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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死的买卖

1989 年 10 月 1 日星期日下午晚些时候，一个出入意料的电话打到巴拿马运河区美军指挥部。莫伊塞斯·吉罗迪少校，诺列加将军的亲信之一，要求同“美国高级官员”谈发动政变的要事。这个请求迅速向上传送，先传到马克斯·瑟曼的司令部，又传给中央情报局驻巴拿马城的站长。此信息继而传到兰利，摆在行动部拉丁美洲处处长的办公桌上，又送交行动部主任助理托马斯·特威腾，最后送到他的上司、行动部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手里。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在一小时内决定同吉罗迪会晤，看看他是怎么想的。

这可不是一个轻易作出的决定。中央情报局内人人都知道，这位巴拿马少校是一心要维持诺列加政权的。受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巴拿马反对派小组军人首领爱德华多·埃雷拉·哈桑上校以前就报告过，巴拿马国防军中所有军衔较高的军官里，吉罗迪最无可能参加反诺列加的政变。吉罗迪忠于诺列加，行动部若干官员认为，他对诺列加持近于崇拜的态度。吉罗迪的妻子也属于诺列加集团。她是一个年轻军官的妻子们的圈子里的关键人物，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巴拿马城的贫民窟里长大的。吉罗迪、他的妻子、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朋友全靠曼努埃尔·诺列加才有了今日的职务和地位。

尽管有这些疑虑，行动部的资深官员们仍赞成派两名官员去见吉罗迪，了解他究竟想说些什么。这是合乎常规的步骤，听取不同政见者的想法，即使他们最初是信不过的人。那两名官员得到明确的指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听取吉罗迪的想法，在任何时候也不得以任何方式保证美国将给予援助。美国的政治决定将在听取了吉罗迪的想法后才能作出，而且不得在通报总统之前作出。中央情报局总部还强调指出，那两名官员在美国对他的行动将会作出何种反应一事上不得有半点暗示。

接到那个电话后两个小时，两名官员到达约定的会晤地点——吉罗迪的一个朋友家里。当那两个美国人在那位巴拿马国防军少校对面坐下来时.他们摆出中立的姿态，脸上不露微笑，只显出最小限度的诚意。吉罗迪的开场白漫无边际，继而是一篇自我辩白，他一上来就说，他要美国人懂得他是个巴拿马爱国者。他采取行动反对诺列加仅仅是为了拯救巴拿马。他解释说，事态正在失去控制，诺列加变得更加不愿妥协，而人民更加不满。吉罗迪补充说，他还十分尊敬诺列加，他要证人确信，这位将军将在名誉不受损害的情况下退出巴拿马政界。当这位少校开始争取对他的具体计划的支持时，那两个中央情报局官员仍旧保持沉默。

吉罗迪说，他将于明天早上在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抓住诺列加并迫使他引退。他声称他的行动得到巴拿马国防军中若干最重要的军官的支持。吉罗迪说，诺列加一旦失去了他最忠实的部队的支持以及不能同他的高级军官们联络，他就会自愿辞职。吉罗迪说，他将在一次全国广播中宣布诺列加已被解除职务并且得到允许留在这个国家里。那两名中央情报局官员仍旧没有反应。

吉罗迪接着希望得到美国人的某些保证。他说他要美国人对他的家人采取拘留性保护。他还要美军封锁阿马多尔堡以及进城的主要道路，驻扎在里奥·阿托的诺列加最亲信的部队将会取此道前来。

吉罗迪讲完后，中央情报局的两名官员之一作了字斟句酌、深思熟虑的

声明。他说，密谋者必须了解，美国政府不能支持一次导致诺列加丧命的政变。为强调这一点，他又重复了一遍方才的话。他说；这是美国的政策和美国法律的具体要求，美国公务人员不得参与一次包含有屠杀与刺杀的外国人的政变。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接着问，吉罗迪的政变是否包括谋杀诺列加。吉罗迪回答说，他无意伤害诺列加，这位将军将和平地从巴拿马国防军中引退。这两个中央情报局官员显然对这一回答感到满意，他们给吉罗迪一个电话号码以便同他们联系，还保证说，他的家人如果投奔美国方面将会受到保护。他们于是回到运河区，急电汇报。

在兰利，官员们已对吉罗迪的动机产生怀疑。一个分析人员和行动官员的特别小组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研究从巴拿马来的报告及提议。在短暂的讨论后他们断定，中央情报局无从验证这位巴拿马国防军少校所说的一切。他们不知道他关于要发动一场政变的说法是不是认真的，或者如拉丁美洲处的几个专家所说，他要“用沙袋打昏”美国人，办法是把美国人牵扯进一场假政变中去，随后向全世界广播美国的军事行动，从而使美国陷入窘境。他们警告说，吉罗迪可能是个可信的、有民主思想的巴拿马民族主义者，也可能是令人担心的“曼努埃尔二世”。尤其使某些中央情报局官员满腹狐疑的，是吉罗迪要求美军封锁巴拿马城的街道交叉点以阻止诺列加的亲兵前来援助这个独裁者。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后来说，这个计划味道不对头，因为吉罗迪更关心的是不伤诺列加的感情而不是推翻他。跟随诺列加多年的吉罗迪竟然设想他会太太平平地“引退”，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更有可能的是诺列加会迅速而残忍地用他手中的全部武器进行反击。

威廉·韦伯斯特当时远在数千英里以外的欧洲，他后来说：中央情报局驻巴拿马的官员给予吉罗迪“一个低于对等的成功机会，因为他的计划考虑得不周全”。韦伯斯特还有几分诚意，而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已下结论，吉罗迪的计划是一场被称之为“脆弱的政变”，诺列加不顾一切要保住性命这一点，其后果被大大低估了。行动部有经验的官员们指出，凡是搞成功的政变，都是思想专一，心狠手毒，对结果不存怀疑。亲眼目睹第三世界多次政变的老一代特工官员们会说，这买卖的第一步棋就应当干掉那个强人，以表示决不回头。但是，这样的结局看来远非吉罗迪所想。

尽管有种种疑虑，中央情报局仍匆匆集中了有关吉罗迪和支持他的军官们的材料。中央情报局索检了来自巴拿马、欧洲、以色列乃至非洲的五十余个情报来源的每日情报报告，制作了一个有关政变策划者的组织与可能计划的工作用的模型。这仅仅是一个轮廓，因为该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有限，可靠与详细程度都不足以提供未来 24 小时内巴拿马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完整画面。政变策划者中有尼卡西奥·洛伦索，他是巴拿马国防军的反间谍工作负责人。中央情报局断定，洛伦索和吉罗迪可能指望得到在诺列加的军校受过教育的一批军官的支持，其中的大多数人毕业于 1974 年。这一届中的许多人成了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中服务的进步军官的分遣队的一部分，该分遣队4 月间曾被派往纳米比亚，其中有阿古斯丁·德·加西亚少校、菜昂·特哈达上尉和胡安·阿尔萨上尉。（吉列尔莫·翁上校、胡利奥·奥弗·扬上校和哈维尔·利科纳上尉，诺列加手下的某些亲信也卷入了这场密谋，可是，中央情报局起初并不知道。）

在 10 月 1 日那天，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吉罗迪和他的同伙“想要摆脱诺列加的部分原因在于巴拿马国防军的上层机构臃肿的结构。巴拿马军队中

的晋升有赖于最高级军官的退役，这是个老传统。最高级军官们离职后，他们以下的军官差不多人人可以提级加薪。诺列加拒不退役，这种晋升就会搁浅，资深军官团中因此怨气冲天。然而，仅仅由于这个问题就发动政变看来是说不通的，尤其因为诺列加的支持者们还可以从他的政权得到其他好处。在此后的 24 小时至 48 小时内，尽管中央情报局加班加点，却怎么也找不出吉罗迪的真正动机。他们找不出满意的答案，这就增强了他们对吉罗迪的动机本来就有的怀疑——他们本来就不信任他。

马克斯·瑟曼也不信任他，这位新任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确信，诺列加正挖空心思想使美国陷入窘境。他的一名高级副手想搞一次政变看来正是这样的一种手腕。1987 年 3 月，奥古斯托·比利亚拉斯少校发动拂晓政变，该政权受到威胁，那时吉罗迪毕竟曾充当工具救助诺列加。吉罗迪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胆量和对诺列加的忠诚，他重新集合巴拿马国防军的一个营去抵挡占有压倒优势的部队。吉罗迪被捕，比利亚拉斯的同谋海梅·贝尼特斯少校用手枪顶住他的太阳穴，吉罗迪同意设法说服他的部队投降。但当他来到他的部队面前时，他下令逮捕贝尼特斯，并用就近的一挺七毫米机关枪打了一梭子弹，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亲诺列加士兵。他的快速动作救了诺列加政权。

瑟曼的直觉证明是对路的，至少起初是这样：星期一清晨，吉罗迪传话来说，他已经把政变推迟到次日，因为诺列加未按预定计

划到国防军司令部来。吉罗迪说，他将在次日清晨发动政变。星期一夜间，如吉罗迪所说，他的妻子、3 个孩子和他的岳父在克莱顿堡露面，请求美国给予保护。瑟曼仍认为吉罗迪的政变是故意安排好会流产的，美国不应采取明显的行动支持这位少校，直到可以确信他是认真的。可是，星期一清晨得到有关吉罗迪的行动计划报告的布什总统却指示瑟曼，派若干美军单位在吉罗迪所说需要封锁的交叉路口附近进入阵地，作为预防措施。

中央情报局也作了准备，它把若干反对派的特工派到关键地点去观察政变的进展，又让它的高技术情报搜集网进入警戒状态。它还派若干反对派的特工到已拿马城闹市区去探听公众对吉罗迪的行动的反应。一天前同吉罗迪会晤过的两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向兰利报告说，他们现己确信这位巴拿马少校坚定地宴实现他的计划。他们指出，假如他是同诺列加合谋在设骗局，那未，他会如他原先所说的那样在星期一发动政变。

可是，中央情报局资深官员们仍旧持不可知态度。他们推论道，万一吉罗迪陷入困境，他们可是爱莫能助。中央情报局一位在此事发生后退休的官员回忆说，局里的许多专家确信，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件和难题将会使吉罗迪除掉诺列加的图谋起变化。这位少校马上就会认识到他必须动武，而不可避免的对抗又必将导致巴拿马国防军各单位相互对立。

在德国参加会议的韦伯斯特通过一条秘密电话线，收到从兰利传来的每小时新情况，从而保持对中美洲事件的了解。在听到吉罗迪的计划后，韦伯斯特当即问斯托尔茨和特威腾是否需要他返回华盛顿。他们两人都认为他没有必要返回，因为他即使待在该局总部也不能有所作为。吉罗迪的政变如果真搞起来的话，那未，也应由白宫对它作出反应。

这次尝试几乎刚开始就过去了，或者说，从此后的数日内看就是这样的。10 月 3 日，星期二，早晨八点左右，诺列加来到国防军司令部，迎接他的是一阵轻武器的射击声。他乘的梅赛德斯车刚要在他的司令部大门前停下前猛地掉头，他跳下车，在两名卫兵的掩护下冲上楼梯，进入二楼他的办公室。

方才在下面庭院里诺列加险些被子弹射中，吓出一头冷汗，惊恐万状，这时，他打电话给他的女友维姬·阿玛多，要她同里奥·阿托基地他的嫡系指挥官们联络，他又命令驻扎在附近的部队速来国防军司令部。自信的吉罗迪在大厅和诺列加办公室周围都设了岗，喊话让他投降。吉罗迪显然确信他的政变已经成功；他捉住了这个独裁者的大部分幕僚，而美军也已到位，挡住了前来救援的任何亲诺列加部队，这也使他感到满意。30 分钟后，经过了几次疯狂的电话交谈，诺列加听从了吉罗迪的建议。他走出他的办公室，下到门厅，进入一间房间，人家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仿佛受审似的，面对一个非正式的调查法庭。

几个政变策划者振振有词他说，诺列加对巴拿马人民犯下累累罪行，应就地处决。一听这些警告性的威胁，诺列加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并恳求吉罗迪说有理由让他活下去。这是个悲枪的场面。诺列加求吉罗迪饶他一命。另外几个政变策划者坚决主张，摆脱诺列加的唯一途径是把他转交给美国人，这样一来，美国人就被迫进行干预并会站在吉罗迪和他的手下一边。吉罗迪吩咐他的士兵把这个独栽者押送到旁边一幢楼里，从而结束了这场辩论。他向诺列加保证，他不会被处决，但告诫他必须同意放弃他作为巴拿马军队首脑的职位。方才被吓得心惊肉跳的诺列加又恢复镇静，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当他被单独关押在另一间房间里时，他又用吉罗。迪没有切断线路的电话继续策划一场反政变。

国防军司令部里的行动吸引着克菜顿堡的美国人的注意，他们获悉八点钟前忠于和反对诺列加的部队交火了。他们说不清诺列加是否已在交火时被杀，但他们估计他还活着，因为射击又开始了并且持续了 30 分钟。离诺列加

的总部大约 500 码之遥，在一幢作为军队监狱用的建筑内，库尔特·缨斯也听到了枪战。起先他以为美军终于打进巴拿马来了，他马上就要得救了。

在 3，000 英里以外的华盛顿，参议院助理德博拉·迪莫斯在枪战开始后15 分钟，接到反诺列加政治小组的领导人之一打来的电话，说他听说一次政变已经搞起来了。他还说，他正在同国防军司令部里的造反部队接触，政变组织者是莫伊塞斯·吉罗迪少校。

几分钟后，迪莫斯接到另一个电话，这一回是从国防军司令部打来的，吉罗迪的亲信之一告诉她，美军封锁通往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的所有道路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诺列加就不可能被人救走了。迪莫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助理，打电话给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把消息告诉了他。赫尔姆斯直接打电话到国务院打听更多的消息，接着又打电话到南方司令部询问是否已注意到吉罗迪关于美军援助的请求。赫尔姆斯和迪莫斯几乎是在欢呼了，尽管他们两人都知道，任何政变的最初几个小时都是充满危险和无法预测的。他们自然知道诺列加以前已有几次侥幸脱险而活了下来，而吉罗迪看来不大像是打算摆脱他。政变策划者之一传消息给迪莫斯，说诺列加一人待在卧室里，正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政变策划者说，他确信不必交战，诺列加会同意辞职的。迪莫斯疑虑重重。

迪莫斯得到的有关巴拿马局势的情报十分准确，令人惊叹。关于国防军司令部里面和巴拿马城街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她所知道的看来要比中央情报局多。她同政变策划者、南方司令部、国务院以及巴拿马反对派人物联络。她搜集到情报后，又不辞辛苦地送交雾谷的指挥中心。她卷入得越深就越是确信布什政府正袖手旁观，没有支持吉罗迪。她惊讶地获悉瑟曼不知什么缘

故仍相信吉罗迪试图引他上钩，而国务院、白宫、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看来一致认为，关于吉罗迪是否当真试图废黜诺列加，应由瑟曼而不是他们来断定。同从国防军司令部和巴拿马美军司令部传到迪莫斯耳朵里的忙碌的喧闹声相比，华盛顿官方的沉默令人寒心。

其间，在国防军司令部里，吉罗迪派遣他的得力副官哈维尔·利科纳和另外 3 个反叛者去同克莱顿堡的美军联络，以便把诺列加转交给他们。这个巴拿马人的代表团又等了一个小时才得以会晤瑟曼的副司令马克·奇茨尼罗斯少将。考虑到瑟曼对吉罗迪的怀疑，这 4 个人受到奇茨尼罗斯冷冰冰的接待，这并不令人惊讶；当利科纳提出美军可以拘捕诺列加时，奇茨尼罗斯脸色更加阴沉。利科纳满怀希望他说，美军可以来抓他，“就是现在”。奇茨尼罗斯，一位受人尊敬的军官，讲西班牙语，熟悉巴拿马的风俗习惯，他摇头表示不行。他说，美国是想要逮捕他并把他送交法庭，但必须把他引渡给克菜顿堡的美军。美军不会去抓他。

讨论还在继续时，营救诺列加的部队正快速行动，旨在迫使政变策划者释放这个独裁者并结束他们对国防军司令部的占领。巴拿马国防军中支持诺列加的一个特种单位正从里奥·阿托拥人首都，目标是包围司令部。另一个单位，按照诺列加从他的卧室“牢房”里用电话向他们下达的命令，正在捉拿政变策划者的家属。惊恐万状的家属成员们打电话给吉罗迪，告诉他，他们正被扣作人

质。如果他不投降，他们肯定会被杀害。上午十一点，即在诺列加被抓后 3 小时，从里奥·阿托应召前来的精锐部队的几个营向司令部开火，窗户被炸，水泥碎片满天飞。在几分钟内，先前被吉罗迪逮捕的亲诺列加士兵获释，他们冲出大楼，参加反攻。

对政变策划者和中央情报局而言，事态的这一转变标志着一个危急的时刻。数小时以来，该局在巴拿马的侦察网一直接收到巴拿马国防军部队沿几条主要公路运动的信号。侦察网还监听到空运部队进巴拿马城。最重要的是，该局复杂的高技术电子警戒系统指示，巴拿马国防军各单位已离开营地，待命行动。这些窃听到的信息是两种可能情况之一的迹象：或者是诺列加在同巴拿马国防军的增援部队联系，或者是政变领导者们已争取到主要军事单位效忠于他们。中央情报局的这个系统运作良好，但是仍旧没有办法确切地探听到国防军司令部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对吉罗迪来说，所有的消息都变得糟透了，而他也由绝望变成听天由命。被数量占优势的诺列加的部队所包围，被抓去的家属又接连打来电话，还确信美国人不会来支援他了，他于是决定投降。这个决定在他手下的军官中间并没有引起愤怒的争论；他们都懂得政变已被出卖，在诺列加的部队进攻之前，只不过是在熬时间罢了。下午十二点三十分，吉罗迪本人向诺列加投降，而诺列加已经准备好苛刻地对待那些卷入政变的人了；一个在几小时前曾粗暴地推过他的士兵，被砍断双手，随后按照诺列加的命令被处决。吉罗迪被逮捕井被带走，很显然，他也将被从速处决。

整个早晨，当所有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瑟曼犹豫不决地、缓慢地着手支持吉罗迪。政变开始后两小时，瑟曼下令美军包围阿马多尔堡，但部队接到严格命令不得再有其他行动。上午十一点，奇茨尼罗斯对吉罗迪的代表的冷淡态度显然反映了瑟曼个人的怀疑态度；关于逮捕诺列加并把他引渡给美国的谈判，由于瑟曼坚持要把诺列加押送到克莱顿堡来，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最重要的是，瑟曼未能迅速行动阻止诺列加的援兵前往国防军司令部，当他派出海军陆战队去封锁通往里奥·阿托的道路时，已经晚了。瑟曼的辩词称，他是在某种不可更变的紧张关系下行动的：华盛顿的指示禁止他采取任何会被解释为美国进行干涉或会使美军同巴拿马国防军发生冲突的行动。因此，他干脆什么也不干。

在华盛顿，整个早晨，布什和他的高级外交顾问贝克、斯考克罗夫特、盖茨、鲍威尔和苏努努聚在一起商量，试图就巴拿马的局势决定他们的对策。他们仍旧得不到国防军司令部里发生的事情的情报，并且怀疑政变策划者的动机。他们主要依靠来自瑟曼的消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们，他相信吉罗迪有可能为使美国陷入困境而导演这场政变。甚至当事态表明吉罗迪是真干、政变策划者同巴拿马国防军部队已经在交火之后，总统仍拒绝下令瑟曼支持政变。令人惊异的是，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无一人愿意相信，那里终于出现了结束巴拿马危机的天赐良机。

在巴拿马，事变血腥地结束了。权力的急速转换使诺列加头晕眼花，他比以往更加相信自己是命运安排的领袖。一场几小时前还十拿九稳的政变被他不费吹灰之力地给挫败了。这是一次个人的胜利；在昏天黑地的时刻，他保住了自己的脑袋，此刻他洋洋得意地露面了。他的报复迅速、果断而且不人道。吉罗迪被押到国防军司令部附近的一个审讯中心，他遭严刑拷打，肘部和膝盖骨被用枪打穿，肋骨被打断，一条腿也被打断，于次日清晨被处决。

在华盛顿，白宫意识到它已经铸成大锗，但是硬着头皮不承认它有可能把事情办成另一个样子。新闻发言人马林·菲茨沃特直截了当地否认政府预先被告知有关这场政变的事。“如果我们（被告知），”他说，“总统并不知道会有政变，国防部长也不知道。”

几分钟内，在记者们连连追问之下，菲茨沃特就自相矛盾了。“我们不知道这里有谁卷人了”，他说。“我们听到一些风声。我们听到过有可能发生这种事的谣传，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那里的谣言多极了⋯⋯”当国会山的官员们开始提问并且获得更多的消息时，白宫的假话就编不圆了。例如杰西·赫尔姆斯，政府在巴拿马不采取行动激起他的义愤。他在参议院发言，把白宫官员比作“基斯东警察”①。赫尔姆斯尽可能克制他的义愤，随后按时间顺序一分钟又一分钟地展示这场政变。他批评政府在人家已经提出的情况下不去拘捕诺列加是一次失误。

白宫反击。菲茨沃特答复道，政府没有逮捕诺列加的任何机会。他补充说，赫尔姆斯“富于这种机会”。约翰·苏努努打电话给赫尔姆斯的首席外交政策助手，要求这位参议员马上拿出证据来证明他的断言。“你的证据在哪里？”苏努努大声说，“证实一下。拿出东西来给我们看看。”在这次电话交谈后，菲茨沃特的一个密友觉得是非已明。他对记者团说：“他们拿不出任何东西来。”

然而，在此后数日内，事实表明赫尔姆斯的指责是正确的，国会山的资料也描绘出了政府在政变当日的行动，于是，政府开始受到压力。10 月 7 日，国会主要领袖们对布什所谓事先无预报之说公开质疑。五角大楼关于谁在什么时候知道什么的说明也不能令人满意。一位军方人士对一位记者说，驻巴拿马美军“从未打算插手去捉拿诺列加。这不是我们的政变。对我们来说，

① 美国创办于 1912 年的基斯东影片公司出品的喜剧片，每部都以警察追逃犯收场。——译注

插手乃是美国政策范围以外的使命。”这位官员小声但清晰地补充说：“那不是我们的计划程序中的一部分。”

国防部长的反应是指责国会阻塞了电话线。“我们遇到的麻烦是，在事变发生的过程中，国会议员们打电话给巴拿马的机构甚至个人，要求提供消息，”他说；“这就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新闻界后来获悉，切尼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他当时正陪同苏联军事首脑游览葛底斯堡战场。）

批评之声一起，政府官员在关于他们没有采取行动的问题上采取守势，也未能成功地扭转关于政府无能的种种责备，相反，这种责备与日俱增。为反驳所谓国防部采取“按时熄灯”态度的指责，五角大楼告诉记者，它在政变前一天就集合人马成立一个特别指挥小组，监视巴拿马的事态。发言人皮特·威廉斯甚至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来说明五角大楼的态度，但是他的陈述非常不准确。“我们绝对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暗示那里任何时候有过任何要求要美国去捉拿诺列加，”他说，“或者有过任何表示他们愿意把诺列加送交我们的主张。”政变以后由美军送到迈阿密的反叛领袖们完全不同意威廉斯的说法并且公开作出反应。他们告诉记者，奇茨尼罗斯当时对动用美军一事不表明态度，并对世界各国将会如何看待美国的干涉表示担心。

10 月的第二周，争论激烈，致使布什总统用不同寻常的尖刻言辞反击批评他的人。他指责国会中批评他的人是“心血来潮的鹰派”，以“愚蠢的论据”硬说美国应当干涉，他重申，关于吉罗迪及其同伙，政府没有得到足够的情报说明非支持他们不可。“在所有的报告中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事实其结果会促使我必须从动武出发考虑去做出某些不同的事情来。”布什补充说，他的政府没有采取行动不是由于什么关心诺列加。“我要看他被人从那里带走。我要看他被带上法庭。”布什对于自己这番话是否足以停止争论尚无把握，便求助于里根时期以来的陈词滥调：“美国人民，”他说，“是大力支持我所采取的立场的。”

布什意识到他的辩词变得越来越刺耳并且不可信，他于是劝告白宫助手们停止谈论巴拿马事件。这倒是他自己本该接受的劝告。当他被皆知政府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忙于透露政变当日白宫究竟知道些什么情况之后，他勃然大怒，训斥了若干位顾问，要求“禁止泄露”。可是，甚至连他的这番话也被人捅给了报界并出现在一篇文章里，说布什由于政府中有人透露有关巴拿马的消息而大发雷霆，这一手真是非要他服输不可。布什的反应仍一如既往近乎当众人发脾气。“我没有发火，”他对一群记者说，“我没有发火。我倒是说过：‘在面对批评时，我不想看到有任何指责来自椭圆形办公室或者被人认为是来自椭圆形办公室。’我正在做的不是该受指责的事！如果有人要把什么责任归给谁，那就归给他自己。这才叫适得其所。”

布什下面的话是即席所讲，看来并非出自任何方面。他说：“当时未曾有过情报差距会使我以某种不同的方式采取行动。”——从而暗示实际上有过差距。布什说这番活是在莫伊塞斯·吉罗迪试图推翻诺列加之事发生后将近两个星期。那时，白宫正处在国会与新闻界的围攻之下，显而易见，政府以前对巴拿马糟糕情况的宽容态度已经消失，布什、贝克、切尼和苏努努如此高度珍视的以同志间的友谊与忠诚为基础的牢固阵线开始出现裂痕。“孩子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这样称呼他们——相互间甚至开始吵嘴。布什的古怪声明——在 10 月 3 日那天不曾有过“情报差距”——是政府发动公共关系攻势的信号，旨在解除对布什的压力。政府的第一策略乃否认

它曾做过任何错事，其次是否认它事先知道会发生政变。第三个计谋是责备某人。被挑选出来的牺牲品便是中央情报局。

政府欲改变有关巴拿马的争论的性质，其谋略于 10 月 16 日在《华盛顿邮报》头版上初露端倪。一位白宫官员同记者戴维·奥塔韦和安·德夫罗伊进行了一次谈话，不顾一切地企图把注意力从总统及其顾问们身上引开去，这位未透露身份的白宫消息人士无视布什所谓政府没做“该受指责的事”之说，却声称政府在巴拿马未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央情报局未向政府提供有关吉罗迪及其同伙的最新情报。

这位未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单单挑出威廉·韦伯斯特来充当巴拿马危机的直接责任者。这位消息人士指责韦伯斯特是位“无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在外交上连连出丑，使白宫“受挫”。这位消息人士还批评韦伯斯特身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其他若干次危机中的表现。他断言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和阿官汗也失败了（阿宫汗正是数周前政府内激烈争论的问题）。

但是，这则报道中真正引起人人注意的部分，恰恰是在有关巴拿马失败一事上几乎毫无必要地背后说人坏话以及那些正成为布什政府内部日常话题的中伤韦伯斯特的言论。《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录有办公厅主任苏努努在参加一次白宫工作会议后说的俏皮话：“关于巴拿马政变的情况，他更多地是看有线新闻网的节目获悉的，来自韦伯斯特的中央情报局的却很少。” 苏努努这番攻击中所含有的恶意，表明白宫正在为其失败寻找替罪羊，而总统的主要助手们显然已经选中了韦伯斯特来代政府受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位消息人士还给《邮报》的报道火上加油，他指出，搞政变的时候，韦伯斯特出国去了。言下之意是，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在他理应坐镇兰利的时候却擅离职守。

《邮报》进而报道说，白宫相信，韦伯斯特同国会关系太密切。“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报道称，“韦伯斯特被认为‘太受制于国会’，对中央情报局的日常管理太过马虎，对外交政策和情报界的作用太缺乏总体性的战略眼光。”《邮报》还引述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有一种感觉，这个机构（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不是非常得力或有效⋯⋯所提供的情报和以这些情报为依据得出的结论都不能令人满意。”这位消息人士还补充说：“（韦伯斯特）跟布什关系不密切。他跟贝克的关系不密切。他跟斯考克罗夫特的关系也不密切。没有理由器重他。”

10 月 16 日晨，奥塔韦和德夫罗伊的文章上了报摊，兰利的公开反应既克制又自信。该局一位发言人称：“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对韦伯斯特法官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成绩，总统会有任何不满。”中央情报局此刻力图摆出一副架势，仿佛那位奇才威廉·凯西本人又回到了现场，正朝着一群急于了解真相的记者轻蔑地摇手示意，中央情报局的“虚构博士们”说，韦伯斯特是坚强的，他能顶得住。“没错，韦伯斯特确实不太在乎这类事情，”中央情报局一位公共关系发言人对《邮报》文章作出反应时以这种咱们之间悄悄谈谈的方式说，“这类事情不会使他心烦意乱的。”

这同真实情形相距太远了。韦伯斯特可不是凯西，他不具备凯西的自信心或者看透他的前任也大有可能会遇上的这种种事情的眼力。《邮报》的这篇报道击中了它的目标，损伤了韦伯斯特在公众中的声誉，尤其重要的是，损伤了他在兰秘中央情报局总部内的精神影响。韦伯斯特新近恰到好处地应付了国会就若干打埋伏的计划的质疑，因而提高了中央情报局官员们对他的

信任。不论何种信任感如今都遭到这位白宫消息透露者的当头一棒。如果韦伯斯特失去了行政当局的信任，那未，作为行政部门臂膀的中央情报局的地位也就发发可危了。韦伯斯特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主要理由，是说他有能力消除公众由于中央情报局行为过度和屡屡失败而产生的忧虑，此刻，他这种备受称赞的能力却受到了损害。他和凯西唯一相同之处是善于和国会打交道并获得必需增加的预算的能力。而今，连这一点也成问题了。

所有这些原因凑在一起，韦伯斯特个人对《邮报》报道的反应是强烈的，他的否认是明确的。“法官非常生气，连这样的东西也会被人捅到报纸上去，” 中央情报局一位资深官员说。“这是不真实的。由不透露身份的消息来源传出来的这样一类事情是很难让人信以为真的。”

这最后一句话是地道的华盛顿的补白新闻，因为韦伯斯特和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助手们已经确切地估计出同奥塔韦和德夫罗伊谈话的人是谁。他们知道白宫里忌恨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是谁。他们确信那是约翰·苏努努。

据那些同韦伯斯特关系密切的官员说，由于《邮报》发表这则报道的方式，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有充分的理由对该报发火。例如，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指出，奥塔韦和德夫罗伊明明知道韦伯斯特在欧洲作公务旅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认为，这两名记者至少可以在他们的文章里提到这一事实。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相信，奥塔韦和德夫罗伊是在添麻烦——他们在巴拿马问题上挑动人们肆意抨击。“而《邮报》正以此为乐，”中央情报局一名官员说。令人生气的还有，那两个记者并没有事先“提醒”韦伯斯特——没有打招呼说文章将何时发表，弄得中央情报局“猝不及防”。

“《邮报》的这篇报道准备了好几个月，但一直有一种谅解，即韦伯斯特将有最后发言权，”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同事说，“将允许他有机会作出反应。我们给予合作并尽力回答有关韦伯斯特以及他在白宫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的种种问题。我们让人明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替布什出力。我们向白宫提供我们认为是必要的情报。后来《邮报》的报道出笼了。我们大为震惊。我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在这件事上有最后决定权，至少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嘛。”

戴维·奥塔韦是个经验丰富的记者，他故意不注意这种批评。“他们知道文章要发表，”他这样回答。他继而说：“这确实不是我的责任。决定何时发表一篇报道的不是我而是编辑。”（文章发表后的那个早晨，奥塔韦在中央情报局一条过道里遇上韦伯斯特，这位局长先生还向他问候，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韦伯斯特的一个助手说：“我真想揍他。”）

毫不奇怪，韦伯斯特在行动部的高中层官员中有不少支持者，他们构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保守主义的心脏地带，也是该局从感情上对新闻界不信任的发源地。中央情报局这批老资格官员中有许多人觉得，韦伯斯特落到这等地步恰恰由于他以为对《邮报》的这篇文章他无论如何也会有最后发言权的。

《邮报》因打了一个漂亮仗而高兴，它总是春风得意。有经验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一向懂得这一点。他们认为，公共关系办公室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把新闻稿和通讯录统统收拾一空，回去老老实实地做情报工作。

10 月 16 日早晨，韦伯斯特来到七楼他的套间，一声不吭，关起房门生闷气。他坐在办公桌前，背后挂着他家人的照片——其中一幅是他的女儿，手持《圣经》，正值他宣誓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时，这是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收获之一——韦伯斯特细细琢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怒不可遏。他的

秘书心里明白，现在应当让他独个儿待在那里。十多年前，当默默无闻的韦伯斯特首次来到华盛顿掌管联邦调查局时，她就跟随着他。打来的电话都被她转到别处去了，想要开始当日工作的他的助手们也被她一一挡驾。“现在不行，”她说，“法官正忙着呢。”只有一个电话她决定转给他。那是罗伯特·盖茨从白宫打来的。韦伯斯特同意接这个电话。

《邮报》的报道使盖茨深感为难，他连连道歉并向韦伯斯特保证说，他可不是为这篇报道提供消息的人。他说，总统对这篇文章也无责任，他同任何人一样感到意外又非常生气。盖茨强调说，布什充分信任韦伯斯特。韦伯斯特默默地听着。盖茨接着用一句话再次确认他对韦伯斯特的忠诚。我们合作得很好，他说，他不想有所改变。

那篇报道的消息来源如果不是盖茨，那又是谁呢？稍后，韦伯斯特告诉他的主要助手们说，他已经知道了。“这是苏努努干的，”他说，从而证实了他的助手们已有的猜测。韦伯斯特等苏努努来电话辩解。正午刚过，电话终于来了。苏努努用他平日粗哑的声音问候韦伯斯特，接着不以为然地称那篇报道纯属虚构，并以从容的、开玩笑的语气再次向他保证说，他从未向记者谈过白宫的内情。韦伯斯特把这番话解释为拐弯抹角地证实苏努努正是为奥塔韦和德夫罗伊的报道提供消息的人；即使他认为韦伯斯特不够格，他也决不应如此公开地——对着录音机把这种想法说出来。

自《邮报》文章发表之日起的一周内，华盛顿新闻界对白宫提供消息的人士究竟是准争执不下。按传统智慧进行推测的人认定盖茨嫌疑最大，因为人人都以为他仍然觊觎他一度被迫放弃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之职。为修复他在国会山的形象，他勤奋工作，经常向冬议院情报委员会作情况简介，表明他赞成公开性。他已经争取到若干人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知识广博，对议员们的问题能随即给予关注，无论给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议员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奥塔韦和德夫罗伊的报道引述白宫的消息来源，暗示盖茨间接控制着中央情报局，这使得盖茨将重返兰利的谣传不胫而走。“布什总统的几位助手暗示，”《邮报》报道称，“布什信赖罗伯特·M·盖茨，斯考克罗夫特的这位副手，乃布什的首席情报顾问，他实际上“绕过’韦伯斯特‘在开展工作’。” 韦伯斯特的助手们称，报道中的这一部分是站不住脚的，中央情报局里这些资深官员中的一个后来解释道，说盖茨绕过韦伯斯特控制中央情报局的人“根本不知道该局是如何工作的；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当然还有另外的解释：盖茨不可能对中央情报局产生白宫里为《邮报》提供情况的人所谓的那种影响，原因十分简单，兰利的许多资深官员不信任盖茨。

那天早晨，韦伯斯特同盖茨谈了两个小时，涉及广泛的题目：巴拿马危机、中央情报局以及白宫与新闻界的关系。他同苏努努谈了十五分钟。但是，在交谈过程中，不论盖茨或是苏努努都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印象使他了解总统对他是怎么想的，布什是否相信中央情报局在巴拿马实际上是失败了。接着，在 16 日下午早些时候，布什本人来电话邀韦伯斯特“顺便”到白宫来“谈谈”。二十分钟后，韦伯斯特已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布什对面的一张长沙发上。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韦伯斯特返回兰利，在他的办公室里向他的高级助手通报情况。与会者共四人：行动部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副主任理查德·克尔（第三章称此人为情报部副主任。——译注）、情报部主任约翰·赫尔杰森和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詹姆斯·格林利夫。韦伯斯特向他们复述了布什的

话：他可以待在中央情报局，他想要待多久就多久，他得到总统充分的支持。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个不幸事件，一次危机的结果已对行政当局产生有害影响。这不该由韦伯斯特个人来承担，布什补充说，他不希望他的政府官员们在报纸上相互交火。但他显然忘了说他将惩罚提供消息的人或者设法查明提供消息的是谁。接着，韦伯斯特向布什保证，今后中央情报局出了任何差错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可以由他来承担。布什点头表示同意；布什还强调说，韦伯斯特并没有丢掉他的职务的危险。

10 月 16 日各种会议开过之后，中央情报局以前所未有的举动在公众眼前表明其明确的立场，并且把该局局长描绘成这样的一位领导：他牢牢控制着该局，而且外交手腕高明，别人难以对付。不是有人抱怨中央情报局未向决策者提供起合格向导作用的情报吗？这场宣传运动就是兰利对此的反应。中央情报局像迷宫一般错综复杂，监视它的敏锐的观察家认为，《邮报》文章发表后，在公众中突出韦伯斯特的形象的举动不同寻常，这恰好表明，苏努努对中央情报局的批评打到了疼处，对方恨之入骨。

白宫用烤肉扦串上韦伯斯特把他捅到公众中去的当天，韦伯斯特发动攻势，他吁请国会授予中央情报局“更大的自由”去支持政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韦伯斯特对于对他的批评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雷同于多年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威廉·凯西的反应。倘若诸位要我们去对付类似诺列加这号人，韦伯斯特说，那未，就应该修改法律以允许中央情报局去干这样的事。在《纽约时报》进行采访时，韦伯斯特廓清了他的这一立场，他还特别说明有必要“重新解释”第 12333 号行政命令，该命令禁止中央情报局行刺或帮助行刺外国领导人。在行动部里，这道行政命令是严格按字面意思解释的，由于伊朗门丑闻余波未平，行动部官员们的活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与检查。虽然韦伯斯特现在把放宽这道命令的责任推给了国会，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官员后来指出，至少有些事情该他个人负责，例如该局的几次行动以及究竟允许或不允许专案官员干什么这个老问题都被他冻结了。

韦伯斯特现在不再顾及他过去的立场，他指出，他宁愿放松逼绳自由发挥，也不愿当个无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而个人备受责难。

为什么韦泊斯待在 10 月 16 日以后引人注目地明确他的立场呢？这有若干其他的原因，甚至是更为突出的。据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官员称，韦伯斯特“处在行动部要求改变该局约束性规章的压力之下”。作这种改变对韦伯斯特有利，他可以由此争取到该局精英们的忠诚。韦怕斯待的一个助手谈得更加具体。“法官在这里处境孤立，”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解释说，那是在

《邮报》文章引发舆论界争论后不久。“他竭尽全力争取（行动部的）那些人的信任，不过，这可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他高高在上，待在七楼，因此想要察觉这幢大楼里的风吹草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韦伯斯特同布什总统会晤后的数小时内，他试图结束这种孤立状态并重申他对正慢慢地从他的手指缝间溜走的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他告诉《纽约时报》，国会和总统都有必要指出那道行政命令中的含，混之处。“如果有故意含糊其词之处，”韦伯斯特说，“那未。这就给做具体工作的人增添了非常大的、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压力。”韦伯斯特接着暗示，新规章对巴拿马局势不会产生影响，但可能“‘讨下一一次的事情产生好的影响”。他意指“有可能发生的事”，即巴拿马今后的政变策划者“有可能”谋杀诺列加。至于 10 月 3 日的政变，韦伯斯特拒绝为政府未能正确判断吉罗迪少校的动机

一事承担责任。他反倒小心翼翼地抨击了白宫里诋毁他的那个人。“如果事情没有严格沿着它应该沿着的道路发展，那就总会产生若干附带结果并且诱惑人去指指点点，”他说，“于是我猜想，这回该轮到我了。”

《纽约时报》的报道发表的次日，韦伯斯特继续展开攻势。他指示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在宣传他关于美国情报工作的观点以及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成绩时应更有进攻性。公共关系办公室迅速安排了若干次记者访谈，而在 10 月 16 日以前韦伯斯特可能根本不曾考虑过与这些人会面的。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的官员告诉记者，他们大力支持韦伯斯特并且表达了他们对于那些说他没有做好工作的报道的愤怒。他们异口同声地指责布什的白宫传播那种消息以及让韦伯斯特为白宫的失误充当替罪羊。但是，他们和韦伯斯特本人都不愿闹成明显的公开对抗。

“我们不会被制造这种局面的政治图谋牵着鼻子走，”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詹姆斯·格林利夫在 10 月 18 日这样说。“我知道，这看上去很像是我们在玩弄权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奥塔韦的文章突然出笼时，我们正处在计划阶段，考虑如何对那道行政命令作新的解释。但是我们并不是用那种手段来作此计划的。”

格林利夫的矢口否认遮掩了此后一个月内韦伯斯特的自我辩护的一贯特性。在此后的三十多天内，韦伯斯待把公众对巴拿马突发性灾祸的批评转变为考察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工作的一场公舟讨论。10 月 17 日，总统公开替韦伯斯特辩护，之后，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华盛顿邮报》与高级编辑们举行了一次“编辑千餐会”。据《邮报》的一位记者说，这是“一次令人惊叹的表演”——就十多个题目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其间，韦伯斯特看来非常了解下情并且令人惊叹地熟悉情报政策。

这次聚会的成果之一，是奥塔韦写了一篇文章，差不多是一首韦伯斯特才能的赞美歌。这篇报道开场即列举了他接替威廉·J·凯西时所面临的难题。奥塔韦评论道：“韦伯斯特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时因无可怀疑的正直而获赞誉，他接手新任务时雷厉风行，在许多情况下他确认必须反其丧失信誉的前任凯西之道而行之。”

该文回顾了白宫 10 月 16 日所作的种种指责，随后提醒读者，对韦伯斯特的抨击，不单纯由于对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成绩不满意，这背后还大有文章。奥塔韦写道：“韦伯斯特能否使白宫相信他是个‘同心协力者’并准备按照白宫的政治旨意办事，仍有待观察。白宫显然要求他扮演政治上‘积极活动’的新角色，更加直接地帮助促成与保障白宫外交政策的成功，而他是否适合扮演这个角色尚远未见出分晓。”

该文描述了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如何为韦伯斯特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所取得的成绩拍手叫好，这些人当中有副局长理查德·克尔（在此以前，书中曾分别称此人为情报部、行动部副主任。——译注）和行动部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中央情报局中此类官员的话被人引述发表已非同寻常“，身居此类官职的人甚至被指名道姓地引述更是前所未闻。

然而他们当真在《邮报》和其他报纸上赞扬韦伯斯特并为中央情报局辩护。这是中央情报局发动的全场紧逼，它还是对布什政府所谓韦伯斯特非“同心协力者”这一批评的巧妙的反击。对于克尔、斯托尔茨和其他人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允许中央情报局保持其独立性，或者说，布什总统及其顾问们是否继续利用该局来促成他们自己的政治安排。

尤其对斯托尔茨而言，中央情报局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是个首要问题。这也是在凯西时期迫使他引退的唯一问题，又是他从韦伯斯特那里得到的、鼓舞他重返工作岗位的唯一保证。他承认，如果对这样的独立性没有绝对的保证，中央情报局将不可避免地会重犯伊朗门事件的错误。

自相矛盾的是，对于韦伯斯特来说，若要真正起作用，他必须是布什一伙的人。面对一位只看重幕僚的忠诚而不顾任何其他事情的总统，中央情报局想要得到他的恩宠，唯一的途径是持续地表明它甘愿协作和牺牲。这一点使 1989 年 10 月的种种事件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有读华盛顿政治花絮新闻癖好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差不多包括在兰利工作的每一个人，谁个心里都一清二楚，乔治·布什对于所谓情报机构应有独立的见解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确保别人不问青红皂白地支持他的政治计划。中央情报局里不少资深官员开始猜疑，这个人，曾经当过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但在大多数人眼里，他只是把该局作为跳板并利用他在该局的地位来实现他个人的抱负，而如今当上总统的他，又要利用该局来保障他在政治上的成功了。

这并不是说，布什在中央情报局里没有支持者；他有支持者，而且为数众多。他的大多数顾问，都是行动部的老资格官员，一般都思想保守，同冷战时期美国的敌人斗了一辈子。对他们而言，布什坐上总统交椅乃是他们忠心耿耿为美国服务的最高表现。尽管他们对政客的看法历来是玩世不恭、冷嘲热讽的，但是布什却代表着他们所称赞的思想顽固、精明而讲究实际的态度。他们相信，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这短暂的时间向他提供了有关该局及其价值的知识，而这一点正是他以前的任何一位总统都不具备的。他懂得秘密行动之必要，他把保密之必要——这或许是行动部与众不同的性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提升为他的总统职位之特性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因此，对布什任总统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这就是今后 18 个月的舞台

背景——即从欧洲民主革命凯旋的 1989 年年末直到导致威廉·韦伯斯特引退

的 1991 年夏季。在这 18 个月内，行动部和情报部之间的分歧比以往 40 年内任何时候都要明显。

1991 年年中，这两个部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激化，在参议院为批准布什提出的接替韦伯斯特的入选而举行的听证会期间，突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那场论争中，中央情报局里的温和派和好战派之间长达 40 年之久的斗争归结为一个问题：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究竟能否既为总统服务又为真理服务。

1989 年 12 月 20 日凌晨一点差几分，库尔特·缪斯在他的牢房里听到外面枪炮齐呜，这象征着他马上就要重获自由了。射击是直接针对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的，还伴随着直升飞机在头顶上飞来的隆隆声。对这位有自制力的美国商人来说，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时刻，尽管他在莫德洛监狱关押了将近 9 个月，他对自己国家的信任却丝毫未减。他们肯定是会来营救他的。下面门厅里一张金属桌子旁，坐着诺列加精选出来的一名刽子手。派来救他脱险的小组能否在他被枪毙之前赶到呢？这是他眼下唯一的疑问。缪斯站着，沉思着这种困境，朝窗外望去，目光越过监狱和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之间的黑暗地带，但见司令部“被炸得一塌糊涂”。在外面门厅里，焦急的巴拿马国防军士兵们大声向他们的长官喊话请示，与此同时，美国武装直升飞机把数千发炮弹射迸国防军司令部里。仅仅几秒钟的工夫，诺列加的总部彻底被毁。这当口，缪斯才明白，美军对巴拿马的进攻——代号为“正义事业”的行动

——全面展开了。

布什入侵巴拿马，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中央情报局不愿或者不能——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搞一场全面政变，而反对派的部队装备又太差，不是那个独裁者的对手。布什再也碰不上像吉罗迪那样的机遇好去冒一次险。他投入占优势的美国部队去同诺列加政权打一仗，尽管会流血，但毕竟是速战速决。他心中有数，一次压倒性的军事胜利不仅会提高国内政治上对他的支持，而且还能使他的政府摆脱一一个棘手的问题。

然而，这些同库尔特·缪斯全无瓜葛，他正在牢房里看美军进攻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他离开了牢房的铁窗，生怕自己会碰巧被跳弹打伤。片刻后，一团眩目的火花和一声巨响，爆炸的气浪把缪斯仰面震到在地。他注意到他的牢房的门却纹丝未动；他苦恼地盯着它，深信这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听到了枪声，由远而近。突然间，有人在过道里喊他的名字。“趴下，”那个声音喊道，“我要炸门了！”缪斯趴倒在地，只听得一声爆炸，接着看见一名特种部队军官跪在他身边，把他搀扶起来。几分种后，他上了一架直升飞机，预定飞往某处，那里有一架喷气机在等候他，将把他送回美国。又过了几分钟，来了一场恶作剧，直升飞机被击中，失去控制疯狂旋转，继而坠毁。缪斯再度获救。他上了另一架直升飞机，终于安全脱险。朝北飞去。几个星期之后，他和他的家人在椭圆形办公室受到布什总统的接见。他听说布什把营救他定为一个个人目标，就像威廉·韦伯斯待所曾做过的那样。

缪斯是一位英雄，在这个同的任何意义上讲他都是英雄。他被人从一个普通公民提高成一个同中央情报局有约的待工，从一个在扶轮国际有永久股权的小企业家，提高成美国在巴拿马最重要的和公开反对的声音。白宫里的这一接见仪式诚然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和最值得回忆的事件。他被授予奖章，和总统握手，甚至被中央情报局局长当作名流看待，他成了“我们在巴拿马的人”。

但是，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特工那样，缪斯的服务很快被淡忘了。他和他的家眷定居在弗吉尼亚州的伯克并开始寻找工作。中央情报局有更好的事情要做，也顾不上关照他了。他毕竟是个让人窘迫的人物，一个活证人，表明十足的业余爱好者在给外国独裁者制造麻烦时干得比中央情报局出色。而中央情报局又有了其他的烦恼事。

中央情报局全力参与“正义事业”行动。它匆促组建一支巴拿马特种部队，与国防部的一个特别联络委员会合作共事。中央情报局承担着若干最重要的任务：草拟目标，在巴拿马境内招募新特工，复查巴拿马国防军的战斗命令中的现场变化以及向巴拿马移民询问诺列加及其助手们的习惯与日程安排。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心理战上，每日每时苦苦缠住巴拿马国防军直至美军进行干涉。他们成功了；诺列加对入侵毫无准备，也没有能力作出反应。在战斗进行期间，中央情报局又受命评判美军的武器和战术的有效性，引领巴拿马新领袖们度过他们就任的第一天。然而，中央情报局在“正义事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却被阴影所笼罩，因为人们的注意力随即投到这一年 12 月间更重大事件上去了。

正当一场危机——在巴拿马——终于结束之时，另一场危机再度在中央情报局内部爆发了。在美军入侵巴拿马前数周，一场独特的、始料所不及的革命席卷了东欧。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情报机构都感觉到了这些纪念碑式的变化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央情报局而言，旧苏维埃集团中共产主义的没落

和民主运动的兴起却标志着重新估价的开端，它又将动摇情报界的基础。1989 年和 1990 年之交的冬天发生了震撼大地的种种事变，中央情报局却没有预报。究竟该谁负责呢？先是发生了小争执。在此后的数月内，这件事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四十年来，尤其在近十年来，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一直被掩盖着的冲突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公众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