稿实际上没有什么分别。随着里恨的高级顾问们的目光，里根也审阅起这个五点纲领起来了。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停顿，里根终于点了点头。他凝视米斯片刻，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态。里根竞选班子的一位成员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非常让人心情激动的。因为里根总算明白了。里根知道他必须倚仗米斯，你知道，里根对这事一点也搞不明白。艾伦和李洁明焦急不安地等待他的回答。里根终于问道：“这就是你们要我向新闻界宣布的事吗？” 米斯点点头。里根最后说：“那么，嗯⋯⋯”——你们知道里根说话方式—

—他说了好几遍“那么，嗯⋯⋯”，然后，他抬起头往上看，他输了。他知道这一点，他说：“那么，好吧，如果你们要我宣读它那我就读吧，我想你们是这个意思。”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问题解决了。

李洁明 1980 年的中国之行，标志着此人步入政坛的起步点，从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前东亚问题头号专家，一变而成里根的白宫内的令人生畏的人物。在布什和艾伦的持续的支持下，李洁明官运亨通，前程似锦。在中国行之后，李洁明成了里根的圈内人，他作为里根的一名的内层人物，锦绣前程无可怀疑。里根当选总统后，李洁明成为接管政权班子中的极为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里根就职后，李洁明成了理查德·艾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班子中的主要东亚问题专家。

6 个月后，里根总统需要遴选一人主持“美国在台协会”（美国在台北的非官方联络处），李洁明膺选此职。艾伦解释说，这一选择，令人惊讶，因为“中央情报局的人被选中担任大使级的职务是很不寻常的——这是忌讳。”

李洁明的任命，也使他昔日中央情报局同僚感到惊讶。一位高级情报局官员说：“我相信他是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中在任何一届政府中获得这类职位的第一人。”

李洁明的这一台湾任职，标志着他终于从间谍界转入外交界。然而，他获选此职，在国务院官员中引起尖锐的不满。这些官员们把李洁明说成是“没有营业执照的人”、“乔装打扮的外交家”。一位国务院官员补充说：“李洁明的任命之所以引起激烈反对，还因为此人在国务院人缘不好。”

这种情绪在 1984 年传播更广。这是因为李洁明奉调回美后，又当上了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局的顾问。第二年又成为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一任命又在雾谷（国务院所在地）等级森严的集团中引起激烈反对——那里的老资格外交家们，在传统上就是不信任“来自河对岸”的任何中央情报局人物移值到外交界来。1986 年里根总统指派李洁明担任美国驻南韩大使。在汉城服务 3 年后，及时赶回华盛顿参加好友布什的总统就职典礼。在新政府成立的初期，公众舆论关于李洁明就职的传闻颇多，包括他曾经担任过的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一职。

可是这一次，来自国务院高层人士的反对如此强烈，任命终于被封杀。暗中反对最力的是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副手、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他反对李洁明的这一晋升而终于使其告吹。不过，据国务院某高层人士

透露，“伊格尔伯格和贝克都没有公开反对李洁明，他们都知道比公开反对更有效的办法。不能当着布什的面去反对李洁明。”伊格尔伯格私下认为李洁明过于保守，不宜于担任国务院的这个职位，因为伊认为李是“台湾帮的人”。伊格尔伯格对李洁明的反对，也反映出外交系统人士对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移植于外交界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此外，国务卿贝克认为自己才是布什外交政策的居于支配地位的缔造者。一位国务院官员评论说：“贝克不要有任何竞争，这就意味着李洁明必须靠边站。”

但是，对李洁明要在新政府中获得要职一事，布什总统总不能充耳不闻。这位前主管中国问题的国家情报官，是布什的好友，又是他的长期以来的支持者，每当需要，必效犬马之劳。布什还记得他初次出使北京时，还是一名没有经验的新手，得到李洁明的耐心指点。布什初到中央情报局任职时，李洁明作为一名有声望的圈内人士，帮布什大造舆论，他向他的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同事们保证，新来的局长可不是个等闲之辈。在就职后几天，布什就私下同贝克商量李洁明的未来工作。布什终于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既可以给李洁明安排一个重要职位，又不致于触犯国务院职业外交官的敏感神经：任命李洁明为美国驻华大使，继承温斯顿·洛德的职位。

布什对这一解决办法十分高兴，这意味着有他自己的人在北京。唯一担心的是，李洁明会不会在美国的远东政策上同贝克较劲。

但当李洁明数周后来到戴维营开会时，这种可能性看来是不存在了。在1989 年 2 月这次会议之前，李洁明和贝克曾作私人会晤，讨论出使中国之事，一切歧见均已解决。李很清楚，国务院官员对他的这一任命是感到犹豫的。他对贝克表示，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外交官员，他只想在北京当两年大使，而不是通常的三年。贝克自然暗中窃喜——美国既有一位与中国领导人熟识的外交代表，他本人作为政府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的地位又得到保护。他接受了李洁明的保证。

戴维营会议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布什处理外交政策事务的模式。一番客套闲话之后，两位情报局官员开始提出一份标准的事实分析报告（据一位政府官员的描述，这份介绍是“一盘统计数字大杂烩”）。这份中央情报局报告指出：“同中国的贸易已达 140 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有

4 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美中之间有着庞大的科学技术合作计划。”在中央情报局的汇报之后，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和哈里·哈丁分别就中国政治发展情况作了个人分析。他们都谈完以后，布什转向李洁明听他谈南韩的情况。

在听取三位专家长达两小时的意见之后，布什再次转向中央情报局官员，问他们对中共政治局人事变动有什么看法。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是乐观的：对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唯一威胁来自城市知识分子中一些与海外华侨有关系的改革派，整个国家看来没有内部不和。中央情报局的东亚分析家们断言，中国发生重大政治危机极少可能。

李洁明离开戴维营时，对布什决定以中国作为首次出访的目的地感到高兴。这样一次正式访问表明新政府把它同远东的关系与同苏联的关系看作同等重要。李洁明知道，在今后的岁月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随着中国领导人开始放眼外部世界，将会变得更加重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一战略思想，但到目前为止，邓小平能够抑制住这些分歧。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国从下面发生革命的机会看来是微乎其微。但也正如李洁明曾一再警告过的那样，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第一个报告在 6 月 3 日（中国时间）晚到达，报告称在距离天安门广场西边一英里多的地区冲突在进行，那刚好是报纸刊载布什选派李洁明出使中国的消息之后 4 个月。美国情报官员从燕京饭店高层一个可以远眺的地点往下看，一群至少有一千之多的抗议者同一队士兵对峙。在饭店内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用保密通讯工具同美国大使馆联系，在晚上十点零三分发出第一个报告。

美国大使李洁明从距冲突正在进行的长安街以东不到 3 英里的大使馆办公室里，听到远处传来的微弱枪声，他知道，他过去几天来最为担心的事终于开始了。早在事件开始前四大，他就对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说：“示威者将被赶出天安门。军队奉命结束抗议活动，必要时使用武力。”

站长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他告诉李洁明，中央情报局得到最可靠的情报，中国领导人不会很炔采取行动平息示威。他对此估计满怀信心。他对李洁明的警告摆摆手、耸耸肩。就好像是为了强调他的这些保证，站长两天后离开中国，作长途旅行，返回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作例行磋商。谁也没有为他的离去感到有什么不安，直到驱赶开始，忽然都记起他在动身前说的：不用担心，我离开期间不会出什么事。

站长的决定招致灾难性后果：他离开之后，使得美国在中国的秘密间谍网和中国内部其他提供情报的来源陷于混乱。更糟的是，在天安门事件期间，美国大使馆的一些要员，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纷纷逃出北京，6 名国务院官员以及为数更少一些的情报局雇员，干脆逃回美国，只有李洁明大使和国务院情报组长等 5 名大使馆负责官员留了下来，对付这个似乎处在内战边缘的巨大国家出现的一片混乱局面。基于他的级别和经验以及中情局站长的离去，李洁明成了美国在北京的事实上的首席情报官员，这是他 14 年来的第一次。幸亏他预测中国政治局下令驱赶的时间准确到以小时计，所以他能及时派出几个监视小组观察情况。其中一个小组派在燕京饭店，一个在天安门广场以东的北京饭店，另一个深入到广场内部。另外两个小组派在京伦饭店和位于广场以南的友谊饭店。6 月 3 日傍晚时分，在燕京饭店内的指挥小组报告军队与学生之间发生冲突，但直到十点零三分真正的冲突才发生。

随着冲突沿着长安街从西向东朝着天安门移动，李洁明从他的其他指挥点得到报告。正当军队在北京西部行进时，广场东边相对平静，尽管在外交人员公寓附近军队与人群明显地对峙着。在广场东部边缘的北京饭店外边也有军队布上岗哨。在美国大使馆东边据报发生小的冲突。

在北京京伦饭店内，李洁明和他的手下人，决定把愿意离开中国的美国学生安排在这里，这时抗议者和军队之间的冲突还在继续。在第一次战斗开始约 9 个小时后，李洁明通过公开电话线路频繁地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告事态的详细情况。第二天早晨，在暴力达到高潮后逐渐平息下来，他才停止了报告，他已精疲力竭。

李洁明接到的最令人感兴趣的报告，是派到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美国情报小组在 6 月 4 日凌晨两点钟发出的。报告说，中国安全部门官员在仍留在广场内安营扎寨的学生中间来回做工作，劝他们离开广场。美国情报小组推测，一个特别安全单位在军队进驻之前就派到了广场，它的明确的目的是阻止流血。

据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发现，中国安全人员还安装了大扩音喇叭，劝说学生们和平撤离广场。安全官员在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上俯瞰广场内的学生

们，有些人则打着手势示意他们往西朝木樨地方向撤退。早上四点，广场上的灯全部熄灭作为一种警告。最后，留在广场的一小批头头同意离开。大约凌晨五时，广场内的学生列队离开天安门，向东边的北京饭店方向走去。

天安门事件以后的日子里，李洁明和其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为他们能不能更好地预料这次危机之事而受到精神折磨。李洁明爽快地承认 1989

年 2 月在戴维营向布什汇报的人中，没有谁能预料到 4 个月后在北京街头发生的乱轰轰的事件。

布什 1989 年 2 月胜利地重返北京，也没有形成关于中国政治结构内部在发生什么变化的新思路。几乎没有人，不论是在中央情报局或美国政府任何处所，会认为中国的昏昏欲睡的“支持民主的改革力量”会突然发难。尽管如此，考虑到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后在中国所进行的范围广泛的招募活动，6 月事件也并非那样的突然。

中国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不解之谜长达 20 多年之久。在 1948 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之后，在这个新的革命的共产党政府内部，情报局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个人情报来源。在人民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情报局所唯一倚靠的是在共产党胜利后仍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或由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务。在这些年月里，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活动与在苏联的活动相似，不过更少成绩。在东欧，美国打算招募海外流亡分子充当特务，但也正是在东欧，中央情报局建立的情报网总是短命的。在五十年代中期，情报局改变了策略，打算在人民中国驻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使馆内招募中国官员为它工作。不过，早期的这些活动成效极微，还抵不过一些情报失误造成的难堪：中央情报局没有能预知中国军队出兵朝鲜；情报局再次未能预知中国爆炸一颗原子弹，但是，最最令入难堪的，也许是中央情报局本身被“特务”——中国的对外情报机关渗透进来了。

在这种渗透被发觉以前很久，五十年代最声名狼藉的一件中国间谍案，它涉及到一名中国代号为“百合花瓣”的妇女。她是一个美国人，在抵达美国时的名字是明霞森（译音），她在去她的故土的旅途中乘坐的船遇险沉没，在中国海岸上她真是被淹死过去。中国人却使她身体复元，并立即把她送到纽约建立起一个间谍网。在此后 13 年中，她的谍报小组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活动。可是，中央情报局却在五十年代蒙受了严重的挫折。1952 年末，情报局的一架间谍飞机在中国北部被击落。驾驶员杰克·唐尼（别名约翰·多诺万）和情报局人员理查德·费克图被抓获，经过审判，以间谍罪被中国一军事法庭判刑。

在同年发生第二起事件，它使得中央情报局受其破坏性影响达 30 多年。

1952 年中国在关岛策反了中央情报局特务金无怠（他在情报局的名字是“拉里·无怠·金”），中央情报局在关岛设立有对中国大陆的电子监听站。金在中央情报局潜伏 34 年，向北京传送了大量绝密情报。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负责中央情报局东亚情报活动的是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他是一位风度翩翩、富有、社会关系广泛的波士顿人，后来他负责整个的行动部。菲茨杰拉德从兰利指挥以台湾为基地的针对中国的隐蔽计划，在台湾还进行以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半军事性质的秘密组织的训练。菲茨杰拉德的副手雷·克莱因，他毕业于哈佛和牛津，曾任中央情报局台北的负责人，后来擢升为情报局的副局长（一度曾说他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有希望的候选人，尽管他现在说“不是那么回事”。）菲茨杰拉德和克莱

因领导着一批美国情报界极有才干、喜欢争吵的谍报官员。尽管他们在中国内部没有发展到什么真正有价值的特工人员，但是他们在别的一些国家中取得了对付中国谍报站的出色成功，特别是在非洲进行的反中国特务的行动很成功。这些成功中最重要的是现已公开的、发生于 1966 年下半年的一件事，那就是由中央情报局策动的推翻加纳的克瓦米·恩克鲁玛，取代他的政府很快将 300 名中国特务顾问驱逐。

中央情报局反对毛泽东政权的最重大的胜利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1965—1973）取得的，这期间在中国和在它的海外使馆内部爆发了实际的内战。1966 年 9 月，中央调查部派遣特别安全官员到各地中国大使馆去肃清“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和中央情报局特务”。在内部进行的调查和澈职，使得中国的外交系统发生分裂，却使中央情报局得到收罗特务的意外收获。中国的执行上述任务的官员甚至采取立刻断然处置的办法。例如，在荷兰，一个名叫徐自采（译音）的工程师被急送医院，他在中国外交人员公寓附近的一条路上遭到拷打后被发现的。他对荷兰当局说，他被指责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不几天，他被一个中国突击小组从医院绑架返回大使馆，不久即因伤死去。在世界各地都发生牵涉到中国人的类似事件。据一位毕业于情报局中国行动讲习班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说，整肃行动在非洲尤其严厉，中央情报局在阻止中国打进非洲大陆最具活力的解放运动方面特别有效。

上述中央情报局官员还说：“不管具有什么观点的人都能看列在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巨大的问题。他们在海外的谍报行动由于这次运动造成的分裂变得一团糟，他们渗入和联络非洲解放运动的重要计划，在六十年代未已告寿终正寝。”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卓有成效的招募情报人员的工作。据一位前情报局东亚处的官员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分裂成三部分，他解释说：“持强硬路线观点的人大都是地位最高的人。在文化革命中恢复职务的人居于中间地位。余下的是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因此我们就从中间派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伤害的人中物色对象。然后我们就招募他们。”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招募的中国特务中，最有价值的是一大批在中国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作家和外交界人士。一位前东亚处的老资格官员说：“他们的安全和情报官员把这些科技人员当作狗屁不如，驻外使馆刚刚被砸烂了。这些人在他们国家里叫于什么就干什么以换得一些东西。我们发现这些人是我们从未有过的最具献身精神的特务。我们要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

这笔横财包括中国秘密的科技规划的详细情报。七十年代中期，东亚处的官员把中国最重要的导弹科学家之一招募到手，他向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中国核能力的最精确的情报。这一情报说明中国在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运载系统方面所取得的巨大的进展，比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原先所承认的要大得多。这一泄露使中央情报局对金无怠警觉起来，到那时，他将美国的核秘密传送给中国已达 20 多年。

另一个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中国已拥有一个小型的、尖端的而且十分有效的洲际[导弹]运载系统。他们拥有技术精湛的电脑系统，而这是经过他们改进的。显然，这个系统的某些计划是从美国窃取的。”

在 1971 年，当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联袂使美国对中国开放时，美国官员没有人能料想到两国关系正常比的一个成果会是中央情报局和中国情

报界联手进行针对咄咄逼人的苏联在亚洲和非洲进行扩张的一系列联合冒险行动。例如，在 1974 年，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得出结论，苏联为了在南部非洲建立一个以新近获得自由的葡属殖民地为主的南非洲亲苏集团，为此正在秘密地武装安哥拉争取自由人民运动。作为回答，第二年，中央情报局建立一个安哥拉工作组，以近 2500 万美元暗中支持反争取自由人民运动的势力。中国人也参加了进来，通过中央情报局在南非、赞比亚和扎伊尔的情报站向反人运战士提供小型武器。甚至在美国国会禁止中央情报局再给反叛者以任何援助以后，中国人还在继续进行这一反苏联的行动。

这类联合行动最为成功的是在阿富汗，在该地，中美利害关系一致，联手向同苏联军队作战的穆加希丁游击队提供武器和训练。中国以武器（由中央情报局付款）供应游击队，经由中国沿喀拉空朗大道运往巴基斯坦，这条山路联结两国长 700 英里。1988 年晚些时候，中央情报局还资助这条中巴道路修抵巴基斯坦边境的大规模修建项目。中央情报局和中国情报部门在巴基斯坦一阿富汗边境，在白沙瓦，在中国西南部为数以千计的穆加希丁战士建立联合训练营，在这些地方，他们得到机关枪、火箭发射器和地对空火箭。中央情报局与中国人在多种大规模情报方面的合作，也为情报局提供了

一个了解中国军事能力的窗口——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在阿富汗行动中，这一方面尤其确实无疑，这一行动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在武装其军队方面的难题的新机会。据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庞大的后勤问题折磨着中美联合阿富汗行动的第一年。阿富汗游击队领袖们抱怨他们得到的武器很多不配套，有些干脆就不能用。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小型武器工业，但是生产的弹药却跟不上，这使得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得出结论，中国人在军队的军火供应上大概有困难。一些参加行动计划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和行动官员们也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在阿富汗廉价销售一些老式武器。阿富汗特遣工作队辩论过要不要请求美国正式对这种情况提出抱怨，但是终于决定只陈述事实不加评论。

不过，在许多领域的中美合作所得到的短暂好处，并没有在柬埔寨表现出来，在那里，中美两大国分别支持反对越南的不同反叛派别。中国给红色高棉提供大量的小型武器、迫击炮和坦克。通过泰国高级军官的合作而流入的武器，给美国历届政府造成政治麻烦，还有谣言说中央情报局也秘密向波尔布特游击队提供装备（中央情报局一直斥之为“捏造”）。但是，这些指控损害了美国为解决柬埔寨内战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导致美国与中国在里恨政府那段阴暗日子里出现紧张的暗流。虽然如此，由于反对苏联的共同立场使得联盟得以保持。

对苏联在亚非的恐惧感是如此深刻，直到亨利·基辛格北京之行 9 年以后，美中情报当局终于同意联合采取一项技术收集计划，它是以苏联在亚洲东部的核试验及导弹试验基地为目标的中美情报分享合作计划。这个规模宏大耗资颇巨的建设项目建立起两个监听站，位于中国西部荒凉的新疆自治区的奇台和库尔勒。这两个监听站由中美双方的技术专家组成的双套情报小组，在美国国家安全署（NSA）领导下进行操作管理。情报站所需技术物资由一个中国情报小组（中国军官也参与其中）在北京每天运到美国大使馆。中央情报局还在中国人合作下掌管另外两个情报收集点，一个雷达设施，代号为“眼镜蛇戴恩”；另一个是一艘情报收集船，代号为“眼镜蛇朱迪”。

在 6 月事件后，中央情报局与中国人之间的情报合作在美国心目中有多

重的份量很快就清楚了。布什政府采取了一些广为宣扬的步骤表示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不快之情，不过明摆着的是布什总统不愿意走得太远以致会牺牲美国与中国人 20 年的情报协作关系。针对布什政府的批评——认为它对中国人的行动反应过于温和——，首当其冲的是李洁明大使，他已经处在美国新闻界的抨击之下，指责他对中国领导不愿进行谴责。在“六四”后李洁明返美与布什磋商的旅程中，在西雅图机场停留时，他受到人权活动分子的当众诘责。他失去冷静。他怒火中烧对他们吼叫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当电视台播放这一令人难堪的录像带时，布什被迫为他的大使的行为进行辩护。公众施加压力要求布什将李洁明从其任内召回，总统却称赞李洁明是“我们在中国最好的监听站”。

但这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内部贬损李洁明的人士所说的话。李洁明由于他对中国的“软姿态”而受到公众批评，与此同时，他又在私下受到白宫和雾谷的官员们的怪罪说他过于强硬。冲突的核心在于李洁明认为美中关系与他们对苏联的共同疑虑过于紧密相依。李洁明辩称，一旦苏联的威胁消失，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李洁明不遗余力地在两次分别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反复阐述他的有争议的观点，这两次会议是在 1989 年 7 月和 12 月召开的。他警告说，美国受到了中国人的讹诈。美国政府应该勇敢地面对中国领导人，而且要如他所说的——“诱使他们摊牌”。他还反复讲述美国对华政策是“反应性的”，而且“过份随苏联的行动而定行止。”

李洁明提出的把美中关系摆脱依靠对付一个共同敌人的形式“重加修整”的战略，在中央情报局内得到追随者。情报局中的中国问题分析家们自从 6 月事件以来正在忙于彻底改变自己过去所作的计划。

不过，总统的最高级顾问们在天安门事件后更热切于批评中央情报局，而较少去推动情报局去利用事件的新影响给予美国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外交政策上所得到的好处。威廉·韦伯斯特在政府各部门圈子内受到指责，因为他自己的表现表明他是一个软弱和无能的情报界领导人，还因为他没有提供关于会发生事件的充分警告。在那些把中国当作美国反苏世界战略的关键的人当中，批评尤为强烈。批评者认为，如果美国能够预测在 5 月末或 6 月初出现的问题，那就有可能走在事件的前面，避免最后算总帐。当李洁明和其他人私下不把批评当回事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不断遭到中央情报局十分拙劣的表演所损害，象征这种拙劣表演的就是，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在“六四” 后第三天回到他的北京任所。

布什政府把中国看作是对付苏联在亚洲影响的战略性的抗衡力量，这在对地区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强有力的影响。随着天安门事件而来的，这个政策对中央情报局的一些最危险的掩蔽计划中的一项产生了甚至更重大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黄雀行动”——从中国秘密营救“民运”的最重要的领袖们的行动的非正式名称——仍然是布什政府严加保守的秘密之一。布什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们——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詹姆斯·贝克、罗伯特·盖茨——害怕这个计划会激怒中国的领导人，而且也许会使他们投入苏联人的怀抱。尽管如此，规模巨大的秘密营救努力得到了布什的全力支持。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让我们这样说吧，在六四事件之后，如果没有得到白宫的批准，情报局在中国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这件事是总统的裁决。”

在 6 月 4 日事件后的 6 个月，部署在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几十名最宝贵的特工人员组成的网络，为那些“民运”最重要的组织者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和脱逃的手段。布什和中央情报局在批准这项营救计划时事实上别无选择。他们知道情报局在大陆建立的广泛联系网络，使得一项总统的裁决成为多余之举，因为不论华盛顿当局会说什么，美国情报人员都会发起这场地下营救行动。事实上，布什所批准的是一项已经在进行中的计划，它实际上在暴力发生的当天就已开始。

“兰利之争”的阴影，可以在 6 月事件之后的几件鲜为人知的事件中辨认出来。例如，冲突那天的清晨，两个最重要的“民运”领袖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和南京大学研究生李录神秘失踪，中国安全部门全力搜寻不得。6 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另外两个异议人士，优秀科学家万润南和赵紫阳的秘书严家其，也到了西方国家。所有这四个人的脱逃，是因为有一个支持者的网络才有可能。他们为出逃者事先准备了身份证、大量现金、伪造的火车票，以及沿着一条从北京到东南的“地下铁道”的一连串的安全住所，在东南沿海，异议人士或是坐船经过变化莫测的海路偷渡至澳门，或经由陆路去香港。如此复杂的行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至少是缄默的合作，那是不可能的。

中央情报局担当的角色，早在事件之前，便由李洁明决定帮助处境最危险的“民运”领袖前往西方颜示出来。在：月的最后一周，李洁明轻率地为 200 多名中国人签发签证，包括学者、科学家和学生，有时甚至借钱给他们卖火车票或飞机票去香港和其他安全地点。这笔钱从大使馆的“特别应急基金”中拨付。在事件发生后，李洁明还为美国工作的宝贵的情报人员提供后勤支援，让他们寻找逃出中国的出路。按照李洁明的一位同事所说，这“使入想起我们从西贡撤出的情景，不过这一次我们没有甩下我们的朋友不管。”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李洁明成功地吁请释放一些被捕学生，然后就是使他们从北京在“安排下无影无踪”。许多这些年轻人后来都到了西方。当情报局在中国缺少可靠领导的情况下，李洁明再度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由数百万人严密组成的遍布全国的提供消息的网，这

给中央情报局造成巨大的阻碍。但是安全机构由于“六四”事件有某种程度的瘫痪。

在“六四”后的第二天，中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一群记者的护送下进入美国大使馆。方励之知道怎样利用新闻记者来保护自己，有一次他还曾经躲在一位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的旅馆住房中。李洁明大使仍然极力保护提供合作的来源和方法，仅仅提供一个模糊不清的解释。他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万能的极权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党的情报网和中国安全警察是竭力阻止异议分子逃亡的。

在六四后不到两周，在全国公布了 21 名首要通缉犯名单。当共产党在全

国重新建立起它的权威后（“六四”事件在中国 70 个城市引起骚乱），“民运”的同情者越来越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联络和采取成功的行动了，在从1989 年 7 月初到 12 月末的这一危急时期中，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大革命后招募的特务，向中央情报局请求帮助。

“黄雀行动”虽然最初是由海外的“民运”同情者们组织的，但很快就受到港英总督和澳门的法国高级情报人员的注视。中央情报局香港情报站起初还与“民运”同情者保持“一臂之遥”的距离。不久，情报站便通过美国在大陆吸收的一大批特务为营救“民运”人士出主意和提供支援。幸运的是

中央情报局处在帮助这次行动的极好的地位上。这要归功于中央情报局东亚问题专家约翰·吉尔胡利，他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破大荒地在中国招募特务，他们提供了使这次行动成功所必需的联络工作。尽管吉尔胡利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就已去世，他所建立的大陆上的情报网仍完好无损，他们在地下营救活动与在港澳的有关团体之间提供了首先的接触。

当时，中央情报局在北京的最显眼的行动，是与在广场负责示威者安全的小批小批的学生接触。其中之一叫做“敢死队”，它最为激进。在 5 月中旬示威活动的高潮中，吉尔胡利先前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招募的特务与“敢死队”接触，为的是评估运动领导的素质，估量最后成功的机会。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几个月里，当敢死队成员成为营救行动的核心力量时，这些早期接触，被证明正至具有更大的价值。

港澳同情“民运”人士的营救网，在 7 月和 8 月发展成为北京至深圳的“地下铁道”。随着营救行动的扩展，采用了更为复杂的躲避追踪的方法，如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还有快艇和海岸营救行动使用的武器。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证实，“大部分高技术的装备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它经由为此特别目的而在香港设立的前线机构来执行。尽管动用了情报局在中国内部的最重要的关系，但是营救行动并非中央情报局“包办”或“单于”的行动。许多西方情报机关为使地下行动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当然还有美国人。由于西方情报机关的努力，使中国通缉的 21 名要犯中有 15 名脱逃。

天安门事件几周以后，一批逃出中国的学生、异议人士和知识分子，在巴黎出现在新闻界面前，宣布成立流亡的中国民主运动。这一个团体的建立是“黄雀行动”的圆满成功。（“黄雀行动”还在继续将异议人士秘密运往西方）。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官员拒绝承认他们在营救行动中的作用。情报局默默地跟随在喜气洋洋的国务卿贝克的后面，贝克公开感谢法国政府“削减繁琐官方程序”，接纳中国逃亡者在法国避难。这样一来，全世界都知道，主导营救行动的是法国。

营救行动开始半年以后，快到布什总统结束其第一年任期，这时环绕“黄雀行动”的秘密坚壁开始裂开，首度公开曝光。中央情报局官员私下对美国公众表示真正的诧异，因为他们居然听到这样耸人听闻的表面故事。说美国政府没有支持法国政府的营救努力。中央情报局官员仍然默默承受痛苦，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称赞。但是布什政府不愿对“黄雀行动”有所夸耀，原因仍然是担心如果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原原本本公开出来，将把中国推入苏联掌握中。中央情报局认为没有这种危险——中苏联盟恢复元气是根本不可能的。

介入营救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相信，白宫关于中苏关系的先人之见，从布什总统在天安门事件后几个月就决定派遣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到北京执行秘密使命一事得到反映。这位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抵达北京之际，适值中央情报局人员正在公海上与“六四”事件中的同样的军队进行炮战。不公开的斯考克罗夫特的使命，对那些招募了冒着生命危险的年轻异议人士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来说，绝对是一剂苦药。其中有两位异议人士（目前仍不能公开他们的身份），是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务。他们在天安门事件后被捕，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