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魔术师的门徒12

地震

库尔特·缪斯从巴拿马监狱里救出来的第二天，罗马尼亚军队对布加勒斯特的示威群众开了枪。48 小时后，由于站在人民一边的罗马尼亚陆军同共产党的秘密警察（Securitate）进行一连串的激烈枪战，这个国家已处于内战的边缘。不到 3 天问题就解决了。1989 年圣诞节那天，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草草受审，被行刑队处决。一个允诺实行基本自由和民主选举的新政府掌了权。这是在发生革命的一年里最后一次和流血最多的革命。1989 年 1 月，也就是处决齐奥塞斯库的 11 个月以前，匈牙利政府签订一项承认公民有出国旅行权利的人权协议。5 天后，波兰宣布它将使团结工会运动合法化。然而，2 月份，在捷克斯洛伐克逮捕 800 名人权积极分子时，苏联集团的改革行动暂时受阻。尽管有这种预谋的镇压，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抗议浪潮在其后的几个月里还是不断高涨。

5 月，匈牙利开放了同奥地利的边界，该国共产党领袖亚诺什·卡达尔被迫退休。6 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东欧举行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团结工会候选人赢得了波兰新参议院 100 个席位的 99 席和众议院的全部席位。在罗马尼亚，对少数民族匈牙利人的镇压，引发了对齐奥塞斯库政权的首次公开挑战。在东欧控制得最严的共产党国家东德，也感觉到了改革的浪潮。许许多多的东德人前往匈牙利，然后去自由奥地利。这幕具有历史意义的戏剧的最后一幕开始，是在柏林，时间是 10 月 7 日，当时米哈伊尔·戈尔

巴乔夫通知东德领导人，苏联不再支持它的华沙条约的盟国。其后的 90 多天，由于苏联在欧洲的帝国以惊人速度的瓦解，整个世界为之愕然。

欧洲旧秩序的结束，在中央情报局苏联问题分析家当中闪现出一个自我责备、再次猜测和自我怀疑的时期。他们非常明白，他们完全没有预料戈尔巴乔夫的惊人退却：事实上，中央情报局的情报部在戈尔巴乔大担任苏联首脑的 4 年多时间里，工作是完全失败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简直是没有想到那时的苏联处于一场主要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的边缘。对于一个花费百分之五十的财力试图分辨苏联领导人意图的机构来说，40 多年花费了几百亿美元，其失败之惨难以置信。苏联分析室的工作尤其不能原谅；它的情报评估严重低估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力量和苏联社会的健康力量。对中央情报局的失败直言无讳的批评者——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说它的工作是“可耻的”。

罗马尼亚警察国家的崩溃，成了情报工作失败的象征。在此以前的 10 年里，中央情报局为了搞出对付华沙条约的技术的美国反措施，从齐奥塞斯库兄弟们那里买到了“无法估价”的苏联军事秘密，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秘密进行的和极其成功的隐蔽行动，而且是一种使中央情报局有效地渗入齐奥塞斯库重要的情报部门的行动。兰利应当能够监视终于淹没布加勒斯待政权的不满的骚乱，但是并非如此。罗马尼亚革命的迅速而惊人的成功，对中央情报局来说异常震惊。在处决齐奥塞斯库的前一个月，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并未发出齐奥塞斯库的生命有可能受到危害的警告。他们简直没有想到，早些时候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情况，也会在罗马尼亚出现。情报部关于罗马尼亚革命的许多看法，实际上似乎受到反对齐奥塞斯库有可能被

推翻的一种先入之见的影响。它就像是这些事件完全出乎中央情报局的理解。

情报机关在这一年发生的所有革命问题上的严重失败，令人在思想上感到震惊，而中央情报局的反应却相去甚远。蛛丝马迹满是编成的统计数字，是要表明这样的革命是不可能的。例如 1986 年，中央情报局估计，东德的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西德多 220 美元。在它研究其他华沙条约国家的情况时，

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且后来在研究苏联时重复了这种错误；中央情报局 40 年来对苏联的经济增长率的描写，一直使用持续增长的字眼。例如艾伦·杜勒斯在 1959 年告诉国会说，苏联工业增长的持续增长率意味着苏联经济同美国经济的差距到七十年代初将会“危险地缩小”。这种说法荒唐可笑，但是依然没有对它提出疑问。中央情报局后来预测，苏联的经济力量到七十年代末将是美国的三分之二；事实上，连三分之一都不到。中央情报局为这些估计一直辩护到今天。情报局的官员们公开坚持说，他们始终是正确的；他们宣称，他们看出苏联正在走向崩溃，而且就是这样说的。情报部苏联分析室主任乔治·科尔特，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首席辩护士。1990 年，他告诉国会说：“我打算为你们审查我们的方法论⋯⋯”，“并且引用以前的公开证词

——我相信将会表明，我们关于苏联经济的描述在时间和预测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

科尔特详细解释了中央情报局怎样根据一个比较许多国家经济状况的复杂公式，运用自己的方法估计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他的解释是彻头彻尾的混乱。一位经济学家后来把这种解释说成“骗术”，因为情报局的分析人员把他们的方法叫作苏联价格分析模式。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为这种混乱作了更好的解释，他说该局经常评估错误的事情。“国民生产总值只是计算苏联人生产多少废品。事实是，这种废品是一种质的评估。”但是这是不合理的，科尔特为此所作的辩护也不能解释情报局怎样会有这样的错误。兰利关于苏联经济力量的估计，使那些深受尊重的美国经济学家（他们并未给中央情报局工作）感到困惑，他们是这样说的。批评不起作用。情报局就是不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而且是个不小的错误。这是个非同小可的错误，根据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说法，它可以同经济学家们未能预测大萧条的错误相提并论。更有甚者，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说，情报局未能充分评估苏联的经济力量（不可避免的崩溃），也许是自从珍珠港遭轰炸以来，美国情报工作最大的失败。

前中央情报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后来写道：“我们不应掩饰为预测苏联危机的大小而造成的巨大失败。”然而这确实是发生过的事情。中央情报局在一项早期的研究中说，苏联的经济产品到 1993 年将超过美国的生产量

——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计算方法，因为到 1991 年苏联是否会维持这么久，成了公开的疑问。比较适当的解释是，中央情报局毕竟没有真正犯过错误。四十年代末，美国政府得出苏联是美国利益的严重威胁的结论以后，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除了作出这样的分析外，没有选择余地。毫不奇怪，情报局关于 1989 至 1990 年发生的那些革命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使 40 年的工作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分析家们不去冒对自己不信任的风险，而是决定根据韦伯斯特的准确预测，说苏联将大量削减军事开支。1990 年的事件证明韦伯斯特是正确的，但是在中央情报局预测戈尔巴乔夫帝国解体的失败的瓦砾堆里，这似乎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正如特纳后来言简意赅地写道：中央情报局

“差一英里的距离没有赶上”。

情报部的分析人员怎能会这样粗心地误解标志着冷战结束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呢？至少部分答案在于八十年代震动中央情报局的一连串事件和这些事件对情报局分析人员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所产生的重大影响。9 年间

（1981 年初至 1989 年 12 月），情报部遭受了智囊人物的严重流失，人材枯竭如此严重，使许多关键部门没有足够的、有经验的分析人员提供可信的评估。即使在韦伯斯特任职的年代，情报局也难以吸引那些在传统上担任最重要的分析职务的专家。

在中层分析人员当中，对八十年代的危机感触最深。他们认为，他们很少有机会能使自己的主张为情报局的高级负责人所接受。危机形成了喇叭口形的曲线：八十年代初，凯西来到以后，情报部的权力首先得到加强，并且增加了踏实的专家。但是，这些专家和他们的许多老资格的顾问，后来由于厌恶伊朗门丑闻而辞职了。随着 10 年时间的消逝，辞职增多了：在 1984 年

至 1987 年末，苏联分析室的全部分析人员，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人离开厂中央情报局。这个数字代表情报局的专业能力在逐渐消失。前分析人员约翰·金特里证实，“在凯西任期结束时，减员数字很高。”“在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你有一种明确的培育愿望去服务，这在高级职务方面已有显著的变化。我们损失太大了。”

虽然韦伯斯特、克尔、赫尔杰森以及许多其他高级官员试图遏制退休、调动工作和辞职的洪流，但是在凯西死后的两牢里没有任何变化。情报部提供有意义的和抓住要害的情报报告能力，近乎全面崩溃，以及它未能吸引并挽留专心致志和训练有素的专业分析人员、使那些留下来的老资格的分析人员深为烦恼。这尤其难以解释为什么这种大量的人员出走竟然发生在前几年曾经接受国会大量恩施的机构里。这也不能把大量的人员出走仅仅归咎于伊朗门事件的困扰；其他丑闻曾经震撼过情报局，但是没有一件曾经引起过这一种人员的大批离去。

一直不断分裂的真正原因，很少为人所知，剧烈争牛的争论在海外情报处内部令人烦恼。在某些方面，这种斗争比兰利大楼里曾经发生的任何争执更为重要。它触及中央情报局承诺提供不受政治考虑玷污的客观情报评估的核心问题。按照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博比·雷·英曼的说法，斗争集中苏联分析室内部的为数不多的分析人员身上，那里的专家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有些人认为苏联没有能力维持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另一部分人却认为，苏联人是反对变革的帝国主义者。

按照英曼的说法，这种自己家里的情报战由于 1975 年 4 月美国从南越的屈辱性撤退而首次爆发。这次撤退有效地破坏了中央情报局的有关美国威信的先入之见，而且，也许永远粉碎了该局雇员的基本信念；用分析人员托马斯·巴斯代尔的刻薄说法，美国领导人们“有一批激发其他国家积极性的精明机警的力量，而且以其精神的、军事的和经济的资源细心地混为一体的办法对付这些力量”。正如英曼所说那样，如果说西贡的陷落“像一次地震”，那么，以后 15 年里在情报部内部的斗争，就是它的余震。

梅尔·古德曼是一位固执己见、有时说话大嗓门儿的人，但是他仍然是一位出色的苏联问题专家。他 1966 年加入中央情报局，立即分配到当前情报室任初级分析员。古德曼在任职初期就被挑选为情报局最有希望的苏联学家之一，准备很快提升。他来到兰利不久，就分配他在中央情报局最有威望的

苏联对外政策处任职。其后 20 年，古德曼作为苏联对外政策和第三世界关系专家，“在情报部担任了每一项重大分析和管理方面的职务。”他终于升任苏联分析室的一位科长——这一工作对他长期献身于情报社会来说，被认为是一种很相称的成就。人们认为，古德曼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中央情报局情报队伍的首脑；有些同僚希望，他也许会被选作第一个来自情报部的中央情报局长。他是一个热情而有天赋的人，有一双洞察事物的眼睛，保持了对中央情报局理想的热情承诺。

古德曼是非常称职的：他上班时间长；他的论文始终如一，“简洁、善于说理而且富于洞察力”，而他对苏联对外政策的了解，被认为是情报局的任何其他专家都不能相比的。他把锻炼秘密行动官员对克格勃和苏军情报局的行业技术的了解，作为自己的责任；他认为，将来总会有用处的。他成了情报部的关于苏联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非正式的专家。有一次，他甚至做了行动部了解苏联情报组织行业技术的过滤器。在一位同僚回忆起的一个难忘的事件中，古德曼驳回了行动部的一项报告，因为它同自己关于苏联内部安全体系实际运作方法的结论是矛盾的。在一个项目上，他提醒行动官员们，对克格勃行业技术的研究，也许花费大量时间，但是这对掌握这种技术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直率的说法，出自另外任何人之口，也许成为侮辱，但是对于古德曼来说，仅仅是事实的说明。

苏联对外政策处以它的关于苏联政策的论文常有争论，以及它的关于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扩张的尖锐而高明的辩论而出名。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同僚解释说，整个七十年代，古德曼作为一名非常有才华和知识超群的分析人员而树立了名声。”他由于对克里姆林宫发生的事情有先见之明而使自己出了名。”例如他写的关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物的研究论文，简直是令人眼花缭乱；情报部利用这些论文编成了极为详细的人物传记。古德曼关于苏联对亚、非、拉新兴国家看法的令人佩服的判断，也赢得了拥护者。他年纪轻轻就被情报局当作共产党在第三世界搞阴谋问题的常任专家，局里的领导人向他请教。考虑到在苏联问题专家当中紧密抱团、过热竞争的情况，古德曼得到的美誉就非同一般了。苏联分析室的老手们是不容易给予称赞的。

对苏联的分析机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中央情报局的大人物们白手起家创立的。这些创业者在七十年代成了初级分析人员的良师；他们是由情报局有争议的国家评估室主任舍曼·肯特领导的。阿博特·史密斯是他的继承人，还有卢埃林·汤普森大使和一度当作中央情报局长候选人的威廉·海兰等人。这老一代的情报分析家，严格遵守正直原则，而且坚决相信国家的未来有赖于自己的忠诚。肯特对古德曼有特别深刻的影响。正是像肯特和汤普森这样的人，在华盛顿决策人物当中树立了情报局的信誉，而且是因为他们，中央情报局的苏联问题专家们知道他们的意见在政府的一些委员会里是举足轻重的。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传统是根据舍曼·肯特的竞争观点的哲学，于五十年代建立的。肯特决定，中央情报局需要三个独立的情报分支，各自拿出自己的成果，代替一个包罗一切的研究机构，就像情报部 1975 年以后的那种情况。没有一个官员被赋于提供政治情报的全面责任。这种机构鼓励不同意见；有些人认为，这实际上使中央情报局免受以麦卡锡时代为特征的种种迫害所造成的破坏。“我们基本上是不能批评的”，一位退休的分析人员解释说， “因为没有人能够宣称我们是一个派别。有时候，我们就一些最简单的问题

无休止地争论。我们提出过分歧的看法。这是一个广为公开的过程。”

到六十年代中期，肯特的三个机构——国家评估室、高级研究班子和当前情报室——组成了中央情报局的大脑。任何提出独特的透彻见解的人，都受到尊重，有时甚至把他看作名人。对古德曼来说，就是这种方法使他得到高级官员们对他的工作的日益尊重。他们赞赏他的能力，容忍他的智力上的怪癖，以及有时候在绝大多数的不同意见面前他那种坚持一种立场的令人不愉快的习惯。对他的同事们来说，同样明显的是，他是有高度原则性的，而且要求扎实的、有根有据的资料支持任何主张。

古德曼进入中央情报局，比另一个新面孔的苏联分析人员罗伯特·盖茨从威廉与玛丽学院毕业后来到中央情报局的时间早几个月。两个人成了朋友，形同手足。他们都要使中央情报局得到发展；他们对对外政策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涉及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但是，他们俩人终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古德曼留在情报局，走上直线的职业道路，通过各种工资级别往上爬，职位和任务不断上升、增多。另一方面，盖茨却离开了情报局，终于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助理，在那里他遇到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西贡的陷落对古德曼和盖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古德曼来说，美国在越南的冒险是一幕人类的悲剧，一场对外政策的灾难。他认为，美国未能理解越南人民的抱负，他因此深受影响。他深信，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激发了越南革命。他争辩

说，这场战争不是苏联寻求世界统治的一部分。

盖茨持不同看法：他相信苏联的扩张政策推动了越南革命；苏联就是越南武器的主要供应国。他的论点以不容争辩的证据为根据：因为苏联支持了北越，美国才被迫支持南越。

分歧反映了：在中央情报局内，对苏联政府促进和资助第三世界反美革命的能力存在深刻的分歧。一群人由日益固执己见的古德曼领导，相情苏联无能力支持并维持一项在第三世界进行扩的政策。反对的一群人的智能宗师是盖茨，他们相信，美国从越南的屈辱性撤退，给苏联人以空前的机会去利用美国的弱点。这种看法建立在这种充分证实的信条上：美国的力量遏止了共产主义的侵略，而美国的军事上的软弱鼓励了苏联的扩张。

在西贡陷落后的几年里，一连串摇动不停的余震，冲击了整个情报部门。美国从东南亚撤退不到一年，发生了第一个事件，当时安哥拉爆发了内战。关于苏联在南非的图谋性质的争论，使情报部丧失了为礼仪和学术上的准备而很好建立的信誉。当福特政府决定中央情报局应当悄悄运送武器支持安哥拉反政府力量处于萌芽状态的斗争时，这仲争论加深了。国会由于担心美国进一步卷入一项正在失去的事业，而且关注美国经济的衰落，阻止总统不去促进这场秘密战争，停止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

中央情报局内部关于美国在安哥拉的作用的辩论，由于古德曼和盖茨成了对立观点的倡寻者而更加充满怨恨。日益明显的是，标志着情报部和行动部早期存在不同意见的激进派对缓和派的分歧，现在使苏联分析人员产生不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教条，正受到由古德曼领导、虽小但是音调很高的集团的攻击。古德曼对苏联为了扩张而支持海外冒险的能力提出质疑。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甚至指出，当时在苏联政府内部发生了关于安哥拉的辩论；那里的改革集团争辩说，苏联再不能负担这种大规模的对外干涉了。当苏联人决定用古巴军队作为他们在安哥拉的替罪羊时，这种观点得到更多的

支持者。人们认为，这是莫斯科的冒险者和毁谤他们的人们达成妥协的证明。盖茨和他的支持者认为，这种观点对苏联人有利；克里姆林宫不过是要中央情报局相信苏联逐渐衰弱。

由安哥拉行动引起的不信任，开始扩大到情报部关于苏联意图的每一次辩论中。分析人员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裂，是根据派别界线发生的，现在比以往更怀恶意、更具讽刺意味。简单地说，各派的主要人物就是互相激烈争吵，互相不同意，互相提出学术上论据，这是情报部辩论的传统特征，却为一种接近意识形态狂热的、空前的政治热情所代替。这些苏联分析人员知道，他们支持的立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会有深刻的影响。有些人深信，国家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的结论。

由于入侵阿富汗，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在 1979 年尖锐化了；这似乎支持了强硬路线的立场：苏联扩张主义就是美国软弱的自然产物。这不是个恢复为人怀疑的分析判断问题，情报部对美国冷战信条的承诺，在该部内部大多数分析人员当中，仍然起着支配作用。但是对苏联的分析已经经历一场革命性变化，主要因为古德曼和他周围的那些苏联问题专家，对中央情报局的想法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把苏联看作一个处于危机之中的社会，在忠诚上存在分裂，其未来难以捉摸。共产党官僚机构上层的错误路线明显可见，那里有个改革者集团，直言无讳，反对领导层对世界革命作意识形态的承诺。

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道格拉斯·麦凯钦，在情报局工作的 24 年里，曾做过一些特殊研究工作。他回忆说，一个克格勃变节分子向美国提供的关于入侵阿富汗的情报，支持古德曼的总的主张。麦凯钦又回忆说：“八十年代末，我有机会阅读关于询问那位苏联官员的草稿，他是我们已有的最高级的克格勃变节者，在入侵阿富汗以前，他议论过苏联内部的辩论。克格勃反对入侵，外交部也反对。他还提供了这两方面的论据。这些论据的确就是我们的论据，说出了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干。‘但是’，他说‘那些中央委员会的粗暴的家伙、那些理论家，他们胜利了’。”

古德曼和其他苏联问题专家认为，他们编辑的苏联帝国经济资料支持他们的看法。这一点是古德曼的信徒之一珍尼弗·格劳德曼斯许多年后在国会作证过程中提出来的。“苏联自己深知，他们再也不能支撑自己帝国的重担了”，她说。“他们了解自身的弱点和易受攻击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产生了新的想法。正如‘公开性’证明的那样，苏联人认为他们的大部分对外政策彻底失败，得不偿失。在欧洲部署 SS—20 导弹，入侵阿富汗以及资助第三世界其他一些名声狼藉的政权，这些决定受到传播媒介和议会的公开批评。”

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辩论在 1980 年 11 月转变了，部分原因是，他允诺恢复已经削弱的国家安全状况。他深信，苏联是个决心统治全世界的邪恶帝国，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内部的变化。他认为，苏联是铁板一块，政府没有辩论，残酷镇压持异议者，而且调动大量资财同美国进行最后的、像世界末日般的对抗。一个主张加强防务的虔诚集团加强了他的看法，这个集团的人以对苏联的意图持强硬态度而著名。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保罗·尼采，此人曾是估计 1976 年后苏联军事开支的 B 大组的组长。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在建立一种军事机器，决心发展能够毁灭美国的第一次打击的核力量。尼采的观点受到数目不断增多的苏联分析人员的激烈反对。

提出中央情报局未来问题的里根过渡班子特别委员会，包括当前危机委

员会的成员一来自 B 大组一和保守的麦迪逊集团的成员（所以这样命名，由于这个集团的开会地点是华盛顿麦迪逊饭店）。尼采虽然是这些反对情报局的保守派的前首领，实际的过渡机构都落到爱德华·岁尼中将的手中；罗尼因抗议卡特政府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中立场温和而从陆军中辞职。这些围绕古德曼形成集团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相信罗尼会做他能够做的任何事情，减弱他们关于评估过程的各种论据所产生的影响。也被看作反对中央情报局的罗尼的同伙，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3 名保守委员：安杰洛·科德维尔、马克·施奈德和肯尼思·德格拉芬赖德。尤其是利德维尔，他被选作“怀恨情报局的人”，他会“做出任何能使我们意见不和的事情”。

里根过渡班子最后报告的公开声明，在自由一温和派的苏联分析人员当中，引发了深刻的故意和清洗非正式的古德曼核心人物的恐惧。“总的看来，美国安全遇到的基本问题，是中央情报局的当前危险状况和国家情报搜集的危险状况。美国情报搜集失败的要害在于防务计划的失误，外交政策摇摆不定，指导错误，自相矛盾的是，该报告批评中央情报局“政治化”，并且拒绝中央情报局提供客观情报的论据，说这是“道地的废话”。被选作特别斥责对象的，是情报局的法律顾问弗雷德·希茨，他由于企图使国会批准卡特政府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协议所起的作用而受到猛烈的抨击。该报告说，希茨应当免职。

该报告断言，在卡特执政的岁月，中央情报局有 12 项失败，大多数涉及过低估计苏联的威胁。这些项目包括：“令人沮丧地未能”预告苏联建立了大规模战略武器；“未能预测”苏联弹道导弹的准确性已经改进；“完全未能”了解或者反对苏联的宣传；“总的来说未能解释”苏联常规武器系统的各种特征；总之，里根的过渡班子指责中央情报局成了一帮自由主义者的俘虏，这些人一贯低估苏联统治全世界的承诺。情报局是个僵化的、官僚主义的、非美的机构。“这些失败是如此巨大”，该报告指责说，“他们不能不向任何客观的旁观者提出，情报局本身受到空前规模的损害，它的无能更多地归因于不详的原因而不是无能。”

老资格分析人员道格拉斯·麦凯钦，对八十年代末中央情报局发生的事情提出不同看法。远不是用一种“不祥的”看法看待情报部的立场，麦凯钦把情报局的深刻分歧归因于过渡班子的报告中所反映的那种意识形态上的思想倾向。他说：“我认为情报界频繁发生的关于苏联行动和意图的争论，结果形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认为自己是理智的而且了解真正的政治决定，它把另一阵营看作一群逐步屈服的理论家和共产党徒。在另一方面，这个阵营认为自己是不凭感情用事的现实主义者，而另外一些人则是没有骨气的共产党同情者。这是带有色彩的语言，但是我认为，假如你能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找到诚实的人，他们会告诉你二者相去并不太远。八十年代初，这些不凭感情用事的现实主义者，却步了那些倾向共产党的没有骨气的人和共产党同情者的后尘。这就是公开的情况，就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情况。” 麦凯钦未能特别指出的是，每一阵营的领袖人物在情报局内部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同情者的首领是梅尔·古德曼；强硬路线派的首领是罗伯特·盖茨。

几星期之内，威廉·凯西被批准为中央情报局长，他解散了过渡班子，开始同它的结论拉开距离。他许诺高层负责人下放情报局的权力一用科德维尔的说法，就是“分散”一是他要做的最后的事情，凯西想当中央情报局局

长，他并不想监督大规模的改组。过渡班子的结论造成的震动，在情报部终归继续产生了反响，因为人们担心凯西会安抚政府的保守人士。这种直观的看法证明是正确的：任职不到一年，凯西就处罚了苏联分析室，因为在苏联威胁问题上它的看法确实是温和的。实质上，凯西对苏联分析人员实行一种内部放逐，一种分析人员的西伯利亚。这是警告说，他们的不同意见不受欢迎。

这次处罚确实是由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在里根就职前提出的；他批准了情报局分析机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组。当然，麦克马洪的动机同里根的或凯西的动机都大相径庭。他无意处罚（苏联分析室），他只不过是想通过解散情报部内部各种机构的一些部门，使情报专家更加合为一体，从而简化程序。此事留给新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和凯西的第一副局长博比·雷·英曼付诸实施。

在盖茨和英曼因麦克马洪的建议瞎忙一阵没有效果以后，正如盖茨本人后来所说那样，另外一些“影响深远的变化”于 1982 年初出现了。盖茨后来承认：“这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造成了可以预料的大分解。”结果，苏联分析室脱离了情报局的支柱地位，而且不再成为东欧处的组成成分。“不仅使大多数人在 1982 年发现自己在不同的办公室里有不同的同事，而且有不同的监督者”，盖茨解释说，但是，“他们那时发现，在分析过程本身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我任职的初期有一些不适当的分析人员。”

这是一种相当含蓄的说法；1982 年的改组对中央情报局的士气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一次后来的内部回顾对这次改组造成的士气低落作了总结，并描述了它对苏联分析室一向出色的情报论文的摧残性打击。回顾指出，改组“制造了问题”，因为它把苏联分析工作从情报局的台柱地位中分离出来。这次行动也引起谣传说，苏联分析室的分析人员已受到警告，他们对苏联海外意图的温和立场，正在受到严格审查。

这些怀疑逐渐形成了对里根政府，对新任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尤其是对盖茨的愤恨和敌对。1982 年 1 月 7 日，这位新任的情报局副局长对情报部的官员发表公开谈话后，他和情报局的持温和态度的苏联问题专家们坚决不移地走上了一条顶牛的道路。按照情报局前分析人员哈罗德·福特的说法，盖茨被看作“个性很强”、“能向各种立场提出严厉诘难的人，并且还能“同最高层官员保持大体一致的看法”。换句话说，盖茨被广泛看作政府的刀斧手一任命他是为了强迫情报部的苏联分析室就范。

福特对盖茨特点的描写，是根据他的第一手材料；他们俩人曾在国家情报委员会共过事。但是，福特的有案可查的描写实际上是对苏联分析室的态度的有所保留的陈述。私下里，其他分析人员认为，盖茨是“自鸣得意，屈尊纡贵，铁石心肠”；他们把他的特征描述为“很有政治目的”。福特后来对他所作的关于盖茨任内情报部的态度的说明，作了简要的补充：“他一向是善于在事业上能争取人；他一向是善于迎合人。”

1982 年，由于盖茨坚持为了使苏联分析室的情报文件对决策者更为有用，这些文件应当“更尖锐，并且改变重点”，苏联分析室内部已经冷静的情绪，因此进一步沉闷了。观点温和的分析人员认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盖茨要改变中央情报局的最重要的国家情报评估，以便其结论能反映他自己在苏联问题上的保守观点。

盖茨的这些指示，是他和梅尔·古德曼一年斗争达到的最高峰。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冲突，发生在 1981 年初，当时盖茨还是负责苏联情报的国家情报官。可以预料，这次斗争是关于凯西坚持苏联暗中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盖茨热情地支持这些看法，甚至连凯西的其他高层助手，也在努力缓和自己老板的关于克莱尔·斯特林的霸占报纸头条的主张的公开声明。在参议院听证会期间，中央情报局同国会的联络官们，在斯特林关于恐怖主义的惊人谈话以后，继续勇敢地加以发挥。当凯西命令情报部起草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时，盖茨作为国家情报官被委以作出最后结论的责任。

这项计划在里根就职后的那一月开始。第一份草稿完成时，对于斯特林和凯西提出的主张，只表示温和的支持。这一结果，实际上是稳健分子削弱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主张的一次大胆尝试。这次评估说：“苏联人公开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而且私下向他们自己的代理人建议，避免利用恐怖活动。苏联人和东欧人都没有直接发起或协调恐怖集团；他们并没有向基本上是恐怖主义的集团提供直接援助；他们并不鼓励他们在第三世界的代理人使用恐怖手段。”盖茨对此不满意，要求重搞这份评估。毫无疑问，他的命令得到服从，他把这项工作分配给新成立的全球情报室的初级分析人员。

“这次恐怖主义评估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位作家完成的”，古德曼后来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在分配此人这项工作以前，他来到中央情报局只有几个星期，而这项产品的负责人是一位官员。在分配此人这项工作以前，他来情报局也许只有几个月。”以后的 4 个月里，最初的低调评估转变成最

尖锐、争论最凶的冷战情报文件之一。它同 1948 年以来已同意的关于苏联的几乎第一份最初研究都相矛盾。这些发现使苏联分析室的分析人员毛骨悚然，他们无权制止凯西和盖茨将其送交白宫。

国家情报专题评估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苏联大力支持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暴力活动。这种卷入是苏联政策的基本纲领，实行这种政策是为了削弱不友好的社会，搞乱敌对的政权，促进苏联的利益⋯⋯”评估文件继续评述包括“空中劫持、暗杀、绑架、爆炸和使无辜平民罹难的苏联恐怖活动。”苏联分析室的稳健派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古德曼相信，盖茨为了

使凯西满意，玩了一个“操纵体系”的阴谋。

国家情报专题评估提出报告以后，古德曼和苏联分析人员莱恩·埃克达赫尔写了一份向盖茨直接挑战的回应书。他们通过中央情报局的上层将这份反应书送出，从而确信同此事有重大关系的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他们的不满意见，并为以后的苏联分析室和盖茨之间的冲突作准备。“苏联人并不煽动、协调或控制恐怖活动”，他们报告说。“苏联同巴德尔一迈恩霍夫、红色旅以及日本赤军这样一些纯粹恐怖组织，并未直接合作。苏联人并未向它们直接提供军事援助或训练。”

结果，他们的反应书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里根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对凯西的看法不予理睬，尤其是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他拒绝把国家情报专题评估报告收入他的简报。（古德曼后来说，“这份评估激怒了他。”）在另一方面，凯西的反应在预料之中：他立即拒绝了古德曼和埃克达赫尔的结论。凯西和盖茨甚至烦恼得没有作出正式答复。

由于对苏联恐怖主义评估所产生的激情仍在沸腾，古德曼同盖茨的下一次而且是最重要的斗争，在 1982 年 2 月发生了。争论的是关于苏联在第三世界意图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初稿，它是由古德曼的苏联分析室的专家们写成

的。在许多方面，这份评估打算当作一种独一无二、树立先例的文件，因为40 年来中央情报局第一次概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苏联分析室的主要结论是，莫斯科领导勉强允诺从第三世界撤退。古德曼争辩说，苏联人“眼开眼闭”而且已经开始国际上的撤退。这份国家情报专题评估强调，苏联由于试图支持它在第三世界的名声狼藉的盟友，而遇到了大量问题，同时在国内却经受着日益加重的经济负担，而且面对美国会自动对抗这种扩张的清醒认识。古德曼认为，他的评估是根据来源广泛的正确报道，其中包括证实共产党领导内部正在重新考虑对世界看法的苏联变节者的访问记。

盖茨用四页长的答复拒绝了古德曼的估计。“我已读过附来的评估初稿”，他写道，“不幸的是，我发现它相当枯燥无味，而且缺乏苏联卷入第三世界的任何意义上的原动力以及为什么卷入第三世界对苏联来说是重要的。”他严厉批评古德曼，这份研究未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张的回顾作一历史的介绍。但是，盖茨的答复最令人吃惊的是，他未攻击评估所根据的资料来源；他似乎只是关注改变评估中的结论。盖茨在答复结尾命令将初稿送回古德曼，并建议如何重写结论：“简单说来，我看出，在未来的岁月里，在第三世界有我们的更多麻烦，因为制造麻烦比解决麻烦更容易。”古德曼一旦看过这段话就会明白，盖茨要的是一份反映他个人的立场而不是事实的文件。

古德曼对盖茨答复中的另一段话也十分恼火——这是他们以前曾经争论的事情。盖茨指责说，古德曼的评估草案未能“适当考虑”中央情报局已经搜集的“关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非洲、伊斯兰世界和其他地方所采取的积极措施的性质和范围方面的新情报。”盖茨写道，“在我看来，”这些情报应在国家情报专题评估中给以透彻的讨论。

这一指示使古德曼惊慌失色。他记得，盖茨当时引用的关于非洲的“新情报”，几个月前在情报部的一次内部辩论中已经受到怀疑。1981 年末，当时盖茨还是负责苏联的国家情报官，他指示一名高级分析人员准备一份关于苏联在非洲活动情况的评估。因此而写出的报告初稿，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机会是一种赞扬性的说明。古德曼当时是参加这项评估讨论会的苏联分析室代表，发现其结论“令人愤怒”。他认为，要事先警告这项研究的作者，他的结论“有问题”，而且他还要在评估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这“才是公平的”。当古德曼面对这位高级分析人员时，此人回答说：“你的问题同我无关⋯⋯我在这个企业里不过是一个受雇的笔杆子。”

“谁雇的你？”古德曼问道。 “鲍博·盖茨”，这位侷促不安的分析人员回答说。

古德曼最后出席盖茨主持的关于苏联与非洲关系评估的评定会时，情绪激愤。人们围桌而坐，讨论大约 30 分钟以后，古德曼提出使他烦恼的所有问题，这时盖茨变得不安、不耐烦。正如古德曼回忆的那样：“［盖茨〕看看我——但是我想，我的话是对在座的每一位讲的，我不把它看作个人的事情

——这就是凯西要的评估，这就是凯西将要得到的评估。”

事实上，盖茨已经批评过古德曼的 1982 年关于“苏联人和第三世界”的国家情报专题评估未能反映他本人和威廉·凯西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在盖茨个人起草的一份文件里。“凯西和盖茨要做的，就是采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改变体系的措施”，古德曼后来解释说。“在同中央情报局长进行协调以前，我们第一次不得不就参考木语和各种草案作出澄清。”对于专业分析人员来

说，从舍曼·肯特负责的日子起，这是一个主要的变化。“实质上，所有的情报都要通过鲍博·盖茨过滤”，古德曼补充说。

古德曼和盖茨之间继续存在的不和，对情报部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尤其是对苏联分析室，那里围绕古德曼的一帮人，在非常影响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一系列有争论的情报评估的斗争中，输给了中央情报局的领导。回顾在这次斗争中所发表的最重要的情报论文，就是在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布雷区里遨游：关于阿富汗，一篇关于限制穆加希丁的论文被盖茨拒绝；关于尼加拉瓜，当分析人员对苏联人是否会运送米格战斗机给桑切斯分子提出疑问时，惹怒了凯西（苏联人并未这样做）；最后是关于断言苏联卷入了预谋暗杀教皇保罗二世的活动，当盖茨的批评者说，很少有证据或者没有证据能支持这种看法时，他帮助炮制一份为苏联情况复杂辩护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报告是秘密的，但是盖茨确信副总统布什收到过一份）。

古德曼和盖茨的斗争一直进行到韦伯斯特任内的第一年，当时情报部遇到了新的一连串的辞职和调动工作的情况。分析人员简直不相信新的中央情报局长会保护他们的情报产品不再政治化。盖茨秘密地使中央情报局摆脱白宫的那些报告，把问题搞得更槽一韦伯斯特被认为既不是一位坚强的领导人，也不是在政治上八面玲球，足以对抗布什或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门徒。后来的事件，似乎支持了那些报告的看法。在韦伯斯特任内，盖茨的反苏观点在私下或公开场合，比以前更加直言无讳，甚至在苏联正在进行大量改革的明显证据面前，也是如此。他在发表的文章中和讲话里，对那些尚未由情报部澄清的美国情报发现作出断言（这在他和凯西 1981 年控制分析人员以前，是正常的做法）。在他的几次有准备的谈话中，他排除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影响。

不出所料，1981 年里根政府开始对中央情报局的不信任，对许多人的生涯产生持久的影响。里根的过渡报告的传布，在情报部内部引发的大量人员离职他去的情况，在 1989 年仍在发生。尽管凯西尽力医治这些创伤并且雇用

合格的代替者，然而他的政治偏见使他自己取得的成就打了折扣。到 1989 年，中央情报局内部的战争对于保守派来说，终归是一次明确无疑的胜利。他们操纵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产品竟然达到这般地步；他们没有能力了解苏联社会的大量变化，或者预测八十年代末席卷东欧的革命。稳健派和非意识形态派的比较尖锐的意见，简直是不受欢迎。

“高级分析人员开始离去”，古德曼解释说，“他们开始寻找出路。你知道，你能处理的这种弊端就如此之多⋯⋯如果你认真对待，你会厌烦。就用于训练这些高级人员的政府财源来看这种浪费和弊端，你会感到不可思议。我相信，在苏联对外政策这门业务方面，只有一位分析人员留下来。其余的人，不是完全离开苏联研究领域，不是完全离开中央情报局，就是像我这样，我因为政治化而辞职⋯⋯”

假如威廉·韦伯斯特、理查德·克尔、理查德·斯托尔茨、托马斯·特威腾、约翰·赫尔杰森或中央情报局的任何其他高级负责人，由于情报局没有能力预测苏联帝国的崩溃而陷于困境的话，他们并没有表示出来。韦伯斯特反而继续他的改组情报局的公开运动，把工作焦点从超级大国冲突转到首次强调反对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武器及化学武器的扩散。韦伯斯特对他所开创的这些改变感到骄傲；他利用每一机会强调这些改变，作为转移公众对情报局的明显失败的注意力的一种方法。

然而韦伯斯特的问题并未公开，是秘密的。1990 年初，他完全脱离秘密情报工作和疏远情报主管部门内部的重要分析人员，已是既成事实。他由于缺乏对外事务的专门知识而继续受到批评。

再没有人比他自己更了解这一点了，所以他花费很长时间试图掌握基本的对外政策问题。这不是他特别感兴趣的课题，这是为这些课题而全神贯注的其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一向感到惊讶的一个事实。早在 1987 年，相信韦伯斯特在做一件好事的海军上将英曼，当韦伯斯特找他讨论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时，他就提醒他，他缺乏这方面的兴趣。“对外政策不是他手中的长牌，每个人都了解这一点”，英曼说。“他要用很长时间学到手，这对某些人来说，肯定是令人泄气的事。但是我认为他（韦伯斯特）最终会掌握它，而且逐渐会喜欢它。”

韦伯斯特终于精通这些问题中一些问题，主要由于他接受了赫尔杰森和克尔的忠告，这两人都是受尊重的对外政策专家，同他的办公室有不加限制的开门通道。中央情报局长绝对需要他们。“我们会在七楼的这些圆桌旁呆到午饭以后，我们试着就某些问题向鉴定人作出说明，他会点头同意我们所说的一切”，一位高级分析人员回忆说，“但是我们离开以后，他独自一人，会把高级助手叫来。他们进来，看到韦伯斯特坐在那里，面部毫无表情。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坐下来向他解释一些事情。他们会一遍又一遍地解释。

韦伯斯特也依靠其他一些和他有同样看法的分析人员，这个看法是，情报局需要继续强调同公众和国会的关系。他们当中有一个叫约瑟夫·德特兰尼的，是一位职业行动官员，韦伯斯特终于吸收他接管公共关系办公室。德特兰尼的感人的旺盛精力，使韦伯斯特着了迷，这完全由于他的新泽西口音和韦伯斯特特别珍视的为中央情报局热心叫好的观点。在向记者发布背景情况时，德特兰尼成了情报局的啦啦队长，对新闻界和情报局一向存在的紧张关系，采取缓和的方法，并且经常促成中央情报局的成功。“这是个激动人心、激动人心的地方”，德特兰尼在一次典型的采访中会这样说。“而且这些都是令人激动的时刻。重大的事情正在这里发生。重大的、重大的事情。”

德特兰尼、克尔、斯托尔茨和赫尔杰森，都是韦伯斯特内层圈子的主要依靠。到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长的第三个年头，第二个外围官员圈子开始围绕他形成。这是一帮秘密情报官和分析人员，他们开始赞赏他自我吹嘘的政治能力，他能熟练地同国会打交道：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尽管白宫不信任，认为他不是一个通力合作的人，他还有能力保住自己的工作。尤其是这最后的成就，似乎起了对他有利的作用。韦伯斯特尽管有这些隐蔽的污点，至少他不会沉默不语，让布什政府贬抑情报局。

他也不会不提出辩护就让国会攻击中央情报局。例如 1989 年末，韦伯斯特对来自国会山的抱怨就表示过无礼的蔑视，国会山抱怨情报局撤回对参加阿富汗战争最后阶段的游击队的支持。争论在几个月前苏联部队从阿富汗撤退时就开始了，在国会抱怨阿富汗特遣工作队头头工作不力时达到了顶点。韦伯斯特为情报局提出辩护时，面临另一种预料不到的信任危机。

1989 年 2 月 15 日，苏联从阿富汗撤出最后一批部队时，秘密情报部门内部情绪高涨。40 年来第一次，一个隐蔽的中央情报局计划成功地迫使苏联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撤走。为了显示胜利，韦伯斯特在自己的办公室举行一次独特的庆祝会，阿富汗特遣工作队成员和远东处的高级官员应邀参加。他

甚至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中他向阿富汗特遣工作队负责人祝酒，并且概述关于隐蔽计划的 10 年历史。“这是美国的胜利”，他说，“但是也是中央情报局的胜利。”在他转向特遣工作队的官员们时，又补充说，“最为主要的，这是你们的胜利。”他结束讲话时，中央情报局上层官员们为阿富汗特遣工作队的代表们热情地鼓掌。按照一位官员的说法，这个真正动人的时刻，帮助创造了韦伯斯特和阿富汗特遣工作队官员们的特殊结合。

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很值得庆祝。中央情报局花了 30 亿美元向穆加希丁提供来福枪、地雷、摩托车、火箭发射器，甚至肩扛的地对空导弹一毒刺导弹。通过这种大量的努力，情报局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完全的战地隐蔽行动。从兰利办公室的走廊里，特遣部队通过特务，通过阴谋战略、购买武器和设计外国的新的武器系统一“阿富汗友好”系统一进行一场战争。中央情报局甚至购买几千头田纳西州的骡子，从巴基斯坦通过陆路运送武器给造反集团。结果证明，这是一条完全正确的路线。1986 年 9 月 26 日，第一批毒刺导弹击中苏联直升机后——在贾拉拉巴德机场上空击落4 架欣德MI24 式武装直升机中的 3 架——又从巴基斯坦通过陆路运送了 1，000 多件这类武器。穆加希丁迫使苏联人根据他们的条件，在地面上进行一场耗尽苏联军事力量而毫无结果的激烈较量。

10 年战争以后，苏联在衰败的情况下离开阿富汗，非常衰弱，很少有人相信它能在游击战攻势继续存在下去。美国新闻界报道说，喀布尔执政的人民民主党被推翻，只是时间问题。这种看法就是美国自己在越南经验的反映，由于北越的一次决定性军事攻势，美国在两年内就撤退了。研究阿富汗政治与军事平衡问题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得出同样结论。他们发表一份情报报告说，造反力量取得全部胜利需用 6 至 12 个月的时间，不会再多。情报局的分析人员也得出结论说，由于这场战争，苏联的精力非常疲惫，经济非常衰落，使戈尔巴乔夫很快会放弃对这场斗争的支持。

对于这种看法，有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声音，包括阿富汗特遣工作队成员。他们相信，在阿富汗境内活动的七个主要的穆加希丁集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分歧太大，不能在共同军事计划上取得一致。中央情报局的一些行动官员也担心，反西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仍然是抵抗力量内部的一种主要的怀有固有动机的力量，它能进一步损害美国控制游击队的战略。他们指出，主要的游击队由古尔布丁·赫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控制，此人被怀疑为助长反西方情绪。赫克马蒂亚尔的主要供应品是通过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得到的，该部门负责在乡下分配中央情报局捐赠的物资。其他一些集团得到一小部分物资。换句话说，不像北越，有一个统一的政党，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常规部队充当征服南方的唯一单位，阿富汗抵抗力量的领袖们在新政府应当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上，是分裂的。

简单地说，即使有充分原因在 2 月 15 日庆祝中央情报局的胜利，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一胜利是最后的胜利。不几个月，特遣工作队的官员们了解，阿富汗的结局看来像黎巴嫩。

在中央情报局，假如有人怀疑阿富汗抵抗力量能够合并成一个统一阵线，几乎无人怀疑苏联人会做这项工作。苏联人被认为是永久离开了阿富汗。由于这种共识，就没有理由向南亚大规模运送武器了。因此，情报局在苏联撤退后的头 3 个月，减少了对穆加希丁的支持。这一决定证明是错误的。戈尔巴乔夫承诺支持他的附属国一纳吉布拉政权，远不是说说而已，这是他向

克里姆林的强大的阿富汗帮的重大让步，是为赢得它对撤退的支持。在苏联撤退后的 6 个月里，莫斯科的大规模重新供应，运送 14 亿美元的援助，支援喀布尔政权。

情报局关于阿富汗会发生什么情况的臆断是错误的，其最初迹象到 1989

年 7 月初才显露出来，这时阿富汗的游击队未能对贾拉拉巴德附近的政府军阵地完成协调一致的进攻。从那时起直到秋季，穆加希丁的军事行动配合得很槽，力量非常分散。更糟糕的是，一群有 30 人的游击队领袖，在一次战略会议后回家时遭到一个对立的抵抗力量派别的暗杀。暗杀集团是在该国北部作战的贾米阿特-伊-伊斯拉米派的一部分。贾米阿特的成员因这次进攻谴责伊断兰党和赫克马蒂亚尔，说赫克马蒂亚尔的一位战地指挥官萨亚德·贾迈勒负有责任。这一事件成了一触即发的内战的征兆，这场内战只会巩固喀布尔政权。

关于中央情报局未能预料苏联的重新补给的争论，对情报局减少对穆加希丁武器的供应再次提出的质疑，以及担心一旦联合的造反集团不能实现和解等等问题，在 8 月 3 日韦伯斯特和国会领袖们在兰利的午餐会上争论得不可开交。国会议员们都是国会山上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最直言无讳的支持者。在这些议员当中，有些人就是一致主张在 1986 年部署毒刺导弹的。午餐会突然变成韦伯斯特和参议员戈登·汉弗莱之间的唇枪舌战，汉弗莱是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人，在参议院领导一个阿富汗特别工作组。汉弗莱告诉韦伯斯特，看来情报局“忘掉了阿富汗”，并且指控中央情报局低估了苏联对喀布尔政权的承诺。汉弗莱坚持说，中央情报局的特遣工作队的领导必须更换，他对隐蔽计划的“管理严重失当”。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比尔·麦科勒姆插嘴附和说，由于减少武器供应，情报局的可耻的工作“使一定的胜利不复存在”。

韦伯斯特为情报局的计划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是他被迫承认，抵抗力量能在 6 个月内取胜的内部估计是乐观的。他说，现在看来需要用更多的时间，穆加希丁内部的斗争问题必须在胜利成为可能以前予以解决。韦伯斯待小心翼翼地不提中央情报局根据自己的预测故意减少武器贮备，以及情报局不想使高度精密的武器系统落入造反者手中，或者说更糟的是，最后落入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手中。国会领袖们不满意地离开了情报局；韦伯斯特拒绝同意由一名更为激进的人士取代特遣工作队队长。

一个时期以来，这种冲突一直在发展。这次午餐会的一个星期以前，韦伯斯特接到参议员汉弗莱和奥林·哈奇（犹他州共和党人）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强调他们对情报局在阿富汗的失败表示关注。这两位参议员建议，用一次特别的秘密会议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几个月后，哈奇就争论本身写出自己的报告。他的结论是，计划的处置不当不能归咎于中央情报局的中层官员。他说：“这是总统的过错，是韦伯斯特的过错。”情报委员会同意汉弗莱和哈奇的要求，请副国务卿罗伯特·金米特作证；众议院也举行自己的会议并邀请抵抗力量的领袖出席，对参议院的调查作了补充。

这次国会审议的整个结果是，为了增加经巴基斯坦向阿富汗运送武器，对中央情报局施加了大量的压力。为了制止不断发展的争论，白宫和国务院发起一场使不和的阿富汗各派重新团结的运动。最后，韦伯斯特向国会的压力让了步，撤掉了阿富汗特遣工作队队长丹尼尔·韦伯斯特——一位有名的、

受尊重的职业秘密情报官员。行动部的另一部门，给他分配一个临时职位。韦伯斯特的决定激怒了特遣工作队的官员们，似乎是拆散了他在 2 月同

他们形成的联盟。没有很多的理由能够改变他的主意。斯托尔茨试图改变行动部官员们的不满情绪，劝告说，韦伯斯特采取的行动仅仅为了使情报局的计划摆脱公众的耳目，并且保证它所支持的游击队力量赢得最后的胜利。

斯托尔茨的调停失败了。特遣工作队的官员们仍然不相信韦伯斯特了解他自己的行动的意义。然而，韦伯斯特私下认识到，他不能继续成为一名得力的中央情报局长，也不能由于在阿富汗的胜利而抛开他在行动部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的支持。由于他能应付国会的声誉。他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工作，向布什和中央情报局保证，对情报局关心的事情他能成为不抱偏见和忠实的仲裁人。现在看来，就像政客们在操纵他。到 1989 年 12 月中旬，也就是撤掉

丹尼尔·韦伯斯特 4 个月后，这位中央情报局长准备消除因阿富汗问题的争论造成的损失。使诽谤他的人们感到惊讶的是，他悄悄地重新任命丹尼尔·韦伯斯特为特遣工作队队长，中央情报局长的行动，立即产生了有助于巩固中央情报局内部对他的支持的效果。以后的 8 个月里，当白宫对他的工作表现重新进行攻击时，他绝对需要的，就是这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