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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杀人

夏至前后，中国的六四事件逐渐从头条新闻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发生在巴拿马的麻烦事情，在那里，一位迷恋于伏都教①的、性被动的麻子将军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美国给予反共活动的奖赏高于它给予其余一切活动的奖赏。中央情报局招募并培养了曼努埃尔·诺列加，给他钱，称赞他，替他辩解，前后达三十年之久，以此表明，该局指望赢得同苏联进行的那场代价昂贵但前景朦胧的斗争。但是，到了 1989 年年中，事实表明，为依靠诺列加而付出的代价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了。

美国在已拿马问题上处置不当被视为中央情报局的失败。在公众的心目中，兰利支持诺列加乃是说明该局不称职的一个具体事例，这算是最客气的意见了，最难听的意见则认为，此事使人有理由相信中央情报局想要扼杀中美洲的民主。按照惯例，中央情报局不理会公众中的这些意见。该局的官员们私下里争辩说，他们一直是在执行来自白宫的命令。中央情报局的辩护士们抗议说，正如该局对北京市中心的事件不负任何责任那样，他们对巴拿马的这场灾祸也毫无责任可言。他们说，诺列加应该由从艾森豪威尔到里根历届总统集体负责，因为他们全都愿意看到巴拿马是令人满意的一潭死水—— 一个类似格雷厄姆·格林①小说里的宽边帽国家，在那里，反卡斯特罗的狂热分子始终还能买到装在保持一定湿度的烟盒里的古巴雪前。

对中央情报局和诺列加的口头批评，大部分被中央情报局的专业人员驳回，他们争辩说，唯有在稳定的（意指反共的）社会中，美国的政治理想方能牢固确立。超级大国的争斗使得像诺列加这样的人成为可能，甚至成为必需。就连像阿兰·菲尔斯这样受人尊敬的军官——中美洲工作队前队长，一度是行动部的新星之一——后来也承认，在连连受挫的拉丁美洲处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渴望一次胜利，“恰恰是在”抵御苏联势力扩张的“某个地方取得一次胜利”。

因此，在情报界看来，诺列加并不像公众所认为的那样是个了不得的麻烦家伙，也远非新闻界所描绘的那种撒旦式人物。用中央情报局一位官员的话来讲，诺列加是“一个狗娘养的，但他是我们的狗仔”。这个独裁者一贯反对美国方式，他好羞辱人又常自负地挑衅，确实令人恼火，但是他提供了中美洲的一个可靠的岛屿，而且正是在中央情报局不顾一切亟需这样一个岛屿的时候。美国设法在尼加拉瓜推翻桑迪尼斯塔政府时，诺列加是公开的支持者。拉丁美洲处搞的几次无声战争的老兵们，天天面对他们当年反菲德尔·卡斯特罗失败的事实，对他们而言，诺列加的帮助是唯一要紧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看，中央情报局长期支持诺列加有助于格守有关美国谍报

界该如何运作的大部分传统智慧。对情报完整这一原则的信奉是这样一个理念，它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影响力如此之大，致使它已经成为该局非正式的信条：对情报的评估不得受政治考虑的影响，原始材料不得加上党派偏好或个人打算而走样，判断不得受偏见左右。必须报告事实真相，不论它是多么复杂或者危险。

① 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等地黑人中流行的一种巫术迷信。——译注

①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作家。——译注

这一不容置疑的信条，情报工作可靠的第一原则，曾使中央情报局有可能采取不受欢迎的和引起争议的立场。例如在越南问题上，中央情报局提出的警告占相当大的比重：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非常喜欢指出，他们始终如一地警告约翰逊总统，美国会在东南亚吃败仗。但是，这些官员们未能再补充说一点，在选择他们所搜集的任何情报时，他们已经作出了一种政治选择，不论他们是否承认这一点。而这样的选择经常影响着他们所得出的结论。

在对待曼努埃尔·诺列加的问题上，情况正是如此，这也有助于说明，至少部分他说明，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看来那么愿意替他辩护。只要中央情报局拒绝调查（或者，这一点更加重要，宁愿视而不见）诺列加同国际毒品贩子的联系、他同军火商们的广泛友谊、他同国际恐怖分子的联盟、他的洗钱套路以及他的野蛮屠杀，那末，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就可以一直声称，他们一概不知情。正因为如此，参议员约翰·克里和杰西·赫尔姆斯才大发雷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静听着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和外交政策专家们提出的意见、要求和论据，随后竟然无动于衷地回答说，他们无法确切他讲明这种种指控是否真实，是否当真很重要。1989 年以前，这样地设法回避一直是中央情报局的例行公事，因为该局首先考虑的根本不是什么巴拿马而是苏联。中美洲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主要由于该地区是中央情报局同苏联交锋的战场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作出决策，认定苏联是对美国的自由与民主的唯一的和最严重的威胁，从此以后中央情报局的全部活动都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如摩萨台政变、推翻阿本斯、刚果内战、猪湾、古巴导弹危机、在印度尼西亚屠杀共产党、在越南的灾难、谋杀阿连德以及支持各色反对派。中央情报局作为对外政策的一种特殊工具，它的存在的主要理由在于如下信念，即该局倘若不存在，苏联就有可能取胜。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该局在阻挠苏联实现其图谋时的成败来衡量的。

1989 年初，情势不同了，苏联的威胁正在消失，这就把诺列加置于一种新的突出地位之上。中央情报局被迫重新明确思想以及重新确定情报目标；从许多方面看，诺列加成了冷战后对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挑战，一个独裁者，他构成对美国的非共产性质的威胁。诺列加不仅是个麻烦家伙，他如今又成了情报目标和布什政府的一个敌人。这一新估计对中央情报局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当要求兰利搜集有关诺列加违法行为的情报时，该局已有能力马上照办，速度快得出奇（因为许多情报早已掌握在手）。到 1989 年 2 月为止

的大约 8 个月内，兰利就整理出一份情报材料，列举了诺列加的种种罪行，就是没有无论克里参议员或者赫尔姆斯参议员指望得到的任何东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摇身一变成了反对诺列加的头号批评家。

对中央情报局的这一举动，五角大楼热情不高，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中央情报局过去袒护中美洲的这个独裁者，军事情报官员们本来就几乎无法掩饰他们的鄙夷不屑，眼下该局突然改辕易辙，更使他们作呕。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收到有关诺列加为非作歹的报告，而兰利则始终装聋作哑。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们正关心着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担心会指派他们用军事行动去解决巴拿马的麻烦问题，而这样做既有可能引发争论又会流血。支持这一观点的最有权势的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威廉·克罗，他一贯反对在巴拿马动用武力。克罗仅仅不愿危及美国在运河区

的地位，那里数以千计的美国属民有可能被无恶不作的诺列加当作人质。1989 年初布什就任总统前的半年内，在如何对付诺列加的问题上，中央

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冲突不断。这场争斗，起初是通过互相抵触的情报报告进行的公文战争，有时升温为以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处为中心的反诺列加派，同在国防情报局和国防部上层军事官员组成的人数更多的派别之间言辞尖刻的争论。（尤其是中央情报局驻巴拿马的站长，他确信除掉诺列加并不太费事，五角大楼则批驳了这类乐观的预言。）这些争论表明，冷战后时期美国情报政策该如何制订，在华盛顿存在着分歧。这场争论还表明，即使苏维埃巨怪正在被驱除，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之间的传统斗争却仍在继续。最后，这两个官僚机构甚至被指控利用一个美国情报官员的命运来实现它们各自的意图。

1989 年 2 月 26 日是巴拿马一个非常典型的白天，早上下雨，接着放晴，继而又下雨，正午过后天空又复晴朗。在克莱顿堡的美军基地，部队的每日作息表始于世纪初美国从新独立的国家巴拿马获得一块狭长土地以开凿一条运河之日，眼下表面看来并未受诺列加独裁统治的影响。在一连串严重对抗之后，被叫作佐尼安人的美国公民同巴拿马国防军脱离接触。但是，那里并无明显的危机感。在佐尼安人的眼里，诺列加不过是个狂人，他自己的人民定会有办法对付他的。

26 日正午前后，杰勒德·埃·克拉克上校——美国驻中美洲的第一流军人外交官——驱车离开克莱顿堡前去会见一名美国情报官员。他把一个装有重要文件的公文包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两小时后，下午两点二十分光景，克拉克沿原路返回——巴拿马人叫它作奥马尔·托里约斯大道，美国人则叫它盖拉德公路，突然间，一辆迎面驶来的汽车猛然拐人他正前方的行车道。两车相撞，后果是灾难性的。克拉克的汽车被撞得横穿过公路，靠在公路边上。迎面撞他的那辆小汽车，又撞了另一辆车，最后被弹到公路的同一侧离克拉克的车几码远的地方。

陆军刑事调查处的有关部门事后的报告称：“牺牲者：1。克拉克，杰勒德·埃德蒙（死亡）；上校；387—50—3398；1942 年 5 月 27 日，圣胡安，波多黎各；男；白种；司令部，美国南方军，克莱顿堡，巴拿马共和国”；触犯巴拿马刑法第 133 条；疏忽杀人①（一次不幸事故的结果）。”

根据后来归档的一份医生报告称，杰里·克拉克“在一次车祸后”受重伤（多处外伤、脊推断裂、一根主动脉撕断）致死。他的死亡发生在一辆由一个国籍不明的巴拿马人驾驶的汽车突然拐入他的行车道迎头撞上他的汽车之后，差不多是当场死亡；克拉克的丰田牌小轿车的前端几乎完全毁坏，轮胎由前轮至后轮相继爆裂。与克拉克那条方向相反的行车道上的第三辆车也被卷入：乘坐者之一，一个打算去买蔬菜的中年巴拿马妇女受伤，多处骨折和脑震荡。她的丈夫，驾驶者，站在公路旁放声大哭，以为他的妻子快要死了。在公路另一侧，克拉克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伏在他的方向盘上。

陆军刑事调查处巴拿马外勤办公室提供的照片反映了由撞击力造成汽车近乎全部被毁的情形。但是，坐在迎面驶来的那辆汽车里的两个人却没有受致命伤，这简直就像奇迹一般。那辆车是从附近一家国际祖车处弄来的。开车的是个巴拿马人，25 岁，既无工作也无财产，他受了脑震荡，满口牙齿松

① 此非指克拉克而是指那个巴拿马人触犯刑法，疏忽杀人。——译注

动，住院治疗了若干天。他的伙伴，一名巴拿马学生，19 岁，仅仅脸部擦伤，出事的第二天就出院了。他们两人都没有喝酒；两人都有熟练的驾驶技术，都系上了安全带。（克拉克没有系安全带，这是他的习惯。）事故发生的时间是白天，地点是公路的一个笔直路段上，并不特别险峻。（虽然证人们确认，在这条三条行车道的公路上经常出事，原因是违章改变行车道。）

克拉克上校之死是由一次预想不到的不幸事故造成的，起初对此似乎没有任何怀疑。在撞车后数分钟内即来到现场的军事警察局官员们证实，几乎不可能发生节外生枝的事情。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让人假设会有任何在诺列加政权下担任正式职务的或者替任何情报机构工作的巴拿马人卷入此事。（军事情报官员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弄清楚在车祸现场附近确实没有人曾用步话机秘密联络。）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故令人目瞪口呆，因此幸存者中无一人能确切讲清楚导致这一事故的环境的时间顺序。当问及有多少车辆被卷入这一事故时，例如第三辆车的驾驶者就说，他记不清了，因为车祸是“这样突如其来，因此我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

尽管有了这些初步的判断，五角大楼还是立即派遣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特别调查组到巴拿马城查明克拉克是不是被谋杀的。由国务院外交安全局的官员组成的第二个小组也来到巴拿马，继军方的调查之后进一步查询。克拉克的国防情报局的同事们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私下透露，中央情报局还派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到巴拿马指导他们自己的工作。在这些调查人员中的任何一个提出初步报告之前，五角大楼就坚持强调克拉克之死是“一次不幸的灾祸”，力求以此减少公众的猜疑。一位资深陆军军官受命出面说明，新闻界的全部调查已经迅速而明确地得到了处理。“杰里·克拉克死于车祸，” 他强调说，“这是一次事故。里面没有别的文章。”

这样迅速而绝对地否认就足以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怀疑。詹姆斯·科尼利奥上校，曾以武官身份和克拉克在中美洲共事的军官三人小组中的一员，在华盛顿国防情报局他的办公室里坐不住了，他的同事死亡时的环境尤其使他感到困惑。“当时的情况看来是那样地古怪，”他回忆道，“我开始提出疑问。我们大家都被这件事弄得心烦意乱。”科尼利奥最后对他得到的答复感到满意。“我去问知情人，”他说，“他们告诉我，他们肯定这是一场事故。我自己思想上感到满意。”。

科尼利奥接受官方关于克拉克之死的说法，是因为这种说法适合于他天真地称之为美国“最富竞争性、最有献身精神的”情报官员的“形象”。“谁以为这是有人策划的，谁就完全想错了。”科尼利奥补充说：“如果你和克拉克一起开过车，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这个事故肯定像他们所说明的那样。”按照科尼利奥的说法，克拉克在巴拿马过着一种放浪形骸的生活并且每天去冒别人觉得无法接受的危险——这两者都在他的汽车轮子背后起作用。

由于克拉克的秘密工作性质危险，关于他的死因依然疑团未释。克拉克不但是在拉丁美洲后院政策方面训练有素的一流国防情报局官员，而且还在已拿马参与被认为是他所曾承担过的最折磨人的使命之一。表面上，克拉克是被正式委派到驻运河区的第 470 军事情报旅任职的，但他实际上还指导综合观察诺列加的反对派的活动。在有可能的场合，他还应帮助他们的活动。据五角大楼的两名情报官员说，克拉克的任务不是国防部而是中央情报局指派的，该局尤其要求他帮助指导巴拿马的反诺列加运动，这曾经是一个严格

保守的秘密。

克拉克的使命确实对前来确定他的死因的军方调查人员产生了影响。事故发生的时候，克拉克携带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并且是在会晤了一个同巴拿马反对派人物有联系的美国官员后返回的途中。前一天，克拉克参加了几个同巴拿马“埃雷拉小组”领导人举行的会议，并帮助协调他们的反对活动。

克拉克很适合做这项工作。他不仅在先前的五年内同诺列加多次遭遇，而且当美国政府谋求得到巴拿马的埃雷拉·哈桑上校的合作以反对诺列加的时候，护送此人从以色列抵达华盛顿的正是克拉克。尽管国务院怀疑埃雷拉·哈桑的能力，而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亲诺列加派又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克拉克仍旧努力争取建立一个以这位巴拿马上校为领袖的反抗小组。用一位国防情报局官员的话来说，克拉克为埃雷拉·哈桑“担保”，尽管克拉克也承认，埃雷拉·哈桑可能不是能胜任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但他仍全力以赴，毫不畏惧。末了，克拉克在巴拿马的经验证明是失败的。“杰里恰恰不认为我们做得够充分的了，”国防情报局里他以前的一位同事说， “埃雷拉小组是一伙笨蛋；宣传工作收效甚微。诺列加的地位比以前更加巩固了。”

在克拉克看来，诺列加乃是拉丁美洲的首恶——他是那种老一套的假强人，他利用居民传统的反美情绪来争取人心。克拉克认为诺列加是“一个在校园里恃强凌弱的恶棍”，“一条叫起来很凶的狗”，是美国真正的敌人。反对派人物何塞·布兰唐闻悉克拉克的死讯后大为震惊，按照他的说法，克拉克“藐视诺列加，而这种感情是共同的”。与克拉克一起在中美洲工作的美国陆军上校约翰·卡什表示同意：“在克拉克看来，诺列加是个麻烦。”克拉克从经验中了解到，通过谈判或简单的政治操纵是不可能让诺列加下台的。（克拉克在一年前曾目睹国务院官员迈克尔·科扎克劝说诺列加下野但纯属徒劳。）克拉克告诉他的同事们说，诺列加真正尊重的唯一东西是赤裸裸的实力。因此，一有机会，克拉克就力促美国的反诺列加计划逐步升级。克拉克对诺列加的憎恶差不多就像传奇里所描写的那样，这也是官方关

于他的死因的说明在此后数月内蒙上疑云的主要原因。3 月中旬，巴拿马官员私下里说，给克拉克验尸时拍摄的照片中未公布的那些，底片被他们曝光了，这时，美国调查人员中出现了最初的不安迹象。这件事一直未作解释并且令人困惑——尤其因为巴拿马当局曾经答应把验尸结果转交给美国陆军但事后又一直拒不交出。4 月，熟悉克拉克在巴拿马的工作的记者们开始听到谣传说，克拉克可能是一次有目标的攻击的牺牲品。当美国政府拒绝把它关于克拉克之死的调查结果交给大众媒体时，猜疑就更大了；接着，巴拿马官员不愿答复有关事故的例行提问，又加深了怀疑。克拉克的一些朋友认为，对他的死不应该只进行表面的调查。

4 月中旬，当达马托参议员获悉围绕克拉克之死的种种怀疑之后，首次出现了突破。达马托，那时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个新成员，公开批评里根和布什政府措施不力未能除掉诺列加，他一听说这位美军上校有可能是被谋杀的就怒不可遏。达马托在形容诺列加时说：“那个狗娘养的！”为了强调，他屡次重复这个咒骂。他吩咐他的班子对此事件进行独立的调查。达马托在大发雷霆的次日又就克拉克之事询问陆军部长约翰·马什。马什回答说，对该事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进行中，至今尚无任何迹象表明系暴力行为。达

马托后又接到正式保证称，怀疑克拉克被谋杀是没有根据的。尽管达马托自己派出的调查人员最后同意这种结论，但这位参议员对围绕克拉克之死所发生的种种事情一直表示怀疑并重提此案，于是，1989 年 5 月五角大楼又派遣第二个官方小组去巴拿马。

这些调查人员为深入了解克拉克一案而需获得诺列加政府的许可时，却遇到了重重困难。他们处处受到巴拿马当局的阻挠。巴拿马警官对美方的调查不予合作，甚至非常无礼。约定会见时他们不露面，也不转交任何他们所掌握的证据。甚至像获准给克拉克的汽车拍照这样简单的事情也遭拒绝。仿佛他们有意助长有关克拉克之死的谣传。

尤其使美国调查人员感到吃惊的是，巴拿马官员拒绝以任何刑事过失传讯造成克拉克死亡的那辆汽车的驾驶人。突然转向克拉克的汽车前方的那辆车的驾驶人没有有效的驾驶执照，但巴拿马官员无视这一事实仍不予追究。直到 5 月下旬，由于美方坚决要求，那个开车的巴拿马青年才被指控犯有疏忽杀人罪。

该青年对事故发生前的事情的陈述，在细节上模糊不清，充满矛盾，疑点不小。他说，在事故发生前的那天夜里，他参加了一个聚会，在那里，“我的一个熟人”，名叫“波乔”——他以前从未见过此人，也无法对调查人员证实此人的身份——约他次日在一家旅馆前见面，要他帮助此人去弄一辆车，随后开到哪里，目的何在，他一概不清楚。

“就这样，波乔露面了，”那个青年驾驶者说，“他要我去取车，车是祖给他的，停在圣米古埃尔。波乔给我一张便条，写明委托我去取车。我去到圣米古埃尔（区）新光酒吧前⋯⋯一个年轻人站在那里，以前从未见过，也不知他的姓名。我把便条给他并对他说：‘波乔说你会给我一辆车。’他不愿把车给我，便（打电话）去问，我也不知他要问谁，电话打不通，他便决定把它（汽车）给我，（尽管）他不相信我以及我对他说的话。”

那个青年驾驶者补充说，事故发生之前，他还去看过他的女友，“她的名字我记不得了。”

关于那辆汽车——究竟是谁让他去取车的，租车处的商号是什么，随后又把车开到哪里去——这个年轻人同样统统记不起来。美国军事情报调查人员得到一份租车协议的复制件，但简直莫明其妙。一位有见地的五角大楼官员声称，刑事调查处的官员在 3 月或 4 月间都未能找到事故的目击者，他们发现，事故目击者们先前提供的证词的关键部分矛盾百出。但是，最可疑的障碍仍旧是那个开车的年轻人，他甚至连他本人生平中某些简单事实都记不清。在调查过程中，对于克拉克死亡事故中他所扮演的角色，他从未有过丝毫的自责，尽管他无可争辩地应对这一事故负责。

最后，五角大楼对这些疑点也无可奈何。第一个美方调查组组长 A·T·罗西上校在 4 月间写道，他们找到的证据使人确信“杰勒德·克位克上校之死⋯⋯是一次不幸的公路事故”。三个星期以后，被派往巴拿马的第二个美方调查小组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的报告称：“鉴于新近提出的克拉克上校系遭蓄意谋害这一断言，对克拉克死时周围环境的进一步调查业已完成⋯⋯导致克拉克上校死亡的事故发生在一条可以高速行驶的公路上，驾车者经常违规改变行车道，因此很不安全。若要蓄意制造这一事故并能取得成功，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需要把时间安排得分秒不差，而且还需要一个甘愿冒生命危险迎头冲撞的驾车人。”

本来指望有了这份最后的报告便可打消关于克拉克之死的疑问。说也奇怪，国防情报局里克拉克的同事们仍然对就 2 月 26 日交通事故进行调查的方式感到愤慨。假如克拉克是被谋害的，那未，只有一个人可能下令干这件勾当。既然如此，诺列加将军肯定就得偿命；最低限度美国将被迫对他采取行动。

事故发生后三天，克拉克被安葬在阿灵顿公墓，享受全部军人的荣誉，这时，他的死亡的高度政治性质即已彰明昭著。参加追思礼拜的人数众多也清楚表明克拉克是位有声望的军官。参加者之一，巴拿马反对派人物何塞·布兰唐回忆说：“所有关心中美洲的人都来参加葬礼了——好的巴拿马人，坏的巴拿马人，中央情报局人员和对立面，来自萨尔瓦多的威廉·沃克大使，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鲍勃·帕斯托里诺，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和内斯特·桑切斯。死一般的寂静。”

追思礼拜刚要开始，奥利弗·诺斯中校也前来表示他的敬意。人所共知，诺斯是克拉克的引起争议的竞争对手，克拉克认为他过去在洪都拉斯遇到的难题都应由这位军官负责。诺斯的到场使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真使我吃惊，奥利露面了，”克拉克的一位支持者说，“这有点过分，确实非常不得体。这（追思礼拜）是为克拉克的朋友们举行的。我不明白诺斯有什么理由要来。”

克拉克之死不可避免地成了情报界广泛关注的事情。实际上，就五角大楼对该事件所作调查提出质疑的那些官员构成了反诺列加派的核心，而该派眼下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地位突出。在他们看来，克拉克之死（即使是偶然的也）象征着巴拿马的危机可作多种解释；已经有人提到诺列加有可能是一次晴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加速实施推翻巴拿马独裁者这一计划的充分理由。另一方面，国防情报局的官员们宁愿持一种更为稳健的看法。他们承认克拉克是一位重要的美国军事情报官员，但他们坚持认为，克拉克支持诺列加的反对派，他的这一角色未必会使他成为谋杀的目标。

关于克拉克之死的意见分歧使情报界关于诺列加问题而进行的规模更大、性质更加严重的争论表面化了——它暴露了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有关在巴拿马该怎么办的看法是以不信任和猜疑为特征的。同任何人一样了解克拉克的詹姆斯·科尼利奥上校讲得最好：“假如我是记者，正要报道关于克拉克被谋杀的传言，那未，我就会非常非常小心的。我知道，政府里有人乐于看到让大家知道克拉克上校是被诺列加杀害的，他们正需要一个理由去捉拿他。”

在 1989 年的前 6 个月内，曼努埃尔·诺列加有目的地推行一项威吓居住在巴拿马的美国人的计划，自负地试图争取到他本国人民的支持。屡屡发生的暴力事件威胁着平民的生命，也拧了一把自以为居于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的鼻子。1 月，3 个巴拿马国防军士兵强奸了一个美国妇女；2 月，1 名美国陆军军士遭诺列加士兵的攻击；数周后，巴拿马警方以汽车牌照违章为由，勒令 21 辆乘坐着数百名美国儿童的学校大轿车停下（这一事件正是一次使人神经紧张的警告：如果美国硬要向诺列加开战，等待着美国属民的将会是什么）。

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期间，国防情报局发出的一份简报称，“在过去的 13 个月内差不多有 1，000 次骚扰事件”完全针对心惊胆战的美国人。当时的另一份简报详述了美国如何易受攻击。这份军事情报报告断定：“巴拿马国防

军参与的事件从违反条约和侵入美军设施直至不起诉即予拘留和严重殴打。”“不起诉即予拘留的事件屡见不鲜；从 1988 年 2 月至 1989 年 2 月底，

此类事件记录在案的已有 292 起。”这份报告还补充说，“美国人遭受巴拿

马国防军肉体侵害的有 20 起”。

毫不奇怪，布什总统的高级顾问们确信，巴拿马危机乃总统的当务之急。这诚然也是国务卿贝克的看法，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星期全被用于参加详细介绍这一日益危险的局势的会议。在一次这样的情况介绍会上，贝克得到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全是中央情报局的机密报告，它们用材料证明，诺列加对于乔治·布什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潜在的厄运般的政治麻烦；他是对美国安全的一个发展成熟了的威胁。尤其是一份中央情报局的备忘录，对美国所面临的危险作了率直的评估；该报告称，诺列加已从穆阿迈尔·卡扎菲手里得到超过 2，000 万美元，显然在美国业已实行的经济制裁的情况下维持住了他的政府的生存。一位熟悉这类情况介绍会的情报分析人员说：“我们无需陈述显而易见的事情。看了我们的报告就会明白，诺列加已经同恐怖分子结盟了。” 2 月间送交贝克的另一份特别情报摘要称，诺列加和卡扎菲勾结始于 1988 年

9 月，而那时，中央情报局首次自信地报告说，美国的经济惩罚正在生效。经济制裁现已收到严控之效，”中央情报局那时报告说，“诺列加已快用尽他从利比亚得到的钱。”

贝克还得到有关难以理解的事件的绝密报告，即美军同巴拿马国防军在美军基地附近公开交火——在此之前，这些事件无人提起过。美国情报机构相信，有一次事件可能把古巴突击队员也卷入了，他门参与了一次对运河区一个美军油罐场的袭击。袭击始于凌晨的黑暗之中，穿“黑色伪装服”的身份不明的士兵“用步枪和迫击炮”向守卫油罐场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开火。战斗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但是犹如出现了奇迹，美军没有伤亡。中央情报局告诉贝克的同类事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像是真实可信的。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这份报告看，很明显，在该局内部就针对诺列加该做些什么的争论已经结束——中央情报局行动部拉丁美洲处里的反诺列加派至少取得了局部的胜利，现在回头去看，那时该局领导已得出明确结论，反正该局必须做点什么，哪怕仅仅为了表明该局正在脱离它过去同这个巴拿马独裁者的关系也好。在 GAMA 公司的谘询研究完成之后，中央情报局推出一项由行动部资深官员建议的特别谍报计划。该局利用外国特工作为初步情报来源，制定一项高度机密的综合计划，以调查诺列加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资金来源为目标。在行动部内部成立了一个巴拿马特别工作组，复查从英国、瑞士、南美、开曼群岛和巴拿马的银行中的消息来源传来的原始情报资料。

最有价值的情报或许是在瑞士获得的。在日内瓦贴现银行和倍托公司里，诺列加政府和若干巴拿马公司有大笔存款，该行一名高级经理人员把同诺列加有关的文件透露给了行动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称，1988 年年底和1989 年年初，诺列加私人的钱和巴拿马公司的资金鬼鬼祟祟地从日内瓦转移到了开曼群岛的银行里，使之离巴拿马近些。某些情报分析人员推测，这可能是已拿马商人的“资本外逃”，可是，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更倾向于把这种转移看作是一种迹象，表明诺列加担心美国有可能摸到他的资金。

中央情报局所掌握的关于这些资金转移的资料以情报与调研办公室撰写的绝密备忘录的形式送交国务院：“根据特别情报：瑞士的贴现银行和信托

公司的巴拿马分支机构于（1988 年）7 月 5 日把超过 23，600 万美元转到大开曼岛一家银行的账上。”

这些信息没一件能安慰贝克，他相信诺列加能靠残酷剥夺巴拿马剩余的资产而在经济压力下生存下去。这种观点反映了布什政府内部的传统智慧，即对制裁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中央情报局的谍报计划实行后四个月，政府官员不顾兰利先前提供的保证而争辩说，单靠制裁不能把诺列加赶下台。政府指出，强化其立场的正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即诺列加可以从诸如外国银行、没收资产以及像卡扎菲这样的盟友等任何一个来源获得资金。

1989 年初，中央情报局对制裁的看法开始起变化。先前，即 1988 年问，该局轻率地向里很总统保证说，制裁已“收到严控之效”。但六个月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已不愿向布什总统讲同样的话了。对制裁作用的怀疑絮聒不休，有关美国公司无视政府禁令的报道令人烦恼，这都暗中破坏了布什总统借经济压力迫使诺列加下野的尝试。布什在他的政府该如何对付诺列加的问题上把自己描绘成正在步入困境；在秋天的大选过程中，他曾向美国选民允诺，他不会就这个独裁者自愿引退一事同他谈判，然而在如何对付诺列加的问题上卷入内部争沦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都坚持说该局仍继续向白宫提供有关巴拿马政治局势的“准确而及时的情报”。1989 年 2 月以后，兰利显然逐渐调整了它的立场以反映布什本人的想法：摆脱诺列加这个麻烦的唯一途径是强迫他下台。中央情报局退而承认，制裁不再有效。

另一方面，军事情报官员仍旧像是确信制裁最终会奏效，因为五角大楼要避免在巴拿马采取军事行动。为支持军方的这一立场，五角大楼广泛出击，对中央情报局于 2 月间向贝克国务卿提出的每一主张均表怀疑。对中央情报局最直言不讳的批评是国防情报局的官员们传播的。五角大楼的官员在一份国防情报简报里公开嘲笑中央情报局气喘吁吁地接连报告说卡扎菲向诺列加提供资金。“有暗示称，可能从诸如毒品贩子或利比亚等国外来源获得现金”，一份广泛传播的国防情报简报这样写道，“但是，对这些来源如何提供金钱的真实情况却鲜有报道。”这一最初的指责乃是国防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在如何对付诺列加问题上进行激战的背景。

这场部门间战斗的第一枪是由中央情报局打响的，该局再次传送在里很总统任内最后一年首次传阅过的一份绝密情报报告，题为《哈瓦里行动队员前往巴拿马开展反对美国利益的行动》。中央情报局称，哈瓦里特别行动小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情报与安全武装——的头头计划对美国在巴拿马的资产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这份中央情报局的备忘录详细得不同往常。“3 个黎巴嫩巴勒斯坦人，用真名实姓的护照旅行，已离开黎巴嫩赴巴拿马，他们打算对运河区的美国籍船舶采取恐怖行动。在此之后，他们计划进入美国。”该报告又说：“由 3 名巴勒斯坦行动队员组成的第二个小组已在 9 月初离开贝鲁特赴巴拿马。同时，在巴拿马，6 名行动队员将设法让另一些行动队员搭乘驶往美国港口的船只潜入美国。”

这份报告以及相继举行的由反恐怖活动官员谈诺列加同激进的巴勒斯坦小组之一的联系的高层情况介绍会，受到国防情报局的大声嘲笑。在中央情报局歇斯底里地发出战斗号召后数日，充耳不闻的国防情报局在一份备忘录里论证道：“有若干因素对这份报告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倘若阿拉法特事先知道哈瓦里将采取行动反对美国利益的话，他很有可能会阻上这次行动，理由是它对当前巴勒斯坦运动的利益是有害的。”国防情报局的这份报告接着

以驳回的口气说：“诺列加将军很有可能不赞成⋯⋯在巴拿马国土上搞恐怖活动，他担心一次威胁运河安全或美国在巴拿马利益的攻击会向华盛顿提供充分的理由对他采取军事行动。到目前为止，诺列加的行动都有力地强调他一心想的是避免向美国提供这样一种理由。”

这份报告概括了国防情报局的正式立场，军事情报官员私下里对中央情报局的批评还要刻薄。一位官员指出，该局“肯定知道”以色列同诺列加在情报方面的合作，他暗示，中央情报局的警告“受以色列的影响”。国防情报局传播这种怀疑确有某些根据，因为诺列加的密友之一是前莫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特工迈克·哈拉里，1974 年，他把一个在挪威工作的无辜的摩洛哥招待员，误认为是慕尼黑奥运会屠杀事件的巴勒斯坦策划者，因此声名狼藉。他下令谋杀了那个摩洛哥人之后，被莫萨德开除。此后他去到巴拿马，先为托里霍斯将军效力，这位将军死后，他又投靠诺列加。巴拿马国防军的反暴乱分队后来就具有经他训练的特征：派小组冲进人群作为威吓手段，继而迅速、果断、势不可挡地使用暴力，强调残忍地殴打。哈拉里受诺列加的器重，派他负责严密监视巴拿马国防军中的背叛者。埃雷拉·哈桑上校由毫无结果的华盛顿之行返回后，哈拉里认定他是个有可能制造麻烦的家伙，就根据诺列加的命令，解除了埃雷拉·哈桑的巴拿马驻以色列大使的职务。

尽管哈拉里对诺列加有影响，但是，中央情报局这份关于巴勒斯坦杀手小组的报告系来源于该局一个亲以色列的小集团之说则是不可信的。国防情报局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对这份警告提出了较为温和的解释：“他们并不把有关恐怖活动的原始情报资料通报各科。如果他们有，这些原始资料也永远不会见天日的。”

中央情报局作出选择，对五角大楼的批评不予回击。有关杀手小组的警告，该局反正已经报告了，这样也就可以了。中央情报局一位退休官员说： “与诺列加有关的局势非常危急。如果我们有好的情报，详细的情报，我们必须报告。我们不能因为它不合模式就断定它是假的。倘若一艘美国船在运河上遭到袭击，国防情报局就会大声尖叫，说我们白吃饭。”

国防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意见不一乃司空见惯，但 1989 年他们如此恶狠狠地拳来脚去则非同寻常。仿佛这两个官僚机构交换了角色。中央情报局在诺列加问题上先是保守地推荐他，后又拖着不去调查，还相信他的继承人将成为“曼努埃尔二世”，如今它改辕易辙，转向强硬战略。该局断定，制裁不能迫使诺列加下野；他自负，财源充足，有国际恐怖分子网的支持，可是，国防情报局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样的情报报告：诺列加快把钱花光了，他的政府濒临崩溃，有关他同利比亚杀手的勾结的报告所根据的是不可靠的证据。

诺列加对于情报界的确是个棘手的难题。中央情报局告诉白宫，巴拿马危机已到紧要关头，需要直接行动，并暗示应进行军事干涉。这种观点激怒了军事官员，他们私下指责中央情报局是要五角大楼保释他们。国防情报局一位官员抱怨说：“他们拆了烂污，现在却要我们去替他们收拾干净。”

兰利和五角大楼的争斗加剧，3 月前后，拉丁美洲问题专家们纷纷表明自己在这场辩论中站在哪一边。例如主管美洲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告诉记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故意忽略在巴拿马的美国公民遭攻击的报告。克罗反击。克罗的发言人威廉·斯姆兰告诉《陆军时报》：

“主席选择更秘密的途径通过（南方司令部）处理（有关巴拿马暴力事件的报告）。这是他的作风。他并非把他的情况传递给公众或新闻界的人。”

南方司令部公共关系主任罗纳德·T·斯科尼尔斯在致《华盛顿邮报》的一封信中替军方辩护，他否认有任何巴拿马的骚扰事件被“掩盖或缩小”。斯科尼尔斯写道：“恰恰相反，美国陆军南方司令部尽力公布全部对安全无害的或正在调查中的事件。”

斯科尼尔斯的说明是准确的但是不完整。他不能披露的是，美国情报官员受到诺列加的安全机构日常的监视。中央情报局告诉贝克国务卿，有若干美国人已被拘留。该局还承认，诺列加已成功地渗透进某些巴拿马反对派小组中；若干埃雷拉·哈桑的人员已被“关押”。向公众承认他们的被捕将暴露美国政府拿不出有效办法来迫使诺列加下台以及五角大楼和兰利之间长期激烈的争斗。

总之，1989 年初的情报战使布什政府陷于瘫痪：五角大楼叫声刺耳地反对以军事干涉反对诺列加，而中央情报局想发动一场政变以推翻诺列加的图谋仍然遇到重重的困难。

诺列加折磨美国人，对他们想要撤换他的企图提出洁难，但他从不采取会导致公开对抗的任何步骤。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预言，他会着重运用一种战略来影响拉丁人历来厌恶“美国佬的侵略”的情感。诺列加把一般巴拿马公民作为他的宣传对象，他显然希望他能恢复他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声望。

面对这样的策略，中央情报局束手无策。该局的巴拿马城站长苦心经营，在运河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反对派队伍，他对埃雷拉·哈桑能对诺列加的统治构成真正的威胁一事不抱多大希望。同时，该站长是从德韦·克拉里奇学校出来的一个行动主义者，他由于华盛顿不能对诺列加采取强硬措施而灰心丧气，他在几份报告中批评美国的计划，他的这些报告在该局资深官员中传阅。最后，他的牢骚越来越大，于是受到警告，不得违反针对他的指令。

一个中央情报局人员解释道：“（该局的这位站长）想通过保持对诺列加施压使他干出蠢事来。他推荐我们采取某种行动，不是仅仅表示支持埃雷拉，而是武装（反对派）。他认为巴拿马局势正在升温而我们可加以利用。”

这位站长的建议的核心是计划在已拿马国防军内部搞一次起义，它可以被用来作为干涉的借口。事发之后，在某种情况下，已拿马国防军的军官们甚至会把诺列加移交给美国人去审判。这些建议当即被否定。总统裁决要求支持反对派力量，而中央情报局的方针是必须严格按总统的指示办。

鉴于中央情报局的精神状态，行动部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要让该局在巴拿马起比较积极的作用，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诺列加是兰利在公众中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新闻界受到批评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他的名字。密切注视着中央情报局一举一动的记者实在大多了。其次，那位站长的建议太接近于触犯法律：该局不得行刺外国领导人，也不得支持显然以杀害领导人为目的的政变。在国外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准都不愿被牵扯进像谋杀阿连德那样的事件中去。他们认真看待这些限制，故而事实上，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专注于政治上变化不定的事件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往往拒绝同亲美的不同政见者交往，他们担心自己的行动会被人曲解。无论斯托尔茨、韦伯斯特或者特威腾都不愿冒风险：中央情报局会帮助反对派力量，但他们的活动是否成功那就要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然而，到了 5 月初情况已经明朗，中央情报局的努力失败了，巴拿马的

异议人士也未能组成一个值得称道的反诺列加的反对派。例如该局很难找到愿意启用上一年就设置好的秘密无线电台网的巴拿马人。他们未能说服任何入去发动一场旨在使国内人民愈益不满诺列加政权的心理战。

这项心理战计划是 2 月中旬在白宫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定下来的，布什、贝克、韦伯斯特和斯托尔茨决定给反对派力量 1，000 万美元，帮助他门参加即将到来的 5 月间的选举，这项决策，即电很和布什任内中央情报局有关巴拿马的第四份秘密计划，其目的是要看一看反对派人物对诺列加的憎恨能否转变成一个在巴拿马公民中间有广泛基础的运动。可是，被派往已拿马执行计划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直到 3 月中旬才开始分发美国钞票。

尽管已定下计划提供经费，尽管驻巴拿马的站长观点强硬，中央情报局并非真心实意地在执行此项计划。该局眼下渴望新闻界关注甚至夸大诺列加的罪行，然而它在巴拿马不采取直接行动，则反映了韦伯斯特和斯托尔茨两人不愿冒险的态度。中央情报局 1988 年搞秘密电台网失败了，同样，该局在

1989 年搞的心理战计划在引发巴拿马人对诺列加的不满上也证明只是一种温和与无效的手段罢了。最后的活动是散发由运河区一家小出版社印刷的小册子，这些东西不过是废纸一堆，根本不能鼓动巴拿马人上街去反对诺列加。这样的结局并不使人惊讶。计划失败，招致质问，例如布什总统规定了用途的那 1.000 万美元究竟花了没有。

中央情报局努力帮助反对派，到头来却成了公共关系上的麻烦事，因为反对派领导人照例告诉读者们，他们从未见到过任何美国给的钱。由于这种或那种公共关系上的原因，中央情报局却因为”次使巴拿马安全部门大为恼火的独立而有效的行动而大受赞扬。这另一项计划具有一次成功地隐蔽的行动的全部特色：考虑周全，运作者练，安全意识强，非常有效，给巴拿马国防军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唯一的问题在于，中央情报局同这次行动绝对没有关系。

这项计划的萌芽是一次原来与此毫无瓜葛的谈话，它是 1988 年初在巴拿

马城扶轮国际分社的一次午餐会上在库尔特·弗雷德里克·缪斯——一个 39 岁的美国商人和无线电爱好者，同若干扶轮社会员——他们都是有公民意识的美国企业家之间进行的。缪斯兴奋地向他的朋友们提到他曾用他的警用扫描器窃听到巴拿马国防军的通讯联络。他说他甚至能监听该政权警察局的行动并大量记录下警方对付反诺列加示威者的策略。缪斯发现，另外几个扶轮社会员也在干同样的事。

缪斯不久便找到了几个反诺列加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他们一起监听巴拿马国防军的通讯联络。在短时间内已有大约六个美国商人组成的小组在窃听该政权的通讯网。数月后，缪斯的网变得更为先进了，该小组每天相互传递其收获（包括一张巴拿马国防军使用的周率表）。该小组甚至截获巴拿马高级军官用单元机打的电话，报话人描绘了巴拿马最高军衔的军人们的性爱功夫。缪斯和其他无线电爱好者记录下巴拿马国防军的毒品交易和拘捕反对派活动分子的情况。

最后，缪斯及其志愿人员编制了一个大规模的数据库，赌存有关诺列加罪恶活动的情报和巴拿马国防军驱散反政府示威者时所用的策略。他们甚至能窃听到巴拿马国防军拘捕反对派主席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利的计划。缪斯还把诺列加的计划告诉了德尔瓦利并帮助他的副主席罗德里克·埃斯基韦尔避开了巴拿马国防军军官，逃离该国。

缪斯逐步升级地卷入已拿马的政治，自然而然地采取了下一个步骤。他计算出一种方法来测知巴拿马国防军传输的电波并插入他自己的信号。缨斯和他的同伴用定向天线、发射器和扩音器成功地覆盖了政府的发射台——国家电台的信号。缪斯的成功使他又惊又喜。

中央情报局也是这样干的。它在运河区内一个小基地监听国家电台并且把节目的复制件提供给兰利。当该电台的广播出人意外地中断时，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便知道有人有目的地在用信号进行干扰。干扰逐步升级，这是当地人开展反诺列加斗争的第一个迹象。

缪斯录制并播放一个三分钟的反诺列加信息，要求这个独裁者让巴拿马人民进行自由选举。这个信息使诺列加的部队惊慌失措，还因为他们无法确认背后究竟是谁。诺列加指责美国和中央情报局侵犯他的领空权。中央情报局对诺列加所说的事情感到莫名其妙。缪斯在首次播放三分钟信息后，他还使巴拿马国防军难以确认这信息是他或他的同伴播放的。他购置了定时器、盒带和其他尖端的无线电设备使广播自动化。他还把他的设备搬进一套无人住的公寓里，这样一来，即使巴拿马国防军能够确认信息的来源，他们也抓不到作案的人。缪斯还弄了几套无线电设备，即使一个台关闭后，另一个备用电台即可继续广播。

在一个每天广播三欢的典型信息中，缪斯劝说巴拿马国仿军推翻诺列加。他使用十足的民族主义语言，仿佛他是个巴拿马公民：“你们以你们的职业为耻，因为领导你们的那个败类玷污了这一职业。”缪斯还利用他的设备的优势，用他的简单的扫描器监听警察局和巴拿马国防军的广播。他和他的小组利用这些情报向拥上街去镇压示威游行的诺列加的支持者发出相反的指示。

1989 年 3 月中旬，缪斯在巴拿马境内的八个地点设了八个电台。诺列加的警察局刚测出一个电台的信号，另一个电台就开始运作了。诺列加的国内安全警察忙于追踪他，中央情报局同样也在追踪他。

就在这同一个月，中央情报局首先和缪斯及其同谋者接触。初次会晤后，该局向这些美国商人提供他们通过经纪人买不到的尖端无线电设备。缪斯还同巴拿马反对派中受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中间入碰头，后者给了他一台高功率的发射器，使他的广播能让最广大的听众收听到。中央情报局应受称赞的是，它很少干预他的行动。它竭力避免给他建议或向他提供亲美的广播文稿；他自己干得很好。该局又向他提供了一台电视发射器。最后，在迈阿密的反对派小组中最乐观和坦率的人物之一博斯科·巴利亚里诺向缪斯提供了反对派的盒带并提出若干节目主题。

巴利亚里诺于八十年代中在诺列加的压力下离开了巴拿马，此前，他是国内广播电视界的知名人士，他欣赏缪斯的“创造性和勇气”，他称这位美国商人为“临时间谍”，说缪斯“在两个月内（1989 年 2 月和 3 月）所做的事情比我们（反对派）两年内所能做的事情还多。”巴利亚里诺从佛罗里达继续向缨斯提出挫败巴拿马国防军的新方法，向他建议“会对诺列加产生影响”的广播内容。中央情报局十分信任缨斯。监听他的运作并提供有关他的活动的报告的专案官员们感叹不已，因为他在欺骗、反监听和操作安全方面并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却能如此长久地躲避摆开阵势对付他的巴拿马国防军。

尽管缪斯的广播网是非正式的，但它是在巴拿马进行的设计得最好、保

护得最好以及最有效的反诺列加行动之一。它确实比中央情报局搞的任何名堂都要棒。

这一成功的活动持续了仅数周之久。在几次侥幸脱险后，巴拿马国防军终于查明是缪斯并破获了他的电台网。4 月 5 日，缪斯落人诺列加士兵之手，另有几个巴拿马反对派人物以及价值 35 万美元的无线电设备。他被投入戒备森严的牢房里单独监禁，等待着他所预期的处决。

两星期后，韦伯斯特和国防部长切尼在华盛顿会面商讨缪斯事态。韦伯斯特尽可能地制造机会，他暗示，缪斯是该局的一个宝，重要得很，营救他对行动部是一件荣誉攸关的事，过去，先是巴克利后有甘农遭恐怖分子杀害，行动部欲救不能。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韦伯斯特告诉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不能坐视它的一名“特工”——他这样称呼缨斯——遭杀害。切尼无疑知道缪斯很难说是中央情报局的专案官员或特工，但他同意把营救缪斯作为五角大楼干涉已拿马的军事计划的一部分。会后，切尼指示，在南方司令部入侵巴拿马的通盘军事计划外再加上一项新的军事行动：假如或当美军干涉时，将指派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德尔塔营救小组闯入德洛监狱去搭救中央情报局的这名特工。但是，中央情报局并非美国政府中遇上难题的唯一部门。

谬斯被捕后两周，4 月 21 日，白宫作出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决定，把布什在 2 月间签发的情报分析结果的有关消息透露给了报界，于是乎，美国和巴拿马反对派运动间固有的不信任加深了。这条消息最初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它披露反对派曾得到资金用以实行反诺列加计划和支付“印刷、广告、运输和通讯”费用。布什总统的本意是借透露这条消息给诺列加送去一个信息：美国正在采取反对他的积极措施。然而，反对派领导人却指责说，透露这条消息使他们在巴官马的若干活动陷入严重的危险境地。允许发表《美国新闻》上的文章使他们大为震惊，并使他们确信有一个亲诺列加的小集团一直在华盛顿活动。某些反对派领导人甚至把透露此消息归咎于美国政府内部以内斯托·桑切斯为首、由布什的助手组成的阴谋小集团，他们相信，桑切斯是这一事件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

白宫批准透露消息的真正原因其实同诺列加和反对派都没有灰系，而仅仅为了内耗。透露消息是在星期五夜间，此前白宫获悉《华盛顿邮报》正在印一篇反面文章，说诡计多端的诺列加始终比布什“更为狡猾”，白宫在拨款支持反对派一事上吝啬小气。白宫希望选择这个时机透露消息既能使《华盛顿邮报》尴尬一场，又有助于使美国人民相信，布什正尽其所能地在迫使诺列加下台——包括为一项把诺列加赶下台的秘密计划拨款 1，000 万美元。

但是这一战略结果令人扫兴。在消息透露出去后 24 小时内，诺列加让巴拿马各报头版头条都印上反美大字标题，把布什和中央情报局臭骂一顿。标题之一是：“他们以 1，000 万美元出卖了他们的国家”。

1989 年春唯一的好消息是美国政府不必再同无色彩的贪婪的巴拿马总

统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利打交道了，他的任期将满。即将在 5 月举行的

大选中，新的反对派候选人将是 52 岁的吉勒莫·恩达拉，一位以劳工关系为

专长的律师，说话温柔，圆圆胖胖。尽管其貌不扬（矮个子，体重在 200 磅以上），恩达拉其实是个有头脑有胆量的政治领袖。许多人相信他将是一任好总统。和德尔瓦利不同，恩达拉清楚地意识到巴拿马需要怎样的总统以及如何献身于民主原则。他还是个民族主义者，一听别人说他是个美国傀儡就火冒三丈。

反对派的候选人名单还包括两位与恩达拉旗鼓相当的副总统候选人，两位知名的反对派政治家：吉勒莫·“比利”·福特，活跃。健壮、勇猛的演说家；里卡多·阿里亚斯·卡尔德隆，教授，性好犹降却善于用脑，他的政治组织深深扎根在巴拿马有义务感的民主主义者中间。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 3 人竞选得到了诺列加的正式批准，他要显示他自己的候选人能击败这 3 个亲美派而赢得选举的胜利。这个估计大错特错。恩达拉、福特和阿里亚斯·卡尔德隆汗始在人民中竟选。这时还来了一个庞大的国际竟选观察团，其中有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及其夫人，还有 20 多个美国人。

5 月 7 日的投票结果表明，诺列加正在蒙受选举失败耻辱的边缘——一次一边倒的选举结果将导致他的政府倒台。然而，一天下来，宣布的选举结果却有利于诺列加。卡特宣布选举结果无效。“政府用欺骗手段赢得选举，” 他说，“这是剥夺巴拿马人民的合法权利。”投票后卡特即飞回华盛顿向布什报告。他告诉总统，恩达拉、福特和阿里亚斯·卡尔德隆显然赢得了选举。但卡特告诫说，不要进行军事干涉，他建议总统谋求拉丁美洲各国共同施加压力。布什谨慎但又坚决。“巴拿马人民发言了，”他对新闻界说，“我吁请诺列加将军尊重人民的声音。我吁请各国领导人敦促诺列加将军”尊重明白无误的选举结果。”

在这一片喧闹声中，诺列加采取了一个步骤，这可能是通往灾难的路上最致命的。

5 月 10 日，恩达拉、福特和阿里亚斯·卡尔德隆在巴拿马城走上街头集合群众支持他们的胜利并试图迫使诺列加下台。3 位反对派领导入和一群唱着歌的支持者穿过城市。一开始风平浪静。群众的情绪喜气洋洋，似乎巴拿马人民相信，他们为摆脱独裁所做的一切就是显示他们的团结。恩达拉、福特和阿里亚斯·卡尔德隆也与民同乐，尽管他们正确地感觉到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那天早晨，诺列加决定要杀一杀他们的傲气，他派出巴拿马国防军和一伙由他的仪仗队队员组。成的亲诺列加的准军事暴徒去冲散他们的游行。

巴拿马士兵在西班牙大街和群众首次冲突，他们用大号铅弹射击游行者并施放液化催泪瓦斯。当大批群众向市中心进发时，他们被巴拿马国防军的几个重武器营所阻。紧张地对峙了 30 分钟后，群众突然四散，进入两侧的大街小巷，随后在大教堂附近再次聚集。这时，一天的神经紧张状态顷刻间被摧垮，巴拿马国防军部队跑步冲进人群，把反对派人物一个个找出来残暴殴打。3 个反对派候选人正要逃跑，却遭身穿仪仗队短袖衫的诺列加党徒的攻击。阿里亚斯·卡尔德隆在得救之前先后五六次被国防军士兵用棍棒猛击，他迅速后退，继而快步跑到停在几个街区外的几辆汽车里这才脱险。

恩达拉和福特却没有这样走运。恩达拉停下脚步拣他的眼镜时遭毒打。拦住他的两个士兵几次猛击他的头部。他的几名保镖终于把他救走，他的支持者们不知他是否己被打死。

这一天最惨无人道的事件发生了：一个国防军士兵正对比利·福特下毒手，他的保镖曼努埃尔·格拉用身体掩护他。在弹药爆炸的距离内，格拉的头部中了一枪，几秒钟内死于非命。国防军士兵们接着扑向福特，用棍棒接二连三地揍他。他的脸部开裂，鲜血流到他的本已被血染红的短袖衫上。这位巴拿马当选副总统遭毒打的令人毛骨惊然的场面当晚由美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他被推进巴拿马国防军的一辆运载车的后厢里，被送进附近的一座监狱。

福特遭棍棒毒打的暴力镜头使美国人震惊，它也是。中央情报局大量海底电报的主题。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一份详尽的报告已放在了布什总统的办公桌上。这一回布什迅速作出反应。次日，他宣布同意卡特的估计，5 月 7 日的选举已被窃夺。两天后，他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中甚至更为率直，他呼吁巴拿马国防军发动政变。他说：“我乐于看到他们摆脱他。”之后，于登上空军一号座机时，布什总统进一步说明他的意见。他对记者们说：“应当把诺列加先生从那里除掉，不论用何种方法。”

尽管布什怒形于色，然而他仍旧必须正确地决定美国在巴拿马该做什么。政府内部继续进行的情报战至少是他踌躇难断的部分原因。

布什花了 4 个多月的时间才打破僵局——把他的政府内部长期交战的各方分开，从而制定了一项战略，既可除掉诺列加，又可恢复美国的实力与威信。6 月间他悄悄地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司法部授权总统可下令联邦调查局捉拿因违反美国法律而生活在国外的逃亡者，从而使诺列加成为像玛塔那样的逮捕目标。7 月间又采取了第二个步骤，布什免去了弗雷德·沃纳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之职，让马克斯韦尔·瑟曼接替，此人在其同事中以打硬仗的军人著称。

布什随后作出了他的政府最不幸的几项决定中的一项，即实际上保证美国将使用武力把诺列加赶下台。他让科林·鲍威尔接替退休的威廉·克罗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乍一看，鲍威尔似乎同克罗一样不愿在巴拿马使用武力，因为在军官们眼里，他是个四平八稳的行政官员，他的斗争经验抑制了他赞成用美军去解决政治问题的热情。鲍威尔是里根总统任内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家，头脑健全，他考虑到军事干涉小国所隐伏的危险，但是，与克罗——他对军事力量的信任仿佛是天生的——相比，他的言行举止则像一个鼓吹战争的人。更加重要的是，他个人有志于把越战失败的遗痕从军队的记录上抹去。在鲍威尔被任命以后，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与其说是鸽派不如说是鹰派。

到了 9 月下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鲍威尔从五角大楼指示瑟曼将军

重新评估美国干涉巴拿马的计划，在那里，自 5 月流血事件后还在退却的反对派力量继续向中央情报局的联络人要求得到武器，欲凭此搞一次成功的政变。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继续相互施放冷箭，先前唇枪舌剑的战争已渐渐平息。

在这平静的间歇期内，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登上一架设计特殊的军事情报飞机往欧洲，去参加一次中央情报局驻欧洲和近东的官员的高级会议。这次会议是历时 12 个月的复杂安排的结果；把这么多分驻各地的官员聚集到一个地点来并非易事。最重要的是韦伯斯特亲自参加。已经有人向他简要介绍了分析人员和行动指导官员的专门小组会议的情况，他们使他对该局各种行动的概貌有了全面的了解。他的助手们花了许多个钟头使他熟悉了他应处理的紧迫问题。他一点也不知道当他不在国内的时候乔治·布什的巴拿马困境将变成一场危机，他万万没有料到，这场危机过去之后却又被白宫用来作为借口，对他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工作成绩发动了第一次全面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