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丝绸之路走向衰落

宋、金、辽、西夏之后，当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孙们孜孜不倦的开疆辟土时，西北丝绸之路，包括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已经成为元朝内部的交通路线。

蒙古铁骑所至，既给封建经济带来了血与火的灾难，却也摧毁了横亘于东西方传统贸易之路上的种种障碍，为元代时期丝绸之路的贸易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

蒙古帝国自窝阔台大汗起开始实施“站赤”即驿传制度，主要基于政治军事需要，更是为加强中央对边远地区的控制。

驿站分陆站、水站两种，以陆站为主。初建时全国驿站约1400余处，至元世祖时代，已超过万数。国家签发专为驿站服务的站户也达30万户以上。驿站体系规模之大，在世界交通史上是罕见的。

驿路不仅一度横贯欧亚，而且旁及中、西亚的察合台、伊利汗国，形成了空前庞大严密的欧亚交通网络体系。

驿站制度的实施，对于东西方之间、中原北方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的畅通和扩大，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首先，驿路的开设，使较长时期因民族、王朝之间连绵不绝的冲突、战争而造成的中西传统商道及中原北方民族贸易之路，得以再度畅通，人为的关卡垒栅不复存在。

这不但有利于元代帝国的军政令文通达四方，也使往来的中外使臣、商旅畅行无阻。

其次，尽管驿站划属元代政府政治军事体系，过往人员必须凭给驿玺书或差使牌符方能乘驿行进，但过往人员中就有不少来我国进行朝贡贸易的外国贡使或冒称“使臣”的外商。他们的外贸活动就在使臣的名义下，得至驿传优惠条件的保护。

摩洛哥人依宾拔都他来华后曾说：“在中国行路，最为稳妥便利”。他还详细记载了驿站对客人及其财物安全的管理办法。

意大利神甫马黎诺里也谈到钦察汗国对到中原去的商人、使者乘驿优待的类似情形。

另外，由于元帝国十分重视官营商业，曾给许多色目富商臣贾以特权，发给他们乘驿行走的金银牌符，使他们在元帝国势力竹达之处皆可通行，而且可供应驿马。桓州站道就曾专为这些官商搬运段匹、杂造、皮货等物。

驿站制度的实施，客观上形成了元代时期以驿路为基本走向的欧亚商路网络。此期的丝绸之路大致以察合台汗国首府阿力麻里为枢纽，东西段均各分为两大干线。

东段：一条由蒙古帝国都城哈喇和林西行越杭爱山、阿尔泰山抵乌伦古河上游，然后沿该河行至布伦托海，再转西南到阿力麻里。

1295年常德奉旨乘驿抵巴格达见旭烈兀，东段即走此路。

另一条由元大都西行，由宁夏过黄河入河西走廊；然后或由天山北道抵阿力麻里，或由天山南道入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两河地区。

马可·波罗由陆路来华，即走此路。

西段：一条由阿力麻里经塔拉思取道咸海、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抵伏尔加河下游的撒莱；再由此或西去东欧，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过黑海至君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到小亚细亚。

14世纪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人孟德科维诺曾说，这是欧亚间最短、最安全的路。

另一条由阿力麻里入中亚两河地区、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即今阿富汗西北、伊朗东北，再至小亚细亚。

这相互交叉的两大干线之间，还有不少支线和间道，正反映了以驿路为基本走向的欧亚贸易之路网络型结构的特点。

元代时期官营手工业的发展，首先与蒙古对外扩张后的民族迁徙、掳掠工匠直接有关。蒙古贵族在立国之初就很重视发展手工业特别是武器制作业。由于本身经济技术水平较低，在对外战争中就特别注意掠占外族工匠。

元帝国建立后，仍沿袭了这一传统，只是官营手工业大部分转为日用消费品、工艺品的生产。元朝朝廷在全国建立了大批官营手工局院进行集中生产。

元大都及其附近地区设立了专为宫廷织造缎匹织染杂造人匠都总管府，下设绫锦局、纹锦局、弘州“纳失失”局、荨麻林纳失失局等，还有专为诸王百官织造缎匹的大都人匠总管府。

甘州与宁夏路一带，盛产白骆驼，以白驼绒与羊绒合纺之绒布，颇受国内外商人青睐。1281年，元政府即在河西设“织毛段匹提举司”，组织工匠生产这类产品。

元朝统治者如此重视并大力发展官营手工业，一方面固然出于皇室贵族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官营内外贸易的需求，并以各种奢侈品、特产品“赏赐”前来朝贡的诸汗国使臣。

蒙古贵族重金银器皿而轻陶瓷器皿，当时景德镇瓷局大规模瓷器生产，主要为满足内外贸易需要。官营纺织局院的各类精美产品，也大量流入欧亚各地，在俄罗斯萨拉托夫附近乌维克村就曾发现过元代中式丝制对襟衫。

尽管元代官营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消极作用甚多，但从另一角度看，官营手工业可凭借国家统治强权集中全国技艺最精的工匠并具备最优良的生产条件，从而使其产品的质量和品级一般都可能在社会同类产品中居于最高水平。

这样，既可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阶级的消费需要，又可使中国商品在域外通商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特别是在中世纪后期，西方已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我国某些特产品如丝绸、瓷器等的生产制作技术的情况下，元代官营手工业对于丝路贸易这种一定程度上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意义和作用，更是不能忽视的。

蒙古西征之后，在蒙古草原以西广大地域形成了四大汗国。虽然至元朝诸汗国事实上已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权，但名义上仍奉元帝为大汗。既有这样一种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它们与元中央帝国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往来就是相当密切的。

元帝国与诸汗国之间的经济交流，除了商队贸易外，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通过进贡与赏赐方式来进行的朝贡贸易。

诸汗国向元帝国所献的贡品一般均为奢侈品和特产品，如西域的大珠、珍宝、玉器、水晶、驼马、文豹、狮虎、药物及特产的佩刀等。元帝国的回赐则有钞币、缎帛、绣彩、金银和东北特产猎鹰等。

在来华朝贡时，各汗国往往授命使者携带重金，以便来华后广购元朝各种特产，而使者本人也乘机贩运货物。因此，每一批使团实际上包含着一支庞大的商队。

西域诸汗国与元王朝的进贡和赏赐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官方的易货贸易方式。所谓“贡献”和“赏赐”，不过反映了双方商品的交换。

在蒙古西征之前，中亚腹地范围内的国际商队贸易就有一定规模，成吉思汗为了征服亚欧大陆，除了以武力掠夺邻近外族财富、还大力借助回回商队的长途贩运来筹措军饷。他曾多次派遣一些商队前往中亚各国进行贸易。

3次西征及南征后，元代帝国版图大大扩展。加之驿路的设立、欧亚交通网络的恢复，使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起来。

元代时期中外关系史的一些名著，如《马可·波罗游记》、《通商指南》、《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卢布鲁克东行记》、《大可汗国记》、《马黎诺里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都大量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队贸易的情况。

根据这些史料记载，当时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计有欧洲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捷克、俄国、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以及早期北欧汉撒同盟等地商人，有由西域蒙古诸汗国及其后裔统治的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我国色目商人等。

欧洲和中、西亚商人一般都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材、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商品来我国或在沿途出售，他们所购买的主要是我国的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

由于从欧洲到我国路程十分遥远、沿途地理气候条件也非常复杂险恶，盗劫之虞又难免不会发生，“然若结队至60人同行，即当最危之际，也与居家无异”。

所以商人的长途贩运，一般都必须级成数十人以上的商队结伴而行，而且需随地雇佣翻译、随带必要的食品、什物、料草等。

元代来我国的外国商人、商队为数之众，在外国史料中多有印证。《马可·波罗游记》中几处写道：元大都外城常有“无数商人”、“大量商人”来往止息，“建有许多旅馆和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旅客按不同的人种，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既为不同人种，无疑为外国客商。

《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

元代大帝国强烈地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客观上通过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东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

我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中在元代之前已开始传入西域，但真正为欧洲人所了解、应用，恰恰都在这一时期。而其传播媒介和渠道，往往就是域外通商。

13世纪伊利汗国为仿制元朝纸钞，首次在伊朗采用雕版印刷术，从此就开始传入欧洲。我国的茶叶，最早通过西夏和高昌回鹘带入西域；13世纪后才通过色目商人经商传入西亚和俄罗斯。

同样，后来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影响重大的棉花栽培、棉纺技术正是在元代中外贸易的高潮中普及于我国南北方的。

元代时期丝路贸易恢复了宋朝以来基本中断的东西方国际陆路贸易，也恢复了东西方通过陆路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中西陆路通商再度举起，并且俨然一派兴旺景象。

可见元代时期丝路贸易完全继承了汉唐以来东西方经济交流的历史传统，延续了这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影响十分深远重大的经济活动。

同时，元代丝路贸易又为明代前期中西陆路通商奠定了基础。

据明代有关史料记载，欧洲、西亚的商队仍沿着元代丝路故道来华交易一些传统的商品。如波斯商人咍智摩哈美德就率商队来到河西走廊购买《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载的肃州大黄，他们“运大黄甚多，来威尼斯市出售”。

此外，原四大汗国的后裔帖木儿帝国等中、西亚王朝，也仍继承原蒙古诸汗国的传统，在较长时期保持着与明王朝的朝贡贸易关系；而当上述王朝受外族入侵瓦解后，这种朝贡关系则不复存在了。

这些事例充分显示了元代丝路贸易对明代的深远影响。

因此，元代丝路贸易在我国丝绸之路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地位：上承唐代丝路贸易高度繁荣后的下降及暂时中断，下启古代东西方陆路国际贸易的尾声明代前期中西陆路通商。

虽然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建立严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各地并没有统一的行政体系。不过沿着丝路前进的人们，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为使命的人们，而不再是以商人为主导的丝绸之路了。诸如马可·波罗和长春真人的游记就体现了这一点。这从侧面反映了西北丝路的衰落。

此外，包括我国在内亚欧大陆进入了逐渐寒冷的阶段。当丝路的历史步入14世纪，即被称为“明清小冰期”的开端后，西域地区脊背上已不再适合当时的人类居住。西北丝绸之路的东端几乎已经荒废。而西域各古国大多已不复存在，逐渐成为流沙之中见证丝路辉煌的遗迹了。

[旁注]

玺　是我国印章最早的名称。秦以前，无论官，私印都称“玺”。自秦代以后专指帝王的印。皇帝印章独称“玺”，其材料用玉，臣民只称“印”，而且不能用玉。汉代基本沿袭秦制，但制度已略放宽，也有诸侯王、王太后称为“玺”的。

色目　指色目人。是元朝时我国西部民族的统称，也是元朝人民的4种位阶之一，一切非蒙古、汉人、南人的都算是色目人。传统的说法认为，在元代的社会阶层之中，色目人的地位在蒙古人之下，汉人和南人之上。元朝重用色目人，入居中原的色目人，多高官厚禄，钜贾大贾。

回回　泛指回族，或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和国家，也指伊斯兰教。在元朝，回回基本泛指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徒，其遵循的宗教教法律被称为回回法。但是回回所指也包括其他西域人，有些甚至不是穆斯林。

汗八里　元代蒙古人称北京为汗八里，为元代都城大都的别称，“八里”是突厥语，可能要对君王避讳，所以“汗八里”不称“忽必烈八里”，意为“大汗之居处”。也有一种说法，该词源自突厥语中的“皇城”的音译。

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孛儿只斤·铁木真，蒙古帝国奠基者。最大功绩就是统一蒙古草原，为蒙古民族的生存与进一步发展至出了卓越的贡献。1206年春天建国称帝，此后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中亚、东欧的黑海海滨。元朝建立后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

马可·波罗　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我国游历了17年，后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我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长春真人　即邱处机，原名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是道教的一支派全真道掌教人，丘处机掌教时间长达24年，期间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使全真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赠封他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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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沿线的环境变迁和古文明消失，固然与降水量减少、冰川融水萎缩、河流断流、气候变干、水系改道等自然因素的变化有关。

但土地的过度开垦、水资源和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天然植被的破坏，以及盛唐以后民族纷争不断、战火摧残农业、灌溉兴废不常等人为因素，是这里古文明消失的主导原因。

丝绸之路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作用。这条丝绸之路，一直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至今在我国的对外经济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