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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酷无情但重实效

从 1990 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的好几个月里，中央情报局愈来愈忧虑地注视着萨达姆·侯赛因。这位伊拉克统治者似乎坚决要在某地制造一场激烈的冲突，或是帮助黎巴嫩基督教派领袖米歇尔·奥恩打叙利亚人，或是把他自己的军刀挥向伊朗。中东正酝酿着一场严重危机的第一个公开暗示，出现在 1990 年 4 月 1 日，就在侯赛因（即萨达姆·侯赛因，原书略称，下同。——译注）对一群伊拉克军官所作的演说中。他身穿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卡叽布战斗制服，兴高采烈地夸耀伊拉克的化学武器的能力，并痛斥以色列为未来战争中最可能的侵略者。他的补白新闻式的浮夸言辞并不鲜见，他自命为一位伊拉克的纳赛尔，是在中东地区能使阿拉伯人回到崇高地位的唯一领袖。他的演讲比他过去说过的一切言辞都走得更远，他宣称：“真主作证，

如果以色列人试图以任何方式反对我们，我们将保证让他们的半个国家毁于大火，⋯⋯无论谁用原子弹威胁我们，都将被化学武器彻底消灭。”这篇演讲立刻在中东引起了反响，它拨动了广大阿拉伯人的心弦。对他们来说，侯赛因看来正是阿拉伯世界正在寻找的领袖；一个能够同美国、以色列相抗衡的人。

布什总统对侯赛因的恫吓反应强烈，他对新闻界说：“我认为这些言论很坏，我强烈要求伊拉克立即放弃使用化学武器。”

国务卿贝克也被侯赛因的演讲深深地扰乱了，以致他相信美国应该采取步骤处罚伊拉克。在一次与助理国务卿约翰·凯利的会见中，贝克考虑了一项较广泛的制裁，它将标志出美国的不愉快，其中包括暂时停止从进出口银行提供资金。这个计划得到了贝克内部圈子里的顾问们的赞同，他们是：凯利、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的负责人丹尼斯·罗斯和管理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金米特。

但是，国务院的计划走得太远。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他的副手罗伯特·盖茨认为贝克的反应可能会产生反效果，把美国推到同伊拉克之间的不必要的对抗中去。他们推理说，侯赛因可能被经济制裁所激怒，可能会把美国的行动看作是一个反对他的阴谋的证据。斯考克罗夫特和盖茨相信，经过一番与西方合作的真诚的努力，那位伊拉克强人能够被说服，使他的意见缓和下来；他们指出，他们的看法是与美国的总体政策相一致的。总统同意并批准了这个慢慢走的方案。布什、斯考克罗夫特、盖茨确信伊拉克没有资金去挑起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冲突，更不用说打仗了。他们认为，制裁不大可能让侯赛因降低调门，历史表明经济压力也很少起作用。布什政策的首要基础是要保持同伊拉克的正常关系，从而保证波斯湾地区的稳定。

这种有节制的反应在 4 月份布什送给巴格达的一封字斟句酌的信中被强调了一下，这封信是由 5 位有影响的美国参议员念给侯赛因听的，5 位参议员中包括共和党要人罗伯特·多尔和阿兰·辛普森。侯赛因穿了一身做工考究的灰色西服在伊拉克城市摩苏尔热诚地会见了美国代表团，并且很专心地听他们要说些什么。

布什的信批评了侯赛因对以色列的恫吓，劝告他在这个地区为和平而行事：“⋯⋯你的用化学和生物武器来武装自己的愿望，远远不能加强你们国家的安全，反而使它面临严重的危险。”信中还说：“在你最近的讲话中，

你威胁说要使用化学武器来对付以色列，这已经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如果你重新考虑这样危险的规划和这样刺激性的言论与行动，那么，对于你，对于中东的和平，都会是一件好事。”

侯赛因不为这种呼吁所动。他谴责美国的中东政策，指责美国掀起了一场反对他的宣传活动。5 位参议员一致表达了他们的不同意。

多尔说：“请让我向你指出，12 个小时以前布什总统告诉我，他和他的政府希望改善同伊拉克的关系，我甚至可以向你保证，布什总统将反对制裁。他甚至可以否决任何这种决议，除非会出现某种挑衅性行动。”多尔的态度是平淡无味的，但他的言辞尖锐而有份量；显然，他是代表布什总统说话的。侯赛因点点头，表面上看来对回答是满意的。

陪同代表团的大使阿普丽尔·格拉斯派支持多尔的陈述：“总统先生，作为美国大使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确实是美国政府的政策。”

当多尔离开伊拉克的时候，他深信侯赛因是某个美国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一个强硬的人，但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这种新的和解的基调上，布什于伊斯兰教斋月的最后一天打了个电报给侯赛因，说他希望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纽带更加牢靠。

关于伊拉克恫吓的安慰性语言，在华盛顿的其他地方也可以听到。助理国务卿凯利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政府反对制裁伊拉克。他对委员会说： “本行政当局继续反对强加制裁，这种制裁将会使美国的出口商受到处罚，并且会使我们的国际收支赤字变的更糟。”他还说：“而且，我看不出制裁如何能够增加我们对伊拉克的行动施加起缓和作用的影响的可能性。”最后这句话和凯利本月早些时候同贝克长时间的会晤中所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参议院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非常不同意凯利的陈述，这时由于侯赛因恫吓以色列所引起的愤怒开始平息，于是加以制裁的行动也就冷下去了。

当白宫和国务院经过仔细斟酌制定出他们关于伊拉克的温和路线的时候，中央情报局正在继续收集关于侯赛因的战争机器的令人发冷的情报。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断定：要说稍有区别的话，情报的报告表明伊拉克加快了它获得尖端的危险的新军事技术的企图。例如，3 月中旬，紧跟在巴佐夫特被绞死事件之后，英国的海关情报员——他们在伦敦有一套复杂的有力的行动计划——逮捕了两名伊拉克人，扣押了一只船上装载的美国制造的高速电子电容器，那是用来引爆原子弹的雷管的。3 月底，以侦察卫星的照片为基础的美国秘密情报报告披露伊拉克已经建造了发射装置，可以向特拉维夫、大马士草、利雅得发射导弹。4 月中旬，英国当局扣押了船载的八根钢筒，他们说这些钢筒可以用来造 130 英尺大炮的炮管或造超级大炮。

中央情报局还开列了一张美国企业的名单，据信这些企业都是与把美国制造技术合法或非法转让给中东有牵连的。情报局的国家情报收集处加班加点地工作，给它已有的关于伊拉克军事工程的广泛详尽的档案增添新材料。国家情报收集处提供的最后名单中包括这样一些企业：它们把什么东西都运往巴格达，从高速电子计算机到微波通讯（或“转播”）系统，全部附有应用于军事方面的说明。在许多事例中，这些货物的转让都有商业部签发的经过白宫批准的出口许可证。中央情报局还监视了数次伊拉克的最新导弹试验，包括据说在毛里塔尼亚一个试验场发射的那一次，毛里塔尼亚和侯赛因的政府关系密切。送呈布什总统的关于这次试验发射的情报报告，是根据在这个西非国家上空拍摄的卫星图象而来的。

中央情报局发布的关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可能图谋的第一次警告是在1990 年 5 月初。警告是根据若干中东消息来源提供的第一手报告而发出的。然而，这项情报在白宫受到了怀疑，因为政府官员们认为那些迹象不足信，侯赛因曾经恫吓过以色列，而不是科威特。虽然如此，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仍然是一场中东战争可能正在酝酿的信号，报告的作者们指出，侯赛因已经向他的两个南方邻国——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出了明白无误的恫吓，指控它们参加了一个“美国煽起的”限制伊拉克石油岁入的阴谋。由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递交给阿拉伯联盟的一封信支持这种断言，信中指控科威特盗窃伊拉克的石油、在伊拉克领土上建造军事设施、与一项“帝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合作压低世界石油价格。

一个星期以后，在巴格达会见格拉斯派大使时，侯赛因谴责美国在进行一场经济战争。他还说：“海湾国家的压低石油价格的政策正在损害着伊拉克的生存。”

按照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贝克的明确指示发言，格拉斯派对侯赛因的问题表示同情，她回答：“我敬佩你为重建你的国家所付出的不寻常的努力，我知道你需要资金。我不仅要说布什总统想和伊拉克建立更好更深的关系，而且他还希望伊拉克对中东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然后，格拉斯派再次向她的东道主保证，美国将不会参予任何阿拉伯之间的纠纷，后来国务院女发言人玛格丽特·塔特怀勒又一次公开地强调了这一点。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对于所有这一切活动的意见不一。一方面他们知道侯赛因一直忙于在几个问题上与科威特领导人进行愈来愈尖锐的争论：石油价格；波斯湾的一个港口；减免所欠科威特政府的债务。另方面他们知道，对侯赛因来说，侵略科威特就等于自杀。在与伊朗交战 8 年之后，伊拉克供给不起在中东任何地方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攻击：这个国家的债务已将近400 亿美元，它的精锐部队已经被粉碎，它的全体居民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步入一个有意义的经济复苏阶段。尽管这样，几乎所有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都同意，侯赛因的大造舆论和集结需要非常密切的监视监听。

因此，在 5 月和 6 月美国情报界把它大量的技术工艺方面的物力转移到

以伊拉克为目标。到 7 月份，中央情报局的卫星网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接壤处上空的轨道上部署的侦察装置，比它以往曾经集中在任何一个单独目标上的装置还要多。总共，中央情报局可以接近在一条可调整的极轨上的四颗 KH— 11 卫星；还有一颗军事测距系统图像雷达卫星，那是 1988 年由航天飞机发射的。情报局的图像实验室加班加点地工作，处理接收到的有关伊拉克集结的信息。到了 7 月中旬，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已是深信不疑；萨达姆·侯赛因正在进行的针对科威特的计划远远超过了单纯炫耀武力。

情报局关于伊拉克可能侵略的最重要的警告之一，是于 7 月 17 日送呈白

宫的。情报局报告：美国的侦察卫星已经拍摄到了 3 万多伊拉克士兵向南移动朝着科威特北部边界前进的照片。在下一个星期内，关于这次军事集结的更多的证据继续涌现。最后，7 月 27 日——就是格拉斯派在巴格达同侯赛因私下会谈的同一天——五角大楼的中央司令部秘密请求在波斯湾显示一下美国的武力，作为一个警告，说明如果入侵科威特，美国是会有所反应的。像他们的中央情报局同行一样，国防情报局的官员们被他们从卫星侦察照片上所看到的东西震惊了。但是，白宫和国务院否决了五角大楼的请求；美国对巴格达政权将继续采取它的温和态度。

否决并不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停止观察伊拉克南部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央情报局的图像专家们继续夜以继日地工作以跟踪伊拉克部队的行动。例如，他们注意到伊拉克重新启动了一套关键性的雷达设备，这套设备自两伊战争结束后一直没有动用过——侯赛因正在计划入侵科威特的一个重要信号。

然而，侯赛因决心进行侵略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从航空照片中得到的，这些照片是 7 月 27 日夜晚大约在天亮前 3 个小时在中东上空拍摄的。应用一套放大星光的红外线系统，一个 KH—11 卫星显示出伊拉克卡车装运弹药、燃料、水给驻扎在科威特北部边界的部队。这些照片意味着伊拉克将很快行动，几乎可以肯定就在最近几天，而且，它的进攻决不仅是一次边界“袭击”，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释伊拉克武装部队的过份长的后勤“尾巴”。根据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威廉·韦伯斯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都认为这个证据在他们曾经看过的证据中最可靠最有说服力。他们相信，现在“或许”伊拉克将要侵略科威特了。进攻迫在眉睫。

7 月 28 日上午，一小队表情严肃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抵达白宫，向总统作一次关键性的清晨汇报。这一群人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行动部主任、中央情报局的首席近东专家斯托尔茨和两位卫星图像分析家。最后一分钟又赶来一位，就是兰利牛虻式的、主管警告信息的国家情报官查利·艾伦。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带来了从撒向远方的美国技术情报网搜集来的十分敏感的数据记录，以及一份情报报告和评估的档案。前一天夜里 KH—11 卫星拍摄到的照片装在一只厚马尼拉纸做的信封里。他们提供了韦伯斯特将面呈总统的主要证据。中央情报局还为布什准备了一份来自兰利的政治心理处的报告，该处是负责对侯赛因的态度和意图进行评估的。

韦伯斯特即将放在布什桌上的信息是详尽无遗的，但是它缺少一个重要的成分——这群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肯定他说侯赛因究竟会不会侵入科威特或者进攻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自己就有分歧。那些认为伊拉克领导人决心发动一场全面进攻的人，其根据是他们确信他没有理性；而那些曾一度声称一场伊拉克入侵等于自杀的人现在则认为，侯赛因只是计划对科威特油田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袭击，也许把这作为日后谈判桌上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来使用。但是，没有一个人确实知道底细。关于他的意图的信息是不可能得到的。中央情报局不拥有从伊拉克高级策划会议上窃听到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伊拉克独裁者的核心集团内部也没有提供情报的人。布什静静地倾听中央情报局的陈述，陈述完毕以后，他说他仍然不相信

一次入侵已经迫近。他指出，情报局的警告完全是根据通过技术手段而搜集到的信息作出的，尽管这个证据给人深刻的印象——有些照片非常清晰，当伊拉克坦克通过巴士拉—祖贝克公路向科威特边界移动时，他可以认出坦克侧面的标志——，他不想反应过度。他说，他已经同许多在中东的官员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使他确信侯赛因是在企图向科威特逼取让步。

向布什提供情报的人无可争辩地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在前几个星期里，他曾亲自同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和约旦国王侯赛因谈过话，企图弄清楚伊拉克究竟可能干什么。在一次谈话中，穆巴拉克使布什确信，如果萨达姆·侯赛因能通过威吓赢得让步的话，他是不会使用武力的；穆巴拉克还说，这是那位伊拉克强人自己告诉他的。据一位暗中参予了穆巴拉克一侯赛因交易的中东官员说，那位伊拉克领袖曾经答应过，在他和科威特的领导人贾比

尔·阿赫马尔·贾比尔·萨巴赫亲王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举行会谈以前，他不会对科威特采取行动。穆巴拉克解释了这个保证，意思是说明那个伊拉克人在吓唬人，那就是他告诉布什的。侯赛因国王重复了同样的信念。

布什的思想里存在着这些信息，他对韦伯斯特说他需要更多的证据。他向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保证，在此期间他会继续监视在中东发生的事件，通过同他自己的高级的外国情报来源的电话联系。90 分钟以后就散会了。

月 28
日会议的直接附带结果很难识别，特别是根据后来出现的令人困惑的指责，指责中央情报局未能就萨达姆·侯赛因在科威特的真实意图向白宫报警。国会议员是兰利的主要批评者；他们指出，如果中央情报局充份地使布什警觉即将来临的灾难，他一定会采取步骤警告侯赛因，说他的行动会立即从美国引来反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则指出布什在真正的侵略发生后也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从此来为情报局辩护。他们引用那个无声的反应作为间接的证据，证明他们早些时候为了使他相信侯赛因的意图所作的真诚努力被忽视了。他们争辩说布什一贯过高估计他自己的情报才能。既然他是曾经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第一位总统，他相信自己像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一样，能够对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

对于兰利的高级官员来说，这是总统的最扰乱人心的品质。布什差不多完全依靠私人接触来获取信息。尽管他仔细地阅读正式的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和重要情报的文件，他很少依靠它们作为他的对外政策决策的基础。例如，他还自夸他具有阅读中央情报局“原始”报告的能力，即使有经验的分析家们知道，这些背景文件常常能引导人误入歧途；在它们被传递到制定政策者们手里以前，它们的可靠性需要根据其他信息来加以评估。通过简化那道程序，中央情报局官员们相信，布什是以此作为他蔑视情报局专家们意见的信号。布什的外交的个人风格，他对他同国际领袖们建立起来的友谊的信赖，以及他在情报事务方面假定的专门知识，往往替代了从中央情报局老手那里接受精明而讲究实际的分析。

布什的辩护者们拒绝这个严厉的判断。中东专家格雷厄姆·富勒说：“坦白地说，我想我们应该高兴，我们终于有了一位懂得什么是情报的总统，那永远是中央情报局的最为关切的事。照我看来，布什利用中央情报局的信息利用得不错。但是他有他自己的独立的看法，坦白地说，那是他的特权，和以往历届总统所做的并没有多大区别。我们不需要一个机械般动作的人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

布什总统是否错误地估计了侯赛因的意图？富勒回答：“通过入侵科威特，萨达姆把他曾赢得的一切都扔掉了。他竟然入侵，我们感到惊讶。最后，你不能预测不高明的决定，而萨达姆关于入侵科威特的决定是他的一个极大的错误。”

前任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墨菲也为布什辩护，他说，在 7 月底，总统或任何别的人都不可能预言伊拉克的入侵。墨菲说：“我们刚刚倾向于认为这是不会发生的，甚至科威特人也不认为它会发生。”

不管这些，7 月 28 日会议以后，当情报局的官员们回到兰利他们的办公桌前时，他们被布什对他们的警告的态度所激怒了。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得到的情报信息，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他们呈送给一位总统的最详尽的情报了。尽管他们知道布什可以从中挑选他相信的东西，他们对伊拉克的意图是确信无疑的。情报局过去不能绝对肯定侯赛因的军队会入侵科威特，现在它似乎

没有任何怀疑了。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回忆说，当时情报部的分析家们特别地心烦意乱，总统没有向伊拉克送出一份强硬的警告，反而选择了给侯赛因打电报再次强调改善两国关系的必要性。布什对那个伊拉克人说，他对他邻国的恫吓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却没有提到如果他的军队越过科威特边界他将得到报复。

月 1
日星期三上午，韦伯斯特在白宫亲手交给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一包情报情况简介和最新的卫星照片。材料中包含关于侯赛因意图的令人吃惊的新信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现在说他们相信有确实的证据说明他即将发动战争。当布什看那些照片时，他看到沿着伊拉克的南部边界排列着大量的军队。总共大约有 8 个师，包括属于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编制的 4 个师，已经为袭击科威特油田的中心以及油田那边的首都作好了战斗准备。韦伯斯特说中央情报局确信，入侵将会在最近 24 小时内的某个时间爆

发。

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包括了一份来自分析家查尔斯·艾伦的评估，他写道：情报局的警告官员们现在相信，入侵很可能是一次全面接管科威特。一位情报官员解释说：“这是当时查利能够提出的最清楚的警告。它陈述得直率而明确。我认为他很坦率。”艾伦预言，这场猛攻将会把部个酋长国的整个毁灭作为它的目标。他采用了情报局的技术信息来支持他的论断，他还重复了前几天他、韦伯斯特和其他人对布什说过的话——没有理由搞一次像针对科威特的那么大规模的军事集结，除非侯赛因是当真的。

那天上午，艾伦的报告就被送到了其他高级政策制定者手中，包括国务院的罗伯特·金米特，他被他读到的东西吓晕了，他很少看到这样一个干脆的预报。盖茨正在度假，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金米特决定在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召开副职委员会（多为专业官员。——译注）。在那次会议上，每一个与会者的思想里都装着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人们问情报部副主任理查德·克尔他的结论如何。尽管克尔没有从艾伦的预言面前后退，他承认情报局内部有不少人对伊拉克进攻的规模仍然不能确定。以他为例，他相信进攻是会发生的。

这次会议以后，布什总统和白宫的官员们讨论中央情报局的新信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似乎是最担心的。他说，如果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将没有多少明确的选择。布什让别人先谈他们的看法，然后再谈自己的意见，这是他的习惯。在这个事例中，他发表了一篇杂乱无章的讲话，大谈他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的接触。但是他仍然不信萨达姆·侯赛因会把他的军队开进科威特。

然而，金米特决定采取一些步骤来对付那预报的危机。甚至在副职委员会开会以前，他就把中央情报局的信息传给了远在西伯利亚的国务卿贝克、贝克正在那里和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会谈。贝克静静地听着金米特关于中央情报局警告的拐弯抹角的描述（他们是通过一条非保密的电话线交谈），然后说他会了解一下谢瓦尔德纳泽是否知道有关侯赛因计划的事。在与苏联外交部长共进午餐后，贝克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告知谢瓦尔德纳泽，据美国情报界报告，伊拉克的武装部队正密集在科威特边界，可能入侵。那位外交部长的态度不明朗。贝克说：“我们希望你们试着去遏制这些家伙。”谢瓦尔德纳泽用手一挥把这句话搁一边儿了。他辩解说，萨达姆·侯赛因是在吓唬人，就像他以前干过好几次的那样。伊拉克人无意入侵科威特。

他说，当然，苏联没有这类的信息。谢瓦尔德纳泽补充说：“我信任他。” 嗣后的几个钟点里，一种奇怪的麻痹似乎控制了华盛顿当局。甚至在国

家最高层的政策制定者中间，关于可能即将在中东发生的事情，似乎也看不出多少公开的关切。乔治·布什仍然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是在吓唬人，他的军事集结是他对科威特石油资源提出新的要求的序幕，至多伊拉克在计划一次突然袭击以期在波斯湾获得一个新的石油集散地。

8 月 1 日傍晚，许多美国高级官员都准备去度假，或在海滩上度过一个

长周末。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于下午 5 点多钟离开白宫。对他来说，他能及时回家和家里人共进晚餐，这种日子是少有的。布什总统和国防部长切尼准备第二天飞往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她是到那里去参加一个外交政策会议的。在五角大楼，这个机构第一流的国际事务专家之一保罗·沃尔福威茨正在一份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准备的重要文件上进行最后的修饰。他知道当他在阿斯彭念这份文件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将会在听众之中。沃尔福威茨还不知道，他的演讲不得不延期了。

那天晚上 8 点半钟（在波斯湾是第二天凌晨 4 点）伊拉克的军队猛冲过了科威特的边界。这个小小的首长国的军队在伊拉克的坦克部队面前土崩瓦解。知道抵抗是无效的，科威特士兵全体投降了。在科威特城有一些抵抗，但在 6 个小时之内，首都已在伊拉克士兵的控制之下。剩下来的科威特空军

（它在几分钟的时间就被伊拉克的空军从天空赶得无影无踪）逃到沙特阿拉伯的基地去了。在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匆匆赶回他们的办公室，都被事件的突然转变震晕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在马里兰州郊区他家里听到入侵的消息的，立即就回到白宫。他决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召开一次副职委员会，由他本人主持会议。几小时之内，委员会草拟了一份供总统次日上午宣读的声明，并且建议政府立即冻结伊拉克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布什定于次日上午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二天一早，政府的主要的对外对内政策顾问们包括中央司令部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聚集在白宫内阁秘室，帮助策划美国的反应。当记者们大声喊叫向布什提问题时，摄影师们快速抢拍会议的照片。布什说：“我们不讨论干预问题。”几分钟之后，门被关上了。然后布什请韦伯斯特谈一谈有关科威特形势的最新消息。这番陈述也许是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来最关键的表演。他做得不错；他的信息很详尽，他的语调是忧郁的。他说，伊拉克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科威特城，即使遇到一点小的抵抗，也很快就制服了。10 万多伊拉克军队已经进入这个国家，更多的军队正源源而来。中央情报局最近的侦察照片表明，伊拉克的装甲部队处在距科威特一沙特边界的10 英里之内，韦伯斯特还说，中央情报局不能预测侯赛因的下一步行动。一大批伊拉克军队正朝南进发，但是，没有办法讲他们是否会真正入侵沙特阿拉伯。

然后，别的官员发言。罗伯特·金米特谈到对入侵的外交上的反应。布什的高层国内事务顾问们讨论了制裁问题。最后，施瓦茨科普夫勾划了美国军事选择的轮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休会了，但是没有明确的美国政策拿出来。对某些与会者来说，看起来布什对如何反应似乎举棋不定。

散会以后，布什在内阁秘室外面拦住了切尼，同他讨论去阿斯彭一事。切尼已经请假不去了，五角大楼需要他留下来研究美国的战备状态，并且决定什么样的军事步骤是可行的。布什也想留在华盛顿，他并不盼望会见撒切

尔。不像里根，他从来没有感到与她很接近。仅仅想一想去科罗拉多的长途飞行，现在也令人感到无法克服的气馁。布什说它好像是一件不该做的锗事，特别是按照波斯湾危机的角度考虑。他问：“你想我是否非去不可？”切尼回答：“是的，总统先生。”布什转了转他的眼睛。

布什关于科罗拉多之行的犹豫不定，在他的公开讲话中也可以感到。在一次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政府没有考虑对入侵采取军事反应，但是，他的陈述是绕来绕去和自相矛盾的。自从他当选为总统以来，也许是第一次布什似乎表现出受到了压力。当他登上“空军一号”飞机时，他仍然在仔细考虑波斯湾的新危机。

撒切尔夫人没有那么谨慎小心。她和蔼可亲地向总统问好，她说：“总统先生，再见到你非常高兴，”然后，仍然直视着他的眼睛，她又加了一点个人的忠告，好像他们在分享一个秘密：“乔治，你必须知道，他是不会停止的。”她说完就不再提这件事，和他一同步入了阿斯彭中心会议室。两个钟点之后，总统结束了他的演讲，他们两人出来了，走了一小段路去到美国驻英国大使位于科罗拉多的家中，他们与他们的高层助手一起在密室里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讨论。

撒切尔直截了当地问：“现在你打算对伊拉克人做些什么？”

瞬息间布什吃了一惊。正如他对这类困难而直接的问题经常作出的反应一样，他轻声地笑了笑，接着又微笑又点头。然后，显然还没有恢复平衡，他给了一个拙劣的回答。他说：“我不知道。”当撒切尔等他继续说下去时，他加了一句：“我们有很多选择。”

撒切尔被布什的犹豫不决所震惊。她宣称：“你必须立即作出反应！” 她脸上的极端厌恶的表情是真诚的。她强调：“总统先生，我们将支持你们。”她的左手紧握成拳头放在膝上。她是刚强的，坐在椅子上身体略向前倾，直视着布什，低声谈话。她重复地说：“我们将支持你们，但是，你们必须干点什么，你们必须，你们必须，你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个人。”她因自己言语而出神，她的嘴抿成了一条坚强决心的细线。她气疯了——气萨达姆·侯赛因，但更气布什。她毫不动摇地说：“我知道，如果是罗纳德·里根，他会怎么做。是的，是的，我知道。我们的朋友，我的朋友，里根总统，他会勇敢地面对这个，这个⋯⋯”

由于激动，她朝椅背上靠了靠，然后又断然地前倾，伸出右手抓住布什的膀子。他被她的激烈态度惊住了。她坚持说：“这个人是希特勒，以前我们曾经站在一起。我们曾经遇到过像这个人一样的人。我们可以再干一次。我们必须再干一次。”

她的话使布什突然变得坚强起来，他用力地点点头。向答说：“我们要干。”

但是，她没有听见。似乎被她自己的论争弄得筋疲力竭，她最后的话是一个请求。她说：“乔治，这不是摇摆不定的时候。”（事后，撒切尔的一位助手向一位吃惊的美国官员解释她的强烈感情。他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说：“在本世纪中有一次我们让你们逃避了你们的责任，结果我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现在，我们不能再允许那样做了，对不对？”）

从那个时刻起，布什总统决定动用美国在波斯湾的力量。新闻界立刻注意到了，他的声调中有一种新的强硬的味道，好像他已经与某座看不见的决心水库接通了似的。看来他切望打一仗。他被撒切尔的话转变了。似乎他突

然认识到他个人已经被萨达姆·侯赛因冒犯了、欺骗了、诱入了歧途、击败了。他对记者们说：“你们就等着听吧。”站在撒切尔身旁，他的举止看上去好像他就是自由世界的领袖。他看上去仿佛是美国的总统了。

次日下午，韦伯斯待带了一套新的指令回到兰利。他通知他的助手们，总统要中央情报局提供一份颠覆侯赛因政府的计划。布什是于当天早些时候在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智囊团会议中间作出这项决定的。在斯考克罗夫特所作的关于在国内打击侯赛因的必要性的发言中，布什突然转向韦伯斯特，说他需要一份可以动摇伊拉克政权的隐蔽工作计划。布什说“任何可以暗中破坏他的政府”或“给他制造麻烦”的事情都会有帮助的，不管这种压力来自内部的反对派还是来自被流放的领导人。他强调，这个计划应该是一份全力以赴的计划。布什要向侯赛因表明：入侵是不会没有反应的；这就是表明态度的方式之一。

韦伯斯特感到奇怪。在那以前，讨论一直集中在中央情报局加紧准备一份评估的问题上，估计一下伊拉克的入侵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安全。根据报告，伊拉克现在控制了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五世界石油资源的通道。这样一种武器的效果将是破坏性的，韦伯斯特立即被任务的巨大所击中：情报局拥有大量的关于伊拉克的信息，但均来自几个驻外的随便安置和严密监视的伊拉克外交官，它很少有来自最高层巴格达政府的有用的情报。情报局也没有什么办法钻进侯赛因的脑袋。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为缺乏有关他的信息和什么能使他倒台的信息所窘。据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家透露，情报局给那个伊拉克人作的心理形象是“中央情报局所拥有的关于任何一个世界领导人的最薄的文件之一。”情报局不能依靠它的以往的评估，既然它曾经作出的很少几个有关侯赛因的结论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他远不是他们在 1988 年所评估的那样一位重实效的领袖。

情报局知道，它不能指望那难以控制的伊拉克当地居民来反对他。与西方的公众观念相反，伊拉克是一个大体上现代化的工业化社会，侯赛因曾经尽了很大的努力给伊拉克的居民提供广泛的利益。结果，伊拉克人普遍支持政府，把侯赛因视为一位土生土长的英雄。在伊拉克实际上没有政治生活；它的政权是高压性的、无所不在的、与世隔绝的。任何一点不同政见的迹象，立刻被残酷地毫不迟疑地消灭。几乎不可能派遣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进入这个国家，或从它的内部招募特工；它的制度简直太严密了。韦伯斯特后来沮丧地公开承认：“我们知道世界领导人都想要从人的情报中获得的知识，（而这是）往往很难得到的——坦率地说，难于在那种类型的独裁环境（即伊拉克）里得到。”

理查德·斯托尔茨和迪克，克尔让韦伯斯特放心，可以做些多情来帮助动摇巴格达政权，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伊拉克工作队去处理那个危机。工作队集中了情报局在各个领域——政治、心理、秘密和半军事性行动、经济、通讯和信号的截取与窃听、卫星侦察、反情报、恐怖主义——中的第一流的专家。领导伊拉克工作队的是首席中东问题专家，一位有着 20 年战斗经验的行动部官员。他是一位爱好而又有训练的阿拉伯语学者，曾经负责过情报局的几个最成功的间谍行动；甚至行动部副主任助理托马斯·特威腾也听他的。在韦伯斯特从白宫回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工作队队长已经向伦敦站站长提出了新的情报要求，该站长接到指令要他同广阔范围的伊拉克流亡者接触，包括过去的巴什党官员。

匆忙集合起来的伊拉克工作队分成了 3 个小组：一个在行动部；一个在

情报部；一个在科学技术部、。特别协调官员联络这 3 个小组，从其他的联邦情报机构来的联络官员也在伊拉克工作队的办公室里安排了办公桌。

在入侵的 24 小时之内，工作队的主要成员已经行动起来。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解释说：“我们就这么走进行动部的一些办公室，开始重新安排事情。我们从零开始把它建立起来，把我们需要的人带进来。我们把其他小组的人都调光了。为了这个任务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了。所有的事情。”

工作是紧张、刺激而又需要紧迫的，50—60 名支援官员被指派到每个工作小组。几个星期之内，行动部的小组已经增加到 150 名官员。到了 8 月底，将近有 70Q 名中央情报局雇员参予了在某些方面协助伊拉克工作队行动。

一位曾经担任过几个这样的工作队的职务的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说：“它很激动人心，因为你就在其中，在每一件事情见报以前你就知道了。它也是一个快速点燃的压力炉。人们要最近的答案。这类工作可以牵涉到差不多任何事情：细查精选情报报告，回电话，准备简况介绍，把地图拼在一起，参加会议，策划行动。在工作队内部还建立一些特定小组以处理各种特定问题，并准备阵地文件和报告。”

预告什么将要发生的重担落在了情报部的工作小组的肩上。它的任务是评估伊拉克的军事能力，评估美国的盟友们的可能行动，评估对巴格达施加经济压力的效果，以及评估侯赛因内部圈子里面不同政见的可能性。

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伊拉克工作队小组聚集在一起，监视、监听、监控、调整、处理、评估截取到的通讯、信号情报和图像情报。这个庞大的工作队与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和国防情报局的卫星处密切协作。一条特别的情报局之间的联接线路可以使在华盛顿的伊拉克工作队官员们和海外关键情报站看到和讨论伊拉克的高分辨率的照片，这些照片是从中东上空的美国卫星平台拍摄到的上千张这样的图像中挑选出来的。这个小组分析由国家安全局设在埃及的伊拉克立翁空军基地监听哨和设在土耳其（距伊拉克最近的地点）的锡诺普和皮里密克两个空军基地监听哨截取到的信号情报。国家安全局还供给来自设在阿曼和塞普路斯的美英联合地面站的材料，这两处地面站是监听海外电话的。这整套高技术装置是中央情报局显示它的资本的一次机会。伊拉克工作队的每一个主要办公室都纳入一个电话会议系统，该系统是中央情报局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使之完善的。这个系统把情报局的海外站和中央情报局以外的联邦机构联系在一起。

8 月 3 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韦伯斯特感到比较放心。他对他的工作已逐渐感到轻松愉快，与周围的中央情报局高级情报官员相处也变得比较自在，就在几个月以前，那些高级官员感到他们不得不握住他的手度过艰难的境地。现在，事实并非如此，在那里。前任法官即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可以掌握的，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形势。他不需要了解外交政策的复杂性；他必须是一位领导人，对布什来说，他是情报局的首席代表。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传播信心，使人们意识到他知道情报局将要干什么并表示同意。那就是为什么当他回到兰利时他似乎特别地热切和自信。他对他的助手们说，这是一个使中央情报局大放光彩的机会。总统指望他们提供一些答案。从从容容地干！他告诫那些手边堆满了大量新材料的情报部的关键专家们，从从容容地干，要正确；从现在开始他们大家都要加班加点地干了。他让他个人手下的工作人员在他的办公室支起一张帆布床，开始准备明天上午的发言，那

时他要准时抵达戴维营，给总统再作一次情况简介。

对于中央情报局，8 月 4 日是个大喜的日子。7 月 28 日的沮丧被一种异常欢欣愉快的感情所替代。以往 40 年情报局曾经谋求建立起来的一切，已经要实现了。情报局的理解是对的，它曾经作出一个大胆的预测，面对从总统和中东领袖们那里来的普遍怀疑，这个预测站住脚了。毕竟那首先就是为什么要建立中央情报局的原因：当美国的利益可能遭到危害时，当国家将要受到攻击时，能够准确地预报。并及时地向总统报警。

8 月 4 日傍晚，大楼七层楼上的欢欣鼓舞的情绪是“说中了”科威特的事情的自然结果。但是，这种欢乐情绪很快就和一种对从国家侦察局收到的那批最近的卫星照片的黯淡反应混合在一起了。初步分析以后（这些照片首先在华盛顿的一个秘密地点——“16 号大楼”——被专家们检查过。），这些照片被摊放在局长办公室毗邻的房间里的会议桌上。上午在戴维营同布什会晤后刚刚回来的韦伯斯特，收到了他的第一流的分析家们所作的评估：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打算撤出科威特，正如他在过去 24 小时内所承诺的那样，那么他最好还是快点开始行动。由一颗位于科威特沙漠上空的 KH—11 卫星拍摄的那些服片表明，伊拉克军队继续涌入与沙特阿拉伯边界最接近的地区。那里的部队人数已经接近于 48 小时前入侵科威特时的人数。甚至看上去伊拉克军队已经进入了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中立区。分析家们指出了五处这样的侵犯。他们担心侯赛因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进入沙特阿拉伯石油藏量丰富的东部省。

韦伯斯特关注地点点头。现在看起来，好像那天上午他给布什的信息可能错了。在那次特别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第一个发言的，那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房间里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上一周中中央情报局的警告是不可思议地准确。当他概括地叙述通过技术手段得来的关于伊拉克军事部署的最新信息时，他的声调是平稳的不动感情的。他说，10 万伊拉克军队聚集在科威特—沙特边界的北边，但是，没有一支部队真正向南越过了边界线。在边界线的这一边，一支 1，000 人的沙特部队面对着 3 个伊拉克装甲师（和 7 月 27 日晚上查利·艾伦曾经看到的准备袭击科威特的部队数目相同）。沙特皇家部队装备精良但人数少训练也不够，如果侯赛因决定入侵，他们是抵抗不了的。用不了 3 天伊拉克人就能砍掉这个石油藏量丰富的王国的三分之一。这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然后，韦伯斯特向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重复了他的主要论点：伊拉克军队没有越过边界，也还没有理由猜想他们会那样做。

现在，回到了他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里，韦伯斯特担心他也许会把布什引上错路；毕竟侯赛因还是可能入侵沙特阿拉伯的。克尔同意。这是“纯苏维埃主义”——集中各个独立的坦克兵团进行一次深入敌方领土的闪电式袭击，目的不是包围和扼杀而是突然间一举消灭。面对如此强大的力量，沙特人是不能自助的。就克尔所能分辨出的程度而言，伊拉克坦克正计划继续向南滚动。

韦伯斯特再一次研究了那些照片，但是，他决定不告诉布什，中央情报局认为美国应该在利雅得郊区某地作好阻挡侯赛因的精锐共和国卫队的准备。不仅是由于那仍然不一定发生（萨达姆也许会撤军；那也许是一个错误），而且，布什可以决定做些什么而不用韦伯斯特告诉他。此外，韦伯斯特知道，总统或许已经看过那些情报照片了。中央情报局局长需要更多的信息。他指示克尔每小时给他送一次关于伊拉克人在干什么的报告。然后他提醒他的高

级助手们，他们不应该忘记侯赛因曾经许诺过几天之后就撤出科威特，如果出现任何开始撤军的迹象就立即通知他。

在戴维营，布什已经作出了决定。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举行的特别会议休会以前，他就通知了他们，他正开始实行五角大楼计划 90—1002。他说，美国军队应该准备好进入规定的阵地去保卫沙特阿拉伯；自美国干予越南以来的最大的军事机群将要部署好。布什需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说服沙特政府，因此下午一点钟他给法赫德国王挂电话。通话线路很清楚。向国王致意以后，总统复述了在阿斯彭时撒切尔夫人对他说过的话：“陛下，你知道，他是不会停止的。”

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分析家们真是一语中的。虽然总统没有确切信息说明伊拉克军队会继续通过科威特南部边界，也没有理由假定他们不会。布什为了慎重起见，才事先警告他所关心的沙特国王。同时他相信他没有夸大事实。总统对法赫德说，他想派一名特使去同他讨论对入侵的可能的反应。法赫德回答他不能在美国军队面前表态，但他似乎不能确定下一步怎么做。他唠唠叨叨；接受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可能使他承担接受美国公开援助的责任。他最后同意会晤，但加了一个条件：“不要派外交官，”他坚定地说。布什同意了。切尼去跑一趟，不是贝克。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切尼由施瓦茨科普夫、盖茨和中央情报局一位摄影专家陪同，在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上了一架特别装备的波音707 飞机飞往沙特阿拉伯。手头有中央情报局最近的情报评估。但是，切尼需要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当飞机飞临大西洋上空某处时通过一套数字化指示装置收到的。中央情报局最新近的照片显示，两纵队坦克实际上已经进入沙特阿拉伯。这也可能是他们那边的一个错误——边界是一片草草标志了的荒野——但是，切尼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当他抵达利雅得时，他要把照片给法赫德国王看。

那是一篇很长的描述，但在有关技术细节问题上则特意简短，切尼不愿让复杂的分析把沙特国王搞糊涂了。他只想强调，威胁是存在的，美国准备对付它。当威胁消失的时候，美国人将回国。他们将把装备留下，从而使沙特人将来能更充分地保卫他们自己。最重要的，他们将遵守他们的保证，做他们答应做的。他们决不食言。

切尼重述了总统的承诺，美国承担保卫沙特阿拉伯的责任。他强调：“我们愿同你们一道工作。”然后，他催促尽快部署美国部队。切尼把他在波音707 飞机上收到的照片拿给法赫德看。当国王把那些照片递给坐在他后面的他的兄弟（王储）时，他是明显地发怒了。

美国的证据给法赫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沙特阿拉伯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他相信美国。在同意美军部署以后，他站起身来和切尼握手，他说： “我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在这一切结束后，萨达姆·侯赛因还能不能自己从地板上站起来。”

切尼的反应很快，他说：“不能。”

8 月 7 日，当布什总统很难得地来到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时候，情报局的官员们充当主人。就总统方面而言，他这次出访兰利是一个感激的举动，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半道歉。这是他承认 7 月份中央情报局是对的的一种方式。当布什进门的时候，中央大厅里满满地拥挤着 1，000 多官员、分析家和辅助工作人员。这是一次胜利返回他以往的办公室。他显然很高兴。他对那一群

向他问好的官员们说：“你们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

他一边步行穿过人群，一边伸出手去和尽可能多的雇员握手，而一位官方摄影师则不断地按快门儿，拍了一张又一张。几个小时之内，这些照片已经陈列在通往情报局自助餐厅的过道里的一个玻璃架子里，一直保留到下个月。中央情报局发言人马克·曼斯菲尔德回忆说：“对我们这里的人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鼓舞士气。”布什对他受到的欢迎感到很满足，在他到达以后就和韦伯斯特以及中央情报局一流中东分析家们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他还详细地谈到他受到的欢迎。他还说他每一次回到兰利，都给他带来他当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的许多美好的回忆。

在布什善意地出访兰利后的几个星期里，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如同对待 10 个月以前的巴拿马政变一样，当新闻界和国会开始提出有关入侵以前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的各种问题时，政府官员们开始到处寻找某个谴责对象。为什么白宫这样毫无准备地被抓住了？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侵略的第一次威胁时没有作出反应？至少有些政府官员是愿意责备中央情报局的。最引人注意的透露于 8 月 13 日出现在报摊上的 8 月 20 日版《新闻周刊》中，在它的“常规智力瞭望台”专栏里，这个专栏介绍一种对国际问题的直截了当的赞成或不赞成、满意或不满意的观点。《新闻周刊》的编辑们在贴近“中央情报局”条目的地方，放了一支红色的“向下”的箭和下面的附加语：“在入侵之前，告诉每一个人，天下太平去休假吧。出色的工作，伙计们。”

那个被广泛阅读的专栏带给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的当然不是哈哈大笑。发言人曼斯菲尔德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条消息是从哪儿来的，我甚至都不能开始对它加以评论。”

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回忆说：“据我所知，公共关系办公室没有作出反应。但是韦伯斯特注意到了。对他来说，它看上去像一颗劣质的子弹。”

当时，另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告诉一位记者，中央情报局对于陷入“与白宫的令人厌恶的较量”不感兴趣。在坚持谈话“不准见报”之后，这位官员补充说：“我们关于伊拉克的信息，是在我们曾经有过的最及时最详细的信息之列的。在最适当的时间我们是正确的。没什么奇怪。关于那一点总是有话可说的，但我认为现在不是说话的最好时机。也许过些时候。”

别的官员们不是那样有节制。一位官员说：“这是典型的白宫废话，简直是纯粹的胡扯。”另一位官员更明确：“《新闻周刊》是约翰·苏努努选中的出版物，他为每一件政府弄糟的事情责备中央情报局。也许他应该首先清理一下他自己的屋子。”

布什尽了最大努力为情报局辩护，使它免遭那匿名的中伤。他对记者们说：“我们有很好的情报，我们的情报（关于伊拉克）促使我关心（波斯湾的局势）已有好长时间了。”参议员博伦也说他给情报局“很高的分数”，为了它的 7 月和 8 月的情报评估。

大多数国会的领导人都同意。国会议员罗伯特·G·托里切利率直地告诉

《华盛顿邮报》：“这是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从情报界收集数据记录很可能胜过制定政策。制定政策的人要认识正在发生的事的内部含义，而对情报的情况也要进一步更好地理解。”

《新闻周刊》的文章终于成了历史，被布什的 8 月份自我认错平息下去了，但它在韦伯斯特的高级助手中间仍然留下了一种苦味。有一个人说：“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被白宫抓住弱点来个攻其不备。我猜，这正是政府

玩弄政治的方式。”

解释远比那复杂得多。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都不怀疑，布什正在寻找某个人来取代韦伯斯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他是以不伤和气的方式使之离任的。并非布什不喜欢韦伯斯特；只是和一群亲密的、懂得他自己对事物的看法的助手相处，他感到更加舒畅。不知怎么地，甚至在巴拿马事件之后，和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韦伯斯特相处，布什从来没感到完全地自由自在，尽管他们之间继续存在着友谊，尽管韦伯斯特为人正直、忠诚。他曾经做过里根要他做的每件事，现在换了布什也是一样。他改善了同国会的关系，增进了公众对情报界的信心，同时他还使情报局摆脱了丑闻和不必要的反宣传。但是，似乎那还不够。

一位政府官员承认：“比尔·韦伯斯特就是不适合。说穿了，总统就是想要一个有更多的固有经验的人来掌管情报局。”

在他任职以来的 19 个月中，布什和他的高级圈子里的白宫助手变得很亲密，其亲密程度胜过大多数最近的历届总统。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楚地紧密结合的群体。布什经常使他的高级助手分享他的娱乐，这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非常烦恼——他是穿着百慕大短裤和黑色短袜在他的华盛顿郊区草坪上除草的人——在驶离缅因海岸的布什的汽艇上，斯考克罗夫特的紧皱眉头清晰可见，那就是表明他自己的兴趣爱好的一个准确无误的标志。有时，布什比起美国总统来似乎更像一群兄弟行的领袖。（以斯考克罗夫特为首的布什的高级助手们亲热地称呼他为船长——韦伯斯特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中央情报局局长自己的爱好包括经常在华盛顿重大社交运动（布什不喜欢这样的活动）中露面，似乎使他和肯尼班克港格格不入。

到了 1990 年 8 月，布什也对罗伯特·盖茨有了很大的信心，盖茨作为主要的外交政策行政官员和情报专家的作用正在增长。盖茨是后来被称为“八人小组”——布什、奎尔、贝克、鲍威尔、切尼、苏努努、斯考克罗夫特、盖茨——整体所必要的组成部分。这个小组负责处理有关伊拉克危机的日常工作。在随后的紧张月份里，这个小组将经常开会以便作出决定和策划战略。韦伯斯特很少出席。

许多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争论，认为韦伯斯特之所以不在内圈中，与情报局的当家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有关，也与布什的俱乐部式的领导风格有关。似乎韦伯斯特、克尔、斯托尔茨、赫尔杰森、特威腾和德特兰尼明确决定离布什远点儿以保持他们的孤立，甚至当正在制定重要的外交政策决策的时候。这正是韦伯斯特曾经说过他所要的那种方式。去年 10 月巴拿马的吉罗迪政变失败他受到白宫的批评之后，他曾经阐明过他的这种观点，当时人们指责他是一个无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在一次访问中，韦伯斯特仔细考虑过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情报的作用问题。他强调，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是尽它的全力呈达事实，而不是从事于政治。他说，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是总统的内阁成员，这个事实是有目的的；中央情报局不是一个制定政策的机关。它为总统和他的政府收集情报，然后站在一边，让他们采取行动。他说，可能发生的最坏的筝就是把情报和政策之间的界线弄得模糊不清；那就是情报局的客观性最常受到质问的时候。他说，中央情报局为总统服务，但是，首先它要为事实服务。

有人问他，如果总统把证据解释错了怎么办？如果在所有的硬数据记录都呈递上去之后，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拒绝承认呈递上去的东西怎么办？

韦伯斯特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告诉他们，他们没有足够仔细地读那些情报。”

问题是在 7 月份韦伯斯特确实是这么做的，还是面对布什的疑虑他保持沉默，——而不是有力地说：“原谅我，总统先生，你显然没有阅读我们给你看的这些东西。请再研究它一下。”不知怎么地，考虑到他的个性，韦伯斯特似乎不可能会那么率直地对待布什，布什在他自己的经历中花过许多时间阅读各种各样像中央情报局局长于 7 月 28 日上午送给他的那样的情报报

告。在 9 月 18 日一次公开演说中，韦伯斯特本人也许已经回答了那个问题，当他含蓄地说应该把夏季的失败放在椭圆形办公室门口。这就是他曾经说过的最接近于批评政府工作的话了。

韦伯斯特几乎为布什感到为难。他说：“我并不总是懂得我们的政策，有时——即使在管理最好的政府里——我们没有真正花时间和精力去拥有这样一个政府，因为某些事情没有彼预见到。”

简单的真相就是布什没有相信中央情报局，因为他不能；如果他相信了，那就会意味着拒绝他的第一流的外交政策顾问们的忠告，意味着掩耳不听他的最信任的中东提供消息者的话。并且，它还会意味着将近 8 年来里根一布什关于伊拉克的政策是错误的。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的日子里，情报局奉献了巨大的能量，为布什、他的白宫班子、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提供详细的情报。在幕后，政府官员们几乎是众口一辞地称赞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产品。覆盖中东地区的中央情报局— 国家侦察局—国家安全局联合卫星和信号新闻报道网的工作是经常的、详尽无遗的，组成了美国情报武库中独一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武器。中央情报局还建立了一个高级联合情报组织去跟踪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有关恐怖主义分子威胁的特殊情报记录就包括在总统的每日情况简报中。

侯赛因入侵之后的前两周内，中央情报局秘密派遣了两个特别准军事小队进入科威特城，收集有关伊拉克防御工事的情报，并与刚开始形成的科威特抵抗组织接触。到了 8 月底，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一处秘密基地活动的、中央情报局指挥的绿色贝雷帽小队（指美国的“特种部队”——译注），正帮助组织、训练、支持科威特的抵抗力量，并计划攻入他们的国家。

反对侯赛因的颠覆运动得到最多的关注。中央情报局招募了一批知道侯赛因政府内部运转情况的伊拉克流亡者，并派了两个高级情报小组渗入巴格达中心。先后两次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能够成功地援救在那个国家内工作的重要的情报提供者脱险。后来，韦伯斯特轻描淡写地谈到那些中央情报局在伦敦和利雅得招募的伊拉克不同政见者的价值。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他说：“我认为那些最接近侯赛因的人才是他的最大的威胁，比那些不同政见者更甚。那些人希望他们自己掌权，并且是在外边搞不同政见活动的。”

入侵之后不久，中央情报局举行了一次关于伊拉克核能力的椭圆形办公室特别汇报会，报告说侯赛因只要再过两年就能发展核武器了。对于政府官员们来说，这次特别会议是一个里程碑。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这次情况简介改变了总统和他的助手们对海湾危机的看法，解放科威特是远远不够了，萨达姆也必须推翻。”

中央情报局还处理与伊拉克前盟友——苏联的情报联络的一切行动，它劝使一位苏联高级官员把他的国家与伊拉克签订的军事转让协议送给美国国防部看。这位苏联官员由两名中央情报局安全官员陪同于 8 月底无声无息地

溜进了五角大楼。

情报局在欧洲的工作也非常有价值。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访问了成百上千个曾经在伊拉克境内工作过的工程师、科学家、建筑师、承包商和企业家。德国公司提供的信息最多，包括伊拉克主要设施的蓝图。在埃及，中央情报局特工们追踪到他们的最重要的业务联系人之一，他为他们提供了伊拉克国防部的设计图。（他告诉他们，要做的关键事情就是在国防部的四楼引爆一颗炸弹，那里的房间里装有指挥部的计算机。）在战争开始的几小时内，伊拉克国防部成了美国攻击机的第一批目标之一。

在两个月之内，中央情报局官员们已经把伊拉克的弱点编为分类目录，他们还相信他们已经弄清楚了在战争中侯赛因如何计划保持对他的部队的指挥和控制。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在这样一种设想下向前开展：即，任何战斗的开端都会以空中轰炸伊拉克军事资源为特色；虽然以何者为目标将由美国军方决定，而那些决定的基础将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数据记录。前国防情报局局长伦纳德·佩罗特斯将军解释说：“我深信，我们在那边的有利条件之二，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就是我们有非常非常有效的情报能力来帮助我们确定目标。在固定不变的意义上说，我不相信还有一个主要目标是我们未曾命中过的。”

为了准备对付伊拉克的防御，中央情报局特工们被派往法国，向伊拉克的第二个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了解关于伊拉克武器、精密度和部署的准确信息。法国人给了美国有关幻影式 F—1 战斗机、飞鱼导弹雷达系统和法国制造的攻击型直升飞机的详细信息。中央情报局的技术人员还帮助美国卫星定位，以严密监视伊拉克关键的军事编队和军事基地，从而可以提供关于侯赛因的主要武器的精确的计数。到了 11 月，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相信，他们对伊拉克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能力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他们标出了工厂和贷车编组车场，在战争开始阶段，如果把工厂和车场毁掉，将会抵消那些武器的效果。中央情报局帮助国家安全局部署最重要的、秘密的雷达装置，帮助追踪伊拉克的领导层。他们使用了 3 个高度灵敏的被称为象耳的接收器（每个都有一个足球场般大小），用以验明伊拉克的指挥“中心点”和截取从巴格达发往战地指挥官的信号传递。

中央情报局在海外的功绩是决定性的、有意义的，但在华盛顿它的公开行动似乎踌躇不前、摇摆不定。在椭圆形办公室，这样明显地缺乏热情给情报局带来麻烦，那里重视政府异口同声地谈话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 12 月早期是最明显的了，那时正是关于今后在波斯湾的行动的公开论战的高潮。有报道说，布什总统断定 8 月份对伊拉克实施的经济制裁会迫使侯赛因撤出科威特。当韦伯斯特在一系列关于波斯湾危机的意见听取会上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面前作证时，中央情报局就把它自己放在了辩论的中心。韦伯斯特颇有信心地预言，过些时候，制裁将会迫使伊拉克的军事机器瓦解。韦伯斯特出示了一份伊拉克工作组写的详细的统计分析，包括附带的信息：伊拉克的食品和石油的贮存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韦伯斯特关于制裁效果的证言，不论是公开的还是关起门来说的，似乎都很乐观，因而它鼓舞了委员会主席——众议员莱斯·阿斯平，他的结论是：中央情报局相信美国的经济禁运可能迫使侯赛因撤出科威特，如果给以足够的时间去实施。阿斯平在 12 月 21 日发表的报告中写道：“在伊拉克贸易方面的禁运基本上是全面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法官对委员会说，

制裁已经切断了 90％以上的进口和 97％以上的出口。”

将近一个月以后，在参议院关于战争问题的历史性辩论前夕，韦伯斯特的证言成了紧张调查的焦点，由于民主党人指责他对制裁改变了立场。参议院辩论开始前的 24 小时，韦伯斯特写了一封信给阿斯平，那封信“澄清了” 中央情报局早些时候的立场。中央情报局局长写道“光有制裁不能”迫使侯赛因从科威特撤军。国会议员们被这个反应的时间选择所激怒了；评论家们指责韦伯斯特在使情报政治化。

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还击了评论家们。中央情报局发言人曼斯菲尔德说：“你们必须去仔细看看原始的证言，法官从来没有说过光靠制裁就能把事办成的。”曼斯菲尔德是对的，但只在一点上，因为韦伯斯特的“澄清”时间选择得太糟。它是在阿斯平已经发表了他自己的结论的 3 个星期以后才发表的。不管韦伯斯特是否打算这么做，看来似乎中央情报局坚持支持总统，似乎兰利是白宫的俘虏。

关于制裁的争论起了使中央情报局士气低落的作用，那里的分析家们怀疑韦伯斯特作为一位可靠的独立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行使其职责的能力。他们相信，他把人们认为他能办好的一件事给弄坏了。他的受到高度赞扬的、在华盛顿政治群体中运转自如的能力现在受到了怀疑。情报局的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人弗雷茨·厄马思就是他的贬低者中的一个。厄马思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他被韦伯斯特的出尔反尔震惊了。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局长不能告诉阿斯平，就说他坚持他的早些时候的证言呢？他同一位同僚。厄马思是根据个人的了解说话的，由于他是中央情报局内部关于韦伯斯特给阿斯平的原始证言的辩论中关键的官员。在整个 12 月份，厄马思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制裁不会起作用，并且有好几次试图说服韦伯斯特使他相信，但是，失败了。随之而来的 1 月份的灾难性怪事本来是根本的不需要发生的，只要中央情报局局长曾经听信过情报局一流专家们的意见。

当时，一位国务院高层官员说：“最初韦伯斯特错解了情报，应该加以改正，他的可靠性被非常严重地损害了。而中央情报局，不管它在这场危机中是如何地挺起腰杆，不管它的功绩如何，现在是士气十分低落了。”

众议员阿斯平发表他关于制裁的报告几天以后，李洁明大使到白宫去拜访他的老朋友乔治·布什。这是一次社交性的访问，稍微掺杂了一点正经事。会晤是于一个冬季的下午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布什向李洁明亲切地问好，然后请他坐下。当他们讨论到波斯湾的形势时，李洁明报告说，在支持美国反对伊拉克的行动中，中国人一直非常合作。布什微笑和点头表示赞许。李洁明说完了，布什问他是否还愿意当大使。李洁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为自己说项了。他说，到 4 月底，他想再被委派到华盛顿来，用为那时将是他在中国的第二年的末尾。至于他的下一个职务，他想，要么是中央情报局一个高层的位置，要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高职位。布什点点头，眼光闪了一下。他脸上的微笑展开了，他说：“你应该去拜访一下蔡斯·昂特迈耶，我想我们有些东西给你。”

李洁明被布什的含糊的回答所困惑。离开椭圆形办公室之后，他走进通往昂特迈耶办公室的大厅。作为白宫人事室主任，昂特迈耶似乎非常忙，但是这一天当他站起来向他的不速之客问好的时候，他很高兴见到他。他奇怪地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李洁明解释说，他只在华盛顿呆很短时间，他想他可以顺便看看总统。然后，他详细叙述了布什对他说的话。李洁明问：

“你知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昂特迈耶真地感到迷惑了，李洁明在与总统谈话以后还必须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他轻声地笑着回到他的办公桌旁。他回答：“你将要获得一个职位，工资级别比我高得多。”

李洁明离开了白宫，他被担任中央情报局最高职位的挑战引起了兴趣。他曾经和几个在兰利的老同事接触过，知道韦伯斯特有些问题。现在，他思想里没有怀疑了：布什打算换局长，而他相信李洁明可以干这项工作。但是，李洁明自己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当一名政府雇员已有许多年了，而且充满压力的中央情报局的职务将把他从他妻子和长大了的孩子们身边拉开，其程度甚至比以前更甚。那个职务除了工作就没有别的。他摇摇头以清除疑虑；他爱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几天以后，李洁明回到中国去了，继续担负起他的大使的责任。3 个星期以后，在 1 月 16 日的夜晚，美国发动了“沙漠风暴”行动。

在华盛顿，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对许多人来说，战争开始的时刻必然会带来失去的机会的痛苦的回忆。例如，一些前里根政府的官员们被激怒了，因为现在美国竟然发现它自己在科威特边界线上面对着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他们深信当前的危机根本不必要发生——只要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和其他许多外交政策官员们在 1982 年时曾经注意到他们关于那个伊拉克独裁者真实意图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