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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风云人物

布什重新委派韦伯斯特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似乎使这一职务恢复了生气。在 1989 年 1 月总统就职的整整一个月中，韦伯斯特频频在公共场合露面的次数，比他整个任期任何时候都多。韦伯斯特是在提高他的形象，以便使他自己看起来对布什的新班子颇有价值，并借此强调他要狠抓情报问题。这个策略起了作用：韦伯斯特比起以前来显得更有信心，也更愿意负起领导中央情报局的责任来。

但是他这种比较高的形象，没有使得情报局一般工作人员对他的看法有多少改变。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回忆说：“关于他的开玩笑的话无时无刻不在流传。当我们听说他在某些事情上干得不错时，我们认为他取得的成就使他与像杜勒斯或麦科恩这样的人物比较起来，不过是刚够平均线的标准。”这一评论看来过于苛刻，特别是权衡刚在布什就职前不久对韦伯斯特的

巨大压力更是如此。最迫切的事情是马修·甘农之死及紧急查出爆炸泛美 103 航班飞机的恐怖分子。中央情报局还加班加点整理不断增加的使人焦虑的情报，报告显示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建立化学武器工厂的计划接近完成。这座建立在交叉路口城镇拉布塔的工厂，具有生产武器等级化学品及尚未辨明的毒气的能力。关于拉布塔工厂的报告，自 1988 年 10 月以来引起即将离任的里根政府的极大焦虑。

中央情报局是从一个外国政府内部一个情报人员来源那里得到关于该化学工厂消息的，这在近代历史上实属罕见的事例。一位在意大利工作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是从卡扎菲政府内部一名极有价值的人士那里得到这个化学工厂的消息的。当里根政府在几个月之后首次公开这个消息后，对卡扎菲施加了要他关闭该工厂的压力，利比亚的这位领袖派他的外交部长到罗马去，对美国在意大利设置的军事基地表示强烈不满，这个基地使的黎波里处在被打击的距离之内。根据一位来自中央情报局方面的目击者所说，利比亚外交部长“痛骂”他的意大利对手，并且声言利比亚宣布“永记意大利殖民主义哀悼日”。这位利比亚人还宣布对的黎波里与罗马之间恢复关系的计划加以控制。这是对美国施加予卡扎菲的压力的温和反应，但是慢慢升温的危机势必恶化。

1988 年 10 月 28 日，在里根总统 8 年的任职行将终了之际，中央情报局收听到卡扎菲的一次电视讲话，谈及拉布塔工厂。卡扎菲坚决否认利比亚在生产化学武器，说该工厂是一家“药品制造厂”。

同一周，国务院送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情报局，该报告称卡扎菲很想再次伺机与美国作军事摊牌以提高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近东处的最高级官员们决断，形成的局势远不只是卡扎菲的外交姿态；10 月底发自 KH—11 卫星的对准拉布塔工厂的照片精确无误地显示，利比亚的领导人在急不可待地朝生产供贮存的大量化学武器方向努力。

一份令人胆战的国务院情报在 10 月 28 日送到中央情报局，报告表示拉布塔工厂对卡扎菲是何等重要。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称：“卡扎菲对美国指控其化学武器工厂一事感到不安。利比亚空军宣布拉布塔为禁飞区，并警告所有飞越其上空的飞机将遭到射击。据特别情报部门的分析，他改变对意大利的态度似乎是在自行拆台，尽管他可能认为贝蒂诺·克拉克西总理和朱利

奥·安德烈奥蒂外交部长打算推迟预定的访问。”

中央情报局从 11 月初开始，有目的地在欧洲、加拿大招募许多利比亚籍特工人员，期望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有关化学武器工厂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官员也纷纷涌入马耳他，这里是进出的黎波里唯一转换站。到月末，据一位近东处官员说，情报局已得到足够的情报证实该化学武器工厂“在 1989 年仲夏”将可开工生产。这一日期给了情报局以充分的时间去拟订一个摧毁该工厂的计划。

为加强对卡扎菲的压力，担任总统职位只剩几个星期的里根总统，在 12

月 18 日把韦伯斯特和一批近东处官员召到白宫来，讨论他使该工厂解除武器的可能措施。在作汇报时，韦伯斯特向里根保证，中央情报局在利比亚有“无懈可击的情报人员”，他们已提供关于该化学武器工厂状况的“最佳情报”。不过，韦伯斯特承认，中央情报局还没有制订出对付利比亚威胁的除军事行动以外的可行计划。

里根乃与欧洲的领导人们联系，看看他们是否愿意支持对该工厂进行一次空袭。只有英国表示无条件同意，在 1986 年 4 月轰炸利比亚的那次事件中，玛格丽特·撒切尔告知美国总统，美国可以用它在英国的基地进行空袭。12 月 21 日，也就是泛美 103 航班被炸毁的同日，里根对美国广播公司的戴维·布

林克利说，他正与美国的盟国磋商可能进行的空袭事宜。

里根和当选总统布什两人在下个月间，都继续对欧洲盟国施加压力，要它们同意停止进一步向利比亚输出化学品，并支持一项摧毁拉布塔工厂的计划。最大的压力是冲着西德，它被验明是应对检控化学品运往的黎波里失败一事负最大责任的政府。开初，德国人拒绝承认对此负责。但是，在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及其继任者詹姆斯·贝克的压力下，德国人只好承认拉布塔工厂的化学品制造能力确是由于他们的技术帮助的结果。中央情报局在布什就职前夕在一份关于拉布塔工厂的秘密报告中点了三家西德公司的名，并捎带提了提第四家在伦敦的一家由伊拉克商人所有的公司。

直到布什就任总统两个月之后，中央情报局报告称，卡扎菲己停止在拉布塔工厂生产化学武器，至少是暂时停止。尽管如此，拉布塔危机在兰利引起了对从欧洲公司运出其他化学制造技术的担心。对这方面的关切，是韦伯斯特在 1989 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系列公开演说的主题。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没有告诉他的听众们，像这类的输出每天都由美国工厂在进行——恰恰是在中央情报局官员们鼻子下进行。

在 1 月中旬，韦伯斯特、斯托尔茨、克尔和特威腾，提出一项计划，意欲提高情报局在新政府中的重要性。他们的最初目标是要让即将上台的总统对中央情报局遍及世界的行动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全面了解。他们准备了一份总结美国情报计划的详细文件，要在布什上台后立即呈送到布什手中。这份报告是否扎实，关系重大。因为新任总统与情报局发生联系的非官方网络，以及总统本人对情报工作的经验，使得布什对中央情报局报告的内容，将作出比他的前任们更为严格检视。因此，韦伯斯特在 12 月中旬对斯托尔茨说，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斯托尔茨并不需要人给他打气。就像他对一位刚退休的同事说的，在转换期间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就是为布什今后处理与情报局关系的舞台搭布景。斯托尔茨承认，中央情报局给予新总统的印象是至关重要的。

情报汇报在布什就职前后都在进行，但是没有产生人人所曾预料的那种

影响，布什是很严肃的，但是他在情报局多次最重要的汇报会上态度轻松，也似乎没有利用这些会议来对中央情报局或韦伯斯特的工作作出评断。情报局的官员们如释重负。

中央情报局的高层官员很清楚韦伯斯特的弱点所在，但是也认识到继续领导情报局的重要意义。他提供了连续性以及对于诚实品德的极为必需的重要认可。他不喜欢让情报局卷进公开丑闻中。但是这些高层官员对韦伯斯特能否在新政府中长期干下去意见不一。一方面·韦伯斯特与布什友善而且得到他的信任，毕竟是布什在 1987 年使韦伯斯特当上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们知道在政府圈内，韦伯斯特被看作是一个软弱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的这一特点也确实被利用了。新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是不愿意在中央情报局内有一个外交政策竞争者的。

另一方面；情报局内高级人员中对韦伯斯特将很快被取代的持续不断谣言感到关切，据信布什要使他新上任的政府享有清白名声。根据这一条道理，韦伯斯特必须下台，因为在公众心目中，他被认为他有伊朗门事件的污点—

—即使把他置于用来表现净化情报局这一目的的地位也无不当。另外，据推测布什由于他与中央情报局的密切渊源，可能会通过一个中间色彩人物来指挥情报局。他们还争辩说，韦伯斯特之所以必被更换，还因为他被认为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不是一个职业情报人员。更为重要的是，韦伯斯特对政府的价值在于被认为他有接近布什的能耐。自从这位局长说他将不像凯西那样参加内阁会议后，他的上述价值就成为一个问题了。不能参加内阁会议势将不可避免地使他被排斥于总统内层圈外。

这些看法在布什就职前不久的一件传闻而得到加强，那时在中央情报局内盛传布什在决定韦伯斯特留任局长之前，曾要求另外两个人出任局长，但被谢绝。这两个人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布什决定任命他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另一个是科林·鲍威尔将军，他仍留任在亚特兰大的美军司令部司令。不管怎么说，现在已十分清楚，布什肯定有兴趣改变一下中央情报局。如果说这是他在 12 月时的立场，那么这也是他在整个总统任期中的立场。看来很明显，韦伯斯特之所以仍留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唯一理由，是由于布什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出任此职的人选。

那种认为布什要亲自管理情报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向韦伯斯特所作的不干预他的工作的个人保证。这一许诺是在他们两人的一次电话交谈中作出的，时间是在他宣布韦伯斯特留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前一晚。布什要他“好好干”，并保证给予充分合作。如其所说，布什以愉快语调宣布他留任韦伯斯特的决定，而且对他所深知的韦伯斯特仍面临的挑战表示同情。布什再次肯定韦伯斯特曾是 1987 年担任此职的适当人选；他还强调他没有在近期更换韦伯斯特的打算。韦伯斯特感到这是他所需要的将他自己的行事方式强加于中央情报局的信任票。

尽管得到了来自当选总统的直接祝福，关于韦伯斯特即将离职的谣言在华盛顿仍继续流传。为了制止此一流言，中央情报局公共事务办公室在 12 月决定，突出布什继续对韦伯斯特的能力表示信任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件有点古怪的动作，因为像这类赞扬，正确地说，应该来自白宫。）公共关系办公室继续强调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干劲和显著的业绩；尤其重要的是，发言人强调他仍然是布什最为信任的顾问圈子中的一员。这种与布什的密切关系，很快就会一清二楚，那就是新政府的立即见效的试验结果。

例如，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官员詹姆斯·格林利夫，在过去两年中，用同样的措辞否定了几十次关于韦伯斯特将被取代的传闻。他一再重复说：“这位法官继续得到总统的信任。”为了支持他的说法，他总是加上一句：“你们知道，他们是好朋友。”

如事实所显示的，问题不在韦伯斯特是不是布什的朋友（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他是不是布什的一位密友，如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科林，鲍威尔、罗伯特·盖茨、理查德·切尼，或是大约 6 名在总统当前圈子中的官员那样。这些圈内人都明白，越是与布什靠得近，就越有保住职位的机会。在未来的 4 年中，那些总统的亲信们，竟公然不惜把他人挤走。那么当前的问题，不在于韦伯斯特是不是一个好的情报局局长，也不在于他是不是总统的朋友，而在于他是不是乔治·布什俱乐部的一员。

这种猎取地位的手段，是韦伯斯特对 1989 年元旦《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勃然大怒的关键所在。标题为“中央情报局助理不服处分采取行动”的这篇报道，是有关韦伯斯特在新政府内部的地位问题上，布什的助手们与韦伯斯特之间有严重不和的第一个证据。文章报道了一件显为人知的私下争斗，那是在韦伯斯特与查尔斯·艾伦之间积累的不和引起的，艾伦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备受尊敬但又颇有争议的老资格人士。争执是由于韦伯斯特对艾伦在伊朗门事件中起的作用而采取纪律措施引发的。艾伦对韦伯斯特的决定十分恼怒，并采取行动要推翻它。艾伦首先是试图利用情报局内部的渠道对处分的决定进行申诉。当申诉失败后，他雇用了著名华盛顿律师 R·詹姆斯·伍尔西，此人是华盛顿颇有名气的政治街头打手。碰巧，伍尔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设计者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朋友。韦伯斯特知道，在他艾伦进行的斗争中，他也是在与新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对抗。

这可不是他想做的事。

艾伦-韦伯斯特的争执是情报局内普遍谈论的话题。艾伦，被记者迈克尔·瓦恩斯描写为“衣着朴素、语法精确、头发灰白的高个子”，一般都把他看作是个古怪的拼命工作的人，时常找点碴同上级争吵。凯西局长的一位前助理赫伯特·迈耶，描述艾伦是一位“有争吵癖”的“出色的人物”，“是一位深受尊敬但直言不讳的专业官员”。另一位高级情报局官员补充说，艾伦被看成是“不只是有点古怪，你简直就不知道他是何方尊神”。在他上班时，他看来几乎控制不了自己，整夜都在办公室里，对他的秘书们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一位以前同艾伦共过事的人回忆起“一次极不平常的 72 小时马拉松”.艾伦把自己关闭在情报局的一间办公室里，从事一项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新研究，艾伦认为这项研究将实质上改变情报局对东欧变化的认识。艾伦以他的与众不同的观点闻名，他的贬损者则认为他有巨大的自我中

心意识。他有规律地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提出挑战。实际上他自封为情报局的非官方监察人和常驻怀疑论者。很难再找到另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有像对他这样多的不同意见了——一些人认为他“足智多谋”，另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政治动物”——但是没有人怀疑他是一位情报局暗斗能手。艾伦在擢居中央情报局高位的同时，能够始终如一地挡开批评意见。艾伦受到的处分源自他未能在调查情报局卷入奥利弗·诺斯一案中，与

主持此内部调查的韦伯斯特的人拉塞尔·布鲁埃默合作。1988 年 12 月，当韦伯斯特的决定发表时，艾伦大怒，在情报局内部和在广大退休的情报局官员中的一些艾伦的支持者们，也感到恼怒。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艾伦依靠这

种支持，以及他对自己立场的正确性所持叭喇狗式的坚信不移，采取寸步不让的态度。（他甚至于对他的一位同事说，如果对他的惩戒处分不予撤销，他就离开情报局，“从而使这个国家实际上处于无防御状态”。）使艾伦的支持者们最感恼怒的，是韦伯斯特毫不考虑艾伦对中央情报局领导人们提出的告诫，诺斯中校是把出售给伊朗的武器所得利润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艾伦的同事们宣称，他们所遇见的最有预见性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就是艾伦，他们还举出他关于伊朗门事件的告诫来证明这一点。

艾伦首次卷入伊朗门事件是在 1985 年晚些时候，那时凯西命令他与伊朗武器商曼努切尔。戈尔巴尼法尔见面。艾伦知道此人名声不佳，但他把这一任务当作一次挑战。在几次交谈之后，艾伦确认这个伊朗人有些才干，但是他过分夸大他作为一个情报官员的才能的意向，这使他受到干扰。艾伦思忖，面前的这个人深为有机会同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而兴奋不已。

当戈尔巴尼法尔建议一个精心策划的“花招”来套取卡扎菲的 1，000 万美元时，艾伦担心加深。这笔钱是卡扎菲出的悬赏，用来换取以伦敦为基地的利比亚反对派穆罕默德·穆加里埃夫的性命的。戈尔巴尼法尔建议由他和中央情报局一起伪造穆加里埃夫谋杀事件和葬礼，然后去领取卡扎菲的赏金来平分。奥利弗·诺斯被这个建议迷住，但是艾伦和凯西却对此举是否可行表示怀疑。艾伦尤其表示怀疑，他对一位同事开玩笑说，戈尔巴尼法尔是“发疯了”。根据这一计谋和类似事件，艾伦回复凯西，他认为戈尔巴尼法尔“浮夸”、“聪明”、“狡诈”，还是一个“骗子”。

艾伦并没有要求凯西向戈尔巴尼法尔关门。艾伦相信此人只要小心谨慎培养他，对中央情报局来说，还可以证明是有价值的。他也不怎么在乎关于此人不可靠的种种迹象，因为有过得硬的证据说明这一个武器商与伊朗政府内部的一些高层人士有联系。艾伦现在正担任中央情报局反恐怖行动的国家情报官员，还发现戈尔巴尼法尔还具有另一吸引人之处：他说他能查出以波斯湾国家领导人们为目标的恐怖活动阴谋，而这个地区是归艾伦负责的。

由于伊朗军售行动是秘密进行的，艾伦就有效地成了戈尔巴尼法尔的中央情报局“套中官员”。与此同时，艾伦仍是与奥利弗·诺斯联系的主要情报局官员。在行动进行期间的一些关键时刻，艾伦怀着关于伊朗军售的利润

（诺斯称之为“剩余的钱”）被转移的疑虑，几乎要与诺斯面对面弄个明白，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艾伦把他的忧虑向中央情报局的指挥当局作了汇报。

1986 年 8 月下旬，艾伦对情报局情报部副主任理查德·克尔说、诺斯行动的某些事情让他感到困惑，说不定还会引起与中央情报局有关的问题。艾伦怀疑诺斯在经手一项秘密计划，计划资金来自有目的地高价向伊朗出售的美国重武器。艾伦的警告还不是有条有理的，因为他还不完全清楚诺斯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器的事业的许诺，也不了解他对国会关于美国限制对外援助的憎恶。艾伦对克尔说，他感到忧虑。他警告说：“如果这个行动中有什么差错，那就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克尔仔细地听了艾伦的话，接着就将艾伦的报告给了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时间是在 1986 年 9 月的第一个星期。克尔觉得盖茨的反应很平淡。克尔回过来对艾伦说，他不认为盖茨相信他所说的。

艾伦采取下一个步骤，他直接向盖茨表达他的感受。在 10 月 1 日的一次会议上，艾伦强调，他认为伊朗军售行动可能会公开化。他警告说，没有拿到钱的武器商人如果拿不到钱，他们威胁说要向新闻界曝光。他不祥地补充

说，“我还不能证明它，但是根据指示器所表明的，我得出一种分析性的判断。武器款也许已经转移到了”中美洲反叛者手中。艾伦认为“这件事简直是在制造一场大灾难”。盖茨被这意想不到的事弄得大吃一惊，又开始大笑起来，因为它是太荒谬了，不过接着他变得很严肃，说：“哎，这可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10 月 7 日，盖茨带着艾伦去见凯西。在会见中，艾伦重述了他的警告，

并自愿写一份关于这件“麻烦事”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在 10 月 14 日完成，

接着在 11 月份又写了第二份，说明一些加拿大商人“相信他们曾受骗上当，伊朗人付的武器款可能已被输送去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

这两名加拿大人是著名的国际武器交易商欧内斯特·米勒和唐纳德·弗雷泽，他们声称曾借给沙特商人阿德兰·哈肖吉 1，000 万美元，说卖给德黑兰的武器就能得到 800 万美元的利润。这笔钱划归戈尔巴尼法尔名下作购买美国武器和武器的零部件之用，这些武器即将船运到伊朗。预计将达几百万美元的军售利润将人人有份——戈尔巴尼法尔、哈肖吉、弗雷泽和米勒。可是伊朗拒绝付款，因为武器价钱太高。这就使得戈尔巴尼法尔（以及哈肖吉）负债 1，000 万美元。10 月 7 日，弗雷泽的和米勒的生意伙伴也是凯西的从纽约时起的生意上的老伙伴罗伊·弗马克来见凯西这位局长谈关于钱的事。弗马克说，哈肖吉威胁着要将伊朗军售事件公诸于众，除非付他的钱，而弗雷泽和米勒也许已经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接触告知有关情况。

这一明目张胆地从中央情报局敲诈金钱的企图，是使艾伦最感困扰的发展。这也就是他为何迫不急待地向盖茨但陈其担心的原因。艾伦强调说，关键在于钱从伊朗流入反叛者手中。那些交易把中央情报局卷进了一个非法行动。盖茨对艾伦的警告作出的反应，是要中央情报局的总律师审查这次伊朗行动。盖茨后来对国会说，总律师的最后报告认为艾伦的申述查无实据。盖茨坚称他对这一事件之外的伊朗门行动的详情毫不知情，因为凯西或行动部首脑克莱尔·乔治都未曾向他报告此事。

尽管艾伦未能使凯西和盖茨就他的警告采取行动，但当伊朗门丑闻曝光后，他成了行动部的速成英雄。从此以后，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位把情报局的事业置于个人事业之前的官员。他的已有大量文件来证实的关于伊朗军售行动会“弄得不可收拾”的警告，使韦伯斯待对艾伦的惩戒处分在两年以后看夹，往最好里说它是令人讨厌的，往最难听里说则是迫害。

韦伯斯特处理整个事态表现得极为拙劣，当《华盛顿邮报》刊载出艾伦对处分问题的申诉的原委之后，韦伯斯特这位局长在情报局最有实力的专业官员中的地位更加孤立了。在情报局的上层重要人物中艾伦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一些有权势的华盛顿官员也熟知艾伦。在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近 30 年中，情报局的每一重要部门他都干过，尽管他从未领导过一个重要部门。在八十年代早期，他曾担任凯西的颇受重视的顾问，享有提高情报局反恐怖活动和反毒品能力的美誉。

艾伦的工作如此受到重视，在 1986 年，凯西委任他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参加一个跨部门的项目，研究在核大战时怎样确保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安全。这个牵涉多方面的政府项目（COG）负责人称赞艾伦的人品才华，说他是情报层最出众的人物，并且确认他是中央情报局正在冉冉上升的重要人物之一。始终如一，艾伦仍然保持他那喜欢争辩和不随大流的名声，他的不那么尖锐的评论也往往是接近于不服从。一位他的同事引述他在 COG 的一次会

议所说的话：“我看，我们的工作是把宪法抛在九霄云外”。他是这个项目的副主任，这更加剧了他已经深思熟虑过的灾难临头的感觉。这一委派使他与奥利弗·诺斯发生接触，诺斯是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派来监督听取 COG 研究结果的。

在一些官员眼中，艾伦被看作是情报部的德韦·克拉里奇，此人是第一位分析人员-行动人员新的混合新品种，而为中央情报局内这两个部门所共同赏识。他们相信，艾伦将一帆风顺成为中央情报局伟大的情报官员伟人祠中的一员。

不过，在情报部，对艾伦的赞誉之词并没有很多的根据，一些直言无讳的分析人员尖锐批评他在伊朗事件的发端阶段，使自己的意见屈从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们说，艾伦利用他接近凯西之便而提倡一条政治路线——可以给伊朗的温和派网开一面——，这条路线是与他们收集到的伊朗内部政治情况的情报是相左的。这些批评者宣称，艾伦玩白宫牌，办法是利用中央情报局顾问乔治·凯夫设法弄到的情报来支持他的伊朗计划。一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分析人员解释说：“艾伦依据凯夫的不确实情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简报，情报部（克尔）阻止了这个程序。高级的伊朗问题分析家⋯⋯对这一行动开始时完全不知情。”中央情报局内部对艾伦的不同看法，在扩大了情报局行动部与情报部的传统分歧的同时，却增加了艾伦作为一名积极肯干的情报局忠诚分子的美名，这是令人觉得自相矛盾的。

韦伯斯特阻碍一位以真诚闻名的谍报英雄这件事，他发现自己牵涉进了一场诽谤中伤的竞赛中，对手不仅是一批有影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而且还至少有面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潜在可能性。一位行动部官员说：“他们在行动部内围绕在这位北斗星周围，就好像是在保卫他们自己一样。”争论始于韦伯斯特发布对艾伦的惩戒处分之日，处分他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伊朗门事件中以及在随后一年不断升级的事态发展中的作用。艾伦表示强烈抗议，不过当韦伯斯特明显地坚持其立场时，艾伦转而到情报局之外谋求撤销处分的办法。紧随《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而来的，显示出艾伦决心公开与韦伯斯特较量到底，不管它将是多么令人为难。韦伯斯待也清楚艾伦不是在虚声恫吓。出于艾伦的几乎是带有神经质的对权威人物的逆反心理，他为韦伯斯特设置下了圈套。一位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情报官员强调说：“艾伦知道韦伯斯特法官不会、不会、不会把对他进行处分的理由公诸于众，因此艾伦也愿意与韦伯斯特进行不事声张的解决，如果必要的话。”

有讽刺意味的是，艾伦对韦伯斯特的攻击，同韦伯斯特施加于他的处分同属不公正，在 1989 年 1 月认识到这一点的只有少数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由于艾伦不肯遵照韦伯斯特局长的要求，在情报局内部对伊朗门丑闻进行调查予以“充分合作”，艾伦受处分也是应该。在布鲁埃默听证调查中期，一份包含有关于以武器换人质行动报告的失踪文件，在艾伦的办公室内发现。艾伦宣称他疏忽大意地忘记了这些文件。（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嘲笑地对《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瓦恩斯说，艾伦的办公室“看起来像一间杂货铺。”）尽管艾伦的办公桌上凌乱不堪，但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仍不把艾伦的辩词当真。他们相信，韦伯斯特的指示完全被当作耳边风，艾伦停止对高级情报官员采取蔑视姿态此其时矣。可是，艾伦的辩护者则认为，比起艾伦对情报局所作出的贡献来说，这不过是点微疵而已。一位替艾伦辩护的情报官员说： “艾伦向凯西、盖茨和克尔提出过警告，要他们注意奥利弗·诺斯其人，等

到韦伯斯特一来，就着手调查起艾沦来了。”另一位官员提出另一不同看法： “艾伦不是受到了韦伯斯特的威胁，那只不过是艾伦对他尊重不够。”

高级情报官员们希望艾伦目前的职位——提出预警的国家情报官——会缓和他那寻求争论的天性。他的任务是评估苏联迫在眉睫的攻击的可能性，并对其他迫近的危机提出顶警。这个特别的国家情报官职位，尽管它是十分重要的，可是实际上脱离了情报局的日常活动。韦伯斯特是很乐于让艾伦干他现在这个工作的。正如韦伯斯特的一位助理所证实的，“‘韦伯斯特的主意是让艾伦别碍手碍脚，让他待在他不能造成任何损害的地方，韦伯斯特也不必非要与他打交道不可。”艾伦的一位密友和同事、前联邦航空局官员和反恐怖主义专家比利·文森特也猜想，这个国家情报官的职务可能是让他处在人们注目的中心位置之外的一种办法。他说，“他们也许会以为艾伦在这个工作中只能睡大觉，被一群戴着厚镜片眼镜的苏联问题专家限制在那里，他们围着他计算导弹的数目。”

一位紧跟艾伦事业的同事同意这种说法：他被放逐到国家情报官这个职位上是特别用来对艾伦人品的警戒。这位艾伦的合作者指出：“查理在他那无所事事的职位上等待，等那三秒钟（指苏联发动导弹攻击所需时间。—— 译注）。可是看不出俄国人将攻击我们，他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并不呆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他有兴趣研究每一件事情。”

艾伦重新界定他的工作范围，并且将他手下的小小工作班子与中央情报局各重要处的官员协作，扩大任务，以便包括对世界各地事态提出预警报告。他终于能够开始向他的上级和其他政府机构发出许许多多危及美国利益的警告——包罗万象，从单独的恐怖分子活动，到死气沉沉的第三世界解放运动。在 1988 年底，艾伦向白宫、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致送一月两次的简报，报告世界范围内的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事态。

尽管艾伦的支持者们用近乎敬畏的语调来描述他，可是他作为国家情报官仍在情报界树立不可有权势的敌人——甚至行动部的积极分子也有人指出他的警告，错的时候同他对的时候差不多。批评者们认为他的表现过露锋芒。他成了中央情报局内部心怀不满者的避雷针和骄傲自大的精英论者的象征。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解释说，“军方忌恨他的胆识，千方百计贬低他。”

艾伦经常与他的上级发生小小争执也成了他的一个令人讨厌的怪癖。在所有对他的批评中，对他爱好发布“狼来了”式的警告是批评最严厉的。用记者迈克尔·瓦恩斯的话来说，艾伦开始被认为是“卡珊德拉式的人物”（希腊神话特洛伊公主，能预卜吉凶。——译注），他的刺耳的争辩降低了他预警的效果。瓦恩斯引用布什政府一位官员的话说：“顶警是一个程序，而不是一个‘我预言’之类的事件。忍住不要表态，务求其准确无误，这是正确做法。动辄表态，没有个准，这不是正确做法。”

可是华盛顿律师詹姆斯·伍尔西认为他的主顾是一位“有能

力和有尊严”的人物，对他的处分是不公正的，需要改正。鉴于艾伦通过伍尔西与布什政府上层的联系，以及公开这一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韦伯斯特也不得不同意。从他的被高度吹捧的声誉，艾伦确非可以小看之辈。惩罚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没有效的。韦伯斯特知道，如果他还想得到中央情报局基层活动人员的信任，他需要艾伦站在他一边。不过，由艾伦施加的公众压力——以及中央情报局应被公开起诉的明显的威胁，这些自然是韦伯斯特应加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华盛顿邮报》报道了这次争论事件后不几个

星期，艾伦的处分悄悄地从他的档案中去掉了。就韦伯斯特来说，艾伦案件的解决使中央情报局历史上疯狂的一章——伊朗门丑闻，终告姗姗来迟的结束。随着这一结局，韦伯斯特感到他有了从新开始的自由，作为布什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来管理这个机构。

乔治·布什建立了在现代美国历史上最严密的外交政策班子。这一小群朋友们，在政府的核心中构成一个关系亲密的顾问班子，实际上掌管国际关系的每一个方面。这个政府最有权势的高级官员是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他是布什竞选运动中的总管，得克萨斯同乡，终生挚友。贝克是布什当选后几个小时内作出的第一项任命。贝克隐隐然成为决定中央情报局未来的一个重要人物，这是由于他是布什外交政策有巨大影响的设计师，还由于对政府机构之间的长期不和特别敏感，他认为这种不和导致伊朗门事件。贝克相信，如果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之间，能多用些时间推行里根总统的政策，而不是相互争吵不休，伊朗门丑闻就不会发生，他们的不和使政府瘫痪，给了凯西的机会去推行灾难性的对伊朗开放。贝克要求决不能让旧事重演，中央情报局的任何人都将不能向这位国家外交政策主要设计师的最高权力挑战。

另一位布什的主要顾问是在白宫外面的国会议员迪克·切尼。他在约翰·托尔没有能获得参议院的确认以后被提名为国防部长。切尼最初并不被认为是布什的内圈人物，可是新总统很快就仰仗他的卓有见地的见解。切尼之所以能获委任，很大程度上是他与国会的良好关系和在防务问题上的人所共知的保守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政府内部的权力不断增加，尽管他并不立即构成对贝克在布什顾问中独占鳌头的地位的威胁。在美苏关系方面，切尼属强硬路线派，而且厌恶国会提出的削减防务预算的要求。不过，切尼的毫不妥协的保守主义所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都会由于他的勤奋工作的美名和在军事问题上的专业知识而得以抵销而有余。

在白宫内部，布什指派退休空军将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是布什政府中心的强劲的声音。他同切尼一样，也是一位在美苏关系上奉行强硬路线的人。斯考克罗夫特还是与共和党外交政策老派权势集团之间的桥梁，这些人包括围绕在亨利。基辛格周围的专业人员。（基辛格最近还是斯考克罗夫特在一家很赚钱的国际咨询公司中的合伙人。）由于斯考克罗夫特拥有在杰拉尔德·福特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经历，在早些时候的新闻报道中，把他看作是贝克国务卿潜在的强劲竞争者。但是在布什就职后不久就批准国家安全第一号指令，制订了作出重大外交政策决定的新程序。指令规定了斯考克罗夫特担任权力有所削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角色。他将是在政府发生辩论期间竞争的各方的政策协调人和一位“诚实的中间人”。

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约翰·苏努努被任命为总统的参谋长（即白宫办公厅主任。——译注）。他的任务是充当这个政府的“硬汉子”角色，如《华盛顿邮报》所称的“带爪的猫咪”。苏努努为他所担当的角色而自豪。从他任职的第一天起他就被看作是布什的看门人，他具有与尼克松的参谋长H·R·海尔德曼相同的人所共知的冷峻的人品。苏努努很快就博得了党派斗士的名声，把坚持白宫政策和忠于布什放在一切之首。在他的傲慢自大和自我中心的态度中，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助手，愿意去做布什会感到不愉快的任何政治肮脏勾当。苏努努任务的一部分是要查明对白宫政策纰露的指责，

是否找到替布什班子当替罪羊的人而得以终止，像威廉·韦伯斯特，苏努努就把他看作是布什政府的一个薄弱环节。韦伯斯特在布什的内圈人物中没有什么支持者，被苏努努看作是从里根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庸之辈。

在布什上任的最初阶段令人惊讶的白宫人事任命是罗伯特·盖茨，他是乔治城大学哲学博士，前中央情报局专门从事苏联分析的老资格雇员。盖茨所具有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履历，堪与布什周围的任何亲信相媲美。这位堪萨斯人在 1968 年进入情报局，开始的 5 年担任一名初级分析人员。1973 年担任从事战略规划的助理国家情报官。1976 年，盖茨初遇布什，在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期，成为他的崇拜者和卫护者。1977 年盖茨曾短暂调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1981 年盖茨出任中央情报局政策和计划办公室主任；他还被凯西任命为情报局的苏联东欧国家情报官。1982 年他当上了情报部副主任。1983 年担任有威望的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不久，他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行政助理，1986 年出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在凯西去世后，盖茨代理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但未获参议院同意真除局长一职。此后，他忠心耿耿地担任韦伯斯特的副手 19 个月直到布什选中他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

凯西的前特别助理赫伯特·迈耶，是盖茨在中央情报局中早期的支持者之一。迈耶离职他就时告诉凯西，盖茨是一个有见识、尖刻而坦率的分析人员，是他可以倚重的忠诚的崇拜者。盖茨正是凯西在情报部中所要寻求的委以重任的那种人。迈耶在八十年代初对行动部的一位官员说：“我是一个特级盖茨迷，这小伙子前程似锦。”正值盖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已经拥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护者俱乐部之时，迈耶的庇护有助于使他在情报界一路顺风，并使他成为凯西的顾问小圈子中的重要人物。不过，凯西也了解，在行动部内部，盖茨不受信任，因此他尽量使他与行动部高级特工人员如德韦·克拉里奇和克莱尔·乔治等相隔离，这两个人对盖茨都心存疑虑。在八十年代，得到凯西和迈耶的持续支持，帮助了盖茨登上情报局最高职位的宝座。

盖茨得以进入布什的白宫班子中任职，在华盛顿开始都认为是对他的一种奖赏，奖励他在里根总统任职末期受到丑闻困扰时所作的牺牲，那时他十分得体地不参加角逐中央情报局长的职位。但是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务比当时大多数观察家们所能理解到的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盖茨是美国最主要的苏联分析家之一。当斯考克罗夫特在七十年代中期担任福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时，盖茨是他的苏联政策的首席顾问。他对苏联事务的广博知识和他的老练的政治见解，给斯考克罗夫特以深刻印象。布什总统也还对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盖茨所表现的忠诚仍记忆犹新。在里根年代盖茨从情报局长职位的角逐中退出的高姿态，更使他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他看来是担任斯考克罗夫特副手的最完美的选择，因为选中他，是布什的外交政策将集中力量赢得与苏联的一揽子的武器控制谈判的一个信号。

盖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次任命，是使里根政府遗留下来的由于伊朗门事件而招致的官僚主义式的破坏局面恢复正常。他被委派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职人员委员会主任，这个机构是由政府各主要外交政策单位的最高助理人员组成。这是个很有权力的职位，它能保证使盖茨的意见得到总统的例行的关注。盖茨在上任后立即就关键性外交政策问题草拟出一系列文件。他很快就涉猎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从与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举行对话

（是在里根总统任期最末几个月开始起来的），到严密注视得到美国支持的

穆贾希丁游击队与苏联残留部队在阿富汗的日益增剧的恶战。盖茨还在斯考克罗夫特指示下对隐蔽行动进行监督。他还奉命拟制一份内部文件供布什用来指导中央情报局国外行动何者应维持，何者应废止。

盖茨不知疲倦地工作，在布什新班子中打上了他的印记。他对副职人员委员会的控制，使他得以在国家安全部门的心脏部位行使巨大权力。在布什新政府的最初几个月中，盖茨在中央情报局长达 20 年的经验，使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外交政策和情报工作问题上享有很重的份量。他的影响在白宫的禽鸟等级（指最凶的禽鸟可啄次凶的，次凶的可啄一般的⋯⋯。——译注）中的地位亦可反映出来。在总统举行非例行的记者招待会时，人们常常会看到盖茨站在斯考克罗夫侍和苏努努身边，成为白宫的掌握大权的新三驾马车的一部分。从这种一望可知的信号中，很快就会明白盖茨的作用不止于充当斯考克罗夫特的助理而已。他实际上主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而让斯考克罗夫特充当国际关系方面的某种副总统的角色，并充当布什的“正式朋友”。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开始以来，还未曾见到过一位副手有如此风光。尽管盖茨极少发表供报刊发表的演说和谈话（这要留给斯考克罗夫特或贝克），但很明显，布什重视他的意见，把他看作是一个有才华的外交政策博士。

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的意见并未受到盖茨过去在中央情报局里的同事们的赞同。一大批专业情报官员私下批评凯西过早委派盖茨担任副局长。委派一个像盖茨这样的分析人员担任中央情报局的第二号人物，这也是不平常的。他先前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系，以及他将分析人员与行动官员的工作混合成一体的引起争议的观点，也激怒了行动部高级官员。对他们来说，盖茨是一个“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自我宣传者”。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认为盖茨有“难以置信的野心”，他说，只有这种描述才能解释盖茨从一个情报部中级官员如流星般地擢计为情报局的第二把手，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说，“他在情报部也不过是众多博士中的一个而已”。并不是人人都像斯考克罗夫特和市什认为的那样吹捧盖茨是苏联问题专家。但是这些异见无伤大雅，因为盖茨得到凯西的支持——是凯西说了算。一个情报部分析人员回忆说，在一次简报会上，凯西“张动着嘴”听着盖茨“列举苏共政治局每个成员的名字，他们的选区、教育情况、党内背景，这一切他都没有笔记。就好像他曾经同这些家伙生活在一起似的。”

盖茨在情报部中的批评者们回答说：这种轶事是把人导入歧途。他们说，他在中央情报局内飞黄腾达纯属偶然。他们回忆，在七十年代早朗，盖茨作为一名苏联问题分析人员的事业还很不起眼，一个代号为“三角形”的俄国秘密特工人员的一份情报，使盖茨时来运转。这份来自“三角形”的情报是关于苏联与中国边境冲突的，其中有一些中央情报局过去从未接触过的原始情报。当时还是当前情报办公室的初级分析人员的盖茨奉命把这些情报进行综合处理，并将他的报告呈送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深为这份情报的价值所动——它非常适合尼克松总统正在推行遏制战略的胃口。他尤其对盖茨的洞察力感到震惊，这对基辛格决定寻求打开通往中国的途径作为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手段十分重要。从这点来看，得到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两人保证的盖茨的前途是确保无疑的。可是，后来的事态证明，从那以后的盖茨在中央情报局中激动人心的上升，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中央情报局官员后来发现“三角形”的报告完全是苏联

编造的假情报。把这些情报传送到中央情报局手中，是要使美国情报官员相信苏联在军事上比它所显示出来的更强大。在 1977 年，当事情完全暴露后（在中央情报局切断与“三角形”的一切联系以后），为时已晚。罗伯特·盖茨已经扶摇直上。

盖茨的最负面的观点来自他的使人感到不舒服的自信和天生的保守主义。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他对凯西有消极影响，因为盖茨时凯西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哪怕他对任何事的本能反应即便是关于苏联影响的暗示也是如此。一个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人士说，“凯西想看到的是每棵树后都有俄国熊，而我们需要的是让某个人去警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而我们做的却是另一回事，我们这位老兄给凯西的熊打气助威。他们两人是一丘之貉。”

首中央情报局官员戴维·惠普尔却另有不同解释。他说：“我是喜欢盖茨的。但是他是从另一种环境中来的人。他同那些一辈子都与情报行动打交道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在行动部中，对一位具有不同经验的人存有偏见。”惠普尔的看法实际上没有充分表达中央情报局行动官员对布什的这位新

的国家安全助理的不信任的逆反心理。在兰利，布什对这位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日益倚重，达到了对总统究竟如何对待整个情报界产生了怀疑的地步，盖茨的任命似乎是对中央情报局领导权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总统将依靠盖茨从他在白宫的办公室里来对情报局发号施令。

起初，盖茨凡事小心翼翼，除了强行介入一些事情外。在布什政府的第一次国家安全汇报会期间，他使劲赞扬韦伯斯特抓紧情报重大问题。在随后的汇报会上，盖茨时常向这位局长征求意见。韦伯斯特注意到盖茨的这种谦恭的态度，乃报之以为他公开辟谣，有传言盖茨曾凌驾于韦伯斯特之上。韦伯斯特称这种传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尽管有这些否认，华盛顿传媒界仍然相信在布什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盖茨从他的国安会办公室对中央情报局发号施令，或者至少秘密地让布什及时了解中央情报局的第 7 层楼的动向。这些谣言由于其他报纸报道韦伯斯特即将离开情报局长职位的传言而火上浇油。转过来，这些文章提供更多的关于白宫-中央情报局小摩擦的材料，以及对韦伯斯特表现的批评。在那以后的 4 年中，编写这类故事成了一种新闻家庭工业的行当。最后，这种政治上的闲言碎语的滴滴答答的细流，终于汇聚成为一种官僚政治的灭顶之灾。结果，韦伯斯特的助理们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支撑他作为一个力能胜利的负有全责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形象。

在布什政府最初两年中，使韦伯斯特负责公共关系的班子感到更为难办的是，那些记者总是夸大盖茨在情报局中的影响。而实际上，盖茨在情报部内部只有一小撮盟友，而在行动部那就更少了。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如果他打电话来问局里正在办些什么事，我怀疑会有人告诉他。”在韦伯斯特最接近的圈子中，盖茨也是颇不得人心的。理查德。斯托尔茨私下把关于盖茨在情报界的影响的报道予以撤销。斯托尔茨对他的同事们说，盖茨在确认其提名的听证会上的表现，永远埋葬了他担任中央情报局最高职务的机会。同许多来自行动部的人一样，斯托尔茨不喜欢盖茨既部分地把事业寄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而又在凯西年代走红。理查德·克尔，他在盖茨得到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同时，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他仍然没有向说他是盖茨传递信息的渠道的谣言屈服。克尔有次对韦伯斯特说：“我对这类说法毫不在乎。”即便说克尔当初是盖茨的一名门徒，但他对从世界各地如潮

水般涌来的情报报告的日常处理工作的关心，远胜于对传播盖茨是布什的中央情报局长代理人这类闲言碎语的关心。

克尔是一位讲究精确和详情的职业官员，他赞赏韦伯斯特严格坚持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产品不受政治考量的干扰，这个信念正如他有一次向一位同事所描述的那样，“它是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情报机关的唯一应该坚持的事情。”他对那种认为中央情报局花费大量时间去冲淡它来自海外的情报的批评十分敏感。一位熟悉中央情报局情况的国会的批评者说：“总是说什么‘嗯，如果发生这种事——但它可能不会发生——除非发生了什么别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的机会很小’。显然，中央情报局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想坚持它自己的观点，因为如果他们错了，那我们就会说，‘那么，我们还需要他们干什么？’”。

克尔决定他将改变这种状况。他作为情报部的头头，花时间来确保报告文件等要写得清楚，还要写明中央情报局对该情报的含义作出最佳的评估。一位前分析人员回忆克尔所作的一次最不客气的评论，那是在他读了一份关于苏联农业生产的一个次要方面情报摘要后发表的。他回忆说：“他甚至没有从他的办公桌抬一下头，只是说：‘谁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它。告诉我这份报告说明什么问题’。”

克尔最担心的是情报部作出的评估会被政治偏见所污染，他知道不论是个多么敏锐的分析人员，都应该坚持情报的诚实性，因为往往会出现将情报精心加工后以满足他们想要这类情报的主顾的机会。前情报部头头雷·克莱因说，“对一个情报分析人员来说。应该诅咒的事是制造出什么事情来，因为他认为可以投白宫或国务院之所好。这比剽窃还恶劣。歪曲情报报告、文件、任何种类的评估，以满足常规智慧的需要，或见风使舵，可以这样说，咳⋯⋯那都是不该做的。”克尔担心会出现另一个伊朗门丑闻，但这次不会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它不会牵涉武器运输或转移军售款项，但对情报部这个情报局内进行大量最重要工作的部门来说，面对无可辩驳的事实，将把它的官僚式的生存系于流行的政治信条。克尔对他的同事说，出现这种事件的含义是令人寒心的。它意味中央情报局的终结，他说，“我们只好卷起铺盖回家了。”

对盖茨最严厉的指责则是说他曲解情报评估以谋取政治上的宠幸。克尔不愿相信这种说法，但他认识到盖茨的众所周知的在美苏关系上的保守主义观点使他的客观性成了问题。在较具有自由派色彩的卡特年代，盖茨减弱了他那反苏观点，可是到了里根当选总统后，他又迫不急待地提高了调门。盖茨政治观点的变化逃不脱人们的注意。一位刚退休的行动部官员指出：“任何一个人既能与斯坦菲尔德·特纳相处很好，后来又能与威廉·凯西融洽共事，我看此人就不可信任。盖茨是个捉摸不定的人，此一时，彼一时，判若两人。”

这些说法使克尔最感到困扰的，是因为他对盖茨有好感，而且欠了他的情，因为他最近的成功多亏盖茨的提携。当盖茨担任凯西的副手时，克尔填补了盖茨原任的情报部副主任的职位；盖茨担任斯考克罗夫特的国安会顾问副手以后，他向布什进言，让克尔继任他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一职。

不过，克尔认为盖茨在担任情报部主任时造成了一些本可避免的错误，这些错误酿成对盖茨领导工作不满的暗流。例如，回溯到 1982 年 1 月他刚就任情报邻主任时，他在情报局的兴奋气氛中召集了一次情报部高级官员的会

议。在他这位情报部的新主任被介绍给大家以后，受到了热情欢迎，对苏联分析办公室的分析人员来说，盖茨的任命被看作是一次胜利。不过，当他们听到盖茨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所说的话时，他们对他的看法改变了。一位分折人员回忆当时情景，“盖茨使我们失望。他说的话使我们目瞪口呆。从他口中说出的最初的儿个字眼是‘你们作的工作令人作呕’。我们当时知道，事情要大变样了。”

一些参加了会的听众或是收看了闭路电视听到他讲话的人，描述益茨的表现是“永远不能忘掉的”、“令人惊诧的”，是“对我们所支持的事业的背叛”。这位新主任只不过是想明白表示一下中央情报局应该有些改变，可是他的讲话招致的敌人多于朋友。

盖茨开始说道，“我被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白宫任职，在两党的三位总统手下工作，并同两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密切共事，使我得以了解我们高级的读者一方，了解政策制订者判断事物的方法。在那里我看到的情报分析是不切题、不适时、不中要害，或两者俱备，甚或三者全有。分析人员未能预见重大的发展或事件的发生，他们固步自封，自命不凡，以倨傲的态度对待合理的质疑和建设性的批评，那些号称专家的分析人员不学习他所负责国家的语言，他们很少到那里去；他们对学术团体和私人机构关于那些国家的研究毫不在意，还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优柔寡断、自鸣得意、不可靠的臆断，再加上不能容忍他人的意见⋯⋯偏爱写历史，以抗拒向前看；蹩脚、噜嗦的文笔；一种回避对美国和政策制订者们都密切相关的问题、搅乱情报客观性和独立性的明显倾向⋯⋯”

就这样继续着，过了惊心动魄的 20 分钟，盖茨提出了连续不断的指控，渎职、无能、不完善、拖拉、偏执、愚蠢和与世隔绝，再加上轻浮、懒惰不堪之类的谴责。他说：“我可以保证，对你们和你们的管理者们的基本要求的中心点是保持我们赖以存在的单一目的：产生出经得起任何推敲的高质量的情报。那是我唯一的目标。盖茨说的这些活，从凯西年代的初期开始就成为一个响亮的宣言，它要求的是情报部应该改变，应该像他要求于他们的那样去运作。

盖茨随后作出的一项引起争议的决定，把情报部弄得乱七八糟。35 年来，分析人员与行动官员分开的方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两个部门进行截然不同的任务，只通过起草报告的官员发生合作关系。甚至曾经一度出现由武装警卫分别将行动部和情报部的办公室分开的情况。两个部门间的友善关系是严格禁止的，并被认为是不可宽恕的滔天罪行。在这种分裂后面的原因是很直截了当的：行动部是制订政策的机构，是总统的一只臂膀，而情报部的任务是被设定为尊重事实，尽人力之所能提出客观和完整的报告。把这两者混合在一起，就无异于在哈佛大学校园部署第 82 空降师。这种分离的政策是坚如磐石的；把分析工作与谍报工作分开是情报局图解的一部分。戴维·惠普尔说，“这两者不会搅在一起。情报部是不会对一个谍报行动表示不同意，因为我们压根就不知道这个行动。”

盖茨在对情报部官员说他们干的工作很糟糕之后，他提出进行一次革命性改变：从他担任情报部主任开始，分析人员将要在海外情报站与中央情报局的外勤官员共同侍在一起 3 至 4 个星期。这一政策使盖茨成为中央情报局内一位强有力的、受到广泛憎恨的人物。

罗伯特·盖茨被布什总统委任为斯考克罗夫特的副手时年仅 45 岁，尽管

他相当年轻，但他却是一名外交政策的强硬路线派——他也是许多在冷战兴盛时期形成其美苏关系观点的俄国问题专家之一。他对苏联动机的不信任乃是一个信念问题。例如，在 1983 年，盖茨描述苏联的威胁是“承袭了西方文明已面对了 3，500 年的同一威胁；造成这种威胁的，是专制主义反对多少是在平稳发展的以保护和培育个人的创造力和自由为国家最高目标的思想。” 甚至当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开始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横扫一切的改革是实质性的而且像是持久的以后，盖茨仍拒绝改变他的看法。他的批评者认为，盖茨不仅是与苏联的有重大意义改变脱节，而且他是漠视中央情报局所能提供的最佳的情报评估。

许多中央情报局官员设想，盖茨的看法一定会同他从前的门徒理查德·克尔所持观点相冲突，尽管克尔并非是外交政策的自由派，作为一名公认的苏联军事方面的专家，克尔也得到与盖茨相同的报告。但是，他与盖茨不同，他相信这些报告。克尔深受戈尔巴乔夫国内首创行动的影响，认为这些行动预示另起炉灶建立美苏关系的可信的企图。克尔想要美国利用新牌号的三驾马车提供的机会。他与盖茨在苏联改革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不是程度上的差异：克尔相信苏联领导当局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他想用这个观

点说服苏联分析室主任乔治·科尔特，他是盖茨的坚决支持者。克尔争辩说，戈尔巴乔夫宣称苏联将单方面在东欧削减驻军，反映了苏联内部的重大改变，而这在西方几乎毫不知情。盖茨在苏联分析室的门徒表示不同意。他们严格遵循盖茨-科尔特路线，他们坚持，俄国历史充斥着改革运动的苦难，每次改革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外国的畏惧和仇恨的反应。他们警告说.当前的改革会终止，苏联仍将是西方民主的无法改变的敌人。

当克尔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于 1989 年 2 月 28 日举行的确认他出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会议时，中央情报局内部此项炽热的辩论的概略得到了反映。克尔对此次参议院听证会作了充分准备，他为参议院此委员会成员们对中央情报局未能预示戈尔巴乔夫令人吃惊地宣布单方面削减在东欧驻军所表示出的关切程度感到意外。有讽刺意味的是，克尔这位倾向于认为苏联的改革是一次机遇的人，不得不为中央情报局的怀疑论观点辩护，持此种观点最突出的人就是盖茨。这一次，克尔只得依靠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顶示某种特别的外交动向并非中央情报局的任务。他说：“有时作出的决定的人并没有作出你打算作出预示的决定。”

克尔试图划出他所负责的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军事调动所作的分析，与情报局对苏联内部改革所持观点之间的区别。他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但他并没有重点划出盖茨在苏联分析室的门徒们所持的在他看来是狭隘的观点。他说，他自己的几次评估对苏联在削减驻军这个特别的主动行动提出过警告。克尔承认他曾经错误判断过苏联改革运动的“巨大意义”，情报局还面临在预示苏联举止行为方面的一些固有的问题，但是他为中央情报局的全面成果进行辩护。他声称，苏联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央情报局成功地报告了这些变化。

参议员们听了克尔的发言后，没有人会忽略他对中央情报局的盖茨影响下的评估所作的间接批评。但他们几乎都没有理解盖茨观点影响所及的深度。在 1989 年 2 月底，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就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进行的辩论，反映出布什政府自己的拿不定注意。但是当这次在兰利的战斗看来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引起爆炸时，情报局却面对布什年代第一次重大的情报危

机。命中注定，劫数难逃，这次发生的突然事件与苏联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