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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站

1982 年 2 月一个刮大风的日子，一架私人客机从巴黎降落在安曼的国际机场，滑行到距现代化的主要的旅客集散站约一百码处。许多官员在等待旅客们下飞机，然后陪同他们走到等在一边的汽车旁，乘车进城去会晤约旦国王侯赛因。飞来的最重要的乘客是威廉·凯西，他携带着他自己的棕色公事皮包，穿过柏油路。没有记者在场向他大声提问；这是一次机密的访问，是新的里根政府的短短历史中曾经进行过的最机密的访问之一。

凯西降落后数十分钟内就同侯赛因国王私下会晤，然后他被领到一间布置华丽的房间，同一位高大的穿一身灰衣服的名叫巴尔赞·易卜拉欣·哈桑·提克里蒂的伊拉克军官握手。他是伊拉克总情报处（伊拉克的中央情报局）的头儿，碰巧也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们的讨论很有礼貌，虽然没有任何坦率热诚的暗示。凯西的陈述是生气勃勃的：美国关心伊拉克于1979 年开始的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凯西说，美国想同伊拉克人建立一种情报联络关系，从而可以弄清楚巴格达能够保卫自己反抗伊朗的进攻。他概略地叙述了那个计划的细节。

凯西特别关心伊拉克南方前线的军事形势，伊朗的坦克部队部署在那里，准备乘机利用伊拉克的关键性弱点。他展开中央情报局的手绘伊朗和伊拉克的部署图，并解释美国专家们认为伊朗军队将如何反击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他的陈述是符合事实的、不动感情的，但他的言辞的着力点是清楚的：美国担心伊拉克正处在一场重大的军事失败的边缘，它的防御战线拉得太长了，伊朗的步兵师可以猛力通过这些防线直抵巴士拉。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对于巴格达政权将是灾难性的。

在华盛顿，情报官员们和外交政策专家们等待着会晤结果的消息。凯西的使命是在一种不断增长的危机的气氛中最后才凑起来的。情报界只是最近才得到伊朗的可能的军事胜利的证据，又花了一段艰难的时间去说服它在中东的朋友们，使他们相信萨达姆·侯赛因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虽然如此，凯西在巴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等待侯赛因将派一位代表同他会晤的回音。谈判不是容易的。计划好的访问的中间人包括约旦国王侯赛因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他们曾经向伊拉克领袖保证，美国有他应该听取的重要信息。在初步同意会见美国代表之后，侯赛因又反悔了。他告诉侯赛因国王和法赫德国王，他就是不信任美国人。跟随而来的是一个星期的反复消除疑虑的工作。最后，访问进行了，巴尔赞被派到安曼。

对凯西来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危险的旅行，特别由于美国和伊拉克没有外交关系。自从 1967 年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以后，13 年来这两个国家彼此对话要跨过一道误解和不信任的鸿沟。在这期间，伊拉克已经成为苏联在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盟友；苏联把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和技术输送到巴格达，还派遣顾问帮助这个政权制订它反对伊朗人的战略。但是，苏联人没有美国人拥有的那些技术，而且，显然没怎么想到伊拉克正面临一场政治和军事灾难。

凯西和提克里蒂的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然后，那位伊拉克情报官飞往巴格达向他的领导人汇报会谈的结果：美国和伊拉克有了一项新的协议。他们将共同使用有关伊朗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将派遣一组专家到巴格达来帮助

战事。

会谈结束后不到两个小时，凯西通过安全的通讯联系向华盛顿报告他的使命成功了。几个月以后，又增派了两名官员包括一名高层中央情报局官员，再次来到中东。这次他们是直接抵达巴格达。美国人带来了一套新的伊拉克和伊朗军事部署图，它们是由情报界的一些军事专家细致地按比例绘制的。除了巴尔赞以外他们还会晤了萨达姆·侯赛因，此人仍然怀疑美国人想帮助他。但是，在看了中央情报局绘制的图以后，他改变了他的想法。数小时后，美国官员们回到巴格达机场，返回安曼。监视着这次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非常高兴。中央情报局和伊拉克的新的情报联络关系按计划建立起来了。

然而，在里根的白宫，几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则产生忧虑。这些评论家担心美国正帮助在中东培育一个新妖魔，这个怪物不可避免地会反过来用它获得的那些武器来对付它的主人。他们认为，美国正在玩火。这些意志坚强的分析家们之一就是霍华德·泰切尔。

在围绕着伊朗反对派事件的宣传迫使他退出政府以前，泰切尔被认为是华盛顿的第一流中东问题专家之一。在里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职以前，他在雾谷和五角大楼的一些岗位上，就以坚持己见的中东问题评论家而闻名。他的文静、理智、自信的风格使他成为里根政府中一个特别有引吸力的人物，在那里保守派靠把他们的特定观点推向极端的手段来控制政策讨论。他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在那里，他的仅仅可以听得见的陈述使全场安静下来。泰切尔是事物进程中的一个刹车，一位爱反复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信奉保守的议事日程，而这种信奉中又揉合了他的信念：比起意识形态来，政策更是政治需要的产物。一位同事说：“保守，是的，他是保守，但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不是从这三个字的正规意义来解释的那种理论家。霍华德是个独特的家伙。他全心灌注在中东问题上。”

贬低他的人则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那个矮小、秃顶、紧张、经常急躁的中东问题专家，是里根政府中一个明显的亲以色列派的领导人之一。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泰切尔深信，以色列人是我们在那个地区的唯一的朋友，我们必须尽我们的一切可能去支持他们。他倾向于把任何对以色列的威胁都看作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那就是他如何看这个世界的。”

泰切尔作为一名反对侯赛因的强硬路线的坚持支持者和作为一名美国— 以色列坚强纽带的拥护者的名声是在 1979 年显露出来的，当时他为五角大楼

写了一份关于伊拉克的 50 页的论争性的评估。用泰切尔的话说，那份仍属机密的研究“充满了事实与分析”。可是，他的最亲近的合作者们说它是一种对美国—伊拉克关系的惊人的、论争性的、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先见之明的见解。在叙述的一个关键部分，泰切尔预言“在 9 个月内”侯赛因将发动与伊朗的战争，为了使伊拉克成为最强大的中东产油国。泰切尔以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的措词摆出了他的观点。事实上，这份文件给人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它在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写字台上告终，布朗仔细地阅读过但否决了它的结论。后来，泰切尔用平淡而尖锐的措词来刻划布朗的评论的特点。他引用布朗的话说：“他们（伊拉克人）不是你所认定的那样的卑鄙家伙。” 至少在一个方面布朗是对的：泰切尔的尖锐措词毫不婉转。一位五角大楼的分析家回忆说：“霍华德说萨达姆是个疯子，必须不借任何代价去制止他。”

泰切尔回答：“我争辩说，伊拉克正在欺骗我们，隐瞒他们的真正意图。他们正卷入一场与伊朗的对抗，表面上是抑制霍梅尼政权的激迸主义。在我

看来，他们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表明他们正企图确立他们自己为中东的主要阿拉伯强国。”

泰切尔的文章充满了统计数字，它们使人联想到伊拉克正致力于一个军事扩张的危险计划，它的目的既是威胁伊朗也是恫吓以色列，最后打断美国在中东的影响的脊梁骨。泰切尔认为，在许多方面，伊拉克的兴起只能导向萨达姆·侯赛因同美国之间的对抗。他说：“在国家安全机关里，我们有不少人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知道迟早萨达姆将面对我们的。”

当泰切尔作为一名近东和南亚的专家参加里根的小组时，他发现了一批有同样想法的分析家，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治和军事事务负责人唐纳德·福蒂埃。泰切尔和福蒂埃同儿个中层的辅助官员结成了联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奥利弗·诺斯，他把伊拉克看作一个顽固守旧的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会不择手段地使美国丢脸。诺斯把以色列看作是一个反对伊拉克独裁的堡垒，对每一个愿意听的人吹捧以色列的美德。由于他多次在制定反恐怖主义活动计划中与以色列人密切合作，他对他们的钦佩加深了。诺斯对以色列的崇拜的态度与他对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阿拉伯语学者们的看法相对应，他把他们看作是他称之为“共同文化”的一部分，“它欣赏在我们和以色列人之间可以培育起来的任何对抗。”他说，形成这种态度的原因，“是由于在国务院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勉强隐藏着的亲阿拉伯倾向，我并非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我认为，另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政府中有一条根深蒂固的反对亲犹太人主义的条纹。许多中层政府官员——不仅是在国务院——都是美国高贵的大家庭的子孙，在那些家庭里，一种斯文的、谨慎的反犹偏见经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很清楚，在中东地区以色列是伊拉克的主要敌人，在世界范围内以色列是侯赛因的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里根政府就职之后不久，以色列的关于伊拉克意图的论据在国务院和白宫占了上风，但只是因为当时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坚持了以色列的立场。他说服里根允许以色列海运高技术武器到伊朗的阿巴斯港，明知道这些武器将消耗在两伊战争的战场上。1981 年 6 月，以色列用美国造 F—16 在奥希里克袭击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美国对此保持缄默，这也由黑格的影响负责。

到了 1982 年早期，伊拉克的军事地位退化了，从而在里根的白宫内部，泰切尔、福蒂埃和诺斯关于伊拉克的看法被忽视了。最后，在国家安全工作人员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官员们相信，在那个地区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来自伊朗，1979 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德黑兰的亲美政府。美国担心伊朗是有理由的，在卡特政府末期伊朗扣留 52 名美国人质达

444 天之久，并且继续给美国政府贴上“大撒旦”的标签。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官员们特别担心，自从 1980 年侯赛因入侵一直不停地打到现在的两伊战争，其结果很可能是巴格达政权的失败和在波斯湾建立一个什叶派原教旨主义的国家。最初美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整个 1981 年，伊拉克军队在一系

列的战斗中打得不错——但是到了 1982 年 2 月，形势正在变化。

那个月，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收到一系列关于两伊战争的情况简介，它们使华盛顿的外交机关的上层感到寒心。根据中央情报局军事专家的说法，伊拉克在伊朗南部的进攻停下来了，它的军事队形拉得太长而且领导不力。战争正在变成一场屠杀。凯西被告知，伊拉克的联合库尔德武装在北方反对德黑兰的企图也失败了。简单地说，伊拉克已经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在将

近一年的防御战之后，伊朗准备反攻了。萨达姆·侯赛因处于困境中。

凯西很快就行动起来，他建议美国与巴格达建立情报联络，派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到伊拉克首都会见侯赛因以便商谈此事。罗纳德·里根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伊拉克人则不同。侯赛因说他不需要会晤，他不信任美国。只是在一系列与约旦国王侯赛因、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举行的电话会议以后，他才软下来。于是，凯西和提克里蒂在安曼会晤。现在，情报官员们说，那以后的去巴格达的代表团是由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伯特·邓恩（当时任近东处负责人）率领的。

但是，中央情报局两次使命的成功对于改变军事实况的作用不大，而中央情报局分析家们所作的令人沮丧的 2 月预言却证明是灾难性地准确的。3

月中旬伊朗的一次进攻，以侯赛因军队的大败告终：伊拉克士兵死亡 1 万人，伤 15，000 人，另外 15，000 人当了俘虏。伊拉克两个装甲师被消灭；320 辆伊拉克坦克被毁；350 辆坦克被缴获。大量的侯赛因部队被推回到阿拉伯河彼岸。伊朗损失是死亡 4，000 人。这次战斗是战争中最野蛮的，但最重要的是，伊朗人打得顽强打得出色，把第一个年头他们所经受的一系列令人沮丧的失败完全颠倒过来了。

坏消息接着来：尽管中央情报局尽了最大的努力警告侯赛因他必须集中力量组成更有效的防御，伊拉克部队的编队仍然易于受到伊朗的攻击。萨达姆·侯赛因对战争的个人领导起了很坏的作用，如取消他自己的军事指挥官的决定而发出相反的命令，或命令部队投入急匆匆的未准备好的进攻。4 月，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告诉凯西，一大部分伊拉克的武装部队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主要证据是一系列部署在战略城市霍拉姆沙尔附近的伊拉克军队的卫星照片，那个城市距伊朗—伊拉克边界只有几英里。城外，35，000 伊拉克军队差不多被大约总共 7 万人的伊朗部队包围，伊朗部队还得到 200 辆坦克和密集队形的炮兵的支援。霍拉姆沙尔的陷落将使伊拉克的什叶派控制的南方诸省敞露在伊朗的全面进攻之下，这场进攻将横扫一切直至巴格达。伊朗将会很容易地挑动伊拉克什叶派多数的反侯赛因的感情，使他们转而反对逊尼派控制的政府。

中央情报局过高地估计了伊朗进攻的冲击力，但也不算太过份。在霍拉姆沙尔一役中，伊拉克损失了 12，000 到 15，000 人。它的大部分部队都匆忙地、但有组织地往北撤退，它们的防御阵线动摇了。巴格达政权进一步接近失败：伊朗军队距巴士拉 13 英里，而伊拉克的战事又使它的社会变得虚弱。百分之四十的男性居民被源源输送到通往巴士拉的唯一道路上，工业和制造业的生产都停顿了。库尔德造反者意识到伊拉克的部队铺得很长很单薄，如果他们在某处推动一下，这个政权就要垮掉，于是他们在北方向侯赛因的部队发起了突然袭击。

伊拉克南方前线接二连三的军事惨败，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美国产生了严重的反响。6 月，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企图充当中间人来谈判停战的条件，其中包括以一个代表伊拉克所有主要政治派别的委员会取代侯赛因。在此期间，在华盛顿，里根政府开始考虑它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最后步骤来挽救巴格达政权免遭失败。情报和外交政策官员认为，他们已经作出的努力——不仅是 2 月开放，还有把伊拉克从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的名单中去掉（从而允许美国尖端技术公司和伊拉克做生意）——来得太晚，不能扭转冬季和春季的大规模失败。

1982 年暮春，凯西和他的高级助手们决定扩大与侯赛因的正式联络关系，希望以此来影响他的政府采取新的激进的步骤来恢复他的几乎不可能的军事地位。为了实施这项创议，首先在 6 月初凯西就收到了一系列有关伊拉克在军事上易于受到进攻的弱点的新的评估。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再次预言巴格达政府濒于垮台，要么是直接被霍梅尼的革命卫队击败，要么是由于国内什叶派叛乱。形势比以往更糟。许多小队的伊朗士兵已经在伊拉克的防御工事上炸开了许多大洞，使得事情更糟的是，什叶派暴动的烈火燃遍了卡尔巴拉、巴士拉、希拉和纳西里亚。情报局的第一流专家们报告，通往巴格达的道路实际上是敞开的。侯赛因的军事指挥官或是故意地把政权置于危险之中，或是太无能因而不能提供一种恰当的防御。

凯西和里根再一次行动起来以扭转危机和挽救伊拉克。他们同意扩大情报联络关系，包括向侯赛因提供关于伊朗军队位置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1980 年 10 月卖给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机上得到的。中央情报局还派了一个情报官员特别小组去帮助侯赛因筹划他的军事防御，同时在巴格达总统宫附近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情报站。这一次，那位伊拉克领袖听信他的美国朋友了，他把指导战争权交给了他的职业军人，并着手解决了他的库尔德敌人的关系。

按照一些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说法，当时罗伯特·盖茨、理查德·克尔和托马斯·特威腾负责监督计划的实施，但它的日常工作则牢固地掌握在伯特·邓恩手里。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最初安排仍然在适当的地位：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人继续担保美国的善意努力，并保证给巴格达政权以新的支持。侯赛因还在其他方面得到帮助：自 1967 年起设置的贸易屏障被消除了，做工作使伊拉克从其他国家贷款的请求能够被接受。里根政府的官员们后来声称这是一次真正的“交换”：作为美国在战争中给予的帮助的交换，侯赛因向美国人提供中东恐怖分子的信息，把阿布·尼达尔赶出巴格达，提供关于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影响的信息，共同使用关于伊朗的情报报告。

为了强调美国的好意，中央情报局还介绍了一些方法，使用这些方法，伊拉克军队可以最好地反击伊朗的行动。他们的信息震惊了侯赛因：美国的情报是惊人地准确和详尽。看来，关于战场上的形势和他的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美国知道的比他知道的还多。美国关于南方什叶派叛乱的信息也十分出色。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是成功的。1982 年 6 月，侯赛因着手对他的政权进行一次彻底大检查，撤换了一些关键性的内阁成员，用经济的和政治的专家们来取代吹牛拍马者。他还更换了一些军事指挥官，并且命令他的大部分军队从伊朗作战略撤退，以支持他的巴士拉周围的防御战线。从那时开始，伊拉克将在它自己的国土上打一场防御战。侯赛因政府也停止宣布战争死伤人数——它太令人沮丧了。

1982 年夏季，在几次伊朗的进攻中，伊拉克打退了伊朗大规模的地面攻击，这些攻击如果得逞，无疑就会成为巴格达的灾难。最危险的挺进，霍梅尼的革命卫队已经到了巴士拉以北 5 英里处，就在巴士拉通往巴格达的公路上。但是，他们的每一次攻击都被部署得很好的伊拉克炮兵师阻挡住。实际上伊朗军队是被突如其来的配合得很好的伊拉克炮兵群所屠杀。三个星期他们每天损失 7，000 人。伊拉克的损失不到伊朗损失总数的十分之一。伊朗人从来没有突破过。到了 8 月初期，被攻击的死伤惨重弄得气馁和筋疲力竭，他们撤退了。他们占了一小条伊拉克的土地，10 英里长 3 英里宽。嗣后两年，

战争处于停顿状态。

罗纳德·里根再度当选总统之后不久，就扩大了美国—伊拉克的关系。总统扩展了外交关系，并在华盛顿接见了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巴格达派了它自己的大使驻华盛顿，他是伊拉克总统的密支尼扎尔·汉东。不久，汉东就成了华盛顿社交圈子里一位熟悉的人物。对于巴格达政权，他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源泉，他深知里根政府担心在两伊战争中伊朗人会打败侯赛因；在美国一伊拉克情报交换中，他是一个可信赖的中间人。在这种关系的某个阶段，汉东甚至特地宴请当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一个非官方的伊拉克暗中游说活动在华盛顿开始了。它得到了一批值得注意的追随者。

白宫还在其他方面迎合萨达姆，把伊朗列入提倡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名单，威逼美国的盟友停止运送武器往德黑兰，作为斯汤奇行动的一部分。但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在巴格达重开美国大使馆，那里是中央情报局为保证侯赛因的生存而制定的隐蔽活动计划的心脏。对于一些反对这种政策的白宫官员们，这是使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

霍华德·泰切尔恨恨地说：“这不是一种情报关系，而是一堆情报垃圾。我们给伊拉克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以防止他们被伊朗打败。我们看出了他们的防御战线上的关键性弱点，我们知道伊朗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巴格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国家在伊拉克的南部建立，这把我们吓得要死。所以我们告诉萨达姆：‘醒醒吧，你的战线上有筛眼。’那就是我们说的话。我们给他们战略上的忠告。我们救了他们。”

泰切尔证实，1982 年中央情报局秘密策划在伊拉克与伊朗的血战中向伊拉克倾斜，但他的认证甚至更进了一步。他解释说：“我们通过约旦和沙特阿拉伯送给他们信息以确立我们的真诚的善意，我们给他们高空的和电子的信息——珍贵的财富——它向萨达姆透露了我们的情报能力的性质。”

泰切尔论证说，美国为萨达姆·侯赛因所做的事，甚至它为它的最亲近的盟友也从未做过：它暴露了收集和汇报情报的来源和方法——兰利的秘中之秘。他揭露：“凯西和他的高级助手都有牵连，最初是通过一个派去给萨达姆送信息的代表，后来就通过驻巴格达情报站的联络官。”

泰切尔认为，整个美国政府都应该为扶植侯赛因而受到责备。他沉思地说：“当时国务院的官僚被阿拉伯研究专家们所控制，当我们向伊拉克开放时，他们就像粪土中的猪似的。对于叙利亚人，开放看上去像是坏消息，所以那些阿拉伯研究专家认为现在我们也有了一根对付他们的杠杆。他们想，结果（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将要改善同我们的关系。”

泰切尔、福蒂埃和诺斯为了那倾斜而责备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诺斯曾经写道：“美国对伊拉克的倾斜和对伊朗的反感，是舒尔茨和温伯格意见一致的少数几件事中的两件。”他挑选出舒尔茨并引用他说过的话来谴责他：“‘我们不愿意看见’一切伊朗的胜利⋯⋯我们曾经蓄意地工作来改善我们同伊拉克的关系。”泰切尔还说：“舒尔茨让他对恐怖主义的看法来左右我们的伊拉克政策；一旦萨达姆说他已经驱逐了阿布·尼达尔，他就没事了。”

1985 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的新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加入了泰切尔、福蒂埃和诺斯一伙，他带到他的职位上来的是和他的那三位同事一样的对以色列的支持。麦克法兰对美国向伊拉克开放也怀有深深的

疑虑，这疑虑和他对阿拉伯事务的缺乏了解结合在一起。他担心美国在那个地区选错了盟友。他的一位老朋友戴维·金奇支持他的观点，此人是以色列情报局前任副局长、以色列外交部秘书长。

泰切尔对于向伊朗开放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那是在 1985 年，当以色列人也就是戴维·金奇第一次同鲍勃（麦克法兰）打交道的时候。他向我们指出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伊朗是那个地区的关键，战略的关键。但是，这次向伊朗开放不是一个以色列的计划；这是我们的计划。每个看地图的人都能看出，伊朗是如何重要。”

麦克法兰把检查美国—伊朗关系的任务委派给福蒂埃和泰切尔，然后这两个人接触了中央情报局管近东事务的国家情报官格雷厄姆·富勒，请他起草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价”，题为《关于对伊朗的政策》。最后的评估认为，有证据证明伊朗内部存在着权力之争，敦促美国帮助伊朗的温和派掌权。

格雷厄姆·富勒的 1985 年“特别国家情报评价”在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是最奇怪的文件之一。它只根据来自德黑兰的一些直接的当地情报，也没有行动部的合作就发表了。一个月以后，接着而来的是制定正式美国政策的国家安全决策管理局，它扩展了“国家情报专题评估”的许多论点：它复苏了华盛顿 40 年的担心，怕苏联在伊朗获得影响；它甚至建议，如果那个政权能缓和它的观念的话，可以“在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基础上”增加武器贸易。更为奇怪的就是，提出这个方案并非或很少依靠任何可信的情报信息。它是信念的产物——而非事实。不仅在伊朗政府内部没有温和派，而且苏联对伊朗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国家内的苏联的政治组织——图德党已不存在；在中央情报局秘密地送了一份它的成员名单给毛拉们以后，这个党就被毛拉们随随便便地屠杀尽了。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缺点，泰切尔仍然为“国家情报专题评估”辩护并且赞美它的作者。他仔细地斟酌他的言辞，说：“富勒感到我们的政策很不对称。他是一位战略性的思想家。他知道伊朗是十分重要的。”

泰切尔没有提到的是，富勒是美国政府内部亲伊拉克情绪的公开的批评者。同时，富勒打消中央情报局和白宫对复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富勒说：“在华盛顿有一种对伊斯兰教的真正本能的恐惧，它是与美国思想完全相异的一种力量，那才真地吓着了我们。”

富勒继续提出，亲伊拉克政策制定者们也许患了某种政治上的神经官能症。他解释说：“五角大楼和别处的高级人员关心伊斯兰教，大大超过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关心。它几乎是一种鬼迷心窍似的恐惧，导致我们这边产生一种心理：你应该使用任何棍棒去打狗——去阻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前进。”富勒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同事，对他在伊朗反对派事件中的作用仍持批

评态度，私下问他是否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轻蔑地说：“格雷厄姆会相信别人告诉他的每一件事，只要那件事听上去是对的。当泰切尔向他提出关于伊朗的想法时，他爱这个想法。对他来说，它是一幅大油画。它是激动人心的。你看，那就是格雷厄姆；他总是试图提出那一种能解决所有问题、能解释每件事情的理论。”

1985 年 5 月的“国家情报专题评估”是可得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向伊朗开放是用来与中央情报局对伊拉克的计划相抗衡的，而不是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为在黎巴嫩被伊朗代理人所扣押的美国人质的获释奠定基础。它和苏联或温和派毫不相干。泰切尔解释说：“我本人和许多别的人都

很关心，这次和伊拉克的情报交换，是一面易于滑跤的斜坡。我们不断供给萨达姆战略性的信息，等于告诉他他需要做些什么来愚弄我们。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与之起抵销作用的事物。”向伊朗开放是不是对中央情报局与伊拉克的交易的一种反应？泰切尔回答：“那是你说的，我可没说。美国人必须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我所说的就是请看事实。”

泰切尔的结论从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否定的反应，他们对情报局秘密向侯赛因开放一事很熟悉。一位官员说：“那都是废话！这个人（泰切尔）对阿拉伯人有成见，而他的上司（麦克法兰）例行地残杀他们（指 1983 年在黎巴嫩轰炸德鲁兹要塞一事）。这两个人只有中等智力水平。他们不了解中东。他们观察世界的共同观点就是，以色列做的都对，伊拉克做的都错。如果在伊拉克南部我们有一帮大嚷大叫的什叶派教徒代替萨达姆·侯赛因，或者他们会更喜欢伊拉克一点儿。”

另一位情报官员说的更明确：“两个计划沿着两条不同的轨道跑。要害在于，如果我们早一点儿知道，我们一定会试图阻止伊朗计划的创立。那就是为什么它出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原因。

在此期间，中央情报局向伊拉克的秘密倾斜扩大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则继续它向伊朗作的没有结果的主动表示。1986 年 8 月，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一个安全的、高度复杂的电子通讯系统，它把华盛顿和巴格达直接联系起来。两个月来，侯赛因政权通过巴格达站直接收到有关伊朗军事部署的海底电报。这个联系系统还传送中央情报局关于伊拉克轰炸伊朗设施的评估。大部分的分析是由巴格达站内部的一个特别小组作出的，这个小组能够向伊拉克的军事指挥官们提供快速的情报，情报非常详细，令人难以置信地准确，而且是蓄意要使侯赛因占伊朗上风的。根据一篇 1986 年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报道，凯西甚至在华盛顿会见伊拉克的官员们，以便弄清楚那个联系系统运转正常，并且“鼓励更多地攻击伊朗的设施。”虽然白宫把提供给巴格达的信息描述为“纯粹防御性的”，一位政府提供消息者说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是“一种玩世不恭的企图”要在两伊战争中“制造一个僵局”。一位政府提供消息者会作出这样的评论，这件事表明那个计划在政府中造成的深刻分歧。

自从《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它的 1986 年报道以后，美国已经卷入“制造一个僵局的企图”的概念很少被怀疑。事实上，情况从来不是那样的。里根政府内部的亲伊拉克派，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亲阿拉伯官员们，对波斯湾的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并不感兴趣——他们致力于伊拉克的胜利，并且正在做着他们能够做的一切来保证这个胜利。与美国一伊拉克情报交易比较起来，“武器换人质”方案只是一个很有节制的计划。它绝对不能保证伊朗的胜利。历史提供了最后的证明。

1988 年初期，在一次由美国帮助设计和安排的计划得很好的复合军事行动中，伊拉克军队在战略性的法奥半岛以压倒之势打败了伊朗军队。美国军事专家们根据中央情报局提供的信息画出了伊拉克军队的进攻路线，而伊拉克的指挥官们为了这次猛攻已经在美国情报官员们关注的眼皮底下训练了一年。只用了 36 个小时那个半岛就被夺回了。伊拉克的胜利破坏了伊朗的士气，带来了战争的实际上的终止。

伊拉克的压倒优势的胜利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提供给巴格达的情报升级了，远远不仅是单纯地向侯赛因和他的军事指挥员提供手绘的伊朗军队部署

图。根据高级情报官员们所说，材料中包括“源于高灵敏度电子窃听和截取的情报的长篇文字报告，和伊朗目标的图像侦察。”至少有一次，伊朗部队位置的卫星照片被拿给侯赛因和他的战略计划制定者们看了，中央情报局官员们也在场。尽管这些照片没有一张真正地送给了伊拉克人，上述举动也是史无前例的。那些材料带有美国政府最高级的情报保密性。

泰切尔说：“我们的情报垃圾就是要使伊拉克获胜的，中央情报局把它拥有的最好的货色给了萨达姆。当他们挽救了他的政权时，他们给他更多。在伊朗问题上反对我们的那些人说，由于向伊拉克倾斜，美国的境况比较好些了。”

泰切尔提出，美国的情报设备是如此灵敏，以致伊拉克也许能够“反制造”它的军事防务，以保卫它自己的部队不受美国用来侦察伊朗的情报系统的监视。1988 年以后，伊拉克人着手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规划，以加固和隐蔽他们的指挥、控制、通讯系统。泰切尔所担心的事发生了：中央情报局使伊拉克掌握了美国搞情报的“来源和方法”。泰切尔说：“关键是用于通讯的安全陆上通讯线。”

泰切尔和其他人所描绘的图画，是一个由于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所扮演的角色而产生严重分歧的政府的写照，是一个先被一批外交政策同党所操纵、后又被另一批所操纵的木偶总统的写照。整个故事的轮廓只是还没有公之于众——但是，至少对泰切尔和诺斯来说，最后的判断已经有了：中央情报局和巴格达政权的关系说服了美国政策制定者，使他们相信伊拉克终于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盟友；这种关系也加强了萨达姆·侯赛因的信念，使他相信当他在阿拉伯世界积聚更多的势力时，美国将袖手旁观。现在，泰切尔暗示，在危险中的远不止是美国同伊朗或伊拉克的关系。实际上，美国的整个中东政策包括它同以色列的战略关系都将受到攻击。

有人认为，中央情报局向伊拉克开放，其后果就是 1990 年 8 月的灾难；对这些意见，前里根政府官员们则轻描淡写。例如：分管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爱德华·w·格奈姆捍卫里根一布什政策。他说：“作为一个具有全球观点的强国，我们应该同处于那些地位的国家发展尽可能密切的关系。萨达姆·侯赛因很可能需要发展同西方的更密切的关系，这是一种合理的期待。”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理查德·阿米塔奇也否定了泰切尔的论点。他对《纽约时报》说：“我们知道这不是妇女投票人联盟。”

事实是，从 1988 年直到波斯湾战争开始，伊拉克军队经受了一个大规模的计划，以便弄清楚如果发生战争它的主要通讯联系仍然保持畅通。到那时，泰切尔已不在政府任职，由于他在伊朗反对派事件中的责任，他的事业短路了。他的过去的同事们说，他是被清洗掉了的。

无论布什政府对软化萨达姆·侯赛因的激进政权抱有什么样的希望，8 月 2 日它们都彻底落空了。一旦开始认识伊拉克的所做所为，白宫似乎就致力于战争的途径，始终反对谈判解决危机的企图。中央情报局监听到一些企图通过私下的和不完全私下的使者来调解对抗的幕后活动。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高层情报官员就是这些使者中的一个，他在中东的经验被伊拉克的温和派所用，这些温和派企图调解出一个从科威特体面的撤退。8 月底，这个消息以备忘录的形式传递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手里。这笔交易提出以伊拉克的撤军交换取消制裁、进入波斯湾两个岛屿的权利、缓和巴格达的财政危机。很清楚，这项提议来自侯赛因本人。但是，因为白宫要求无条件撤军，

布什拒绝了这项提议。

几个星期以后，一种更重要更严肃得多的努力包含在侯赛因（他称他本人为“两条河的国家中的巨人”）致伊玛姆教长沙姆斯丁·法西的信中，这位教长是中东大的穆斯林神秘教派——泛神论神秘主义者的精神领袖，在该地区有巨大的影响。这封信是侯赛因企图分裂美国—沙特军事关系的一次大胆尝试，包括一项提议：以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交换沙特阿拉伯驱逐美国军队的保证。然而，沙特人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这项提议，多半是由于它的尖该的语言（侯赛因在提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称他为“说谎者胡斯尼”），也由于他们害怕伊拉克的军事势力。这封信是如此唐突和片面，以致它使沙特皇室受窘。

伊拉克—美国之间的最重要的幕后活动是由美国情报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北非及欧洲的官员掌握的。在危机中，巴勒斯坦人也许变成最重要的协商者了，即使侯赛因的入侵在巴解组织领导层引起了分歧。他门的内部争吵是关于一件事，即一位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所说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对入侵的“不成熟的”支持。阿拉法特受到一些他最亲密的同事的严厉批评，其中包括阿布·伊亚德，他仍然是情报局在巴解组织中的主要联系人之一。伊亚德对一位阿尔及利亚的记者说：“我不愿意我自己的事业同阿拉伯地区的毁灭联系在一起。我们真正被夹在两处大火之间了。”另一方面，支持阿拉法特立场的人认为，是美国“哄骗了”侯赛因使他搞起他的 8 月征服的。他们也担心血洗波斯湾，那将永远结束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祖国的愿望。在危机的高潮时，巴解组织的发言人巴萨姆·阿布·谢里夫说：“萨达姆的军队里这些人，他们杀起人来就像你吃小鸡一样。”谢里夫也许是提倡一种阿拉伯人解决僵局办法的最能说会道的发言人了；他曾几次出现在美国电视节目中，恳求美国给予时间让阿拉伯的领导者们协商一个伊拉克撤军方案，但是他的公开的努力失败了。

私下里，伊拉克人、美国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主要接触点是一位与巴格达有密切关系的欧洲商人；他的朋友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阿布·伊亚德，他希望侯赛因将无条件地离开科威特。在 1990 年 12 月和 1991 年 1 月，巴勒斯坦人和那位欧洲商人在欧洲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议记录均送交国务院官员们，伊亚德在描述那些会谈时说：“我们尽力而为，但是我们尚未发现一个共同点。”正如以往的谈判企图，侯赛因想为他的撤军要回点什么，而这种态度是白宫不能接受的。

就在看来伊拉克人在美国进攻以前不会撤军的时候，伊亚德仍然希望这种巴勒斯坦幕后活动会成功。他吐露：“让我说，贝克先生似乎很赏识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工作。你从不知道。”

然而，所有通过这个途径进行调停的企图，在 1 月中旬都最后结束了，是时阿布·伊亚德在突尼斯被阿布·尼达尔安插在他的安全卫队中的一名枪手所谋杀，阿布·尼达尔自己的恐怖主义组织是被巴解组织和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联合计划摧毁的。尼达尔终于向他的敌手复了仇，正如他说过他要复仇的。一个血腥的时代。

所有的谈判都失败了，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加强了对美国主要使命的支持

——伊拉克的军事失败。整个 1 月份，在这些政策讨论中，韦伯斯特仍是一

个局外人；他仍在企图恢复他于 8 月份曾在白宫内部得到的那种高声誉，但

那已经被他于 12 月作的关于美国制裁效果的蹩脚声明所降低了。当 1 月 15

日最后期限临近时，韦伯斯侍似乎茫然若失，不能确定他下一步的行动，并且为他在布什国家安全机构内部的地位而焦虑。他不仅被排除在几人小组之外，而且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他也被看作是愈来愈不相干的人物。

他遇到的最坏的事情发生在 8 月下旬，他的忠实盟友、领路人、秘密工作队伍的使者、行动部的负责人理查德·斯托尔茨宣布他将于年底退休。这一着已经醖酿了很长时间了，但它仍然是一个打击。这个宣布也惊动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个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把斯托尔茨看作韦伯斯特的得力助手。在美国国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中，韦伯斯特向两位委员会主席承认，斯托尔茨的计划“像一个真正的打击到来”并且“对我们（中央情报局的人）是一个真正的损失。”在行动部内部，人们接受这个宣布更镇静一些。行动官员们说，斯托尔茨看上去是明显地筋疲力竭了，由于伊拉克危机，他投入了使人劳累至极的时间，结果他的家庭生活也吃了苦头。他的一些同事回忆，他已经厌烦了中央情报局；还说，在韦伯斯特任期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告诉过韦伯斯物，两年以后他将离开了。

斯托尔茨确信，没有他韦伯斯特能够处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工作，他对他自己的助手托马斯·特威腾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工作也感到满意，特威腾有能力管理行动部的日常活动。在过去的两年里，特威腾给韦伯斯特的忠告是非常宝贵的，在情报局内部他已经就座成为他的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像斯托尔茨一样，特威腾对冒险不感兴趣，被看作一位保守的行动人员。可是，不像斯托尔茨，特威腾是一位中东问题专家，正是情报局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所需要的。斯托尔茨认为现在是新的一代在七层楼上就座的时候了，他已经准备传递接力棒。

12 月，在他的退休聚会中，斯托尔茨似乎特别被他的同事们的祝酒所感动。并不仅仅是由于他正在结束一项很有用的事业，而且还意识到由于某种原因中央情报局本身正在改变。老的守卫消失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正当青春年少之时被吸收进来的青年男女，他们曾经组成情报局的第二代的核心，如今已走到了他们事业的尽头。斯托尔茨、克拉里奇、乔治和一大批其他人已经提供了一座必须的桥梁，从曾经在情报局创立的早年领导过它的老战略情报局班底，过渡到一代新的更直言不讳的专家，他们既夸耀自己政治上的老练，又夸耀自己作为校官的经验。情况好像是情报局本身在渐渐退休。斯托尔茨是“靶子”明确的间谍战的一个象征——倒退到中央情报局集中主要精力对付苏联威胁的日子里。现在，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中央情报局新一代的官员们反映了情报局新的高级三位一体——托马斯·特威腾、理查德·克尔、“特德”·普赖斯——的态度，普赖斯已于早些时候接替格斯·哈撒韦当了反谍报的头头，而且被内定为特威腾的助手—

—行动部副主任助理。特威腾的提升证明一个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不需要先当一名大情报站站长或谍报官然后才能成为行动部的负责人。特威腾是情报局首要的幸存者，他曾顽强地超过了他的竞争者而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然而，他被提名为斯托尔茨的接班人的主要原因，也许是他对行动部理想的绝对信奉。特威腾不仅保持了不受伊朗反对派事件的污染，而且他还努力使兰利远离它的影响。

相比之下，普赖斯被看作是怀有一颗官僚主义的冷酷的心的情报局内勾心斗角者。现在，他已经向上爬到了顶层，他显然感到他不再需要对正在退休的一代官员们那么尊敬，像他在以前的许多次场合那样。在一位行动官员

的退休聚会中，普赖斯甚至都没有跨出他的办公室，尽管欢送仪式就在邻室举行。这是老一代和他们的年轻接班人之间的裂口的标志。

普赖斯的态度是这新一代的缩影。他们自命比他们的前辈“专业化”得多，他们说，前辈人把自己卷入了浪漫的异想天开——在欧洲、非洲、亚洲到处跟踪克格勃官员们，并且通常和恶毒的人物“鬼混”。这年轻的一群声称，这类举动往往以灾难告终，恰恰因为老一代人倾向于用简单的方式看世界——像一场善与恶的争斗。情报局已经为这些过去的行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结果已经失去了华盛顿官方大部分的信任。

另一方面，老一代情报局人员经常批评年轻的官员们为官僚主义的纸上谈兵者，说他们忽视了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但是，甚至他们也承认中央情报局将被迫在一个较开放的环境里工作，恰恰由于他们过去的错误。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它不受欢迎。

对于许多中央情报局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退休官员们来说，普

赖斯对那些仍在工作的他们的老同事的公开轻蔑，不仅是他缺乏礼貌的标志，也标志着情报局的紧密结合的工作方式和它是一个：精锐群体的意识正在遭到侵蚀。这些新的领导人不再是被爱国主义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所促动的、有教养的、穿宽松裤子的知识分子，而是专家政治论者和组织者，他们的行业专长就是猜疑，他们之所以能迁升高位，应归功于他们跨过他们的同事们身体的能力。正如一位老情报局官员所抱怨：“这些新人是令人遗憾地没有准备好去和九十年代的现实打交道。如果他们认为我们过去只和一个国际敌人打交道很容易，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同整整一群敌人打交道的。”

然而，至少在 1991 年敌人只有一个。

五角大楼把它的新军事主义称为常胜军战略，但是，它并没有什么“新” 的东西：内战时期，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和威廉·谢尔曼将军都曾使用过同样的战术，当时他们在里士满和亚特兰大连连打击兵员不足的南部邦联军队。他们率领的汹涌的潮水般的蓝衣士兵有时把名字用针别在制服上，预期他们的阵亡。进攻总是很典型地以密集的炮火轰击为先导，有时炮击延长到几个小时。当格兰特的军队最后向南部邦联的首都发动全线猛攻时，他们发现的是空的战壕。联合部队为波斯湾战争所作的准备中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最后的进攻之前，先有一个月之久的空中轰炸，那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了。在 24 小时之内，联合空军确实从天空把伊拉克的战争机器一扫而光。

五角大楼的军事主义向中央情报局提出了独特的要求，它的任务是评估联合部队的无休止的空袭的效果，从伊拉克军队和平民的士气到被摧毁或损坏的军车的实际数目。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移动的每件东西都要计数，然后再计数，再评估。任何移动的东西都被炸毁，如果它再移动，它就再被炸。主要目标是原子能的和化学的设备、飞机场、指挥和控制的掩体，最后是伊拉克军队本身。次要目标包括发电站、污水处理工厂、电话系统、通讯塔、桥梁、铁路线。但是，给予中央情报局的最最重要的任务是评估伊拉克的制造战争的机器——由侯赛因支配的部队运输工具和坦克——的数量和质量。

任何政府机构被轰炸所毁，中央情报局多半提供最保守的估计。到了 2 月初，情报局估计伊拉克被炸毁的军用车辆总计为百分之十四——根据五角大楼的标准，这个百分比是低的。在国防部流传着的笑话说，如果中央情报局评估炸毁状况的官员们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一辆坦克的炮塔在河的一

边，而坦克的身子在河的另一边，他们就报告说那辆坦克被损坏了——因为它还有一部分留在那里。根据一位国防情报局的情报官所说，中央情报局的“疏忽错误”是“经常的和传奇似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受到责备，如果我们进入那个地区突然遇到强硬的抵抗的话。”情报界的分析家们对这类指责也有所反应，他们说，五角大楼的策划者们经常选错目标，摧毁伊拉克的进行战争的能力、它的发电和石油工厂，而不是它的真正的军事构成。他们论证说，在侵入以前，差不多百分之七十的伊拉克的电力被毁掉了，还有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它的石油生产能力也被摧毁了，而伊拉克的前沿部队——共和国卫队的伤亡人数却比五角大楼策划者们所声称的要少得多。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高阶层的军事官员们就卷入了关于轰炸毁坏评估的争论中；他们抱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太含糊，以致它们毫无用处。一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回忆：“到处都是防止误解的说明，因为中央情报局不能确定，它的报告真是一点儿什么都没告诉我们。”有关评估的争论不同于在越南战争中发动的有关情报的斗争，那时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经常指责他们的五角大楼同行，说他们毫无根据地给人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在东南亚，结果是中央情报局对了，五角大楼错了。现在，在波斯湾，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显然记得那早年的教训并且相应办理。他们毫不动摇地争辩说，最好是可靠一些、更确定一些，免得发现情况不是那样而浪费了美国人的宝贵生命。

然而，按照任何客观的标准都不可否认，中央情报局严重地错误估计了伊拉克隐藏和发射它的活动的飞毛腿导弹的能力。就在联合部队的空中袭击开始以后，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动了第一次飞毛腿导弹袭击，五角大楼对兰利用高技术方法准确判定飞毛腿位置的无能感到非常灰心丧气，因此它派出搜索机组进入伊拉克南部和西部，自己去寻找导弹的下落。中央情报局没有能够获得导弹发射场地的电子踪迹，被认为是美国信号截取能力的一次故障。问题的一部分在于，首先情报局少算了伊拉克能够部署的导弹的数目（一位情报分析家说：“大约相差三百。”）。它还低估了伊拉克在卡车上面安装粗糙的但致命的导弹发射器的能力。军官们向新闻界发牢骚，为了搜索飞毛腿导弹把空军的人力物力从其他目标上拿走了，最显著的目标就是巴士拉南面的共和国卫队精锐部队。

在最紧急的事件中，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麾下的情报官员们就忙于进行一场关于轰炸效果评估的“长距离叫嚷比赛”（某位军官的描述）。施瓦茨科普夫本人也加入了竞赛，他批评在沙特阿拉伯的情报局情报官员们未能及时地把情报报告送给他的指挥官们。他的主要抱怨（战后在国会听证会上又重述过）就是情报局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当它终于提供了一些，那信息已经过时了。中央情报局对那爆发不满，拒绝改变它的保守政策。因此，施瓦茨科普夫自己的军事情报官员们依靠他们自己的“瞄准器”情报报告，研究轰炸照片来判断他们是否已经把特定的目标敲掉。

战争以前和以后，中央情报局都未能恰当地估计伊拉克制造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能力。关于伊拉克的这些危险计划的无数报告和评估经常是混乱的和模棱两可的——一个确凿的标志表明中央情报局不知道侯赛因的能力的最大限度，在入侵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每当兰利的官员到白宫呈递一份有关这个主题的较重要的情况简介时，他们都被迫去复查他们的 1 月份美国轰炸战

役前夕的统计数字，再复查 2 月份的。但是，最令人尴尬的事件发生在战争

结束后不久，一位伊拉克科学家叛逃到西方，他带来了关于几处隐蔽的伊拉克原子能设施的报告。他的证明清楚地证实了中央情报局曾经低估了伊拉克的原子能发展计划。

也许最坏的战争情报失误发生在 2 月 13 日凌晨儿小时内（巴格达时间），当时美国的战斗轰炸机突然袭击位于巴格达郊区的阿马里亚的一处他们认为是指挥掩体的目标。两架可以避开雷达的 F-117A 每架仍下了一颗重磅的激光引导的炸弹，炸弹穿透厚厚的混凝土墙壁在阴暗的地下房间里爆炸，炸死了数百名睡梦中的无辜男女和小孩。确定轰炸目标的情报直接来自中央情报局对伊拉克流亡者和一些外国工程师的访问，那些工程师说他们曾被伊拉克政府雇用去改建那座掩蔽所以充作军用。这场灾难引起全世界的强烈抗议，而布什政府对此的反应是说侯赛因很可能利用平民百姓去“促进他的战争目的”。白宫和五角大楼都为这次轰炸辩护，坚持说，毫无疑问那个掩蔽所是被用作一个军事指挥中心的。

但是，在海湾战争中曾担任五角大楼顾问的前国防情报局局长佩罗特斯中将后来对英国广播电视记者汤姆·曼戈尔德披露，那次轰炸是一次基于美国过时信息的很糟的错误判断。他不安地、激动地进一步证实：“那是旧的情报。我们本来是绝对不该轰炸它的。”佩罗特斯瞧不起中央情报局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他说：“哦，见鬼！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过一次好战争。威廉·韦伯斯特在那里是绝对地毫无办法。”

正好在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发动“沙漠风暴”行动前 24 个小时，布什白宫内一位无名的官员向韦伯斯特和中央情报局发动了一场连珠炮似的攻讦。这次批评比以往任何攻击都更尖刻，并且具有真实性的刺；就好像是韦伯斯特正在被公开训斥。源于这位匿名的信息提供者的报道，发表在 2 月 22 日的《费城问询报》上。文章比以往两年一直折磨着韦伯斯特的指责——说他无能，不胜任——走得更远。那位官员提到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关于海湾危机的情况汇报会上的表现时说：“他可怜又软弱。他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想法。他不知道拿情报局怎么办。”文章还引用了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的话。斯佩克特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位资历较长的成员，他抱怨说： “情报界实际上是无舵的。”《费城问询报》报道，韦伯斯特是为他的蹩脚的表现而“受到攻击”，他是被故意地排除在白宫关于战争的会议之处的。

这些批评使人感觉到一场迫使韦伯斯特辞职的配合得很好的运动。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总统的密友认为，反面的评论都是罗伯特·盖茨发表的。可是。与 10 月攻击的形势不同，这次白宫没有一个人出来发表声明支持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的电话仍然不响。这一次中央情报局官员们没有明确地排除苏努努或盖茨就是批评的作者的可能性，虽然私下里他们确信盖茨应对

《费城问询报》的攻击负责。官方的反应是简洁的。中央情报局的发言人马克·曼斯菲尔德说：“总统表达过对韦伯斯特法官的充分信任。”他强调韦伯斯特是“全面负责”的，在波斯湾危机期间他曾经“每天向总统作情况汇报”，他坚决否认在危机期间中央情报局没有作出成绩。也许是意识到这次他的上司是真正遇到了麻烦，曼斯菲尔德又补充了他自己的坚定的看法：“韦伯斯特法官是最近 25 年来伟大的公仆之一。”非正式地，韦伯斯特的支持者们很活跃，他们把《费城问询报》的报道描述为“卑怯的胡言乱语”，是“令人惊讶地无知和充满了轻蔑的引语。那个匿名的‘软弱又可怜’的引语纯粹是瞎扯。”

对于某些人来说，肆无忌惮的反应是一个信号：韦伯斯特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承认：“不祥之兆已经出现。”他私下推测李洁明已经被布什选定为韦伯斯特的继任者。

韦伯斯特特别被那报道所扰，直到 2 月底他都在努力聚集起一道防御工事。可是，很不幸，他发现他不能指望从那些过去曾保护过他的人那里得到支持了。甚至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博伦也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表现的令人吃惊的态度大转变的文章。博伦是韦伯斯特的最大的国会后援者之一，他是一个可以因后者被批准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而出名的人。最近，博伦曾经给韦伯斯特“最高的分数，为了他为人正直，品格端庄，熟知法律⋯⋯ 也许是情报局曾经有过的获得最高分数的人。”但是现在，1991 年 2 月。博伦暗示，在波斯湾危机中，韦伯斯特的局务管理是不能接受的。他说：“我根本不认为我们有好的战略情报。”

博伦仔细地选择字眼儿补充说，他的委员会“并不想去管理中央情报局，但是，很清楚，在今后的半年至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将不得不查看情报局。” 这位参议员还向助手吐露，韦伯斯特的处理中央情报局局长工作的方式方法，在为什么情报界需要改组的问题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例。

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新领导人众议员戴夫。麦科迪参加了博伦的这番努力，他保证他将成为一位敢作敢为的主席。他说：“作为一个失察的委员会，我打算重新建立我们的信用。我们不会成为怕见场面的人。”然后，他发表了一份致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个人警告。他宣布：“我打算面对韦伯斯特法官。”麦科迪代表了众议院委员会成员中一种新的态度，他们确信，在波斯湾危机中，作为国家首要的情报组织，中央情报局把它的任务搞得一团糟。麦科迪认为，情报界的彻头彻尾的改组是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他争辩说：“光把门上的姓名换一换或光把组织图表上名誉不好的人换一换，那是不够的。还有很多增加的地区需要注意。会说阿拉伯语的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数目是无底的。往后 10 年所需地区专家的数目是同样无底的。那是不光彩的。”

几位参议员都有类似的方案。在美国士兵解放科威特以前的一个月，纽约的参议员莫伊尼汉提出“废除某些冷战法规的议案。”他提倡实际上解散中央情报局，把它的主要职能移交给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他的议案实际上是为更严肃的改组建议打掩护的，但是，它表达了一种逐渐形成的舆论，那就是，冷战结束了，在美国情报的优先次序方面应该有个较大的转变。显然，参议院也没有忘记伊朗反对派事件，尽管韦伯斯特坚持不懈地努力把污点从情报局身上擦掉。莫伊尼汉在参议院陈述：“这个议案将重新坚持一个也是在冷战的迷雾中失去的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在国家安全事例中执行单位不得采取法律权力以外的手段来逃避法律。”

对韦伯斯特来说，那一定似乎是房顶正在坍塌。不仅他突然被剥夺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相当大的权力，而且他不得不依靠一群助手的忠告，这些助手都是情报专业工作者，对国会的那一套很不熟悉。不像已离去的理查德·斯托尔茨、比尔·贝克、吉姆·格林利夫，新班子对他不够了解，当他受到攻击对也没有在他身旁工作。韦伯斯特得到特威腾、克尔、普赖斯和德特兰尼的欢心，但是，事情很清楚，他们不会为他做出像斯托尔茨在吉罗迪政变的黑暗日子里曾经做过的事。在 2 月剩下的日子和 3 月，中央情报局的谣言厂流传着一些有趣的可能性：韦伯斯特将突然宣布退休并很快离开中央情报

局；他将设法抢救他的位置；他将通过新闻界向他的贬低者反击。可是，对那些最了解他的人来说，毫无疑问韦伯斯特将继续是布什的忠实士兵直到最后。他将体面地谦和地退休，赞美布什和布什将选出的继任者，安安静静地回到一个律师的私人生活中去。他将享受网球运动，收集有作者亲笔签名的书籍，到华盛顿的社交场合转转。像克拉里奇、凯夫、乔治和一大群其他的他的前任一样，他实际上在这个岗位上呆的时间比任何人曾经预言过的都更长久。

美国在波斯湾的胜利，是一次军事计划、小股部队训练和纯粹武力的令人惊讶的炫耀。从战斗开始的时刻起，关于谁将得胜的问题从来没有任何怀疑。1 月初，一位很自信的国防情报局官员说：

“甚至都不会有近战，你看吧。”

1991 年 2 月 23 日晚，沙特部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科威特南部攻击了伊拉克的主要战线。它是一次佯攻，目的是把伊拉克步兵部队钉在适当的位置。再往西，一整军团美国兵蛙跳般地向北前进，深入到伊拉克南部，然后迅速转向东，包围了科威特，切断了数千名伊拉克士兵与大部队的联系。这个大胆的策略超过了它的预期效果：伊拉克士兵整师整师地投降了。90 个小时的战斗，战争实际上结束了，泛阿拉伯部队开始进入科威特城的南部郊区。再往北，尚未受损的共和国卫队的残余部队缓慢地朝什叶派控制的城市萨夫万、纳西里亚和巴士拉退去。在最后的一阵发作中，美国飞机屠杀了沿着科威特城北面一条单独的公路撤退的伊拉克士兵。

布什总统最后决定停止战斗。他告诉他的高级助手们他要“结束杀戮”，但他是想到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罗伯特·盖茨给他的忠告，他们两人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一旦科威特解放了，任务就完成了。他们建议美国军队应该呆在伊拉克，直到弄清楚全部美军俘虏的数目和伊拉克战地指挥官签署了正式停战书时为止。但是，不能呆得更长久。特别是盖茨，他提出了希望：萨达姆·侯赛因是如此被削弱了，以致他将被他自己的官员们推翻。很清楚，动摇巴格达政权的努力没有成功：侯赛因的政权有些摇摆，但是，还没有人发动最后的一击。

在战争的最后几小时，盖茨向布什表达了他的忧虑。他担心侯赛因将被一个甚至更激进的反美领袖所取代，他担心一位来自那个独裁者内部圈子里的什叶派教徒能够接管伊拉克政府。盖茨似乎是暗示：如果侯赛因幸存下来，可能还好一些。但是，当布什问他是否认为伊拉克将爆发一场什叶派暴动时，盖茨说他不认为会发生。

盖茨错了。伊拉克投降以后，伊朗支持的什叶派造反者占领了纳西里亚和巴士拉。战斗是血淋淋的和残忍的，在有些事例中超过了 2 月下旬的灾难性的美国入侵。50 多万伊拉克公民成了难民，将近 10 万人被杀。纳西里亚的战斗特别剧烈，由于精锐的共和国卫队近距离平射的炮弹穿入了掩蔽什叶派兵士的房屋和商店。双方都有数不清的死刑。布什政府决定不干预。一位政府官员解释道：“我们指望，当骚乱恶化时，军方或巴什党领袖们夺去他

（侯赛因）的权力。”

当蔓延开来的造反在伊拉克的广大库尔德人中点燃一场叛乱的时候，在白宫引起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干预的辩论。最初，主张进行干涉的人—

—包括五角大楼的官员甚至布什本人在内的一伙人——占了上风。3 月 13 日，布什宣布美国飞机将击落任何被用来镇压叛乱的直升飞机。一个星期以

后，两架伊拉克喷气式战斗机被从天空赶出去了。但是 3 月 26 日布什决定让叛乱自然地发展，不要美国的帮助。

白宫关于叛乱的讨论的确切细节尚不为人知，但偶然得到的有关证据表明政府有意地决定让侯赛因在南方屠杀他的敌人。对什叶派叛乱的杀气腾腾的反应是仔细安排的；白宫允许侯赛因在伊拉克南部自行其是，在他使用化学武器和飞机方面划了一条线。在美国，无论什么样的反对这项政策的抗议，都被庆祝美国的势不可挡的胜利的欢呼声压下去了。也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不同意华盛顿的决定。在沙特阿拉伯的北部边境出现一个什叶派国家简直是太可怕了。甚至并未受到叛乱的直接威胁的埃及也表达了时伊拉克的“领土完整”的关切，“领土完整”是一种代用语，意思是说，决不允许伊朗利用伊拉克南部的灾难。3 月 28 日，萨达姆·侯赛因用他的完整的共和国卫队发动了一次大反攻。一个星期之内，南方的叛乱被压垮了，后来，当侯赛因把他的军队向北移动时，库尔德人也遭受到无休止的折磨。

月初，当战斗开始时，受过特别训练的中央情报局准军事小组 11
人降落在伊拉克北部。仍然存在一线希望：库尔德人可能获得一个较大的胜利，建立一个半独立的库尔德国家。他们甚至可能在侯赛因的内部圈子里点燃一场叛乱。为了更换领导，这是最后的机会。4 月初，中央情报局小组已经成功地同库尔德造反领袖们接触过。可是，短时间以后，小组的头号政治官员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这个结论后来证明是太准确了——库尔德人的叛乱将失败。

它是一个何等壮观的胜利：美国军队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士兵，其中一部分是在科威特南部被活埋在他们的战壕里的。生命的丧失比得上空袭战役在伊拉克的基础结构上所获得的吓人的重大代价；联合国秘书长说那个国家已被降到了“一个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另一份报告警告：在伊拉克有17 万 5 岁以下的儿童将要死亡，除非立即采取步骤去修复那个国家的洁水设备。此时，在华盛顿，这些恼人的数字并未使人们对乔治·布什的胜利的普遍赞扬变得暗淡。这个国家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了其他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