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分析家中央情报局的危机

中央情报局的最重要的战斗，不是发生在外国土地上，而是在弗吉尼亚州兰利情报局总部的长长走廊和灯光通明的办公室内进行的。进行这些战斗的男男女女完全不像小说或电影中所描写的那种美国问谍，事实上，中央情报局的最重要的间谍并不是真正的间谍，而是分析人员，接受人文科学的训练，他们对一个地区的习俗、语言和政治传统等的迷恋，更甚于对情报局职业技巧细节的专注。他们有些人在其专业内所享有的地位，足使他们能够参加美国学术界的泰斗大师的角逐。而当美国公众和舆论界充斥着窃听、闯入和非法秘密搜查勾当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时，中央情报局的更为重要和不事张扬的工作——分析情报和作出情报人员的估计——事实上反而无人注意。

像许许多多人对中央情报局的看法一样，我们对情报局的观感，也是与它的实际相扭曲的。在左的方面看来，中央情报局被理解为某种中世纪的星法院，是政府中的政府，其罪恶是如此昭彰，甚至把改革其职能的考虑也视若狼狈为奸。他们认为情报局应该彻底取消。右的方面则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一把被同黑暗势力妥协而磨去锋芒的刀剑，是一群自命不凡的来自象牙塔的知识分子怯懦地制造出的工具，不可能指望它有效地保卫自由。他们解决之道是相同的：把中央情报局取消掉。即使是一些明智之士，他们的意见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取其中，对情报局的看法也是基于社会上一般的观念，而与实际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情报人员的形象是穿一套灰色法兰绒西装——一个过着双重生活的充当秘密间谍的正常美国人——，这种形象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灵中，成为情报局本身的一个标志。美国人相信中央情报局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擅长于在遥远的异国进行秘密战争。

事实大大地被搅乱了。中央情报局在布什年代开始时远不是公众所认为的那样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有力武器，也没有它 40 年历史中任何时期所具有的那种进行成功的秘密行动的能力。事实是，情报局并没有包藏一个“秘密班子”用其他什么手段去推进外交政策，根本没有这样的班子。问题不在于勇气，而在于它的使命。穿法兰绒西装的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已经被更关心工资级别和退休年金的人所取代了。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情报局并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政府机构，它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政府官僚机构。

1989 年 1 月时的美国对中央情报局的观感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对乔治·布什的判断，他可是这个机构有史以来最享有盛名的有关人物。自由派认为遴选布什标志着美国情报工作的制度化，他被看作是会扩大威廉·凯西始创的危险计划的中央情报局鼓吹者。另一方面，保守派则担心，布什的名牌大学出身的背景，使他容易接受情报局内天真幼稚的情报专家们的观点。但是所有这些最有趣的意见都没有说到另一个政治上的个人企图：布什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经历是担任总统的良好训练，它意味着他了解了作为美国制度的一个必要部分的情报界的价值。

每个人都锗了。照中央情报局所说的，在此后 3 年中，表明中央情报局对乔治·布什的影响比对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小。布什在关键时刻一再显示他更相信个人外交，而不是秘密行动，他还故意避免听取情报局专家们的建议。

1989 年 1 月，即将来临的布什的就职典礼，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产生了自

豪和焦虑相混合的想法。一些人，自豪地认为新总统可以作为一位中央情报局长也能问鼎国家最高职位的明证。另外一些人则感到，布什人主白宫远不能说将开创情报工作的黄金时代。许多布什过去的同僚认为他是他们所认识的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在他们看来，布什蔑视常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他刻意拒绝表露与他过去最亲密同事之间最一般的交往往事。他是他们遇到过的最不显露自己内心世界的人。尽管他对中央情报局有明显的兴趣，但是他的助手们怀疑他不过是把担任 11 个月的情报局局长当作政治旅程上达到顶峰的一个插曲而已。

原来设想布什当选总统标志着情报局复兴的开始，在兰利被当作笑话来谈。他几乎同过去的一些情报局密友都保持距离。除了来自退休的情报局官员的一个布什吹捧者非官方小集团，以及在布什离开兰利后对他怀有强烈忠诚感情目前仍在他手下工作的前情报局官员外，布什与中央情报局谈不上有什么深的或有意义的联系。

一些中央情报局高级情报官员相信，布什在 1976 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他毫无建树，而且在实际上加速使情报局影响下降（特别是由于他在A 大组与 B 大组这两个班子争执中所持的态度）。他们还认为布什在任职期间，没有能够了解和掌握情报局的真正性质。在他们看来，布什进出中央情报局不过是一名匆匆过客而已。但是，使他们担心的是他会远不是那么回事地相信他在情报局的经历真的使他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情报官员。因此，当布什在 1989 年搬到他的白宫新居时，兰利的职业情报官员感到危险的，倒不是他会利用情报局去推行一项冒风险的外交首创行动，或者说把情报局的职能转到白宫，反倒是他对这两者都漠然处之——他的入主白宫将不是标志中央情报局的兴起，而是它的没落。

乔治·布什局长在 1976 年接下来的中央情报局同他在 1989 年担任总统

时遗留下的中央情报局是大不一样的，在这 13 年间，中央情报局已经从国家的独此一家的情报局转变成一长串情报官僚机构中的一家。回想一下，十分明白的是，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带来意想不到的促使情报局职责发生裂变的变化，至少就秘密行动方面来说是这样的。

至少早在 1975 年，五角大楼在监督准军事行动方面就担当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军方在为中央情报局一些重要的国际计划提供专门技术方面也被授予更大的职责。例如，在八十年代中期，由美国陆军指导下的特别训练队负责执行一些高度秘密的国外行动。

这种被中央情报局的老战士们辛酸地贬之为“情报工作军事化”的转变， 实际上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开始了，那时情报局使用军方资产发动猪湾行动。这种倾向后来在越战年代更为明显，当时武装部队建立了搜集情报特别单位，它与中央情报局官员的竞争在印度支那和华盛顿都是经常的摩擦之源。使用军事单位执行中央情报局行动的政策，或允许各种不同机构进行他们自己的秘密行动，这都是不可逆转的。许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层官员都是从地区军事专家的富饶土地上招募进来的。在凯西就任局长时，情报局的文职人员抱怨兰利“充满穿军服的家伙。”说情报局被授予对所有军事情报行动的最后批准权，似乎也满不是那么回事。我国穿军服的男男女女的权力在各处都是显而易见的。

自从布什出任情报局长以后，中央情报局在其他一些重要方面的影响实际上也缩小了。复杂的情报收集卫星的出现，为国家安全部门提供了史无前

例的获得可靠情报的手段。开初，中央情报局在使用这个新技术方面起主要作用。在 1973 年，中央情报局设立了全国照片解析中心（NPIC），它为整个情报界提供“共同关心的服务”。中央情报局的科学技术部不断增设的科室单位协调处理从上空侦察得来的情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这种类型的情报工作越来越有价值，它获得情报界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份额。

历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从威廉·科尔比到乔治·市什，再到斯坦斯菲尔德。特纳，都对这种上空间谍活动给予越来越大的重视。在八十年代，威廉，凯西继续这一传统做法，那时，中央情报局监督发射一系列高度机密的通讯卫星，被称之为“平台”。不过实际上中央情报局从这些行动中只得到间接的好处。在那时，由国家安全局（国防部的一只臂膀）和国家侦察局（由空军和中央情报局共同管理）向政府提供最大部分的情报报告。

这种技术上的革命完全转变了情报搜集和解析的方法。它也改变了中央情报局的地位。当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后，三大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

（NSA）、国家侦察局（NRO）和国防情报局（DIA）——在注意力、经费、影响力和在国家安全机构中的地位，与中央情报局展开了竞争。这个竞争使得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地位产生了急剧的改变。

一位情报局的老资格解释说：“不可能凭直觉办事。你被证据、证据、证据缠绕着，争论的是关于它的事，要根据你实际看到的加以权衡。情报工作的过去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位工作了 30 年的老资格抱怨情报工作的真本领被牺牲掉了：“在中央情报局几乎不可能干出什么事来。没有时间思考。你被穿军服的家伙们，科学家，译员和分析家们包围了。日常文书工作之多使人感到惊愕。结果秘密工作的成果受到了损害。情报工作变成了一项巨大的官僚事业。”

更精确地说，情报界实际上是由许多官僚机构组成的。

国家安全局负责截取和解析外国资讯往来，执行美国密码计划。这个不事张扬的机构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镶有巨大的现代化绿玻璃 3 座一组的建

筑物内。它的年预算估计在 100 亿至 120 亿美元之间，在全世界拥有 5 万以上雇员。由于它的灵敏的搜集情报活动能力，高质量的情报成果，它已经取代中央情报局，成为最有吸引力和最有价值的外国情报的提供者。当外国领导人的意图（这通常是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们所注意的）难以捉摸，而一场核战争的潜在可能仅在分秒之间的年代，国家安全局的报告在情报界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同样地，国家侦察局，它的工作同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性质相近，这个情报机构的小姐妹，每年经费也在 40 亿至 50 亿美元之间。侦察局拥有 1，000 多名分析家和科学家，他们负责执行情报卫星计划。

美国各军种的单独情报机构的经费总共也超过 8.5 亿美元。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各拥有独自的指挥系统负责人员情报、反情报、通讯情报和信息安全等，每一个兵种还各有其特别的情报职能、陆军负责反恐怖和威胁分析中心的运作，海军负责海上监听计划，空军有一个战略研究部门（目标是苏联空军）。

这些军方的情报部门还不包括国防情报局的费用，它负责协调武装部队各项情报活动，并管理一个单独的情报搜集单位（沿中央情报局的地理处的相同活动路线），它还就军方的专门项目进行单独的评估。国防情报局每年花费近 4.5 亿美元，雇用 6，500 名军职和文职人员。在里根年代开始时，军方情报机构所获费用总额已超过中央情报局的经费额。与此同时，在情报使

用者当中，国防情报局的情报已经开始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展开竞争了。 当凯西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成

为那个时代的受害者。这不仅是因为它重建在过去十年间遭到破坏的人员情报网才刚刚开始，还因为它为重建它在全国情报界中的威信而正在进行斗争。对于中央情报局的江河日下的局面的原因，一种普遍的错误看法是归咎于凯西的目光短浅，或是公众对在过去出现的任何丑闻中中央情报局起的作用感到愤怒。倒不如说，中央情报局的江河日下是由它本身所决定的。在空中，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局获益于技术复杂的情报收集器械，它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在地面和海上，军方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远比中央情报局所能提供的快得多。

在 1984 年凯西任职的中期，这些改变已经制度化了。巨大的权力已经让与技术知识分子专家和掌管五角大楼庞大情报计划的军官。诚然，中央情报局局长仍然指导着情报界，在执行情报政策方面仍具有巨大影响力，但是中央情报局的普通工作人员则在很大程度上限于间谍活动和分析工作。他们的工作确实也是美国情报力量的十分重要的部分，但它与中央情报局 1947 年正式设立时最初设想的业务范围和享有的权力大相径庭。

1988 年的美国情报预算表明，中央情报局的权力已经显著地受到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局设立的界限的限制。根据一项权威的估计，归于中央情报局使用的只有情报总预算的 10％。而在这 10％中，有 90％是用作行政、情报分析、通讯协作和卫星侦察活动的。这些数字表明，凯西打算减缓 15 年来增加美国高科技收集情报能力的趋势，但是，即使是他也不能阻止这种新的发展。

在威廉·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期，情报局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所得到的年度经费估计仅 10 亿美元多一点，情报局只能花 1 亿美元用于间谍计划——训练和部署情报局官员，招募外国特工人员，维持海外开支， 遍布全球的情报基地和情报站的一般维修和保持费用。正当大约 3，000 名从事秘密工作的官员仍然可能把自己看作是情报界出类拔萃的外勤间谍，但他们很快成为情报官僚机构的被遗忘的继子。

更糟的是，韦伯斯特面临秘密情报工作的迅速瓦解，在他就任局长的一年当中，有近 20％的外勤官员辞职、退休，或考虑调职。东亚处和近东处受的损害最为沉重，留在东亚处庞大的中国科的会讲中国普通话的官员只有 6 人，留在近东处会讲阿拉伯语的也是屈指可数。这一危机由于一些关键性的调动而更形严重，一些在中央情报局内受过多年训练的人员，决定到别的政府部门另谋高就，以求发展。

在情报局近东处发生的事情具有这次危机的象征意义。在七十年代初， 中央情报局花费了巨额金钱和精力招募近东事务专家；情报局派出至少 6 个招募队到美国大学校园去寻觅阿拉伯事务专家。结果说明，近东处招募的最佳土壤是来自军队，一批优秀的应征入伍的军人塞满了情报局训练班教室。1973 年和 1977 年的两次浪头中，形成了从情报局训练班毕业的年轻的阿拉伯事务专家的最重要的队伍。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这批新军官协助进行了在中东的一系列情报局关键性战役。他们还为美国的最重要的地区盟友进行了反恐怖分子训练计划。

在 1989 年 1 月，在国内外办的训练班都寿终正寝：大部分优秀的阿拉伯事务专家不是被杀就是另有高就。一名最出色的年轻军官离去后到空军当了

副部长。这是唯一的例子。其他近东处的官员到一些著名大学担任教职，或是担任一些大国际公司的顾问。近东处再也没有真正复元。

辞职、退休、调职，显示了情报局内部存在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矛盾处境。事业型行动官员地位提高，井得到事业心极强的局长们（如凯西）的表扬。可是，当他们奉召去从事损害情报局公共名声的不光彩的活动计划时，他们感到困惑难堪。中央情报局的历史显示，情报局在经历了积极行动的时期后， 就为间歇性相对沉静的时期所打断（积极奉行充满原动力政策的局长的，继任者不可避免地是保守人物，如韦伯斯特）。这时，这个相对沉静的时期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内部的压力，要求转而采取更有活力的领导。中央情报局这样政策摆动 40 年，但到八十年代未，他们开始付出沉重的代价。

韦伯斯特（还有凯西）明白中央情报局不再受到国家最高级政策制订者们普遍的信任。情报局受到的来自丑闻、高科技情报收集技术，以及五角大楼不断增加的专门特别行动班子的伤害似是无法弥补的。1989 年初，冷战临近结束，中央情报局的基本目标的解体，情报局的 40 年戏剧的最后一幕已经写好了。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将作为对付威胁国家安全的政府主要机构退役；最好的情况则是情报局将被当作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僵化遗迹保存下来。一些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预见到了这种结局的来临，并力图采取措施来延缓其到来。即便是对世界共产主义有天生恐惧症的威廉·凯西，也不得不承认中央情报局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它的使命需要再检验和改变方向。凯西认为开始这种过程的地点是在华盛顿。

韦伯斯特和凯西是截然不同的情报局长。韦氏是一位得到授权的合情理的狂热人士。凯西则是一位更理智、重程序的行动家。韦氏小心地操纵权力的手段，凯西则予以粗暴对待。韦氏是一位沉着自信的管理者，凯西则是一位激烈的战士。韦伯斯特也许是历史上最富有公开性的中央情报局长，而凯西则珍视自己的隐私和非常喜爱情报局的秘闻。

凯西很少向他人吐露自己的心事。在他作为里根总统的一名亲密顾问花费好几个小时来施展他的影响力之后：凯西常常是把他在 7 层楼的办公室的窗帘拉上，喝上一点酒。大多数情况下，他邀请一些亲近的高级顾问来参加， 包括约翰·麦克马洪、爱德·尤赫里威茨、罗伯特·盖茨，或是他在情报局中的最信任的德韦·克拉里奇。凯西用了许多晚上同这些人长谈。在 1986 年秋的一个晚上，凯西与这些人谈起他对情报局前途的看法。

凯西透露他的想法：情报局正在改变。它干的许多事干得很好，必须继续干下去——监视苏联的军事威胁，实施广泛的间谍计划，渗入外国的情报行动，向总统提供美国易受袭击所在的忠告。但是，情报局建立的初衷以及四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主要目的，已经渐渐成为历史。凯西解释说，他指的是大家毕生从事的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尽管苏联仍是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但它的帝国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拥有比世界上任何机构都多的苏联问题专家的中央情报局，必须承认它的最基本的情报工作目标正在慢慢消失。

凯西还不愿宣布取得最后胜利。苏联在中美洲的影响，证明当它想这样做的时候，仍然有能力损害美国的利益。不过，有了明确无误的征兆说明冷战的结束已经临近，这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必须重新评估其使命。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将会有来自外界对情报局的攻击。长期以来的敌人们将试图找到摧毁这个机构的共同理由。这就是中央情报局必须作好准备的原因所在。

凯西在许多方面比他所能想像到的还正确。世界在转变，美国政府亦复

如此。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府中享有的权力比过去更少，但是它的失败则更为公众所知晓。国会的监督使它受到沉重损失。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局， 配备有似乎是战无不胜的高科技发明，继续得到越来越多的情报系统预算分配额。凯西可以争辩说，最重要的情报大多数不是来自卫星或电讯截留译码器，不过他知道，政治的逻辑表明，权力来自金钱。

凯西在他下班以后的私下讨论中，详尽地对中央情报局怎样再也不能维持住它的特殊利益地位进行了评述。他指出，激发中央情报局早年热情的优越感和精英意识，被一连串的难堪的事弄得焦头烂额，权力被限制，地位被削弱。凯西严厉反对进一步侵蚀中央情报局的权力。他亟欲翻转这种倾向， 他缓慢地开始着手进行他相信会把情报局带到下个世纪的改变。他的第一项实验，就是把中央情报局的作用从搜集和传播情报，转移到它正确的位置， 充当整个情报界的一种内部思想库，这件事与德韦·克拉里奇有关。凯西描绘的中央情报局未来的蓝图，是以克拉里奇早期的成功之举为蓝本，他成功地建立了反恐怖中心（CTC）。凯西想要建立一系列其他中心，类似政府机构问的委员会，由专家和行动官员组成，集中注意力于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凯西认为，如果来源、情报和专门技能调变得当，各种各样棘手的问题会迎刃而解。（凯西特别专注于组织情报小组，目标集中在麻醉品和安全问题上。）

反恐怖中心的建立，标志着中央情报局一次革命的开始。从来还没有过中央情报局官员被要求公开与其他政府的情报机构合作，搜集和分析外国情报机构的情报。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一位参与其事者，把它说成至少是“凯西所作出的最引起争议的决定之一”。开初，凯西的决定受到基层官员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与其他地方的政府分享秘密，会损害情报局的情报来源和方法，而且会加速情报局的衰落。克拉里奇利用凯西的名字迫使中央情报局改变其官僚作风，又对沉默的官员和分析专家们甜言蜜语。克拉里奇对在情报局行动部的普通官员进行威胁，要未在新的事业中合作，要未就一起离开。他还警告，反恐怖中心一经成立，它就是执行政府反恐怖政策的权威。

坎尼斯特拉罗解释说：“反恐怖中心是一个典型，从它的成功，别的都将以它为榜样。我们把中央情报局这个衙门以一种正式的方式向其他政府开放，这确实是头一遭。”

凯西依靠反恐怖中心的成功要达到两个目的：他想要中央情报局获得对新情报和评估的途径，以便更好地解决情报工作的问题；他寻求增进中央情报局在政府内部的形象，使它比一个“选手”还要多点什么。但是凯西重建中央情报局的广泛计划具有更大的竞争性，对某些兰利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习性形成了威胁；他的计划被看作是对“四王子”的权力的直接威胁，这“四王子”是中央情报局内主要部门的首脑，他们对情报局的政策和最重要的计划有极大影响力。

1985 年发生的一系列未曾预料的恐怖活动，导致反恐怖中心从危机中成

长。这些恐怖活动是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 847 航班的一架飞机被劫持达 17 天开始的。这次恐怖事件是在八十年代最能说明美国对付恐怖活动无能为力的最突出例证之一。一位前反恐怖活动官员解释说：“在环球公司飞机被劫持的日子，里根总统一个劲地要凯西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恰恰不能执行一种我们必须天天去与恐怖主义打交道的外交政策。”

同年的 12 月，来自阿布·尼达尔组织的枪手在罗马和维也纳机场的多次

单独事件中杀害了 25 个人。对凯西的压力增加了。美国政府内部的批评者指

责中央情报局不是无能就是不愿意集中起国际情报来源与恐怖主义者的威胁作斗争。就这一点，凯西指示克拉里奇开始调整情报局在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做法的长期过程。凯西认为克拉里奇是这样的一位圈内人士，他有足够的条件按照他的意向转变情报局内各不相同的部处目光短浅的状况。

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承认，“在情报局行动部内部，我们接近于一场该死的内战。真是腥风血雨，因为第一次出现了不依照行动部既定路线去组织的一个机构，克拉里奇从行动部的每个处抽走人。他迫使各部门负责人放弃他的人员。我们光明正大地迅速取得一些重大胜利。当情报局把一切事情归拢到一起，我们发现我们对恐怖主义的了解之多真是我们过去想也不曾想到的。我们确实在于一件非常好的工作，只不过我们过去不知道它。我们没有分享到情报。”

建立反恐怖中心也激怒了情报部，这个部门认为中心的建立纯属越出常轨的行动，其唯一目的就是要绕过情报局有资格的分析人员作出的不得人心和令人不快的结论。一些分析人员力言，反恐怖中心规避专家们，这样做损害了中央情报局所宣称的提供客观和不存偏见的情报报告，他们认为反恐怖中心的作用完全是一种内部的秘密行动，是由行动部发动的歪曲情报部调查结果的一次制造内部动荡的战役。一位高级分析人员后来争辩说：“凯西和盖茨开始在中央情报局内建立联合的行动部——情报部中心，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关键问题作出分析。其结果就是制造一个行动部歪曲情报部的情报的局面。这就是反恐怖中心的实质所在。”

在威廉·韦伯斯特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期，反恐怖中心成为美国政府反恐怖政策的主要计划和行动焦点。这个中心还在其他情报部门内部为中央情报局赢得新朋友，特别是在情报局官员明白表示他们愿意让联邦调查局来控制反恐怖中心。这样一来，就部分地提高了联邦调查局作为执法机构的地位。坎尼斯特拉罗说：“我们让他们去领导，不过我们这样做，因为事实上他们将会取得领导权。这是一个十分不牢靠的安排。我们仍不把情报来源和方法告诉他们，但给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所需要的资料。我猜想你会说，我们把前门钥匙给了他们而我们自己走后门。”

当行动部官员执行情报局一项最危险和最秘密的行动时，韦伯斯特就在反恐怖中心权力最隆的这个时候继承了它。这项行动计划（由近东处负责。使用了来自反恐怖中心的官员和情报来源）始于 1988 年中，在这以前进行了

6 个多月的周密计划。行动涉及到在差不多 12 个国家中执行任务的官员。中央情报局的目标是臭名昭著的阿布·尼达尔的组织（ANO），这个组织比任何其他恐怖组织对许多劫机、爆炸和暴力行为负有更大的责任。在 1985 年 11

月尼达尔组织劫持了埃及航空公司的班机并杀害 5 名乘客；1985 年 12 月，

尼达尔组织声称对在罗马和维也纳国际机场杀害 25 名旅客负责；在 1986 年，

它又在伊斯但布尔爆炸一所犹太教堂，杀害 16 人。在尼达尔组织于 1988 年

杀害希腊游艇“帕洛斯城”号上 9 名海外度假旅客后，中央情报局决定对它采取行动。

从 1981 年以来，中央情报局已经在采取一项大规模的危险的搜集尼达尔组织情报的行动。情报局招募变节者打入该组织，并且设立了一些前线公司， 与阿布·尼达尔在欧洲和北非的代理人做生意。中央情报局建立的公司向巴勒斯但人的外围组织出售有关军用器材，如皮靴、帽子和背包。另外一些中央情报局商行卖给尼达尔组织一些电子装备。

通过运用这次战役，中央情报局还能向美国海关关员通报与尼达尔组织订有合同的美国公司的情况。中央情报局发现，一些这样的公司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前线小组，也是在使用中央情报局相同的策略企图渗入恐怖组织。情报局的官员们心花怒放，因为这些情报宝藏使他们能够发现摩萨德在美国活动的前线公司，并在使它们关门大吉这件事上感到得意洋洋。一些由以色列支持的这样的公司终止活动，主管人员受审判、判刑，被投入监狱。

中央情报局对尼达尔组织的渗透是极为广泛的，一小撮中央情报局的商号成了恐怖组织的独家供应者。

这种战略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到什么火候中央情报局才停止搜集尼达尔组织的情报并开始摧毁它呢？又在什么火候上掌握使中央情报局不跨过从一个情报机构到成为尼达尔组织恐怖行动的帮凶的界线？

“帕洛斯城”游艇事件是使情报局高级官员相信他们需要将过去 7 年内得到的情报使用起来的分水岭。这一事件的谋杀者们也对巴勒斯但解放组织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组织的最高层官员在 1988 年秋与中央情报局官员在北非见面，谋求这两个组织合作一劳永逸地结束阿布·尼达尔的恐怖活动。中央情报局同意巴解组织领导人们的意见。

紧接在“帕洛斯城”游艇事件之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开始与好几个欧洲情报机构合作，执行一项广泛的反阿布·尼达尔组织的计划。使用温和派的已勒斯但人和约旦人合作充当渗进该组织的特工人员，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成功地招募了该组织基层特工，在它的分布广泛的基层单位中散布谣言和不实消息，并且制造该组织领导干部中虚假的权力斗争消息，激起普遍的变节行动。在这种行动的头 6 个月里，有近 60 名该组织的高级别成员投向比较温和的巴勒斯坦组织。

在反阿布·尼达尔组织运动期间，有一项保守得极好的秘密，那就是中央情报局与以突尼斯为基地的巴勒斯但解放组织紧密合作，它协助提供瓦解阿布·尼达尔的欧洲和北非恐怖组织网络。中央情报局通过在贝鲁特、摩洛哥和突尼斯的中介人与巴解组织官员接触。他们与最高级别的巴解组织官员的接触是萨拉赫·卡拉夫，此人以阿布·伊亚德为人所知，他是阿拉法特首席情报助理。在合作的鼎盛时期，伊亚德向一名记者证实中央情报局与已解组织的联系对行动的成功极为重要。

据伊亚德称，巴解组织曾“从尼达尔集团勾出 20 名变节者”，这使得阿

布·尼达尔组织“在世界各地处境十分脆弱”。从该组织出来的变节者中 3 名最重要的人物是阿卜杜勒·拉赫曼·伊萨、阿提夫·阿布·巴克尔和苏卜希亚·穆拉德，她是阿布·尼达尔组织第二号人物的未亡人。他们为目睹尼达尔集团内部血腥冲突的人提供了中央情报局分裂该组织的计划得到成功的证明。这些目击者向中央情报局报告的一个特别残酷的事件，说尼达尔亲手处决了他的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局”一半的成员。其中两名被杀害的同事， 据变节者说，被尼达尔埋葬在他家的钢筋水泥墙内侧。尼达尔后来在认为阿布·伊亚德应对该组织内部问题负最重大责任后曾威胁要杀死他。

在反对尼达尔的两年行动期间，由于尼达尔组织支持的民兵在南黎巴嫩与巴解组织武装作战，巴解组织与尼达尔组织之间的牛争在好凡个地点转变成公开的战斗。1988 年晚期，在贝鲁特发生的一系列神秘的暗杀事件，也都是尼达尔组织成员冲着阿拉法特和伊亚德来的。

中央情报局从 1986 年以来即追踪尼达尔组织的行动，使用的手段就是从

声名狼藉的伦敦国际信贷和商业银行官员那里搜集情报，尼达尔组织在这家银行拥有好几个秘密帐号。中央情报局得以断定尼达尔使用沙基尔·法尔汉的化名在银行存了几百万美元的活动资金。尼达尔时常利用以伦敦为基地的一个中介者办理上述存款，并担任他的金融代理人。获自国际信贷和商业银行的文件有助于认证尼达尔组织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行动。

巴解组织还向中央情报局提供关于阿布·尼达尔在欧洲的庞大的网络的有价值的文件。这些情报包括尼达尔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银行帐号的细节，他招募的技术人员，他的武器交易，以及他是怎样通过他在德国和荷兰建立的前线公司购买武器。中央情报局利用这些文件去发现尼达尔组织在远东的行动。

中央情报局的行动结束时，有近 300 名尼达尔组织的行动人员——这个组织欧洲和中东两翼的心脏——逃离。这些巴勒斯坦人中的一部分人去了突尼斯，在那里他们接受盘问、再训练，然后。被招募为巴解组织的主要成分法塔赫的安全官员。坎尼斯特拉罗评论说：“我们让尼达尔组织四分五裂， 当我们结束这次行动时，阿布·尼达尔甚至无法收拾残局了。”

凯西的其他计划还没有像反恐怖中心计划这样有持久影响的——只有一个例外。在 1982 年初，凯西出人意料地决定扩展苏联情报收集处的业务，要函括全世界。多少年来，这个单位一直是个拥有俄国问题专家和行动官员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精英集团，他们从在苏联工作的美国公司主管那里搜集情报。凯西命令将这个处的情报资产和专门技术并入行动部的不引人注目的国家情报收集处（NCD）。这一调整将使国家情报收集处成为行动部内基本情报搜集单位。它的新任务范围，将聚集整个国际社会的情报，其重点是访问在苏联以外的外国工作的美国企业界领袖人物。

凯西还没完毕。他又让这个新扩大的、杂交组织与国内联络处（DCD）联姻，这个处有一个国内学术界的庞大网络，这些人都是各专业的国际知名学者。作为某种内部超级机构的国家情报收集处，它承担的新任务是造访那些掌握外国企业和政府最新情报的著名美国实业界人士，这个主意是要扩大行动部的职能以反映凯西所认为的变化中的世界秩序；苏联仍然重要，这是确实的，但是它只是许多情报目标中的一个，也不是关键所在。

像创造反恐怖中心一样，凯西宣布赋予国家情报收集处在行动部内部的巨大新权力，这立即在行动部官员中引起争论。苏联情报收集处处长特德·卡尔森，这位夸耀自己的浓密的亚麻色胡髭的 6 英尺大汉（他是情报局中终生以苏联集团作为工作对象的那些人中的佼佼者），对凯西的设想特别感到疑虑，他对同事们说，这位情报局长正在冲淡 40 多年渗淡经营的对苏工作。卡尔森，他曾协助把在六十年代末期与苏联谈判合同事宜的一些第一流的美国企业界人士招募到手，对把他的工作范围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有效性表示怀疑。他的处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官员有关于苏联的专门特长。

卡尔森的怀疑态度得到处里一批高级问谍活动官员的赞同。他们说，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是一个小规模的、工作目标集中在美国商人身上，而不是要一个内部的超级机构。凯西不考虑这些抱怨。他争辩说，获取情报的装备改变得这么快，中央情报局难以支持去训练新一代的地区分析官员，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描绘全世界的经济和商务发展倾向图。他还说，中央情报局不需要地区性专家，它亟需出色的行动官员、招募来的特工人员、搜集情报，还

有就是执行行动计划，比如说，在约旦执行行动计划同在苏联执行，并没有什么不同。

由凯西说了算。国家情报收集处的新任务将是对新技术进展、工业、生产力、制造业产量以及对外国企业界领袖人品的透析，都作出详细的评述。凯西强调，情报工作能够提供美国所能找到的关于外国潜在力量的最佳战略情报。

凯西关于国家情报收集处的宏伟计划，不令中央情报局的最上层人士感到吃惊。特别是考虑到他曾是纽约的一名律师，毕生与企业界结下不解之缘。凯西置身在美国企业界人士之中时，感到轻松自如，他时常迅速抓住一切机会同商业集团谈话，他有一个特别的诀窍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判断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极大重视，而同时他们也能从为他们国家干点侦察工作中得到好处。他万变不离其宗地让他的听众感到，他们听到的话是他只对自己说，别人不知道。他还不只一次用戏剧性的夸张向那些生意人讲些无害的趣闻轶事，显示他是内幕消息的知情者，他用这种手法既可解除对方防范之心，又奉承对方使他感到满意。他经常重复他喜爱的一句话，那就是中央情报局做的是“情报生意”，中央情报局也必须好好向生意人学习。他向生意探求情报，与此同时他的举止使他们感到他是一个大间谍。（他的这种戏剧化的表演常常使他受到新闻界的严厉攻击，说他泄露了秘密情报，好像他知道企业主管们不会那样不谨慎。）

尽管情报局内部反对他的国家情报收集处的创造性做法，凯西关于加强中央情报局与企业界联系的决策，并不一定就是标志中央情报局政策的一个革命性的转变——至少在起初时不是。从态度友好的美国企业家们那里收集情报，是从情报局最初日子以来的标准工作方式。并成为情报部苏联分析室评估苏联动向的一项制度的最有效手段，行动部的许多盘问变节者所得材料都由苏联分析室进行仔细研究。不过根据前行动部头子约翰·麦克马洪所称， 这个进程往往变得漫无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动官员倾向于遇事退缩不前，更不用说中央情报局插手工业间谍这事了。此外，情报局向来对来自美国企业界的情报持谨慎态度。正如麦克马洪对一位记者说的：“⋯⋯这些该死的傻瓜醉心于出国去搞特务活动。他们常干一些得不偿失的事。”

凯西了解他的新政策的一些缺点，不过他相信它是利大于弊。为维护他的决定，他常谈到老的苏联情报收集处的很多次成功的情报奇袭行动，他争辩说如果他们在各处都如法炮制，中央情报局就更能应付各种奇怪的和异常事态了。凯西的前特别助理赫伯特·迈耶解释说：“比尔·凯西嫌恶心血来潮，他要中央情报局对某些事情要尽一切可能多加注意，他把这看作是中央情报局的基本职责。美国的生意人不能单独做这些事，但他们能提供帮助。”此外，对凯西来说，新翻修过的国家情报收集处就像一个预警系统，是

中央情报局使威胁美国安全的措施暴露的一种办法，同时，这种办法还可以提高中央情报局在美国企业界中的声誉。凯西甚至对他的一位最高级助手说，通过许多“现代的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tRer，1834—1899，美国著名少年儿童读物作家。——译注），来实施把情报局置于公开的正统管理政策之下来实现计划的扩展，中央情报局还会从中间接得到好处。

不管凯西的最终意向是什么，他的初衷是使新的国家情报收集处启动， 这是勿庸置疑的。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个处是情报局内发展最快和最重要的单位之一。它的公开搜集情报的本领确属上乘，它在美国与企业界联系的网

络，扩大及于在中国、北非和中东工作的企业主管。在 1984 年时，中央情报

局的 24 个国内的单位已有了与美国企业家联系的更多的现成途径，现在更形扩大以满足凯西的需求。同时，在兰利国家情报收集处使自己与秘密工作的特工传统更为贴近，它在秘密工作部门往往只被看作是一个附属品。凯西强调利用美国企业主管作为情报来源的新观点，贯彻到中央情报局的上上下下。

情报局与国际企业界的联系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得到扩展：在 1984 年中期，150 多家美国公司为海外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提供掩护，比两年前增加了近 40％，但到 1984 年底，在关于凯西扩展国家情报收集处的争论终将平息之际，他又增加了另一种让人感到关切的折磨人的事。他提升近东处副处长、主管南亚行动的詹姆斯·凯利推行一项国家情报收集处的计划，这项计划十分危险地接近于招募美国企业界人士向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

凯西委派凯利领导这个新处，是因为凯利具备近东事务的专业知识，还因为他相信这一委任将表明这项计划在情报局内具有最优先地位。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坚决认为，“这是一项肯定无疑的间谍计划。凯西的委任使这个处变得十分具有挑衅性。凯西要不择手段地去实现它。他的想法就是招募在海外工作的企业界人士为你提供情报。这个想法就是得到情报，并把情报转为行动部的行动任务。”

换句话说，国家情报收集处不再单纯管理情报搜集工作，现在已从事间谍活动。在 1985 年初，8 名中央情报局办案官员负责训练和招募在国外的生意人作为情报来源，不久，国家情报收集处处长到开罗去招募在埃及工作的企业主管作为秘密情报来源。

1986 年 7 月，凯西在对一批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企业主管的一次讲话中，他公开提及中央情报局的一项新任务——利用美国人充当情报来源，他说：“除了我们订阅的商情报道，我们购买的出版物，我们收到的和汇集的资料汇编，以及我们在海外的人民之外，我们还要倾听企业界要告诉我们些什么。我们发现美国生意人——不论他们是制造商、银行家或是日用品商人

——都打算和愿意同我们分享他们的深入观察所得，从欧洲和日本的高科技发展，到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到苏联的谷物购买，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凯西的这番话是十分乏味的，但是它表明当他出人意料地承认情报局开

始一项将加强与美国企业的联系的新计划时他在想些什么。凯西说：“我们已改组了我们负责与企业界接触的组织，我们还奉献出我们最优秀的人才—

—人数很不少——致力于此，⋯⋯我们把这种关系看作是完成我们使命所必不可少的，我们要保证这种关系仍然是强有力的。”

1986 年晚些时候，国家情报收集处再一次扩大了它的任务。这一次，凯西指示这个处招募外国商人搜集外国工业先进科技情报。中央情报局第一个目标是埃及。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回忆道：“这一步骤十分有争议，阿拉伯行动组的人反对它。克莱尔·乔治也反对它。情报局内大部分稳健人士认为它走得大远了，超出了我们的任务范围。争论点在于，我们已经授予我们开罗站站长以权力，对我国公司与之竞争的外国公司进行间谍活动。它离开了保留的权限。”

这种对国家情报收集处任务的私下的争论，最终使得凯西原来的计划发生倒退。这个处转而采取对从海外归来的美国企业主管采取询问的传统做法。它的任务又公开化，也没有争议。但是在那允许积极招募美国和外国企

业主管充当中央情报局特务的短暂时间里，国家情报收集处对情报局的情报行动产生显著影响。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凯西死后，这个计划并没有产生结果，而是威廉·韦伯斯特从此计划中获益最大。

1988 年 6 月 24 日下午，美国海关官员截获一批运往开罗的重 432 磅的碳纤维货物。这件高科技物体是用来作远距离弹头外层和火箭发动机喷嘴的材料，也用来作为“偷偷摸摸”飞行的逃避雷达的飞机涂在外层的吸收剂。这批包裹在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装上一架 C—130 型埃及军用飞机。目的地被近东处的官员们叫做“开罗—南方”，它是中东武器主要的进出转运点。由于上述原料是发展远距离弹道导弹所必需的，因此受美国出口法的严格限制。

在截获这批碳纤维前 24 小时，加利福尼亚州圣克莱门托地区法院提出了一项刑事控告，指控两名埃及军官与一名埃及出生的火箭专家密谋将高级技术装备出口到开罗。调查终致逮捕 3 名嫌疑犯：詹姆斯·赫夫曼，达因电视公司的美国市场代表；阿布德尔卡德·赫尔米，被认为是火箭推进器方面专家的美籍埃及人；另一个是赫尔米的妻子。

正当美国海关把这件事当作他们持续进行的阻止将美国技术非法转移到国外的努力的一次重大胜利而洋洋得意时，对案件的调查，如果没有凯西加以扩大的国家情报收集处所搜集的情报，就不能圆满完成。在范围遍及 4 个大陆的行动中，国家情报收集处获悉埃及、阿根廷和伊拉克高级人士，据说还包括埃及的国防部长阿布德勒·哈利姆·阿布·加扎拉，都涉及一项国际阴谋，去购买（如果必要就去窃取）复杂的火箭部件。尽管出现更多的干扰， 得到的情报显示有一批西方公司从事秘密将禁运出口的先进的技术资源偷运到第三世界国以供军用。这些证据的细节令人目瞪口呆：利用在华盛顿、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罗、莫斯科的代理人和巴格达、埃及和伊拉克的官员，成功地收集制造一枚阿拉伯导弹所必需的材料，它在中东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都能够安装上弹头。一位近东处的官员说：“这将是一枚该死的导弹， 它将改变一切。”

根据国家情报收集处得到的情报，制造一枚阿拉伯导弹的计划实际上于1982 年晚些时候已在南美开始，是在阿根廷军队被英国人逐出法克兰群岛之战后不久。阿根廷政府为其失败感到羞辱，乃建立一个提供适当资金的导弹发展计划，其目的是制造在南大西洋打击英国海军的武器。可是阿根廷由于它的捉襟见肘的支付危机，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资金，计划陷于困境。不过， 在 1984 年 10 月，这个计划得到它所急需的支持。那是在埃及军方领袖不动声色地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签订了一项秘密的议定书，由阿根廷、埃及和伊拉克合伙进行相等于美国潘兴”式中程弹道导弹的阿拉伯导弹的设计、制造和部署。（这些导弹阿根廷人称之为秃鹰Ⅱ式，埃及人则称之巴德尔 2000 式。）这项发展导弹计划从伊拉克得到 32 亿美元的注入而得以大步启动，作为此计划的一部分，这两个中东国家同意从阿根廷购买以百万美元计火箭发动机固体燃料和火箭燃料，以偿付阿根廷为此计划提供的技术知识。同时，合伙人还将帮助阿根廷人纾解其严重经济问题。

中央情报局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首次从一名在中东工作并与一些埃及国际工业高级官员交上朋友的美国生意人那里获悉此一非法行动的。（这一案件成为对这个新改组的国家情报收集处扩大了的任务首次重要考验。）很明显，在起初，这位企业主管的情报有多大价值还模糊不清。国家情报收集处

请他再回开罗，在为时两年中搜集这个计划的更多的情报，他得到的情报显示阿拉伯国家“疯狂地”进行发展一枚中程弹道导弹的工作，而且“接近完成”。这个生意人的埃及情报来源证实最后阶段使用这一窃取来的技术的是伊拉克。

在阿根廷签订了这项秘密协定之后，埃及和伊拉克开始购买欧洲的先进技术，它将为三国提供制造一枚导弹的基础结构。在欧洲，埃及特工人员接近来自西德最大空间公司梅塞施米特一伯尔科一布洛姆的科学家们，要求他们提供对这一计划的全面指导。有利可图的协议最终使这家公司赚得 2.5 亿美元以上，大部分是由伊拉克政府支付的。另一家名叫康森的西德公司，据说同意供给两百名技术人员帮助训练伊拉克的科学家。超过 12 名的梅—伯— 布公司的高级导弹专家也受雇为此计划工作。为梅一伯一布公司工作的另一家名叫特兰斯特克尼亚的辅助公司，帮助埃及和阿根廷的技术人员重新设计他们的原始的火箭发动机。特兰斯特克尼亚公司还实行一项计划，帮助把实验室装备用船送到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附近的伊拉克秘密研究所萨德—16 去。与此同时，埃及待工人员还接近意大利巨大的菲亚特公司的一家辅助工厂 SNI-A—BPD，它成为向伊拉克输送装备和技术的渠道；另一家法国公司CFF·汤普森，它担任发展导弹的制导系统。

在 1986 年时，阿根廷一阿拉伯导弹计划是世界上发展最快也最具危险性的军事项目之一。一名近东处官员回忆，“情报局中对阿拉伯人能够干得十分成功，并对以色列入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深感担心，他们从不同国家获得不同种类的技术，然后拼在一起。他们用汤普森公司的制导系统技术。利用德国梅塞施米特公司的火箭推进和其他的技术。这将使阿拉伯拥有他们前所未有的更远的距离和更大的负载能力的物件。”

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为埃及和伊拉克制造 200 枚导弹，射程至少为 600 英里。埃及和伊拉克早些时候曾购买过苏联的飞毛腿一 B 型导弹——伊拉克甚至曾不那么认真地考虑在苏制比较原始的飞毛腿一 B 型导弹上拼拼凑凑装一种尖端的阿根廷发展制造的锥形鼻。巴德尔—2000 型将是在中东部署的第一个这样的武器。当它装上核弹头，那就将改变这个地区的脆弱的均势。

1988 年初，中央情报局获悉在开罗工作的美国商人关于埃及在三国导弹协定中的作用另外的报告之后，国家情报收集处把这密谋的最后一些片断情报拼凑在一起。最使人警惕的消息是，埃及在开罗郊区修建一所制药厂，它很容易地就能转而生产化学武器。由好几个美国企业主管提供给国家情报收集处的详细情况表明，一些科学家和化学材料正在去往开罗以北尼罗河上的阿布扎巴尔城。（据政府官员后来查明，这些化学器材原料等是由一家名叫克雷普斯的瑞士商号提供的。）这个新的地点很容易侦察出来，因为它就在好几家美国制造厂附近——包括通用动力公司属下的一家维护和修理美国 M

—1 型坦克的工厂，以及由强生公司经营的一家联合投机性公司。

根据这些报告，海关开始追踪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工作的埃及官员。在 6 月，海关断定，这伙埃及裔美国人是在企图把尖端的导弹锥形鼻技术偷运出美国。

在 1988 年 6 月的拘留事件之后，国家情报收集处的官员（以及在行动部工作的近东事务专家）承认，他们揭露出的国际大阴谋，造成了极端爆炸性局面，它威胁到卡特政府任内埃及和以色列达成的脆弱谅解，使之完全破裂。他们击破的远不仅是一件简单的非法出口管制物品阴谋，这是一个以改变中

东均势为目的的大规模行动。埃及军方卷入这项阴谋被认为是他们反对他们的政府与特拉维夫关系的发展。军方长期以来认为埃及需要得到自己的导弹能力，以抵销以色列生产的高度精确的耶利哥Ⅱ型导弹，这种导弹是一种进攻型武器，很容易地就能达到开罗。

就以色列而言，它也要秘密策划破坏埃及制造这种导弹的努力。例如， 中央情报局官员断定那件暗杀埃克哈德·施罗茨（一家资助埃及发展导弹计划的瑞士公司的总工程师）未遂的汽车炸弹事件，可能就是以色列特工人员干的。（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亲伊朗集团“伊斯兰卫队”声称是他们干的，但是情报局官员对他们一无所知。这个集团所宣称的理由——是为了惩罚帮助伊拉克的企业主管——被否定了。）

国家情报收集处加以研究过的情报证实，阿拉伯导弹计划是由埃及和伊拉克政府最高层人士指导实施的。有证据表明，穆巴拉克总统肯定知道这项阴谋。一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穆巴拉克知道在干的事，他肯定知道。我们实实在在地对他施压，要他停止干这件事。以色列也确确实实为此事而心烦意乱。我听见他们来对我们说：‘嗨，什么戴维营，到底发生了什么该死的事？我们可不希望在我们边境上有疯子。’”这位老资格的情报局官员补充说：“我们说我们将对这件事采取措施，我们已经做了。”

埃及和阿根廷官方都否认他们的国家卷入发展秃鹰Ⅱ型导弹作为进攻性武器的事件中。埃及人在一项正式的新闻声明中，把出口这些物资的企图轻描淡写为“不过是一种程序性的错误，对这种能够在美国市场上公开购买并用于非军事领域的物资，忘了申请出口许可证⋯⋯。”阿根廷则声称它发展秃鹰Ⅱ型导弹，是为了给予南美洲以它的第一枚导弹。

1988 年 6 月海关拘留事件不过是中央情报局对追踪国际导弹卡特尔发生兴趣的开始。1988 年整个夏季，国家情报收集处继续调查从一些国家转移技术到埃及和伊拉克的活动。该处发现的证据使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分析家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正打算建立一个导弹基础设施，这个设施是如此尖端， 足以使他成为中东的最有权威的领袖。例如，情报局发现西德梅塞施米特公司为伊拉克提供模拟实验室和指挥控制部件，以及先进的技术专门知识—— 简而言之，一切的一切，可以用来建立一个令人生畏的导弹发射能力。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证实，“1988 年夏天，我们关切的头号问题就是阿拉伯导弹。我们认真地追踪其发展状况。这是我们优先的收集对象之一。”

到了 1988 年底，中央情报局断定，伊拉克已有将近 50 台飞毛腿导弹机动发射架，作好对付任何威胁的部署准备，以色列是其明确的目标。

直到两年多以后，在海湾战争期间，全世界都知道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导弹计划并不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威胁。不过，在 1988 年，他的未来可能意向被当时发生的海关拘留事件丑闻引起的激情所遮掩。公众舆论当时更为关心的是在华盛顿埃及大使馆外边发生的国际阴谋，以及有牵连的高层埃及官员。尽管埃及坚决否认，阿根廷又坚持说它不过是发展卫星能力，美国政府仍私下向穆巴拉克总统致送一外交函件，要求他的国防部长辞职。穆巴拉克不同意。另一方面，伊拉克则没有对它卷进输入尖端导弹技术的指责作出公开反应，也没有就伊拉克海外最高级官员是否直接参与此项阴谋表态。不过， 一位知情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则坚持认为伊拉克是个重要的角色。他说：“埃及人不过是伊拉克的中介人，萨达姆·侯赛因支付全部费用。”

1988 年 6 月的拘留事件证明威廉·凯西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是中

央情报局孜孜不倦地从企业主管们那里取得情报——这些人长期以来在苏联处于得十分出色——可以卓有成效地应用在国防问题上。拘留事件终止了关于国家情报收集处作为秘密行动部有价值的收集情报的臂膀的一切遗留的怀疑。比这个计划扩大中央情报局收集情报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情报局的任务和加以优先考虑的，出现了信号的明显转移，这种转移由凯西开始，并由韦伯斯特继续。

中央情报局从一个从事评估美国的基本的冷战威胁者苏联的官僚机构， 转到了一种既是多种多样又是颇有争议的任务上。情报局企图成为情报活动的中心以及在不几年以前还敬谢不敏的特殊领域中的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情报、反恐怖主义和反麻醉品等领域。这一艰难的转变在情报局的许多中层雇员中持续不断的抱怨。在他们看来，作为有执法官员背景的韦伯斯特正在强加给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是凯西而不是韦伯斯待把情报局合作的大门向其他美国官僚机构开放，这似乎没有被当回事，凯西是个传奇性人物，韦伯斯特是联邦调查局的前首脑。

韦伯斯特的一些亲近同事也未能逃脱激烈的批评。1988 年 12 月理查德·斯托尔茨被委任为行动部新主任，他是苏联处的资深老干部，本人是个好人，可是不能干。不像他的前任克莱尔·乔治，斯托尔茨被看作是个四平八稳的行动部头头。他被看作是对如何使情报局能够在华盛顿生存下来更感兴趣，而不是想怎样使情报局成为政府行政当局的积极的助手。他的副手托马斯·特威腾，看来与斯托尔茨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一名领导机关的坐办公桌的人，很有限的外勤经验，造就了他成为一名只会讲些不关痛痒的套话的官僚。行动部的真正有实权的人士业务部门官员和各处负责人，感到他们深受韦伯斯特改革之害。中央情报局第三代的官员，他们曾使情报局渡过艰难的特纳岁月，后来站在他们下台的局长凯西一边，也无力扭转这个趋势， 特别是因为他们中的佼佼者（德韦·克拉里奇、乔治·凯夫、约翰·麦克马洪、乔治·劳德和爱德华·尤赫尼维奇）最近都离去。

出现的这些局面，似乎让人感到行动部的权力，它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它的声望和才能，都已从中央情报局消逝。不再有任何怀疑，行动部遭到了攻击：从国防部的高级军官集团（他们想夺走情报局对准军事部门情报的控制权），到国会——它要使中央情报局的各种建议都陷入法规律令的混乱中失去作用，到白宫，在这里的政治权术使情报局的分析工作造成极度混乱。认为中央情报局已丧失其影响的看法，更因一些未可预见的因素而加强，作为对美国安全基本威胁的苏联的衰亡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认为在中央情报局所做的与它需要的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的认识，最好地标志了在 1988 年后期使情报局感到苦恼不堪的境况。这种缺乏指导的处境来得真不是时候：这个机构处在它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孤立无援的境地。情报局似乎也回天乏术。40 年来使中央情报局具有重大价值的一件——它的保守秘密和远远避开公众的注意开展行动的能力——现在影响日益受到削弱。在乔治·布什就任总统前夕中央情报局的有讽刺意味的可悲地位是，它的行动能力被如此“分隔”，它的秘密行动已几乎瘫痪。或者正如一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所说的：“我不能够告诉你，为什么情报来源和方法是那样具有秘密性，因为如果我这样做那就是把情报来源和方法告诉你。我不能这样做。”结果，华盛顿的一般印象是，情报局为它自己而积累情报。一名国会情

报助理说：“中央情报局为与人分享情报而吓得要死，因为这意味着泄露秘

密，情报局是不愿这么做的。”即使在政府机构内部，也是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不屑一顾的。情报局最初的显示自己显赫地位的标志——为总统提供及时而精确的情报——已经声名狼藉。一位前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还记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面对中央情报局文件时那种丧气感觉。他说，“我们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回答，什么事都被打了折扣，中央情报局同它自己玩政治手腕。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惹麻烦，并说：‘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其结果对情报局人来说是可怕的：重要的政府官员们开始相信情报局专家们知道的并不比别的任何人多。

令人惊奇的是，一大批中央情报局官员，特别是身居高位的高级官员同意这些评价。为了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凯西任期临近结束时，派出了一个雇员工作组到政府机构去了解政府希望要什么样的情报工作。首先要询问的问题正是要得到中央情报局在行政机构内部未来脆弱地位的暗示，情报局知道它的任务应该是收集情报。可是不知道收集什么样的情报。征询意见证明为一次令人沮丧之举。一位退休的前高级官员反映，“我们派出人员与[使用情报]的顾客交谈，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界定人们需要什么。道理很简单，我们需要知道这是否我们正在干的工作。因此，我们要问，‘你们需要我们收集哪类的情报？’咳，中央情报局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机构并不知道他们要情报局收集什么样的情报。他们竞对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毫无想法。你给什么他们就要什么。他们就靠上了它，而且说，‘多给我一些这样的情报，你们继续这样收集吧。’有时他们并不真正需要它。可是他们甚至并不知道他们不需要它。天知道如果我们不能使用它，我们还收集情报干什么？”

凯西解决危机之道，是开始把使中央情报局与政府其他部门隔离开的墙推倒，并使内部情报单位现代化，重新规定国家情报收集处的任务和建立反恐怖中心就是两个这样的改变。尽管有其早期的成功，国家情报收集处与凯西真正所设想的比较起来还算是温和的：他心中想的是建立一个情报单位， 有朝一日能从事国际性企业间谍活动。一个支持凯西的人说，“日本人早就这样干了。‘宪兵队’（Kampetei）从来就是一个商业间谍组织。这就是日本人过去干得十分出色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说，‘好啦，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打破了“宪兵队”，因此他们现在没有一个这类谍报组织了。’不过，恰好不是这样。他们不过是重新作了配备，现在是设立在他们的公司内。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国外情报组织。”

反恐怖中心是凯西新计划的样板，他希望它将会止住中央情报局丧失权力的趋势，并在政府机构内部重振声誉。他预见多种的情报单位的一系列的合作，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使用中央情报局辛辛苦苦收集来的情报。反恐怖中心的真实目的也是政治性的：凯西亟欲推倒 40 年来中央情报局在自己周围设起的使自己处于官僚式的孤立境地的不信任壁垒。他还想要重新安排兰利的权力中心。

在布什就任总统前夕，中央情报局仍无指导原则可言。它仍不能行使它曾拥有的权力。层出不穷的辞职使它士气涣散；一个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使它不知所措；分享情报问题使它内部分裂；领导它的是一位经验不太丰富的局长，他在行动部内其他重要官员之间日显孤立。对布什来说，它一定同 1976 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他得再次继承一个在危机中的中央情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