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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在心

1990 年 3 月 7 日，也就是中央情报局接到报告说利比亚在拉巴特制造化

学武器制剂的 18 个月以后，布什政府指责北非政府在这个工厂恢复生产，要求将它关闭。一星期后，一场神秘大火烧毁了大部分设备。目击者对记者的描述表明，虽然不知火从何处烧起，但几乎是全部遭破坏。地狱似的燃烧遍及工厂的主要生产区，在利比亚沙漠上空密布含有潜在危险毒气的浓烟。

美国情报官员除了否认他们在这次火灾中的任何作用外，拒绝对拉巴特“事件”发表评论。布什总统也发表一项由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人士支持的否认声明；这位人士透露，美国并未使用卫星情报技能监视火情的发展。即使用了，笼罩北非的浓烟也使拍照成为不可能的事情。3 月 15 日，白宫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重申布什的否认。“起火的原因不明”，他简单地说。“美国没有卷入。”

菲茨沃特补充说，那天上午，布什同西德总理科尔在电话交谈中并未提到这一事件。白宫记者团的成员由于这一说明感到惊讶，因为西德的公司同设计拉巴特的设施有牵连，而且输出了开始生产用的化学制品。

当记者追问时，菲茨沃特承认，美国可以被认为至少间接地同工厂的破坏有关。他勉强承认说，“我们从外面帮了忙，你们可以理解为防御性的或理解为一件令人不快的事。”

即使这一最后声明同他早先的否认相抵触，菲茨沃特还是暗示，美国了解的情况比它愿意承认的还要多。他甚至走得更远。他暗示，中央情报局知道这个工厂已经有些时间了。

在回答西德在设计这一设施时可能起的作用时，菲茨沃特间接承认，中央情报局一直在监视拉巴特的危险。“关于这个工厂，菲茨沃特承认，我们同我们的盟友有一些接触，讨论这家工厂是怎样请到专家和得到化学制品的⋯⋯”

事实上，布什政府秘密地对西德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做些事情保证利比亚的化学武器能力永远不能付诸应用。

有许多线索似乎指出西德对这次着火负有责任。首先，火灾发生在一个非常奇特的时间：这个工厂还没有完全开工，刚刚开始生产芥子气、神经性毒气的化学剂——甲氟膦酸异丙脂（Sarin）和 Somin 以及其他两种有毒物质。其次，火是在能够造成最大破坏的地方——工厂的大型主要生产装置内的一些关键部位燃起的。另一场火是在附近一所基本原料仓库燃起的，那里存放了最易挥发的化学制品。第三，火是细心点燃的，在火灾发生的头几个小时，工厂露天部分（为了使化学剂化合为芥子气而故意这样建造的）周围的结构里没有东西燃烧。这个地点没有火情，就使附近主要生产装置中正在燃烧的化学剂最大限度地四处扩散。最后，火的点燃使用了保证化学剂不致释放到周围环境的正确方法。

国务院并不否认是西德人放的火。国务院的正式声明还表示，美国对此事并不惊讶或不愉快。“我们了解，这个工厂的化学剂燃烧后，不会给邻近的人们带来威胁”，国务院女发言人玛格丽特·塔特怀勒冷冰冰地告诉记者说。她然后闪烁其词地证实，工厂的破坏不是一个事件。“毁掉芥子气的可取方法，事实上就是一场露天大火”，她实事求是地补充说。

至于西德政府，它否认卷入了对工厂的破坏。（一位发言人说，“这种看法完全没有根据，是凭空捏造的”。）在所有的可能中，这些否认故意导致错误的理解。但是，假如西德要对拉巴特的火灾负责，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帮助，它是不可能行动的。能指出美国所起作用的理由有好几种。事件发生前，情报局用了将近 18 个月的时间罗致反卡扎菲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了解拉巴特设施情况的任何人。中央情报局从和利比亚做生意的化学武器专家和欧洲一些进出口公司的经理那里，搜集了关于工厂的大量详细情报。它还向白宫提供证据，反驳西德人关于他们同建造这座工厂无关的说法。这一情报由美国政府转给西德情报官员。

西德政府接到这一情报以后，也就是拉巴特火灾发生一周以后，正式指控一家大型化工出口公司——伊姆豪森化学公司的总负责人于尔根·希彭施蒂尔一伊姆豪森非法向利比亚运送设计和装备。这一指控是在利比亚宣布停止对西德进口商品付款并取消利比亚对西德的全部石油输出后三天提出的。与此同时，卡扎菲指控西德在拉巴特纵火，使用“非常先进的手段”，

也许是定时装置，使人看来这次阴谋破坏确实是一个事件。

尽管否认，菲茨沃特 3 月 15 日的谈话表示情报界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在未来的一年里，这次胜利还无法预料衍生的后果。

1990 年 3 月 15 日，突出作为布什政府的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虽然不仅仅因为在利比亚发生的事件。在以色列，依扎克·沙米尔的保守政府在议会的信任投票中失败后垮台。沙米尔宣布，以色列不同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和谈（和谈是他首先提出的）之后，失败就降临他的头上。同一天在巴格达，31 岁的英国记者法尔扎德·巴佐夫特被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绞死，指控他为以色列和英国进行间谍活动。巴佐夫特被处死的惊人新闻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但是白宫并未这样做。

发生在耶路撒冷和巴格达的这两个事件，比初看起来有更为密切的关联，而且对美国的对外和情报政策有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布什总统在沙米尔政府倒台中的作用，标志着意味深长地脱离了里根执政年代的亲以色列立场。另一方面，美国对处死巴佐夫特的沉默反应，反映出当此事涉及侯赛因时，政府采取不干预的态度。

逐渐引向沙米尔政府突然垮台的一些事件，在 2 月 22 日晚布什和沙米尔的越洋电话交谈中就开始起作用了。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听布什结束这次电话交谈的，是他的两位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罗伯特·盖茨。在交谈中，布什在几个重点方面转向他们两人请教。布什向沙米尔表示强烈关注的事情是：苏联移民在被占领土上新建的市镇大量定居，这个建设计划会干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自治问题上的谈判。随着讨论变成不寻常的争论，布什暗示，沙米尔存心破坏以列色一巴勒斯坦谅解的任何机会。布什接着引用以色列的住房数字作为沙米尔故意在错误的时间在被占领土上增加居民点的证据，正如以色列人所说那样，这是“造成事实”。

沙米尔客气地表示不同意；他向布什允诺，在被占领土上新居民点最后定居的苏联犹太人，不超过百分之十。布什说，他感到高兴。

打完这次电话和盖茨研究了有关数字以后，布什发现，沙米尔的算术只有一部分是准确的。盖茨告诉总统说，沙米尔很容易忘记提及大量的苏联犹太人也会在东耶路撒冷定居，沙米尔并不认为那里是被占领土。加上这些数字时，总数大大超过百分之十。沙米尔的说法是故意隐晦。如果美国同意他

的百分之十的数字，政府就得承认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的主权。布什极为愤怒。他认为，沙米尔故意欺骗他，甚至对他撒谎。同斯考克罗夫特、盖茨和国务卿贝克商量后，布什决定在移民点问题上对沙米尔公开施加压力。

月 5
日，在加州棕榈泉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一对策出现了高潮。当时布什口头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在加沙，以及像他故意增加的“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等地建立新移民点的以色列政策。布什的谈话最初并未引起美国新闻界的什么评论，在以色列却成了头条新闻。沙米尔以解除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的内阁职务进行还击，此事引发了政府危机。3 月 15 日，在议会的信任投票中，沙米尔以 65 票对 55 票的结果失去信任，被迫要求新的选举。以色列政府的垮台和其后的政治危机，无限期地推迟了中东和谈。与此同时，在东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新的以色列居民点在加速建立。然而奇怪的是，以色列的政治危机对白宫的官员们并未产生多少看得出的影响。他们冷静地看待这次不信任投票。它意味着不妥协的程度较小的工党，如果在选举中获胜，会有新机会领导政府。

现在很清楚，事实上布什的评论适得其反；他一怒之下干扰了近 10 年来最实际可行的中东和平攻势。沙米尔接受布什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挑战，向华盛顿表示，他会做任何事情来控制这个先前被分裂的城市。这样，布什不是哄骗沙米尔坐到和谈桌旁，而是把他推得远远地。这是以色列新政府非常坚定地开始处理中东和平问题前两月的事情；也是在沙米尔实际面对面会见他的反对者的 16 个月以后的事情。

伊拉克处死巴佐夫特对白宫说来，也引起了许多问题，在此以前的 14 个月里，白宫一直试图用脚踏启动器的方法同萨达姆。侯赛因建立一种比较实际的关系。政府的政策是根据里根执政的末期国务院的一项不怎么有名的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研究报告。由中央情报局中东问题专家协助完成的这个报告，得出 4 点概括性结论：波斯湾对于美国的生存来说，“是一种地理战略实体”的关键；海湾的各个政权（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各国政府一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政治上都不稳定，而且需要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进行长期支持；海湾国家“倾向西方”（该报告说，这是必须“加强”的倾向）；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位不会奉行失败政策的懂道理的领袖。

国务院的研究报告在布什就职后不久，得到白宫的一份类似文件的支持。这份被批准为第 26 号国家安全指示的三页报告说，美国要采取一项长期有限合作的政策，改善同伊拉克的关系，这项政策是察觉苏联对美国“主要” 安全利益的威胁而被迫采取的。第 26 号国家安全指示建议，在伊拉克实行经济重建计划，并且暗示，也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有助于减弱伊拉克政权的革命性质的主动行动。这份文件暗示说，萨达姆·侯赛因对这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鼓励，会作出回应的。

尽管一些政府专家和国会议员对第 26 号国家安全指示发出强烈警告并表示反对，白宫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仍然相信，侯赛因对以色列的“仇恨” 和对美国的误解，能够有效地得到控制。从新总统就职时起，到他签署第 26

号国家安全指示，布什政府是赞同 1988 年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报告的：侯赛因是个“残酷无情、但是实用主义的”领袖人物。

然而那年春天，这位伊拉克的独裁者表现了残酷无情。1990 年 3 月 15 日，法尔扎德·巴佐夫特被革命法庭判决后，因在伊拉克进行间谍活动而被

处死。这位英国记者是在他进入阿尔-希勒尔的一个没有限制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以后，于 1989 年 9 月开始被捕的，他认为该地有生产化学武器的技术。（在他去这个工厂的前一星期，那里发生了大规模的爆炸。）伊拉克进行了审判表演：不许巴佐夫特请律师，制造的用来反对他的唯一证据，是从他衣箱里没收的一支小土壤试管。他承认，他已取样进行化学品痕量的检验而且写了认罪书。但是，他后来激烈地辩护说，他是在强迫下作此说明的。他否认他是间谍。

在他被捕后，尽管国际上强烈抗议，伊拉克还是执行了死刑。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称这次死刑“是所有文明人民深为憎恨的野蛮行径”。然而在华盛顿，发言人菲茨沃特替布什总统发表了一项冷淡的反应。

在白宫的上午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问道：“伊拉克绞死了一个为英国报纸工作的记者⋯⋯你们对这次绞刑充其量不过是模棱两可。我们不去谴责伊拉克搞的绞刑吗？”

“关于这个案件，我们没有任何情报”，菲茨沃特回答说。 “你怀疑他像伊拉克所说那样，是间谍吗？” “关于这个案件，我们没有什么判断”，菲茨沃特答复说。 “⋯⋯在你得到更多的情报以后，对于绞死这位记者我们要作出比较肯

定的反应吗？” “我不期望这样”，菲茨沃特说，“这是一个英国公民。这是个国际上

要求宽恕的问题，我们遗憾的是，没有给予宽恕。但是⋯⋯他不是一个美国公民。对于案件本身，我们没有任何判断。”

由于3 月15 日白宫新闻室发布的官方评论种下了美国一伊拉克未来冲突的种子。布什政府不仅拒绝谴责萨达姆·侯赛因，而且看来有意证明，它的迎合侯赛因的实用主义方面的政策，能够起作用。布什在向全世界发出信号：美国政府相信，它能成功地将一名中东的激进分子变成一名阿拉伯的温和派。侯赛因后来把美国在这个问题以及许许多多其他问题上的沉默，解释为赞同，现在这已成了一部分历史记录。但是，3 月 15 日的事件及其立即产生的不良后果，也暴露了政府决策人士方面的另一种特殊心态：他们认为在谴责卡扎菲制造化学武器方面没有什么虚伪的同时，却忽视了来自伊拉克的大得多的威胁。

以色列政府的倒台和布什政府对绞死巴佐夫特的反应，给人们留下了明确的印象：白宫不是没有控制中东政治的微妙信号，就是非常相信自己看法的正确，使自己的官员们不能想像他们怎样会失败。这第二个因素是关键。由于确定萨达姆·侯赛因是个实用主义的领袖，布什政府忽视了中央情报局一再发出的警告：侯赛因不断进口用于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原料，并且庇护恐怖分子。总之，中央情报局用文件证明，他对伊拉克的领导和卡扎菲在利比亚的统治，没有什么不同。正如中央情报局很快发现的那样，这两个阿拉伯强人依然怀有对西方的更多的仇恨——他们同样拥有同样的恐怖主义分子。

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事件的调查工作停止了。1990 年 3 月，在调查人员会见许多国家的人民、警官、恐怖主义分析家和法庭专家以后，所得情况与他们 15 个月前相比，决不是更接近于解决这次的犯罪问题。在洛克比，不

同的有耐心的情报官员，对他们能否查出是谁杀害了这次空难的 270 名遇难者提出疑问。尽管几百万美元已经用于这次调查，然而似乎可能的是，这次

爆炸会永远成为一个神秘事件。飞机上的和掉在下面小村子里的遇难者，是被恐怖主义分子杀害的，但是没有人能够肯定他说这些杀手是谁，对这两点不再有任何怀疑。控告巴勒斯但人民阵线总指挥阿赫迈德·贾布里是这一案件的主要嫌疑犯的证据，也不很充分。在洛克比和华盛顿，调查者未找到他们需要的能把贾布里和泛美公司航班爆炸联系一起的关键证据。他们未找到炸弹本身。

月初一个有雾的早晨，一个苏格兰工人在打扫洛克比附近一个场地时，发现一个难以形容的指甲盖大的烧黑的铜片，这时调查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这位工人小心翼翼地将这块小铜片和一块电气碎片上粘附的碎片装进一个大塑料袋，把它送到证据收集中心；在那里，对这些发现进行研究、验证并分类编目。这块小铜片是个奥秘的东西。随后的几个星期，尽管炸弹专家们和波音
747 客机的制造工程师们尽了最大的努力，验证了该机的原始部件，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肯定地说，这个小铜片就是破坏泛美航空公司班机的机械装置的一部分。在几个专家当中，普遍感觉，只有一个可疑之处：这块小铜片非常重要，也许是他们已经发现的验证爆炸者的最好线索。在炸弹专家们为验证这块小铜片继续工作的同时，一个恐怖主义分析家小组查找了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局的档案，希望发现这块铜片和其他炸弹的联系。第一次仔细的验证是在 6 月，当时中央情报局一位老资格分析家承认，

这块铜片，“确实是一种定时装置的电路板上的一小片”。这一惊人的结论转变了陷于瘫痪状态的调查工作。这意味着，“海上处女号”航班不是由装有测高仪引爆装置（一种在 3 万英尺高空引爆的先进气压计）的炸弹炸毁的，而是被一种早期的由集成电路板驱动的定时炸弹炸毁的。这种定时装置表明，这个航班假如在时间上有任何延误，炸弹就会在希思罗机场，或法兰克福，或马耳他，或在这些地方之间的任何地方爆炸。洛克比的发现的直接意义，使调查人员慢慢地觉醒了：它意味着，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的炸弹制造商马尔万·克里斯哈特，不是泛美公司航班案件的嫌疑犯；把贾布里作为最初嫌疑犯的考虑，也可能被排除，因为他的欧洲恐怖网有比较先进的爆炸装置，被德国人抓到了；所有这些爆炸装置，都使用测高仪，不是定时器。

这年夏天，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安曼对克里斯哈特进行刨根问底的查访中，他一再否认他同泛美公司航班的爆炸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很好的炸弹”，他说。“我从来没有制造过。”

由于排除了克里斯哈特和贾布里是嫌疑犯，负责解决对泛美航空公司犯罪问题的主要情报组织（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苏格兰警方和英国情报局），被迫放弃 15 个月精心构成的种种理论和他们最有希望的工作假设。他们重新研究了证据，留下了许多基本事实：这种简单的定时装置，装在一个不工作的收音机里，爆炸剂是一种称作 RDX 的塞姆泰克斯牌①弹性塑料炸药，炸弹的动力来源是两节 AA 电池，收音机是用在马耳他玛丽商店买来的衣服包住的。此外，是谁放的炸弹和为什么，仍然是未知数。

小铜片的发现，也破坏了关于贾布里的特工哈菲兹·达勒卡穆尼的详细情报的用途，此人的活动基地在欧洲。（这次爆炸事件以前，达勒卡穆尼对伊朗革命卫队驻黎巴嫩分队司令部的访问，无关紧要。）德国警察在诺伊斯

① 塞姆泰克斯（Semtex）是一种弹性塑料炸药的商标名称，简称 RDX。——译者

发现的爆炸物秘密贮藏处，同这次爆炸事件也没有任何联系。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特工们监视驻德美国人经常光顾的咖啡馆的情报，以及在法兰克福泛美航空公司柜台上拍下的照片，比最初看来，其重要性也似乎大为减色。

在 4 月份的发现以后，中央情报局的反恐怖中心的调查人员们认识到，

16 个月以来，他们的调查受到依然大可怀疑的许多前提的驱使。它们是：克里斯哈特以某种方式卷入了这一事件；侦破贾布里在欧洲的恐怖组织网，暗示他是这次阴谋的领导者；在幕后，总的是伊朗的一个起支配作用的策划者集团。一些中央情报局的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说，当其他证据倾向于减少贾布里的卷入时，中央情报局及其姊妹情报组织也可能更愿意将这次爆炸归咎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因为针对贾布里的证据压倒一切以致使每个人对指出其他方面问题的报告未能彻底追究到同样程度。特别是，他们轻视这样一种看法：其他恐怖主义分子，像利比亚的特工，同样有用行动反对美国的动机，就像贾布里、激进巴勒斯坦人的其他集团、叙利亚或伊朗那样。

反恐怖中心前官员文斯·坎尼斯特拉罗承认，泛美航空公司案件的调查人员“没有了解整个情况”，虽然他仍然为情报局的全面工作大力辩护。他说：“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和模型指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卷入这一事件”。“中央情报局并未忽视其他证据，但是一旦得出初步结论，就有一种轻视其他证据的倾向。这是一次非常紧张的调查，但是由于它的性质，为了支持更令人信服的其他报告，有些报告不得不给以较少的优先权。”

这种被歪曲的辩解，其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同样引用，它表明中央情报局很容易成为自己过去遗产的受害者。“我们在泛美航空公司这一案件上，过于着急”，一位反恐怖中心的退休官员承认说，“但是伊朗人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有充分理由对美国的航空公司进行报复。我们无意中击落了伊朗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他们自然要发誓报复”。在伊朗门丑闻中，美国同伊朗进行秘密交易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也非常渴望接受把爆炸的罪责钉在伊朗身上的结论。它很适合情报局在改变自身方法的承诺。由于犯了一次错误，中央情报局几乎就像是努力为自己过去的过失悔罪，将一度被认为是可能的朋友、忻谓的亲西方而且温的伊朗人，变成恐怖主义的野兽。

由于抛弃了自己以前的假设，反恐怖中心加速审查以前放弃的证据。一个有趣的线索，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打给罗马一家新闻社的匿名电话记要；此人声称，炸毁泛美公司 103 航班，是对 1986 年美国轰炸利比亚的报复。另一线索来自一份可疑的西德情报报告，是一份截获的利比亚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发给的黎波里利比亚对外联络处的消息全文。许多反恐怖主义中心的官员，早些时候已经放弃了这个报告，因为它似乎证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在“这次爆炸中无罪；这个报告还使德国人摆脱从德国监狱里释放一些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成员——包括克里斯哈特在内——的困境。由于这两个因素当时被低估，上述被截获的消息就增加了重要意义。这个消息说，“革命的祝贺，我们趁此机会希望你们‘赞美上帝’，我们已经为美国侵略中被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屠杀的烈士报了仇。坠毁的美国飞机上，包括一些离开法兰克福经伦敦去纽约的野蛮美国部队。以我本人的名义和我同伴的名义，向干这件事的英雄们表示祝贺。”

由于利比亚的可能联系受到新的注意，反恐怖中心的分析人员追踪了铜

片的来源（现在调查人员认定，它就是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片的一小部分），洛克比和华盛顿的炸弹专家重新草拟了炸弹的确切特征。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决定这块集成电路片同中央情报局或其他情报机关没收的其他炸弹会有什么可能的联系。当这一关键工作在 7 月初完成时，调查人员对于炸弹的来源仍然迷惑不解。这种炸弹的特征同巴勒斯坦外围集团以前使用的技术都不一致，同已知的任何主要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炸弹外形也不一致。

4 个月后，美国调查人员提出了这个迷团的实质部分，他们认出制造这种计算机集成电路片的是一家荷兰公司，它把这种电路片卖给一家用来生产定时器的瑞士公司。这家以苏黎世为基地的迈斯特尔—博利埃尔公司通称MEBOAG，将定时器卖给一家利比亚公司—ABH，该公司在苏黎世的办公处是从MEBOAG 公司租来的。利比亚军事指挥部和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同 MEBOAG 保持了密切的业务关系。1985 年，MEBOAG 将 20 件数控电子定时器样品MST-13型卖给利比亚政府一位高级官员伊兹尔·J·欣希里。这次交易是反恐怖主义中心发现的关于至今仍然神秘的电路片的第一个可靠的线索。

然而，这种炸弹的奥秘最终不是中央情报局的反恐怖专家，而是由苏格兰警方一位年轻法庭专家揭开的，这位专家基于直党的想法，要求看看 1988 年在西非没收的许多近似的定时器的特征。

泛美航空公司空难发生前 10 个月，两名利比亚情报官员在达喀尔走下非洲航空公司班机时，被塞内加尔当局拘留。这两名利比亚人后来被确认为穆罕默德·纳伊迪（化名穆罕默德·马丁祖克）和“曼苏尔·奥姆兰·萨贝”

（其真实姓名仍然未知），被怀疑卷入恐怖主义活动。中央情报局一位官员将这两人的名字同兰利编的所谓恐怖主义分子“监视名单”进行核对，认出了他们；他向塞内加尔人告密后，他们就被捕了。1986 年以来，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追踪这两个人，当时情报局揭露了一个利比亚支持的要在西非国家多哥炸毁美国驻洛美大使馆的阴谋；在这次未遂行动中被没收的以塞姆泰克斯牌 339 炸药为基础的炸药，是利比亚驻贝宁情报人员提供的；贝宁同卡扎菲关系密切。

在达喀尔逮捕利比亚人，最初等于一个次要的事件，在美国和利比亚之间不断进行的未经宣布的战争中，是一种小部队的行动。在此以前的 5 年多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作出更多的努力，收集关于卡扎菲在次撒哈拉穆斯林国家的情报策略的情报，而且小量地、但是有意义地渗入了利比亚的一些情报组织。西非被看作利比亚恐怖组织大有可为的地方，在大西洋东岸的一些国家，机场的安全工作马马虎虎，美国只是最近才开始训练反恐怖主义的单位。

塞内加尔官员检查利比亚人的提包时，发现了实质上是恐怖主义帮凶的丰富源泉：一支手枪和消音器、25 发子弹、19 磅塞姆泰克斯型的炸药，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10 个炸弹电子计时器。纳伊迪和“萨贝”被塞内加尔人拘留和

审间，但是 4 个月后，他们出乎意外地被释放了。他们立即去了的黎波里。国务院表示愤怒说：“我们对塞内加尔的行动极为失望，此事提出了关于该国对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承诺问题。”

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们后来得出的结论是：释放这两名利比亚人，是塞内加尔和利比亚达成包括恢复外交关系在内的秘密协议的结果（外交关系是8 年前断绝的）。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前官员补充说，这次交易涉及收买现在在普罗旺斯过着高尚生活的一位塞内加尔官员。“我们有这位受贿官员在法

国的照片”，这位前官员挖苦地说。“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怎样拿到钱的，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情。”

幸运的是，达喀尔的一位法国法官得到塞内加尔警官们的允许，在这两名利比亚人被释放以前，将他们手提箱内的东西拍了照片。在达喀尔机场没收的塞姆泰克斯牌炸药和定时装置的黑白照片，由这位法官交给法国情报组织（真实的炸药后来同定时装置一起，神秘地不见了。反恐怖中心一位前官员推测，所有这些证据最终可能回到了利比亚）。法国官员们后来又“非常秘密地”将这些照片给了表示感谢的美国人。中央情报局驻达喀尔的官员还偷拍了纳伊迪和“萨贝”在达喀尔狱中的照片，以及他们被送上飞往的黎波里的航班时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放进反恐怖中心关于利比亚在非洲活动的日益增多的档案里。

这两名利比亚人被释放 28 个月以后，这些法国人拍摄的利比亚人的塞姆泰克斯牌炸药和定时装置的照片，就被送到洛克比一位年轻的苏格兰法庭学专家的桌子上。调查人员将达喀尔的照片和从瑞士公司搞到的真正定时装置，以及根据在洛克比附近发现的集成电路片重做的定时器进行比较。

彼此完全契合。

法国人很快提供了这次爆炸事件中涉及利比亚的一件最后的和实质性的证据。1989 年 9 月 19 日—纳伊迪和“苏贝”释放一年后和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被炸毁 10 个月后，联合航空运输公司 772 航班飞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后，被一枚炸弹炸毁。和泛美 103 航班的情况一样，爆炸的破坏力将这架 DC

—10 客机的碎片撒在几百平方英里的地区里。这架班机最初从刚果布拉柴维尔起飞，是在经恩贾梅纳飞往巴黎的途中，原计划在马赛作中途停留。它是在进入大约 400 英里的航程在尼日尔南部荒无人烟的泰内雷沙漠上空炸毁

的。机上 171 名乘客全部丧生。

法国和美国的调查人员，用了 3 天时间才抵达爆炸现场，（美国派遣调查组去现场，因为这架客机是道格拉斯公司制造的。）航空安全专家们检查了烧黑的残骸后，几乎是立即得出的结论是：阴谋破坏造成了这次空难。几天以后，当局宣布，联合航空运输公司 772 航班是被恐怖主义分子用“洛克比式爆炸方法”炸毁的。法国调查人员说，他们从飞机的一个货舱里取出的物质上发现了塞姆泰克斯牌炸药的痕迹。法国官员们，像以前的美国那样，将这次事件最初归咎于伊朗；他们透露：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恐怖主义集团曾经警告说，法国是恐怖主义分子攻击的目标，因为它没有实现在 1988 年释放

人质谈判中所作的诺言。然而，正如泛美公司 103 航班案件的情况那样：法国官员们在收集了关于利比亚对这次袭击应负责任的惊人新情报以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将利比亚同联合航空运输公司和泛美航空公司的爆炸事件联系起来的证据，是 1990 年 3 月搞到的，当时法国当局在巴黎逮捕一名走私海洛因的刚果人，并且审问他同西非毒品走私网的关系。为了换取宽大的判决，这个毒品贩子向法国提供了炸毁联合航空运输公司 772 航班的线索。他揭露，炸毁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班机，是在布拉柴维尔代表利比亚人民局的刚果反对派领袖们的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小组织干的。这个告密者说，刚果的持不同政见者同秘密组织“马塔巴网络”接触后，在利比亚接受训练；“马塔巴网络”是利比亚外交副部长穆萨·库萨为罗致同情的非洲人而建立的一个组织。

这个告密者提出另外两名马塔巴在刚果的特务，他们都是恐怖主义集团

的成员；一个名叫伯纳德·杨加，后来关在布拉柴维尔的监狱里，另一个叫恩加让·里纳，关在扎伊尔金沙萨。法国官员审问杨加时，他口头提供了关于利比亚特务网络的许多详细情况，然后又提到恩加里纳有更可靠的情报。恩加里纳告诉法国人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他说，1988 年 9 月，他在的黎波里参加一个会议，会上利比亚高级官员们制订一项炸毁一架美国客机和一架法国客机的计划；泛美航空公司的 103 航班和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的 772 航班，就是指定的目标。恩加里纳提出穆萨·库萨和卡扎菲的妹夫、利比亚情报组织头子阿卜杜拉·塞努西；是这次会议的关键人物和这两次恐怖主义进攻的指挥。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利比亚人雇用的第三名刚果特务阿波洛奈列·马贾塔尼，把炸弹带到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的班机上，但是在爆炸以前，他在恩贾梅纳下了飞机。

法国和美国的情报官员后来估计，利比亚人把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的班机当作目标，是错误地认为，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的态度明确的领袖穆罕默德·穆加里埃弗在这趟航班上。穆加里埃弗是利比亚的前审计总长，是卡扎菲打击对象名单上的主要人物。

到 1990 年秋天，来自兰利和洛克比的调查人员已经解决了围绕炸毁泛美

公司 103 航班的多数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他们认为，班机是作为利比亚高级情报官员和卡扎菲政府的一些领导人物的一个阴谋的一部分而被炸毁的。炸弹本身藏在一个东芝牌收音机里，是用和 1988 年塞内加尔当局没收的相同类型的定时器引爆的。针对利比亚的证据，压倒一切，中央情报局调查人员在瑞士的定时器采购单上，发现纳伊迪的名字。这一证据很快就得到中央情报局搞到的惊人的新情报的支持——纳伊迪网络的一个成员在马耳他买过在洛克比现场散落的碎片中发现的那种衣服。唯一仍需回答的问题是，炸弹是怎样带上飞机的。中央情报局知道，是谁策划了这次进攻，但是还不知道是谁执行的。

调查泛美公司航班被炸事件，揭露了中央情报局处理的最复杂、最有迷惑力的恐怖主义的故事。要解开那些标志着追踪此案证据过程中几乎是难以相信的巧合事件，也许要用许多年的时间。例如，在利比亚特务在马耳他购买衣服的同时，解放巴勒斯但人民阵线总部的成员也在那里购买衣服。中央情报局难以对这种巧合作出解释，但是有些人推测，利比亚情报特务了解贾布里已经筹划的恐怖主义壮举，因此采取嫁祸于该组织的行动。其他一些人推测说，在这些爆炸事件中，利比亚人和贾布里通力合作。他们指出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在塞努西、穆萨和马塔巴网络为最后完成各自计划的检验而会晤的前三天，卡扎菲和贾布里于 9 月 3 日会面。另一个巧合事件曾有一个高潮，它涉及将泛美公司航班爆炸同以迅格达为基地的中东恐怖主义领袖阿布·易卜拉欣联系一起的证据，易卜拉欣的主要门徒穆罕默德。拉希德，仍关在雅典的监狱里。1989 年，法国调查人员在特内雷沙漠发现的提箱中的残余物，后来被证实为八十年代中期利比亚人从易卜拉欣处购买的五件这类装置之一，当时此人行动自由，没有受到限制。这种典型的拉希德式的装置，非常简单，就是把塞姆泰克斯牌炸药藏在衣箱的村里内。但是由于没有一点关于卡扎菲和易卡拉欣合作的证据。恐怖中心的官员们和反恐怖专家们都认为，这种联系难以相信。

就在洛克比空难发生后的几天，反恐怖中心的官员们的确估计，易卜拉欣无论如何同泛美公司航班爆炸有牵连，或者至少说，拉希德留下的恐怖网

能够放置炸药。到 1989 年 1 月，中央情报局编制一份可能有实现这种进攻手段和动机的嫌疑分子名单。名单包括易卡拉欣和同他有联系的恐怖主义分子，但是在反恐怖中心得出最过硬的证据指向贾市里的结论后，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的价值打了折扣。

1990 年秋天，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将洛克比附近发现的小铜片同在达喀

尔没收的定时装置对比以后的 18 个月，反恐怖中心的官员们审查了最初的嫌疑分子名单。这次筛选了少数对象，他们都和利比亚人有已知的联系。

这些筛选的对象之一，是利比亚的一名前外交官穆夫塔赫·阿卜杜勒瓦尼斯·阿卜巴尔，他也是一个出名的利比亚特工，并且同国际武器走私分子有联系。对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来说，问题在于阿卜巴尔是由情报局控制的一个利比亚反对派罗致的。

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穆夫塔赫·阿卜杜勒瓦尼斯·阿卜巴尔 1947 年 3

月 30 日出生于利比亚一个重要家族。不过，他后来的成功并非完全依靠他的家庭关系，因为在各个方面来看，他有才，苦干，英俊，高个子，善于处世，有创造性。1967 年，他支持卡扎菲反对伊德里斯国王的政变，很快成了新政府里一名重要人物。他是利比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开头的职业是一名陆军军官，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他辞了职，进入利比亚外交界，被派到马德里和日内瓦任职，他在这两个地方也许还是一名情报官员。阿卜巴尔成功地使自己的外交和情报职业变成一笔小小的财富。七十年代中期，他成了商人，在欧洲、加拿大和美国的门类繁多的企业中，投资几百万美元。到 1980 年，他已定居加拿大；这位有说服力、有绅士派头而且文雅的利比亚人，后来同温哥华的一位特别漂亮的名叫希瑟·古多尔的模特儿结了婚。

阿卜巴尔离开政府部门以后，显然从未断绝同卡扎菲的关系，尽管他后来宣称不是这样。相反，证据显示，为了执行特殊情报任务，他被故意调到利比亚的外交部门。在他成为商人以后，甚至还保留了这种关系。到 1985 年，在国际武器商人企图在卡扎菲和苏联之间达成一项秘密交易时，他在德国和日内瓦名噪一时。“我们都知道阿卜巴尔打算做什么”，一位武器商人回忆说。“他在德国期间，潜心于通过各种正面的公司将苏联的地对空导弹系统运到的黎波里。我在曼努切尔·戈尔巴尔法尔公司看见过他。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是好朋友。但是我认为穆夫塔赫是个真正可恶的家伙，所以我没有真正同他接近。”

阿卜巴尔也受到美国情报官员们的注意，当他开始被加拿大接纳时，他们从八十年代初对他进行跟踪。后来，在伊朗门事件在 1986 年公开以后，按照一位前情报官员的说法，联邦调查局派出一个调查组在好几个场合就一些仍然保密的项目向他提问。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也就他在加拿大的企业交易情况对他进行了审问。这些交易包括同厄尼·米勒、唐纳德·福蒂埃、阿德南·哈肖吉等人的联合，所有这些人在一个时期或另一个时期，都同伊朗门事件的某些方面有牵连。在另一方面，阿卜巴尔是富有的，他在多伦多买了座庭院式公寓，有三辆罗尔斯—罗伊斯牌轿车，并且在瑞士信贷银行有存款。美国驻多伦多大使馆的一份机密报告，对于有关他的活动的种种疑问作出判断。报告说：“毫无疑问，阿卜巴尔可能是为利比亚政府进行某种武器交易。” 他的财富的数量产生这样的可能：完全是利比亚政府的资金被阿卜巴尔用作同西方企业界进行交易的‘幌子’。”

阿卜巴尔的难以捉摸的企业交易，使他同一大批大小企业建立了联系。

在一些公司里，他成了一名主要官员，而且同一些进行可疑的国际交易的银行家相处友好。在 1982 年，这些银行之一的泛美国家银行的一位官员，为了

一笔能弥补该行亏损的 50 万美元的贷款，据说同他进行过接洽。阿卜巴尔同意给该银行这笔贷款，除非他能利用泛美国家银行的关系得到一份美国护照

——后来他用过的一些伪造的美国文件，几个月前被美国驻加拿大的官员没收了。协议是在波多黎各护照处通过同银行的接触达成的。1982 年末，阿卜巴尔伪装为斯帕赖提克公司工作的商人而得到护照，该公司是设在新泽西州的一家国防工程承包商。1983 年，泛美银行破产。

这个护照方案注定失败。不仅是美国法律的实施和情报官员对阿卜巴尔活动的追踪，而且联邦调查人员还对他付给泛美银行的贷款追根究底。1986 年，阿卜巴尔被指控为骗取美国护照。波多黎各的一位法官，接着发出了对他的逮捕令。

有理由相信，早在波多黎各的起诉尚未确定以前，中央情报局就把阿卜巴尔当作罗致的目标。情报局非常了解他同弗雷泽、米勒、哈肖吉的联系，以及假如他进入美国很容易被捕的情况。一个调查报告指出，国务院要求帮助阿卜巴尔解决他的问题作为使他进入美国的一种方法。1988 年 10 月 4 日，他开始从蒙特利尔去纽约的私人旅行，当他在拉瓜迪亚机场下飞机时，美国官员们在等候迎接他。

阿卜巴尔被美国海关官员逮捕，指控他有一份骗来的护照，命令他到波多黎各法庭接受审讯。然而在纽约，他的律师要求付 50 万美元保证金将他释放。他被允许迁往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开始住在一座宏大的饭店里。不到一个月，他要求允许他去华盛顿郊区的斯普林菲尔德（弗吉尼亚州）旅行。

1988 年 11 月末，阿卜巴尔到了弗吉尼亚。情报官员说，他在那里会见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北美首领阿里·阿布扎阿库克；这个组织是穆罕默德·穆加里埃弗领导的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外国集团，其军事组织当时是在乍得内部从事反对卡扎菲的秘密战争。根据情报人士的消息，阿卜巴尔告诉阿布扎阿库克说，他同美国当局有些纠纷，他要为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作些贡献。阿布扎阿库克带领阿卜扎尔会见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们试图说服他为他们工作。这次会见的结果从未正式透露，但是阿卜巴尔后来的行动提供了发生什么事情的线索。

阿卜巴尔访问弗吉尼亚后，回到波多黎各，承认指控他骗取护照的罪行。他还向法庭提供大量口供。他声称，他已脱离利比亚革命，讨厌卡扎菲，而且要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家。他把自己描写为一名简单的商人，要求给他机会证明他会是一名好公民。这次答辩之后，受理此案的法官由于原告显然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提供针对阿卜巴尔的情况而大为吃惊。法官没有办法，只能对阿卜巴尔从轻判决：一千美元罚金和缓刑一年。他并未被驱逐出境，对于所有被指控犯有重罪的人们来说，这次判决是最轻的。不论出于什么原因，美国政府对起诉阿卜巴尔简直是不感兴趣。

阿卜巴尔交付保证金获释后，又向法庭提出请求，这次是要求批准他去英国旅行。他的申请获准，这位利比亚人在 12 月的第二个星期的某个时候离开了迈阿密。

他立即无影无踪。

一星期后，12 月 21 日那天，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从空中坠毁。

在洛克比爆炸案中，阿卜巴尔是最初的嫌疑犯之一。他的名字出现在把

他和穆罕默德·拉希德的欧洲网络连在一起的两份情报文件上；一位反恐怖主义专家说，他是“一名拉希德的副手”。阿卜巴尔的情况同情报局对于它所寻找的爆炸者的描述很相称：他是一个知名的武器交易商，很了解卡扎菲内部圈子的情况，并且仍然被怀疑为忠于卡扎菲的分子。

尽管中央情报局愿意相信阿卜巴尔最后而且绝对地撤回了对卡扎菲的忠诚的故事，其他情报组织并非如此。英国情报局特别怀疑他，该局的反恐怖官员，由于中央情报局决定利用他作特工而感到愤怒。所以，他于 12 月到达伦敦时，就受到严密的监视。一项未经证实的谣传声称，他曾被愤怒的英国情报处官员暂时拘留在希思罗机场，并且询问了他在伦敦停留的计划。此后发生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因为阿卜巴尔能够摆脱英国人的临视。

英国官员有充分理由对中央情报局要允许阿卜巴尔不受干扰地来到英国的请求表示憎恶。他们知道他是利比亚人民局驻伦敦的一个前外交官，和一名臭名昭著的武器交易商，他常常把马耳他作为他经常去的黎波时的中转点。在英国人当中，几乎没有人怀疑他利用美国人以逃脱能将他长期监禁的严重犯罪指控。拒绝告发他，被看作在一个短期间题上收集情报的可鄙的方法（英国人认为，罗致阿卜巴尔是为了得到拉巴特工厂的内部情况）。这种事不值得下这样的赌注：英国人深信，阿卜巴尔是卡扎菲雇用的人。

英国人非常坚定地抱着这种信念，以致英国情报官员在泛美公司航班爆炸后，非常愿意散布后来证明不实的关于阿卜巴尔行动的那些谣言。例如，英国情报人士的消息说，在这次爆炸以前，阿卜巴尔和他的加拿大妻子曾去马耳他旅行，有入看到他们在玛丽商店购买衣服——从反恐怖中心的官员后来揭露的证据来看，这种说法似乎是可疑的。“英国人发明了这场游戏，而且要永远玩下去”，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说。换句话说，假如英国人关于阿卜巴尔的说法是真的，那么美国的主要情报机关会同自己国家的航班爆炸有牵连。毫不奇怪，反恐怖中心并未找到这些英国谣言所暗示的爆炸者。美国人毕竟是永远不要找到他；这会是非常令人难堪的事情。

英国情报官员还断言，阿卜巴尔和他的妻子，就是英国度假者克里斯廷·米德尔顿和杰弗里·米德尔顿在马耳他斯利马发现的那对夫妇，他们将当地饭店出现的一个神秘事件告诉了调查人员。按照米德尔顿的说法，一对和阿卜巴尔及其妻子的基本容貌、特征相似的夫妇，走进露天咖啡馆，恳请计划离开该岛的顾客将一个手提箱带回伦敦。这对夫妇声称，箱子里装的是给孩子们的玩具。一个朋友被认为是替他们携带了这个手提箱，但是他离开马耳他时并没有把它带走。这对夫妇向三个有可能携带手提箱的旅行者提出过请求，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洛克比调查人员后来对米德尔顿所说的故事情节跟踪了解，但是从未给以足够的重视。虽然说这个插曲能够证明阿卜巴尔及其妻子同爆炸有牵连的说法似乎是可能的，但是只是核对一下日期，就会对其确实性产生怀疑。反恐怖中心断定，在那个可疑的具体的一天，阿卜巴尔不在马耳他，所以他简直不可能是米德尔顿夫妇认出的那个人。

然而反恐怖中心的官员们仍然怀疑阿卜巴尔，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他在 12

月 9 日到达伦敦后一直到 12 月 21 日这些天他在何处。他也是反恐怖中心的目标，因为他的兄弟是利比亚阿拉伯航空公司由的黎波里飞往马耳他的航班驾驶员，并且被怀疑是个特工。199Q 年 11 月，在计算机集成电路片被发现和认定利比亚是这爆炸的一个可能的嫌疑犯之后，反恐怖中心的官员们带着几件最近的证据和关于阿卜巴尔身体特征的详细说明，访问了马耳他的托

尼·戈西。戈西认定他就是 1988 年 12 月在他的商店里买衣服的那个人。但是根据消息灵通的情报官员的说法，这种确认只是暂时的，它只是根据口头的描述，不是根据实际的照片。第二次访问时，情报官员交给戈西一张由联合的情报机关提供的阿卜巴尔的照片。戈西再次认为，中央情报局已经找到了在他商店买衣服的那个人，不过他仍然坚持说，他不是绝对地肯定。他说他需要看更多的东西。情报官员们说，最后戈西拒绝提供调查人员需要的确信无疑的看法。他说，阿卜巴尔比买衣服的那个人高得多。他简直不是那个人。

戈西终于认出另一个利比亚人阿卜德勒·巴西特是买衣服的那个人，这种衣服是在洛克比未经认出的提包里发现的。苏格兰的、英国的和美国的调查人员，把巴西特同利比亚航空公司的一名雇员拉门，弗希马赫联系起来。1988 年 12 月 7 日，巴西特和弗希马赫从的黎波里乘飞机到达马耳他。巴西

特然后飞往苏黎世。后来他们俩人都回到利比亚。两星期后，他们于 12 月

20 日又飞回马耳他，弗希马赫在该地将藏有炸弹、系有偷来的航空公司标签的棕色手提箱，装上马耳他航空公司飞往法兰克福的 KM—180 航班。

穆夫塔赫·阿卜杜勒瓦尼斯·阿卜巴尔，目前往在伦敦附近一度属于通俗歌星托姆·琼斯的一座富丽堂皇的房子里，过着奢华的安静生活。他告诉记者们，说他同炸毁波音 747 客机有联系的种种说法，都是“荒谬可笑的”。

兰利的官员们拒绝谈论有关泛美公司 103 航班事件的调查记录，而且认为一切问题都起源于协调反恐怖中心调查工作的联邦调查局华盛顿现场调查办公室。偶然泄露给新闻界有关这次调查的一些情况，为中央情报局可能掩盖在泛美公司悲剧中某些难以解释的作用的猜测火上加油。同中央情报局合作、向它提供关于阿卜巴尔情报的外国情报官员们，依然相信该局罗致的这个利比亚人用仍然未知的某些方法帮助策划了这一悲剧。尽管迷雾笼罩了这一事件以及国际上对其动机的猜测，利比亚应对杀害 270 人负责，是毫无疑问的。

在法国，一位地方法官指控 4 名利比亚人，包括穆罕默德·纳伊迪在内，

卷入炸毁联合航空运输公司 772 航班事件。这位法官还决定是否对那些证据

明确指出，可能对策划炸毁泛美公司 103 航班的罪行负责的利比亚人提出控告，他们包括纳伊迪、阿卜德勒·巴西特、拉门·弗希马赫、塞努西，也许还有穆萨·库萨。人们没有料到，卡扎菲的名字将被写在任何一份起诉书中。阿卜巴尔是否作为庞大的阴谋分子网络的一部分将受牵连，也还没有作出决定。唯一肯定无疑的事情，就像泛美航空公司和它的主要调查人员宣称的那样，在英美航空史上这一极为恶劣的罪行，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是涉及中央情报局—德意志石油公司精心设计圈套的一个奇特阴谋的一部分。

到 1990 年初秋，炸毁泛美公司 103 航班的秘密终于揭开了。正如萨勒曼·拉什迪所说那样，它就像“一个没有胚芽的种子荚，一个产生神秘的鸡蛋。”正如国际上对利比亚的谴责不断增加那样，调查人员在悲剧的日子里得出的初步结论，仍然是最令人信服的。杀害 270 名男、女、儿童，是一种穷凶极恶的复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